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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真的很容易被篡改吗? 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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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说《乌克兰拖拉机简史》里有一段是这么写的:

  从前父母讲给我们的故事千篇一律,无非就是说,哥萨克是大坏蛋,共产党是大英雄。

  现在孩子们听的故事依然千篇一律,只不过成了,哥萨克是大英雄,共产党是大坏蛋。

  乍听起来,改变历史叙事似乎是件很容易的事情,只要把故事里的角色换换名字,事就成了。

  但是细想的话,这事绝不容易。

  就像上边这个例子,要让改变后的叙事成为家喻户晓的睡前故事,甚至在两代人之内完成平滑逆转,真的不可思议。

  乌克兰在20世纪末的确经历了剧变,但是历史叙事的这种变化绝对不是在1991年这一年当中发生的。

  看到这里,很多读者一定想到了“和平演变”这个词。但我得说,事情不止于此。

  这并不是一场有预谋的系统工程,而是若干个体无意识的合谋,是社会意识的自然发散,动力来自二十世纪下半叶的乌克兰社会内部。

  CIA再神通广大,也没法玩现实版盗梦空间,篡改别人的潜意识。他们最多只是在墙倒下的过程中,推了一把。

  我不够了解乌克兰,但是我知道,西半球有个国家有着相似的经历。

  这个国家同样在20世纪初经历了浩浩荡荡的社会革命,建立起了“官方史学”,又在两代人的时间里遭遇“修正史学”的挑战,最终“官方史学”在20世纪末落马。

  这个鲜活的案例,官方史学和修正史学的战场,正是20世纪的墨西哥。

一、百川汇聚:墨西哥革命后的官方史学

  在知乎上讲了很久的拉美,我知道,大多数读者对于墨西哥革命还是比较陌生的。所以我还是得先介绍一下这场革命,简单来说,从革命到官方史学出现,经历了以下重要时间点:

  1910年,连续执政35年的独裁者波菲里奥.迪亚斯选举舞弊,准备再干一届。

  同年,反对派候选人,自由主义者马德罗流亡到北方,号召推翻迪亚斯,引爆了矛盾深重的墨西哥社会,迪亚斯被迫下台。

  1913年,反动派的韦尔塔发动政变,马德罗遭到暗杀。韦尔塔遭到墨西哥农民军和立宪派的联合反对。

  1915年,北方、南方农民军各自的领袖比利亚和萨帕塔率军攻占墨西哥城,打败反动派,但他们无法控制政权,于是把首都让给了立宪派。

  1917年,立宪派总统卡兰萨过河拆桥,击败了比利亚和萨帕塔的农民军。同年颁布1917年革命宪法,宣称保障工农权益。卡兰萨自称马德罗的继承者。

  1920年,卡兰萨被“自己人”奥夫雷贡将军推翻,奥夫雷贡集团成为革命的最终胜利者。

  1926年,奥夫雷贡被暗杀,其同僚卡列斯成为“最高领袖”。

  1929年,卡列斯创建革命制度党,该党将在墨西哥连续执政71年。

  1930年代,墨西哥官方史学诞生。

  不难看出,这是一场混乱的革命,而在革命之后出现的官方史学,核心目标是给革命“定性”,并且给革命制度党政权提供合法性基础。

  官方史学面临的头号难题,就是把革命中各个派系整合起来。

  卡兰萨派认为萨帕塔派是暴民,认为奥夫雷贡派是逆贼;萨帕塔派认为卡兰萨-奥夫雷贡派是修正主义者;马德罗派认为萨帕塔派是民粹主义者;卡兰萨派认为马德罗派是投降主义者......

  墨西哥官方史学的一大特征,就是淡化派系冲突,认为所有革命者都是英雄,为了同一个目标努力,彼此之间的冲突无关紧要。在此基础上,官方史学给墨西哥革命定性,认为这是一场民众的、民主的、民族的革命,是墨西哥历史上的“第三次变革”(前两次分别是国家独立和自由派改革)。

  官方史学创造出一种线性、连续的宏大叙事,弱化了历史上个人乃至单个阶级的作用,让革命制度党同时成为马德罗派、萨帕塔派和卡兰萨派及其代表的各阶级的合法继承者。

  在1917年宪法第27条的基础上,1930年代的革命制度党进行土地改革和石油国有化,满足了墨西哥国民的民生和民族主义诉求。1945年后,墨西哥进入经济繁荣期,成为世界上经济增速最快的发展中国家之一。

  值得注意的是,墨西哥官方史学得到了美国历史学界的欢迎。美国学界主流意见和墨西哥政府一致,认为墨西哥革命是一场伟大的社会革命,工农阶层由此觉醒,革命后的墨西哥成功建立了秩序,并且走上了通往自由民主的轨道。

  冷战期间,凭借独特的外交站位,墨西哥在美苏之间可以说是游刃有余。苏联把墨西哥视为西半球的进步派潜在盟友之一,而美国也需要一个稳定的邻居。从外部环境来说,20世纪中叶的墨西哥并没有什么压力,其官方史学也没有遭到美苏宣传机器的正面攻击。

  官方史学最大的挑战者是修正史学,它诞生并且茁壮成长的地方,都是墨西哥国内。

二、分水断流:二十世纪下半叶的墨西哥修正史学

  事实上,墨西哥官方史学的垄断地位只维持了不到20年。在1940年代,批判、质疑官方史学的声音就出现了,我们称之为修正史学。

  修正史学的核心内容是对墨西哥革命进行重新解释。在政治上,它和官方史学是对立的,起到攻击革命制度党合法性的作用。

  修正史学并非无本之木,这种叙事诞生的直接背景,就是革命制度党治下墨西哥社会出现的种种问题,特别是高经济增长下严重的分配不平等。这一事实让许多人开始质疑,墨西哥革命是不是真的像官方党说的那样了不起。

  1950年代开始,墨西哥政府不断向美国靠拢,同时土地改革停滞、工人权益受漠视的问题越来越明显。1959年的古巴革命刺激了左派的不满,让他们认为墨西哥革命根本不够彻底。1968年特拉特洛尔科事件更是直接伤害了民众对于官方的信任。

  经历了1968年事件的一批墨西哥知识分子被称为“六八一代”,这些人出生在官方史学主导的年代,却在个人经历的助推下,成为发展修正史学的主将。

  这些人没有组织,也没有合谋,他们唯一的共同点,就是生活在同一个时代的墨西哥。1960年后,大量关于墨西哥革命的新研究成果涌现出来,对官方叙事形成了有力挑战。

  总的来说,修正叙事包含以下几个要素:

  1. 强调革命是政治斗争,而非社会变革。认为革命的主旋律是少数军阀和野心家的争权夺利,而非广大人民的参与。

  2. 破除墨西哥革命的整体性。通过对局部地区、人群的研究,说明官方史学宏大叙事的笼统、模糊和局限性。

  3. 对韦尔塔政权、天主教会等“反动派”进行重新评价。强调它们的贡献,以及某些正当性。

  4. 强调革命前后社会的连续性,认为革命带来的改变有限(甚至压根没有)。

  5. 对革命前的政权和社会进行重新评价。一些学者认为,波菲里奥.迪亚斯的政权虽然有很多问题,但是走在正轨上,其倒台没有必然性。迪亚斯时代的土地兼并被严重夸大了,而且一定程度的土地兼并是效率的基本保障。

  从学术角度来说,修正史学很有意义,它丰富了人们对于历史多维度、多层面的理解,打破了传统官方史学粗线条的叙述。但是,和官方史学一样,它在学术上也有很多缺陷,常常出现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标新立异、武断反对传统观点等情况。

  而从政治角度来说,修正史学和官方史学形成了对立,其力量对比随着墨西哥社会的变化此消彼长。一开始,修正史学最多只是官方史学的补充,谈不上完整的体系。但是在1970年后,随着墨西哥经济增长陷入疲软,革命制度党政权受到的批评变多,修正史学也越来越完善,受众越来越多。1980年代,墨西哥债务危机爆发,革命制度党转向新自由主义,修正史学终于有了和官方史学分庭抗礼的力量。

  1988年,萨利纳斯就任墨西哥总统,当时革命制度党内的混乱已经无以复加,派系和思想斗争都很严重。萨利纳斯本人是新自由主义的坚定推手,1992年,政府修改了著名的宪法第27条,正式终止土地改革,解除对私人拥有土地的限制1993年,墨西哥历史教科书删除了关于萨帕塔土地改革的内容,引发巨大争议,在舆论压力下,教育部长宣布停止使用新教科书。

  由这一事件可见,修正史学虽然有了巨大影响力,但仍不足以压倒官方史学,不过两种观点的对抗足以反映出墨西哥社会的分裂和矛盾激化。2000年,革命制度党在选举中下野,之后新继任的历届政府都试图调和两派观点,继承来自墨西哥革命的政治合法性。

  2016年开始执政至今的奥夫拉多尔政府就是这种调和观点的代表:奥夫拉多尔声称正在进行的改革是墨西哥的“第四次变革”,既表明对传统史学“三次变革”的承认,又接受修正史学对于墨西哥革命缺陷的批评。在墨西哥民间,两种叙事之间仍然存在鸿沟,革命的反对者将革命辛辣嘲讽为“Robolución”(“强盗革命”),发泄对革命制度党政权遗产的不满,还有人称赞波菲里奥时代墨西哥的“繁荣、开放与独立”。而革命的支持者感慨说,墨西哥之所以陷入当今的困境,就是因为既得利益者背叛了大革命的理想和使命。

  20世纪墨西哥革命史学的演变,或许没有苏联解体前后的乌克兰那么具有戏剧性,但是足以说明一些道理。

  篡改历史记录是容易的,创造历史观点也不困难,但是要让一种历史观取代另一种,成为社会的主流意见,必然伴随着整个社会的重大变迁,体现出社会意识的变化。

  就像乌克兰人愿意成为哥萨克还是共产党,不只取决于他们自己,还要看俄罗斯人是不是想当沙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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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真的篡改历史其实挺难,因为越重大的历史时间,留存的关联证据也就越多,你不可能把他们完全消灭。很多专业的历史学者,所做的事情就是通过只鳞片爪的证据,还原历史的拼图。有些证据就算当时被藏起来了,附带的其他证据也有可能在多少年之后出土。但是对于普通人来说,想要通过修饰历史来带节奏其实是很容易的。

举个例子吧,这几年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宣传建国之初的工人待遇是多么多么好,现在的资本家是如何如何不当人。

但是前段时间呢,当国家宣布城镇退休职工养老金上调的时候,又有人说不要忘了那些每月那几百块钱的农民如何如何。

这种发言的矛盾之处就在于,建国之初中国工人相对较好的待遇,正是建立在工农业剪刀差的基础上的。家里如果有80岁以上的老人,并且是在改革开放之后才进的城市生活,也完全可以听他们聊聊建国前三十年农民的生活如何。实际上在2000年前后的时候,公知们叙事常用的话语是描述建国前三十年农民生活如何悲惨,但到最近几年,某些人 的关注点就转移到当时的工人待遇是多么好。在前一种话语体系内,建国初年的中国可谓是民不聊生,简直比民国还要惨,而在后一种体系内,那是一个工人真正当家做出的时代,全然忘了在当时极低的城镇化率下,工人想要过上好生活需要多少农民的付出。

在任何一个时代,一个有基本学术素养的历史学者,都不太会被这种情绪化的东西左右,他们关注的依然是史实与证据。但是对于不同的时代来讲,输出不同的内容却可以迎合不同的时代情绪。而问题在于,大多数普通人并不具备查证史料与辨别史料的能力。如此一来,历史也就在民间的传播中被篡改了——就如同现在真的有不少人对建国前三十年的“工人翻身”念念不忘一样。

总的来说,篡改历史之所以难,是因为篡改历史一来无法消灭所有的证据,二来一些证据被消灭之后,事情的逻辑也会改变。对于历史研究者而言,这些是可以通过考证进行复原和质疑的。但如果 要对大众传播这些东西的话,就可以片面选择事实,有时甚至都不需要考虑事实,直接传播结论的效果都挺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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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需要篡改,甚至不需要隐瞒,只需要稍微加一点主观感情色彩。

例如人类采集蜜蜂的蜜,你可以有以下多种表达方式:

人类养殖蜜蜂采蜜。

人类奴役蜜蜂。

蜜蜂无私献蜜。

每一种背后代表的意义都截然不同,而描述的其实是同一件事。


当你看到一段内容里有大量明显褒义或者贬义的形容词时,别怀疑,创作者正在试图影响你对这件事的看法。

例如:

曹操这个人很自信。

曹操这个人很自负。

曹操这个人很骄傲。

曹操这个人很自大。

这其实写的是同一个内容,改换词语往往不会干扰事情的逻辑。也不是阐述过程中必备的。

这就是私货。


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暗示俄罗斯是侵略者)

俄罗斯接受克里米亚加入俄罗斯的请求。(暗示俄罗斯是人心所向。同时强调俄罗斯是被动接受。)

克里米亚政府为了人民的利益请求加入俄罗斯。(你以为他在讲克里米亚政府请求加入俄罗斯?不,他在说克里米亚政府一心为民,代表了人民的利益)

类似的话术一大堆。

不只是形容词,还有名词:

资本家、民族企业家……这是一个东西。

人民群众(暗示这是绝大多数人,提醒你屁股摆正)

不明真相的群众(将发起者与大多数人切割,准备弄死发起者但法不责众,不追究其他人)

暴乱分子(将发起者和追随者一起否定,准备全部干掉)

只要熟练地掌握语言技巧,歪的说成直的不是梦。


一个人谋求升职,我们可以说他为了“进步”,为了“实现人生价值”,也可以直接来一句“不可告人的目的”。你看,语境完全不是一码事。

这是动机控制法。理论上只要一件事让一个人获益,我们就可以质疑他“不可告人的目的”。

最经典的莫过于“清君侧”。意思是说君主依然是好的,但君主被人蒙蔽了,君主身旁有坏人。如果你依旧效忠君主,那么你应该跟我一起“清君侧”。我这么做是为了百姓!

另一个说法就简单了,“造反”。

一个人定下一个目标,你可以说是“梦想”,也可以说是“野心”。

任何故事都可以两说,甚至三说,四说,五说。理论上可以不修改故事的任何一个点,讲出完完全全不一样的语境。

一般只有当作者直接在故事里开启说教模式的时候,人们才容易意识到对方在夹私货。真正的高手只需要调整叙事模式,修改形容词。


评论里有人提到死守。

死守(接到命令不惜代价守护,隐含视死如归,牺牲精神等正面成分)

防守、防御(中性词)

盘踞(占据该地,鱼肉乡里)


进阶版的还可以通过通篇褒义,但触碰读者的基本价值观,从而逆转对事情的看法,实现明褒暗贬。

例如:虽然你失去了双腿,但她失去了爱情呀!

再例如我的这个回答:



记住以下理论:

人其实是社会关系的集合体。

一个人要变坏,必须有人教坏他,或者社会在他面前给予了他类似于做坏事却可以有正反馈的结果,从而带偏思想。

一个人要变好,同样必须有人教好他,或者社会氛围给予他必须好的呈现。

任何人做的任何一个决定都是正确的(主观视角)。

这意味着什么?

这意味着没有任何人不能洗,也没有任何人不能贬,区别只在于你使用什么笔法,什么视角。

以及……

你胆子有多肥。


再给你们讲一点:情绪。这也是我这些年的一个重要研究感悟。

除非绝对理性的论述,否则所有的文字,底层都有一条情绪链条在走。就好像音乐的节拍一样。

一个优秀的文字工作者的终极追求,应该是触碰、了解、掌握,并运用这种底层情绪链条。

具体的手段千变万化。

这追求的是什么?这追求的是掌控当读者看到你想表达的东西的时候,的情绪。

你想他欢快,还是悲伤?想他纠结,还是感动?甚至复合情绪都可以做到。

具体……嗯,你们有兴趣可以自己研究。这玩意只可意会。

我能告诉你的一个要诀是:暗示。

在文字中不断暗示,每一个字符都可以是暗示。通过潜意识挑动别人的思想。

只能说,文字的魅力也许比你想象的要大许多许多。


有人说理科生歧视文科生。

其实不是理科生歧视文科生,而是中国文科不太行。不太行的原因有很多,其中至少有一半是不可说。

你这么想:

这帮家伙,文字功底溜得一塌糊涂,一眼望去就知道文章、宣传的执笔者在打什么小九九。日常没事就探讨人性。对人性的弱点了如指掌……

惹他一个不开心,起笔就是:东风吹,战鼓擂……

把你的史迹遍成九集,拿到天桥底下每天不停轮流播……

写不了正史,丫的就写野史……说不了你功过就讨论你动机,实在不行把你闺房里那点事拿出来探讨,惹得大叔大妈一个劲地笑。

别说,普罗大众还就爱看这个。什么秦始皇与孟姜女不得不说的故事、乾隆皇帝下江南寻花问柳……

忽悠是没法忽悠的,这辈子都没法忽悠,也就平时以礼相待,维持一个表面平衡而已。

呵呵,你为啥要培养这种人?培养安分守己听话的理科生,还可以用来996的理科生不香吗?

整体而言,文科生太多,对统治阶级来说绝对不是一件好事。

中国文化输出什么的弱鸡,是有原因滴。


十月革命

十月政变(普京原话。你看,整个意思都变了。)


如果你想知道什么地方话术最密集,那我告诉你:任何一个国家的历史课本和政治课本。

密集得不要不要的,全部都是既定立场下的话术花样。而且其实都不高明,但骗骗孩子够了。

从某种角度来说,文科生既是这些技巧的最终掌握者,又是这些技巧的第一个受害者。

虽然这种技巧是文科生所需要掌握的最重要得技能之一,也是文科生最有力的武器,但现实来说,文科生绝对不会系统地得到这方面的教育。

本质上,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学到的所谓文科,都是被阉割后的文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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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根据Ifop(法国民意研究所)的调查,57%的法国人认为苏联是抗击纳粹贡献最大的国家。

2018年,再次做调研的时候发现:

英国:

50%的认为是英国人

13%的认为是俄罗斯人

9%的认为是美国人


美国

47%的认为是美国

12%的认为是俄罗斯

9%的认为是英国人


德国

34%的认为是美国人

22%的认为是俄罗斯人

7%的认为是英国人


法国

56%的认为是美国人

15%的认为是俄罗斯人

11%的认为是英国人


别的国家我就不说了。

德国人居然认为是美国人。

看来挨打挨少了。


问题:那么再过50年,世界会怎么认为?

我猜,到时候二战可能是苏联发动的,而美国人帮忙德国人打赢了苏联的侵略吧。

毕竟据美国驻丹麦的大使馆都说了,解放奥斯维辛的是美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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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经的某些经典篇章都能被后世改的意思相反和前后矛盾,更别说其它了。当然你说马王堆也未必是原版,那就抬杠了。

诗词也被修改过,名著也一样,当然有抄书人的谬误,更有润色的可能,其实某些经典诗篇的修改还不错,比如李白的静夜思。可李白当年就是天下闻名的大诗人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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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茵行宫伯爵 提到了墨西哥,那我就举一个阿根廷的例子。

和墨西哥相似,对于历史上人和事物的看法,也是随着社会发展而产生变化的。

文明与野蛮?

19世纪70年代的阿根廷总统,著名的教育家多明戈.萨米恩托,在他的著作《法贡多》里,借批判地方考迪罗法贡多,批判了被视为野蛮人的胡安.曼努埃尔.德.罗萨斯。

罗萨斯长期生活在阿根廷的内陆地区,与不受西班牙殖民统治的印第安人的边界。被称为“荒漠”的内陆地区,那里荒凉,补给苦难,因此西班牙3个世纪也没有征服巴塔哥尼亚地区,反而有时候会被印第安游牧部落劫掠边境村镇。罗萨斯作为边境的军官,深知对付印第安人的战术,而且他也是个牧场主,还经营着许多腌肉厂,以对外出口盈利。

1806-1807年,英国人两次入侵布宜诺斯艾利斯,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市民组成民兵,内陆的高乔人也进军抗敌,虽然罗萨斯错过了战役,但是他开始萌生对英国人的憎恨。

阿根廷独立后,1826-1827年,贝尔纳迪诺.里瓦达维亚作为总统,倾向中央集权制,加强了对各省的控制。此外作为自由主义者,里瓦达维亚接受英国的自由贸易,降低关税,并且允许英国人建立商业社区,甚至允许他们建造新教教堂。

当时阿根廷有两派政治力量,一是里瓦达维亚这样的中央集权派,另一派则是联邦派。联邦派认为中央集权派的做法,侵害了各省的贸易利益,也不愿意担负对首都的负担,此外联邦派倾向保守派,对于自由派的自由贸易以及对英国新教文化的容忍,感到不满,希望保持西班牙殖民统治时期的重商主义与天主教的独尊地位。

1829年,罗萨斯作为联邦派的首领,发动内战,打进布宜诺斯艾利斯。他带着他潘帕斯草原上的骑兵,许多是高乔人,也就是混血的,在边境放牧的人群。在牧场,那些牧民是债务奴,和牧场主有着人身依附的关系,对其绝对忠诚,和平时期为主人劳动,战时则骑上马,拿上长枪为主人战斗,宛如中世纪的领主与扈从。

掌权后,罗萨斯作为联邦派首领,宣布对中央集权派的反对者进行毫不留情的压制,许多人被驱逐,比如萨米恩托这样的自由主义者,和其他知识精英被迫来到当时拉美相对开明宽容的智利。在一次策划的叛乱被发现后,罗萨斯甚至让组建起来的秘密警察们,大肆捕杀反对者,像杀牛羊那样割断他们的喉咙,然后把他们的头挑在长枪上在城里示众。

萨米恩托在《法贡多》里,以布宜诺斯艾利斯作为港口城市的商业、贸易、文明感到自豪,而他认为边境的荒漠,以及在那里生活的高乔人,代表着野蛮。罗萨斯带领着高乔人,统治阿根廷后,阿根廷陷入黑暗时代,正是因为边境的荒漠和高乔人,滋生着牧民对牧场主的封建依附关系,而这种关系让罗萨斯仇视自由主义,采用了专制、残暴、排外的统治模式。

1853年,对于罗萨斯的统治已经忍无可忍,地方考迪罗乌尔基萨,联合巴西帝国军队,渡过拉普拉塔河,向罗萨斯发起进攻。罗萨斯大溃,被迫流亡到英国,那个他厌恶的自由主义的国家,在那里,看到海德公园的反对者正在演说,罗萨斯对当地的英国朋友说:如果是我掌权,我就把他们都沙了。

罗萨斯被赶走后,乌尔基萨也成为了专横的独裁者,经过一系列斗争,19世纪70年代以后,随着米特雷总统借着巴拉圭战争之机塑造国家认同,整合联邦,加上自由主义时代,工业革命下的西欧、北美对消费品、原材料的需求剧增,加上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比如铁路、轮船、铁丝网、冷藏技术传入,还有阿根廷政府引进英国为首的外资,并且借助蒸汽轮船对跨洋旅行时间和成本的减少引进欧洲,尤其是意大利的移民作为劳动力,使得阿根廷的出口经济飞速发展。

阿根廷的牛肉、羊毛、小麦出口,为其带来巨额的财富,财富使得位于布宜诺斯艾利斯的联邦政府通过关税收入,真正整合了阿根廷,不再是19世纪前期那个松散的拉普拉塔联邦。除了中央集权的有效的行政机构,还有建立起来的学校、剧院、博物馆、街道、照明设施,和西欧没有什么区别。充足的财政收入,以及引进的后膛炮、重机枪,使得阿根廷的罗加将军(后来成为总统),发动荒漠远征,最终征服了巴塔哥尼亚,获得大量土地和可供出口的资源,而原住民惨遭灭顶之灾。

最后,由于阿根廷的气候类似西欧的温带,引进意大利为主的大量欧洲移民,阿根廷正式成为了白人占主流的“新欧洲”,那个在圣马丁时期,还有可观的混血人和黑人人口的阿根廷,已经完全变了样子。

这一时期,阿根廷一度成为过人均GDP位居世界前列的国家,社会主流拥抱自由主义,践行了萨米恩托的理想,而罗萨斯则是残暴、顽固、落后的小丑。

但是在20世纪30年代,随着大萧条,牛肉、小麦、羊毛的出口价格大幅度下降,需求减少,加上英国为了保护本国贸易与产业,强迫阿根廷签署条约,限制阿根廷商品出口量,更是使阿根廷的经济雪上加霜,也使得长期与英国的友好关系被重新审视。

此时和其他拉美国家,包括巴西、古巴、智利等,大萧条惊醒了60年左右的自由主义美梦,阿根廷等国发现自己并没有像自己想象的那样进入文明,他们存在许多问题,政治上少数寡头精英的垄断,广大民众的边缘化,缺乏选举权和社会保障;经济上的贫富差距,地方发展不均衡,出口经济对外资、海外市场的依赖,工业以初级产品加工的轻工业为主,民族工业因为长期依赖西方的工业品而被阻碍发展。必须要克服这些问题。

于是阿根廷的激进党赢得了选举,伊里戈延当选总统,得益于进步军人,以及冉冉升起的意大利移民工人阶级。但是后来,又被反动军官推翻了。军事独裁持续到1943年,最后在二战后期的民主化浪潮中被推翻,权力逐渐转移到胡安.庇隆手中。

胡安.庇隆(1946-1955年执政)统治下,发展民族工业,加强国家对经济的指导干预,对英国资本控制的铁路等经济命脉进行国有化,还一方面在妻子爱娃(庇隆夫人)的帮助下,拉拢社会边缘人群,加强对工人的社会保障,一方面加强国家对群众运动的控制。他的统治,与巴西的瓦加斯、墨西哥的卡德纳斯等人,被视为拉美的第一代民粹主义者。他可以说一面是提高了广大人民的地位和生活水平,一面是加强了社会控制,对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的操纵使他获得了巨大的威望。

但是,庇隆对军队、对大资产阶级、对教会等特权阶层以及美国、英国列强利益的侵害,使得他们反对庇隆,在1955年军队所称的“革命”中,阿根廷空军袭击了总统府,结果把附近经过的一公交车上的群众炸得粉碎,庇隆在军队的反对下下台,被迫流亡。

阿根廷在庇隆之后,政治、经济不稳定,尤其是经济,即使经历了庇隆等人的工业化、国有化,依然因为债务过多、缺乏市场、技术落后等原因,阿根廷不仅工业化失败,而且经济持续停滞,国内左右翼势力暴力不断,双方都组建准军事组织进行对抗,比如忠于庇隆的monteneros,甚至刺杀过反对庇隆的一位总统。1973年,年迈的庇隆返回阿根廷,但是不久去世。1976年,美国中情局支持下,阿根廷右翼军人政变,建立了魏地拉为首的军事统治,解散议会,禁止政党行动,对反对者进行残暴的压制,许多人被拷打、杀害,或是“失踪”(和皮大帅一样),这被称为“肮脏战争”。这激起了阿根廷国内更多的“城市游击战”,庇隆主义者和左翼游击队试图通过抵抗,结束军事统治。

1982年著名的马岛战争爆发,英国击败阿根廷,使得阿根廷收回马岛的计划破产。一方面虽然这是阿根廷军政府转移国内矛盾的手段,另一方面民众也为失去收复马岛的机会感到惋惜。在对外战争失败以及国内政治经济的持续恶化下,阿根廷加尔铁里政府被迫下台,1983年进行了民主化。

此时,许多阿根廷人重新评价罗萨斯,他们认为罗萨斯也有可取之处,很大程度上是在马岛战争前后,反英情绪,让他们想起了罗萨斯在1845-1850年,对英法联合的拉普拉塔河封锁进行的抗击。罗萨斯很大程度反对自由贸易对阿根廷本土产业的侵害,他虽为联邦派,但加强中央集权,试图建立一个整合拉普拉塔各省,维护其贸易利益的体系,维护一种在西班牙殖民时期的重商主义下,地方的工商业得到保护,而不是像许多拉美国家独立后选择自由主义,本土产业受到西方商品冲击而衰落的状态,因而不能满足英、法列强对拉普拉塔河自由贸易、航行的要求。

虽然罗萨斯最后妥协了,同意部分接受自由贸易,甚至放松了独裁统治,释放反对者,甚至归还没收他们的财产。但是罗萨斯很大程度在这一时期,因为抗英行为,而被一些阿根廷人认为是民族英雄,是捍卫阿根廷利益的勇士,而不是自由主义时期那个一无是处的暴君。

从更深刻的角度上看,萨米恩托的《法贡多》里对于文明与野蛮的评价,如果说1870-1930年的阿根廷人,认为自己以及走向了城市文明的大道,摆脱了荒漠的野蛮,成为被西欧接受的一员。那么1930年以后,不同阶层的阿根廷人,则不得不因为国内的政治、经济问题以及与英国的关系,看到自己虽然有了铁路、轮船、冷藏技术,有了和西欧一样的学校、剧院、大街,甚至人种也以欧洲移民为主,但仍然在不平衡的国内发展与不平等的国际秩序下,依然被萨米恩托所说的“野蛮”所困扰。换句话说,对文明追求的挫折,使得他们不得不重新审视野蛮的那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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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图我能用到知乎倒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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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隆平老先生说是……

但是我看到所有报道都说,他是1949年之前看到的。

所以我就知道了,一定是袁老自己老糊涂了,在乱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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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几天几个朋友聊起历史,正好有一个台湾的同学也在。当时正好提到孙立人,台湾朋友说:“孙立人是谁?”

“国军将领啊,远征军。”

“不知道。”

“汤恩伯?”

“没听过。”

“李宗仁总知道的,台儿庄那个。”

“没听过。”

“白崇禧?”

“不知道。”

“好吧,经国先生总知道吧?”

“这个肯定知道。”

“蒋介石?”

“那肯定知道”

“宋美龄?”

“知道。”

“宋子文?”

“不知道。”

“张学良?”

“那肯定知道的。”

“杨虎城?”

“他是干什么的?”

“陈诚。”

“好像听过,基本到我知识的边界了。”

“戴笠?”

“没听过”

“台湾历史都教什么?”

“就是世界宗教啊,十字军东征啊,你们刚才说的罗马帝国我都学过,不过抗日战争我们基本不讲的。”


今年是民国110年,距离民国38年败退的台湾不足八十年。且不说我共这边的诸多大佬,就是果党自己叱咤风云的诸多大佬,都已经被台湾课纲改的销声匿迹了。

至于像张自忠 王铭章这些为国家和民族流过血的英雄,更是早已消失在台湾历史课本中。

再过两年,你可以告诉他们,陈诚是唱歌的,汤恩伯是演戏的,李宗仁是跳街舞的,白崇禧是职业经纪人,捧红了李宗仁在内的好几个明星。至于孙立人,清华毕业,后来练田径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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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区都是人才啊,不看评论区我还以为九年义务教育普及的挺好呢。

第一呢,如果你问一个大陆人,不应该举这些人问,而是拿tg的大佬们问。待会可以给简单对应一下。

第二呢,就算这些国府大佬,很多也是出现在了九年义务教育内的。就,我跟着评论区才学会了一个词叫“九漏鱼”,这,还是挺有意思吧。

第三呢,好几位看到了重点,不是知道不知道的问题,而是对岸那边对自己的历史已经不怎么讲了。不讲真的,就是给篡改假的留下了巨大的空间。


说一下这些国府大佬在大陆这边九年义务教育的印记啊。蒋介石宋美龄不用问,宋子文在讲四大家族的时候,是宋家的代表。徐州会战台儿庄大捷有一张李宗仁在台儿庄火车站的照片。张学良杨虎城是西安事变的主角,陈诚在讲抗战时期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时放了一张照片。张自忠在讲正面战场后续的抗战中会讲到,北京还有张自忠路。这是我的初中历史课本上都有的,而且这些都是历史课绕不过去的大事件(除了陈诚)。汤恩伯比较有趣,历史课没有他,但是语文课有一篇毛主席在新华社发表的新闻稿,渡江战役时百万雄师过大江那个,会提到“战犯汤恩伯”,好像是在八年级的语文课本里面。其他,戴笠 白崇禧 蒋经国均未出现在我的课本中。孙立人是中国抗日远征军的英雄,他可不是孙元良这样的“飞将军”。王铭章是川军的抗日英雄,在徐州会战中已经以身殉国了。

然后给各位简单把国共的大佬地位对应下,很粗略,只是为了让各位理解下对岸已经把自己的历史简化到了什么程度,觉得不对的也不用向我汇报了。

蒋介石委座-毛主席,宋美龄-刘少奇,宋子文-周恩来,蒋经国-邓小平,张学良-张学良,杨虎城-王近山,李宗仁-林彪,白崇禧-刘伯承,陈诚-罗荣桓,汤恩伯-徐向前,孙立人-许世友。如果你想找大陆人问,可以按后半的部分来试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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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接到一个新四军题材电影,讲述的安徽宣城新四军烈士吕辉的故事,在当事人还在世的时候,感受到了历史真相的魔幻。

吕辉是安徽宣城、旌德、宁国、泾县四地党委创始人,1937年15岁时加入新四军挺进纵队,1941年皖南事变后,在泾旌宁宣边区组织抗日武装游击队,抵抗住了日军的围剿,解放战争时负责泾旌宁宣边区党委工作,1948年在国民党围剿时被敌人冷枪打中牺牲。

1946年宣城传奇新四军女战士刘光国被其感召,与好友仰惠卿女士加入游击队。

1947年仰惠卿与一名游击队苏北籍班长谈恋爱,两人准备私奔脱离游击队,被刘光国发现,刘光国劝说两人不要脱离部队,最后仰惠卿被劝离部队,由于山上仅剩一名女战士,刘光国被安排下山担任联络员工作。

以上是宣城地方党史办根据刘光国老人本人回忆,以及一些老战士回忆整理后,记载到当地党史里的历史小插曲。

宣城当地党史办把这件事当做刘光国传奇故事一部分,作为宣传资料宣传。

2018年春天五月,我与几名编剧一起,和九十多岁的刘光国老人一起求证了这段事情,老人依然能清楚回忆当时一些历史事件,与其他党史吻合。

我们一行继续前往旌德党史办寻找吕辉资料,意外在旌德看到这段故事另一个版本。

旌德党史办本地史专家在旌德县委接待了我们,告诉我们,当时仰惠卿与班长谈恋爱,被当时的部队发现,并且抓到准备脱离部队的两人,刘光国一直不知情仰惠卿要脱离叛变的事情。

两人被抓住后,对班长和仰惠卿审判后,发现班长准备带仰惠卿前往敌占区生活,有叛变嫌疑,最后对班长进行了枪决,仰惠卿被同属地方游击队的家人带回家。

听完这个故事,我开始有些唏嘘,不知道是该信哪个故事。

我们去宁国党史办的时候,介绍宁国有一位吕辉当年警卫员仍然在世,这位老人是吕辉当年警卫员,我们又去他家拜访了他。

老人回忆到这段故事时说,他是参与者。

当时吕辉和刘光国谈恋爱,但是没确定感情,仰惠卿和班长谈恋爱却准备前往敌占区,刘光国发现这件事情后,告诉了吕辉,于是二人在被抓住后,吕辉开始担心部队稳定性。

吕辉先把事情报告给上级,上级领导派来专员接走班长进行教育,在游击队驻地外进行了交接,班长被带回上级部队。

吕辉回到游击队后谎称已经将班长击毙,并且将仰惠卿交给在游击队的哥哥,仰惠卿从此脱离游击队。

而老人作为警卫员从头到尾都参与这件事,明明这件事有两个参与者在世,却讲述出了三个不同故事。

两位老人身体均很健康,思维清楚回忆当年其他事情,讲述起来不带停顿,其他事件均与书上吻合。

那么这件小插曲都是两个人亲身参与,可是讲述的故事就各有不同,带来的确实不同的感受。

还有一件事,陈毅当年在长征开始后,被留在苏区打游击,一直被国民党高压围剿,游击队一度只有几十人,1936年国民党派出三万多人,带着火油进山,在梅岭地区全覆盖式放火烧山,准备把陈毅与队员全部杀死在山中。

陈毅当时被困在梅岭一个山洞里,由一个叫张千妹的群众送饭,陈毅才在国民党围剿的日子里熬过来,几天后西安事变爆发,国民党停止烧山,陈毅躲过一劫,并写下著名的梅岭三章。

2019年我当时接手一部陈毅电影,亲自前往梅岭这个山洞,由当地陈毅纪念馆馆长亲自带领,馆长告诉我,这个山洞是当年张千妹在解放后,亲自带路,告诉大家确定位置。

可是我爬了很久山路后,来到当年陈毅躲避的山洞,发现那里根本住不了人,根本就是山洞,而是一块凸出的岩石,下面仅能站立一人,根本不可能让二十多人的游击队在这里躲避二十多天。

而陈毅一生再也没有返回此地,张千妹已经离世很久,那么到底陈毅躲在哪个山洞,没有人知道,但是每本写陈毅这段故事的书里,都写着陈毅躲在山洞里二十多天。可是那块岩石下,根本只能容人站立。

很久之前听马未都说,历史没有真相,只残存一个道理

刘光国老人于2020年去世,她的传奇伴随她远去,当年某些人身边无意发生的事,事后几年或者十几年,才在别人那里被记下来,写在书里,有的是当事人口述,有的是旁听,有的甚至是传说。

当历史一次有一次被记载的时候,书写者未必是亲身参与者,参与者却又不是历史的书写者。

所以历史可能真的只是一个后人猜测的结果,就如同古希腊,人们能找到所有的资料,都是公元10世纪左右,阿拉伯图书馆里,流传出来的抄本,没有流传记述,也没有早期文物,15世纪后才开始拼凑出一个古希腊,欧洲用了五百年去探索和记述古希腊,那么在资料都是二手的情况下,哪些是真的,那些是假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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