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一急诊科主任自杀，因不忍频繁目睹感染患者过世，美国医护人员压力有多大？ 第1页

摘自章节10《插管医生的绝望：40名插管病人，死亡过半》

呆在这里的日子越来越长，我们来时内心充盈的喜悦不见了。

取而代之的，是无限的悲怆和失落。

这一切，来自于插管后的随访统计。统计汇总工作交给了队里几个细心的小姑娘，她们每日坐在电脑前忙碌，面色越来越凝重。

我们进行插管的病人，死亡率太恐怖了。

入场第一日，查看病人23例，实际插管17例，次日死亡4例。入场约10日时，插管40余人，死亡人数已经过半。

那些氧饱和度只有四十几、五十几的病人，插管后常有短暂的氧饱上升期，就像从天而降的运粮队出现在饥荒的中心，带给机体瞬间的振奋---已经残喘太久的肺脏被高纯度的氧气抚慰着，但时隔不久还是颓然倾覆---肺炎把正常的生理结构破坏殆尽，氧气始终无法交换到血液里。

这些病人常在我们离开时各项指标喜人，可大多挺不过6个小时，氧饱和度又掉到谷底，在徒劳挣扎一段时间后，溘然长逝。

对我们露出孩子般笑容的黄老爷子，没能挺过30个小时。

那位46岁，努力保有尊严的中年男病人，在和新冠病毒继续战斗3天后，去世了。

当随访的结果越来越多，我们绝望地发现，好像我们插管的危重病人，都逃不过迅速死亡的命运。

第一天那些喜悦，那些自以为是的满足感和成就感，变成了如今巨大的讽刺---我们的努力并没有太大意义，仅仅是让病人在睡梦间得到些许“人道关怀”，以一种较为舒服的状态，迎接晚到十几个小时的终点--死亡。

一种巨大的挫败感在队员间蔓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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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务人员们就像挑战者号航天飞船发射现场的工程师，绝望地看着零件脱落撞破燃料罐，徒劳地发出救援指令，但这架庞大的飞船仍一点点被连锁爆炸淹没，他们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宇航员，变成空中刺目的烟花。

在这些迅速陨落的病人中，有几例让我印象深刻。

第一位是39岁的微胖女性，她带着四川口音，有着川妹子的泼辣；当我们给她做臭氧治疗时，她极为配合，一直询问我们这玩意儿是否有效。得到我们肯定的回答（我承认存在安慰的成分）后，她的眼睛笑成了月亮湾；看到我们带着手机，还强烈要求与我们合照--“我生病皮肤不好，开美颜！”

治疗当天她氧饱和度回升，睡眠也很有好转，我们都以为她会慢慢康复。

毕竟，能跟我们笑着开玩笑的乐观病人，一般预后都不错。

我们错了。第二天半夜，她突然呼吸窘迫，第三天中午支撑不下去急诊插管，第四天的零点，她走了。

那一双笑眼，绚烂如烟火。

第二组病人，是一对丈人女婿。

老丈人70多了，上着无创面罩，情况不好；女婿也近50岁，还能下床走动，我们给老人插管时，还是他签的字。签罢他朝我们双手合十致意，我们羞赧地应了下，开始插管。

16个小时后，老人过世。四天后，插管汇总表上多了这位女婿的名字。随访到第三天，他的最终状态栏，变成了“死亡”。

我不清楚这个武汉家庭其他亲属的情况，但我仍愿意想象，农历鼠年的团年饭上，这家人是祥和的，幸福的。

第三个病人的眼神，我至今回想起来仍然不寒而栗。

当我们来到这位“孤老”的病床旁，窗外阳光普照。我们刚从护士那听说，老人年前老伴脑梗发作过世，前几天，他唯一的儿子也感染新冠肺炎死亡。

这个家里，就他一个了。

他的眼神里空无一物，眸子仿佛聚焦在极远处。他虽然人还颇为整洁地躺坐在阳光明媚的病房里，但魂魄都聚不拢了。就像一枚鸡蛋，外面只有淡淡几条裂隙，里面早被摇散黄了。

限于住院后压抑的氛围，以及对未知病症的恐慌，一般的病人在医疗操作时都是高度紧张的，

但当我靠近时，他看向我的目光里全无求生的欲望，仿佛万古不化的坚冰，让我透心地寒冷。可能对他来说，静静地等待死亡，才是种解脱吧。

好在病房帮我们搞定了签字，我们不用和病人做更多的沟通。我们操作时，他逆来顺受而无动于衷，仿佛这条命，不是他的。

两天后，他过世了。

那几天我们回到酒店，都难以入睡。

红色的“死亡”二字不断出现在我的梦魇里，我深刻感受到了疾病更加恐怖的力量：它让你恐惧，让你抑郁，它能剥夺医者所有的尊严和自信，它在你面前狞笑着，带走你的病人。

而你几乎毫无办法。

我曾向六角亭医院的朋友求助，他告诉我，这属于ASD(急性应激障碍)。

可能这也是麻醉医生的通病吧---常居手术室，总是在短暂的时间窗口内接触陌生病人，很少建立情感连接，普遍心理的承受能力偏低。我们好像并不具备病房医生们千锤百炼的强大内心，看着眼前的患者在极长的时间线里挣扎求生，一步一步被病痛侵蚀，直至最后屈服于死亡。那种理智判断生存期限，轻描淡写让阴影消散的能力，我们还没练就。

看着病人的生命，如烟花般刹那绽放光华，然后快速凋谢于黑夜；我们默然无语，内心刺痛。

摘自章节13《没有一个冬天不可逾越，没有一次牺牲改被忘却》

龙哥是名出色的外科男护，人高马大，也风趣幽默。

我读研时在科室值班，龙哥经常和我对班，漫长的夜里，龙哥总会开些略显粗鄙的带颜色笑话。这个北方汉子看着大大咧咧，在护理病人时却尽心尽力，有着和外表形成反差的耐心和细致。在我的印象里，他是唯一一个能把轮椅上的病人衣帽整好、毛毯盖好后，连人带轮椅提溜上5层台阶的护士。

这个坚强、吊儿郎当的壮汉，那天却崩溃了。

龙哥在2月中旬被调往协和西院的重症病房支援，平时我们虽然同在一栋楼里，却没有碰过面。那天，相熟的朋友告诉我，龙哥在隔离病房里情绪崩溃，被三个女同事驾出了污染区。

我立刻在微信上询问他龙哥的安危，在风雨晦暗的疫情期间，太多医护人员的心被悲伤与绝望撞碎；我担心，曾经那么开朗的龙哥会不会罹患急性应急障碍；到底是怎样的绝望让如此坚毅的龙哥哭得歇斯底里。

朋友告诉我，龙哥目前现状还好，在污染区内没有高危暴露，目前他暂时退下来休息。我害怕短时间内联系他会造成进一步的刺激，因此等到接近一周后，才在微信上与他详谈一番。

原来那天，龙哥连续进行了三次遗体料理。

他工作的重症病房收治的是最危重的新冠肺炎病人，这里有着最高级的生命支持设备，成堆的设备围绕着六张病床。他所在的护理班组负责病房一条边的三张床，那几天，这三位病人在72小时内相继死亡。

仿佛是死神的玩笑，三人都在龙哥的班上逝世。

龙哥后来跟我详细讲述了遗体料理的流程：急诊抢救、胸外按压无效后，值班医生宣布临床死亡；管床的护士会尽量整理死者遗容，将身上粗粗细细十几根管子拔除移走，妥善缝合身上的伤口，尽量扣好病号服的扣子——这几个步骤只有在其他病人情况不紧急的时候才能从容施行，龙哥处理的那几位病人由于人手不够，只能匆匆整理。这之后，护士用两层床单裹好病人，并浸入消毒剂中（浸泡包裹），最外还要加两层尸体打包袋；在进行打包的每个步骤时，尸袋的每一寸都要喷洒消毒液——即使人已经过世了，新冠病毒仍具有极强的传染性。

这些处理步骤极耗体力，两三个人做仍然会气喘吁吁。而这个过程中，和已经渐渐冷下来出现尸僵的遗体打交道，无论如何都是一件不好受的事情；进行遗体料理的护士，身体与心理在遭受严酷的双重折磨。

龙哥是个热心的人，他会详细记住每个病人的病史和相关信息，平时不断和清醒的病人唠嗑拉家常；平时家属有个什么需要带的话或者捎的东西，龙哥都会妥善带到。医疗行业的人都知道，和病人建立情感链接是有“风险”的；在生死无常的医院，你交的这个“朋友”可能很快逝去；正常人的悲喜，在医院中会无限向悲的那一端倾斜；而如果把工作中涛涛涌来的“悲”无节制地照单全收，医务工作者很快就会出现心理上的创伤。所以，上班时间长了，医护们常常选择给柔软的内心套上一层坚硬的外壳，不去接收那些哀伤的情感，也不去回想那些惨痛的经历——这就是所谓的“看淡”了吧。

逝去的这三位病人，都是龙哥的“朋友”。

在他们卧床的这段时间里，家属无法陪同，无法探视，能够说的上话的只有医护人员；龙哥这位热心肠的护士陪他们聊天，给他们擦背、处理大小便、打针、更换药液，让他们在人生的最后一段光阴里不至于太寂寞。而龙哥，也在无奈地见证着：一个能说话、意识清楚的病人推进来，慢慢衰竭后进行气管插管，在意识模糊间施行高级生命支持；短期内有起色，但仍难以维持，最终在某个值班医生冷下来的目光中走向死亡；被匆匆“打包”后，装入略显拥挤的灵车中，开往殡仪馆火化。

这样剜心般的遭遇，在龙哥身上重复了三次。终于，在料理最后一名病人时，他承受不住了。这个人高马大的汉子涕泗横流，哭得像个孩子。我们知道他没有“看淡”，因而，他伤的好重。

龙哥最终还是走出来了。休息十天后，他继续回到原来的病房支援，在继续工作13天后，他顺利撤下一线。

新冠疫情中的悲伤太浓，如果没有足够的心理干预，医务人员极易进入“耗竭”的状态。如果说病人的逝去会让我们伤怀，那么亲人染病、逝世就是心里永远滴血的伤口。

最后，希望世界疫情尽快过去，作为人类，我们已经失去太多了。

作为武汉疫情一线医生，也作为麻醉插管突击队成员，我目睹了这座城里的那些惨烈与悲悯。

春暖花开，武汉复苏。

谨把我的故事写下来，不忘那些人、那些事、那些苦难中的坚韧，和人性的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