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三国明明是一个人命不如狗的乱世，却有那么多的人推崇备至？ 第1页

这就是历史的偶然性和必然性结合的产物了。

首先，三国时代留存的资料丰富，信息密度极高。

资料丰富的时代并不少，三国也是其中之一。

先秦时期有以《春秋》、《左传》、《战国策》、《国语》、《史记》为核心的历史记载。总量还算丰富。不过分摊到漫长的年代里，其实还是很寡少的。

像三国时代这样丰富的资料，还是不多的。比如说《三国志》的字数有36万字，裴松之又注了32万字，合起来有68万字。而《史记》从黄帝写到汉武帝，才52万字。《左传》则只有十几万字。可是三国的年代只有几十年，史记的年代是三千多年。左传的年代是两百五十多年。这就导致在此后一直到唐初的历史上，属于当时最顶级汉朝历史记录的历史作品，出品最早、内容最丰富的，主要就只能在《史记》、《汉书》、《三国志》、《后汉书》（本来还有东观汉记，后汉书出来以后就是后汉书了。不过后汉书出品比较晚）四本里找。而这其中《三国志》不但具有信息密度高的特点，而且记录了国际斗争的内容，对于此后南北朝乃至隋唐历史来说，都具有相当强的指导意义。

这就导致在当时相当长的一个历史阶段，《三国志》都是一本最丰富、最有参考价值的历史资料集。

这一段原来是按照下面这样写的，但是写得时候太随意了，夸大了实际情况。严格的写法应当如上。
实际上，论信息密度，三国几乎可以吊打整个二十四史。（这句话当时写得太轻率了。随便估算了一下就写了。实际上应当说三国志加强裴注以后是隋唐复兴时资料严谨性较高的丰富的正史，所以影响力巨大）当然，三国是不是真的密度最高的，这个可以作为一个课题写个小论文，这里不专门研究了。

其次，三国时代经历了及时的信息整理和主观拔高。

三国时期的历史资料整理得及其及时。三国结束于公元280年（晋武帝咸宁六年、太康元年），然后马上就开始进行编纂。这个时候，比三国更早时期的、前四史之一的《后汉书》都还没有编纂。要等到一百多年后，公元432年（宋文帝元嘉九年）才开始编纂。

在《三国志》开始整理时，魏蜀吴三国都已经灭亡。其中，魏国是晋朝的直接法统来源，不可过分贬低。但是又涉及到晋朝政治，其中分寸，殊难把握。蜀汉是作者陈寿的出身之国，显然更加考校功夫。只有吴国还好，关系相对来说比较易于处理，但是晋朝又有拉拢吴国旧臣的必要。

总的来说，陈寿在信息整理时下了很大工夫，《三国志》一书得到了时人高度评价。

就在这种情况下，晋武帝又明确要求拔高蜀汉诸葛亮，树立典范人物，供群臣学习。

晋朝有个风气，是东汉以及后来的王朝所不太习惯的。由于晋朝是以当街弑君的方式、历经三代然后篡位建国的，期间镇压屠杀了大批名士，所以晋朝有个“讳言忠”的政治风气。当时晋朝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所以仿效汉朝历代皇帝都以孝为谥号的传统，采取了以孝治国的方式，大力提倡孝道。这个政策在灭亡蜀汉时，被李密利用，成为《陈情表》的有力武器，怼得晋武帝忍气吞声，还得反过来赏赐他。

但是封建王朝不讲忠义怎么维持统治呢？所以晋武帝就明确要求在修史的时候重点歌颂诸葛亮。陈寿在《三国志》里也明确指出这是奉旨行事。大家都是公事公办，说得明明白白。

这样一来，作为正统的曹魏固然要适当吹嘘，在西晋来看不是正统的蜀汉也得到了拔高。这其中最倒霉的大概就一个孙吴。然而孙吴也凭借孙坚孙策孙权周瑜的个人形象挽回了不少劣势。

这样一来，三国都具有一定的正面形象，又都可以扮演不同风格，其人物又相对集中。三国建号之前，统一中原的曹操、流浪南北的刘备都可以做主线人物。三国建号之后，诸葛亮又成为大书特书的核心，司马懿更是不容忽视的西晋先祖。这可比五代十国好写多了。五代十国你总不能拿冯道这样的老官僚串历史。他也串不起来。

古人说，失之毫厘，谬以千里。出发点的方向有一点偏差，行而致远，就会有极大的差距。就目前的结果来说，曹魏蜀汉的故事都非常多，自古以来褒贬魏蜀历史得也很多，粉丝也非常多。孙吴一上场就是各种英年早逝、金陵王气黯然收之类，简直提不起来。

从舆论宣传的角度来说，很多事情的第一印象都是非常重要的。在事件得到充分关注之前，先定下一个比较权威的调子，然后再推开宣传，这个形象基本就确定了，很难再扭转。

顺便说一句，蜀汉这些旧臣没少给晋武帝使绊子。不过晋朝也没给他们好脸色，没少折腾他们。李密写《陈情表》拒绝征辟，后来祖母去世才接受征召，然而也不过是安排了个县令。后来被赶回蜀国旧地做了汉中太守，不久干脆直接撵回家了。陈寿得到了杜预、张华的看重，然而也一直遭到攻击，不得重用。

第三，三国故事在后世得到了丰富和发展。

三国时代过去以后，西晋短暂地拔高了曹魏的地位。但是到了东晋，偏安东南，就不得不提高境遇相似的孙吴乃至蜀汉的政治定位。到了十六国时期，各国践踏在西晋的尸体上称王称霸，打心眼里鄙视西晋乃至西晋推崇的正统曹魏。石勒甚至鄙视曹操，说他们欺负孤儿寡母。其实曹操是真的很冤。他的天下是自己打出来的，要说欺负孤儿寡母，那得是赵匡胤。再不济也得是司马炎。司马炎连自己的本家都欺负。这样搞来搞去，曹魏被认定是正统，却逐渐被贬低，蜀汉孙吴一开始不是正统，却在逐渐调高。其中蜀汉早期就有被调高的情况，后来的发展就更加超越了孙吴。更重要的是，此后的分列时代，几乎没有向孙吴一样在东南起家的偏安王朝，而大多是在北方竞争失败退居南方。这种情况下，高喊兴复汉室的蜀汉就尤为突出了起来。

发展到北宋时期，甚至出现了一个标志性事件：

几百年都清清楚楚、接受了唐太宗派人祭祀的曹操高陵，突然就不见了。

所谓七十二疑冢的传说成了真理，尽管考古学家早就证明传说中的七十二疑冢只是葬在附近的北朝贵族。

可以说，政治定性干预历史真实，达到了一个登峰造极的地步。

就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又迎来了民间文学爆发的时代，各类评书、演义、小说、杂剧爆发式发展。

在这样的社会基础上、认识基础上，三国故事急剧发展成为经典中的经典。以蜀汉为核心、曹魏、孙吴为补充的三国故事得到了社会各界的普遍推崇。

然后宋朝就及时灭亡了。元朝的统治造成了历史文明的衰退。存留下来的就只有得到较为充分发展的事物。像善于改变主人的理学，社会上早已流行的三国故事，就得到了普遍传播。

明清时代构建了两个稳定王朝，对于这些旧的东西没有进行充分地整理。明代重燃余烬，清代压制改造，原有的三国故事进一步发展，形成了《三国演义》这样经典的作品。明代甚至受三国故事影响，开始取材东周、隋唐去创作同类型作品。但是显然当时的文学发展水平，或者说社会学发展水平，还不能够支撑这样的作品，成色都很一般。

中国四大名著，除了后加进来的《红楼梦》，大多依靠长期的民间积累和集体创作，经过长期社会选择才脱颖而出。只有《红楼梦》是特殊的文人独立创作。就这也明显与作者个人生活息息相关。

可以说，这些集体创作的长篇巨制，是旧农业时代信息传播条件下的顶峰。这种文学的内容丰富性是远超个人创作的。但是在一些具体认识上，却不能摆脱传播条件的限制，超出社会浅层认识的限制。相比之下，随着近代社会发展，信息传播技术的革命进步，各类社会科学深入发展以后，专门作家通过社会调查创作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品，尽管在内容丰富度上无法与这样的集体创作媲美，但是能够竭尽所能地做到规模宏大，而且在一些具体问题上更具深度，细节上也更加细腻真实。

到了近现代以后，随着旧时代的礼乐崩坏，新时代的礼乐还在建设期，对于三国故事进行了反复重新解读，曹操的形象有了明显的改善。特别是现代社会更加科学，粉丝经济其实是明显压缩过的（不压缩其实会更加激烈），在态度上对待蜀汉其实还是有所降温的。

毕竟，当年新文化运动的两面旗帜，一个是民主，另一个就是科学。

我国之所以能够在抗疫斗争中取得阶段性胜利，将敌国眼中的“切尔诺贝利事件”转变成“抗美援朝”，就是因为我们更加讲科学。

不讲科学，你拿什么来民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