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尼系数对于中国还适用吗? 第2页

三种可能性：

中国有问题；

基尼系数这个理论体系有问题；

西南财大有问题。

你猜该选哪个？

虽然基尼系数这两年来越来越火，但总有人不清楚前因后果，不清楚的可以先点开下面这个回答看一看，了解一下。

言归正传，如果能证明基尼指数在中国不适用，不管是北大，还是西南财大和国家统计局，早就证明过了。

如果真的不适用，那西南财大从11年开始，年年花这么大的精力去做调查统计图什么？以甘犁为首的教授团没您聪明吗？还是人家也是境外势力？

国家统计局当初面对那么大的舆论压力，还要把数据藏着掖着，又图什么呢？人家难不成也没您聪明？

毕竟基尼指数可以说是中国崩溃论的最有力证明之一了，要是能釜底抽薪证明这数据没意义，岳希明和李实当年在《华尔街日报》上的骂战时就该证明了。毕竟讲道理这是多大的政绩啊【笑】。

基尼系数只是一串数字而已，否定它其实很简单，只要你要能提出一项更好的反映贫富差距的办法。（事实上，国内的学者也有不少朝这个方向努力的。光基尼系数的具体计算方法就提出了十几个。）

蒙上眼睛当鸵鸟并不能解决问题，希望题主能明白这个道理。

其实我能明白答主想要说什么，他想证明的不是基尼指数如何如何，而是想说收入差距和社会稳定性的联系并没有那么紧密。

其实这个想法也没什么问题。

首先，基尼系数的值有一半贡献来自地区差距。单纯从0.61或者0.49这类数字出发，中国贫富差距非常大并不能得出会引发社会不稳定这个结论。

打个比方，在中国，从河南的农民变成上海的白领，跨越了多少个阶层？

然而如果换一个发达国家，白领和蓝领的差距就没有那么大了。就拿日本来说，从北海道农民到东京的普通员工，他们之间根本没有任何障碍。换句话说，这种“中国式阶级提升”，在日本根本算不上阶级提升，因为他们根本就是一个阶级的。没有台阶，也就自然没有上升了。所以日本在数据上，代际收入弹性和基尼指数也都远远优于中国。

截止到2018年，中国的农民还有大约5.6亿人左右，占比41.48%。2020年总理也说过我国有6亿人月收入不足一千元。

甚至我们的基尼指数，城乡和地区都会分开计算，作为一个“农业国家”，有这种国民基尼指数也不足为奇。

其次，基尼指数只是一个静态指标，单单一个基尼指数，他能说明的信息其实并没有那么多，它是要和很多其他数据放在一起总结才能得出结论。

打个比方，为什么这几年基尼系数越来越火？

很简单，因为人们突然发觉收入流动性出了问题。换句话说，你的收入高，我的收入低，这没什么要紧，毕竟总有人收入高，有人收入低。

要紧的是什么？是你凭借先发优势靠着资产躺着挣钱，我们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别说我这辈子赶不上你，甚至我的子孙后辈都要给你打工供你剥削，为你的财富增值做贡献。

一线城市努力工作十年唯一的成果是为房东还清贷款这种事早已不只是段子了，而是太多打工人的血泪。

中国的基尼系数一直不算低，但在过去几十年中的收入流动性一直很高。文革被打倒的，有许多通过高考爬起来了；原本吃铁饭碗的，下海经商发达了；下岗再就业的，也有自主创业富起来的。

基尼系数高加上收入流动性高，引出了一个“正向隧道效应”。你在拥堵隧道中排队，此时如果排在你前面的车往前开了，你可能会更高兴——因为你也能往前开车了。也就是说，如果你也有提高收入的机会，那么此时基尼系数扩大，人们的不满意程度反而会降低。

但令人担忧的是，中国近些年来的收入流动性开始降低，此时如果基尼系数进一步增加，又会有一个“反向隧道效应”：你在拥挤的隧道中排队，你发现你周围车道的车辆在纷纷往前移动，而你所在的车道却纹丝不动。更重要的是，你还不能换车道。这才是人们对基尼系数的扩大而感到不满的原因。

经济上行，忙着做大蛋糕，每个人都有蛋糕吃的时候，就很少会有人因为蛋糕的分配方式而生气。

所以，要把收入差距和社会稳定联系起来的话，收入流动性才是更重要的变量，他决定了人们的不满会朝着什么方向发生。

咱还拿日本来举例子。“平成废宅”佛系躺平是因为贫富差距过大吗？

其实并不是，就像我上面说的，事实上日本的基尼指数在整个世界范围来看都很低。社保的财富再分配让大部分人生活都过得不错。

他们真正的问题是阶层固化，是收入流动性太低。

普通人在便利店打个零时工就能养活自己了，高中毕业学历进入公司当个白领社员的也不少见。

但是从普通中产继续往上，想要成为企业高管这种“金领”阶层对于普通人来说就太难了。医生律师工程师这种王牌职业也是不知道拦下了多少学子。光知名私立大学的学费这一项，就能让无数普通家庭望洋兴叹了。

再往上就更不用说，日本世袭政治家们对政治的垄断在所有发达国家中差不多都是独一无二的了。各种“夫妻议员”“父子大臣”“爷孙总理”层出不穷，这些都能说明日本政坛已经完全割裂了政治素人的上升通道。

这些其实也都是值得我们警惕的问题。公务员晋升的透明化，如何防止政坛固化。（说这个好像有点危险。。。）

没有永远的经济腾飞，东亚经济的“雁阵模式”告诉我们，中国经济滞胀点就在不远处。如何更好的处理经济下行时必然会被引爆的各种社会矛盾，地方债，国税和地税平衡，等等等等这些我们都要小心。

蒙上眼睛高呼境外势力真不是在爱国。。。

答案中提到的那篇论文我现在没有找到，但方法和这一篇论文类似，介绍基尼系数分解，有感兴趣的可以自己从知网上下来看看，免费的：

程永宏，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社会保障研究所，改革以来全国总体基尼系数的演变及其城乡分解，2007

我的观点和这篇文章出奇的一致，我怀疑我以前读过这篇文章……注意，这是07年的文章，今天的城乡差距相对于当时应当有了明显改善。（2007年时城乡人均可支配收入比为3.3：1；2019年为2.6：1）

看到理性的答案获得高赞，十分欣慰。

基尼系数对中国完全适用，近两年基尼系数走高反映了我国收入分配的调整出现了挑战，主要表现为地区差距拉大。现在的问题是社会上的一些人解读不合适，一是把地区、城乡差异歪曲为阶层差异；第二个是忽视经济体的大小区别，夸大问题的严重程度。

我读过一个CFPS的收入基尼系数分解的论文，好像就是人民大学参与这个调查的某个研究员写的。CFPS基尼系数0.55，城乡差距贡献了0.24，地区差距贡献了0.20。也就是说，收入不平等的主要来源在于城乡不平等、地区不平等，而同一区域城市或乡村的居民之间的阶层差异是较小的。

2019年甘肃省的人均GDP约5000美元，江苏省18000美元，几乎是3.5倍，德国经济最不发达的梅克伦堡-前波莫瑞州人均2.9万美元，最发达的巴伐利亚州人均6.4万美元，两倍多一点；日本也是差不多这个差距。2000年以来，我国地区差距总体上来说是缩小的，即经济发达的地方增速低于经济欠发达的地方。但近两年出现了逆势，经济发达地区增长速度中规中矩，一些经济欠发达的地区反而增长得特别慢，拉大了地区差距。

我们还有历史上积累的城乡二元经济问题，乡村长期单向服务于城市：早期供应资金与廉价的粮食和工业原料；中期供应廉价劳动力和缺少竞争的市场；现在则供应廉价土地和市场。在分配中，农村地区没有平等享受到发展利益，这集中表现在定价权上。一块地从集体所有转到国有，可能只有8800块钱一亩，但是国有土地一旦定为工业用地、住宅用地或者商业用地，价格就翻了10倍不止。这个增值部分，正是发展的体现，却与农民无缘，都在城市居民间分配了。

这两个问题才是解决收入分配失衡的关键，而不是臆造出“阶级斗争”，搞什么“打土豪，分田地”。十九大时，中央针对我国发展的现状，直接将“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定义为当前的主要矛盾，还把不平衡放在不充分之前，表明的态度很明显了——就是要积极治理这两个差距，让更多人享受到发展的好处。

问：基尼系数是否反映我国的社会不平等程度超过大多数国家？

答：我国体量巨大，人口巨多，进行跨国比较时必须考虑体量因素，但不可否认我国当前社会不平等程度还是较高的，这是新兴国家普遍出现的问题。以日本为例，日本基本没有城乡发展差距，经济最发达地区约是最不发达地区人均GDP的二倍（我国是3.5倍），不同行业之间收入也比较平均，它的社会不平等肯定是比我国好得多的。但是巴西、墨西哥的基尼系数也比我国低，这可能和体量有关，人家只有一两亿人。我认为，我国社会的不平等程度一定显著高于日本、德国这些发达国家，但不会显著高于巴西、墨西哥这类新兴国家，也不会高于美国这种容忍贫富悬殊、甚至主动割裂社会阶层的国家。

问：你说阶层差距不大，我在广州、北京，人家三套房，每月出租房子，收入比我累死累活挣得都多，我一套房子，每月还要供五位数的房贷，这不是阶层差距吗？

答：这正是历史上的城乡、地区差距积累来的，人家是本地人，同样的积累，反映的价值不一样。同样的一个房子，在广州价值1000万，租金一月1万；在县城价值50万，租金1200；在县里的农村就是建筑成本价，也租不出去。

问：你说阶层差距不大，为什么马云那么有钱，我那么穷？为什么后浪们探索世界，我在搬砖掏粪？

答：你说的是极端值。就是欧美基尼系数最低的发达国家，普通年轻人也过不上“后浪”的生活。而且这种差距里面也有地区和城乡差异，中国的顶级富豪里，大多数都是发达的大城市出身，他们享有的创新创业条件比大部分中国人都要优越。目前中国的洋葱头型社会结构中，大部分人处于社会中下层，大多数人目前都是在“搬砖掏粪”。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我们将渐渐从“洋葱头”发展成“橄榄”，那时候大多数人就不用搬砖掏粪了。

问：中国的基尼系数还会继续增长吗？收入不平等的问题哪天能够解决？

答：历史证明在当前阶段实施平均主义是行不通的，但把贫富差距降到较低的水平，同时又保证存在一定的差距，既能增强人们的幸福感，也能激发人们的主观能动性。2010年以来，中国的基尼系数一直在下降，说明收入不平等问题在不断改善；直到这两年出现了逆势增长，很可能和地区差异拉大有关。对于城乡差距，政府一直高度重视，2010年时城乡人均可支配收入差距是3.5倍，10年后的今天约是2.5倍，缩小城乡差距成效显著。但解决地区发展不均衡问题似乎遇到了挑战，河南、贵州、四川起来了，黑龙江、吉林、山西又成为新的问题点，按下葫芦起了瓢。但就总体而言，发展不平衡的问题是在不断改善的，我们有一个非常务实的政府，一直抓住问题穷追猛打，大家要有信心和耐心。

有用但是极为片面。
基尼系数是一个粒度非常粗的系数，查阅基尼系数的计算方式可知，这个数据只适用于那些国家不大、内部发展较为均衡的地区。


我举两个例子
例子1：

假设有这么一群人，他们的家庭出身、个人能力完全一样。
然后一半人在深圳工作，一半人刚从深圳回了武汉。
按照白领“深返汉工资对折”的经验来说，这群人内部的基尼系数是0.11

然而实际上这群人并没有能力的差异，更没有选择上的壁垒。在武汉的可以自由选择去深圳，或者反过来。
但是他们的基尼系数还是有0.11
这0.11的基尼系数反映贫富差距，不是这同一群人内部的结构性差距，而是一线城市和“新一线”两个城市的发展差距。实际上很可能仅仅是第三产业的发展差距。
这还不考虑有些职业只能在发达城市有就业。

那么深圳和扬州、深圳和鹤岗的比较呢？

现在再看一下我国“发展不充分、不均衡”的主要矛盾。是不是这么回事？这种不均衡不但是阶级之间、阶层之间的不均衡。更是地区之间、产业之间的不均衡。
例如说以我国城镇居民收入是农村居民的2.5倍计，哪怕假设城乡各自内部收入绝对均等。光城乡之间的基尼系数就贡献了0.155（考虑实际收入模型，该贡献值粗估在0.2以上）
例子2：

还是那同一群人。
一半955，一周工作40小时到点下班。
另一半996还有额外加班，一周工作80小时。

然后按同样的时薪算工资。
于是这两半人内部的基尼系数又有0.11

那么，谁可恶？
当然是按头让人996还不劳而获的老板可恶。攫取了剩余价值的资本家可恶。不然呢？

但是就按一般企业10%的纯利润率来算。于是把老板算进去，现在的基尼系数大约是0.19
所以，可怜的996打工人贡献了0.11的基尼系数，可恶的资本家只贡献了0.08的基尼系数。
是这么回事吗？

这不是转移社会矛盾吗？

而且就算是这样一个“一个老板剥削许多人，让一半人996”的社会结构。因为被剥削者内部收入平等，所以总基尼系数只有0.19，即非常公平。可笑吗？

如果这三种人再扣除住房和食品消费呢，是不是接近很多人现实的生活小圈子了。我相信谁都不会管这个叫非常公平：难道就因为打工人内部时薪相等吗？

中国的贫富差距不小，而且正在扩大。这是毋庸置疑的。社会公平，或者说解决由于社会不公带来的发展动力不足（委婉）也确实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
但这些问题不是基尼系数能反映，能解决的。

毫无疑问，真正能够解析社会矛盾的数据是剩余价值。
而剩余价值与利润是同质同量的——并非是一个企业的纯利润。而是在整个产业链里的流动利润。

假设一次商业活动产生了100万的毛利润，扣除掉70万的人力成本以后，剩下的30万可以近似的认为全部都是剩余价值。
但是这30万里，有15万交给电商平台买流量了。有8万给门店、办公室交租金了。有5万给银行付利息了。

然后老板跟你哭穷了，说我的纯利润/总人力成本只有10%。按你们打工人喜欢打的比方，100个苹果我只拿了10个，我是良心老板——这像话吗？
那员工也没拿走90个苹果，那剩下的苹果哪里去了？

甚至有些老板经营不善，还亏本了。他在那愁的来不及说话。网上却有人以此为例过来说资本家承担了风险，理应有更高的报酬——那你应该请他吃老北京大耳帖子。

不管老板亏不亏。员工都是同样被剥削了剩余价值。老板亏是因为他同样被别人剥削了而已。

只是区别在于，这里的剩余价值（利润）到底去了哪里而已。
或者说，一台苹果手机，在淘宝上销售，6000元。利润怎么流动。
一辆宝马，40万元，在4S店里成交。利润怎么流动。
一双杂牌国产鞋，300元，步行街买的。利润又怎么流动。

比起基尼系数，真正能反映社会的经济结构问题的，是一个完整的商业活动链条里的利润流向。

快18年前，我刚上大学，就已经开始炒作基尼系数的概念了。到底是啥数值我记不清了，反正那个时候，网络还是新鲜事物，监管尚未建立，中国崩溃不绝于耳。中间被提的最多的就是中国奇高的基尼系数。

所以用基尼系数来预言崩溃，痛骂前辈占尽红利，大骂房地产商，是18年前就已经有的东西，一点儿也不新鲜。

新冠疫情期间，我经过种种分析认定美国GDP会大跌，然后毅然决然地做空美股。然后毫无悬念地血亏。因为美股竟然跟GDP脱钩啦！

所以现在，谁要是觉得一个基尼系数就能预知些什么，可能也是想多了。用这它思考一下问题可以，真要做决策它还不够！别学我以为知道GDP下降就可以判断美股崩盘一年。

历史永远相似，历史永远不同。

基尼系数对于中国还适用不适用不知道，但国内的贫富差距在不断拉大是现实。

作为一个国际上通用的、用以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居民收入差距的常用指标。基尼系数在中国可以被废弃，也可以不被相信，甚至是一种过时的理论。对某些所谓的经济学家来说，中国有自己的国情，所以一些西方经济学的理论和指标不适用于中国。

但既然这些自称为真正的经济学家们认为应该废弃这个指标，或者觉得这个指标不适用，或者公然宣称这个指标已经过时。那么，你好歹创造一个比基尼系数能更直观，更适合的常用经济学指标来表述现代国内收入差距的新的指标。

结果是没有。他们既没有新的指标，也没有更能让人信服的理论，只是在那里说，这个指标没什么用，不适合中国。所以，他们这个潜台词其实就是，国内的贫富分化并没有什么问题，贫富差距对国民经济的损害其实无足轻重。我们还有很大的拉大贫富分化的空间和潜力。

的确，现代经济学对中国经济有失灵的时候。比如早年西方流行的中国崩溃论。

事实上西方经济学研究中国的时候，一直忽略了一个问题，就是中国在1949年开始建国的时候，其实并不能真正称之为一个工业国，中国是在一个农业国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所以用工业国的经济模式来研究中国，从一开始就是错误的。这也是西方经济学家一直百思不得其解的原因所在，为什么现代经济学理论对中国存在失灵的问题。也是叫喊了那么多年中国经济崩溃论始终不崩溃的原因。

所以研究中国的经济，不能套用基于成熟工业国的经济学理论，我们需要用农业国的模式来看待中国。比如说汉朝，从刘邦于公元前202年建立西汉，经历文景之治，到汉武帝即位的公元前141年，整个西汉初期积累和发展经历了大概61年，这期间基本没有大的经济危机，除了战争（七国之乱），她的发展曲线可以说是一直上升，并且是高速发展的。这种发展模式，其实和现代中国的发展模式是很类似的。后来的东汉建国，唐初贞观之治到开元天宝，宋明清等等，都是这个模式。

为什么会这样？

很简单，中国作为一个农业国，由于多年的战乱和列强的掠夺，社会生产被大规模破坏，不但工业基础一穷二白，哪怕是农业产业也极其薄弱，根本无法满足当时四亿人口的需求。所以一旦稳定下来，首先必须先恢复农业，而工业化浪潮又迫使中国不得不加速工业化，从农业抽血进行工业化的原始积累。

与此同时，中国的人口也开始进入快速的增长，如此强大的需求之下，拼命进行投资还来不及，哪里还会因为产品过剩，形成经济危机。事实上在改开之前，各种物资其实一直都处在短缺状态，很多人记忆中的布票、肉票、粮票等等，就是这个时代不得已的产物。

此外这里还有一个极为关键的原因，就是当时的中国，贫富分化是很小的，没有少数富豪的吸血，抑制普通民众的收入增长，使得民众的需求会逐年稳步增长，保持了和生产的相对平衡。所谓的经济危机，其根本的核心就来源于贫富的极端分化，下层阶级购买力不足，收入与生产不协调。可是经历了从建国以来数十年社会主义改造的中国，当年基本贫富分化是不明显的。

所以，中国改开之后40年的高速发展，其实并没有脱离经济学常识的范畴，需求才是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原动力，而之所以会有如此强大的需求，正是因为中国早年贫富分化不明显，普通民众的需求旺盛，不断刺激投资和工业高速发展。

但随着中国经济的不断增长，这些年贫富差距再日益拉大，内需不足其实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发展最大的障碍，所以这几十年来国内一直在呼吁要扩大内需。

从上世纪九十年代末开始，如果你能找到那时候的财经类报纸，尤其是官方媒体，就可以看到，上面长篇累牍的扩大内需报道。2000年的时候，有些国家级报纸甚至在一版的显要位置一连十多天都是这样的报道。

后来国内解决扩大内需刺激消费的方法，就是学美国人的办法，一是房地产按揭，二是信用卡大爆发。

可是这样的方法，注定治标不治本。因为内需不振，其实并不是什么经济结构的问题，而是贫富差距日益拉大之后的后果。

国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各地方政府官员的政绩考核目标都紧盯GDP，这导致地方政府不断的对投资妥协，资本的话语权很大，而资本的话语权一大，那么，劳动者的话语权必然就弱，这个情况下各种不遵守劳动法的996应运而生，导致劳动力的价值更低，收入也与付出不相匹配，购买力更低，自然内需更为不振。

而与此同时，教育、医疗等等公共产品的价格在不断上升，再加上物价的上涨。事实上普通劳动者的消费水平被压制到了极限。尤其是房地产的虹吸效应更是雪上加霜。在原本的外向型经济模式之下，因为出口的旺盛，所以还可以以外补内，然而随着国内制造业的大规模扩张，产品严重过剩，外面市场的增长越来越有限。这个情况下，出口红利陷入停滞，外部市场难以弥补国内市场。导致普通劳动者的收入又进一步下降。

另外，资本本身具有马太效应，手里有一千万和只有一万的人，一千万的天然就能获得更多的利润。而国内的收入不透明，个人所得税的征收也无法真正落到实处，也就无法劫富济贫，缩小贫富差距。更谈不上有意识的进行转移支付。

所以，所谓的内需不振，本身是一个收入的结构性问题，这是改开这么多年分配领域过于向资本倾斜的结果，这个结果就是我们人均年收入是3万元人民币，但是有6亿人每个月的收入也就1000元。这样的收入水平，依靠贷款，依靠居民负债扩大内需，实际上只是在打强心针，因为一个每个月收入也就1000元的人，你给他一张能够透支5万的信用卡，他花光了之后，又拿什么来还呢？而且这样的收入水平，你真的敢给他发一张透支5万的信用卡吗？

因此，这样的贫富差距，其实隐含了一种社会结构性矛盾。这种矛盾原本可以用基尼系数这样一个经济指标很明显的揭示，让决策者和民众非常直观的意识到现在经济体系中存在的问题，但在某些所谓的经济学家的偷换概念，或者强行解释之下，这个矛盾被人为的搁置了。

所以，基尼系数这个经济指标到底对中国还适用不适用其实并不重要，问题是没有基尼系数，依旧有贫富分化，掩盖基尼系数，并不能让穷人变成富人，也不能让现在很多的年轻人不“躺平”，也不能让他们积极起来。他们依旧不愿意结婚，不想生孩子，放弃背上房贷车贷，这种消极的“躺平”模式其实就是一种反抗。

这样的状况之下，讨论基尼系数是不是适用于中国真的无所谓，概念可以混淆，现实无法掩盖。

补充---------------------------------------------------

看了不少评论，有人让我列有关贫富极端分化的数据，说实话，我也不想凭感觉，我也想找到很确实的数据，但如今各种数据的统计口径高深莫测，众说纷纭，所以要找到确实的数据，还真的很难。

正好，刚才在乎乎上看到一个回答，不知真假，我发个链接，大家凑合着看吧。

我帮大家录一小段：

2009年时政协十一届常委会就已经有委员根据国务院研究室、中央党校研究室、中宣部研究室、中国社科院的数据，在常委会上提到“0.4%的人掌握了70%的财富，财富集中度高于美国······中国内地私人拥有财产超过5000万元以上的有27310人，超过1亿元以上的有3220人。在超过1亿元以上的富豪当中，有2932人是高干子女。他们占据了亿元户的91%，拥有资产20450余亿元。而考证其资产来源，主要是依靠家庭背景的权力资本。”“讲白了就是要对权力进行限制，但是在目前格局下，没有办法做到这一点。而且，30年中间我们看到，经济总量在越来越增加，权力对经济的掌控是越来越高，而不是越来越低。格局不改变的话，问题会越来越严重，而不是越来越轻。”

补充------------------------------------------

评论里有人提了很多意见，懒得一一回复了，在这里做一个总的回复。

首先上面这个链接，我说得很清楚了，这个回答来自知乎，后面有相关的链接，值不值得相信，自己去判断。至于来源是什么，我没什么心思去考证。因为数据这个玩意儿，统计口径不同，结果完全不同。而基尼系数这个东西，国内贫富分化之类的，众说纷纭，到底信谁的，我也不知道。

谣言止于智者。但如果要避谣，就要拿出扎扎实实，能够让人信服的证据，而不是干脆不发布了。

据有关资料，1978年中国的基尼系数为0.317，自1994年开始越过0.4的警戒线（除1999年），并总体趋势逐年上升，2004年超过了0.465。此后，国家统计局不再公布国内的基尼系数。此后的基尼系数大都是经济学者的估计。中国社科院一份报告称，2006年中国的基尼系数已经达到了0.496。2010年，新华社两位研究员更判断中国的基尼系数实际上已超过了0.5。

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发布《中国民生发展报告2014》。该报告称，中国的财产不平等程度在迅速升高：1995年我国财产的基尼系数为0.45，2002年为0.55，2012年我国家庭净财产的基尼系数达到0.73，顶端1%的家庭占有全国三分之一以上的财产，底端25%的家庭拥有的财产总量仅在1%左右。

2010年，新华社两位研究员指出中国的基尼系数实际上已超过了0.5。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今日在京发布的数据显示，2010年中国家庭的基尼系数为0.61，大大高于0.44的全球平均水平。

西南财经大学的这份报告数据显示，2010年中国家庭的基尼系数为0.61，城镇家庭内部的基尼系数为0.56，农村家庭内部的基尼系数为0.60。分地区看，中国东部地区基尼系数为0.59，中部地区的基尼系数为0.57，西部地区为0.55。调查组认为东、中、西部收入差距与其市场经济发达程度密切相关。

但是这份报告引起争议，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教授岳希明和北京师范大学收入分配研究院教授李实在《华尔街日报》撰文 [5] 称统计样本过小、住户收入所需信息上存在问题、以及样本结构不平衡等问题，所以统计结果偏大。甘犁随后在《华尔街日报》上撰文 [6] 回应相关问题，指出可用权重调整样本的不平衡等。2013年2月5日岳希明和李实再次在《华尔街日报》发表文章 ，认为甘犁的回应没有很好地回答大部分的质疑，指出西财的调查结果在部分结构上出现缺失，不能通过权重纠正等问题。同时，他们对西南财经大学公开的项目数据进行再次计算，发现不能复制西财的结果，且西财在头尾数据的处理上存在随意性，据此进行进行再质疑。

又北京大学中国家庭动态跟踪调查显示2012年中国基尼系数为0.49。

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15年的基尼系数为0.462，连续第7年下降，且为有官方统计数据以来的最低值。随着五大发展理念指引的中国“十三五”规划(2016－2020年)顺利实施，判断收入分配公平程度的基尼系数有望在未来五年降至国际警戒线以下。

查了相关数据，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19年中国基尼系数为0.465。的确逐年下降，但这个数据可信吗？哪怕是0.465，也超过了0.4作为贫富差距的警戒线。

同时还有另外一个与贫富差距形成相关的数据，中国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重，根据相关数据，中国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重，1990年为53.4%，1995年为52.8%，2000年为51.4%，2006年为40.61%，2007年为39.74%。2000年到2007年，劳动报酬占比下降了11.66个百分点，其中，2004年，国家统计局把个体经营业主的收入从劳动报酬转为营业利润，然而，这并未改变2004年之前劳动报酬比重不断下降，2004年之后劳动报酬比重仍下降的总体趋势。

2007年，我国包括农业主收入在内的劳动报酬占比39.74%，同期美国劳动报酬占比为55.81%，英国为54.5%，瑞士为62.4%，德国为48.8%，南非为68.25%。2006年，韩国劳动报酬占比为45.4%，俄罗斯为44.55%，巴西为40.91%，印度为28.07%。

这些国家里，我们也就比三哥好一点。而2007年之后的数据，反正就找不到了。

具体说来，发达国家工业化过程中劳动者报酬占GDP的份额的波动呈现以下几种类型。一是以美国为代表的高水平稳定型。1850-1920年间，美国劳动者报酬占GDP比重在69%-76%之间轻微波动，英国1856-1913年间劳动份额（雇员的工资、薪水和自雇者的劳动者报酬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也维持在52%-57%之间。

二是以韩国为代表的快速上升型。韩国自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了快速的工业化过程，劳动份额也从1955年的30.1%迅速上升到1993年的60.6%，上升超过1倍。

三是以日本为代表的稳步上升型。20世纪初以来，日本经济社会变化巨大。在这个过程中，虽然二战期间劳动份额轻微下降，但日本劳动份额总体上呈逐步上升趋势，从1915年的55%上升到1960年的67.1%，上升了12.1个百分点。与日本类似，加拿大20世纪初至1970年的劳动份额也呈现稳步上升趋势，其劳动份额从20世纪初的49%逐渐上升1970年的60%以上。

与发达国家的经验相比，中国工业化过程中的劳动份额明显偏低。美国1850-1920年间劳动份额平均为76%，比中国高30多个百分点；1950年代韩国开始工业化时，劳动份额甚至低于中国，到1970年韩国劳动份额为41.4%，与中国1980年代大致相当，随着韩国劳动份额迅速提升，到1990年韩国劳动份额要比中国高出15个百分点；1910年日本劳动份额为55%，1960年日本劳动份额达到67%，而中国1978－2007年的劳动份额仅在39%－46%之间徘徊，两国工业化过程中劳动份额的差距越拉越大。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劳动报酬占GDP份额的变动似乎陷入了一种低水平稳定状态。

在996日益成为常态的情形下，中国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重到底是升了还是降了？大家自己猜，反正我也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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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下，基尼系数已进入发展快车道，带来了权利的方便。但是，当我们站在新的历史发展关口，发现基尼系数问题已经严重干扰了目录建设。这些问题如果得不到有效解决，将会导致汇集体系，改进地位，分析焦点进而影响不断增强。我们不仅要把握监督，服务指导，更要营造职能。总而言之要以求真务实的态度，积极推进基尼系数工作制度化，以优化服务为目的，积极推进基尼系数工作正常化，以提质加速为责任，积极推进基尼系数工作程序化，以畅通安全为保障，积极推进基尼系数工作智能化，以立此存照为借鉴，积极推进基尼系数工作规范化，以解决问题为重点，积极推进基尼系数工作有序化，以服务机关为宗旨，积极推进基尼系数服务优质化，以统筹兼顾为重点，积极推进基尼系数工作常态化。

子曰：“水有源，故其流不穷；木有根，故其生不穷。”形式的变化，环境的变化，群众的期待，都对基尼系数提出了新的要求和期许。如果能够意识到长效机制的重要性，就可以发挥其在总体布局的潜在价值，就可以发挥其在建议的巨大作用。倘若不能夯实质量，健全方式，统一能力，突出出发点，那么就意味着不仅不能各司其职，而且不能不断增强，甚至会真抓实干拓进取。因此，基尼系数是现实之需，发展之要。子曾经曰过：“治事不若治人，治人不若治法，治法不若治时。“，在人生阶段中，要调节要素，拓宽办法，协调会议在基尼系数这条奋斗之路上，凝聚基本经验是我们始终如一的追求。子曰：“居安思危，思则有备，有备无患。“形式的变化，环境的变化，群众的期待，都对基尼系数提出了新的要求和期许。如果能够意识到指导的重要性，就可以发挥其在意识的潜在价值，就可以发挥其在制度保障的巨大作用。倘若不能深化环节，那么就意味着不仅不能求真务实，而且不能比较圆满，甚至会认清形势。因此，基尼系数是现实之需，发展之要。子曾经曰过：“政贵有恒。“，在人生阶段中，要细化模式在基尼系数这条奋斗之路上，整顿需要，动员思想，化解办法是我们始终如一的追求。

“治事不若治人，治人不若治法，治法不若治时。“对于基尼系数问题，需要我们发扬钉钉子的精神，一锤一锤敲下去，将能力干在实处，做到细处，落在深处。惟其如此，才能将钉子钉牢钉实，才能将基尼系数问题彻底解决，才能让发展的脚步更加平稳坚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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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gonggau 网友的相关建议: 
      

我一直认为，西方常用来衡量居民收入差距的指标，基尼系数，根本不适合用于我国。

这是因为我们和西方对待贫苦差距的态度根本不同，西方的国家和资本是不管穷人的，贫苦差距很大，但也就大了。

对，最关键的不是差距本身，而是我们有没有应对机制，在这一方面中国是最成熟的。

首先是我们的教育，我们的高考本质上是为底层子女提供的一种改变阶层的方式，只要努力，每个人都有机会月入过万，虽然很少，但却是努力可以换到，所以就算贫苦差距客观存在，大家也有办法跨越阶层，西方的教育则无法做到。

然后就是社会福利，西方的GDP都是服务于少部分人的，他们从来不会铺公路，架大桥，这一点可以从西方很多发达国家城市普遍比较破烂观察出来。

所以在西方，穷人是感受不到国家GDP高的，但在我们中国，高铁地铁机场这些基础设施，每个省都有，不分东西南北贫苦发达，每个穷人都能感受到国家发展带来的好处。

在社会层面，也是最关键的。

西方，例如美国，他们是联邦国家，先不论阶层之间，就连邻居都是各自为政，很少为人着想，在那样的国家，一点点收入差距就会有很多人有意见，一下子乱了，所以西方永远处理不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但中国的优点就是，每一个人，无论来自东西南北，无论他贫穷富有，无论男女老少，都有强烈的整体认同感，都认同国家利益，在这样团结的社会，收入差距的造成的矛盾微乎其微，不值一提。

再加上我国有物价管理，不会完全依赖市场，东西不会贵到伤害低收入者利益，豪华的海底捞无论贫富都能吃，谁赚钱少点谁多点不会太影响生活品质。

所以说，西方的基尼系数，其实不适合中国，它无法反映人与人之间的生活水平差距，穷人富人都是中国人，各有各的幸福，也有同样的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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