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伪满洲国生活是怎样的体验？ 第1页

说到伪满洲的学校里，禁止说汉语。想到一个人，叫卜舫济，美国传教士，上海圣约翰大学的校长。他到上海的第一件事，就是学上海话。据那些后来成名成家的学生回忆，他经常在走廊里，大声用上海话提醒学生，关灯省电。所以我在想，在学校里贴满《讲普通话，做文明人》，听到当地语言，就各种惩罚，很可能是一些干部，从伪满洲汲取的教育经验。

我所在的地方在满洲国的时候是个县城。

满洲国的时候，城里没有驻军，满洲国军和日本兵都没有，只有警察和民团一类的武装。周边的交通要地倒是有小股驻军，九一八之后不久，城里有小股关东军驻扎，回来都撤走了。这个地方，通铁路，还有个小机场，算不上战略要地，但也不是荒远偏僻的所在，县城没有驻军，甚至火车站也没有军人驻扎，挺有意思。足见这里挺太平，守备任务不重。的确，这里不是抗联的活动区域，甚至没有有组织的抗日活动。

零星的反抗是有的，最著名的一件事是三一年底三二年初那时候，冬天，有个孤胆英雄砍死了十几个日本兵。那是在本地一个镇子上，有个日本兵营，驻了三十多个日本兵，说是兵营，其实就是个大户人家的院子。某个深夜，天寒地冻的，有位壮士翻墙而入，手持大刀剁了十几个日本兵，然后这人被乱枪打死。这件事轰动一时，日本人始终查不出这个人是谁，甚至把这个人剖腹查看胃的内容物，判断他的来历。此人的胃中有高粱米和大豆，这玩意儿没法查，家家都吃这些东西，你查谁去啊？后来不了了之。关于这个好汉的来历，本地人也说不上来，有说是东北军的士兵，有说是江湖好汉。

县城里也没几个日本人。有几个日本商人，还有学校里的几个日本教员，这些人都是带家属的，另外就是政府里有两个日本人，据说是特务机关的。农村有日本垦殖团的团民，后来还有战争孤儿留下，被本地人抚养长大，传为佳话。总的来说，本地人和这些日本人可以正常相处，这些日本人比较老实。

经济上，日本人是建设和掠夺并重。不过，老百姓还过得下去，因为没有兵灾。日本人在我们这里强制种大烟，据说本地的土壤适合罂粟生长，毁了不少良田。满洲国的时候，大烟馆比张作霖那时候多，日本人也禁烟，办法是收重税。我看有回答说，满洲国时期老百姓吃得不好，其实也没那么夸张，那是四二年以后，实行粮食配给，配给给中国人的是杂粮加橡子面，到后来基本都是橡子面，这玩意儿吃了大便干燥。本地没啥工业，就是农牧业，日本人通过满洲国政府征收极多的大豆、大米，以及骡马，老百姓家里都没多少余粮。我看本地的史志，日本人没在这里进行过什么工业投资，本地最大的工业是一个电灯厂，也就是发电厂，那还是当年奉系军阀吴俊升私人开办的。日本人主要进行了城市建设，修路盖房子，发电厂倒是维护得挺好，城里家家通电。

教育。满洲国实行的是皇民教育，中小学生每天早晨八点对着日本方向给天皇鞠躬，学校教授日文，属于必修课，学得不仔细要被体罚。教室挂康德皇帝像，不过一般人对那位长春的皇帝也没感情，私下说皇帝都是糠的。

我小时候，街坊有一位老爷子，天天坐在小院的门口看书，经常看那套《标准日本语》，有时候也看日文书籍，大概是小说，我放学从那里过，见面都用日本话跟我打招呼，他是东北人，小时候接受过满洲国教育，估计是老了以后，有些怀旧，又把日语给捡起来了。他跟我说过，中小学天天学日语，还要考试，每个人都要起一个日本名。教育的潜移默化是很可怕的。这位老爷子是二十年代生人，做过教员，教过我母亲，我妈要我管他喊爷爷，他是老革命，退的时候是县政协主席。这位爷爷的爱国情操和党性是不用怀疑的，但是，到了晚年仍会饶有兴致地阅读日文，跟我讲他小时候上学的事，可以想见，如果东北一直在日本人手里几十年，让人民接受几十年的奴化教育，会是什么样。

不过，当年的日语教育有多大成效也很值得怀疑，因为本地的老人们看不出对日本语有什么了解。那时候虽然入学率低，城里的孩子总也会上个学，但是学了一顿，全忘了。我估计当年的学校里，大家都是混日子，教日语的日本人也未必有多么敬业，学生们对日语也是随便一学，虽说学得不好要挨打，但是打过之后该咋样还咋样，意思意思就得了。

说个变态的事。

四零年前后，本地流行鼠疫。日本人很重视，出动防疫部队挨户检查。有症状的一律集中隔离，屋子里院子里撒白灰，给发一点退烧药，也不管是不是真得了鼠疫，统统扔到一起等死。得鼠疫的人发烧、咳嗽、眼睛发红、淋巴结肿大，日本人诊断鼠疫就是靠一看二摸。淋巴结肿大通常在腹股沟和腋下，腹股沟就是大腿根那里，腋下挨着胸。检查的时候，哪家的姑娘媳妇有长得好看的，都被一顿乱摸。更过分的，让一家人脱了裤子互相摸，公公对着儿媳，女婿对着丈母娘，小叔子对着嫂子，日本人和汉奸在一旁看热闹。老百姓说这帮人这不是畜生吗？那时候老百姓不知道有变态这个词，现在来讲，这就是变态。

说到鼠疫，日本人还干过一个事，那就不是变态，是可恨。四五年撤退时，日本人散播鼠疫（不是七三一部队），造成本地鼠疫大爆发，一直延续到四六年，城里多户人家死绝。

满洲国的十三四年，人民是实实在在的亡国奴。内地的沦陷区，敌我实力犬牙交错，老百姓总能看到个亮光。满洲国那一百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几乎是黑暗一片，完全是日本人的天下，抗联虽然英勇顽强，但是一直被追着打，到后来干脆被打散了，老百姓受了欺负，连个奔头都没有。

我今天从知网下了一堆论文，发现了更有意思的事情。

历史本身太有趣了。

1942年开始日本在东北搞强制“粮谷出荷”政策，尤其对大米收刮特别厉害，结果受害最深的是朝鲜移民，其次是日本东北开拓团。

原因是虽然水稻种植1875年就被朝鲜移民引入东北，但是截止到1932年，全东北水稻播种面积只有80487公顷，耕种比例为0.6%。

日本人在东北为了提高东北水稻种植面积，出台了发放补贴、贷款等多项政策，然而处于日本人特有的“小处精明”的特点，日本人更倾向于把这些优惠和补贴发给朝鲜移民和日本开拓团。

结果就造成在东北日、韩移民区水稻种植面积远远高于中国农民的情况。

总的来说，越是日本开拓团和朝鲜移民多的地区水稻种植面积就大，比如合江省水稻产量在农作物比率占到11.26%，而合江省朝鲜移民和日本开拓团数量也最多。

结果随着侵华战争以及太平洋战争相继爆发，东北大米逐渐成了日本战备物资，日本为了征集尽可能多的大米，大搞“粮谷出荷”政策，也就是强制性征收。

结果受害最深的首当其冲就是善于种植水稻的日韩移民，比如伪间岛省延吉县协议员池中龙就表示延吉县所有大米都被征购一空，换来的只是充斥着草籽、沙粒，难以下咽的小米，而且价格还是大米征购价格的5倍。

根据《伪满洲国水稻发展研究》学术论文披露，截止1945年日本投降为止，东北水稻种植面积仅为344119公顷，耕种比率为1.9%。

相比1931年，耕种面积增加了4倍，耕种比率增加了3倍。

根据《中国东北农业史》、《近代东北农业历史的变迁》两本最权威近代东北农业史著作披露，九一八事变之前以及伪满洲国时期的东北人确实不爱吃大米。

1932年，也就是九一八事变第二年，经过日本方面统计，全东北水稻面积仅仅只有六万亩。全东北大米产量不足16万吨。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1930年东北（不包括内蒙东部地区）高粱产量是477.1万吨。

1931年高粱每吨价格和水稻一样，1932-1934年高粱价格都略低于水稻，不过1935年-1938年东北高粱价格高于水稻价格。

而且从1924年开始一直到1944年，东北高粱播种面积一直位于东北所有农作物之首。

而截止到1944年，全东北水稻播种面积仅有326000公顷，只有高粱种植面积的8.77%。

我觉得大家都散了算了。

提问者号称专业的，看看人家多少视频专栏和回答。

这个提问不过是人家明知故问而已，你认真回答了弄不好还转手就被这“专业人士”拿去当作自己的东西了。

标准答案是：你就不该让孩子带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