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太祖朱元璋的大兴文字狱是真实的吗？ 第1页

不邀自来，简单的针对 @悠悠一评 的答案说一说，他原来挂过我，因为俗事缠身我没有回应，非常抱歉没有满足你的战斗欲望，在这里先赔个不是了。

关于文字狱的问题其实并没有什么好说的，其实这位悠悠一评先生嗤之以鼻的学术界论文并没有一味的洗白明初的“文字狱”。

陈昌云先生在《朱元璋文字狱说”的历史真伪与传播用意》一文中明确的指出：“历史上的朱元璋文字狱案大多确有其事。明初诗文得祸案史料主要见于刘辰《国初事迹》，刘曾从太祖下婺州，累官至北京刑部侍郎。永乐初，预修《太祖实录》。他是明初史官，撰写《国初事迹》有丰富史料参考，原书也流传至今，我们有理由相信书中所载文字狱案属实。另外，《大诰三编》、《大明律》、黄景昉《国史唯疑》、清修《明史》的相关记载大多符合历史真相，能够证明明初文字狱案真实存在……已经学界证实的明初文字狱虚构案数量极其有限，绝大部分所载史料皆真实可靠，我们没有理由否认朱元璋文字狱的历史真实性。”

但是，此文同样的提到：

“由此来看，明初文字狱案当有存在之历史必然，但后世对此传播始终缺乏公正客观之态度，传播者的阶级情怀和政治立场使之被无限放大、歪曲，以至真伪难辨，可见，政治倾向和道德意识对国人史学观念的负面影响之大。今人不仅要慎查“朱元璋文字狱说”之历史实然与必然，更应弄清后世传播此说之曲折用意，如此，才能科学认识此段公案。”

对此。我深表赞同。

好，我们来说一说这位悠悠一评先生对来复见心之死的论述有哪些可商榷之处。（我会经量用蔼的语气提出我的看法，最近不想惹事，大家心平气和为好）

首先，你提到的《孟子》删节是一个很不严谨的说法，其实你可能是想说《孟子节文》的事情，大概就是朱元璋利用校订书传的机会, 授意刘三吾删定出孟子节文，并在各地学校刊行，实际上就是削减孟子的科举出题范围。后来御史游义生以死向皇帝进谏, 但并没有挽回皇帝的心意。游氏之死触动了他的好友孙芝, 到永乐九年时势发生较大变化之后, 孙芝上疏倡议恢复全本孟子。此后,在学校通行十七年的孟子节文正式废止。

所以那种：“明朝二百多年读书人读的《孟子》都是被明太祖删过的”的说法可以洗洗睡了。

接着说来复见心的问题。这位悠悠一评先生大段论证了《清教录》的问题由此推出钱谦益撒了谎。其论证过程很有意思，他先是说：

“这里头陈学霖等人显然弄错了一个事情，钱谦益说的野史可笑不仅包括之前来复见心之死的野史，还包括《西湖志余》把来复见心的老师弄错了这个野史。更重要的一点，钱谦益的引述《西湖志余》中并未说来复见心到底怎么样，“上逮笑隐而释之”，显然释放的是笑隐而非来复见心，不然笑隐怎么活到的至正四年？这是第一个要说的。”

这里的意思是钱谦益所引用的《西湖志余》只说了放䜣笑隐没有说放来复见心，然后接着抛出钱谦益引用《清教录》的记载说明来复见心是死于胡惟庸案但是钱谦益对《清教录》撒了谎的问题。

这位先生第一点所指出的《西湖志余》只说了放䜣笑隐没有说放来复见心完全是在绕圈子。

为什么？

因为钱谦益所说的《西湖志余》关于䜣笑隐一事的错谬是为了论证《西湖志余》对来复见心被杀事件的记载失实。其内在逻辑是这样的：“《西湖志余》记载了来复见心临刑说自己的老师是䜣笑隐于是后来有了䜣笑隐与朱元璋的对话，但是䜣笑隐是在至正四年圆寂，那么就不可能有来复见心被诛后与明太祖的一番对话，据此可见这个事件就是子虚乌有的。”那么所谓的“只说了放䜣笑隐没有说放来复见心”这种结论更是莫名其妙，既然你承认了《西湖志余》是野史，但是你又引用野史来证明只放了䜣笑隐没有放来复见心。况且这里你想要反驳的是来复见心不是因为胡惟庸案被杀，而是文字狱，但这跟朱元璋放不放来复见心没有一点关系，所以我越看越迷糊，你到底想要表达什么？

然后你开始说钱谦益对《清教录》撒谎的问题，你的论证是

“《清教录》这本书今日不知何处，我们无法看原文，钱谦益解释，这是因为《清教录》“圣祖旋命庋藏其版，不令广布”。然而这是钱谦益撒的谎。为什么？
郎瑛《七修类稿》洪武书目条中明确记载：《清教录》，所以戒僧道也。可见，至少郎瑛自己就看过《清教录》，不然他如何得知《清教录》什么内容？就算是引述他人，则也可以证明《清教录》在之前也有人看过，而且可能还不算少，不然郎瑛也难见到。郎瑛是明代的藏书家，并非什么高官显贵，郎瑛都能知道的，显然不算什么“不令广布”。”

首先，你提到《七修类稿》洪武书目记载：《清教录》，所以戒僧道也。然后推出至少郎瑛自己就看过《清教录》的结论，我知道这本书讲的是啥还非要自己看过？那我们也没看过《清教录》，为什么就知道它讲的是啥？

其次，就算郎瑛自己看过《清教录》，是否就由此可以推出“如果郎瑛看过那么看过的人一定不少，因为他并非什么高官显贵”，高官显贵和藏书家谁的藏书多恐怕不是那么难判断的吧。

你后面更是用《释氏稽古略续集》来说明《清教录》这本书并没有“不令广布”，《释氏稽古略续集》记载的是始自元至元元年到于明天启七年的佛教历史，此书成书应该在崇祯年间，（现存有崇祯十一年刻本），所以用崇祯年成书《释氏稽古略续集》中的孤证来说明明初印了一百四十五本并且“依本刊板印造，俵散所属寺院僧人”未免有些唐突。如果明初此书的发行量如此“广布”那么如今我们却连一点此书的一点影子都见不着实在是咄咄怪事。

不仅是现在我们找不着《清教录》，明人流传的文献中与《清教录》有关的记载实在是少之又少。

现行最多的关于《清教录》的记载便是钱谦益在《绛云楼题跋》中对《清教录》的引用。

关键是在明代祝允明的《野记》中有这样一句话：

“太祖平乱国用重典，当时政刑具有成书，及辑古事劝惩诸王、百官，往往今人少见之，如《彰善瘅恶录》也。《奸臣录》、《清教录》、《永鉴录》、《省躬录》、《志戒录》、《世臣扌忽录》等，甚多。”

祝允明是活跃在明中期的文人，他所说的“往往今人少见之”中就包括《清教录》，明初“广布天下”的书籍一到明中期怎么就突然“少见之”了？这从逻辑上根本说不通。难道是祝允明也在撒谎？

然后你说钱谦益洗白朱元璋自己却纳闷：“智聪则以为惟庸与宗泐合谋，故以赃钞诬奏遣之西行也。果尔，则宗泐之罪，自应与惟庸同科，圣祖何以特从宽政，着做散僧耶？岂季潭之律行，素见信于圣祖，知其非妄语抵谩者，故终得免死耶？”

这个……“岂”这个字用在句首一般表反问，应该翻译为“难道是因为他老实被太祖所信任才免于一死吗？”

看文章不要断章取义的看，人家是有前后文的，钱谦益后面就做出了解释：“智聪招辞惟庸于十一年，已云如今汪丞相无了，中书省惟我一人。以此推之，则智聪之招，未可尽信也。”意思就是说智聪招供的内容值得商榷，其真实性存疑。人家这一句是放在后面承接前面的反问的，你硬是要把这句话放到前面说，然后直接无视（或者看不懂）这个反问然后把它理解成一个“灵魂拷问”。

噗……这一拳怕是打到空气上了

至于你后面猜想的来复见心是因为诗文被杀完全是一厢情愿的猜想，当然你在最后还是理智客观的说：

“我认为当时朱元璋在处理完苏伯衡之事后，发现了来复见心的一些事情，便把来复见心召来，罗织罪名，凌迟处死。是不是真的有这么一首诗，我不清楚，但是如果说不是文字狱，又算什么呢？”

最后一句话实在让人捧腹,大概意思就是“我不知道他犯罪有没有证据，但是这不是犯罪又是什么呢？”

行8，你开心就好。（一个不那么友善的微笑）

哦，最后再说一句，您的这个回答是不是原创我非常怀疑的，毕竟在网上很容易就搜出来一篇几乎是一模一样的文章《明初高僧来复见心死因再探》

而且这篇文章的结尾更搞笑：

“至此，钱谦益的谎话已经宣告破产，陈学霖、王春瑜等人的翻案文章也最终被证明不过是一堆废纸罢了！而民族主义骗子借陈学霖、王春瑜等人的翻案文章，在网上鬼哭狼嚎，替朱元璋鸣冤叫屈的那些鬼话，也从此可以被彻底扔进垃圾堆了！”

噫~

PS:我觉得还是上一个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对《七修类稿》的评语比较好，免得一些人过于迷信:

明郎瑛撰。瑛字仁宝，仁和人。是编乃其笔记，凡分天地、国事、义理、辨证、诗文、事物、奇谑七门。所载如杭州宋官署考，则咸淳《临安志》及西湖各志所未详。又纪明初进茶有探春、先春、次春、紫筍诸名，及漕河开凿工程，皆明《会典》及《明史》诸志所未及，亦间有足资考证者。然采掇庞杂，又往往不详检出处，故踳谬者不一而足。如以宋李建中为南唐人，谓谢无逸以蝴蝶诗得名，后李商隐窃其义，则以唐人而蹈袭宋人。引武林女子金丽卿诗梅边柳外识林苏句，讥其不能守礼，出则拥蔽其面，皆极为王士祯所诋斥，见於《香祖笔记》中。此外如纪杨维桢为明太祖所召，托疾固辞，作诗缢死，则全无事实。桓温妻我见犹怜之语，不知为李势妹而但云温娶妾甚都，则失之耳目之前。至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下士时一诗，以为不知姓名，必宋人所作，则并《白居易集》而亦忘之。盖明人著书卤莽，往往如此。书中极诋《说郛》、《辍耕录》，然此编实出此二书下，所谓人苦不自知也。

所以说啊，开心就好

更新一下，主要是那位 @悠悠一评 先生又扯出蒋景高的事，然后摆出一副要与明粉一决高下的气势。

Emmmm

我刚刚才发现我把他拉黑了，所以这位大手子@我的时候我没有第一时间的回应。

说真的，你在网络上装着一副老学究的样子撕逼累不累？我拉黑你真的是因为我想多玩一会儿游戏，明显比跟你吵架要有意思的多。你拿着一个从网上找的于你而言三观契合的“黑屁”文章在这对着学术界的论文和你期盼的“明粉”疯狂输出有意思吗？

写公众号就认真写，别整这些虚头八脑的。

既然你提到了蒋景高我就索性一起说了，一劳永逸。

你向明粉提出了三个问题：

一·《袁进士镛传》为什么在洪武十六年找林右作而弃蒋景高的版本？我初一看还当真把我唬住了，但是我有一个问题，这个《袁进士镛传》这么就变成蒋景高写的了？

其实这位答主的说法是援引自一篇关于蒋景高生平的一篇博文。这篇文章的论证是这样的：

“蒋景高作有《丹台外史集》、《云屋集》，今不存。后人编蒋景高、蒋景武作《二蒋诗文合稿》，主要摘自其它文人编的诗文集，作品很有限，今不见传。兄弟俩一生著作颇丰，惜不传。
历代《象山县志》录蒋景高的碑文记有：“象山县覆田记”，元至正二十年作；“东岳宫地祇院记”，元季作，年份难考；“灵济庙记”，洪武七年作；“重修圆丰庙记”，约洪武十年作；“延寿寺历代兴建碑”，洪武十年释清浚撰，蒋景高书；“城隍庙记”，洪武十年后作；“踞门（普济）庙记”，未见录，年份无考。
《道光志》、《民国志》引《嘉靖县志》“义门碑”，蒋景高与杨复、俞乌为元举人，则蒋景高为元乡贡进士。《民国志》按杨复家谱记，杨复为元至治三年（1323）乡贡进士。
蒋景高留存的遗墨及记录：“孝子陈汝檝宅嘉贤堂”，蒋景高题，危素书额；蒋景高为县丞陈相题“清慎临民”，为县主薄徐信题“莅政严肃“，按《嘉靖县志》卷九，县丞陈相、主薄徐信均洪武十年上任，为他们题墨称颂应在洪武十二年，或以后。其中陈相政声著闻，民甚怀之，洪武十四年罢官归里。
孝子陈汝檝（1293-1372），洪武十年方孝孺为其书墓志铭，明史官王祎曾作“陈孝妇传”记其家事。方孝孺云：“其乡人名士蒋景高因取其远祖太邱事题其居曰“嘉贤堂”，翰林学士危素为其书额。按危素在元、明二季的经历，可以判断，此为至正四年（1342），危素至象山与蒋景高的共同作品。下面谈及蒋景高履历时再进一步记述。
从上面的碑记与其留存的墨迹可知，至少蒋景高洪武十年（1377）在世。蒋景高留存于世的其它诗文有：“题高明善安敬斋”，五律与七律诗各一首；“题叶敬常海堤篇”；“袁进士镛传”

我就想问，你说了那么多特别是那句“从上面的碑记与其留存的墨迹可知”，我都找出花来了也没有看出一丁点任何与你的这个“袁进士镛传”有关的东西，如果你说这个《袁进士镛传》是从别处引用的资料，那也行，你总要说明出处呗。

不好意思，事实上是根本没有出处。

后来这篇文章还有大段论（脑）证（补）蒋景高和袁镛后人的情感大戏，我是真的想不通，一个连像样一点的文集都没有留下来的文人就硬生生的被考证出来一本《袁进士镛传》，你这样浪费我们彼此的时间有意思吗？

二·emmm你还是把《袁进士镛传》这个问题解决了我们再来说什么“永乐年间再次给袁镛传做跋，何以仍不见蒋景高”，人家就没有什么写什么《袁进士镛传》我上哪给你找什么蒋景高?人家蒋景高写个“城隍庙记”都能被你当成是《袁进士镛传》，你请再多的明粉都没法给你解释。在注水猪肉上面撒多少饲料也不能改变这是一块注水猪肉的事实。

三·你说：“蒋景高的墓在哪里？没人知道。蒋景高作为当时象山最大牌的名儒，正常死亡，却连坟墓都不知道在哪，这叫正常？要知道同时期的先贤钱唐、王刚甫等人的坟墓《县志》都记载的清清楚楚！蒋景高比他们还得高出来一块，坟墓竟然不知何在？”

我的老哥哥哎！你知不知道你口中的比蒋景高矮一块的钱唐是在《明史》里有传的，“《明史·卷一百三十九·列传第二十七》：钱唐，字惟明，象山人。博学敦行。洪武元年，举明经。对策称旨，特授刑部尚书”人家就不应该记清楚一点吗？人家可也是一个铁骨铮铮的好汉啊：

“唐为人强直。尝诏讲《虞书》，唐陛立而讲。或纠唐草野不知君臣礼，唐正色曰：“以古圣帝之道陈于陛下，不跪不为倨。”又尝谏宫中不宜揭武后图。忤旨，待罪午门外竟日。帝意解，赐之食，即命撤图。未几，谪寿州，卒。”

而且人家王刚甫是什么人？：

“元巡检司巡检秩正九品，行状作巡简司，字有误。居六年，盗不敢犯，民安之。郡奇其才，事难决者辄属以治。刚甫明而能断，民趋其令，相讼者不之邑而之东门，闻一言释憾而去。以上行状。后枢密院使恶其不附己，罢之，而方国珍遂不可制。嘉靖县志。及刚甫去官，东门被兵，民追思刚甫，歌慕之。”

此人在《明伦汇编官常典巡检部》和《明实录太祖实录》都有记载，你说矮一块？

开什么象山玩笑？

四·你问：

“蒋景高晚辈樊余庆一死便入乡贤祠，《嘉靖县志》有记载，蒋景高何时入的乡贤祠？后补的。这又是为什么？”

来我告诉你为什么这种大儒为什么是这个境遇——“生于元延佑六年，洪武初荐授国子助教。象山县教谕。洪武九年卒于任上”

“十一月二十一日明州府以诸进士计偕京师设燕席歌鹿鸣而劝驾是日礼乐备具正位南向者上宾卫阃指挥佥事冯公某张公某坐西东向者淛省宣使汤公某沈公某省委官某卫镇抚某训导胡先生季弘赵先生斯盛为之主者郡同知刘公某通判王公某乡贡进士则郑真郭可学樊余庆黄梦熊顾厪吴振王廷直王用吉孙原仲吴伦陈希贡汪义方何操陈仲贤共十有四人”——《荥阳外史集卷九十七》
“明初士子举于乡者例称乡贡进士樊余庆诗云……”——《明诗综》

你让一个从洪武初被举荐一共当了九年象山县教谕的普通文人，死后立马端进乡贤祠，然后苛责一个通过正规科举考试的进士樊余庆不该进乡贤堂？

想什么？

以上情况，请解释一下，一个善终之人，象山教谕，如何保证生涯履历平平无奇却又被人称作为“最大牌的名儒”？

你费尽心思的为《闲中今古录》的真伪性做辩护，然而对于史料的甄别不是说这本书一件事说的对那其他的记载就全部对，不是说哪一件事记载有误这本书就一个字都不能信，判定史料的真伪不是做小学判断题。

搞了半天我还是在驳斥一个从网络史学家的蹩脚考证中取材的“灵魂拷问”，连最基本的逻辑和常识都没有，如果不是我失眠，我哪有那么多精力去帮助你走出这个“靠信仰黑明”的逻辑怪圈？

说了那么多不就是黑明吗？

用得着这样？

初哥要资源都没你这么遮遮掩掩，心里想的什么大大方方的说出来不就好了嘛，我们又不会笑你。

当然前提是你要黑的有水平（一个友善度爆棚的微笑）

PS:之前我质疑他的回答并非原创，现在应该补上资料来源了吧

嗯，没错，参考资料都是博文.....

果然高手在民间啊

各位大佬引经据典争论不休，我个人认为朱元璋即使残忍弑杀也不会因为这个杀人，因为真没必要。他杀功臣不管是不是真的总会给个合理的罪名，而因为一个字就无缘无故杀人简直不可理喻。而且这种事谁记录的？官员写个表上去，朱元璋一看有“则”，派人去赐死？还是满门抄斩？别人怎么知道是因为“则，生”？如果朱元璋昭告天下，那咋可能那么多人因为同一个字丧命？如果他不说，那咋可能只有几个人写则写生？结合烧鹅，庆功楼，吃人的淮西军等等传说，至少“则，生”文字狱大概率是编撰。上面反对的大佬们写的例子也只是说明朱元璋杀文人，但并不表示朱元璋因为这几个字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