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有哪些阴差阳错地参与或者见证过重大历史事件的小人物？ 第1页

朝鲜刑曹佐郎姜沆。

姜沆（1567-1618）字太初，号睡隐，儒学世家，其四世祖是朝鲜（并不）著名儒学家姜希孟。

1597年，中、朝与日本之间的战争再次爆发，姜沆在户曹参判李光庭属下，给明军将领杨元督运粮饷。结果杨元全军覆没，李光庭跑路，姜沆召集义兵不成，无奈之下找了几只船带着全家打算走海路避难。不幸的是，姜沆遇到了藤堂高虎麾下的日本水军，被俘虏去了日本。

在日本，他遇到一位僧人，姜沆自己的记载，这人叫“舜首座（首座应该是尊称）”，乃是名门京极氏的后代，赤松广通的老师。这两个日本人都非常喜欢儒学，特别是赤松广通，非常喜欢中国古典，但是不会汉语，所以让翻译陪着他读。三个人笔谈为乐，昼夜交游。姜沆告诉了舜关于朝鲜的礼仪、科举、经筵等等事情，两人（赤松同学插不上嘴）还经常谈论儒家经典。

两个人还干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他们把四书五经翻译成了中日双语版，并且用理学思想为之做了注解，姜沆为五经作跋。这是宋明理学第一次系统地被传入日本。

这个“舜首座”，一般我们叫他藤原惺窝，日本江户时代儒学鼻祖。

因为这场战争，两个本来一生都不可能有交集的人走到了一起，并且致力于把来自另一个国家的思想发扬光大。

偶然在必然之中擦出的火花，也许就是历史的精彩之处吧。

全文已完结。感谢大家的支持。长文慎入，多图慎入。
感谢 @林冲的头条推荐，他在头条里提到的中共一大代表便是本文的主人公刘仁静。

很多朋友建议我开个专栏，为此我特意问了 @刘尧 同学，他说军史和党史容易涉及敏感话题，不符合知乎规定，因此无法开辟专栏。不过如果你们有关于党史、军史和近代史、清史、明史以及春秋战国到三国期间的历史的问题（1949之后的免邀），可以邀请我回答，我必以尽可能通俗和幽默的口吻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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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8.30 修改中共党员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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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于找到一个我能回答的了，怒答之！！！

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我要说的，当然是近百年来对我们全国十三亿人影响最大的一件事之一——中共一大！

什么？不牛逼？我党成立的历史性事件你敢说不牛逼？

有人会说，这么牛逼的事件，怎么可能会有小人物？！
对啊，他真的就是小人物。

正如大家所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21年7月23日在上海法租界贝勒路树德里3号这个小洋楼里召开。

当时出席会议的共有全国代表13人。

可是，当时的两个共产主义大佬都没有出席会议。

那自然就是号称“南陈北李”的陈独秀和李大钊。

有人说，陈独秀不是就在上海吗，怎么不来开会，是装逼吗？

并不是，当年孙中山在广州建立国民政府，缺一个教育部长，两人一拍即合，陈独秀就跑到广州去当了个教育部长。

当时国民政府一切都是一穷二白的起步阶段，有一笔款项没有拨下来，陈独秀说我不能去开会啊，这么一大笔钱（相当于现在的几十万吧），我得亲自盯着~

于是为了顺利召开此次会议，陈独秀派出了李达和李汉俊代表自己。

李达在教育界很有名，后曾历任湖南大学和武汉大学的校长，可谓是两湖教育之翘楚皆出于此子之手。

这个李汉俊也很厉害，14岁便就读于东京帝国大学（东大前身），回国后不久就同陈独秀在沪建立党小组，可谓是此次会议的东道主。

李大钊为毛也没来开会呢？原来说是要带着自己北大的得意门生优秀学生领袖张国焘一起来的。

可是北京发生了这么一件事，说是北洋政府拖欠北京八所高校老师的工资，李大钊一听怒了，王八蛋老板徐世昌，吃喝嫖赌欠下3.5个亿，带着他的小姨子跑啦！我们没有办法，只能闹学潮！（图文无关）

于是李大钊便带着一帮老师管政府要钱去了，这另一个北京名额让谁去呢？
历史上让谁去了呢？这个人便是整个中共一大里年纪最小的刘仁静，当年才18岁。

哎对就是这个长得有点像刘星的连清人。

大概又会有人问这么牛逼的历史事件为什么要找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孩去见证？我18岁的时候头还在高中习题集里拔不出来呢！并不是因为这个小孩有多牛逼，而是因为的确没人有空！
没错！你没有听错！这么牛逼的事件，愣是没有人愿意腾出来时间参加！！！

若是排资论辈，北京共产小组的二师兄（大师兄乃张国焘）应该是邓中夏，他也是李大钊在北大的得意门生之一，1923年参与了上海大学的创办！后来又多次受党的委命去莫斯科交流学习！够牛逼了吧！

李大钊找到邓中夏，邓中夏说不去。我要去南京参加少年中国学会的一个会议。（感谢 @杨爱红 指正）

少年中国学会有木有？！一听就比中国共产党牛逼多了！

于是李大钊又找到了三师弟罗章龙。这个人名气稍微差一点，但也是当时组织陇海铁路、京汉铁路工人几次大罢工的青年领袖之一。

罗章龙说不去。我搞铁路工人大罢工搞上瘾了，最近又联系好了一个厂，这几天和他们开座谈会讨论罢工的事宜呢~

我说这么牛逼的机会你都把握不住，难怪只能当三师弟啊~不过搞搞罢工什么的，的确比看一个没前途的破组织成立要有意思得多啊！

就这样，往下李大钊又问了几个人，都说有事，脱不开身。

总之干啥的都有，就是比中国共产党成立重要！

李大钊没办法了，就委派年龄最小资历最浅说话最没分量的刘仁静去参加了。

我估计刘仁静当时也不是很爽，毕竟大家都不愿意去，这种烂摊子果然就是要留给年龄最小资历最浅说话最没分量的我去收拾啊。

后面的故事大家都知道了吧？

不知道也没关系。我们继续说故事。

~~~~~~~~~12月9日下午更新~~~~~~~~~~~
谢谢大家的捧场。那我就继续带大家普及党史。

毕竟我是一名共产党员，所以无脑为共产党洗地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义务~~~

有人可能要说，这刘仁静当年才18岁，就能够参加中国布尔什维克组织，并出席第一次中国共产党代表大会，这尽管包含着种种机缘和狗屎运，但仍然不得不说，这刘仁静还算个人物。

我向来主张，剖析历史，就要站在当时的时代立场上思考问题。

现在的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拥有九千万党员、手握数百万军队、领导十四亿人民走向富强的世界第一大政党，不仅有自己的系统的、全面的、具体的理论，而且从思想、政治、军事、科技、文化、社会等各个具体的方面代表了这个屹立于世界东方的地缘强国的根本利益。

但当时的中国共产党，就是个刚刚被起出来唬人的名字，甚至不如“少年中国学会”听起来有逼格。

党史上记载，中共一大召开时，是代表了全国50多名党员的。

也就是说，全国一共50多名党员，到场的就有13个= =

这比例已经不能算作是代表大会了，简直就一个部分党员代表见面会啊！

不要着急笑，还有更有意思的。

有一个段子，说是怎么变牛逼，没有真本事也成，只要把知道你那点底细的人都耗死磨光，就剩你自己强行装逼了，随便你怎么说。

这话按在刘仁静头上真是恰如其分。

刘仁静在晚年的回忆录中这样写道，建设中国共产党这一伟大的重任，就这么历史性地落在了我的年轻稚嫩的肩膀上。

那个时候正处于北洋军阀混战期间，国内民生凋敝，人心思定，用各种方式探求各种道路企图救国的人士不计其数。每天新成立的政党和每天解散的政党一样多。

都不要说当时全国总共有多少党派（其实绝大多数都是投机倒把和浑水摸鱼的小团体），就是在1921年前后出现的共产主义党派就足足有近十个！

让我们来看看这些名字：中华共产党、中国无政府共产党、重庆共产党、今日派共产党、支那共产党、中国少年共产党、中国青年共产党、中国革命共产党！！！！

这都是些什么虎逼名字！为什么一个个都看起来那么吓人！！！实话告诉你们，随便拿出一个上述党派的党员数量都要远远高于中共初期的50人！

中国共产党就是混杂于他们之间的一个小小的团体，可以说，因为有了李大钊和陈独秀两位大佬的存在，稍微有理想了那么一点，稍微有名气了那么一点，稍微有方向了那么一点，然而并没有什么卵用。

该解散的，还是要解散。该覆灭的还是要覆灭。我们姑且就当个时代的弄潮儿，跟大家一起凑个热闹得了。这绝逼是当时绝大多数人的想法。我们就来扒一扒当时中共一大的几位代表。首先是来自广州小组的陈公博和日本分会的周佛海（就不放叛徒的照片了）。

这两位的名字，无论在中共一大人员名单什么时候集体出现的时候，都是被放在最后面的。原因无他，在党的早期活动中就选择了叛党。

其实很好理解啊。跟你们玩玩过家家过把瘾还行，要是牵扯到身家性命或者财禄前途，谁还跟你们在这玩？

陈公博是富二代，从小娇生惯养，胆子比较小。当时中共一大在上海开不是被查了吗，再加上中间起了点摩擦，就没跟着去南湖的游船上继续开会。一年以后，觉得无聊（误）就退党去美国留学了。回国之后一直在国民党系统内工作。

这个周佛海就比较操蛋了。一大之后，周回到日本继续留学。归国之后，摇身一变直接成为国民党要员，混到抗日战争时期还与汪精卫沆瀣一气，汪说我们曲线救国吧？周立刻回应好啊好啊~两人还拉着陈公博一起当汉奸，真不愧是好基友啊，这种时候总是想着哥们~

这个陈公博胆子小，也谈不上什么骨气，原则还是有一二分的，虽然对中日战争持极其悲观的态度，当汉奸的意愿却也没周佛海那么强烈。虽然勉勉强强答应在汪伪政府工作，基本做的都是无关痛痒的事。

周佛海则不同，对于自己的工作特别热衷，不仅搞起特务组织，威逼利诱甚至暗杀无所不用，卖友求荣、腆着脸讨好日本人的恶心事也没少干。1943年眼看日本要败，又偷偷被戴笠策反做了军统的内应。抗战胜利以后，因为汉奸罪被判死刑，戴笠后来飞机失事挂了，没人给他证明他其实是内应，于48年【冤】死在国民党的监狱里。

令人嘘唏的是，陈公博死的要比周佛海早许多，46年便被枪决了，原因也很简单，汪精卫在死翘翘之前，便把陈公博选择成为了自己的继承人，接任了南京日伪国民政府的主席。你是老大，不枪毙你枪毙谁？我不是洗地，单论人品而言，陈公博还是比周佛海要强一丢丢的~然而并没有什么卵用，汉奸便是汉奸，无从洗地。

话扯远了。同刘仁静一起来开会的北京代表张国焘是个极其复杂的人，复杂程度甚至有超越汪精卫的潜质。我才疏学浅，并没有办法概述他充满矛盾的一生。我只能说，他叛党了，但是叛的党却也不是一大时的中共，更不是我们今天的中共。权利倾轧，勾心斗角，不是我们今天能够猜测和推断的，然而张国焘的反叛，更多的是出自于这个人的人格和经历，并不能简单地下结论。

总之，中共刚刚成立时，那就是一个弱鸡团体。顶多有个共产国际的认定，然而又有什么用呢？

如果你还是不能理解尚在襁褓里的中共有多弱鸡，那我再说明白一点，她甚至不如成立初期的ISIS和基地组织。同样受境外势力的扶植，中共却没有得到任何实质性的援助，更不要说拥有任何军事力量，甚至连一句闹事的时候的统一口号都没有。

而李大钊此时派刘仁静来参加一大又相当于什么呢？我们再打一个生动的比方。南少林和北少林相约召开首届少林峰会，两个方丈住持都没时间来，北少林住持问座下弟子谁愿意替自己去，所有人都有事，于是他便只能叫上照料自己生活的小沙弥随同大师兄前去。也许并不是特别恰当，然而大体就那么个意思。

讨个薪比开会重要，筹个款比开会重要，参加个学会比开会重要，连搞个工人罢工都比开会重要。干啥玩意都比开会重要，这并不是因为会议本身不重要，而是举行会议的组织实在是太弱鸡了。而刘仁静——一个小沙弥，能够见证这样的历史时刻，并活到最后，不得不说是十分荒诞和充满趣味的。

一个人的经历尚且如此复杂，更不要说中国共产党这个组织的发展和壮大了。

尽管我们说，中共这个党派仅仅用了28年，就从一个闹着玩似的弱鸡团体成长为夺取国民党反动派政权、建立新中国的执政党，这个过程就跟开了挂一样，全程自带主角光环。然而烈士的牺牲、叛徒的出卖、党内的错误斗争、外党的倾轧，反动政权的压迫、帝国主义的侵蚀、主义思想的缺失、自我的迷失，这些摧残无时无刻不像插入我党胸口的利剑，随时可能夺走这个新生儿的生命。

我们不去说李大钊也牺牲在反动政府的铡刀下，也不去讨论陈独秀也曾犯过重大的路线错误，站在党前进发展的对立面上。我们就单单来算一算，1921年召开一大，一年后陈公博脱党，两年后李达脱党，三年后李汉俊、周佛海脱党，六年后包惠僧脱党。仅仅六年就一大代表就跑了将近一半，全国那50多名党员自然也不难想象。

如果是因为丧失了理想信念而脱离组织，那还不是最可悲的；如果是受到自己同志非正当性的质疑、非议甚至是审判，自己还无从辩驳，或者眼睁睁看着自己的理想被侵蚀、被掠夺、被压榨而无能为力，那才是真正的可悲。这种可悲，因为带有夭折的特性，可以说是丝毫不亚于文革时诸多科学家、艺术家和老一辈军政官员自杀的那种悲哀。

而一大的13名代表，剩下来的8个人，4个都为了革命献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济南代表王尽美1925年牺牲，邓恩铭1931年牺牲；长沙代表何叔衡1935年牺牲；武汉代表陈潭秋1943年牺牲，和他一同牺牲的还有毛泽东的弟弟毛泽民。从这里我们也不难推断出，共产党人为了革命事业，究竟流了多少血，牺牲了多少好同志。

然而我们的主人公刘仁静同志，可以说是中国共产党整个革命斗争史上的奇葩。

~~~~~~12月10日更新~~~~~~
为什么说刘仁静奇葩呢？我们继续扒中共一大的其他代表。

下面我们要说的，是一段很有意思的近乎于武侠小说的历史桥段。在我看来，有点像杨康和郭靖的故事。历史嘛，总是比故事要有意思的。

其实要是论奇葩的程度，我觉得还是非毛泽东莫属。然而主席属于那种超越了历史的存在，我不是神化毛泽东，要是把整个革命生涯的几个重大过错抹去，你就算说他是21世纪穿越回去的我也信。

武汉代表包惠僧则是另一种层次上的奇葩。不说别的，这个名字本身就有着武侠小说的韵味。

建国以后，给包家划分的成份是什么呢？小土地经营者。这个词什么意思呢？通俗了说就是小规模土地的持有者和经营者，财富数量级介于富农和中农之间。当然这是一个十分笼统的概念，有人说小土地经营者的财富累积仅次于地主，这也是见仁见智的。后来我们说批斗地主、富农，大约是没小土地经营者什么事的；但论及向贫下中农学习，也和小土地经营者无关。总之要是给毛泽东家定一个小土地经营者的成份，应该算比较恰当。

包惠僧便出生在这样一个家庭。不算有钱，但小康有余。请注意，出生在这样的家庭，理所应当有着像包惠僧这样的性格：朴实厚道、行事小心，但做事全凭热情、情绪化、好自满，且原则性较差。但同样出生在相似的家庭，主席和他差异就极大，豪爽大方，不拘小节，饱怀激情，敢作敢当，做事充满目的性和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我们可以这样说，两人之后的发展和境遇，与他们的性格息息相关。

为什么总是扯上主席呢？因为这个包惠僧的确和主席的出身太像了。1917年，包惠僧从湖北第一师范毕业，而18年毛泽东就从湖南第一师范毕业，学校都一样，就是隔了个洞庭湖。不过包惠僧没有那么着急就投身革命，而是先想着填饱肚子，这也是农民做派，无可厚非。他先是当了几个月小学老师，因为跟人合不来所以就索性不干了。又在朋友的介绍下去当新闻记者，这一干就是四个年头。

在从事新闻记者的生涯中，包惠僧接触到了大量的社会上的黑暗和扭曲。他发现整个新闻行业就是政府和军阀们用以伪装自己丑恶嘴脸和愚弄民众的工具。应该说他还是有些革命头脑和革命精神的，要不也不会被陈独秀相中。包惠僧开始走鲁迅的路子，用笔抨击时事，得罪了好一批人，换了许多家报社工作。1920年包惠僧实在混不下去了，又索性破拐子破摔，直接参与到各种游行、罢工和示威活动等革命行动中去，此时，记者已经不能算作他的职业，而是他的伪装自己的迷彩而已。在一次采访中，包惠僧接触到了陈独秀。也是巧合，同期，毛泽东通过做图书管理员认识了李大钊。两位年轻人都开始在两位共产主义大佬的指引下接触共产主义思想，学习共产主义斗争理念。

这一段，是不是像极了两位素有渊源的大侠倾力培养两个出身相仿，但性格迥异的徒弟？不过毛泽东吃了地域上的亏，那个时代奔波于北京和长沙，还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所以发展上落后于包惠僧。1921年包惠僧在上海担任了共产教育委员会主任，专门负责为党组织选拔去苏联留学的人才。后来刘少奇等一批有着留苏背景的党和国家领导人都是包惠僧推荐的。后来包参加中共一大，还是受陈独秀推荐专门作为武汉代表去的，足见陈对包的重视。

和包惠僧比起来，毛泽东就显得草根多了。中共一大是二人的第一次会面，包惠僧和张国焘等人显得很积极踊跃，频繁发表意见，而毛泽东则插不上什么话，只能旁听，偶尔才说两句。一大结束之后，两个人因为相似的出身和革命基础，有了较为稳定的书信往来。1922年毛泽东在湖南搞革命被通缉，逃到了湖北，包惠僧还十分热情地接待了毛，不仅管吃管住，还带他一起游玩。十几日的相处，让毛泽东对武昌鱼的味道尤为喜爱，直到三十多年之后，还写下“才饮长江水，又食武昌鱼”的词句。

在我党拥有自己的武装政权之前，还在采取国共合作的政策，二人的革命行为还都是较为隐秘和小众化的，因此并无法暴露出太多的前途端倪。然而之后的后续发展，才是两人革命生涯真正的分水岭，这不得不说是受到两人性格深重主导的。
~~~~~~12月11日更新~~~~~~
大家太热情了，好多催更的啊，顿时有了写网络小说的赶脚~感谢大家的认可，我一定会加油！

不过有一件事必须说清楚。无论我写的有多搞笑，那都是我个人性格使然。真正的历史虽然足够有意思，却不免总是愁云密布、血流成河的。

我们小时候，通常喜欢问某个历史人物是好的还是坏的，这是幼稚时我们为历史定性的方式。长大之后，我们开始发现，不是所有的“坏人”都那么坏，也不是所有的“好人”都那么好。我们开始分辨这些人他们做的哪些事情是对的，哪些事情是错的。譬如汪精卫，他年轻时也是“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的爱国革命青年，曾刺杀摄政王载沣，如果当时就被抓住在菜市口枭了首，史书上估计也是谭嗣同一类的人物。后来卖国求荣，又摇身一变成了大汉奸，死后身后名俱损，再也无从洗刷。你们认为汪精卫是好人还是坏人？我们只能说，他做的事情，年轻时投身闹革命是对的，后来向日本人投降是错的，仅此而已。

但读史读的多了，我又开始质疑，那些我们可以去认定对错的事情，便是真正的对与错吗？毕竟我们不能充分站在当时的立场上想问题，也无法解析历史的每个细枝末节，所以更不能准确推断每件事情的前因后果。汪精卫年轻时刺杀摄政王，若是真的把载沣杀死了，真的就有利于历史的发展吗？摄政王其人，虽然能力不强，但是也是识时务的。作为慈禧死后清王朝的实质统治者，载沣在辛亥革命之后主动辞去监国，也没有主张对革命进行武力反抗，更没有公开反对其子溥仪的退位，对革命应该是有着顺水推舟的贡献的。在日伪统治东北期间，他没有屈从于日本人的威逼利诱，坚持不去东北，在政治上同“满洲国”划清了界限，也可以看出他是有着一定气节的。如果当年他被汪精卫刺死，换上来一个清顽势力却没什么节操的亲王，革命不知道要多损失多少力量，历史被改写也未可知（辛亥革命的成功是各方面的巧合叠加而成的）。再说汪精卫投降日本这事，就更玄乎了，如果当时日本没把战线拉那么长，如果美国没有及时参战，如果苏联挺不过德意志的钢铁洪流，那汪兆铭就是中国人免于亡国灭种的最后一张底牌了。

当然，历史不能假设，我也无意给汪精卫此人洗地。我只是想说，读史读的多了，历史的对错也没那么重要了。这时候我们便只能尽可能客观地去叙述每一件史实的来龙去脉，而尽可能少地去讨论它的意义。那么，此时我们便开始重视历史的真假而不是对错了。

这样就完了吗？我们都知道，历史都是胜利者书写的，越久远的历史就越显得模糊。真真假假，假假真真，发生过的，有没有可能被当局抹去？史书记载的，有没有可能根本就是子虚乌有？有一句话说的好。“历史除了名字都是假的, 小说除了名字都是真的。”那么此时，我们对于历史的探寻便连真假都无从分辨了。所谓好坏、对错，又有什么意义呢？

读史，就是要抱着这种不分好坏、不辨对错、不求真假的思路去读，方能在警示自己的同时，不陷入历史的死循环。所以我把历史写的搞笑些，你们笑笑，get到几个搞siao的点，和朋友们吹吹牛逼，或者给你的阅历增添些分量，这些都是好的。然而并没有什么可认真的。

我向来喜欢说这样一句话。其实不是我编的，然而是年幼时看到的，寻不到出处，便兀自引用了来。“读史，又有什么可认真的呢？然而若是读史都不认真，这人世间，又有什么可认真的呢？”

扯远了，让我们把目光再回到毛泽东和包惠僧身上。

武昌一别，两人做的工作大致还是相似的，无非就是组织工人搞搞罢工，组织学生搞搞罢课，然后再把工人和学生一起组织起来搞个示威游行什么的。当时正值国共第一次合作期间，因为包惠僧搞得风生水起，被调到了广州做北伐起义军的政治工作，中央还打算派他去苏联学习。然而北伐军太缺政工人才，所以中共又把包惠僧调到北伐军后方开办政工人才培养班。没想到这一干，就把包惠僧正式从革命活动干部推向了军事干部。

北伐起义军攻占武汉之后，这里逐渐成为国民党新的政治中心，亟需培养大量的军政人才进一步北伐。于是包惠僧又干起了办学的活，配合邓演达在武汉建立黄埔军校分校（即当时的国民革命军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这个邓演达是谁呢？时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主任，放在今天那就是四总部的之首的首长。跟了这么一个贵人，包惠僧可谓是平步青云。

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开始招生不久，邓演达就为包惠僧向蒋介石讨了个第一师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的正师级干部当，第一师师长也就是包惠僧的搭档名叫夏斗寅，看名字就知道是个很莽的人。寅就是虎啊，都斗虎了还不莽？事实上，人如其名，的确是一员虎将，放在过去那就是能当山大王的角色，因此包惠僧做他的政治工作，并不轻松。

不久，国民党政府决定迁都武汉，邓演达等元老都跑到广州开会了，便把黄埔军校武汉分校的办学交给了包惠僧。这时包惠僧终于达到了政治权利的顶峰，不仅兵权在手，而且还兼职了黄埔军校的政治部主任。这个“政治部主任"听起来是不是有点耳熟？没错，就是周总理干过的那个职务。1925年2月，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周恩来随黄埔军校教导团参加了第一次东征，无法兼顾后方的政治工作，时任国民革命军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的廖仲恺便把这个至关重要的官职给了有着政治工作背景和办学经验的包惠僧，那一年包才31岁。

你问我有多至关重要？给你们说几个耳熟能详的名字。张灵甫、戴笠、毛人凤、谢晋元，丫都是包惠僧的下属和学生！四位元帅林彪、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也都是包惠僧的学生！

农村青年毛泽东跟包惠僧一比就太屌丝了。那个时候他还在农村做革命工作，人家都是那么多将军的干爹了你还在这里给农民当儿子！真没前途！
~~~~~~12月12日更新~~~~~
估计有同学要问了，那主席都干什么去了呢？难不成真给农民种地去了？

这位同学你说的没错。昔日汉口一别，润之兄愈发没追求了，连组织工人和学生们闹事的激情都没有了，大多数的时候就在田间地头和农民兄弟们聊聊天，帮忙锄个地啥的。人不仅懒了，架子也大了，就是偶尔去县城普及下革命理论，也是得等人家邀请了才去，没人请吧，就和妻儿邻里唠唠家常，或者自己拿本破书躲在小屋里一看就是一整天，也不知道是不是读两页就睡着了。

这么没追求，还是我们的主席吗？你要真那么想，那你就错了。

1925年秋，毛泽东作《沁园春·长沙》。

独立寒秋，湘江北去，橘子洲头。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漫江碧透，百舸争流。鹰击长空，鱼翔浅底，万类霜天竞自由。怅寥廓，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

携来百侣曾游，忆往昔峥嵘岁月稠。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曾记否，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

1917年，毛泽东组织新民学会，抱着救国救民的理念。开展了早期的社会活动，通过在社会中的磨练，他接受了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1920年，毛泽东再度返回长沙，那时他已经成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1922年，毛泽东在安顺曾经组织过工人补习学校，同年又领导过长沙土木工人罢工，促进了湖南省总工会的成立，后来被通缉，在1925年又辗转回到湖南继续从事革命活动。这年春夏，他回乡养病时组织农民运动，后又遭湘潭县团防局缉拿。8月28日，毛泽东在韶山共产党组织和人民群众的掩护下，摆脱了敌人的追捕，经长沙等地去广州主持农民运动讲习所，在长沙，毛泽东重游了学生时代常游的岳麓山、橘子洲等地。时值而立之年的他，站在橘子洲头，毛泽东回忆自己的前半生，回忆起1911～1923年在长沙求学生活和社会活动，想起其间发生的辛亥革命、五四运动、五卅惨案、国共合作的领导权之争，感慨之余，写下这首词，展现出作者的激情壮志和远大的理想和抱负。（以上词、句皆摘录自《毛泽东诗词选》）

不到十年，山河便已转手多少豪杰？我等青年，若是不加准备便投身于这革命的滚滚洪流中，也难道不就成了那湘江上漂浮的苇草？我不是不愿意走出农村，只是我怎样也看不到前行的出路。前方，是昏天黑地，既然如此，何不破他个无法无天？！我不再奔走，是因为我们的同志，流的血已经够多了；我不再呼吁，那是因为连我们自己，都看不清什么道路，才能通往我们真正向往的远方。

我要开辟出一条新路！那虽然不能算作坦途，却是一条能够通往新时代的沧桑正道！

你们难道以为凭借毛泽东的才气和文学积淀，会不如包惠僧混的好吗？1924年初，刚刚满30岁的毛泽东就凭借过人的笔锋被人推荐到汪精卫手下任职，汪欣赏毛的才气，毫不吝啬地在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推举毛泽东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正部级官员啊同学们！那一年毛泽东也才31岁！

不过那个时候，因为要体现国共合作，所以共产党的高层领导干部通常在国民党内任较高职务，这也是很普遍的事情。但毛泽东如此年轻就身居高位，好好干下去未必不是一条坦途。但他终究还是选择了另一条路。数年以来，毛泽东基本上都是在田间地头与农民的谈话和家中的埋头苦读中度过的，这为他积累了大量农民运动的实战经验，也使他得出了中国革命必须要依靠农村这一伟大的结论！

而包惠僧则不同，易于自满的情绪很容易使他放弃掉自己的理想，从而开始享受起安逸的生活来。

其实这并没有什么好吗？如果我31岁就当了这么大的官我也不想成天在田间地头晒着啊！这时我们便可以看出伟人的确与寻常之人不同。包惠僧，说白了，还只是一个寻常之人。

~~~~~12月13日更新~~~~~~

十分感谢大家的捧场。我很高兴看到评论里有很多朋友开始对我的文章提出不同的看法，这很好，我把自己的所学所想写出来，也是为了与大家交流、共同学习。

然而我需要再次声明两点。第一，针对本文、或是针对我本人的建议、批评和意见都可以出现，然而请不要针对我党。第二，请不要将文章内的只言片语单独截出来质问我，请联系上下文。政见可以不一样，我更希望看到的，是关于史实上的矫正和进一步还原。

再次拜谢各位。

这个伟人和常人的表现不仅体现在性格和思想上，更体现在命途上。说白了，你有做伟人的心，没做伟人的命，在黎明的前夜挂掉了，那也是白搭。毛泽东同志就是那种总是被老天眷顾的人，让我们来细数他的几次历险。

Round 1
中共一大刚刚结束，毛泽东回到湖南，任中共湘区执行委员会书记。他在长沙创办的湖南自修大学，是我党创办的最早的干部学校之一，培养了大批党的优秀干部，像毛泽民、罗学赞、夏明翰都出自此校。需要说明的是，这个学校可不是私密办学，不仅对外招生，还有校刊、有校训，定期对外宣传马列主义，而且校址还选在了长沙的船山学社。船山就是船山先生，明代的大学者王夫之是也，放在今天，那船山学社就是一旅游景点，那时也是个比较招人显眼的地方。

当时主政湖南的顽固军阀赵恒惕觉得举办这个学校有碍自己的统治，就下令停止办学。后来，又以残暴的手段镇压工农运动， 屠杀了一批工农运动领袖，同时通缉了任中共湘区书记的毛泽东。当时毛泽东还在家里面工作，这时候一位在省政府工作的同志麻溜地跑过来叫毛泽东赶紧跑，赵恒惕来抓你啦，快快快，大兵都到村口了。毛泽东不慌不忙，利索地把文件处理掉，然后从后门逃走了。

Round 2
赵恒惕没抓到这位一把手很是不甘心，他发布了通缉令，悬赏万枚洋元抓捕毛泽东。毛泽东在湘区的工作就此转入隐蔽阶段，但在暗里仍然组织工农进行活动，气的赵恒惕屡次增加悬赏金额，终于重赏之下出叛徒，有人向赵恒惕提供了毛泽东的线报，说他经常在宝南街一带活动。

长沙的宝南街，现在是批发二手数码器材的地方，那时候也是鱼龙混杂，适合秘密活动。为了抓到毛泽东，特务想了一个招，有点类似于今天的钓鱼执法，就是在人群里大叫毛泽东的名字，如果你回头，就把你抓起来。说来也巧，在鲁班庙前，毛泽东正好与特务撞见，听见特务叫自己名字，就回了头。毛泽东一看，两个陌生人形容不善，心里哐当一下，心想完了。这时候就是我们的毛影帝展现他演技的时刻了！只见我们的影帝立刻开口：“两位找姓毛的？我也在找他呢！”；两个特务赶紧回应：“你认识他？”毛泽东点点头。“只要你一会把他指出来，就赏你五个大洋！”毛泽东故作神秘地说：“没问题。听说他就在里面开会。我先进去，等会我把他带出来，你们就立刻把他抓起来如何？”两个特务被耍了还不知道，十分满意地答应了。

毛泽东这一走，立刻叫大家赶紧转移到别处，又喊了几个工友出来把两个特务揍了一顿。同学们！这需要多么成熟的演技啊！这需要多么深重的心机啊！反应如此之快，表情丝毫不漏破绽，明明自己心已经跳到嗓子眼了，仍然不漏声色，这是怎样的演技帝啊！

不过这样一来，毛泽东算是彻底得罪了赵恒惕，赵命令全城大肆搜捕工农组织，毛泽东算是在长沙混不下去了， 就去湖北投奔了包惠僧，顺便避避风头，这便有了上述武昌鱼的一段。

~~~~~~~12月14日更新~~~~~~~
Round 3
毛泽东在湖北暂避风头，稍作休整，便又投入到革命中去，却没想到军阀赵恒惕还是没能消了气，他在长沙处处布下眼线，等毛一出现便将其抓捕，因此毛只能够继续进行地下工作。

一次他在他老丈人杨昌济家里商讨革命事宜，散会后，毛泽东刚刚出门，便看见门口两个鬼鬼祟祟的陌生人在那里转悠。上文我们说过毛泽东的演技之高超，这次并没有上次那么突然，更使他的演技发挥得炉火纯青。毛泽东几乎想都没想，便主动靠过前去：“两位大哥，你们在等谁呀？”

领头的哥们气势汹汹地用手指着毛泽东，叫嚷到“毛先生在这里吗？”话说这赵恒惕难怪抓不住人，派来的特务就算是能见到毛泽东，就凭这智商这么大声也把他吓跑了，更不要说反被人家耍了。毛泽东装作有些害怕的样子：“这个这个毛先生嘛，他刚刚就在里面打牌。要不，两位大哥也进去试试运气？”说罢，就顺手拿起墙角的扁担，挂起两个水桶，晃晃悠悠装作出门去打水的样子。

两个特务看到了，便没再追究，带着人冲进了房子。过会出来的时候，哪里还有毛泽东半点人影？

Round 4
因为毛泽东在长沙混的时间太久，长沙的特务基本被耍了个遍，都快认识毛泽东了。毛泽东就回到他的老家湘潭韶山冲继续革命工作。这次因为限制少，革命工作搞得风生水起，还在韶山建立了第一个党组织和农民革命协会。毛泽东白天在田间地头同农民们交流革命思想，晚上又开办夜校宣传马克思理论。各种农友们听了毛泽东一番话，纷纷被激起了斗志，对自己长久以来被奴役、被压迫剥削的命运不再妥协，干脆罢农罢耕。

毛泽东的革命行为触犯到了当地土豪劣绅的利益，他们聚在一起商讨怎么办。一位土豪说，我知道谁能收拾得了毛泽东！我们去告诉赵恒惕，让他收拾毛泽东！

天了噜，哪里是赵恒惕收拾毛泽东啊，明明是毛泽东耍赵恒惕的小弟玩吧！赵恒惕本人倒是一点自知之明没有，一听说毛泽东在湘潭，兴奋地差点跳起来。不过这次赵恒惕也想了个阴招，自己出兵太过张扬，就用电报秘密通知湘潭县的团防局，还要求抓到毛泽东直接就地正法，永绝后患，省得夜长梦多。

这个团防局，也就相当于现在的县人武部。当时在湘潭政府负责收发的工作人员郭麓宾，正巧是党组织的内线，与毛有着不俗的交情。他在收到赵恒惕的命令后大吃一惊，故意将密电推迟汇报，又立刻叫自己的侄子郭士奎连夜赶往韶山冲找毛泽东，如此这番才化险为夷。

这次的遭遇，是毛泽东几次经历中最惊险的一次，应当说郭氏叔侄是为中国革命立了大功的。毛泽东那超越常人的人格魅力，让我想起来这么个历史故事，说是明朝正统年间，明英宗北征瓦剌，受谗言兵败于土木堡，被鞑子掳走了。国不可一日无君，朝廷没办法就另立了个新君，可明英宗硬是凭借自己超脱常人的人格魅力感化了少数民族，鞑子们不仅恭恭敬敬地把明英宗送了回来，而且还对明廷放话，你们若是不继续认明英宗做皇帝，我们就向你们宣战。

故事说到现在，大家差不多也应该明白了，所谓主角光环，并不是什么单纯的运气好，而是身上带有常人所不能及的人格魅力，无论走到哪里都有可以托付的朋友，再加上时刻保持警惕、能够防范于未然的机敏性格，毛泽东自然屡次都能够化险为夷。几次历险，非是蒙贵人相救，就是毛泽东自己急中生智，足见这世上并没有什么老天爷能够眷顾于你。求人不如求己，能够长久护佑着你的，除了你的亲人朋友，恐怕就只剩下你自己了。

说完了毛泽东的主角光环，我们再把目光投向包惠僧。不得不说要是以当时人的眼光来看，年纪轻轻就春风得意的包才更像是故事的主角。可包惠僧看起来意气风发，实际上日子也不好过。他在国民革命军第一师的搭档也就是师长夏斗寅不仅对共产党不待见，更是一个脾气暴怒无常的人。可以想象，一个比李云龙更难管教的人配了一个还没有赵刚精干的政治工作者会是个什么结果。

1927年初，第一师被更名为独立十四师。大家应该很清楚，在这一年的四月十二日，蒋介石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在上海大肆搜捕和屠杀共产党人。这个政变被认为是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的标志。但是有一点需要明确的是，国共的合作，并没有在“四一二”政变发生之后立刻破裂，因为蒋介石当时尚不是国民党的最高领袖，也就是说尚有蒋介石不能统领的国民革命军，而包惠僧所在的独立第十四师就是一只这样的部队，争取夏斗寅这一重要的任务就落在了包惠僧的身上。夏斗寅究竟是继续革命，还是背叛革命投奔蒋介石，这是包惠僧亟待解决的问题。然而包惠僧此时已经不再是第十四师的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了，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早在包惠僧尚担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期间，要去第一师防地行职视事，临行前把自己的行程向顶头上司陈独秀进行了汇报。陈说你走之前，和张国焘见一面，他也在武汉，顺便接洽交流一下工作。不知大家是否还记得，中共一大召开的时候，发言最积极的就要数张国焘和包惠僧二人，这说明二人比较有主见，但都是好表现的人。自古同行相轻，这么多年张国焘和包惠僧二人一直看不惯对方，张认为我在党中央做了这么久的秘书工作该是劳苦功高，包则心想如今我位高权重还作为第一师的党代表工作职责重大，于是二人愈发地看不惯彼此了。如此包惠僧便更不愿意去见张国焘了，便放了张的鸽子。

张国焘也怀恨在心，就向陈独秀告了包惠僧的状，顺便添油加醋连带着坏话一顿捅上去，陈独秀也十分生气，就在党内通报了包惠僧，狠狠地批评了他。也许是包惠僧做夏斗寅工作不开心，而且觉得离了他党组织就转不了了，有些骄傲，竟十分冲动地一怒之下辞去了第一师的所有职务。

对于包惠僧这一强行装逼我给他打满分，可我还以为他是个顶天立地的汉子，对于高官重权不以为然，没想到刚刚离了职他就后悔了，开始托人游走，看能不能恢复他在军中的职务。但是好景不长，四月十二日，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国内共产党、国民党左派和其他进步党派人人自危，全国民众都把眼光放在了武汉，因为和蒋介石同为国民党大佬的汪精卫的态度至关重要，至少在当时他还没有公开反共，并试探性地打出了“拥护武汉国民政府”、“打倒蒋介石”的标语。但此时包惠僧是郁闷的，因为他无论如何，也无法官复原职了。

对于蒋介石的政变，包惠僧应该是惶恐与恼怒的，而毛泽东的态度却恰好相反，因为他不仅对于革命道路有着自己的见地，还早就把国民党内部的矛盾和国民党右派的反动倾向看在眼里、念在心里，他知道这一天的到来只是时间问题。他不仅知道蒋介石要反共，就连现在看起来是作为国民党左派领袖的汪精卫，将来也要反共。

可包惠僧并不知道这些。5月，夏斗寅未经请示，擅自移防沙市（现湖北荆州市城区），做出了要攻打武汉的态势。邓演达对于夏斗寅的动作十分吃惊，为了稳定局势，他立刻叫曾与夏斗寅搭班合作的包惠僧出山劝说夏不要动摇立场。然而包惠僧的动作是在是太慢了，他见到夏斗寅时，夏已命令部队发起了攻击。

大家也不用太紧张，因为夏斗寅和他的对手一比，实在是太弱鸡了。这个镇守武汉的将领是谁呢？没错，他就是现济南军区五十四集团军的前身“铁军”的指挥官叶挺。战斗没开始多久，夏斗寅在嘉鱼县的指挥部就收到了其前沿部队在武汉纸坊被叶挺的独立团击溃的消息。这个夏斗寅见前锋受挫，气急败坏，自然也听不进去包惠僧的意见，此次劝说，包惠僧终究还是无功而返。

中共中央对于夏斗寅的叛变十分震惊，认为是包惠僧的工作没有做到位，才导致夏斗寅左右摇摆，最终背叛革命，因此给予了他党内查看两年的处罚。对于这个判处，包惠僧一半是委屈，毕竟他此时已不是独立十四师的干部；另一半则是有苦难言，毕竟他的离职，也是自己意气用事的结果。悲愤之下，他竟病倒了。

自从老蒋闹政变以来，毛泽东则如同打鸡血似的兴奋得要命。乱世出豪杰，如今就是我毛泽东一展身手的时候了。我隐忍数年，在工厂、在田间、在人头攒动的群众当中、在深夜摇曳的烛光之前，为的就是找到一条真正适合中国自己的共产革命之路。共产国际的方法太过激进，我们耗不起；陈老左的政策又太怀柔，迟早会被反咬一口。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我们要走的道路，就是和广大农民站在一起，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广泛地发动普通民众的力量，将民主革命进行到底！

不过这时，一个噩耗震惊了所有人，更是震惊了毛泽东。
~~~~~~~12月21日更新~~~~~~~~

1927年4月28日，中国共产主义的先驱，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李大钊先生，在北京西交民巷京师看守所内英勇就义，享年39岁。

在就义之前，李大钊对张作霖大义凛然地提出，野蛮的国家才使用砍头的死刑，我不能死在屠刀下。他要求像文明国家那样使用绞刑。不知张作霖是尚通情理，还是被李大钊的大义凛然所折服，竟同意了他的意见。

在绞刑架前，李大钊目光如炬、毫无畏惧地做了短暂的演讲，他在演讲中表明了自己视死如归的情怀，并号召广大工农同胞团结起来，一同为迎接共产主义的最终胜利而不断奋斗。最后，他高呼：“共产党万岁！共产主义万岁！”

施刑者对李大钊采用了最惨无人道的“三绞处决”。白纸黑字的史料已无热血的余温，但我一查才暗自心惊李大钊就义的惨烈。“三绞处决”又叫“三绞废命”，是一种惨无人道的酷刑：在被行刑者的脖颈上套上绳索，背后插一根棍棒，第一绞，把舌头勒出来；第二绞，把眼珠挤出来；第三绞，直到七窍流血而死。简单说来，这不是一种速死的死刑，既可以用来处决犯人，也可以用来逼供或是使犯人求饶。

下面我要说的这个短暂的片段，不是恐怖小说，却比任何恐怖小说来得惊悚。
刽子手把李大钊推进长方形的铁架子中，架子上边正中有一个小圆圈正卡在颈中，旁边有一把柄，刽子手握住把柄，逐渐绞下去。
第一绞，李大钊的舌头直直地吐了出来，眼睛也瞪得浑圆。刽子手用凉水激醒昏迷中的李大钊，要求他向张作霖屈服。李大钊虽面无血色，但仍自激言激语，“你们可以把我绞死，但我的灵魂不死，革命不死!”
第二绞，李大钊的眼珠鼓出，嘴角也开始流出鲜血。刽子手拖着李大钊示威游行一圈，又用凉水激醒，然后要求他屈服。李大钊已经几近说不出话，只是摆摆手“力求速办”。
第三绞，李大钊七窍流血。一代伟人终于结束了他短暂而光辉的一生。

张作霖就是张学良的父亲，奉系军阀。当时北方的氛围诡谲，形势多变，但在1927年左右，北京已经被牢牢控制在张作霖的手中。对于张作霖这个人，我也不想做太多评价，因为此人风评不差，很多人说他有气节、民族大义不亏，对当时的国内政局安定也有过贡献。这些我都不否认，但大凡军阀出身的政客，总不免手腕铁血、执政暴力，杀人不眨眼，使时局始终被恐怖的阴云所笼罩着。

作为北方共产党组织的核心领导，李大钊一直在这种恐怖的阴云下坚持工作。国共合作后北伐战争开始，李大钊又作为国共两党的北方党务负责人，和苏联进行外交联系。大家都知道，北伐战争，伐的就是军阀。敌人的朋友当然也是敌人，因此张作霖将李大钊视为眼中钉肉中刺也是顺理成章的事。和冯玉祥的国民军作战获胜后，张作霖进驻北京，大肆屠杀共产党人，《京报》主编邵飘萍和《社会日报》社社长林白水也都被杀害。

但张作霖最初拿李大钊并没有什么办法，因为李大钊一直在东交民巷的使馆区内工作，而张的军警并不能擅自进入东交民巷内搜查，所以张作霖只能在使馆区外围布下眼线，虽然抓获了一些地下党员，但并没有什么有价值的信息。直到抓捕了较为核心的地下党员李渤海，才将李大钊在东交民巷苏联大使馆内工作的情报及其他共产党员名单名单供出。

1927年4月6日，张作霖签下抓捕令，大批军警闯入苏联使馆将李大钊抓捕。然而处死李大钊，竟比抓他还来得困难。因为李私德极好，又卓有学识，和很多公众名流交好，更是北京学术界的风云人物，培养了不计其数的精英人才，无论是在政界、教育界还是学术界都是说的上话的人物。张作霖向各种手底下的将领和幕僚询问意见，反对处死李大钊的人也大有人在。一场轰轰烈烈的营救李大钊的行动在北京紧锣密鼓地展开了，许多说话分量比较重的大佬纷纷为李大钊求情，学生罢课、工人罢工上街游行要求释放李大钊，甚至有黑帮声明要是张作霖敢动李大钊就要他好看。各种声音的反对，一时间让张作霖处死李大钊的念头动摇了，就在这时，已叛变革命的蒋介石亲自出面，推波助澜，给张作霖拍来密电，要求处死李大钊。张作霖看到李大钊唯一的大靠山国民政府也带头反共，终于不再犹豫。为了处决的名正言顺，他给李大钊扣上了卖国求荣、私通苏联的大帽子，真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李大钊从被捕到就义，在狱中共22天，没有吐露丝毫党的机密。他知道自己必死，又在狱中写下了《狱中自述》，强调自己对所有事情负全责，要求张作霖对其他爱国青年宽大处理。“钊自束发受书，即矢志努力于民族解放之事业，实践其所信，力行其所知”，终于，李大钊怀着坚定的信念，同20多名共产党员一起踏上了刑场。

尤记小学时的课文《十六年前的回忆》，如今再翻出来看，感慨万千。寥寥千余字，却写不尽一代伟人的最后情怀。

1927年4月28日，我永远忘不了那一天。那是父亲的被难日，离现在已经十六年了。
　　那年春天，父亲每天夜里回来得很晚。每天早晨，不知道什么时候他又出去了。有时候他留在家里，埋头整理书籍和文件。我蹲在旁边，看他把书和有字的纸片投到火炉里去。
　　我奇怪地问他∶“爹，为什么要烧掉呢？怪可惜的。”
　　待了一会儿，父亲才回答∶“不要了就烧掉。你小孩子家知道什么！”
　　父亲是很慈祥的，从来没骂过我们，更没打过我们。我总爱向父亲问许多幼稚可笑的问题。他不论多忙，对我的问题总是很感兴趣，总是耐心地讲给我听。这一次不知道为什么，父亲竟这样含糊地回答我。
　　后来听母亲说，军阀张作霖要派人来检查。为了避免党组织被破坏，父亲只好把一些书籍和文件烧掉。才过了两天，果然出事了。工友阎振三一早上街买东西，直到夜里还不见回来。第二天，父亲才知道他被抓到警察厅里去了。我们心里都很不安，为这位工友着急。
　　局势越来越严重，父亲的工作也越来越紧张。他的朋友劝他离开北京，母亲也几次劝他。父亲坚决地对母亲说∶“不是常对你说吗？我是不能轻易离开北京的。你要知道现在是什么时候，这里的工作多么重要。我哪能离开呢？”母亲只好不再说什么了。
　　可怕的一天果然来了。4月6日的早晨，妹妹换上了新夹衣，母亲带她到儿童娱乐场去散步了。父亲在里间屋里写字，我坐在外间的长木椅上看报。短短的一段新闻还没看完，就听见啪，啪……几声尖锐的枪声，接着是一阵纷乱的喊叫。
　　“什么？爹！”我瞪着眼睛问父亲。
　　“没有什么，不要怕。星儿，跟我到外面看看去。”
　　父亲不慌不忙地从抽屉里取出一支闪亮的小手枪，就向外走。我紧跟在他身后，走出院子，暂时躲在一间僻静的小屋里。
　　一会儿，外面传来一阵沉重的皮鞋声。我的心剧烈地跳动起来，用恐怖的眼光瞅了瞅父亲。
　　“不要放走一个！”窗外一声粗暴的吼声。穿灰制服和长筒皮靴的宪兵，穿便衣的侦探，穿黑制服的警察，一拥而入，挤满了这间小屋子。他们像一群魔鬼似的，把我们包围起来。他们每人拿着一支手枪，枪口对着父亲和我。在军警中间，我发现了前几天被捕的工友阎振三。他的胳膊上拴着绳子，被一个肥胖的便衣侦探拉着。
　　那个满脸横肉的便衣侦探指着父亲问阎振三∶“你认识他吗？”
　　阎振三摇了摇头。他那披散的长头发中间露出一张苍白的脸，显然是受过苦刑了。
　　“哼！你不认识？我可认识他。”侦探冷笑着，又吩咐他手下的那一伙，“看好，别让他自杀，先把手枪夺过来！”
　　他们夺下了父亲的手枪，把父亲全身搜了一遍。父亲保持者他那惯有的严峻态度，没有向他们讲任何道理。因为他明白，对他们是没有道理可讲的。 残暴的匪徒把父亲绑起来，拖走了。我也被他们带走了。在高高的砖墙围起来的警察厅的院子里，我看见母亲和妹妹也都被带来了。我们被关在女拘留所里。
　　十几天过去了，我们始终没看见父亲。有一天，我们正在吃中饭，手里的窝窝头还没啃完，听见警察喊我们母女的名字，说是提审。
　　在法庭上，我们跟父亲见了面。父亲仍旧穿着他那件灰布旧棉袍，可是没戴眼镜。我看到了他那乱蓬蓬的长头发下面的平静而慈祥的脸。
　　“爹！”我忍不住喊出声来。母亲哭了，妹妹也跟着哭起来了。
　　“不许乱喊！”法官拿起惊堂木重重地在桌子上拍了一下。
　　父亲瞅了瞅我们，没对我们说一句话。他脸上的表情非常安定，非常沉着。他的心被一种伟大的力量占据着。这个力量就是他平日对我们讲的—他对于革命事业的信心。
　　“这是我的妻子。”他指着母亲说。接着他又指了一下我和妹妹，“这是我的两个孩子。”
　　“她是你最大的孩子吗？”法官指着我问父亲。
　　“是的，我是最大的。”我怕父亲说出哥哥来，就这样抢着说了。我不知道当时哪里来的机智和勇敢。
　　“不要多嘴！”法官怒气冲冲的，又拿起他面前那块木板狠狠地拍了几下。
　　父亲立刻就会意了，接着说∶“她是我最大的孩子。我的妻子是个乡下人。我的孩子年纪都还小，她们什么也不懂。一切都跟她们没有关系。”父亲说完了这段话，又望了望我们。
　　法官命令把我们押下去。我们就这样跟父亲见了一面，匆匆分别了。想不到这竟是我们最后的一次见面。
　　28日黄昏，警察叫我们收拾行李出拘留所。
　　我们回到家里，天已经全黑了。第二天，舅老爷到街上去买报。他是从街上哭着回来的，手里无力地握着一份报。我看到报上用头号字登着“李大钊等昨已执行绞刑”，立刻感到眼前蒙了一团云雾，昏倒在床上了。母亲伤心过度，昏过去三次，每次都是刚刚叫醒又昏过去了。
　　过了好半天，母亲醒过来了，她低声问我∶“昨天是几号？记住，昨天是你爹被害的日子。”
　　我又哭了，从地上捡起那张报纸，咬紧牙，又勉强看了一遍。我低声对母亲说∶“妈，昨天是4月28。”母亲微微点了一下头。

~~~~~~~~~12月23日更新~~~~~~~~~~
缓了缓心情，让我们来继续说故事。上回说到李大钊的死因，评论里有人说李是汉奸，我需要在此声明一下。当时张作霖为了处死李大钊，最终给李订的罪是汉奸罪，而李大钊与苏俄私通、企图在国内举行起义也确是事实。起兵放在咱们这里叫“起义”，放在张作霖那里可就是“兵变”了，这很好理解，就跟咱们和台湾同胞对于国共内战，一个叫“解放”，一个叫“沦陷”差不多，都因为意识形态的不同。那么可能会有朋友问了，既然李大钊被判死刑，那不是也没有冤枉他吗，为什么还把他的死称作“就义”，把他称作“烈士”呢？

我特意去网上搜过大多数人对这件事的看法，发现有相当一部分人认为其是汉奸，理所应当被判处死刑。这也不是什么离奇的事，毕竟突然看到能颠覆你中小学认知的客观事实，便出于所谓的“逼格”，也要来个180度的逆转，以凸显出和其他人的不同，从而也不去探究什么历史的真相或是进行什么自己的思考，虽是无可厚非，却也着实可愤可恨。比如为啥说李大钊是苏联奸细? - 历史人物这个回答，就有人引用了李大钊当时在牢狱中的长篇供词，便有人在评论中吐槽“这简直就是李大招”、“招的真痛快”云云。其实这一段供词不仅不是什么私密档案，甚至在人民网中就有所展现，可见并不是什么见不得光的言辞。深入阅读后我们便发现，虽然洋洋洒洒近万言，但几乎也没体现什么真正有意义的东西，甚至很多东西，并不是李大钊招出来的，而是军阀本就悉知的。二来，若是李大钊真的想招，依他国共两党北方总党务的身份，完全可以交代更多重要的信息，为何只写这些不痛不痒的事物？三来，李若是全招，为何还会沦为死囚？要知道以李的身份地位和学识，张作霖是巴不得能重用他的，以至于在牢狱中也未曾对李动过大刑。

种种分析表明，这乃是完全不符合人之常理的一种猜测，不知怎么被各位公知当做了正史？下面集中回答几点网上公知们的质疑，首先是认为李大钊暗怀鬼胎，勾结俄国企图分裂当时的蒙古，着实是俄国的走狗。第一，李大钊是俄共，这点也是他自己承认的，他还承认自己是国民党左派呢，同俄国联络、受俄共领导天经地义；第二，说李大钊企图分裂蒙古，可以去查一下外蒙古的历史，外蒙独立这件事，清朝有份、沙皇俄国有份、孙中山有份、外蒙王公有份、斯大林有份、蒋介石有份、甚至主席也有份，要李大钊这个当时民主党派的负责人背锅，实在太牵强了。捅破大天，他也就是起到了个推波助澜的作用，对民众宣讲蒙古独立的好处。

大家都知道，俄国企图分裂蒙古的根本原因，就是想在俄国和中国之间建立一道战略缓冲。当时众列强都对中国虎视眈眈，而俄国的国力又没有二战后那般强大，自然不愿意趟这滩浑水。现在说来，俄罗斯成为美帝集团的众矢之的，用蒙古同我国隔开来，并不见得是件坏事。外蒙古和内蒙古虽同族但素来不合也是自古有之，外蒙古独立虽然从民族感情上说不通，但也就仅仅是从感情上说不通了。还有人说，李大钊出卖了外蒙古那么多丰富的矿产资源和生物资源，那时候国都快亡了啊筒子们！你特么跟我扯资源！戴高乐是法兰西的民族英雄吧？你可以去查查当年戴高乐在英国建立流亡政府的时候应允了英国什么！借他国之力，行救国之事，你还想白使唤啊？再说就当时的中国，军阀混战，民生凋敝，段祺瑞在位时尚且能够一征蒙古，到了张作霖领政时，还不是白白被日本人炸死的命，就算没人鼓吹独立你也收复不了啊！

网上部分公知现在的言行，就是公开对党、对国家、对人民、对先烈、对祖辈极其不负责任的污蔑和栽赃。不过评论区里有一句话我很喜欢，叫我就喜欢你看不惯党和国家，却又不得不和我们一起建设社会主义的样子，说的真是棒。

好了让我们停止无休无尽的挖坑，回到正文上。李大钊这一宗师级别的共产大佬为了坚守自己的理想信念，同《天龙八部》中的玄慈那样牺牲自己成就了大义。作为他的首席弟子毛泽东此时在哪呢？当时正值包惠僧劝说夏斗寅失败，夏斗寅向武汉发动进攻之时。毛泽东等人正在出席在武昌举行的中共五大，为了抵抗夏斗寅，毛泽东还亲自组织起武汉的爱国青年一同参与到武汉保卫战中来，可惜并没有同夏斗寅交手，他就已经被叶挺部先行击溃了。

学文的同志们，大概对五大都不会陌生。这次代表大会是在大革命的紧急关头召开的，党中央按照共产国际七大的要求，纠正陈独秀的机会主义错误，并决定党的重大方针政策。毛泽东批判了陈独秀在对待农民问题上的错误，主张把农民组织起来，武装起来，迅速加强农民的斗争。这些都是对的，然而中共五大终究是一次失败的会议，因为它并没有实质性地指出可行的方案，对于陈独秀的错误方针也仅仅是批判而并非提出具体的反省。这一失败直接导致了之后的一系列悲剧。
~~~~~1月5日更新~~~~~
1927年是一个特殊的年份。这一年，我心目中的民国正式垮台了。有人曾经在知乎上问过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说是中华民国是不是中国历史上最有逼格的时代。我当然不认为中华民国是，作为一名中共党员，我始终地认为人民共和国分明才是好不。但是民国各种文化的包容、政治的进步、体制的创新和制度的变革，都不失为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纵然民生凋敝、国力困乏，纵然战乱不断、血流成河，但这个时代，有过太多激动人心的故事、太多百花齐放的思想、太多空前绝后的篇章，更有太多可爱得让人回味无穷的大师和英雄。然而，我心目中这个梦幻的时代，被蒋中正和汪精卫终结在了1927年。

我并没有猛黑介石和兆铭的意思，我只是就事论事。中学时期的通识教育和央视的电视剧导致我们的认知通常是蒋介石比汪精卫可恨，如果汪不卖国，简直是可爱的。然而，主要原因还是因为老蒋在四一二政变之后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后来围剿红军、西安事变、皖南事变、重庆谈判，一桩桩、一件件简直是要把老蒋变成共产党的宿敌。可至少在1927年，共产党也就是蒋介石拳脚上的一根肉刺，尚达不到眼中钉的节奏。四一二政变，蒋介石更重要的，还是以巩固权力为目的，主要打压的也是国民党左派，共产党这一没有军权的政党，简直就是被作为苏联在中国的替死鬼被打压的，与其他民主党派哪里有半点分别？

再说汪精卫，这个人一开始没有反革命，其原因也并非是本人的政治纯洁性，而是在时代浪潮中摇摆不定的结果。一开始，汪觉得蒋的做法太过偏激，而且看到蒋在国民党内部的如日中天极为眼红。为了最大程度上提升自己在党内的威望，汪精卫没有放弃国民党早前“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不仅如此，他还打了一手飞机带翅膀，坚称南京蒋介石是非法政府，并宣称自己将继续北伐，同时与老蒋不共戴天云云。于是，武汉成为了共产党农民运动和各民主党派新的集结之地，一时间，革命风潮风起云涌。

但事实却没有汪想得那么简单。他没有意识到，北伐军的主要力量，也就是从各地军校中走出的基层军官们，他们的出身都是农民运动打击的对象——所谓的“土豪劣绅”。说是土豪，哪里有马云健林那么壕，大概也就是比现在的中产阶级稍微有钱那么一点吧，不过因为保有一定资产，他们的子弟才有着较为开阔的视野和较为开明的思想，这也是意料之中，甚至去扒一扒国共两党的领导核心们，其大多数都出生在所谓“土豪劣绅”的家庭里。话说回来，前方将士在战场拼杀，后方老家被人扒了，这当然是要闹军变的节奏。小军官也就忍气吞声了，就连北伐军三十五军军长何健他老爹也被绑着示威游行，这就说不过去了。何健也是一个性格特别虎的主儿，为了报复农民运动和土地革命，他示意自己的手下三十三团团长许克祥于5月21日在湖南发动了“马日事件”，但从性质上来论，这个事件甚至比四一二政变还要严重些。

上图这个列表内的字被称为代日韵目。所谓代日韵目，是在电报中用以指代日期的31个韵字，这些韵字全部摘自金代《平水韵》。当年发个电报，是比现在打国际长途还要昂贵的存在，因此惜字如金，用寥寥数字就可以将何时发送电报表达清楚，不得不说古人的机智。之所以叫“马日事件”，是因为21日当天的电报代日韵目为“马”。之前我们所说的夏斗寅叛变革命是在5月17日，也是收到了何健的指示，安知这原本是为马日事件打的头阵。5月21日清晨，许克祥在湖南常德大肆屠杀共产党人，释放各种“土豪劣绅”，同时将湖南所有革命机关如湖南省总工会、湖南省党校等全部捣毁。湖南从此结束了其作为革命的摇篮的历史。这个事件也被看做是以汪精卫为首的武汉国民政府同以蒋介石为首的南京反革命政府公开合流的信号。但从某些史料上来看，许克祥策划的此次事件，究竟是经过汪精卫授意还是先斩后奏还是一个未解之谜。

无论如何，汪精卫这也算是生米煮成了熟饭，无论和他有无干系，他都属于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了。但马日事件这一给共产党人的当头棒喝，在毛泽东和陈独秀看来，却有着决然不同的性质和意义。而这一不同，代表着中国共产党今后命运的两条不同的出路和转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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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悉我党历史的人可能都知道，在国际舞台上，曾经出现过四个不同的布尔什维克“国际”组织（“第五国际”仅为口号）。“第一国际”即当时的国际工人联合会，由马克思发起建立和领导。这个国际1864年成立，到1871年由于巴黎公社的失败而逐步淡出历史舞台，1876年彻底解散。代之产生的是“第二国际”，也称“工人国际”，是恩格斯为了延续马克思理念而主持成立的。第二国际还没有解散，第三国际又因苏俄的崛起而成立，发起人是苏联的领导人列宁。我党即是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成立的，当时中国国民党还是“第三国际”的友党，苏联要在中国成立共产政权的初衷，也是为了最大限度的保障苏联在华权益，对于中共成为中国的执政党既没什么期待，也没有做出什么实质性的努力。

列宁帮助中国成立了共产党，列宁的接班人斯大林却不看好中国共产党。斯大林一开始看好的是少帅他老爹张作霖，认为他操控了北京政权，又有革命主张，可以与之合作。不久张作霖就被日本人炸死了，斯大林只好与国民党合作。孙中山要斯大林承认自己政权的合法性，斯大林要求孙中山承认自己的在华权益。孙逝世后，斯大林又把目光转向了我们的蒋委员长，认为其极为英武，是一代枭雄，可以与之合作。再到后来蒋委员长背叛了革命……然后就没有然后了。总之，斯大林干儿子认了一堆，却怎么也不肯认自己这个又丑又穷的亲儿子。

斯大林不肯认，斯大林的死对头托洛茨基却肯。很多人不熟悉托洛茨基，是因为历史终究还是成王败寇，就跟你不熟悉我，是因为这个社会是一个看脸的社会一样（大雾）。说起这个托洛茨基，我总喜欢把他和陈炯明类比。托洛茨基是参加过十月革命的元老级人物，苏联红军的创始者，“第三国际”的创始者之一。为什么喜欢把他和陈炯明类比，简单地说就是：陈炯明是孙中山的亲密战友，托洛茨基是列宁的亲密战友；陈炯明创立广东共和军讨袁，托洛茨基创立苏联红军进行共产革命；陈炯明和国民政府的主张不同，“背叛”了革命，最后跑路到香港成立了中国致公党，死不认“罪”；托洛茨基和斯大林等苏共核心领导的主张不同，“背叛”了革命，最后跑路到土耳其，成立了“第四国际”，死不认“罪”。老托这个人是一个十分有魅力的人物，尤其是政治魅力和军事魅力，在外交上也颇有造诣。

斯大林这辈子，基本上是成也老托，败也老托。老托在列宁挂了以后，政策方针和斯大林出现了重大的分歧，由此也出现了两个流派“斯派”和“托派”。在这场二十世纪初苏俄的腥风血雨中，无数人遭到清洗，两派你来我往，丝毫不亚于战场上的刀枪相见。你当然可以将其理解成是如同蒋介石和汪精卫在国民党初期的相互倾轧，但老托和老斯的斗争不仅仅在党内，对于整个共产国际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其实刚开始也没那么多可以争来争去的，“托派”占据了绝对的上风，但由于托洛茨基个人的犹豫不决，错过了斗争的最佳时机。用官方的话说，主观原因是当时俄国革命者早已出现了分化，话说不到一起，对问题的敏锐性也有很大不同，致使左翼反对派不能在同一个时期里聚集起足够的力量。从客观方面看，国际工人阶级的革命情绪普遍低落，十月革命之后的三年内战（苏俄同国内反革命势力白俄和外国武装干涉者进行的战争）和反帝国主义干涉战争造就的最优秀的一批革命者和革命工人死伤大半、脱离大工业，以及俄国工人从新经济政策中得到的初步实惠，这些都严重削弱了左翼反对派的政治基础。老托见到势头不好，极力想把这种分歧控制在党内，却为时已晚。

总所周知，托洛茨基是著名的左翼。托洛茨基所倡导的工人阶级先锋理论，浓缩成几个字，就是反斯大林。他反对斯大林的社会民主主义（这里指过度依赖资本主义的自由主义），反对斯大林的官僚专制，反对斯大林对列宁主义的篡改和修正主义 ，主张工人的民主权益，倡导战斗性的工人革命。作为左翼，老托的思想总是激进的，他与斯大林最大的不同，在于反对“一国建成社会主义”，而是主张不断革命，直到整个世界都成为红色的海洋！事实证明，老托的观点有其正确性和革命性，但在当时的时期却有些不切实际，再加上上述的原因，导致左派的实力严重受损，斯大林趁机壮大，由此成为了苏联的真正统治者。

说起老托和我党的渊源，老托可能是苏共中唯一把我党作为亲儿子养的高级领导人。他愿意相信，红色政权是可以在中国存在的，并且不留余力地声援中国共产革命。不仅如此，他还眼光极其锐利地预见到蒋介石对于革命的反叛。他将蒋介石同拿破仑共论，认为蒋终究会像拿破仑那样将革命成果占为己有，最终实现个人的独裁。历史总是喜欢开玩笑，老托对老蒋不待见，老蒋却尤为崇拜老托。1923年，蒋介石随孙中山出行苏联，就是想见见老托。老托找借口说不见，他还死活赖上了，最后老托碍于两党的情面终于见了蒋介石。老蒋见了老托，很激动，哇啦哇啦说了一大堆，老托却冷眼相对，森森地说了几句话，一下子浇灭了蒋介石的热情。老托说，你们现在不搞经济、不搞民生、不抓政治宣传，只搞军队和武力征服，是迟早要出问题的。你这样搞，就是走军阀的老路。那时候才1923年啊同志们，蒋介石都没有在党内真正的掌权，什么是真正的预言家？！

老托不仅预见到蒋的反叛，还在蒋反叛后又成功地预见到了汪精卫的反叛。这么一个具有人格魅力的人，自然在中国也拥有一群拥趸。这群拥趸我们也将其称为“托派”，或者为了同苏联的区分开加上“中国”两个字。请注意，“中国托派”和“托派”不同，这是一个拥有讽刺与敌对意味的词语。当然这个词也是托洛茨基和斯大林权利斗争的产物，当年斯大林极力促成国共两党的第一次合作，这次合作也随着蒋汪的背叛而破裂，斯大林自己打了自己的脸，又不敢背负这个重大失误的责任，因而受到了国内共产主义者的强烈不满。在这种情况下，老托的脑残粉一下子就多了起来。1928年12月，这群脑残粉终于在上海召开了第一次代表大会，成立了中国第一个“托派”组织，名字叫“中国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反对派”。其他几个有些影响力的“托派” 组织，陈独秀在1929年成立的“无产者社”算一个，再就要数刘仁静在1930年成立的“十月社”了。

没错，就是本文的主人公刘仁静。我能理解大家的心情，说了那么多“废话”总算在全文即将完结的时候又把主线硬生生地扯了回来。这个刘仁静也是托洛茨基的脑残粉，甚至有人这样评价刘，说他是“托洛茨基的钦差大臣”。最著名的“托派”恐怕还不是刘，而是前文提过的共产泰斗之一，包惠僧的贵人陈独秀。现在看来，陈独秀之所以成为“托派”很可能并不是出于本意，而是命运弄人的结果。陈独秀在大革命期间提出的“二次革命论”，是说在建立共产主义政权之前，先建立一个资本主义政权，再慢慢向社会主义转型，因此也称“万里长城论”。而老托所认为的中国革命，则是“没有民主革命阶段的革命，搞不成什么统一战线“，只有直接进入社会主义，否则根本不会成功。这完全是两个极端，老托的那一套反倒像是王明的“一次革命论”，可王明本人却不是“托派”，还大肆残害“托派”，这又是后话了。

所以我们说，在那个时候的中国进行共产主义革命，空有乐观主义情怀和所谓坚定的信念是不够的，还要有理论上的引导和支持。为什么还是主席厉害？主席在包惠僧升官发财的时候，能够潜下心来深入民众之中、书籍之内探寻真知，积累了宝贵的革命经验和资料，对于革命有了充分的历史自觉。何为历史自觉？毛泽东在1930年中给林彪的信件中写道，“它（指中国革命）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身处黑暗，目现光明，这就是历史自觉。年轻的毛泽东一针见血地指出，“一次革命论”和“二次革命论”都是行不通的，真正的中国革命，应当广泛发展起农民阶级的力量，通过建立农村根据地的方式来逐步夺取大城市，进行武装革命。可1927年的陈独秀，甚至连进行武装革命的觉悟都没有，倒是愈发悲观起来。

很有意思的一点是，大革命失败以后，托洛茨基的理论才真正在中国生根发芽，这和托洛茨基对于中国革命的料想完全不同。托洛茨基认为，只有在大革命失败之前提出苏维埃口号、建立共产主义政权才是正确的，但是要从国民党脱离出来，建立自己的政权。我们都知道这是不可能的，而大革命失败以后，托洛茨基自己也对中国革命彻底失去了信心，他更不看好毛泽东那一套转入农村、以广大农民作为主力的中国革命做法。很久以后，在中共党内又出现了两个流派，一个叫做“毛派”，一个叫做“托派”。托洛茨基那一套放在斯大林那里还算激进，和主席的一比，就显得十分保守了。在毛泽东成立真正意义上的红色政权之前，托洛茨基和他的中国使徒们始终坚定地认为，只有工人运动的高涨才有农民运动的沸腾——在城市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陷入低潮的情况下，红色政权在落后的农村根本无法存在。而毛泽东的理论同托相比，明显更符合当时中国的现实情况，对于中国革命也更具有指导意义。

当斯大林不断修正自己对于中国革命的看法、愈发务实起来的同时，托洛茨基却在过分低估农民群众的力量，离之前的正确判断愈来愈远。历史上的真理和偏见，就是不断交织在一起而前进的，像老毛这样，在取得胜利前几乎没犯过什么重大错误的人，靠的是什么？用他自己的话说，答案很简单，就是实事求是四个字。用中国自己的情况解决中国自己的问题，不管得出的结论再土鳖、再不堪入目，也终究是最适合自己的。别人的道路固然洋气，但贸然走下去，总会走到沟里。不管别人再权威、说得再唬人，也不要轻易效法。这一套理论，五百年前的大思想家王守仁也提出过，他把这叫做“知行合一”，不知不行，不行无知，知而后行，以行为知，说这么多，通俗来讲就是在实践中获得经验，用经验指导实践。“实事求是”这四个字说起来简单，做起来就难得多，这又是题外话了， 在此不表。

言归正传。我们开始讲刘仁静的故事。

从小到大，大家最头痛的人，是谁呢？是学习比你好，在家长的口中一次又一次碾压你的学霸？是在班里侃侃而谈，赢来老师赞许的目光和妹子钦慕的眼光的天生嘴炮？是干啥都比你强，随便做点工作就能赢得boss的认可的同事？没错。刘仁静就是这种人，这种你永远都无法逾越的学神级人物。1902年3月4日，刘仁静出生在应城城关（现湖北孝感应城县）一个普通的家庭。父亲是晚清的秀才，在家开办了私塾授学，为人也比较开通，清朝灭亡后，又鼓励刘仁静学习外文出国留学。

少年刘仁静极其聪慧，10岁那年当“枪手”帮别人考试作弊，12岁那年考入英国教会在武昌办的贵族学校，两年后因为家境无力负担高昂的学费而转入武昌中华大学附中学习。这个武昌中华大学，是民国历史上第一所不靠外国人成立的私立院校，是华中师范大学的前身。刘仁静在此接受到了来自欧美和日本的新思潮，不仅成为了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的忠实读者，还参加了学长恽代英组织的“互助社”，和恽代英一同参加各种革命活动，常常“口出狂言”，语出惊人，俨然成为了一位学生领袖。这个恽代英的名字虽然是全文第一次出现，但是纵览整篇文章，几乎每一件事都有他的份儿：1921年，邓中夏因为要去南京参加少年中国学会的会议错过了中共一大，在会上他就和恽代英就学会未来发展方向的问题吵过嘴；国民党一大之后，毛泽东不是被封了个中央宣传部长的官嘛，恽代英又被指派为毛泽东的秘书在上海工作；后来成立了黄埔军校，恽代英又被任命为政治总教官，成了包惠僧的同事。在恽代英的帮助下，少年刘仁静也算是在革命生活中如虎添翼，可谓是根正苗红。

1918年，刘仁静考取了北京大学物理学系，读了两年预科以后，家中实在困难，这时候北大的老师像鲁迅、李大钊、胡适等纷纷向他伸出了援手。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内还保存着李大钊亲笔写的一张字条：“刘仁静同学学费先由我垫——李大钊”。在李的帮助下，他从物理系又转向哲学系（后又转到英文系），和李大钊的交往，是他政治生涯的开端。一年后，五四运动爆发，刘仁静的嘴炮技能瞬间被点满，积极参加学校的各种集会，感染了一大批人参加示威游行。看过《建党伟业》的同学可能对北大学生抄曹汝霖家的情节有些印象，当时个头小小的刘仁静骑在同学匡互生肩膀上爬进了曹宅，后来军警封锁了现场，刘仁静来不及跑，但是因为个头实在太小，根本不像大学生，也没人抓他。

也许是嫌自己搞革命太没存在感，刘仁静在私底下苦读马克思共产主义书籍，不仅对马克思的言论烂熟于心，大段的马克思理论也能张口就来。和他交谈，动不动就是“马克思曾经说过……”，这尼玛就是一个小吕轻侯啊，大家还因此给他起了“小马克思”的绰号。刘仁静还极其好辩，没事就登门找北大文艺男神胡适之开战。胡适对这位个头小小的革命者是又好气又好笑，一方面欣赏他的激勇，又不知道如何应付，只得无奈地评价他是个有野心的孩子。还有一次刘仁静在外面发表革命演说，被军警抓了起来，刘仁静既不慌张，也不害怕，反而很是享受被抓的过程，直到获救出狱，都没有同别人诉过半句的苦，就又紧锣密鼓地投入到学习和革命工作中去，李大钊夸奖他“小小年纪肯奋斗”。

也许是被各种前辈夸得太多，刘总是想做些出格的事来证明他的英武。五四运动爆发后，他在参加同学罗家伦的“五四宣言”时，决心“以血荐轩辕”，怀里揣了一把刀，在罗家伦讲完话时，就用刀插向了自己的胸膛。这把在场的所有人都吓了一跳，幸亏被人及时地拦了下来（我估计是在慷慨就义之前先废了会儿话，结果被人发现了），要不就没有之后的故事了。在北京大学的图书馆里，刘仁静还通过李大钊认识了一个人，那就是时任北大图书管理员的毛泽东。毛泽东对于这位时常玩命闹腾的小学弟也很喜欢，无论在生活还是学业上都细致入微地照顾刘。

1920年，刘仁静加入北京共产小组，成为了一名他梦寐以求的共产党员。一年之后，他由于各种机缘巧合，代表北京小组参加中共一大，一到会上就和他的湖北老乡李汉俊顶上了。李去日本留过学，认为中共应当等待孙中山的民国政府稳定下来，再与其合作联合执政。而刘仁静一上来就大量引用马克思著作中的原文，认为不应该与国民党政府合作，而是确立武装政权。他的这一观念也许是受到了毛泽东的影响，事实证明也是正确的。但他这唐突偏激的性格，也给他的命运埋下了伏笔。一大结束时，毛泽东在送别时叮嘱刘“以后要多做实际工作”。当年恽代英同刘仁静一起生活时，也曾告诫他“力戒轻躁之习，求庄重和蔼，与朋友交而敬之”。两位大哥的关心之言，居然一言成谶。

一大之后，可能是因为长得小，具有亲和力，刘仁静负责起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共青团的前身）的工作。后来因为刘的资历较老，就被推选成为团中央书记，不过工作不久就因为个人原因离职了，接任他职务的是任弼时，刘的资历有多老由此可见一般。1922年底，刘仁静陪同陈独秀赴苏联参加了共产国际四次会议，大会必须用俄、德、英、法四种语言发言，陈的外文不太好，而同行的瞿秋白又是翻译，没有发言资格，只能派刘仁静发言，这一年，刘才仅仅20岁。

这个性情激烈的年轻人很快受到了列宁和托洛茨基的赏识。他们不仅单独会见了刘，还邀请他在苏联学习。刘仁静很快就全然把他未过门的未婚妻史静仪给忘了。等等！这个未婚妻又是怎么回事？原来，在刘仁静还在上中学时，史家和刘家就给这对小孩子定了娃娃亲。后来刘在北大读书，史静仪便到北京找刘。因为刘去苏联开会走的急，没有告知返回日期，史静仪又在北京无亲无故，只能在京苦等。据说这个史静仪还是一个大美人！刘仁静啊刘仁静，你为了工作，连老婆也不要了！直到第二年春天，刘仁静才又返回北京，然而两个人相聚没多久，刘仁静又南下广州去参加中共三大。

刘仁静不珍惜他的未婚妻，他的大师兄张国焘可看不下去了，屡次向史静仪示爱，可一直得不到回应，这才不甘地放弃。可刘仁静依然不冷不热地对待史静仪，这可伤了大美人的心。一个女孩子家，独自在北京等待爱人这么久，一点音讯也没有，回来了也不怎么搭理人家，年轻时的那些爱意都在瞬间被打得粉碎，可刘仁静还依然我行我素，一点都没有感觉到爱人的变化，直到1925年陈乔年从苏联学习归来才酿成悲剧。陈乔年是陈独秀的小儿子，长得帅气，性格也活泼，和独守空房许久的史静仪芝麻绿豆般地对上眼了，二人决定结婚。当史静仪把结婚的决定告诉刘仁静之后，刘突然疯了一般，不仅咬破手指写血书给史静仪，还推掉了党内的一切工作。不过这又有什么用呢？年轻人，不知道珍惜，只能说你活该。正如同大话西游里的台词一样，“曾经有一段真挚的感情摆在我面前，而我没有珍惜，直到失去了才追悔莫及。人世间最痛苦的事情莫过于此”啊。

这件事当时在党内的影响极大，直到1928年周恩来赴苏联开会碰见刘，总理还开玩笑问他手好了没有~陈独秀自知理亏，毕竟自己的小儿子抢了人家的未婚妻，因此将刘仁静派去苏联学习，也算是补偿。不过这件事，始终像把匕首插在刘的心中。1928年，陈乔年和史静仪在上海被捕，陈乔年英勇就义，而陈乔年和史静仪的孩子也因为疏于照顾最终病亡。史静仪悲惨的结局是刘仁静始料未及的，但他至此再也没有与史静仪联系过，对于党组织工作的激情也全然不见，彻底失了之前的那份热忱。

1927年，不仅是中国革命坎坷的一年，对于刘仁静和托洛茨基也是极为悲惨的一年。这一年，刘仁静被他顶头上司的二公子带了个天大的“绿帽子”，而托洛茨基为了反对斯大林的修正主义对中国革命的“遥控”，被斯大林一伙抓住了把柄，扣上了反国家主义的帽子，于同年被开除出党，最终被流放至土耳其。也许是处于同情，也许是真的认为托洛茨基的理论正确，1929年刘仁静在结束苏联的又一次学习之后，没有直接回国，而是选择了绕道欧洲，瞒着所有人偷偷寻访托洛茨基。终于，两人在土耳其第一大城市伊斯坦堡的王子岛这个美丽的地方相会了。想起六年前的会面，两人都唏嘘不已，那个时候托还是苏联的最高领导人之一，而刘的未婚妻也老老实实地在北京等他回家。如果时间回到六年前，二人又会有什么选择呢？【草泥马想起前女友了写不下去了让老子哭会，想当初雾草刚写这个答案的时候老子也是有女朋友的啊】

二人破天荒地进行了十足的畅聊，深入交换了对于共产革命的意见，托也提起了自己准备江山再起的雄心和构想。从此，刘仁静成为了托洛茨基忠实的信徒，回国之后他立刻就把老托的那一套现学现卖起来，比如什么批评党内的官僚化，吐槽说无产阶级政党不能通过资产阶级政党合作，必须立刻进行军事斗争云云。党组织的同志对于刘仁静的行为很是反感，在党刊《红旗日报》上发布《给刘仁静的一封公开信》，要求他交代与托洛茨基的会面全过程。刘仁静自以为得到了老托的授权，根本不用鸟他们，却也不想想，共产国际的天下早就是斯大林的了。为了最大限度地和刘仁静划清界限，党组织将刘仁静开除出党，但这并没有阻挡刘仁静和托洛茨基的书信往来。按照托洛茨基的要求，刘仁静不仅在国内成立了托派团体“十月社”，还将其他的几个托派团体相联合。

尽管刘仁静成功地成为了中国的托派第一人，但其大肆鼓吹自己的权威性，总拿自己见过托洛茨基的事情说事，自诩为“托洛茨基的钦差大臣”，这让其他托派的同志们对其十分不满，逐渐将其孤立了起来，可刘仁静仍然丝毫没有自知之明。在这期间，刘仁静同他的同学陆立之的妹妹陆慎之结婚，而当时她还只是一位学生。养家糊口的需求再一次将刘仁静推向了风口浪尖，而他却只能靠给一些杂志社做翻译赚些稿费。这种为生存所迫的现实需求强烈地刺激着刘仁静，他不得不暂停了所有的托派活动，整个人也变得沉沦和颓废。1935年，刘仁静因为托派成员的身份被捕，后被押送南京。因为当局得知刘已不是托派的主要成员，且停止了所有托派活动，刘仁静反而逃过一劫，只被判了三年有期徒刑。

1937年抗战爆发，刘仁静被假释出狱，首先去上海投奔陈独秀，但陈独秀见到刘仁静，既尴尬，又不爽，索性拒绝了他。刘仁静见前路茫茫，就破罐子破摔地发表文章批判陈独秀的托派言论，大骂陈独秀是“伪托派”、“假革命”。陈独秀气急，终于伙同其他同志将刘开除出托派的团体。接着，他又来到武昌投奔大师兄张国焘。那个时候张国焘刚刚从陕北离开，当刘仁静了解到张国焘的叛党行为后，又离开了武昌，最后沿着长江来到了重庆。事实证明刘仁静最后的选择选对了，在那个乱世，跑到重庆最起码可以保条命。在重庆，刘仁静彻底放下了自己所有的过往，加入国民政府替三青团做事。后来，他又来到西安，在胡宗南的特务机关当外语教官。抗战胜利后，刘仁静当上了国民党的幕僚，成为了国民政府的喉舌，任《民主与统一》、《时事新报》等刊物的编辑和作者，1948年，还受蒋介石幕僚陶希圣的邀请担任国民政府的国防研究员。

了解我的人可能都知道，我从来不写建国之后的事。不是不堪揭露，而是涉及现今，而我的身份特殊，不好发表观点。但刘仁静的结局，我还是可以说一下的。以下摘自百度百科“刘仁静”词条。

1949年大陆解放，国民党败退台湾，刘仁静如梦方醒，离开国民党留在了上海。全国解放以后，刘仁静来到北京。刘少奇同志亲自找刘仁静，对他进行了认真耐心地教育。刘仁静终于认识到自己的错误，悔恨交加，决心痛改前非重新做人。

1950年12月31日，《人民日报》刊登了《刘仁静的声明》：“我于1921年加入共产党，在党的领导下积极工作。1927年，当中国大革命失败后，我在共产国际内部的斗争中，参加托洛茨基派的组织及活动……使我不能认识路线之正确，所以我在政治上长期的和党对立……”最后写道：“今后必须向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学习，我过去犯了严重的政治错误，以后决心在党及毛主席的领导下，为建设新中国而努力，谨此声明。”

之后，我党对待刘也算宽大，让他当起了教师和翻译的老本行。

198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六十周年。是年“七一”前夕，新华社记者采访了唯一健在的“一大”代表刘仁静，并特发专稿《访问刘仁静》。文章说：“……直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他才如梦初醒，抛弃反动立场，站到人民方面来。从1951年到现在，他一直在人民出版社从事翻译工作，翻译了十几部重要的文献资料和著作。”文章最后说：“刘仁静深有感触地说：‘共产党对我仁至义尽，不管我犯了多大错误，还是没有抛弃我，给了我生活的出路。’”

刘仁静是悲剧的。刘仁静的悲剧可以被理解，但他自己，却未尝真正理解过自己。对于他的一生，我只想说一句话——

然而，既然是悲剧，我就不吐槽了。

让我们回到最开始的起点，回到 @林冲的那个答案。

1987年8月5日的凌晨五时许，已年近85岁，但身体依旧健朗的的刘仁静持剑下楼，准备到路对面的北京师范大学广场练剑。

每天“闻鸡起舞”，是他多年来从未改变的习惯和维持身体康健的秘诀。

家住北京新街口外大街甲四号23楼的刘仁静，身着白色的丝绸衬衫，口袋里装着北京师范大学通行证。

这是一个位置很好的地方，位于三环以内，对面就是北京师范大学的校园。

他的须发灰白，更显鹤发童颜，精神矍铄。他正准备横穿马路。

这时，一辆“22路”公交车飞速驶来。汽车毫无征兆地撞在了这位中共一大代表的身上。

老人如同一只白鹤般飞出了几米之外，当场身亡。

家属以最快的速度将其送到距离最近的解放军262医院，并打了强心剂。仍然没有任何生命迹象。

刘仁静工作过的人民出版社和国务院参事室为他开了追悼会。会上没有悼词。

《人民日报》于当日刊登了刘仁静逝世的简要消息。

刘仁静的骨灰盒被存放在八宝山革命烈士公墓。刘属局级干部，安放在大厅骨灰盒架子最下面的一层。

刘仁静的车祸现场，后修建了一座行人过街天桥，这直接源于刘仁静的车祸引发的政府部门重视。

抢救过刘仁静的解放军262医院，于1999年9月，挂牌成立第二炮兵总医院。

2015年12月31日起，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炮兵总医院正式更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火箭军总医院。

刘仁静的挚友恽代英，于1931年4月29日，在南京监狱中英勇就义。牺牲前写下了“浪迹江湖忆旧游，故人生死各千秋，已摈忧患寻常事，留得豪情作楚囚”的不朽诗篇。

刘仁静的大师兄张国焘，于1979年12月3日凌晨，冻死在加拿大多伦多的一家敬老院。病床上的张国焘翻身时把被子与毛毯弄到了地上，数次按铃叫护士却无反应。

刘仁静的二师兄邓中夏，于1933年9月21日凌晨，在南京雨花台英勇就义。临行前，他高呼着“打倒国民党！”“中国共产党万岁！”口号，为共产主义事业英勇地献出了自己的宝贵的生命。

刘仁静的三师兄罗章龙，于1995年2月3日因病在京逝世，享年99岁。生前，他历任数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革命博物馆顾问等。

刘仁静的革命导师陈独秀，于1942年5月27日在四川江津（今重庆市江津区）病逝。生前，陈贫病交加，靠稿费度日。死后，丧葬费由蒋介石等人代出，收支大概相抵，尚欠五千余元。

刘仁静的大哥毛泽东，于1976年9月9日在北京逝世。如今遗体仍保存在中国最值钱的地段供人瞻仰。

列宁创立的“第三国际”，于1943年5月26日由共产中央发表决定，完全同意解散共产国际。《解散共产国际的决议》中声言这是为了适应反法西斯战争的发展，便于各国共产党独立处理问题。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于1991年12月26日解体，随后分裂成若干资本主义国家。在政治斗争中获胜的叶利钦所领导的俄罗斯联邦继承了其主体和国际地位。

刘仁静的偶像托洛茨基，于1940年8月20日在墨西哥的家中，被他当作朋友的苏联特务用冰斧凿入后脑杀害。随着档案的披露，证实斯大林对这次暗杀行动负责。托洛茨基创立的“第四国际”在其死后分裂成不同组织，至今仍被各托派团体所使用。

武汉代表包惠僧，于1979年7月2日在北京病逝。历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务部研究员、参事等职。

最后再简单说说这个包惠僧吧，前文说到他大病一场就戛然而止。他向周恩来请示在南昌养病，身体初愈后，我党已在南昌进行了八一南昌起义。起义军节节败退，包惠僧看不到任何革命的希望，就自动脱离了中共。脱党之后的包惠僧受到了老上司邓演达的帮助，并受邀成为邓秘密组建的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即“第三党”，国民党左派成立的爱国主义政党，中国农工民主党的前身）中央委员。在此期间，他办过杂志、当过幕僚，最后被蒋介石任命为陆海空三军总司令部参议，中将待遇，这已经是一个相当牛逼的官职了。

不过好景不长，邓演达的“第三党”被蒋介石盯上了，更糟糕的是，蒋介石同时发现了包惠僧与邓演达的来往。包惠僧立刻找到特务头子陈立夫，将他同邓演达的“第三党”撇得干干净净。陈立夫说行我知道了，但你还要写一封信给中央说明你和邓的关系。包惠僧说没问题，但你要保证不落井下石。陈立夫同意了。

邓演达将军，1931年8月在上海被捕，11月29日晚被秘密处决于南京麟麒门外沙子岗，年36岁。

包惠僧没被这件事怎么株连，但包曾是共产党，蒋介石信不过包，就撤去了他的官职，改任其他的闲职。先任内政部参事，后任内政部户政司司长。1947年改任内政部人口局局长。时值国共内战最激烈的关头，包惠僧为了躲避战乱，带着家眷跑路到了澳门。

一天，包惠僧在赌场里碰见了一张熟悉的面孔，定睛一看，原来是许克祥。

这位许先生，就是何健的手下，在长沙发动“马日事变”的反动头子。他的同僚夏斗寅，还是包惠僧的老搭档，害得包退党丢工作的罪魁祸首。1927年，许克祥是右派，包惠僧是左派；20年前兵戎相见，20年之后赌场重逢；当年在战场上拼个你死我活，今天在赌桌上决一雌雄。北伐路上的“左派”和“右派”在澳门都变成了“逍遥派”，这种戏剧性的转变，不能不说是一种讽刺。

新中国成立后，包惠僧写了一封书信、两份电文。信是写给他原来的好兄弟毛泽东的。两份电文，一份给政务院总理周恩来，一份给政务院副总理董必武。

他决定留在大陆，向中共“靠拢”。

他的待遇自然也差不了，毕竟是一大元老，可以类比刘仁静等人。

但他原本是可以站在天安门城楼上接受全国人民欢迎的建党元勋，如今却灰溜溜地在澳门赌博。这又不能不说是历史的愚弄。

故事就这样结束了。有朋友在评论中说，这历史未免也太过精彩了，甚至精彩得就如同演绎一样。在这里我可以郑重地声明一下，历史不仅精彩，而且往往比演绎更精彩。因为所谓演绎，都是人们根据基本正确的史实加以人为的想象，虚造很多子虚乌有的故事和人物，从根本上来说都是出自于人们的内心。但是，人往往是理想化的，容易把伟人想象得过于崇高，又容易把小人想象得过于卑鄙。若是圣人偶尔犯个错误，或是恶人偶尔发个善心，都足以让读者们欢呼雀跃一番，而实际的历史，这些偶尔却是家常便饭。人非圣贤，孰能无过？人又非草木，孰能无情？

大时代造就大人物，但更多的，是终会湮没在大历史当中的小人物。

就如同包惠僧、刘仁静，哪怕再轰轰烈烈，也不过只是翻起了历史的一卷浪花，随即被更大的浪花拍翻在茫茫大海。

他们行驶过的航迹，曾经有无数人走过。大人物走过，小人物也走过。

大历史的瞬间，也许就出现在某块礁石之上，也许就出现在某个漩涡之中。

大人物走到礁石上，会站住脚；走到漩涡中，会挺起身。

小人物碰到礁石，船毁人亡；卷入漩涡，葬身海底。

所以碰到历史瞬间，我们远远看着就好。

所以真正的大历史时刻，也许就发生在你我的身边，你我也随时可能成为大历史的见证者。

我们要做的，只是踩着前人的航线，躲开所有礁石和漩涡，向着更加广阔的大洋漫溯。

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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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法租界巡捕房华人探长程子卿，接到危险分子马林入境的消息后，凭借扎实的侦查技巧和敏锐的嗅觉，闯入了“一大”会场。本来都开闭幕式了，程探长一搅局，就有了南湖红船。

程探长出身江湖，很讲义气。他作为一名有着极强职业自尊的警探，非常看不惯法租界之外，蒋记同行的所作所为。他多次搭救遇险的进步人士，遭到蒋记同行登门警告七次。法租界被日本人占领后，程子卿选择退休，做了一名拥有四栋新式里弄的包租公。

上海解放后，程子卿被关押审查。军管会比蒋记文明，允许程子卿申辩和向外界求救。程子卿找到了宋庆龄，程子卿以前搅黄了蒋记在宋庆龄身边安插耳目的计划。于是，宋庆龄担保，多位进步人士作证，程子卿重获自由，做回了包租公。程探长的把兄弟黄金荣，他的重要资产“大世界”在其生前一直由黄家经营，解放后只是禁止了黄赌毒。网上流传的黄金荣扫街照，是老谋深算的黄金荣为了保全身家性命的摆拍照，摆拍的时候黄金荣身后的大世界还姓黄。程子卿这样有将功折罪表现的人，生活是有保障的。

程子卿1961年病逝，享年79岁。 程夫人1980年去世，享年81岁。程子卿的子女在新中国都做上了医生和技术人员等受人尊重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