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
民族自决和民族国家的基础就是现代民族主义,即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如果几个不同的民族被塞进同一个国家,那么从现代民族主义的角度来说,这个国家里的少数民族如果要争取独立或者至少更大的自治权利,那也是正当的。
所以,南斯拉夫崩溃了,苏联崩溃了,苏丹分裂了,爱尔兰独立了,苏格兰和魁北克进行了独立公投,加泰罗尼亚试图独立。不是说科索沃人乌克兰人南苏丹人爱尔兰人都是缺乏爱国心的乱臣贼子,如果你在自己的国家被人当成异类,学历史的时候发现历史书一直在骂你祖宗,那你自然也不会对这个国家有任何认同感。
所以,抛开“在没有现代民族的时候讨论现代民族主义”这一点在学理上的荒谬性,单纯从政治宣传的角度来看,中国人在政治上的民族认同最好还是“中华民族”而不是“满族”“汉族”。炎黄神话可以讲,汉唐雄风自然也值得缅怀,但是论及严肃的认同问题,还是要记住:作为民族国家的中国诞生于近代,是汉满蒙回藏多个族群,基于外抗强敌内反暴政的共同诉求,在平等的前提下共同建立的。只有这样,中国的存在才能在现代民族自决的基础上找到依据。
当然不能。
一个理论要先有解释力,有预测力,才能拿来说服人,如果一个理论对现实毫无解释力毫无预测力就靠道德绑架让人去信,那么它就是忽悠人的宗教神学。
当代中国的皇汉群体中就充斥着这样的神棍,你如果仔细思考,就会发现他们的民族主义逻辑全都是道义上的逻辑,只在论证“你该”的时候无懈可击,一到了事实层面进行解释就吃瘪。
在道义上,皇汉会把满清拿来和日本做对比,说满清入关和日本侵略一样,既然东条英机山本五十六是战犯,那么努尔哈赤皇太极康熙自然也不是什么英雄,也该是战犯,满清从头到尾都是罪恶的侵略者,统统都该被拖出来鞭尸。所谓民族团结民族融合在皇汉看来自然也都是扯淡了。
尽管皇汉的民族主义理论在道义逻辑上是无懈可击的,然而一到了事实分析上就会立马吃瘪。按皇汉的逻辑,汉民族的民族主义显然在五百年前甚至几千年前就存在了。那么问题就来了,要是汉民族主义在满清入关时就存在了,那为什么上亿人口的汉族连几十万人口的满族都打不过呢?
皇汉会说这是因为汉族中有汉奸卖国,这就奇了怪了,难道日本人打来的时候就没有汉奸了吗?怎么中国人就打赢了日本人呢?还是满清科技领先大明,甚至比日本人和民国的科技差距还大?显然,不管怎么说都说不通。对于这个问题,皇汉们要么只能说“不能搞成王败寇”,直接无脑地认为战争的成败是个全凭运气的随机事件,要么只能暂时借用一下阶级叙事,说满清拉拢了汉族的地主阶级,日本人没有。
然而后面一条解释显然也是毫无道理的,难道日本的太君都是傻逼不懂得拉拢汉族上层不成?日本的太君连西方的先进科技都能快速学会,偏偏学不会满族人在三百年前就用过的策略?
显然,你一旦认为资本主义社会以前就有民族主义,你就会必然无法回答这种问题,为什么野蛮的少数民族如蒙古满族突厥匈奴总是能吊打比它们人口多数十倍的文明民族呢?而且这种事情在全世界都是屡见不鲜的,蒙元灭宋,匈人吊打罗马,日耳曼人灭亡罗马,莫卧儿征服印度等等都是如此。
而一进入近代资本主义社会,情形就大为不同,人少的落后民族就再也没有征服过比他大数十倍的异族,甚至像日本那样的,明明科技都领先一个时代的小族都打不下中国的事情都屡屡发生。
显而易见,这是因为民族主义就是在资本主义时期诞生的意识形态,在资本主义到来以后,统治阶级能凭借民族主义动员整个民族的力量,这才使得人口少的民族在战争中的劣势难以弥补,因此,如果没有科技上的绝对优势,小族就再无可能征服大族。
熟读史料的皇汉肯定会给你找出一大堆例子,说什么古代一定有民族主义,比如说什么“胡无人,汉道昌”,崇祯史可法死得多么有气节blabla。诚然,我也十分敬佩这些人,然而皇汉的意识形体,终究不过停留在中世纪神棍们的经院哲学水平,离科学的分析差了十万八千里。
被皇汉们看到的史料,绝大多数都是士大夫及以上阶层的人,属于有文化的阶层,这些人有文化传承的观念,有民族意识很正常,但皇汉们却认为全中国的广大农民和这些士大夫们一样普遍有这样的民族意识,这在统计学上就是典型的“幸存者偏差”谬误,毕竟不识字的人能留下多少史料呢?
要有民族意识,首先要有民族区分,在古代能进行民族区分的方法无非是血统,语言或文化,但是满族人体貌特征老实说和汉人差别不是非常明显,古人也不可能做DNA检查验明究竟是满族人还是汉族人,古人的又没有普及普通话,语言也不统一,各有各的方言,不经商掉农民走远一点说不定语言就不通了,汉族和汉族的话都不一定完全通畅,谁会靠着个来区分满族呢?于是就只有文化能被用来做民族区分,可是大字不识一个的农民难道会在乎文化传承吗?
对农民来说这就是一个普通的乱世,他们的祖辈们经历过无数次改朝换代,对他们来说只要活下去了,无非是换一个主子交粮食罢了。剃发易服可能是最有可能激起底层反抗的行为了,毕竟底层人虽然不识字,但是发型服饰总还是有的,剃发易服导致的屠杀也不少。但如果你仔细去看,江阴八十一日,嘉定三屠这些事件,还是集中在城市里,而在资本主义之前,城市人口所占的比例也就10%左右。
那么问题来了,如果民族意识只存在于少数人脑中,那么还能被称为民族主义吗?显然不可能。但是皇汉们终日沉浸在士大夫的事迹和言语之中,看似博古通今,知道xx名人说过的xxx话,有xxxx事迹;实际上对真正的经济基础的历史却知之甚少,你如果去问他们各朝代各时期中国有多少人口,玉米,土豆,番薯,辣椒这些农作物是何时引进中国的?中国各时期的气温变化,黄河改道的信息等等。他们基本上都答不上来,但这些东西才是真正能决定中国历史走向的。缺乏这些经济认识而沉迷于士大夫事迹的人,自然就容易被有偏差的信息所蒙蔽。
皇汉们的另一个说辞,就是拿满清时期的反清复明来论证民族主义的长期存在,但是搞反清复明的天地会等组织,到孙中山先生那一代人之前,都没有搞出过什么大名堂,说到底它不过还是有文化阶层和士绅们的自嗨。
在晚清之前,真正的由最底层农民发动的大规模起义,可不像皇汉想的那样在乎什么民族,什么汉族文化,汉族血统,孔孟之道之类的东西,都多是以宗教为思想纲领,白莲教这种,明朝就起过义,太平天国更是直接就拜西方的上帝了。
在大清的前两百年,汉民族主义的号召力还比不上宗教,只是到了孙中山那一代人搞民族主义忽然就牛皮了,一下子就推翻了满清,而在此前的几百年里反清复明运动都不成气候,请问这又是为什么呢?你是相信几百年来天地会都不努力,还是相信一个组织要造反成功必须要进行两百年以上的积累,还是相信时代变了环境使得造反成功了呢?
显然一个有脑子的人只能相信后者。孙中山先生搞民族革命之所以能成功,是因为时代变了,中国有了产生民族主义的环境,接受了从西方列强那里传来了民族主义思潮,民族主义由于西方列强的原因在中国崛起,而且深入到了底层。
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虽然依旧没有工业化城市化,底层人虽然依旧不识字,但有了西方列强来持续欺压中国人。而且这种欺压是随着列强的资本主义工业时代的科技深入到了民间的,它能让最没有文化的中国人都感受到和之前截然不同的压迫。西方传教士能够在中国基层开设教会拉人入教,甚至都能激起底层农民发动义和团事件。如果你去了解一下义和团事件,就会知道义和团是本能地反抗洋人带来的几乎一切东西,甚至宁可回到以前交地租的封建时代也要赶走洋人。可以说,真正让民族意识深入到民间,让民族主义在中国民间兴起的,不是什么古老的华夷之辨,什么汉胡之争,什么汉族传统文化之类的虚头巴脑的东西,而就是西方列强。
而一旦遵循这个逻辑,即便遵循民族主义的原理,满族该不该是中华民族的一部分,也不在于其语言文化传统和汉族有什么关系,而在于建立共和国前有没有和汉族一起挨过列强的打,虽然在这个问题上依旧有争议,因为溥仪毕竟投靠了日本。而如果遵循阶级叙事,满族该不该是中国公民,就取决于其接不接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但无论如何,这和努尔哈赤皇太极的历史罪行关系都不大。
也只有在大的层面上承认唯物史观和阶级叙事,才能解释了为什么满清入关能成功,日本却失败了。因为民族主义虽然是一种强大的意识形态,但它终究只是资本主义时期以后才出现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下的附属物。在满清入关之前,民族意识只存在于少数士大夫和富裕阶层,而在在日本侵华之前,资本主义工业时代的列强已经欺压了中国人一百年,民族意识已经深入到了民间,民族主义思潮已经形成,这就好比得过病没死,病毒再来入侵就有抗体了一样。
关于中国古代社会的广大民众,孟子就有过非常准确的总结,那就是“无恒产者无恒心”,“无恒产而有恒心”的只有极少数士大夫。对于道德气节来说是如此,对于民族意识来说亦是如此。而皇汉的错误,就在于认为民族主义这种抗体是自古就有的,没得过病也会有的,并且会永远存在下去,甚至在外面环境和病原体发生变化后依旧有用,还把民族主义和民族传统文化强行联系到一起。当代皇汉的对社会的认识,还不如两千年前的孟子。
当然能。
事实上,我们现在的历史教科书的叙述方式,就是拿“中华民族”的现代民族主义去评价清朝。要是不拿现代民族主义评价,只用阶级理论进行评价,那就是完全不同的历史了。
以圆明园的毁灭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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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法联军原本并没有进军圆明园的打算,他们的唯一目的,只有进入北京去签条约。
他们之所以会突然转向圆明园,恰恰是因为当地的中国百姓给他们指路了。
僧格林沁在八里桥之战骡车漂移后,他的残余部队向圆明园方向撤退。但是,让他万万没想到的是,当地的百姓直接把清军的去向全部告诉了英法联军。
这一情报,直接让英法联军的两位统帅,蒙托邦和格兰特改变了想法。他们决定先去歼灭僧格林沁的残部,彻底摧毁清军的抵抗力量,再去北京城外驻扎。
然后,联军就在当地百姓的带领下,向圆明园出发了。
然后,就发生了后面大家都知道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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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大清对当地百姓是这样的:
“他们比你们英国人还要坏”。
清军还在京津地区大量使用焦土战术,为了防止百姓通夷,焚毁了大量当地百姓的村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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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了,如果不用民族主义分析,只用阶级分析,那圆明园的毁灭就是:
清朝和英法联军狗咬狗,但是清军对当地百姓更烂,结果当地百姓站到英法联军那一边,给联军带路了。最终,英法联军和当地百姓一起毁掉了这座搜刮民脂民膏建立的,清朝皇帝的私人园林。
我想这不会是你们想要的结论吧?
为什么不能?
我觉得带清就是一个哪怕从现代眼光看也是民族构建的成功典范,不好好说说这个问题我都觉得对不起清固伦的开国者们
先说背景,民族主义是一个近现代名词,不代表他就能跟现代以前已经塑造的各种认同相割裂,更不代表前现代的政权就完全没有能力采用近似于现代民族主义的手法去构建认同,不论是传统西方语境下的“东方式帝国”、中世纪晚期到文艺复兴时期西方的君主国还是部族联盟,只要有内部巩固的需要,都会倾向于在语言、文化、地域等层面塑造一个与他者相区别的共同体
所谓华夷之辩,难道不属于前现代的一种认同构建吗?
民族语言的使用,不是一种认同构建吗?
甚至于远在新大陆的阿兹特克人,都懂得利用销毁历史和扩大祭礼仪式的手法,来改造被统治者对他们的认同。“我们阿兹特克天天掏人心祭神!”(误)
纵使技术水平原始,也懂得利用某种符号(长屋)来塑造认同,这个认同可是也延续到了今天
如果没有我者和他者的区别,一切跨族群的交流史和冲突史,包括可能的同化过程又从何谈起,全部要采用孙子决定爷爷的逻辑然后陷入那种是内战还是外侮的无聊辩经么?
“民族叙事”恰恰才是正视历史的一部分
满族的认同同样是在基于努尔哈赤统(zheng)一(fu)了女真诸部以后,为了与明国分庭抗礼而通过爱新固伦的形式构建出来的新族群
作为满族认同的建国传说,其直接来源也是元末明初的建州左卫斡朵里部的历史,而不是更早的女真人时代(当然,女真诸部间语言文化的相近性,给满族的构建过程提供了最大的便利)
积极主张满人汉化论的黄培在他的《Reorienting the Manchus: A Study of Sinicization, 1583-1795》一书中也认为,纵使后来这个群体吸纳了不少蒙、汉和索伦诸部的人口,纵使这个群体入关以后经历了大幅汉化的过程,乃带清统治者从来也没有放弃强调这个群体与被征服的“他者”的区别
“满清与此前的中国王朝并没有那样大的差异,但无法否认的是,有清一代满洲群体始终作为一个特权阶级,可以凌驾于被统治民族之上,这与他们的汉化和儒家认同,并不冲突”。
在黄培看来,作为个体而言,满人之所以愿意主动汉化,还是受到经济和文化利益上的驱使
你觉得这样算是“民族叙事”还是“阶级叙事”?
不过我想在题主眼中,可能“民族叙事”意指把一切近代落后的锅完全推给异族统治的“大汉族主义”,这种甩锅当然有失公允,反对合情合理。但如果我们在称颂满清的开国伟业,强调满族“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作出贡献”时,却刻意淡化、回避清代时满族作为统治阶级带来的负面因素,只论情感却不去辩证,这又与有些人所反对的“大汉族主义”有什么区别呢?
不过是从一种民族主义滑落到另一种民族主义而已。
说到这份上还有人觉得我是在黑清吗?不会吧不会吧
由此可见,知乎绝大部分人,包括头部的几个大V,对政治学的理解水平还没到达入门级别,连民族主义是什么都没有搞清楚。
简单来说,传统的民族来自传统,血缘和文化,而现代的民族本质上来自于民族主义主权国家至高无上的政治地位。
这两者有承继关系,但是绝不能混淆,否则你们就从根本上否定了中华民族这个概念。
分辨一个国家是不是民族主义国家的方法也很简单,那就是它是否能够代表全民族的利益,是否把全民族的利益放在至高无上的地位上。
从这个角度看清朝很容易就能分辨它是不是民族主义国家,清朝是一个把民族利益作为至高追求的国家吗?不,无论满族还是汉族的利益都不是它追求的,本质上它就是一个爱新觉罗家族利益至上的国家,同现代性根本半毛钱的关系都沾不上。
稍微有点政治学常识的人都知道现代民族主义的建构本质上都是学习的法国大革命那一套,国家图书馆,爱国主义教育,文化传统纽带,共同的革命记忆,民族国家利益至上,共和制,你自己数数,除了文化传统纽带之外,清朝,明朝乃至之前的一切朝代和我们的共和国在几点上有相似之处?
指责这种说法西方中心论的人才是陷入了根本性的误区,因为18.19.20世纪的世界民族主义潮流有着非常明显的全球化趋势,把各个地区的民族革命割裂开来看才是陷入了中心论的错误。
现代民族主义同国家是完全无法割裂开来看的,他的真实含义是为了确保国家利益的至高无上,而将传统的多民族或者单一民族建构成一个代表国家的民族,然后才能使国家利益至上变成民族利益至上。
否认人民革命与共和国同封建王朝的根本性区别,单纯的讨论民族意识,甚至认为古代的民族意识和现代的民族意识没什么不同。
这是一种显而易见的,不可接受的错误。
很久没键政了,唠呱几句罢。
把古典民族意识和近代民族主义混为一谈是很容易犯的错误。
古代的“华夷之辨”和真正的近代民族主义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东西。古代当然有民族意识和民族划分,全世界都有,但题主问的是“现代民族主义”,这个东西古代当然没有。
古典民族意识是组织相对松散、下沉程度不足的朴素族群思想,强调的是基于共同的历史传统、共同的信仰之上的文化主义,且往往建立在统治者合法性的基础上。譬如在我国古代,基层人民的民族意识很弱,满清入关前期遭遇的抵抗并不强,是剃发令让人产生了文化信仰和根源要被摧毁的危机感,才激起了普遍反抗。同时贯穿有清一代的反清活动往往打着复明的旗帜,也是因为古典民族意识有浓厚的忠君爱国思想。欧洲的古典民族意识则是与皇权、教权纠缠不清的大杂烩,也没有清晰明确的国家共同体概念。
近代民族主义发源于西欧。生产力发展后基层组织下沉、国家对基层的思想影响力和控制力显著加深,人民的群体身份认同和团结明显强化,在国家组织的基础上形成了以“一族一国”为指导思想的近代民族国家。国家对人民的教化和控制,催生了人民对国家这一实体的积极参与和拥护,产生了国家政权和单一民族认同两位一体,建立在国家主义基础上的近代民族信仰。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的军事扩张进一步强化了欧洲的国家和民族一体化的近代民族主义思想。
简而言之,古典民族意识是一种朴素的文化身份上的认同,而近代民族主义则是资本主义大发展后形成的国家主义概念下的组织性拥护。前者的核心是文化,后者的核心是组织。两者区别大了去了。
理解这一区别的最好载体就是美国。美国是移民国家,人员组成复杂,但美国是一个现代国家,虽然不存在“美利坚”这个民族,但美国人在国家主义的教化和控制下形成了一个和民族主义表现形式非常相似的“美利坚共同体”的集体认知,它的内核和发源于西欧又传播至全世界的近代民族主义是一样的,都是国家主义为肌骨塑造的信仰。这种东西在古典帝国是没有的。
我这么打个比方,古典民族意识像传统医学,是文化为核心的朴素唯物论;近代民族主义像现代医学,是秩序共同体为核心的组织体系……
如果你们还是不理解,回去想想汉人对清军入关的抵抗和20世纪中国抗日战争的文化旗帜、共同认知、自发参与和狂热程度的区别,自然知道古代民族意识和近代民族主义的巨大差距了。
so,当然不能用“近代民族主义”去评价清朝,你无法评价一个当时不存在的东西。
评不评价都一样,因为这个问题没有任何现代价值。
你查一下满族的生育率就明白了,如果你有兴趣还可以带上蒙古族。这两个民族的生育率现在都比汉族还低,生育率是一个大家心里都非常清楚的最为重要的指标,同时生育率也可以看做是现代性强弱的一种反映。
当然如果你实在闲得无聊的话还可以去进一步研究一下什么“满语实际使用情况”和“满族民族认同情况”,研究到最后,你可能会自己被自己无聊到。
所以这个问题就像是一个拥有完整人类意识的桌子或者真空中的球形独角兽,你尽可以在哲学层面上去虚空讨论,没有任何问题;但不论你讨论出个什么结果,都一样不会对客观世界产生任何的主观能动性。出于节约能量的考虑,我建议大家去关注一些更有现实意义的话题,比如让胡路人对现代娱乐行业的贡献,至少我们出了郭冬临、代古拉k以及我。
民族主义和民族意识是两回事。民族是将“族群”用近代政治和法律概念巩固化的结果。
引用两段努尔哈赤起兵之初的清代文献:
夫草昧之初,以一城一旅敌中原,必先树羽翼于同部。故得朝鲜人十,不若得蒙古人一;得蒙古人十,不若得满洲部落人一。族类同,则语言同,水土同,衣冠居处同,城郭土著射猎习俗同。故命文臣依国语制国书,不用蒙古、汉字。——魏源《圣武记》P9
基于“异族不如同族”的原理,努尔哈赤定下了攻打叶赫,统一满洲的政策。
乌拉、哈达、叶赫、辉发、满洲,言语相通,势同一国……欲使同一语言的珠申国,不要分居在不同的很远的地方,都收集在一处。——《清太祖朝老满文原档》《清朝开国方略》
结论:不能。因为中国古代是长期是一个多元一体的封建帝国。而民族主义不是古代中国这个多元封建帝国传统的一部分
这个问题比我想的要复杂,所以尽量从这几个方面回答吧。
首先需要明确一点--中国古代从汉唐以来就是一个多元化的文明型国家。形成了以农耕为基础的中原文化(汉文化),而古代中国是围绕这样一个概念所建立的文明型国家。中国古代的各种族群是非常复杂的,如果现在一个个去测汉族人的DNA,也许会有相似的,但是很明显是找不到纯种的汉人。因为汉人这个概念就是脱胎于中原大一统王朝居民的。所以我们需要澄清一个事实——不是族群相对统一的汉人创造的中原王朝,而是中原大一统王朝创造的族群相对统一的汉人。
文明型国家相比民族国家,它有一大特点——就是国家与民族不是相绑定的,而是文化认同与国家相绑定。比如天下这个概念,为什么元朝以前的天下是中原地区?因为只有再这个地方是中原王朝的直接统治区域,然而到了元明清三朝,天下的范围变得更广的。比如说汉朝,它对于中原地区的统治方式,和对于西域的统治方式,是不同的对吧。然而元朝,和之后的明朝、清朝,有了行省制,扩宽了天下的范围(因为中原王朝直接统治的地区变多的)。到了后面的民国、共和国,全国都是中央直接统治了(当然民国只是理论上),那自然天下就变广了。
上面这段话和主题似乎无关,但是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在古代中华的范围是不断扩展的。有大量的其他东西合并进来,而且中华不是民族的,是文明的。这方面有人会说为什么日韩不是中国?这方面我认为日韩是中国的次生文明,不严格等于中华文明。
写了前面的那么多,我们就直接来分析清朝。有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清兵入关之后有儒士去自证它的合法性,还有雍正的大义觉迷录说华夷一家,以及清朝基本延续了明制。这些表明了清朝它本身是为了统战原来明朝的地主阶级加入传统的『中华』共同体。那比如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有一段话是
而且,作为所谓“真理语言”,这些表象系统内部带有一种对民族主义而言相当陌生的冲动,也就是朝向“改宗”(conversion)的冲动。所谓改宗,我指的不是使人接受特定的宗教信条,而是如炼金术般地将之吸收融合之意。蛮夷化为“中国”,里夫人(Rif) (6) 化为伊斯兰教徒,而伊隆哥人(Ilongo) (7) 则化为基督徒。人类存有的本性可以经由圣礼而变形。(何妨试将这些耸立天际、傲视一切方言的古老的世界性语言与湮埋于众方言之间、无人闻问的近代的人造世界语,如世界语或沃卜拉克语 (8) 作一对比。)终究,正是这种可以经由神圣语言改宗的可能性,才让一个“英格兰人”可以成为教宗(Pope) [8] 而“满族人”得以成为天子[1]。
首先元清非中国论本身是西方帝国主义分裂中国的一个工具。其分裂重点不是汉地与外地,而是西藏新疆。为什么?他们的依据是清朝是扩张性帝国,它对于西藏新疆的统治是殖民统治,所以中国没有资格统治新疆。这方面很好反驳,比如新疆有大量汉人之类的,还有就是上文里面说的多元一体的国家。如果皇汉们认为清朝对于汉人是殖民,那他们是不是也要说清朝,明朝对于西藏新疆是殖民?那他们拿出了『民族自决』[2]说这两个地方有不少汉人,其本质还是汉地。但是问题是汉人不是这两个地方原生的,所以可以说这里的汉人是明朝的殖民统治带来的。所以皇汉的本质就是分裂祖国。
另外对于元清的领土的问题。我个人认为共和国的领土当然是解放军打下来的。但是对于这个领土的『历史边界』以及对于统治的『历史依据』,元清是有贡献的。也就是说,元清没有直接为领土提供法理,而是间接地去对于这个领土划定的某种『历史空间』,奠定了某种『历史基础』,其基础就是我前面写的多元帝国。
这里我直接引用欧内斯特·盖尔纳《民族与民族主义》了,不想多费口舌。
的确,僧侣阶层对强迫他人接受某些共有的文化规范第表现出一定兴趣。一些僧侣对于民间习俗采取蔑视和无动于衷的态度,另一些人为了垄断与神祇的沟通、垄断拯救他人和为人治病等等权力,反对和积极诋毁民间文化及其中人数众多的在民间从事自由职业的巫师。但是,在农业识字政体中普遍存在的条件下,他们不可能真正成功。这些社会根本不具备能力去实现基本普及识字,把老百姓纳入高级文化,从而无法实现僧侣阶层的理想。僧侣阶层可能取得的最大成就是使其理想作为正确但不可行的规范而实现内在化,这种规范会受到尊敬或敬畏,甚至会在不时爆发的热情中为人们所追求,但是,在一般情况下,人们对它的尊敬是在违反而不是在遵守它的过程中产生的。
关于农业识字社会的最核心、最重要的事实是:这种社会中的几乎一切,都妨碍了从文化边界的角度对政治单位所下的定义。
换言之,假如民族主义是在这样一个阶段问世的话,它被人们普遍接受的可能性就会比较小。可以这样说:文化和权力,这两者按照民族主义理论是缺一不可的潜在的合作伙伴,在农业时代主要的条件下,哪一个都不会太喜欢对方。让我们逐一对它们进行分析。[3]
能不能取决于你的民族身份,不同民族人士评价的性质和面临的后果就完全不一样了。
主体可以把清朝视做异族侵略的亡国殖民历史,可以开除清朝的中国性,可以把清朝统治视做民族压迫奴役,可以把中国跟主体捆绑,可以开除其他民族的古中国籍,而且极端主体民族主义者也这么做。而且,主体同胞还可以按照其他民族现在的生育率和汉化程度来判断他们对国家和主体的忠诚度,不汉化且生育率比主体高即为敌人。
而我的民族就不可以了。如果一个原罪族也跟主体族人一样把清国视做异族侵略的亡国历史,敢把中国跟主体捆绑,敢说古代新疆和新疆不属于中国,任何对汉语和汉文化的不敬畏,那么不仅违反了国家法律,还违反了自治区新规,属于诋毁国家历史、散播分裂和破坏团结言论和破坏国家统一。
大清国乃蛮夷们的解放者,蛮夷得感恩戴德,反清既篡改历史忘恩负义。
实际上,对于我们新疆而言,汉唐元清的统治是没有任何本质区别的,而且跟清朝统治内地完全一个性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