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戎攻破镐京，是不是就意味着它强于西周，还是那时只有周幽王军队跟西戎对抗？ 第1页

先说结论：西周被犬戎灭亡看起来是一个偶然事件，实际上却可能是未来几千年里不断上演的，农业帝国和边疆社会在气候的指挥棒下你死我活冲突历史主线的预演。在没有军事技术代差的前提下，农业帝国可以无数次击败弱小的边境社会，却无法阻止自己在一次失败之后的彻底崩盘。这个绝望的故事不仅发生在伟大的西周身上，也发生在埃及、波斯、罗马这些伟大的古代帝国身上，令人唏嘘不已。

这个问题我们需要问是犬戎之乱的实质是什么？在这个回答里，我想尽量控制篇幅，但是可能并不容易。

我们要回答这问题，必须从更高的视角来看，那就是为什么西周晚期，犬戎和周王朝的冲突突然加剧了？

“犬戎”这个名字出现在西周中期，按照《史记》是这样记载的：

穆王将征犬戎，祭公谋父谏曰：“不可。……犬戎氏以其职来王，天子曰‘予必以不享征之，且观之兵’，无乃废先王之训，而王几顿乎？吾闻犬戎树敦，率旧德而守终纯固，其有以御我矣。”王遂征之，得四白狼四白鹿以归。自是荒服者不至。^[1]

在这段记载中，我们通过穆王伐犬戎这件史事和祭公谋父的奏对，可以获取几个关键信息，就是在穆王之前，西周自文武以降的诸天子与僻处西北的犬戎关系都没有达到剑拔弩张的地步，甚至犬戎“以其职来王”也就是按照义务向周天子臣服，以至于周穆王“以不享征之”的借口在祭公谋父看来根本站不住脚。

这段记载告诉我们，在西周中期之前，犬戎是以周王朝的盟友和羁縻的形式存在，并且尽到了义务，犬戎和周在这次穆王的军事行动之前是保持着大体上的和平和互惠的。

在穆王的军事行动之后，犬戎和周之间的关系虽然已经冷淡，但是仍然没有完全破裂，和平依然是周戎之间的主旋律。

申侯乃言孝王曰：“昔我先郦山之女，为戎胥轩妻，生中潏，以亲故归周，保西垂，西垂以其故和睦。今我复与大骆妻，生适子成。申骆重婚，西戎皆服，所以为王。王其图之。”^[2]

在申侯对周孝王这段带有浓重威胁意味的对话中，申侯强调申和大骆的姻亲关系是西戎服从的最重要条件，更是周王朝西部边陲和平的保障。以至于孝王撤销了自己更换大骆嗣君的念头，以换取申侯支持下的西部安宁。犬戎显然也在这个“西戎”的范畴之中，这在秦本纪中有体现，我就不加以赘述了。

很显然，在孝王时期，至少在申侯的斡旋之下，犬戎虽然不再对周天子负担义务，但是仍然和周大体和平相处。

周和犬戎关系的彻底破裂大约是在厉王前后，有这么一条记载：

秦仲立三年，周厉王无道，诸侯或叛之。西戎反王室，灭犬丘大骆之族。周宣王即位，乃以秦仲为大夫，诛西戎。西戎杀秦仲。^[3]

在这条史料中，犬戎不仅第一次和周王室翻脸，还主动出击消灭了位于犬丘的大骆一族。在上面引用的申侯奏对中，申侯强调申和大骆的联姻对于西戎臣服的作用，在这个时候大骆被消灭，也意味着此前周天子以申骆姻团维持西陲和平的策略彻底破产，犬戎和西周彻底反目。

那么申骆体系里的申国哪去了呢？反水了，从周王朝的西部锁钥变成了最不安定的因素。

史记中记载：

三十九年，战于千亩，王师败绩于姜氏之戎。^[4]

我们知道申国姜姓，那么宣王三十九年击败周王师的这个姜氏之戎是不是申国呢？在《后汉书》中这条记载可以给我们答案：

及宣王立四年，使秦仲伐戎，为戎所杀。……后二十七年，王遣兵伐太原戎，不克。后五年，王伐条戎、奔戎，王师败绩。后二年……。明年，王征申戎，破之。^[5]

根据上面的记录可以推算，周宣王在即位的第三十九年与申作战，可能击破了申，但是却被申国所属的姜姓族团所击败。

我们知道，姬姓和姜姓的联盟是周天子坐掌天下的重要保障，两大族姓几百年来通过政治和婚媾联盟，形成了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庞大政治网络。

而在宣王三十九年的战争里，周天子代表的周王朝居然和姜氏族团（至少是一部分）彻底撕破脸了！我们甚至可以说，犬戎之乱只是西周末年西部诸族和周王朝复杂斗争的组成部分，而非全貌。

那么我们不禁要问，到底发生了什么，让恭顺的犬戎、亲密的姜氏和君临天下的周天子反目撕逼呢？

在中国西北长城地带的考古发掘中，约当于商代晚期到西周早中期的公元前1500~900年这个时期，在中国西北甘肃、宁夏鄂尔多斯地区、内蒙古草原地区东缘大兴安岭西麓的广大地区出现了一次广泛的生产方式变革，具体表现为大型居址减少、大量定居点被废弃、墓葬中殉葬牲畜由以猪为主转向以羊为主，殉猪现象在后期甚至已经不见、陪葬品中陶器和青铜礼器减少而武器增加。这显示这个区域正在由传统的农业生业方式向畜牧生产方式转变，定居农业比重逐渐减少，而流动畜牧业的比重逐渐增加，同时暴力因素也不断增加。在这个趋势下，游牧生活方式约在公元前700年左右成熟。

关于中国草原地区农业向游牧业的转向我在这个回答中详细说过，需要可以去看看：

是什么造成了这样深刻而广泛的生业方式变化呢？是严酷的气候。

到了3500a B.P前后，工具组合发生了大的变化，出现了具有北方草原特色的青铜器———鄂尔多斯式青铜器，同时养羊业相伴发展起来，经济形态由以农业为主转为半农半牧形式。牧业成份不断增加，逐渐形成半农半牧经济形式的原因前后气候剧变，与大暖期结束密切相关。
3500a B.P前后降温事件使得这些地区降温幅度在6.5℃至8℃。据研究，大暖期岱海地区年降水量为570至600毫米，比现在高出140至170毫米。3500a B.P前后的降水量降至250 毫米左右。当时鄂尔多斯地区大面积沙丘活化，荒漠草原面积占据鄂尔多斯地区的四分之三。^[6]

在西周早期，草原地区的气候恶劣更是达到了历史顶峰：

3000a B.P前后鄂尔多斯高原、岱海地区普遍发育了冻融褶曲冰缘地貌，当时温度比现在低4.5至5.5℃。从岱海苜花河、萨拉乌苏河滴哨湾、乌审旗陶利剖面恢复的温度曲线可知3000a B.P前后是全新世以来温度最低时期，年平均温度在0℃以下；从恢复的降水曲线得知3000a B.P前后降水量也处在全新世最低谷。^[7]

这也许就是西周早期，西部戎人恭顺于周王朝的原因——他们的社会已经崩溃，可能无力威胁周的西陲。

而到了西周中期，金属武器、骑马技术已经被许多曾经是农民的边境流民们接受，他们终于开始寻找活路了。

在干旱的作用下，草原地带曾经繁盛的农业社会急速崩溃，武士集团开始裹挟这些放弃定居农业转向半农半牧的人群，形成新的游牧社会，这个进程一直持续到春秋晚期和战国早期。

我们不难想象在草原地区干冷气候的影响下，这里原本稠密的人口要么转向游牧生活，要么通过向南迁徙躲避天灾。只要这个地区的人口只要想活下去，这两种选择带来的后果都是对西周的西部和北部边疆造成巨大的压力，这种压力不论是暴力的还是和平的，对于同样经受干旱煎熬的周王朝来说，都是可怕的。（想想美帝边境的墨西哥移民）

所以，我们的问题就有了答案。犬戎和周王朝之间激烈冲突的实质是：草原地区气候变化后，该地区的人口压力向关中平原的投射。

这样的人口潮水是持续的，而非暂时性的，农业社会崩溃后，草原干旱地区的人口为了生存一代一代地涌向关中平原。在这样的大趋势之下，犬戎不必拥有政治实体，也不必拥有可以和周王朝匹敌的军事力量，只要气候没有好转，饥饿的草原居民就会不断冲击周王朝的边境并最终突破之，就好像《权力的游戏》北境的野人们在异鬼的压力下悍不畏死突破绝境长城。

至于西周天子的武装力量，我在这篇回答里详细论述了西周的西六师和殷八师，可以参考：

在西周晚期，武备废弛、天灾频繁、各个家族心怀鬼胎，在饥饿的戎人们不断冲击中，这些兵农合一的王师不断被消耗，终于，在幽王家族内部的一次波谲云诡的政治斗争之后，以犬戎为代表的草原戎人们突破了西周脆弱的障壁，灭亡了西周。

参考

1. ^ 《史记·周本纪》
2. ^ 《史记·秦本纪》
3. ^ 《史记·秦本纪》
4. ^ 《史记·周本纪》
5. ^ 《后汉书·西羌传》
6. ^ 内蒙古农牧交错带考古学文化经济形态转变及其原因，索秀芬，《内蒙古文物考古》- 2003年1期
7. ^ 内蒙古农牧交错带考古学文化经济形态转变及其原因，索秀芬，《内蒙古文物考古》- 2003年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