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有哪些阴差阳错地参与或者见证过重大历史事件的小人物？ 第2页

央视拍过一个纪录片，叫《五大道》，说的是天津的历史。全片一共九集，在第四集中，说到一个老人，名叫祝宗梁。

老人现居上海，1920年生，看上去与普通老人没有任何区别。可发生在他18岁那年的事，却改变了他的一生，他见证日本侵华战争的历史、参与了抗日战争。

祖父是清末道员（正四品官员，也有二品或三品道员）；父亲祝毓瑛是宣统二年归国的留学生，主修经济学，曾在北洋政府财政部工作，后在天津铁路局任职。1937年7月29日，日军开始轰炸天津。战争中都尽量避免轰炸学校和医院，而日军的炮火却毫无犹豫地丢向南开大学。五天五夜的轰炸之后，日军进入天津。当时就读南开中学的祝老，因学校停课，后被转到法国教学学校读书。

天津当时是九国租界，英法租界相对富裕，居住在那儿的人社会层次和收入较高，同时也因日军未向英国宣战。为躲避战祸，祝老全家就迁往英租界，1938年，18岁的祝老因为学校停课只得在家鼓捣一些机械小玩意儿，这既是伴随他一生的兴趣，也成为他日后人生中的小小遗憾。

他的弟弟祝宗权邀他加入学生爱国组织——抗日杀奸团，这个组织在1937年沦陷的天津成立，成员普遍为当时年龄才十六七岁的爱国学生。这些少年大多出身显赫——伪满洲国总理郑孝胥的孙子郑统万、孙女郑昆仑；孙连仲将军的儿子孙湘德、女儿孙惠书；冯治安将军的侄女；同仁堂的大小姐。这些孩子居住在天津享有治外法权的租界，开始谋划他们的爱国大事。

“余誓以至诚，参加抗日杀奸团，今后愿在组织领导下，积极工作，保守组织秘密，如有违反，愿受最严厉制裁。”宣誓之后，祝宗梁加入抗日杀奸团，这些学生在“爱国”这点达成一致——“与其喊喊口号，不如真真切切杀一个汉奸来得强”。听到老人一生的故事时，我突然想到电影《色，戒》里，学生们最初的愿望就是杀一两个汉奸，来实现自己爱国的心愿。只能感慨在那个年代的大背景，相同的事不断在发生。

由于自己在理工科方面的研究，祝宗梁主要负责制作燃烧弹和小炸弹。抗日杀奸团最初讲目标锁定在烧日军仓库、棉花站。祝宗梁第一次参与具体行动，是刺杀天津伪商会会长王竹林。组织内部列了一个名单，都是需要杀的汉奸，王竹林就在其中。祝宗梁在法租界枪杀王竹林，得手之后，抗日杀奸团名声大振，连重庆方面都开始关注。

重庆方面开始试图与抗日杀奸团对接，希望收入这些学生的力量并加以培养。由于军统不仅仅是为抗日，还有对抗共产党的任务，抗日杀奸团拒绝军统方面的帮助，尽管日后才发现军统的负责人早已混入组织内部。于是双方让步，重庆方面希望抗日杀奸团在每次刺杀前必须获得他们的批准，同时提供一份新的名单，上面都是可以刺杀的汉奸。

名单中有一个名字对于祝宗梁来说并不陌生——程锡庚，昔日的留美经济学博士、以学者身份参与巴黎和会中方代表团、还是中国外交部驻北平特派员；此时却是中国联合准备银行天津分行的经理、同时身兼天津海关监督。日军成立中国联合准备银行，疯狂印制的钞票在天津发行，以套取战争所需的巨量物资和钱款。

程锡庚家住英租界，行事小心谨慎，从不独自走在街上。抗日杀奸团的一员混入程家以套取刺杀情报后，又生悔意，只愿意提供一些基本情报。祝宗梁得知程锡庚喜欢看电影，就与好友袁汉俊决定在电影院动手。1939年4月天津英租界的大光明电影院，正在上映《贡格丁大血战》，程锡庚与妻子，还有三个孩子一同前来观看。祝宗梁本想等程锡庚看完电影出来后动手；尽管漆黑的电影院中动手方便脱身，但他们不知程锡庚坐在何处。好友袁汉俊想出一个法子：当时电影放映过半都会给人些许时间休息，公务人员如有人找，放映室里便会将“某某某外有人找”的字样投影在屏幕上。袁汉俊便在休息时假装自己要找程锡庚，令放映时打出“程经理外找”，程锡庚起身，却又被妻子按住。这一举动还是被祝宗梁看到，他们一行人坐到程锡庚座位后排，趁着电影中枪声响起的同时，祝宗梁扣动了扳机。

刺杀行动成功，撤退时却不顺利，祝宗梁和袁汉俊等人被前来勘探究竟的保安拦住，只好打死一白俄一比利时保安才能脱身。在英租界里刺杀程锡庚的新闻，引起轩然大波。工部局逮捕四名军统特务、认为与此事有关，日本不断给英国施压，希望引渡这四名人员，但英国一则拒绝。最后日军在英法租界架起铁丝网，搜查每一个出入租界的人，逼迫英国妥协。重庆方面由戴笠出面，希望这些抗日杀奸团的成员能前去重庆，面见蒋介石。祝宗梁身赴重庆后，重庆方面希望他们几人去伦敦登报自首，向日方承认刺杀程锡庚的行为，不然会有更多的军统成员为祝宗梁等人的行为被捕。

重庆方面承诺一定会保证抗日杀奸团成员的人身安全，最后祝宗梁等人前往香港登报自首。而日本政府不相信这几场周密的行动是几个不到二十岁的年轻人所为，不肯接受事实。随后香港沦陷，祝老回到内地，最后辗转到上海。抗日杀奸团中出叛徒，出卖祝宗梁袁汉俊等人，成员大都被捕，一部分靠家庭营救，另一部分在狱中就义，袁汉俊前去就义时，将身上穿的大衣留给狱中同胞，只着单衣；祝宗梁在狱中受尽折磨，坚决否认行为，声称自己从不认识叛徒，最后侥幸活了下来。

抗战结束后，国民党政府希望将祝宗梁等四十余人送去美国培训，为军统效力。祝宗梁对军统并无兴趣，国民党政府便提出可以满足他的一个要求。祝老说自己的父亲是清末公派赴美的留学生，自己也要去美国读书，获得机械学博士归来后建设中国。赴美仅一年，祝宗梁便被命令回国，在上海高级机械职业学校教书。军统来信授予他中校军衔，被他拒绝，祝宗梁坦言自己抗日是因为爱国、而非从戎当官，最后国民党政府寄来一枚抗日纪念章与六级云麾勋章，以感谢祝宗梁为抗日做出的贡献。他欣然接受，认为这是国家对自己行为的肯定，此后与军统再无瓜葛。

因为这枚云麾勋章，与自己曾经与军统有过的关系，祝老在建国后遭遇到又一轮的调查和审问。他对共产党和新政府颇有好感，在经济遭到外国封锁时，还托昔日抗日杀奸团的旧友从香港运送铜回国，以支持国内发展。因为这层关系，先前几次政治调查都与他无关。1959年，在强化阶级斗争的大背景下，祝老在课堂上被人带走，一关九年，没有宣判。1968年，祝老被判“历史反革命”罪，同时怀疑他是军统特务，判处15年有期徒刑，于1976年释放。他的爱人被关10年，直到1979年才平反出狱。祝老的子女，因为出身成分和父母的事受到牵连，他的女儿在父母坐牢期间不断奔波，试图为父母平反，耽误了大好人生、也耽误了终身大事。1980年，祝宗梁在党的宽大处理下，对过往行为不予追究，得以平反。

回看余华先生的《活着》，不少人会质疑这是刻意制造的悲剧，普通人的一生根本无法经历那么多事件和周折。而在那个大时代，祝老的遭遇之复杂性甚至超过福贵，令我恻隐。

这便是祝老一生的故事，那个18岁的中学生阴差阳错地加入抗日杀奸团，见证了历史，参与了历史，甚至间接地改变了、创造了历史。最后也遭遇了历史，同样，被历史所遗忘。

注：有关祝宗梁的情况，大体可以在网上找到。这里我补充一些他本人亲自口述的部分，由于年代久远和调查方式不同，老人对很多事的记忆与网上所说不同。

祝宗梁刺杀程锡庚时，程的妻子与三个孩子都在旁边。后来祝被问是否有过犹豫，祝予以否认：“你们在和平年代，会想很多人道主义的事，认为这类残酷的事应该回避家人。可对我们来说，他是大汉奸，杀他的机会只有一次。我不后悔，我也没有遗憾，至今我都这样想。”

祝宗梁现定居上海闵行，几年前回过天津。虽都是抗日杀奸团的一员，祝宗梁与好友袁汉俊的命运却截然不同，袁汉俊于1943年就义，年仅26岁，因是南开中学的学生，现在依旧可以在南开中学的纪念碑上找到他的名字。

祝老回忆起当年留美，仅仅一年就被迫回国，认为是国民党政府在当时经济出现危机，无法在负担学费；外界研究着普遍认为是国民党政府需要这些人回来从事情报工作。

80年代北京某22路公交车司机。

在北师大门口不慎将一个过马路的老头撞死了，本以为是个普通的交通事故，结果出事不久中共中央办公厅来人了。

这司机没想到自己终结了最后一位中共一大代表。

这位代表的具体事迹可参见

的回答。

1969年，披头士乐队推出了乐队生涯中的倒数第二张专辑《Abbey Road》，留下了可能是摇滚乐史上最经典的专辑封面之一：

一年之后，保罗麦卡特尼单飞，乐队解散

十一年后，列侬在一个月夜身中五枪身亡

当时这四个人无从得知将来的这一切，不知这张专辑就是流星划过天际线时，陨落前留下的最耀眼光芒

而仔细看这张照片，就会发现还有一个人，不知不觉间见证了这段历史：

就是这位，Paul Cole, 当时年近花甲的他看着这几个年轻人有说有笑地走过了马路，又走了回去

Paul Cole 是位退休的美国推销员，当时在英国度假。早上十点钟的时候，他去街上溜溜弯，问车里的警察附近有什么博物馆，然后看到了照片里的一幕

他回忆道“我看这那几个年轻人人像一队小鸭子一样排着队走了过去，我觉得他们是一群蛇精病{原文用了”kook“这个词），因为有他们头发特别长，有个人还光着脚（麦卡特尼）”

他不明白为什么闪光灯对着这几个疯子响个不停，他看了一会，觉得没什么意思，就转身走了。

一年后，Paul Cole在美国的家中偶然看到老伴带回来的Abbey Road专辑，才知道这四个人就是风靡世界的Beatles成员，而在远处的那个人就是他。

Abbey Road专辑在全世界一共卖出超过一千九百万张。Paul Cole本人和他的老伴在此之前从没听过披头士的音乐，老伴之所以买这张专辑是因为退休后闲来无事想和他一起学唱几首情歌。

Paul Cole活到了96岁，于2008年逝世。

相关报道，请见链接Paul Cole, man on Beatles' 'Abbey Road' cover, d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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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少爷的剑》里有一句："你是愿意做流星？ 还是愿意做蜡烛？ 流星的光芒虽短暂，可是那种无比的辉煌和美丽。又岂是千万根蜡烛所能比得上的"

当流星陨落的那个夜晚，小野洋子抱着丈夫无助地哭泣，而普普通通的Paul Cole在普普通通的家中，听妻子唱着Abbey Road里的小曲，给孙子们讲着自己见过他们偶像的故事。

那么，你会怎么选择呢，

做流星，还是做蜡烛？

每个人，都是见证着伟大历史的小人物，而命运，从来都阴差阳错。

我们所在的这个时代，这是风云际会的时代，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这万古不朽的时代，这是道德沦丧的时代，这是个各国如同小孩一般时而打打闹闹，时而亲如兄弟的时代。在这样的时代里，有的孩子犯了错误死不悔改，有的孩子梦想当孩子王，想要永久主导游戏规则。

说来可笑，人类文明发展至今，仍是稚气未脱的孩童模样。

百年后，当我们作古， 这个各国角力，盛况空前的时代，会成为史官笔下面无表情的文字，供世人评论感叹。

而我们，就是这璀璨历史背后沉默的底色

都说“人民群众是历史文化的创造者”。

然而，我们知道，历史，它冷酷无情又水性杨花。

它何曾记住我们的名字

﹍﹍﹍﹍﹍﹍﹍﹍﹍﹍﹍﹍

原答案

武昌起义开始前，那个生产车间里不遵守生产规范乱丢烟头引发爆炸的人——刘同

在他不小心制造了爆炸的一天后，革命党一拍大腿，武昌起义爆发了；两个多月后，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四个月后， 清帝溥仪退位，清朝灭亡。

两百多年清王朝封建统治，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就此结束。

还真是“星星之火可以燎原”orz

事情是这样的

那是在1911年10月9日中午，孙武等人在俄租界的宝善里制造炸药。

当时，孙武临窗而坐，用洗脸盆检验炸药，丁光中、李作栋在室中一小圆桌上加盖钞票印章；王伯雨在清理文件。此刻，刘公胞弟刘同叼着颗香烟，来到了这里，站在孙武旁边看检验炸药。抽完烟后，刘同糊里糊涂把一个盛火药的盆子当烟缸，随手把烟蒂扔了进去。顿时轰地一声，火焰窜起，孙武面部和右手烧伤，飞溅的炸药，使王伯雨的右眼也被灼伤。李作栋忙站起来在屋角衣架上取下长衫在孙武的头上，与丁立中及两位军队同志从后门送往法租界同仁医院就医。其他在场者准备把文件、名册带走，无奈钥匙不在，打不开柜锁。

宝善里爆炸后，大火一发不可收拾，浓烟从窗户、屋顶冒出，四邻大呼救火。引来了俄租界的巡捕。

俄巡捕夺门而入搜查，将前后派人监守，向楼上各处搜查，发现炸药等物，又用斧头把大柜砍开，起义名单、旗帜、文告、弹药、印信、符号悉被搜出，全部落入俄巡捕之手

这回玩大发了，秘密泄露，刘同等6人被拘捕，随即引渡湖北当局。

【我觉得刘同丢出那根烟头后的表情一定是这样的(╯°Д°)╯︵┴┴】

湖广总督瑞澄下令关闭四城，四处搜捕革命党人。情急之下，革命党决定立即于10月9日晚12时发动起义。但武昌城内戒备森严，各标营革命党人无法取得联络，当晚的计划落空。

新军中的革命党人自行联络，约定以枪声为号于1911年10月10日晚发动起义。

1911年10月10日晚，新军工程第八营的革命党人打响了武昌起义的第一枪，夺取位于中和门附近的楚望台军械所，吴兆麟被推举为临时总指挥。缴获步枪数万支，炮数十门，子弹数十万发，为起义的胜利奠定了基础。此时，驻守武昌城外的辎重队、炮兵营、工程队的革命党人亦以举火为号，发动了起义，并向楚望台齐集。武昌城内的29 标的蔡济民和30标的吴醒汉亦率领部分起义士兵冲出营门，赶往楚望台；尔后，武昌城内外各标营的革命党人也纷纷率众起义，并赶向楚望台。起义人数多达3000多人

一次轰轰烈烈的革命，就这样仓促开场，烈火燎原般，燃遍神州

老天爷或许喜欢事与愿违的故事情节，阴差阳错的命运走向，但是谁又能说，历史的意外，不会在尘埃里开出花来呢。

【这个刘同为什么会在这里呢？感谢评论里一位童鞋的补充，因为这买炸药的钱是孙武从刘同那忽悠过来的，刘知道真相后觉得被骗了，嚷嚷着让孙武还钱，这哪儿成啊，孙武就索性拍着胸脯继续忽悠，说革命成功了就你哥（其兄刘公为共进会主席）当总理，你当副总理￥*……#￥%·刘同觉得这条件还行，当机拍板，自挂监工牌，天天来查考勤，才闹了这么一出】

再次补充，很多朋友在评论里问刘同后来怎么样了，据我查到的说是他被俄国巡捕抓去拷问，他受不住刑一五一十的什么都招了，就没有下文了，有知道的可以在评论里补充

郑舜功与沈孟纲、胡福宁，三个微不足道的走私商。后两者阴差阳错成为明廷招谕日本国王的使者，成为为数不多见过日本天皇的明朝人，又阴差阳错见证了三好长庆的兴起与足利义辉的对抗，最后因为胡宗宪的“抗倭招抚大业”而白白送命。

1554年，时值后期倭寇祸乱东南沿海地区，嘉靖帝批准礼部所议“移谕日本国王”的既定国策之后，一直对日本很感兴趣且可能偷渡过日本的徽州儒商郑舜功赴阙陈言，得到兵部尚书杨博（《明史》误作杨宜）的委托，作为使者前往日本招谕“日本国王”。

郑舜功认为距离日本最近的江浙地区倭寇正乱，贸然出海会有危险，于是他便前往广东，着手招募从行人员。此时民间人士沈孟纲、胡福宁等相应郑舜功的号召，与其歃血为盟，被安排为从事。从后来沈、胡二人在对日事务的活跃程度上来看，这他们明显相当了解日本，极其有可能做过走私商人。

1555年夏，沈孟纲、胡福宁二人与郑舜功一起从广州五羊驿出海，前往日本。

在途径小、大琉球，顺便提了一句钓鱼岛是明朝领土后，他们抵达了日本的丰后（大分县），受到当时九州实力最强的大名——大友宗麟（源义镇）的款待。

郑舜功在其后的《日本一鉴》中提及，“修理大夫源义镇，与国臣鉴续、长生、鉴增、鉴治、亲守、鉴速、鉴直，国僧清梁等议，欲遣人附舟报使，请奉国典还国，一体遵照旎行，以顺天朝之意，此先知向化之心也。”

这里提到的人物都是大友家的家老级重臣，“鉴续”指负责外交与贸易的臼杵鉴续，“长生、鉴增”则是对“吉冈长增、田北鉴生”的误记，“鉴治”或指雄城治景，“亲守”指志贺亲守（感谢 @还读我书 兄的指正），“鉴速”指臼杵鉴速，“鉴直”指吉弘鉴理（原名鉴直）。如果不是亲自见过这些人物，否则很难将这些人因为被大友宗麟的父亲大友义鉴乱赐名的家臣们梳理清楚。

与此同时，因为船只破损，而大友宗麟又要让郑舜功留住，郑舜功无奈，只好派遣更加熟悉日本情况的手下沈孟纲、胡福宁两人前往京都，招谕“日本国王”。

沈孟纲、胡福宁抵达京都后，“晓谕日本国王源知仁”。这个源知仁几乎所有国内学者都误读为时任幕府将军的“剑豪将军”足利义辉。

但是实际上在此之前，幕府管领细川晴元的部将三好长庆叛乱，驱逐了细川晴元、足利义辉，掌控了京都。虽然在1552年足利义辉和三好长庆和解，一度返回京都，但在1553年，足利义辉在细川晴元的支持下再度试图驱逐三好长庆，同年八月战败而出奔近江国朽木谷，直到1558年才得以返回京都。

显然，沈孟纲他们所见到的这个源知仁不可能是足利义辉，而是指日本第105代天皇——后奈良天皇。

原因其实很简单，因为“知仁”就是后奈良天皇的名字。

这是由于明朝前期，日本一般是由室町幕府将军掌握大权，而室町幕府一侧也为了自欺欺人在国格上与明朝对等（“我们受封国王的是将军，所以将军上面的天皇还是和明朝皇帝同级的嘛！”），因此受封“日本国王”的一般是“幕府将军”。受封时将军也会使用“氏”（日语也叫作“本姓”）来作为姓氏接受册封，比如足利义满自称“源义满”而接受了永乐帝的册封。因此，当时的明朝民间人士不明其中的细节，逐渐默认将军为“日本国王”，并且默认日本的国姓为“源”。

郑舜功后来在整理资料时，按照明朝人的思维定式，误以为“日本国王”世代以“源”为姓，便自以为是的在天皇的名字前加了姓氏。却没有想到沈孟纲、胡福宁见到的“国王”其实是后奈良天皇本人——天皇本人是没有姓氏的。

后奈良天皇本来就痛心于天下处于乱世而自己无权无势，空有帝号却穷得揭不开锅而无可作为，于是他召集一干公卿，又请来掌握京都附近大权的三好长庆，举行会议行禁（指禁戢倭寇）。

与会的文武陪臣被记有“近卫、三条西、柳原、飞鸟井、滕长庆”。其中前四人分别指的是从一位关白左大臣近卫前久、正二位权大纳言三条西实枝（存疑，此人在1552年前往骏河，是否中途回过京都不太明确）、正二位权大纳言·民部卿柳原资定、权大纳言飞鸟井雅纲，这四人都是有名无实的公卿。真正大权在握的是最后这位从四位下筑前守——“滕长庆”。

滕长庆指的便是三好长庆，后来郑舜功根据沈孟纲、胡福宁的回馈信息，在《日本一鉴·穷河话海》一章中记录古今日本名臣时，当代人唯独收录“滕长庆”，并且指出“其先武臣子孙，今为山城刺史，公道服众，夷国咸敬之”。当然，这里的“咸敬之”显然只是对其操控后奈良天皇，建立三好政权的美化而已。

因为三好长庆重视外贸外交，又掌握濑户内海的不少贸易港口和水军，自然希望继续通过朝贡贸易维持日明双方的关系，借此确立他的统治地位。于是在三好长庆的拍板下，后奈良天皇给予沈孟纲、胡福宁二人印信以及国书返回丰后。在与郑舜功汇合后，他们又从大友宗麟那里得到丰后的信物。

郑舜功在1556年腊月先行出发，在四十多天后，和使僧清授抵达广州五羊驿。随后在他动身返回北京的途中，遇到了时任东南七省军事总督胡宗宪。

胡宗宪虽然后世被誉为抗倭英雄，但绝非什么正人君子。他在此之前就配合赵文华馋杀了前任总督张经，又逼走了两任总督后迅速爬升为总督。与留给后世的印象相反，胡宗宪最初并不提倡使用武力，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到处围追堵截倭寇，而是提倡走之前永乐帝招谕足利义满的旧路，让日方希望进行官方勘合贸易的实力派出马，从根源上解决倭寇问题。

对此，他派遣蒋洲、陈可愿招抚当时大名鼎鼎的走私商、被认为是“倭寇祸首”的汪直，再通过汪直和大友宗麟的亲密关系与大友宗麟达成约定，由汪直和大友宗麟清缴倭寇，达到明朝最低限度的用兵又彻底解决倭寇问题。

胡宗宪得知兵部尚书杨博已经派人去和“日本国王”进行接触，并且从郑舜功的话语中得知他们已经成功拿到印信，不由大惊失色：因为如果杨博的招抚案成功，那么嘉靖帝势必不会再对自己的计划感到兴趣，而是会和更加“正统”的京都实力派进行联络。于是，胡宗宪便找借口稳住郑舜功，并且将其安置于宁波。

在1557年的四月，沈孟纲、胡福宁二人抵达潮州，执批投赴闢望巡检司（后为福建海澄县）照验，竟被弓兵毁灭批文，随后执诬下狱。二人连忙报信给郑舜功，郑舜功则将此事告知与胡宗宪，胡宗宪当然是做出一副不信的样子，随后派人通报当地，以冒充使者、私自下海勾结倭寇之类借口为由，将二人灭口。

而留在宁波的郑舜功，因为极其了解日本，又没有实际接触到京都方面的人物，所以胡宗宪没有对其灭口，而是下狱关押，并派遣郑若曾等人套问情报。接着又将使僧清授流放到了四川。

郑舜功怕遭兔死狗烹，便没有全盘交代，因此被关押了七年之久，直到1564年胡宗宪致仕，才得以获释出狱。

在此期间，胡宗宪招抚汪直的计划几乎成功，却因为巡按王本固的自作主张，汪直被抓捕入狱。胡宗宪虽然上书试图保汪直，而因嘉靖帝的保守态度而功亏一篑，不得不把立场由抚转剿。和汪直一起回国的毛海峰、谢和、大友家船队在舟山遭到明朝大军围剿，却打破包围圈而去。原本式微的倭寇，也在毛海峰等的报复行动下，变得愈演愈烈。最后还是在戚继光改变了明军的作战方式，才得以彻底平定倭寇。

胡宗宪虽然立下赫赫战功，但是却在杨博的极力阻扰下，未获爵位封赏。这或许便是“天下唯三的聪明人”杨博，猜到了郑舜功招谕日本“失败”而下落不明，多半是和走不同招抚路线的胡宗宪暗中作梗有关吧？

郑舜功出狱之后，思绪万千。倭寇既然已被平定，自己所作的一切努力也自然化为泡影。在回到家乡后，他将自己在日本一年多时间内的所见所闻、长期以来收集的各种日本资料，整理成《日本一鉴》一书。这本书可谓是对日本、在日华人（倭寇）活动等全方面考察的百科全书，个人窃认为除去战史部分，这本书比《筹海图编》《日本考》等常见描述日本、倭寇活动的同期书籍值得阅读百倍，可惜长期未能得到正式出版而默默无闻，直到近年来才得到学界的重视。

郑舜功何时去世，已然没有下文。但我每每阅读《日本一鉴》，郑舜功、沈孟纲、胡福宁这些位卑却不忘忧国，冒着生命危险前往日本，纵横捭阖于异域，却因为“大人物”的一己私欲而身陷囹圄，乃至白白丢失性命的小人物，却跃然纸上，活在我的心中。

1989年11月9日，柏林墙倒塌，东西柏林间长达28年的阻隔宣告结束。

柏林墙倒塌背后的故事，可以说是一个『小人物』的『失误』，直接改变了世界历史的进程，促成了东德和西德的统一。也以此为 导火索，东欧社会主义阵营不断垮台，最终导致了前苏联的崩盘。

这个人，就是君特·沙博夫斯基。

1949年，在二战中战败的德国被分裂成社会主义阵营的民主德国（东德）和资本主义阵营的联邦德国（西德）。并且，当时位于东德境内的首都柏林也被分为东柏林和西柏林。也就是说，在社会主义阵营的东德境内，资本主义阵营的西柏林如同一座孤岛，被四面包围 。大批东德人为了追求自由和更好的生活，不断逃往西柏林，1961年，东德政府开始修建柏林墙，以防止居民的大量流失。（所以柏林墙不是建在东德和西德的边境线上，大家不要误解。）

只要进入西柏林，就可以乘坐飞机前往西德，获得永久自由。但是私自越过柏林墙，偷渡到西柏林的话，则需要冒很大的风险。如果被东德驻守官兵发现了，很有可能会被射杀。

由于受到政府长期压迫，东德境内，谋求言论自由、旅行自由的大规模游行示威时有发生，严重影响了社会稳定。东德政府为了维护其统治，安抚国民，被迫改革。

当时，负责护照与签证事务的主管杰哈德·劳特上校针对旅行自由化改革，提出了一个较为激进大胆的方案：无条件承认东德国民到国外旅行的权利，只要拥有护照和签证，就可以自由前往国外；无需符合规定的旅行和探亲条件，只要申请，出国签证就会马上得到批准。

当时，在东德，持有护照的人口只占总数的四分之一左右，并且出国签证也分很多阶段，光申请也需要数日才能完成。所以即使这样放宽旅行限制，东德居民也不可能一下子就涌到西柏林。

并且这个文件里还规定：必须等到次日凌晨4点以后才可以向媒体公开。

1989年11月9日下午4时，这个方案在中央委员会议上得到通过。 刚刚就任新闻报道官的君特·沙博夫斯基同学，因为要准备记者见面会，中央委员会议开到中途，才姗姗来迟。对会议内容还不太了解的君特·沙博夫斯基，带上文件，就匆匆赶往记者见面会。

下午6时，足以改变历史进程的记者见面会开始了。

宣读了大篇官方套话空话虚话后，在见面会临近结束时，突然有名记者问道： 针对饱受非难的出国限制，政府打算采取什么举措来缓解？

因为迟到对会议内容不太了解的君特·沙博夫斯 基同学突然慌了，他随手拿起手头的文件，正好『无条件承认东德国民到国外旅行的权利』一行字映入眼帘，他故作镇定，宣布道： 东德国民可以自由出国旅行。 然后记者追问，那什么时候开始呢？

君特·沙博夫斯 基同学又瞟了一眼文件，误解了『出国签证就会马上得到批准』这句话，然后宣布道： 据我所知，就是现在。

而就在此时，法务大臣给制定政策的主管杰哈德·劳特上校打去电话，告诫道： 这个政策步子迈得太大，容易扯着蛋。你再给我修改下。

但是这个电话，已经于事无补。 君特·沙博夫斯 基同学的回答，已经透过电波，传到了千家万户。越多越多的东德人兴奋地跑向柏林墙，要求看守打开大门，放他们去西柏林。

看守们也傻眼了，他们没有接到任何上级命令要求他们开门。他们联系上级，征求意见。经过一番思想挣扎，负责人终于下达命令，开闸放人。

历史已经不可逆转。

兴奋的东德人不断涌入西柏林，甚至有人开始拿铲子铁锹来敲围墙。

前不久刚刚获得马克思勋章的沙博夫斯基 随即被逐出统一社会党。

就在昨天，也就是2015年11月1日，沙博夫斯基在柏林去世，享年86岁。 @布兰多

这篇文章也是在昨天编稿的，尽管只是个巧合，不过也借此向这位在后来一直致力于批判东德统治和苏联式社会主义的老人致敬。

就这样，借着一个人的一连串失误，横亘在东西柏林之间长达28年的柏林墙『崩塌』，改变了世界历史的进程。

以上。

第一次更新。

二十多天前写下这篇答案，半个多月之内，一直籍籍无名，无人问津，未得一赞。这两日突然多出两千多赞，倍感惶恐，只能谢谢各位。

没想到一句“司马光胸怀天下”会引起这么多的讨论，实非我所愿，在此致歉。

原本不太想介入各位的争论，而我自己也是一个不喜欢随便表态的人，但还是想提供一点自己的想法。

1. 司马光其人

如果对历史不感兴趣，那么我国普罗大众对于司马光的印象大概会止步于“司马光砸缸”这个儿童故事，就像对于“北海相，虎贲中郎将——孔融”的印象止步于“孔融让梨”一般。

在读过此答案之后，对于司马光的印象可能就成了“那个砸了缸的司马光原来老了以后还抓着把别人小姑娘杀了”。我想，回复里对于司马光的批判，大多来源于此。

虽然就事论事的因司马光此案中的作为而批判他也并无不妥，但也希望大家理解没有任何一个人物，任何一个事件是会只有一面的。

以我们一千年后今人的观点来看，当然可以从这件事里得出司马光“量小不容人，泥古不变革”的结论，但也应当想想，司马光是否就真的仅仅是这样的人呢？

这里就要提到司马光的谥号了——“文正”。

“文正是谥之极美，无以复加。” 当然，这句话是司马光自己在《资治通鉴》里说的，但他生前也不可能知道自己的谥号就是文正。

要知道，兢兢业业做一个糊裱匠的李中堂，收复新疆的爱吃鸡肉的左宗棠，也只是叫做李文忠公，左文襄公。只有平定了太平天国，匡扶了天下的曾国藩，才是曾文正公。

至于如何评价司马光其人，我想，我们毕竟与他隔了一千年之久，沧海都成了桑田，看他想必不如当时之人看的清楚。

以今人的平等人权等等的价值观念评价司马光草菅人命当然也算无可厚非，但因此事感谢并坚定地维护现代的、进步的价值观念的意义，可能要大于批判一个并没有此种观念的古人。

当然如果要正儿八经的评价司马光，可以论迹不论心的从他的整个生平评起，甚至讨论一下他的所有政策智是不智，但很遗憾，我并未仔细研读宋史，对于历史甚至可说是个门外汉，这有些超出我的能力了。

2. 王安石变法

既然阿云见证的就是这件事，那么这件事无论如何绕不过去，虽然我已极力避免对此事做评价。

也许是因为我国新一代受到的都是马克思主义教育，所以我们对于“变法”，“改革”，“革命”等等代表革新的词语都颇有好感。但正如上文提到的，没有一件事是只有一面的。

王安石变法的性质大概可以归类为：“出发点是好的，但是执行起来的效果却是毁灭性的。”

如果论迹不论心的仅从结果来看，王安石变法达到了“富国强兵”的目的，却也导致了流民四起。王安石变法后宋朝的岁入由1600万贯涨至6000万贯，对北方用兵也屡有斩获。而与此同时，也有无数百姓流离失所。

这里不得不提到另外一个见证了历史的小人物（原本有可能是大人物）——郑侠（名字都有侠义的精神）。此公真可谓世之良心。

简单而言，此公原本深受王安石赏识，但在见过了新法对于百姓造成的伤害之后，以一幅《流民图》导致了王安石的第一次罢相。而在王安石罢相期间，王安石极力推荐的自己的接班人，“护法善神”吕惠卿却对自己落井下石，趁机陷害王安石的弟弟王安国，就在此危难之际，又是郑侠上书弹劾吕惠卿，导致自己险被处死，最后还是宋神宗救了他一命。

总而言之一句话，百姓不爱新法，乃是实情。

至于新法的失败到底是因为执行官员的不作为与贪腐，还是因为本身设计就不合理，百姓们并不在乎。

古代中国另一位有名的变法者商鞅说过：“故民不可与虑始而可与乐同”，但不知道他们是否明白，“虑始”原本就不是“民”的职责。

“东北流民，扶携塞道，羸瘠愁苦，身无完衣。城民至负瓦楬木，卖以偿官，累累不绝。侠知安石不可谏，悉绘所见为图，奏疏诣阁门，不纳。乃假称密急，发马递上之银台司。疏奏，神宗反覆观图，长吁数四，袖以入。是夕，寝不能寐。翌日，命开封体放免行钱，司农发常平仓。青苗、免役权息追呼，方田、保甲并罢，凡十有八事，民间欢叫相贺。”——《宋史.郑侠传》

3. 许遵的结局

答案下面的回复里，我只回复了一位，他问了许遵的结局。

如果这件事要拍成电影，许遵大约会是男主角——因为他似乎是这件事里的唯一一个正面人物。他的结局可以在《宋史》中找到。

熙宁间，出知寿州，再判大理寺，请知润州，又请提举崇福宫。寻致仕，累官中散大夫。卒，年八十一。

在王安石主政时期，坐过寿州知州，后来又做了大理寺卿、润州知州，然后去崇福宫当个闲官。最后做了中散大夫，八十一岁去世。在后来的党争之中，没有被流放到岭南，也没有参与到后来的各种大案之中，算是个好结局吧。

但在《宋史》中许遵的传记里还是能看到当时之人对于阿云案里许遵做法的不满，以及对于王安石的意见。

“安石既执政，悉罪异己者，遂从遵议。”

——荆国公的手段也是雷厉风行啊。

“虽累问不承者，亦得为按问。或两人同为盗劫，吏先问左，则按问在左；先问右，则按问在右。狱之生死，在问之先后，而非盗之情，天下益厌其说。”

——有些死不招供的人也被当作了坦白从宽。有的两个人协同抢劫，如果官员先询问A，那么A招供，罪不至死；如果先询问B，那么B招供，罪不至死。罪犯的生死不在于详细的案情，却在于官员先询问谁，世间越发厌恶许遵的观点。

4. 草菅人命与心怀天下

这一条大约是争论得最厉害的，全因我说了一句“司马光心怀天下”。

老子有一句话，最近似乎颇得人心，经常看到。老子曰：“受国之垢，是谓社稷主；受国不祥，是为天下王。”

引用这句话不是想为司马光洗地，而是想要描绘上位者的心态。

居庙堂之高者，不论如何决断，都肯定是损害一部分人的利益，尊重另一部分人的利益。只要是一个有理想的政治家，他们一定要比普通人更加相信自己的理想，更加坚定的认为自己所做的一切是为了大义，否则就无法做出决断。

司马光杀阿云时肯定认为自己是在向新党表态：弄得流民遍地的新法绝对不可再来！类似的例子在现代都不少见。比如国企改制，比如改革开放，比如顾顺章的全家老小。

这样的上位者，思想比你我深刻，眼光比你我长远，他们如同火炬，燃烧自己，引人追随，而你我围观者最需观察的，则是自己是站在这光芒之中，还是站在光芒之外。

临表涕零，不知所言。By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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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少女，以自己的命运，阴差阳错的见证了关乎宋朝兴衰的最重大事件——王安石变法。

这就是大名鼎鼎的登州阿云案。以下是我自己所记得的事情经过，如有错误，烦请指出。

1. 一段简单的案情：

熙宁元年（公元1068年），登州一个叫阿云的小姑娘，父母过世不久，尚在服丧期间，被家中尊长许给了当地一个以丑陋出名的韦姓男子。不愿意下嫁又不知该如何反抗的阿云，想到的解决问题的办法居然是杀死姓韦的。于是她趁夜晚他人熟睡之时带着柴刀溜进韦家，对着自己被许诺的“丈夫”一顿猛砍。结果因为阿云力气太小，最终十数刀仅仅砍断韦生一个手指，然后自己仓皇而逃。

第二天韦生报官，知县并不傻，涉案人物社会关系简单，一下就将嫌疑人锁定为阿云。阿云被带到县衙之后也完全不懂得撒谎，全部如实相告，案情水落石出。知县依据阿云与韦生的关系，将案件定性为谋杀亲夫，这在宋朝乃是不赦的大罪，按律当斩。可宋朝跟现在一样，死刑需最高院（大理寺）核实方可执行，于是知县将文书按照程序上递知府。

2. 一堆负责的官员：

时任知府许遵乃是京官下放，来登州历练的。知县所呈文书并无太多不妥，原本他不用再管些什么。但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官员，许遵详细的阅读了宗卷后，对这个素昧平生的13岁姑娘产生了朴素的同情。他发现了知县判案的不妥：

按照宋朝习俗，服丧期不可嫁娶。所以阿云与韦生婚约不合法，这件案子也不能算作谋杀亲夫，阿云造成的后果并不大，所以罪不至死。

许遵将属有自己意见的文书送到了大理寺。大理寺的官员也并不是尸位素餐之徒，他们给出了专业指导意见：虽然不是谋杀亲夫，但阿云的行为应当算是谋杀未遂，此罪，按照宋朝律法依然适用死刑。

许遵得到了大理寺的回复之后，依旧视图找到可以帮阿云脱罪的法律依据。翻遍了卷宗之后，他找到了一条宋神宗的手谕：谋杀已经造成人身伤害，但官员在审讯犯人并对犯人用刑前，犯人如实供认犯罪情节的，以自首对待，并依照谋杀罪行降低2个等级论罪。也就是如果按照宋神宗的这个手谕判决此案，阿云只需接受“徒”刑（坐牢）。

许遵以此为理由向大理寺上诉，大理寺众官僚也顶住了皇帝御旨的压力，并不承认其法律效力，依然维持原判。

就在似乎万事休矣之时，许遵从登州再次调回京城。而等待着他的职位，就是掌管天下刑名的大理寺卿。出任大理寺卿后，许遵按照自己的想法改判了阿云案，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个负责的知府赌上自己的政治前途做出这个动作，并非出自一己私欲，而是出于朴素的同情。

但在许遵做出此等判决的同时，宋帝国的另一个职能部门也履行了他们的责任。那就是宋朝的纪检——御史台。

御史上书皇帝，弹劾大理寺卿许遵，称其枉法——毕竟只能叫做“枉法”，因为没有任何“贪赃”与“徇私”。

至此，这件小到不能再小的案件送到了宋朝的最高统治者手中。

3. 两个互相攻讦的翰林：

宋神宗向许遵问话，许遵一一回答，禀报了实情。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的宋神宗不知该如何决断，遂命当朝两大翰林讨论决断。这两大翰林都是世之人杰，人中龙凤，能力与人品全都出类拔萃。他们后来都成为了宋朝宰相，执宰天下，都深深的影响了宋朝的兴衰。可惜他们的政治观点却完全对立，无法上演一出“将相和”。这两人就是王安石，司马光。从这两人的谥号也可看出宋朝皇帝对其的器重。王安石谥“文”，司马光谥“文正”。

王安石支持许遵的观点，认为阿云当“徒”。

司马光支持大理寺的观点，认为阿云当斩。

可惜的是，当一件案子上升到这个高度，所有对错道德早已失去了本意。王安石支持许遵并非认为一个13岁的女孩儿罪不当死，司马光支持大理寺也绝不是想要捍卫宋朝的司法公正。在他们的争论背后，围绕的是另一个焦点——新法是否可以施行。

王安石提出的新法的最大支持者是皇帝，如果皇帝拥有律法的最终解释权，那么新法当然就有了实施的法律依据与正当性，所以他支持阿云当“徒”。

司马光作为新法坚定的反对派，自然不能让皇权完全凌驾于文官集团。所以他自然支持大理寺以及御史台。

4. 一朝各自站队的文武

后面的事情就有点像是闹剧了。

由于司马光与王安石争执不下，宋神宗遂命其它翰林与大臣审议，其它的翰林们得出的结论是支持王安石。宋神宗审阅过后批了个“可”发给了审刑院，结果审刑院的官员们连皇帝都不买账，联名上书要求再次与王安石辩论。结果越闹越大，连中书省跟枢密院的官员也搅了进来，各自就此事站队。宋神宗想要结束这场争论，于是亲自对自己以前的关于自首的诏书做出详细的解释，界定了怎么就算自首，自首后怎么减刑，然后他将这个司法解释发给中书省，让中书省依此解释执行。结果中书省直接将皇帝的御旨驳回，称其违背律法，不予执行。

5. 一个令人唏嘘的结局

中书省的不执行让宋神宗开始真的愤怒了。他直接下诏免除阿云的死罪，判其37年的有期徒刑。这场争执，以宋神宗与王安石的最终胜利而告终。

第二年，熙宁二年，王安石的新法开始在大宋施行。均输，青苗，募易，保甲等等新法开始行于天下。宋朝是否因王安石新法而变强，至今仍有争论。

不久宋神宗大赦天下，阿云得以提早出狱。

十六年后，元丰八年，宋神宗驾崩。年仅9岁的宋哲宗继位，其母高氏垂帘听政。年已67岁的司马光得以拜相。所有新法都被以一种前所未有的速度废除。而在享受了十几年的平静时光之后，命运再次与阿云开了个玩笑。

司马光下令将这个无足轻重的少女再次抓了起来，枭首示众。这件事成了司马光最大的黑点。

我个人认为这并不是司马光因为十七年前的失败而怀恨在心，他并非如此量小之人。他是真的心怀天下，要摆出一个最强硬最彻底的反对新法的态度，而此时，在他眼里，一个普通女子的性命，又算得了什么呢？

6. 结语

这是我所知的最大的小人物见证大历史。一个普普通通的少女，十三岁之后，她若生，则代表新法存，她若死，则意味着新法亡。

至于新法的存废跟宋朝兴盛与否的关系，则是另外一个宏大的话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