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宦官专权被夸大了。
历史学家黄永年指出,唐朝宦官和皇帝的关系只是家奴和主子的关系,中晚唐有些皇帝由宦官拥立,有时某一派宦官还会杀掉在位的皇帝拥立他们所依附的皇子做皇帝……所有这些实际是家奴在参与皇室的内部纠纷,如同旧社会豪门大族里各房的奴婢分别帮助其主子争产业,而并非奴婢的权力真大到可以夺取整个大家族的家产。
如宣宗死后神策中尉准备拥立懿宗时,宰相夏侯孜就曾说“但是李氏子孙,内大臣立定,外大臣即北面事之”(《唐语林》四库本卷七)。换句话说如果宦官要改事别姓,推翻李唐皇室,那就办不到。相反,宦官即使贵为中尉、枢密使,其命运在一定程度上还得由皇帝来掌握。首先他们都得由皇帝擢用,条件许可时皇帝也能将他们撤任或诛杀。
即使在文宗朝大杀宰相朝官凶焰不可一世的左军中尉仇士良,到武宗朝也被迫退休,死后还削官爵籍没其家。当他退休时,曾向其他宦官传授经验说:“天子不可令闲暇,暇必观书,见儒臣,……莫若殖财货,盛鹰马,日以球猎声色蛊其心,极侈靡,使悦不知息,则少斥经术,暗外事,万机在我,恩泽权力欲焉往哉!”(《新唐书》卷二〇七《仇士良传》)这仍是要讨好愚弄皇帝,而没敢说要欺压。当时“每岁樱桃熟时,两军(左右神策军)各择日排宴,只候行幸,谓之行从,盛陈歌乐,以至尽日,倡优百戏,水陆无不具陈”(《中朝故事》),就是博取皇帝欢心的一种手法。
这种手法即使对诛讨宦官失败后的文宗仍要使用,只是文宗“意忽忽不乐”,才使“两军球鞠之会什减六七,虽宴享音技杂遝盈庭,未尝解颜”而已(《通鉴》卷二四五开成元年十一月条)。
唐代宗废了李辅国、程元振、鱼朝恩。唐顺宗几乎是个全身瘫痪的植物人,太子集团利用俱文珍等宦官在宫里活动,太子登基为唐宪宗,俱文珍反而失宠,郁郁而终。唐文宗废了王守澄。唐武宗废了仇士良。唐僖宗只想享乐,田令孜把唐僖宗伺候得很舒服,但后来唐僖宗抛弃了田令孜,田令孜逃走被节度使王建所杀。唐昭宗还废了杨复恭。
唐朝宦官没有成功废立皇帝的。在唐朝唯一最接近废立皇帝的宦官是刘季述,但是刘季述废立皇帝仍然失败了,唐昭宗很快复位,刘季述被杀。而且这已经是公元898年以后的事了,当时全天下早已大乱,各地称王者不记其数,刘季述也没什么权力可专了。宦官刘季述迎皇太子监国,假传昭宗之命退位为太上皇,让太子登基。后来,宰相崔胤联合禁军将领孙德昭发兵打败了刘季述,昭宗复位,刘季述被乱棒击死,弃尸于市。
唐代中后期,李辅国,第一个跳出来想专权的大宦官,靠讨好唐肃宗,得到机会,但同时分权的还有张皇后。
张皇后想废掉唐肃宗所立的太子李豫,改立越王李系。公元762年,肃宗患病,接连几个月不能上朝视事,四月,玄宗病死,唐肃宗悲恸不止,病情加重到了病危的地步,无法下命令,而张皇后趁机召见太子,要太子李豫帮她杀李辅国、程元振。太子李豫不允许杀李辅国、程元振。张皇后与内官朱辉光等人谋划废太子李豫、改立越王李系。张皇后在唐肃宗即将病死时 召太子李豫进宫,准备与越王李系除掉太子。李辅国程元振得知了他们的阴谋,李辅国出兵把太子保护起来,然后率兵逮捕了张皇后与李系的党羽,将张皇后囚禁在别殿。李辅国、程元振出兵擒获了与唐肃宗有矛盾的张皇后、保护了唐肃宗所立的太子李豫,唐肃宗病死。李豫(唐代宗)登基,下令贬张皇后为庶人,并杀死了张皇后。
(《新唐书》列传二 记载:张皇后……代宗已立,群臣白帝请废为庶人,杀之。《旧唐书》列传第二 记载,唐肃宗死后、唐代宗监国时“遂移后于别殿,幽崩”。《旧唐书》列传第二、《新唐书》列传二 对此的记载基本相符,都是在唐肃宗死后,唐代宗监国或成为皇帝之后下令杀的张后(张皇后)。)
有人造谣说唐肃宗是被吓死的。但实际上之前张皇后已经与唐肃宗关系不好,唐肃宗甚至“内制於后,卒不敢谒西宫……”(《新唐书》列传二),张皇后还想废唐肃宗立的太子,唐肃宗见的大场面多了,何况这最后还是与自己有矛盾、并且还要害自己立的太子、改立别人的张皇后被自己立的太子李豫与勋旧之臣李辅国挫败,正顺应了唐肃宗的意愿,这根本不会吓到唐肃宗。唐肃宗或许还比较满意。
或许有人问,那唐肃宗为什么早不死晚不死、偏偏这时死了?搞清楚,这是张皇后等到唐肃宗马上就要死的时候起事。唐肃宗本来已经病的快死了,张皇后就是等着唐肃宗马上就死的时候才起事。不是唐肃宗为什么早不死晚不死,而是张皇后早不起事晚不起事,就在发觉唐肃宗马上就要死的时候才起事。所以唐肃宗在这时病死是很正常的。
(《新唐书》列传二:张皇后……繇是太子深畏,事后谨甚。后犹欲危之,然以子佋早世而侗幼,故太子得无患。宝应元年,帝大渐,后与内官硃辉光等谋立越王系,而李辅国、程元振以兵卫太子,幽后别殿。代宗已立,群臣白帝请废为庶人,杀之。)
张皇后在唐肃宗即将病死时想废唐肃宗立的太子李豫、改立越王系,张皇后站错了队,于是李辅国又成了唐代宗李豫的功臣,加宰相衔,但是第二个月李辅国就被唐代宗贬职发配,数月后被“盗贼”所杀,而且未留个全尸。
俱文珍被太子利用罢了。唐顺宗用王叔文搞改革,以太子为首的反王叔文的集团形成,太子集团利用俱文珍,唐顺宗又是个全身瘫痪的植物人,太子登基为唐宪宗,他与俱文珍的关系,更像李隆基与杨思勖和高力士,真正控制废立之事的是皇族而非宦官。
宪宗李纯之死,郭后(郭妃)母子嫌疑最大。
宪宗晚年又遇到了太子的问题,郭妃是郭子仪的孙女,不论后宫还是朝堂,都形成了极强的势力,她的儿子不即位是不行的,但宪宗就是不想被牵制,也不喜欢这个儿子,最后儿子逆袭老巀子的故事就上演了。一些新晋宦官又投靠了新主子,郭妃(后来变郭太后了)集团在宪宗最后那年主导了一切。
纵观宪宗元和一朝,掌权的宦官无一不是宪宗提拔上来的,宪宗的信任和威信是自己的绝对保障。果然等宪宗一死,元和朝的宦官除了依附太子唐穆宗的以外都尽数被诛灭。
唐穆宗短命,死后就是他长子唐敬宗即位。
唐敬宗昏庸。唐敬宗是被宦官所杀,但并不是宦官厉害,而是唐敬宗打猎醉酒缺乏防范。当权宦官王守澄可没敢杀唐敬宗,反而是与当权宦官王守澄有极深矛盾的刘克明等次等的宦官狗急跳墙。唐敬宗只关心自己的玩乐,可刘克明等人却只有扳倒王守澄才有活路,唯一可行的只有敬宗死、绛王李悟登基,自己才能凭李悟的宠信翻身,反正天下人都不看好这个唐敬宗,于是刘克明等人在敬宗外出打猎醉酒缺乏防备时杀了唐敬宗。但他们要拥立的人是绛王李悟,而登基的却是更合法度的敬宗二弟李昂。结果王守澄等宦官派兵灭了刘克明等宦官,李昂登基为唐文宗。。
所谓的废立,看郭氏(郭妃、后来的郭太后)集团主导的废立:废支持改革犯了众怒的瘫痪者唐顺宗,立太子为宪宗,立太子为穆宗,立长子为敬宗,敬宗死了就立他二弟为文宗,后面文宗死了,立他五弟为武宗。从穆宗到武宗,全是郭太后的子孙。郭氏集团的庞大,谁敢立其他的王来试试?
唐朝那些成功的宦官必然是拥立那些水到渠成的皇位继承人(早就被先帝册立的太子、没册立太子情况下的长子、皇帝的儿子还很年幼时的皇帝之弟),也不存在废皇帝的权力,更没有因为自己掌权而任意杀皇帝。唐敬宗被杀纯粹是因为次等宦官们狗急跳墙、地位甚至自身性命不保的豪赌之举。
唐文宗用大臣李训、郑注,整倒了宦官陈弘志、王守澄。为什么文宗没废了仇士良?因为大臣李训、郑注开始争功,发展成势不两立的局面,仇士良才有了活路。
仇士良眼见一代大宦官王守澄被唐文宗拔掉,毒死暴毙于途,又险些在甘露之变中做了糊涂鬼,已经极端恼怒疯狂,但是“甘露之变”后,仇士良却不敢废掉唐文宗。上有郭太皇太后,下有忠直大臣,在各地还有打着勤王旗号的藩镇。虽然唐文宗发牢骚说受制家奴,可就在甘露之变后唐文宗依然可以任命李石、郑覃为宰相,反击宦官,甚至京兆尹薛元赏也敢公然与仇士良硬碰硬,稍后昭义节度使也声讨宦官。到唐武宗时期,仇士良就被秋后算帐、整倒了。
田令孜依靠唐僖宗的提拔,才得以专权。唐僖宗喜欢玩乐,田令孜就把唐僖宗伺候得舒服,可惜黄巢之乱打破了美梦。过了几年苦日子的唐僖宗终于成长了一些,加上田令孜诱发藩镇大战,他就彻底抛弃了田令孜,田令孜逃跑被节度使王建所杀。
之后是杨复恭,这个人没田令孜那么张扬,但毕竟是个宦官头子,新即位的唐昭宗只要是见了宦官就痛恶不已。唐昭宗弄死了杨复恭也没走多少弯路。至于刘季述,唐昭宗的时候,唐朝已经陷入名存实亡的境地,各地藩帅牛气起来,刘季述也没的权可专了。
唐朝宦官的军权与权力,仍然是靠讨好唐朝皇室得来的,一旦得罪皇室失去宠信,宦官往往就要被整倒整死。而皇帝的生死废立朝廷官员的任免,根本上也是皇室、大臣等势力决定的,例如郭后(郭妃)集团,宦官只是被利用的工具与替罪羊。
唐朝宦官终归是要依靠皇权生存的,皇帝要大权独揽,你要么合作当忠心的狗(唐明皇、德宗、宪宗、武宗、宣宗等等时期),要么与之摊牌就看运气好不好了(碰上唐代宗的运气都不好,碰上唐昭宗的也不见得如何)。 要是皇帝喜欢享乐不理政事,那就好办多了,比如唐僖宗,田令孜只要伺候唐僖宗玩乐,唐僖宗没空去揽权,田令孜就帮着揽权,皇帝一看权力在身边就不操心政务,继续享乐起来,但唐僖宗仍然整倒了宦官田令孜。
唐朝后期宦官真的可以任意废立皇帝和弑君吗?
长期以来在网上流传的这样一个历史信息,却很少有人去真的研究唐朝后期的宦官们究竟是怎样地干政的,是否真的比皇帝还皇帝,可以任意废立皇帝,甚至任意弑杀皇帝。
一、被迫退位的皇帝和被杀的皇帝
唐朝后期的皇帝中,被迫退位的有两位(而且有一位复位了),被宦官所杀的有两位,可这并不是宦官权势大、为所欲为的表现,反而是宦官被逼得不得不为的事实。
“永贞革新”的唐顺宗已经身体瘫痪了,所有政务都是由王叔文等文臣掌握的,这些文臣要革新的是整个唐朝的社会,所以也遭致整个社会的利益集团的怨恨。于是宦官充当了他们的急先锋,借着皇宫的近便逼已经人事不知的唐顺宗退位,而被拥立的恰恰是顺宗的长子唐宪宗,接着唐宪宗用更合适的革新手段和治国方略成就了“元和中兴”。
唐顺宗确实是被迫退位的,但谈不上被宦官废黜:1、顺宗是个植物人,2、社会既得利益者都极力反对要变法的王叔文集团,虽然二王八司马是群君子,3、被拥立的是顺宗的长子兼太子,完全合理、合情、合法。至于唐顺宗在退位后,是如何去世的,那就没什么意义可言了。
唐宪宗被宦官陈弘正所杀,可当我们查阅这桩迷案时,又得不出是宦官为所欲为的结论。相反正是因为唐宪宗在实现中兴大业后迷恋长生不老,服食丹药后经常神志不清、全身躁热,动不动就对身边的低级宦官拳打脚踢,对后宫之主的郭氏及太子也不如何待见,而太子之所以为太子是因为凭母贵,他是宪宗第三子,前面还有个二皇子总不放弃让父改立之心(长子早逝)。在几经周折下,太子与身边的宦官结成了同党……纵观元和一朝掌权的宦官无一不是宪宗的心腹而提拔上来的,宪宗的信任和威信是自己的绝对保障。果然等宪宗一死,元和朝的宦官除了依附太子唐穆宗的以外都尽数被诛灭。
唐敬宗也是被宦官所杀,可绝对不是当权的宦官,相反正是与当权宦官王守澄有极深矛盾的刘克明等次等的宦官。敬宗固然只关心自己的玩乐,可刘克明等人却只有扳倒王守澄才有活路,唯一可行的只有拥立新君,自己才能凭功劳翻身,于是到敬宗外出打猎醉酒时发动突袭。可惜他们要拥立的人是绛王,自然敌不过拥立敬宗二弟的王守澄,因为一合法度二又当权。
由以上仅有的三例可知,在黄巢起义之前,宦官无权废皇帝,只能拥立皇帝,而且拥立的还必须有相当的法律依据,比如太子、长子、按次序的皇弟。
唯一是真的被宦官废黜的只有唐朝倒数第二个皇帝唐昭宗,可那已经是公元898年以后的事了,当时全天下早已大乱,各地称王称帝者不记其数,而唐昭宗平生最痛恨宦官。所以,宦官刘季述迎皇太子监国,假传昭宗之命退位为太上皇,让太子登基。后来,宰相崔胤联合禁军将领孙德昭发兵打败了刘季述,901年正月昭宗“反正”,刘季述为乱棒击死,弃尸于市,皇太子裕降为德王。接着朱温进京了,此后已无唐朝。
二、唐朝后期几大权宦的始末
李辅国:756年【太子】李亨(唐肃宗)即位,肃宗为人性格懦弱,见李辅国忠心拥戴,便视其为左右臂,把军政大事都委托于他。李辅国能为所欲为,还得益于与肃宗皇后张氏的勾结。762年【太子】李豫(唐代宗)在李辅国的拥戴下即位,因念其拥立之功,册封李辅国为司空兼中书令,李辅国终于实现了他的宰相梦,狂妄地说出了那句历代宦官都梦寐以求的“大家但内里坐,外事听老奴处置”。但就在这一年,唐代宗又陆续罢免了李辅国的职务,最终把他逐出了朝廷。不久,李辅国被人刺杀身亡。
程元振:762年受唐代宗重用,有剪除李辅国的功劳,便开始骄横,以私怨排除异己。连忠心的李光弼也顾虑程元振的暗害。不久,唐代宗下诏尽削程元振官职,将他流放溱州。程元振在江陵被仇家杀死。
鱼朝恩:758年任观军容宣慰处置使等职,负责监领九节度使的数十万大军。763年吐蕃兵进犯长安,鱼朝恩以保驾有功,被封为天下观军容宣慰处置使,并统率禁军,随后掌握朝廷大权。自得意满的他又干预起了政事,慑服百官,贪贿勒索,置狱北军,迫害无辜。唐代宗对其不满,于是授命宰相元载,在770年寒食节,乘宫中宴会后召见之机,捕杀了鱼朝恩。
俱文珍:805年,同刘光锜、薛盈珍等挟立【顺宗长子】广陵王为太子,数月后太子李纯即位为唐宪宗,俱文珍因此得宪宗宠信。但随后,他因擅杀东川节度使李康,又与另一位神策军护军中尉不合,激起众怒,宫中的宦官亦群起攻之,渐失恩宠,813年郁郁而终。
王守澄:820年宪宗驾崩,当时宫中宦官分为两派,王守澄、梁守谦主张拥立【太子】李恒,吐突承璀主张改立澧王李恽做太子。王守澄、梁守谦等人迅速拥立李恒即位(唐穆宗),将吐突承璀、澧王李恽杀死。824年穆宗驾崩,王守澄又拥立【穆宗长子】李湛即位(唐敬宗)。826年,敬宗与宦官刘克明、田务澄等击球,后又与击球将军苏佐明等宴饮。刘克明等人欲夺王守澄的大权,杀敬宗、矫诏绛王李悟当国,王守澄等宦官得知后发兵讨伐刘克明等人。平乱后,王守澄拥立【穆宗次子】李昂即位(唐文宗),屡凭拥立之功得新君借重。835年,在王守澄离开京城前夕,唐文宗在宰相郑注、李训的策划下,派李好古携带毒酒给他饯行,王守澄喝了毒酒后,便暴死身亡。
仇士良:835年出任神策左军中尉,文宗与李训、郑注等谋诛宦官史称“甘露之变”,因计划不周,未能成功,仇士良与右军中尉鱼弘志(一作志弘)等大肆诛戮朝臣,挟持文宗。仇士良几次要废文宗,甚至假传太后命令,召崔慎由入宫草另立嗣君的诏书,但都没成功。840年,文宗病死,仇士良另立【文宗弟】李炎为帝(唐武宗)。因武宗是自己立的,仇士良更加猖獗,竟对武宗指手划脚。武宗刚毅果断,对于仇士良采取“内实嫌之,阳示尊宠”的办法,任用李德裕为相来排斥仇士良。842年10月,李德裕起草赦书,减禁军衣粮及马刍粟,仇士良便鼓动禁军哗变。李德裕看穿了仇士良的阴谋,急速求见武宗,武宗大怒,立即派人对神策军宣旨:“赦令自朕意,宰相何豫?尔渠敢是?”于是风波平息,此后,仇士良日夜不安。不久,武宗削其为内侍监,知省事。843年他被迫告老还乡,武宗并没有放过他,第二年,削去他的官爵,抄了他的家,仅留下他一条性命。不久,仇士良病死。
田令孜:873年,唐懿宗驾崩,【懿宗子】李儇即位(唐僖宗)。僖宗极为尊宠田令孜,呼为“阿父”,政事一以委之。880年黄巢起义军入长安,田令孜拥僖宗奔蜀。唐军击败黄巢军收复长安后,僖宗等人回京,田令孜自揽匡扶唐室的功劳。885年,河中节度使王重荣上表陈诉令孜十罪,引河东节度使李克用军为援,共拒令孜,禁军大败。田令孜挟僖宗逃往兴元,之后李克用与王重荣又一次上表请求僖宗回京,并指陈田令孜的罪状,要求诛死他。僖宗又新起用杨复恭为枢密使,田令孜已失去僖宗的信任,不再受宠,乃奔成都,依其兄西川节度使陈敬瑄。891年,王建攻入成都,囚令孜、敬瑄,2年后杀之。
三、真相
废立皇帝并不是随随便便就可以成功,唐朝那些成功的宦官必然是拥立那些水到渠成的皇位继承人(早就被先帝册立的太子、没册立太子情况下的长子、皇帝的儿子还很年幼时的皇帝之弟),也不存在废皇帝的权力,更没有因为自己掌握了大权而任意杀皇帝。皇帝被杀纯粹是因为次等宦官们狗急跳墙、地位甚至自身性命不保的豪赌之举。
掌握大权的宦官,巴不得皇帝多活几十年,因为一旦换新君,也就意味着他这辛辛苦苦、刀光剑影里得来的权势有可能就要走到头了。这是皇权体制下的制度使然,一朝天子一朝臣,一朝天子也有一朝奴才,宦官不论如何大权在握,他们都必然得依附于皇帝。天子九迁除了最后被朱温挟持那次外,其余时刻逃跑的皇帝身边都有一群忠心的宦官在鞍前马后效力,为的就是凭着危难时的患难之情博得当朝皇帝的恩宠,为回到长安能享受附带而来的权势。
但是,当他们效忠的皇帝驾崩,权势便会随之变迁,能否延续荣华,他们就必须选择好下一位新君,于是就有了我们常说的“唐朝后期皇帝除了德宗、顺宗、哀帝外的其余都是由宦官拥立的”。其实质是宦官为自身利益钻了皇位继承制的空子,太子、长子、皇帝之弟本就当仁不让地是未来的皇帝,他们只是助推了一下而已。有时或许是在几个同等候选人里选一个,但宦官没有让几岁的小娃娃当皇帝,而是选择十几二十多岁的皇帝之弟即位,对于国家而言却是幸事。尽管这是因为宦官担心幼帝即位会引发东汉后期那样的后宫、外戚势力周期性地崛起。
可是,新君往往又对这些前朝宦官痛恶,以前那些次等宦官一见新君的意向便可以趁机捞一把,于是宦官大头子们也就难逃厄运了,因为不是每一位新君都是唐敬宗那样不管政务只知享乐的帝王。即使是提拔自己的那位皇帝也有可能抛弃自己,比如程元振、田令孜的故事。
当然,唐朝后期的宦官虽无任意废立皇帝和弑君的权力,却仍然在殊死搏斗中努力去实践。原因就是他们掌握了中央禁军的兵权,往往成为一些事件的第一参与者,这也难怪后世之人说他们废立、生杀皇帝如同儿戏。宦官集团内部争权夺利,以及皇子借助宦官登位,居然都以废、杀皇帝为阴谋筹码,不能不说宫廷已然混乱无纲纪了。
与东汉、明朝的宦官一样,唐朝宦官也是皇权的衍生物,他们必须依附于皇权,但又妄图脱离皇权的笼罩想要赫赫权势到寿终正寝。然而事与愿违,权势越大的宦官,其结局越是凄惨,因为他们始终只是皇权的副产品。“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是宦官集团的基础动摇点,而没有毛附在身上,皮又难免不被外界伤害,所以皇帝又不得不重用宦官,历史往往如此循环反复。
题外之宦官的遗忠
宦官作为一个群体,不可能都是人渣,只干坏事,也有一些既做出了成绩又可以名留青史的。当然,汉代的蔡伦,明代的郑和是大家耳熟能详的,唐代也有。
杨良瑶是一个传奇的宦官,多次临危受命前往叛军阵营劝降,挽救唐朝的危局。贞元年间“届乎南海,舍陆登舟”,受命带国书出使黑衣大食(中东阿拔斯王朝),成为中国第一位航海抵达地中海沿岸的外交官。
杨复光是前面提及的杨复恭的兄弟,他与杨良瑶一样久经战阵,往来于各方势力的营帐,在平定黄巢之乱中立下很大的功绩,杨复恭也正是依靠其功才得以取代田令孜。不过,杨复光并没活到那个享受的时候,否则难保不被唐昭宗一起给清算了。
张承业,当天下大乱时,唐昭宗想投奔河东李克用,就派他先去打点。可惜最终唐昭宗还是被李茂贞和朱温抢来夺去,至死未能到河东,张承业就留在那里,作为军师先后辅佐李克用、李存勖两代,与篡唐的朱梁王朝血战十多年。
与其说张承业是为河东晋王效力,不如说是借用河东晋王的实力为唐朝报仇,在灭梁时他力劝李存勖不要自己称帝,而要选择李唐宗室来辅佐。虽然最后张承业在失望中死去,但仍足以与类似人物孔明、王猛一起留于青史。
说明朝皇帝能收拾权阉,但唐朝的李辅国、程元振、鱼朝恩、王守澄、田令孜、杨复恭,不是都被收拾掉么?甚至不用皇帝,宰相出手就行。明朝内阁首辅能收拾权阉么?
仇士良是唐朝第一权阉,又如何,山西的泽潞节度使,甚至近在眼前的京兆尹,都敢“欺负”他,他却拿二人没辙。魏忠贤能发起全国性的迫害行动,仇士良不过就是朝中嚣张而已。明朝魏忠贤的走狗、特务遍及各地,并行保甲连坐之法,使监视网无孔不入。“民间偶语,或触忠贤,辄被辄被擒戮,甚至剥皮刲舌,所杀不可胜数,道路以目”。官员也不能幸免,不管在什么地方,只要一点小事,例如反对给魏忠贤建祠,在私人文字中批评时政,就随时被杀。“即戚里侯门,无不惴惴危惧”。大明天下成了恐怖世界。各地大小官员对魏忠贤逢迎谄媚,给魏忠贤建祠、建坊、塑像,类似的造神运动在中国古代绝无仅有。还有禁毁全国书院这一壮举。相比之下,仇士良的权势真是弱爆了。
明朝权阉最突出的是王振、汪直、刘瑾、魏忠贤四人,稍逊的还有曹吉祥、尚铭、李广、冯保等。有不少宦官虽未至于专政,但作威作福、骄横不法的事多不胜数。明朝宦官掌握重要权力,始于永乐年间,此后权势有增有减,但总体上是上升,至天启年间到达顶峰,时间上的确是最长。明朝宦官对政治经济司法的干预、操纵,相当全面,并且是由中央至地方。黄宗羲考察历史上各个朝代的宦官之祸,得出如下结论:“阉宦之祸,历汉、唐、宋相寻无已,然未有若明之为烈也,汉、唐、宋有干与朝政之阉宦,无奉行阉宦之朝政。今夫宰相六部,朝政所自出也。而本章之批答,先有口传,后有票拟,天下之财赋,先内库而后太仓,天下之刑狱,先东厂而后法司。”
强如仇士良也怕刘从谏。
而明朝边臣倒是要巴结权阉。
明朝宦官曹吉祥不仅选明朝的军官军队作为自己的私兵,还造反想让自己的嗣子曹钦当皇帝。 汉朝唐朝的宦官还没有哪个造反想让自己的嗣子当皇帝的。
《明史》列传第一百九十二:吉祥每出,辄选达官、跳荡卒隶帐下,师还畜于家,故家多藏甲……景泰中,分掌京营。
后与石亨结,帅兵迎英宗复位。迁司礼太监,总督三大营。嗣子钦,从子铉、钅睿等皆官都督,钦进封昭武伯,门下厮养冒官者多至千百人,朝士亦有依附希进者……吉祥不自安,渐蓄异谋,日犒诸达官,金钱、穀帛恣所取。诸达官恐吉祥败而己随黜退也,皆愿尽力效死。钦问客冯益曰:“自古有宦官子弟为天子者乎?”益曰:“君家魏武,其人也。”钦大喜。
明朝宦官不乏“掌京营”“总督三大营”“督团营”的。明朝宦官不仅控制过禁军,还控制过更多军队。
明朝宦官王振,明英宗朱祁镇即位,司礼太监王振带着他游戏,控制锦衣卫,正统七年(1442年)毁去宫门所铸太祖禁内臣预政之铁碑,又劝英宗御驾亲征,最后发生了“土木之变”。
明宪宗时设西厂,由宦官统领,自此明朝宦官之权势无以复加。明朝第十四任帝朱翊钧在位时,最后的三十年只在金銮殿亮过一次相。大学士数十年见不到皇帝,不能向皇帝面呈“票拟”,所有的“票拟”都要仰仗宦官转达,宦官的权力遂日形膨巀胀。
根据《明史》列传第一百九十二 记载,
明朝宦官王振“跋扈不可制”,“侍讲刘球因雷震上言陈得失,语刺振。振下球狱,使指挥马顺支解之。大理少卿薛瑄、祭酒李时勉素不礼振。振摭他事陷瑄几死,时勉至荷校国子监门。御史李铎遇振不跪,谪戍铁岭卫。驸马都尉石璟詈其家阉,振恶贱己同类,下璟狱。怒霸州知州张需禁饬牧马校卒,逮之,并坐需举主王铎。又械户部尚书刘中敷,侍郎吴玺、陈瑺于长安门。所忤恨,辄加罪谪。内侍张环、顾忠、锦衣卫卒王永心不平,以匿名书暴振罪状。事发,磔于市,不覆奏。”
“振权日益积重,公侯勋戚呼曰翁父”。
“畏祸者争附振免死,赇赂辏集。工部郎中王祐以善谄擢本部侍郎,兵部尚书徐晞等多至屈膝。其从子山、林至荫都督指挥。私党马顺、郭敬、陈官、唐童等并肆行无忌。久之,构衅瓦剌,振遂败。瓦剌者,元裔也。十四年,其太师也先贡马,振减其直,使者恚而去。秋七月,也先大举入寇,振挟帝亲征。廷臣交谏,弗听。至宣府,大风雨,复有谏者,振益虓怒。成国公朱勇等白事,咸膝行进。尚书邝埜、王佐忤振意,罚跪草中……”
明朝宦官汪直“任锦衣百户韦瑛为心腹,屡兴大狱”“自诸王府边镇及南北河道,所在校尉罗列,民间斗詈鸡狗琐事,辄置重法,人情大扰。直每出,随从甚众,公卿皆避道。兵部尚书项忠不避,迫辱之,权焰出东厂上”“众知出直意,无敢违”“御史、主事等官迎拜马首,箠挞守令。各边都御史畏直,服櫜鞬迎谒,供张百里外”……“威势倾天下”
……
明朝宦官刘瑾“进内官监,总督团营”“因颛擅威福,悉遣党阉分镇各边。叙大同功,迁擢官校至一千五百六十余人,又传旨授锦衣官数百员”“创用枷法,给事中吉时,御史王时中,郎中刘绎、张玮,尚宝卿顾璿,副使姚祥,参议吴廷举等,并摭小过,枷濒死,始释而戍之。其余枷死者无数。锦衣狱徽纆相属。恶锦衣佥事牟斌善视狱囚,杖而锢之。府丞周玺、五官监候杨源杖至死”“瑾召群臣跪金水桥南”
“瑾权擅天下,威福任情”
“公侯勋戚以下,莫敢钧礼,每私谒,相率跪拜。章奏先具红揭投瑾,号红本,然后上通政司”……
“御道有匿名书诋瑾所行事,瑾矫旨召百官跪奉天门下。瑾立门左诘责,日暮收五品以下官尽下狱。明日,大学士李东阳申救,瑾亦微闻此书乃内臣所为,始释诸臣。而主事何釴、顺天推官周臣、进士陆伸已暍死。”
“瑾故急贿,凡入觐、出使官皆有厚献。给事中周钥勘事归,以无金自杀。”
“凡瑾所逮捕,一家犯,邻里皆坐,或瞰河居者,以河外居民坐之。屡起大狱,冤号遍道路”……
“帝大赦,瑾峻刑自如。”
……
明朝宦官魏忠贤的权势,当时政巀府高级官员和士大夫阶层,公然争先向宦官卖巀身投靠,甚至建立生祠,天启七年(1627年)五月,国子监生陆万龄上巀书,称魏忠贤可与孔子相提并论,因为“孔子作《春秋》,忠贤作《要典》。孔子诛少正卯,而忠贤诛东林”。其后,魏忠贤生祠“几遍天下”,“每一祠之费,多者数十万,少者数万”,且“剥民财,侵公帑,伐树木无算”黄运泰造生祠迎塑像时,“五拜三稽首”,“率文武将吏列班阶下,拜稽首如初”……
《明史》列传第一百九十三:“
忠贤乃劝帝选武阉、炼火器为内操,密结大学士沈纮为援。又日引帝为倡优声伎,狗马射猎。刑部主事刘宗周首劾之,帝大怒,赖大学士叶向高救免。
增置内操万人,衷甲出入,恣为威虐。矫诏赐光宗选侍赵氏死。裕妃张氏有娠,客氏谮杀之。又革成妃李氏封。皇后张氏娠,客氏以计堕其胎,帝由此乏嗣。
工部郎中万燝上疏刺忠贤,立杖死。又以御史林汝翥事辱向高,向高遂致仕去,汝翥亦予杖。廷臣俱大詟。一时罢斥者,吏部尚书赵南星、左都御史高攀龙、吏部侍郎陈于廷及杨涟、左光斗、魏大中等先后数十人,已又逐韩爌及兵部侍郎李邦华。正人去国,纷纷若振槁。
而御史梁梦环复兴汪文言狱,下镇抚司拷死。许显纯具爰书,词连赵南星、杨涟等二十余人,削籍遣戍有差。逮涟及左光斗、魏大中、周朝瑞、袁化中、顾大章等六人,至牵入熊廷弼案中,掠治死于狱。又杀廷弼,而杖其姻御史吴裕中至死。又削逐尚书李宗延、张问达,侍郎公鼐等五十余人,朝署一空。而特召元诗教、刘述祖等为御史,私人悉不次超擢。于是忠贤之党遍要津矣。
当是时,东厂番役横行,所缉访无论虚实辄糜烂。戚臣李承恩者,宁安大长公主子也,家藏公主赐器。忠贤诬以盗乘舆服御物,论死。中书吴怀贤读杨涟疏,击节称叹。奴告之,毙怀贤,籍其家。武弁蒋应阳为廷弼讼冤,立诛死。民间偶语,或触忠贤,辄被擒僇,甚至剥皮、刲舌,所杀不可胜数,道路以目。
……
复使其党李永贞伪为浙江太监李实奏,逮治前应天巡抚周起元及江、浙里居诸臣高攀龙、周宗建、缪昌期、周顺昌、黄尊素、李应升等。攀龙赴水死,顺昌等六人死狱中。
海内皆屏息丧气。
……
编修吴孔嘉与宗人吴养春有仇,诱养春仆告其主隐占黄山,养春父子瘐死。忠贤遣主事吕下问、评事许志吉先后往徽州籍其家,株蔓残酷。知府石万程不忍,削发去,徽州几乱。其党都督张体乾诬扬州知府刘铎代李承恩谋释狱,结道士方景阳诅忠贤,铎竟斩。又以睚眦怨,诬新城侯子锦衣王国兴,论斩,并黜主事徐石麒。御史门克新诬吴人顾同寅、孙文豸诔熊廷弼,坐妖言律斩。又逮侍郎王之寀,毙于狱。凡忠贤所宿恨,若韩爌、张问达、何士晋、程注等,虽已去,必削籍,重或充军,死必追赃破其家。
……
内外大权一归忠贤。
……
海内争望风献谄,诸督抚大吏阎鸣泰、刘诏、李精白、姚宗文等,争颂德立祠,汹汹若不及。下及武夫、贾竖、诸无赖子亦各建祠。穷极工巧。攘夺民田庐,斩伐墓木,莫敢控愬。而监生陆万龄至请以忠贤配孔子,以忠贤父配启圣公。
初,潘汝祯首上疏,御史刘之待会藁迟一日,即削籍。而蓟州道胡士容以不具建祠文,遵化道耿如杞入祠不拜,皆下狱论死。故天下风靡,章奏无巨细,辄颂忠贤。
……
封从子良栋为东安侯,加良卿太师,鹏翼少师,良栋太子太保……时鹏翼、良栋皆在襁褓中,未能行步也。良卿至代天子飨南北郊,祭太庙。于是天下皆疑忠贤窃神器矣。
……
岁数出,辄坐文轩,羽幢青盖,四马若飞,铙鼓鸣镝之声,轰隐黄埃中。锦衣玉带靴裤握刀者,夹左右驰,厨传、优伶、百戏、舆隶相随属以万数。百司章奏,置急足驰白乃下。所过,士大夫遮道拜伏,至呼九千岁,忠贤顾盼未尝及也。客氏居宫中,胁持皇后,残虐宫嫔。
偶出归私第,驺从赫奕照衢路,望若卤簿。忠贤故騃无他长,其党日夜教之,客氏为内主,群凶煽虐,以是毒痡海内。
”
(唐朝后半段的大部分时期,唐朝中央对唐朝各地的控制力并不弱。根据专门研究过藩镇的历史学家张国刚的《唐代藩镇研究》,唐朝后半段的大部分时期里,绝大部分藩镇不割据,只有河朔等极个别藩镇割据,但也在一定程度上施行唐朝的政策法令,“须借朝廷官爵威命以安军情”,而且割据藩镇也曾解除割据。)
历史学家汪篯在《汉唐史论稿》中指出,唐代的宦官专权,对于全国的影响,特别是对州县地方的恶劣影响,不像东汉和明代那样严重。
明朝宦官对全国的恶劣作用与恶劣影响要大于唐朝宦官。
史学家黄宗羲考察历史上各个朝代的宦官之祸,得出如下结论:“阉宦之祸,历汉、唐、宋相寻无已,然未有若明之为烈也,汉、唐、宋有干与朝政之阉宦,无奉行阉宦之朝政。今夫宰相六部,朝政所自出也。而本章之批答,先有口传,后有票拟,天下之财赋,先内库而后太仓,天下之刑狱,先东厂而后法司。”
另外,而按某些人对唐朝宦官的夸大方式,那么,明英宗复位更是明朝宦官曹吉祥废立皇帝、废景泰帝立明英宗了,权势远不如明朝魏忠贤的明朝太监王安,王安的行为,也成了废立皇帝了。
识字率
明代:
明朝对社学的入学年龄规定:“民间幼童十五以下者。”即15岁以下的孩子都可参加,入学时也不需要考试,招生数额也没有限制,凡是愿意读书的,都可以来参加。
《明史·杨继宗传》中记载了这么一句话,即:“成化初,用王翱荐,擢嘉兴知府.......大兴社学,民间子弟八岁不就学者,罚其父兄。”
明代小说出版业繁荣,有大量的人购买这种休闲通俗读物。
传教士记载:利玛窦等合法传教士的著作,他们不约而同地记载道:他们惊讶地发现明国老百姓识字率很高(而那个时候他们使用二十多个拉丁字母的西班牙葡萄牙母国的识字率可能还不如用几千个汉字的大明),并且把识字率高的原因归功于两点:1.中国人特别注重文化教育2.中国各地方言差异大,要互相理解必须靠文字作为桥梁。
清当局:
第一,生员不得言事;
第二,不得立盟结社;
第三,不得刊刻文字。
第四,大兴文字狱
第五,篡改历史文献
第六,禁毁和篡改汉语著作
通过以上手段,经过两百年黑暗统治中国人识字率终于达到历史最低的 1% (清当局学部在1909年的统计,当时中国人的识字率不足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