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7年中央敢于在西北和胡宗南兜圈子的真实原因是什么？ 第1页

从史实来看，谍报工作是非常次要的因素。47年国共西北战场的兵力差距大于十比一，最高领导人带着一二百警卫在对方的师级部队边缘游走，最近时只有几百米的距离，如果全都指望间谍来救命，难道不考虑国民党军官违反命令？不考虑某个营走错路？熊向晖等特工的确很有价值，但被神化成左右战局的的关键人物，完全是80年代以后抛弃唯物主义历史观，忽视阶级分析，把历史演义化的结果。

实际上，共产党战略情报工作搞的好，恰恰是阶级力量更强的表现，是社会斗争的附属品，是锦上添花的添头。极端点说，就算没有熊向晖提供战略情报，没有刘斐那一批投机军官，没有廖运周的阵前起义，解放战争最多延后几周，高级领导人也不会在解放战争中有什么重大损伤。

那么，毛泽东敢于在陕北和国民党捉迷藏的信心何在？我认为关键因素是国民党军是一支旧式军队，战术分队的作战能力极差，几乎没有能力控制战场空间，所以战术情报搜索能力近乎没有。所以，一旦离开国民党军主力编队几百米，就算是中立区，也是共产党的天下，更别说是共产党的根据地了。毛泽东就是倚仗这个优势，才敢于带几个连的部队在陕北吸引国民党重兵集团，在距离胡宗南主力几十公里的地方安心办公。

直接说解放战争史可能有人不信，我先举个外国的例子。大家都知道从18世纪末到19世纪末，法国的革命一场接一场。每次革命必然有街垒，穷困的工人和激进的学生封锁街道，占领首都迎击镇压部队。如果镇压部队在街垒前消耗殆尽，法国就得改朝换代；如果街垒被打平，那革命就成了叛乱。19世纪前期，街垒中的贫民胜率很大，经常让国王下台乃至丢命。到了19世纪后期，街垒越来越不成气候，正规军对付起义者越来越轻松，就算是巴黎公社这种超级反贼，在被普鲁士打败过的法军面前也不堪一击，一周巷战就完全被消灭。为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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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被镇压原因当然很多，比如说正规军火力的提升，比如说巴黎城市规划的改变。但从战术上来说，许多参加过街垒的左翼革命者总结了政府军一个重要的进步——敢于绕路。即早期的政府军

只会傻乎乎地硬冲街垒正面，冲不下就换个街垒冲，总之不走大街就不敢前进。而到了19世纪中后期，政府军打不下街垒也不硬冲，转头把部队散开进入街区，从花园、房顶通过，绕到街垒后面再前后夹攻，屡试不爽。

街垒里的民兵没有统一指挥，没有专门的军事情报机关，被迂回攻击很正常。但为啥政府军在18世纪和19世纪前期就想不到这一点呢？

非不为，实不能也。

19世纪之前的典型军队，是贵族和贱民组成的军队。军官都是贵族，士兵都是社会渣滓，走投无路才来当兵，两者之间的士官是老兵油子。军队的纪律全靠鞭子和行刑队，军队的士气主要靠抢劫和发双份烧酒。就连拿破仑也得靠半真半假的贵族身份才能进军校，当军官。这样的部队放到现代一触即溃，放到早期火器时代，正好适应大规模“排队枪毙”战术。因为在排枪对射中，精神麻木和机械性动作可能比积极性和勇气更重要。或者说，这种贵族独占政权、军权的社会结构决定了欧洲会战以“排队枪毙”的方式展开。

贵族统领的贱民军很适应大编队排枪对射，但只要拆散成小编队，就会立刻丧失绝大多数战斗力。因为小规模战斗需要积极性和复杂的配合，不是在开阔战场上机械地装弹射击那么简单。但军队结构说明，战争就是贵族老爷发动，穷人挨鞭子送死的游戏。鞭子可以让人麻木，却不能让士兵有积极性去应付复杂的战场环境，在没有督战队和军官注视的情况下翻墙去搏杀。10个火枪兵的战斗力不仅比不上1000个火枪兵编队的百分之一，甚至可能连千分之一都达不到。分兵必然能减少主力的战斗力，却几乎不可能在迂回方向增加压力。这种亏本买卖还有谁肯干呢？

实际上，一旦在城区里解散步兵编队，让军人们彼此离开视线，普通士兵立刻会大批逃亡，老兵油子则会钻进房子抢劫，重整编队几乎不可能。平日里贵族化的骑兵倒是能承担一些远离主力的积极作战任务，但骑兵又怎么能翻墙呢？所以，鉴于政府军内部对立的阶级结构，街垒里的革命者会比贵族军官更乐于看到正规军向街区迂回。

但19世纪中期以后，工业资产阶级和城市中产人数越来越多，而且逐渐被贵族捏着鼻子拉进统治集团。拿破仑册封帝国贵族，资产阶级出身的新贵族超过贵族总数的一半。这意味着在贵族将校和穷人士兵之间有了可靠的管理层——资产阶级子弟。再加上贵族制度解体后，许多有野心的底层青年主动投军，充当军官团的“末梢神经”，小编队步兵也可以拥有也有一定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悲惨世界》截图，街垒前的列队步兵。

所谓“用兵以能聚散为上”，过去的步枪队只能聚不能散，现在可以拆开用了，这让战争面貌有了根本性的改变。一方面士兵在更分散的队形中作战，躲避越来越强的防御火力；另一方面军官可以设计更复杂的战术，比如派小编队分进合击，或是通过狭窄的通道迂回。遇上几个想用性命博富贵的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尉官，带着部下从下水道或烟囱打过去也没啥不可能。在新的战术环境下，只封锁街道的革命军阵地简直是随意通过的大筛子，街垒里的民兵则成了被前后夹击的肉馅。革命工人自然屡战屡败。

（顺便说一句，列强中保留旧式军队习气最多的是英国，所以从19世纪后期到二战，作战效率最低，相对浪费资源最多，最容易被灵活的弱敌拖垮的列强军队就是英国陆军。）

在不列颠军队中，有一种能充分说明不列颠兵士是从哪些社会阶层招募来的制度。我们说的是用鞭笞来惩罚兵士……“九尾皮鞭”是这样一种工具，利用它，可以保持不列颠军队的贵族性质，依靠它，从准尉一级开始的所有指挥官职位可以通过封建特权的形式固定由贵族和绅士的年幼子弟来担任。废除《cat-o’-nine-tails》就会消灭目前把兵士和军官分隔开来并把军队分成两个像是不同种族的那种重大差别。同时，由此还会给那些比军队迄今所招募的兵士占有较高地位的居民阶层开辟入伍的途径。

总结一下，早期的革命军有战斗热情，所以分散在各个街垒作战也能保持士气，凭借防御优势屡屡战胜僵化旧式军队。等到政府军吸取了足够多的中产受教育人口，让自己的小编队也拥有作战能力，就拥有了类似革命军的战术灵活性，可以充分展开战线，发挥兵力-火力优势战而胜之。但这和20世纪的中国解放战争又有什么关系呢？

稍微翻阅一下解放战争史，就能在中国战场上发现类似19世纪欧洲的战争场景。比如说在城市争夺战中，解放军也通过条令要求基层单位充分发挥敢于分散作战、敢于深入建筑群的优势，尽快攻占国民党控制的街区。国民党军队碰到巷战就只能无限地要求地加强火力，用重炮无差别轰炸。

进入街巷后，第一梯队使用小部队沿街道的两侧隐蔽前进，或挖通墙壁在房屋内隐蔽前进，或经过邻街积极向敌后实施迂回突击。第二梯队隐蔽跟进，着重于迂回突击，不可拥挤在街道上，避免遭敌火力杀伤。

巷战中应以破墙连院的办法打通运动道路，大胆地猛插包围迂回敌人，切断敌之通信联络，打乱其指挥机构，造成敌整体溃乱，而后猛攻歼灭之。敌被击溃后要乘敌恐慌紊乱以疏散的队形（排或班甚至小组）猛追，不使敌有喘息的机会，求得连续夺占敌工事地堡。

……敌人反扑时主要利用街道、小巷运动兵力，除事先有开辟新道路的准备外，打通屋壁院墙开辟新道进行反冲锋的可能性很小。其兵力大小按其兵力与地形而定，一般队形密集，便于我施行短促火力急袭。

当解放军某团突进石门后，发现各路口筑有钢骨水泥碉堡，楼上有工事，楼下有地沟，与街巷口地堡相连，每一条街巷路口楼窗铺门都用麻袋堆起了临时街障壁垒。该团参谋长立即用无线电命令先头部队停止正面进攻，避开大路，占领两侧，主力由复兴路南侧的大桥街向东前进，再从大桥街穿墙破壁返到复兴路，从敌人背后打。这样迂回前进，声东击西，很快就打到大桥街东口，清扫了大桥街到车辆厂门口地段，把敌人赶回核心工事。这就是被朱德总司令在战后总结中专门提到的“破墙连院”战法。这种战术，城市越大越有效果，随后的洛阳、开封、锦州、天津等战役中，解放军屡试不爽。

看看解放军的总结，是不是仿佛重演了当年巴黎街头的对抗？这就是社会结构决定军事战术的典型案例。具体来说，20世纪40年代的中国是个半殖民地，经济发展水平和教育普及程度很像工业革命初期的欧洲。自从1927年蒋系国民党发动反革命政变，和旧军阀联手组建政权再扩军，国民党军就迅速退化为一支典型的旧式军队。贵族化的军阀组成上层军官团，流氓化的老兵构成连队骨干，被抓壮丁的贫困农民当士兵。新的军校毕业生要么努力爬到上层，混个准贵族统治者身份，要么沉淀在下层，当喝兵血的黑帮头目。这样的部队和19世纪早期欧洲的旧式部队非常相似。当年欧洲国王可以靠商业税压倒诸侯，30年代的国民党军也可以凭着长江关税和沿海盐税能压制其他的军阀集团，但只要和共产党正面对抗，旧式军队就会暴露自己的致命缺点——派不出控制战场的可靠分队，甚至不敢让士兵分散进入复杂地形（包括城区）。

对于国民党士兵来说，打仗的唯一动机就是为了对得起军饷。但军饷涨的不如通胀快，等到解放战争全面爆发，老兵月薪已经买不起一斤菜，一年的饷钱买不起一双鞋，打起仗还有人上阵，纯粹只因为督战队和战后的抢掠。这样的军队，一个师一个团集合在一起，还能勉强靠从众心理维持一个秩序，让一个连一个排单独出去侦察，离开主力几十里掩护行军，谁愿意去送死？谁愿意在没有高层军官和督战队盯着的情况下真的和共军作战？就算高级军官的嫡系单位有前出侦察的能力，折损了太多的嫡系，军阀又怎么控制部队呢？

所以，野战状态的国军总是拥挤在一起，一个团控制一个点，一个师只能控制一个较大的“点”。就算因为住宿和后勤条件被迫分散到几个村镇，也不过是控制一连串的“点”。能把阵地连成“线”的都算强军，更不要说随时控制周围的整个“面”了。毛泽东带着几个连的精锐警卫，在原地方情报网支持下，游走于十几个“点”之间，看似惊险，实际上是面对“弱者”的有恃无恐。

但是，国军没法“散”开，共军却能。19世纪的欧洲革命军动员了知识分子和底层工人，既能涌上广场打决战，也能分散在无数个路口的街垒里各自为战，现在中共也通过类似的革命思想动员做到了“聚散如常”。我在之前的回答中写过：

共产党的逻辑很简单，但很有力——阶级分析符合普通人的观感；夺回剩余财富用于全社会现代化投资的方案超越了传统农民起义的老套路，提供了20世纪视角下的希望；所以迅速得到普遍认同。在已经被近代化浪潮冲击的地区，知识分子和近代人口迅速接受了新方案；在近代化浪潮还不明显的地区，共产党努力搞教育，做科普，让封闭的农业人口认识到今夕何年，认识到自己的命运和整个国家挂钩。所以共产党获得了足够的追随者，能够从中挑选最忠诚、最能干的人搭建组织架构。

即知识分子在共产党的方案里看到了社会的希望，农民在阶级斗争里看到了社会正义的重建。所以，愿意俯身改变社会的洋学生和比较有想法的农民集合起来，构成了共产党军队的中层。政委-主官双长制本来源于苏联的共产主义监军制，现在成了知识分子和工农干部的高效结合方式。八路军-解放军的分队因此拥有可靠的战斗力和主动作战的积极性，能够“散布”在战场上。

能聚能散，这在大范围野战中意味着绝对的优势。因为现代军队的大多数情报来自战场侦察，而侦察不仅仅意味着偷窥对方的部署，还意味着驱逐对方的侦察-巡逻分队。强力的侦察分队可以压缩对方的外围分队，尽可能接近对方主力，同时用频繁的巡逻在自己的主力周围“包裹”一层厚厚的“信息屏障”。作为拥有强力分队的一方，解放军只要用少数兵力乃至地方部队就能控制战场，把国军的侦察分队逼回主力附近。国军因此成了聋子、瞎子，只能根据不太准确的空中侦察来判断对方的动向，到了夜间完全丧失机动性和信息来源。解放军则可以从容地使用兵力，把国军装入一个又一个“口袋”，或是把少量正规军隐藏在侦察分队组成的“信息屏障”后面冒充主力，把有限的兵力集中到少数地段去打歼灭战。举几个例子：

大家熟悉的孟良崮战役，请注意对74师达成完整包围，靠的是6纵从敌军阵线后方发动的一击：

放大看是这样的：

即国民党军看似组成了东西向延伸战线，全线进攻，实则部队之间空隙众多，只能构成一条不连续的“虚线”。解放军派出1纵、8纵去包围74军，都是从解放军控制区出发，强行插入敌军之间的空隙。但6纵尤其神奇，从国民党控制区冲出来。关闭了包围圈的“大门”。最后率先攻入主阵地，击毙张灵甫的也是这个6纵。那么6纵战前在哪里呢？

如图，战前的6纵实际上是挤在国民党众多部队之间“潜伏”。然后忽然冲出来在74师背后捅了一刀。七八个国民党军级单位（整编师即军）可以和共产党的军级单位（纵队也是军）“和平相处”，让这个纵队来去自如，可见国民党军对战场空间毫无控制能力，把驻地大门之外的地方都留给了解放军。

利用类似的优势，西北的彭德怀也可以带着两三万人穿行于十几万胡宗南部队之间。区别只在于山东解放军的兵力劣势较小，利用信息优势能打大规模歼灭战；西北的兵力对比悬殊的多，彭德怀一时只能和胡宗南对峙。最不利的时候，陕北20多个县，彭德怀只控制一两个县城，其余的县城全被胡宗南的二十万野战军占领，西北野战军主力反复利用国民党各部队之间几十公里的缺口进行机动，不断地歼灭孤立的国民党军旅团，攻占国民党身后的后勤枢纽。最终逼迫胡宗南撤出陕北。3万人的西北野战军主力尚且可以游刃有余地进退，毛泽东带着几个连的精锐卫队只求自保当然没问题。既然国民党军没有能力派足够的巡逻队出来控制战场，更派不出夜间奔袭的分队，那就不必担心国民党军的小部队误打误撞威胁中央机关。

其实国共对抗刚一开场，国民党这个劣势就很明显了。看30年代历次反围剿的战役地图，国民党一方总是力图稳扎稳打，齐头并进，但因为部队控制范围小，既不能保证战线连续，也不能找到红军主力的确切位置。所以红军总能在数倍的国民党军之间来回穿插，寻找要害，屡屡以弱胜强。就算打不赢，也总能走得掉。1935年长征路上，红军只有2万多人，还能寻找国民党的漏洞威逼贵阳，吓的蒋介石差点跑路，就是充分看透了国军只能守“点”的短处。

看上面几张图，红军的战术动作像不像花样滑冰？上万人的军队能“滑”起来，说明战场上的“阻力”像冰面一样小，即在主力驻地之外，国军没有足够的侦察和巡逻分队来阻碍红军，红军的长距离机动只受自己的体力限制。

到了最后决战的时候，国军还是老毛病，看看右下方深据敌后的那个红圈——姬鹏飞的11纵，这是粟裕北撤山东时留在江苏的钉子，从解放战争开场到结束都没被国军拔下来过……围歼黄伯韬兵团的时候，这个钉子就发挥作用了。

纵观整个解放战争，共产党有几十个军、师级单位都承担过类似的敌后正规作战任务，其中一些受到了重大损失，但除了海岛上的金门战役，没有任何一个军、师成建制被歼灭。数数共产党一方高级军官仅有的伤亡记录，东北炮兵司令朱瑞是踩地雷牺牲，华东野战军副参谋长张元寿是被飞机扫射战死，华野十纵司令谢祥军是在两军对峙的前线被冷枪打中，都不是因部队被歼而伤亡，更高级的军官损失一个都没有。这说明国民党完全没有搜索-歼灭解放军高级指挥部的能力，毛泽东有充足的理由相信自己的安全有保障。

整个一个大军区级单位分散突围，结果就连负责吸引火力的皮定均旅（东面那条红线）都成建制走到了解放区。可见所谓的“国统区”里面有多少漏洞。

总而言之，军队是人组成的，人不能脱离社会而生存。所以社会结构决定了军队的组织模式，军队的组织模式又决定了战术可能性。脱离这个基础问题谈战争艺术、谈武器装备、谈谍报特工，都只能算看个热闹。我经常看人嘲笑马岛战争中阿根廷陆军（士兵出身底层）表现差，说空军飞行员（出身中产子弟的军官）表现好，却很少有人分析尖锐的阶级矛盾之下，阿根廷军官和士兵对国家的认同感有什么区别。其实只要想一想世界上最广阔的国家苏联就是兵变的成果，就不至于太轻视社会结构对战争的决定性作用，不会把武器装备乃至谍报工作捧到战争的绝对中心地位。

相关资料1：

（毛泽东估算了敌军从后勤基地出发携带的物资数量，同时很清楚国民党军绝不会冒险饿肚子追击。所以能做出“神迹”般的战场判断）

在王家湾过了近两个月，胡宗南的干将刘戡率四个半旅直扑王家湾……听了张希真的报告以及内部情报，毛主席决定以小股部队抵挡一阵即可，中央警备团遂留下二连的一个排。这一个排和刘戡的四个半旅对峙了数小时，只有一个人受伤，而刘戡以为遇到了我们的主力部队，不敢贸然推进，为中央前委的撤离赢得了时间。

转战陕北的那段日子，过得异常艰苦。有时没有粮食接济，毛主席、周副主席、任弼时同志等中央领导就和全体指战员一起嚼喂牲口的黑豆。有时候军情危急，敌军与前委的队伍就相距一二十华里。像在白龙庙渡葭芦河时，因前夜骤降暴雨，引发山洪，队伍到河边才发现无法过渡，而后面胡宗南的数万大军，离我们几百人的队伍不超过20华里。像在田赐湾，我们手枪连守卫在前山，胡宗南的敌军几乎开进到我们的眼皮底下。

当时，我们的心都提起来了，担忧阵地后面毛主席、周副主席、任弼时同志的安全。可毛主席却镇静地说：“没关系，过不了两个小时，他们就会撤走的。”果然，在约摸两小时后，敌军像听了毛主席的指挥一样撤走了，当时惟一的感觉是：我们的毛主席神了！

相关资料2：

（一个班的警戒部队就有把握拦住国民党的小股部队，骑兵侦查员随时报告战场信息）

这时胡宗南军队已占领瓦窑堡，和中央前委住地相距只有几十里，隔着几座大山。当日上午前委就离开了庄科坪。踏上了通往石家湾的西去之路。在两位老乡的带领下，先沿涧峪岔河向西走20里到店子河，然后翻过羊儿山经井武塌，夜间赶到了石家湾。

闫长林在《警卫毛泽东纪事》一书中回忆了这段转迁的紧张过程，他写道：“从高家塌出发是黄昏时候。这一带接近战区，常有敌人小股部队，武装侦察出来滋扰。为了防备敌人的突然袭击，中央警卫团在通往瓦窑堡的大路上派了一个班警戒。到了夜半，正准备宿营，有的已进了窑洞，突然有骑兵侦察员来报告：发现有敌人向我们追击。后来弄清刚才所谓“敌情”，不是敌人来追我们，而是我们自己的部队发生了误会。”

相关资料3：

（晋系军阀最精锐的部队，侦察和巡逻范围不超过200米。而解放军普通部队的侦察分队却能随时掌握对方的动向，可见差距之大）

21日早上，部队由贾村一带出发，冒着上空敌机的袭扰，急速赶进。这时，侦察员报告，西南方发现大部队。经验丰富的黄旅长，马上命令部队停止前进，他连忙登上桥头村的西寨门高处，用望远镜观察。因为，纵队在行动之前曾通报，13纵和8纵24旅在我旅左右。因当时敌我军颜色一样，此时很难分辨。细心果断的旅长发现行进中的部队与我军部队的服色虽然一样，可骡马特别多，另外，所不同的是背包上有两根用柳条弯成的背包架夹着。他立即判断出这支部队是敌军，连忙报告八纵司令王新亭。 另外，旅长急令67团、68团掉回头，面向西南隐蔽摆开，强占有利地形。命我69团跑步到桥头村，隐蔽在麦田、水渠、塄坎和树林里。全旅都做好了伏击准备。 与此同时，“亲训师”也发现了我军，但没有采取应有的措施，也可能因服色相同或者不大相信解放军会在这里突然出现，因而仍以九路纵队正常的速度前进。但“亲训师”这一走，却不知不觉地进入了我军的包围圈。在距我200米时。在黄旅长的指挥下，全旅冲锋号齐鸣，上百挺轻重机枪，几十门大小炮突然开火。如同急风暴雨……

相关资料4：

（雨果描写的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战斗，敢于在幽暗城区中迂回的小部队可以创造奇迹，瞬间打垮人数众多的街垒。而实施这一战术的正是不同于旧式军队的革命军）

戈万是本地人，他熟悉这座城。他知道在旺代人据为街垒的老菜市场后面是迷宫般的弯弯曲曲的窄巷。

……戈万很有把握地在黑暗中走，境蜒曲折地走了二十分钟以后，来到一条小巷的尽头，从那里走上了大街，这是在菜市场的另一面。

……位置发生了变化。这一面没有防御工事，修筑街垒者从来就在这一点上失算。菜市场是敞开的。戈万和手下的人可以进到石柱下，那里有几车辎重正准备撤退。他们要对付五千旺代人，然而是从背面而不是从正面。

戈万发出了蓝军可怕的喊声：

“拼刺刀！冲呀！”

奇异的效果。

那一大群农民感到背后受到攻击，以为从后面又杀出一支军队。与此同时，盖尚指挥的那支占领大街另一头的共和军听见鼓声也行动起来，也敲着冲锋的鼓点冲向街垒。农民们发现自己腹背受敌。惊惶失措往往会夸大事实。在惊惶失措时，枪声变成了炮声，喧嚣变成了幽灵，狗吠声成了猛狮的咆哮。此外，农民一惊惶失措就会溃不成军。于是出现了难以描述的溃败。

相关资料5

（国民党基层军官对部队的介绍，毫无士气的旧式武装。只有嫡系精兵可以独立作战，但绝不会轻易被消耗，完全无法适应大规模的运动战）

第十四师一度拥有全国民党最精良的武器，配装最新的步兵装备、德国头盔、防毒面具、帐篷等等。但这样的装备原本是为了从中国沿海的都市出发，沿着铁路移动。国民党军队被赶到内地之后，失去了现代化生活的支撑……

我们的兵士每月薪饷十二元，身为上尉的我，月薪也不过四十元。土匪甚至还出价买机关枪和军官的手枪。有一次，团里有一名勤务兵企图带着两把手枪潜逃，但在逃到山头之前被逮捕了。他在军团前被判死刑，而且当场执行……这次事件后，有些连晚上把步枪锁起来，军官睡觉时把手枪放在枕头下。

……他看我和唐这样的士兵过不去，有一天对我开骂：“你们这些军校来的人老是自以为是！想把这种人改造成军人？门都没有！!”他摇摇头。

接着赖副官跟我解释，唐这种兵是用来充数的。作战时，大半要靠受过射击训练的人，也许他们的技术不是很高超，但至少他们可以进行瞄准训练。师里设立训练队，让他们熟悉步枪、手榴弹和自动武器。我这一连就有四个人曾经受训。难怪他们举止和别人不同，有时几乎要反抗我的命令，让我很生气。他们知道自己的特殊地位，因为未来我还要仰赖他们。至于其他人，最好还是不要在他们身上浪费子弹。只要他们射击时大方向抓对，就算不错了

相关资料6

（电子侦查和战术侦查的配合，让3万红军能够在十倍敌人中随意选择弱敌打胜仗。密码破译固然重要，但12个师尚且封锁不了几十公里的区域，说明国民党军控制战场能力极差；红军能利用10公里的孔隙转移方面军主力，说明战场侦查能力极强）

此时，国民党军已从东、南、北三个方向对高兴圩围拢了过来，周围聚集兵力达12个师，西面又是赣江阻隔，红一方面军主力已只剩几十平方公里回旋余地。国民党军的飞机也赶来凑热闹，连日对高兴圩周围地区胡乱轰炸扫射。3万余红军隐蔽在高兴圩狭小地区的深山密林中，遭到敌机空袭发生了不少伤亡，形势可谓万分危急！为了摆脱困境，毛泽东、朱德等人苦苦思考，竭力筹策破敌。恰在这时，红军总部电台截获了何应钦向进击军发出的一份电报，详述了各路部队的行动部署。这真是关键的一个情报！毛泽东、朱德根据敌情判读形成了一个冒险的决心：乘敌人尚未采取新的部署前，避开南面和北面的陈诚、赵观涛、蒋鼎文、蔡廷锴等部战斗力较强的敌人，出其不意地从敌主力空隙中秘密穿过，迎击正从北面南下向兴国进犯的战斗力较弱的上官云相部，力求达成中间突破，摆脱被动局面。

现在红一方面军面对的敌情态势是：南面是赵观涛第6师，东南是蒋鼎文第9师、韩德勤第52师和独立旅，北面是蔡廷锴指挥的第19路军第60师、第61师，红军主力要想从这几股强敌中间穿插过去，谈何容易！根据红军侦察得到的情报和地方政府提供的情况，经过反复确认，毛泽东、朱德等人发现在东南和北面两路国民党军中间，存在着从江背圩到崇贤之间一个约20公里宽的裂缝。这真是天无绝人之路的宝贵战机！朱毛迅速拟定计划，决定以红35军、红12军第35师和独立第4师、第5师协同地方武装，将敌赵观涛、蒋鼎文、陈诚、罗卓英、蔡廷锴等部或向兴国以西、西北地区牵引，或牵制在原地；方面军主力则用一夜时间从南北之敌的20公里空隙中穿插过去，突然出现在东侧敌后，向由北奔南而来的上官云相师发起突击。成败在此一举！

……（击破上官云相之后）面对国民党军再次形成的铁壁合围，毛泽东、朱德等方面军首长苦苦思考破敌良计。通过对国民党军兵力部署和侦察得到情报的判读，毛泽东敏锐地发现，在兴国方向国民党军陈诚第14师、罗卓英第11师和蔡廷锴第19路军之间，还有一个不到10公里宽的缺口没有合拢。这又是一个绝处逢生之机！临时总前委很快召开军事会议进行研究。毛泽东提出，不能与敌人决战，应以一部兵力牵制国民党军，方面军主力再次冒险从敌人的空隙中穿过，回到兴国的北部和西部隐蔽待机。经过讨论，与会众人都同意了毛泽东的意见。会后，红一方面军总部发布命令，由罗炳辉率红12军(欠第35师) 伪装成红军主力，继续向东北面的乐安方向佯动，做出欲图袭取国民党军重要补给基地临川的假象，将敌军主力向东北方向牵引；红一方面军主力则迎着国民党军的攻势向西作对面穿插，从敌人的重兵空隙中突围出去。

相关回答：

（更全面地分析了国共双方的力量比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