谁能告诉我朱元璋为什么被吹的这么高? 第3页

正是因此，明清以来，被压迫的佃农取得了一次次的斗争胜利，使得直到民国时期，地主普遍地租都只达30%左右。虽然也有刘文彩、黄世仁这样穷凶极恶的地主，但他们须得有鹅城黄四郎那样的控制力才行，而绝大部分地主是没法实现这个控制力的。

我们需要注意到，奴隶制废除之后，乡贤阶层崛起导致农民被农奴化的倒退情况，其实是世界性的。在中西亚和欧洲均是如此。德国和沙皇俄国都在19世纪才废除了农奴制，奥斯曼帝国更是直到灭亡也未曾废除农奴制。而在宋元时期，中国显然有滑入农奴制深渊的趋势。但由于朱元璋解放了底层佃农的组织力量，令他们能够自发结合起来斗争以寻求权力，这个趋势得到扭转。就此而言，明太祖难道不是一代圣主吗？

又有论者以朱元璋强调等级制度，反对《孟子》中民贵君轻的思想，论证朱元璋并不具备民本、民粹的特性，笔者在此引用张宏杰先生《饥饿的盛世》中的一节，显示朱元璋与乾隆帝的比较。

乾隆皇帝与明太祖的政治理念有明显差异。
因为出身贫寒，朱元璋身上有一种强烈的民粹主义倾向。
洪武年间，有些民望极好的官员获罪罢职，但地方百姓拦道苦留。朱元璋知道后，不但不怪罪百姓，反而因此判定这个官员必然是好官，不但释放，甚至还得到提升。
不仅如此，朱元璋直接利用底层百姓的政治热情来监察官员。
他说，如果好官被人陷害，实情不能上达，允许本处城市乡村「有德老人们赴京面奏，以凭保全」。
乾隆却不欣赏朱元璋的政治浪漫主义。
他认为，小民们的话并不都可信，小民的智慧更不可依靠。
如果百姓表扬会促使官员步步高升，那么假造民意，对于中国官员来说还不是易如反掌的事吗？如果老百姓可以随便入京控告官员，那么，这些愚民不是很容易成为官场斗争的工具吗？
所以他说：
「小过本不至逮系，但既以司吏，则罪宥宜出朝廷。若因部民伏关乞留，遽为纵遣，是黜陟之柄编氓转得而操之，成何政体？明祖于此俱加以赏赉超擢，不啻导之作奸。倘猾吏民窥见意指，交通惑听，流弊伊于何底？国法吏治不因之俱坏乎？」（《御批历代通鉴辑览》）
作为一个力图以权力笼罩控制一切的皇帝，乾隆最热爱的是秩序和稳定，最恐惧的是民众的自发性，但有时他也主动深入群众。
比如这次南巡途中，他望见衣衫褴褛的百姓，会叫到驾前，细细盘问何以穷困，并命加以赏赐。
但是他由上而下地询问则可，底层百姓由下而上地主动向他揭发地方官的错误，却使他十分不快。
国家政治的运转一定要在严格的政治纪律基础之上，百姓有了冤屈，应该按规定层层上访，不应该直接找到皇帝这里。
「即使地方官政事少未妥协，督抚司道，昭布森列，自当据实陈诉，静听审理，何至无所控吁？」
对于这些告御状的人，他一直有一种异样的感觉。
也许他们所说都是实话，但他们的眼神里透露的却都是执拗和不驯服。
敢于向自己的父母官叫板，敢于和皇帝的眼睛对视，可见他们平日就并非安分守己之辈。
如果天下沧海横流，正是这些人会铤而走险。
对他们进行鼓励，无疑是给国家政治埋下不稳定因素。
因此，历史上有一些皇帝喜欢搞一些御前判案为民申冤的「政治秀」，乾隆却从不这样做。

显然，发动群众力量，利用群众来监管官吏，是明太祖非常热衷的做法。并不能以朱元璋反对孟子的民贵君轻思想，就否定朱元璋发动群众力量的事实。

①《宋代佃农所受地租剥削及其抗租斗争》：北宋人陈舜俞在《都官集》卷《厚生一》中说“千夫之乡，耕人之田者九百夫，犁牛稼器无所不复于人。匹夫匹妇男女耦耕，力不百亩，以乐岁之收五之，田者取其二，牛者取其一，稼器者取其一，而仅食其一。”这是佃客的土地产品分为五份，地主得二份，耕牛主得一份，农具主得一份，而佃客终年辛劳，却也只得一份。如果地主向佃客出租耕牛、农具，地主独吞四份。南宋江西饶州，一般的情况是主、客对分，如果佃客借用地主的耕牛，就须向地主多交一成土地产品，称为“牛米”（参阅《容斋随笔》卷4《牛米》）。湖北鄂州的情况又略有不同，佃客自有牛具、种粮，土地产品地主得六分，佃客得四分，而借用地主的牛具、种粮，土地产品地主得七分，佃客得三分（参阅《双溪集》卷1《上林鄂州书》。有的地区在地主扣除种子和田赋（二税）以后，佃客才按比例取得产品（参阅《欧阳修全集·居士外集》卷《原弊》）。有的地区，地主一律按主七客三或主六客四的比例掠夺地租（参阅《新安志》卷2《税则》）。

②见《元代江南地区阶级矛盾的尖锐化》

③谢国祯《明代社会经济史选编》

④《重读地主史:孔府里的租佃斗争》：一七五八年(清乾隆二十三年)，滕县佃户发动了一次比较成功的集体抗租。这年佃户陈凯在租的孔府一分园地上种了黄瓜、茄子。麦收时，孔府牛管事带领差役来分收麦子，不问青红皂白就硬在菜地上垛起麦秸。陈凯的老母和牛管事讲理，管事反而打了这位老人。佃户宋之荣上前劝阻，牛管事又把他打骂一顿。宋之荣忍无可忍，也还了手。管事打佃户“天经地义”，佃户还手打了管事，岂不是翻了天吗？管事通知县衙门，县太爷赶忙把宋之荣、陈凯押了起来。结果，到了六月二十八日，佃尸陈荣、宋珍、王坦、丁士则等四十余人，代表各村佃户，在宋之荣家开了一次会。他们决议“共同一局，抢劫官场”，把收成全部收回，不给孔府留下一颗一粒。如果管事来阻挡，就群起共同对付，大家出钱、出力和他们斗争。这个决议，最后由宋珍的儿子宋兴礼执笔，写成了誓约。七月，秋谷成熟，孔府照例派人进屯分谷。没料到，佃户陈荣带头，各村一致行动，将谷子全部运回自家场内。孔府胥吏竭力阻止，反被佃户们围住警告说：“绝不分给一柴一粒”！这种佃户联合抗租往往容易形成传统。此后，滕县孔府佃户之间的串联就成了家常便饭。佃户们经常将“官场”的庄稼，运到自己场上。有公开的，也有秘密的；有集体的，也有分散的。到一七七二年(清乾隆三十七年)，当年曾因劝架而被关进监牢的宋之荣，又率领儿子宋二黑、宋三黑，痛打了到屯分租的王管事。一七七七年(清乾隆四十二年)，二十年前领导过抗租的老将陈荣，又串连二十多户佃户，在一个夜晚把地里的麦子，全部收进佃户自己家里。(《孔档》4144号)孔府档案里保存有一张佃户们召开秘密会议串连抗租的通知，是一张长21．5公分、宽4．5公分的大红纸条。上面写道：“西关亲友知：反(凡)有屯厂地之主(指租孔府土地的佃户)，皆在萧永祥茶铺内，商义(议)上曲阜的蚂蜡(蚱)灾。八月二十三日早辰(晨)见面。”通知写于清咸丰六年。一八五六年秋，鲁南发生严重蝗灾，八月，孔府派人前往滋阳厂校场厂收租，逐户催讨，结果居然没有一户缴纳。孔府心生怀疑，又派人下去摸情况，结果就发现了这样一张串联通知，并获悉串联的组织者是佃户高登汉。孔府通知兖州县严厉查办，未等差役赶到，高登汉等人早已转移。 一七二七年(清雍正五年)，孔府差役到平阳屯逼租。一进屯就要吃要喝，百般敲诈勒索。佃户程唐等同他讲理，差役出口骂人，程唐当场揍了他。差役“惧势莫敢言”，偷偷地溜走了。第二年春天，甲首们又来逼租，程唐和佃户们还是不买他的账。甲首们想吓唬程唐，扬言说他去年带头闹事，打了差役，今年又抗租不交，要捉他送曹州府关押。程唐和大伙商量，一致决定；他们要关押我们，我们就关押他。四月十七日，程唐集合了三十多人，在散集路上，把刘华麟、王欣、李珍、王敬甫，李建伦等五个甲首统统捉住，趁天黑解到城里，关押在一个秘密地方。开始这些家伙还吵吵嚷嚷，要求送他们到官府由“王法制裁”，阴谋以此脱身。佃户们自有“民法”，不理“王法”那一套，派人轮流看守，还经常训斥，要他们改过自新，以后不准再欺压佃户。最后他们找保具结才被释放。一个被押的甲首，事后哭丧着脸对其主子说：“不官(不送官)不放，百般凌辱，一月有余，方准讨保回家。”(《孔档》4102号)真是大快人心。 一八三四年(清道光十四年)，巨野的佃户屯有组织地抗了二百多两银子的租。第二年年初，孔府派差役到巨野，协助屯官李思望坐柜逼租。一连几天，没有几个人来交租。这个屯官想“惩一儆百”，就将佃户宣保信捉来问“罪”。刚刚押进店门，佃户宣世德，杨万举。杨万鞭等就带领六十多人赶来。他们救回宣保信，把差役统统绑起来，卡住前后门，然后将李思望押到店堂中央，几十个佃户拿着棍棒，团团围住；宣世德坐上收租柜台，怒斥孔府罪行，宣告佃户的斗争决心。佃户们审判起屯官来。李屯官，吓得面无人色，哆哆嗦嗦交上租银花名册，再三乞求饶命，表示以后绝不再来逼租。佃户们当场烧毁租册，并且警告他：再来就要你的狗命！(《孔档》4108号) 泗水县魏庄，是“钦拨”十八官庄之一，有孔府二十余顷土地。魏庄佃户素来不好管理，孔府说他们“疲顽刁狡，积惯抗欠，不服管束”，“持强藐视，相习成风，全无顾忌”。一七九八年(清嘉庆三年)，他们“聚众反抗”，将孔府派去的管事姜书永狠狠的教训了他一顿，因而“气死”。一八○五年(清嘉庆十年)又将管事伊仲干也“气死”了。次年春，孔府又派得力管事陈见侯催逼麦租，又被“鸣钟聚众”驱逐。连派三个管事都不济事。到秋季，孔府破格派出了四品执事官孔毓升去“坐镇”。当时的四品官比县太爷还高三级，又是“圣人之后”，气派自然不小。孔府派出这样的人物去收租，显然是想以“势”吓人，唬住佃户。四品执事官孔毓升人夫轿马到了魏庄。但佃户们还是不买他的账。从八月十五开征直到十月，所收银、粮寥寥无几。不得不再次向孔府呈报，请再增派差役，以便加紧催逼。十一月初一，佃户赵连奉去应付他们的紧催硬逼，孔毓升多方挑剔，赵连奉不服，这位四品官喝令爪牙当众杖责，连板子都打折了。结果，到了初三日夜间，忽听得魏庄四个庙里的大钟连声急响，佃户赵连奉、冯宗先、王好诗、高士秀、邵继节等人，刹时间集合起“结为‘齐心社’”的佃户二百多人，赶到孔毓升住处，层层围住。佃户们手执锨镢等农具，扬言要退佃不种。孔毓升见人多势众，龟缩在内室不敢出来。包围着官宅的佃户们高声大骂孔府，还恐吓说：“我们抗住的庄子(抗了租的庄子)，公府也不敢来催”，你竟敢逞能，“今日定要结束你全家性命。”这样围了一天两夜多，孔毓升的儿子孔传锜在曲阜听见消息，急忙赶到泗水县。县太爷亲至现场，看“宅外俱系所堆田具”，不敢妄加镇压。又鉴于“人数众多，若再行拿办，势必激变(激起佃户暴动)，不成事体。”便反过来指责孔毓升“办理不善”，“收粮不应多方挑剔”，不该“私自杖责，甚至板子打折。”并劝说佃户不必退佃。并建议孔府将孔毓升调回，借机下台。

⑤《皇明宝训卷二·定律》：帝谕省臣宪官以立法之意，曰:“近代之法极宽，所以其弊滋甚。至于条例之多，猾吏得以并缘出入为奸。且以七杀言之，谋杀、故杀、斗殴杀既皆是死罪，何以如此分析?但误杀有可议者，要与戏杀、过失杀亦不大相远也。予今立法正欲矫其旧弊，急于治官，宽以待民，大概不越简严二字，简则无出入之弊，严则民不轻犯。尔等其为我用心焉。”《皇明宝训卷三·论治道》：帝御奉天门，召见元朝旧臣，问以政事之得失。诸人各有所对，有色目人马翼独曰:“臣等皆元朝臣子，既不能死节，若又言元朝之得失，其罪愈大矣。”帝曰:“不然，朕欲闻元朝之失，正欲为朕之监戒。如行车者，前车既覆，后车不当循其辙也。朕观元朝之失天下，失在太宽。昔秦失于暴，汉兴济之以宽，以宽济猛，是为得之。今元朝失之于宽，故朕济之以猛，宽猛相济，惟务适宜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