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说宋朝强调享乐主义，和统治者有关吗，还是另外表现在哪里？ 第1页

问题所谓宋朝“强调享乐主义”，确切说，应是指公元1102年崇宁元年后的北宋末期曾风靡全国的“丰亨豫大”之论。

这四个字，出自《易·丰》"丰亨，王假之"和《易·豫》"由豫大有得，志大行也"两句话，意思是王道昌盛，王业大兴，举国安享丰沛富足的太平光景。此语经由权相蔡京提出，宋徽宗认可，得以奉为国论，妇孺皆知。

作为北宋末世的一股崇奢风潮，由“丰亨豫大”带来的享乐主义倾向，不能代表宋朝前一百四十年崇俭尚简的社会主流价值观。其产生根源只能是统治者自上而下的追逐与放纵。

考诸历史，有名有姓的始作俑者，便是宋徽宗赵佶和他的一等心腹蔡京。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在宋徽宗追求物欲极致满足的道路上，蔡京无疑是最得力的推波助澜者。

在徽宗即位之初，因王安石变法的遗泽，国家财富得到了极大积累，史载“帑库盈溢”“泉币所积赢五千万，和足以广乐，富足以备礼。”

拜相未久的蔡京敏锐地察觉到，新皇帝对于坐拥巨富而受困于家法和清流，不能一逞物欲，显得十分介意。于是，他沿着宋代皇帝崇信道教的偏好，妄解《易经》，套用“丰”“豫”两卦的卦辞，为志在穷奢极欲的宋徽宗找到了及时行乐的“指导思想”——

丰卦的卦象是上震下离，卦名的含义指“丰其屋”。卦辞说：“丰、亨，王假之；勿忧，宜日中。”进一步解释的彖辞是：“丰，大也，明以动，故丰，王假之，尚大也。”

豫卦的卦象为上震下坤，卦名的含义是安逸和乐。卦辞说：“利建侯、行师。”进一步解释的彖辞是：“豫，刚应而志行，顺以动，豫。豫，顺以动，故天地如之，而况建侯行师乎？天地以顺动，故日月不过，而四时不忒；圣人以顺动，则刑罚清而民服。豫之时义大矣哉！”

简单说，这两支卦都是比喻王者当极盛之时，如日中天，一切都应当盛大而隆重；只要常备不懈，依照天理行动，就可以无罔无咎，不必畏畏缩缩，逡巡不前。只是，这种状态是一种临时状态，且需要王者做足预备工作，并在必要时做出改变。

蔡京这套阉割解说，掐准了宋徽宗追求极欲而又缺乏支持的心头七寸。他极力怂恿皇帝要把朝廷仪典、宫室营造、服食用具搞得富丽堂皇、精致华美，以此才能合乎天理，彰显大宋朝廷的“明主之德”。在立论之初，君臣二人曾就奢俭之辨有过一次很有意思的相互试探：

帝（宋徽宗）尝大宴，出玉琖、玉卮示辅臣曰："欲用此，恐人以为太华。"
京曰："臣昔使契丹，见玉盘琖，皆石晋时物，持以夸臣，谓南朝无此。今用之上寿，于礼无嫌。"
帝曰："先帝作一小台财数尺，上封者甚众，朕甚畏其言。此器已就久矣，倘人言复兴，久当莫辨。"
京曰："事苟当于理，多言不足畏也。陛下当享天下之奉，区区玉器，何足计哉！"
——《宋史·卷二百三十一·奸臣二·蔡京列传》

皇帝想要玉石做的酒杯，在崇俭戒奢的祖宗家法和悠悠之口的清流物议之下，他惺惺作态地向蔡京抛出了“担心被人说太过华丽”的问题。一向以王安石继承者自居的投机分子蔡京，从两个方面给予了皇帝信心：一是辽国皇帝也用，您用怎么就不行了？二是陛下享受天下供奉是真理，真理万岁，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畏，这是新法的精神。

臭味相投，一拍结合。于是，“丰亨豫大”之论出，而“视官爵财物如粪土，累朝所储扫地矣。”朝廷积几代所攒下的国用之资，就被这样一个逢君之恶的小人，和一个穷奢极欲的庸主，丰己营私，彻底败了个干净。

沿着被篡改滥用的“丰亨豫大”之路，蔡京为满足皇帝追求极乐的幻想，在治典、求仙、铸宝、造神等方面大展其才。而这一切的原点，就是宋徽宗深陷“溺信道术”而不能自拔。道教，也被千夫所指为北宋末期享乐主义的一大渊薮。

俗语有云：有了千钱想万钱，做了皇帝想成仙。由于以庶子身份登基，赵佶多少有些信心不足。蔡京摸到了皇帝的软肋，他撺掇赵佶向道教要威权，自造神位，命为“太霄帝君”；又授意当时掌管天下道教的道录院上表册封赵佶为不伦不类的“教主道君皇帝”。

在造神运动中一路狂奔的赵佶，由蔡京等拥趸陪跑，又宣称自己是所谓上帝长子长生大帝君降世，包括蔡京、童贯等人都是随侍在侧的仙官转生。于是，在兴建了上清宝箓宫作为专门斋醮的场所后，宋徽宗尤嫌不足，还要求大臣在大朝会时于大庆殿前着黄服羽冠，以应上仙临凡之谶。

从崇宁二年开始，蔡京便成了神仙皇帝赵佶在人间的代言人。“用蔡京言，集古今道教事为纪、志，赐名《道史》”，并“诏天下访求道教仙经”。崇宁三年，蔡京又奉命督铸“九鼎““八宝玉玺”，随后又修建了工程更为浩大的“明堂”和“方泽”。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痴迷于道教的徽宗，开始寻找天下同好。他多次下诏，令天下郡县搜访知道法、有道术的道士。道士林灵素的受宠就是明证，史载其拥有"出入呵引，至与诸王争道"、"道遇皇太子弗敛避"的显赫权势，以至于蔡京颇为嫉妒，和林道士在御前屡屡争风吃醋。

宋徽宗的生日是五月五日，道士认为不吉利，他就改成了十月十日；他的生肖属狗，为此下令在汴梁城内禁止屠狗。赵佶即位后一度没有子嗣，道士刘混康说西北地势如加高数丈，定有子嗣。巧合的是，在皇宫西北修建假山的工期不到一月，王皇后便诞下了后来成为钦宗的赵恒。从此，随着皇子的增多，宋徽宗愈发佞幸道流。

这样的闹剧，在宋徽宗“丰亨豫大”的迷信道路上，层出不穷。只是，他和蔡京都有意忽略了，丰卦、豫卦所渲染的“恒不死”“成有渝，无咎”的美好图景，其前提是“盱豫悔”“冥豫成”，也就是不能因为贪图安逸不做预备而后悔，也不要陷入安逸而变得愚蠢。

宋徽宗的佞道之路，处处求贞吉利好，却步步生险，让现实与一切美好愿望背道而驰。他为自己开启的悲剧余生，恰恰是“盱豫”“冥豫”爻辞下的自食其果。

统治者的蠢陋和颟顸，代价是整个帝国对道教及神仙方术的无底线信任。在公元1127年1月，一个披着道士外衣的无赖郭京，用所谓"掷豆为兵，且能隐形，今用六甲正兵七千七百七十七人，可以破敌"的鬼话，骗得宋钦宗及满朝文武智商下线，使汴梁城大门洞开，如同君士坦丁堡那扇被遗忘的小门，金兵如同奥斯曼军队那样，兵不血刃，长驱直入富庶帝国的心脏。影响华夏历史格局的靖康之变，就此凄惨开场。

北宋道教，真的要为“靖康之变”的灭国惨剧背锅吗？

事实上，被宋徽宗追捧的"丰亨豫大"，是北宋长期以来镇境安民，宽容治国，践行道教政治伦理的集大成之作，本身不带有原罪。但此四字真言，也像极了上天反手打向末世癫狂人类的一记耳光。尼禄·克劳狄乌斯的罗马如此，赵佶的汴梁也如此。

欲使其灭亡，必使其疯狂。丰亨豫大的背后，潜藏了统治者粉饰太平、为其纵欲求奢寻找堂皇借口的龌龊心思，也推高了因社会财富高度积累而政治趋于膨胀失控的管理风险。

由于统治者对神仙方术的溺信和在治国理政上的倦怠昏庸，如此美好的政治理想，非但得不到立朝之初推崇道教“爱民寡欲”之说的佐证，反而转为扰民和祸国的弊端，最终将北宋百年崇道施政的大好局面，付诸东流。

道教，曾是北宋政治生活中的"头部力量"。北宋对道教的尊崇，由来已久，并不始自宋徽宗。

历太祖、太宗、真宗、仁宗、英宗、神宗、哲宗直到徽宗，兴于汉末、成于李唐的道教又得到了近140年的安定发展。北宋统治者继承了唐代对道教的崇奉扶持政策，使得道教从理论、科仪、规制、传承上都有很大的发展，为今人所熟悉的上清（茅山）、灵宝、楼观、全真等派别已然成型。

较之前代，道教及其思想在北宋的政治生活中得到了更为深入的贯彻和内化。最核心的一点就是，朝廷通过对道教的规范利用和大力提倡，不断将其内化为政治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巩固政权、牧民施政、分配利益、消弭矛盾的重要工具。

比如北宋诸帝多托道教之名编纂神话，塑造神灵，以此论证“君权神授”之必然。

太祖赵匡胤“陈桥兵变”夺权之时，曾经利用“符命”来树立威信，招揽民心；太宗赵光义也曾对“上帝与诸天皆喜，国祚延永，过于有唐”的“天神降言”加以积极的提倡（《宋会要》）；真宗赵恒一手导演的“天书降临事件”，用伪造的“赵受命，兴于宋，付于恒 ，居其器，守于正，世七百，九九定”（《续资治通鉴》）谶语来神化赵宋政权。

从积极面而言，皇帝们热衷把玩文字游戏的背后，也有一份"与民休息"的历史责任在身。

道教流变中从未改变的"清净无为"学说，是统治者非常重视的施政思想。如道士苏澄隐曾对宋太祖说过，“臣养生，不过精思炼气耳。帝王养生则异于是……无为无欲，凝神太和，昔黄帝、唐尧，享国永年，用此道也。”（《宋史》）道士王昭素也有类似言论：“治世莫若爱民，养生莫若寡欲，此外无他。”（《续资治通鉴》）宋太祖甚至将此言作为座右铭。于是，实行“爱民寡欲”的黄老之术，以“宽仁”治国保境安民，在宋朝太祖以降许多继任者心里，都是不敢违逆的祖宗家法。

高明的统治者都知道，宗教是双刃剑。只有将宗教纳入到世俗的统治秩序之下，将教权控制在政权的手掌之中，以更好的为政治生活服务，才是北宋百年崇道背后的真正用意。

有宋一代，朝廷有意在官僚队伍建设中增设道教官员的编制，设立专门研究道学的机构，考核和招收道学博士，制定道学制度等，在彰显国家重道之心的同时，也将道教牢牢固化在世俗秩序之中。在建立道教世界世俗化统治秩序的同时，幸见道流，优渥道士，提高修道者政治地位的的风气，也在朝野上下迅速蔓延。

朝廷对于某股势力的重视，往往会从优待其突出人物代表着手，用现在的词来讲就是"抓典型"。

当道教发展到近1000年后的宋代时，各色理论和前仆后继的理论家们早已进入了统治者的思维视野。宋太祖在做皇帝之前就与陈抟等道士往来密切。太宗和真宗统治时期，召见道徒的活动非常频繁，丁少微、王怀隐、陈利用、赵自然等当时的道教代表人物都多次受到了最高统治者的接见。

通过他们，官方开始介入意识形态的建设——动用国家力量进行道经修订和道史编著，以此对下层百姓实现理论教化和精神控制。比如宋太祖对各类杂处道教经典中的谶纬之书予以了集中清理。宋真宗着手对道书进行收集和整理，命王钦若领校道经，任张君房为著作佐郎，专修《道藏》。到天禧三年编成《大宋天宫宝藏》，四千五百六十五卷；张君房又撮其精要，辑成《云笈七签》一百二十二卷。

在徽宗朝之前，因祖宗家法约束、皇帝的克制，及累朝遗泽的安定环境，北宋道教对于现实政治的反噬，尚在可控范围之内。比如朝廷一直对道士讲演谶纬学说加以极大防范和控制，宋太祖就曾对道士讲演《推背图》予以禁止。宋真宗在举行封禅大典时，也非常注意控制"澶渊之盟"在朝廷官员、知识分子以及普通民众产生的异议。

但是，看起来很美的"崇道施政"，在公元1102年画上了句号。宋徽宗赵佶，便是道教破坏现实政治的“催化剂”。

以"才气精绝天下"的赵佶，对北宋道教流变不可谓没有贡献。在徽宗一朝，《政和万寿道藏》得以建立，我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道教史和道教神化人物传记得以编纂完成。宋徽宗还亲自为《道德经》《冲虚至德真经》和《南华真经》作注。

然而，当统治者的崇道活动背弃了“清静寡欲”“无为而治”的政治实用价值，迷恋神仙方术这样的末技而不能自拔，就无异于去骨存皮、舍本取末，换来的，只能是劳民伤财，加速政权的败亡。

葛洪说："古人多得道而匡世，修之于朝隐，盖有余力故也。何必修于山林，尽废生民之事，然后乃成乎？"（《抱朴子内篇·应嘲》）

不能"废生民之事"，正说明了宗教的兴盛必须具备符合其同时代社会利益的理论，必须代表当时社会各阶层的利益需要，尤其是要服务于主流政治势力的需要。道教对于北宋政治生活的作用，正是因服务现实需要的剧烈变化，而产生了截然不同的影响。

北宋中晚期，其道教主要教派是以崇尚符箓、斋醮炼丹、鼓励内丹术（房中术）的正一道、楼观道和茅山宗为主。这就为崇尚长生、希冀纵欲的帝王提供了放纵欲望的借口和契机。无论是真宗时期的"一国君臣如病狂然"（《宋史》），还是徽宗时期的"溺信虚无，崇饰游观，困竭民力，君臣逸豫，相为诞谩，日行无稽"（《宋史》），这种背离政治伦理的简单迷信，也就是"废生民之事"而大行"纵欲之道"了，显然会让国家政治生活出现极大的危机，都加速了北宋政权的最终败亡。

黑格尔认为，"从宗教中取走了道德的动因，则宗教就成了迷信"。终北宋一朝，道教的道德动因从来不是追求物欲之极大的“丰亨豫大”，反而是以提倡寡欲为重心的“贵生”思想。它主张个体应修身养性以求得天人合一，国家无为而治以达到“我无为而民自化”的治理目的。北宋道教的政治服务功能，正隐含在这种追求"贵生"的动力之中。

中国传统的文化心理趋于"稳"和"定"，排斥"覆"和"动"。道教的基因中同样埋藏着这种默契，通过建立寻求清静、安定的意义系统和价值依托，实现一种现世的满足和喜乐，在吸引物欲膨胀、精神空虚的新朝显贵的同时，也接纳了饱受世事折磨、寻找寄托的下层民众。

从这个意义上讲，北宋道教对世俗世界的接纳也体现了人文关怀的精神，是一种善意的政治。正如明太祖评价的，“其老子之道，密三皇五帝之仁，法天正己，动以时而举合宜……实与仲尼之志齐。”康熙帝也认为应“外示儒术，内用黄老”。因此，宋鉴未远，对于宋代以后的统治者而言，对宗教政治伦理的运用便显得更加谨慎小心。只有洞其实质，动举合宜，“法天”的同时也要时刻“正己”，才能避免因运用不当而造成重大失误，重蹈北宋末年偏溺迷信而带来的覆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