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真的很容易被篡改吗？ 第2页

再过五十年，人们回想起2020年的新冠疫情，“历史真相”只有一本被译成多国语言的《fangfang diary》。子子孙孙们都会拿着这本书里记录的情节当作对真相、对实情的记录，纷纷称赞这是一本“在被重重压迫之下依然勇敢写出被掩盖的真相”的好书。

50年后，美国在2020年抗击新冠疫情的表现彪炳史册，是当之无愧的抗疫主力——救助了最多的新冠患者、发明多款抗疫神药和疫苗，调遣了多台医疗船，连总统感染了新冠也继续奋战在工作岗位……最重要的是，美国不会放弃任何一个病人，好莱坞巨片《拯救大病雷恩》讲述了美国医疗人员不惜一切代价拯救新冠患者的故事。华人患者河山硕气若游丝的最后一刻依然感慨着美国医疗的温情和有序，黑人弗洛伊德在因新冠病情“不能呼吸”的时刻依然感恩着美国警察的勇敢与友善。

历史本身不容易被篡改，但可以通过潜移默化地改造和转换价值观，引导人看历史的角度和背后的利益取向，从而达到事实上“篡改”的作用。

同时，辅以各种断章取义，一笔带过，“详略得当”的篇幅调整进行误导；通过各种404和“不宜讨论”，人为设置一定的讨论禁区，强化“篡改”的效果。

所以，相对于篡改“史实”，更重要的，是塑造读历史的人的价值取向，不同价值取向和立场的人，看完全相同的历史事实，观点都是不一样的。

就像近70年来，对曾国藩、李鸿章、刘备、诸葛亮等等原本已有定论的历史人物评价那样，史实本身并没有变，但解读史实的角度变了，立场变了，得出的结论自然也就不一样了。

“路线错了，知识越多越反动。”

真相只有一个，我们无法改变，但如何解读真相，是我们和后世的责任，就是这种感觉吧。

凡是对后世影响深远的历史，很难被篡改。比如刘邦打败了项羽，秦始皇焚书坑儒，霍去病封狼居胥。

但是对后世影响较小，甚至没什么影响的历史不仅容易被篡改而且容易被遗忘。比如秦始皇的皇后是谁叫什么名字，这事儿就没什么人知道。再比如，兵马俑。在兵马俑出土以前，史书上对它没有半点记载。如此浩大的工程，如此众多的佣人，两千多年无人知晓。可能的猜想是有人系统性的隐瞒此事，竟能如此密不透风！

秦始皇到底是临死传位给胡亥还是扶苏，这事儿也无据可考。新出土的《赵政书》就说秦始皇临死就是传位给了胡亥，这跟《史记》说法不合。《史记》说秦始皇要传位扶苏，死后李斯赵高，篡改遗诏，拥立胡亥。但是问题在于，李斯和赵高的密谋，司马迁如何得知呢？所以《史记》这段历史有很大可能是篡改的。当然真相无从得知。

只是，无论是李斯赵高篡改遗诏还是秦始皇临终传位胡亥，其实对后世没有太多区别。就像佛指舍利是不是真的出自佛陀遗体，这个事儿其实也没那么重要。

历史的无数这种无关紧要的小细节都很容易篡改，而且要存在大量的误解，误读甚至误记。这也是为什么太过于纠结历史上的某些细节，尤其是权谋上的细节，没有太多意义。

大局势，大趋势是改不了的，主要的脉络是无法篡改的。

听说过《竹书纪年》吗？这才是最适合回答这个问题的例子。看完这本书，你就会开始思考：我们当下看到的历史，只是有人想让你看到的历史，而真正的事实真相，也许还长埋于古老而神秘的地底。

我们都知道，秦始皇统一中国后，采取了李斯的建议，对《秦记》以外的史书进行了大规模的焚烧，导致后人研究春秋战国以前的历史变得更加艰难，可这些史书并非全部化为了灰烬，其中就有一部史书由于长埋于地底，躲过了那场浩劫。

这部史书就是《竹书纪年》。

晋朝初年，河南卫辉市发生了一件大事，一个盗墓贼偷偷地挖开了一个古墓，墓中一片漆黑，目不能视，他在地上随处扒拉了下，摸到了一大把竹片，于是他点燃竹片寻找宝物，可是除了成捆的竹片，啥金银财宝都没有，他大失所望，骂骂咧咧的离开了古墓。

周围的村民发现了这个古墓，就告知了官府。来了几个官员，看竹片上写满了文字，密密麻麻，数量庞大，于是他们把竹片捆在一起，运往了京师洛阳。

晋武帝司马炎十分重视这件事，派中书监和中书令亲自进行整理。谁也没想到，这次意外的发现，竟然揭开了中国历史上惊世骇俗、惊天动地一件大事。

这本深埋于古墓的史书叫《竹书纪年》，是战国时期魏国史官所作的一部编年体史书，也是唯一一部躲过了“秦火”的编年通史。

它记载了夏、商、周、春秋战国89位帝王、1847年的历史，是十分宝贵的历史研究资料。

可是，当人们读完这部史书时，全都倒吸了一口冷气，仿佛看到了难以置信的东西……

比如，司马迁在《史记》中说，尧、舜、禹是脱离了低级趣味，道德无比高尚的上古圣王，他们的“禅让制”，是中国历史光辉的一页，这也是儒家推崇了几千年的一种至高精神。

更让人津津乐道的是，舜帝杀了大禹的父亲，大禹不计前嫌，没有任何抱怨，还坚守在治水的第一线，三过家门而不入，最终成功的战胜了洪水，舜帝就把帝位禅让给了大禹。

这些上古故事是不是听起来十分美好，让人神往？

可是《竹书纪年》彻底击碎了人们的幻想，里面记载道：

舜囚禁了尧，最后杀了他，然后夺得帝位。舜上台后，开始清算尧的死党，其中就包括大禹的父亲。大禹忍辱负重，靠着“治水”获得了老百姓的支持，就占领了夏这块地方，然后起兵击败了舜，将他流放于苍梧之地，最终凄惨而死。

再比如，《史记》说伊尹是一代贤相，先是辅佐商汤击败夏朝，建立商朝，然后教导太甲治理国家爱惜百姓，自己还不图名利，简直就是活脱脱的圣人。

可是《竹书纪年》的记载又完全不一样，里面说：伊尹流放了太甲，自己称王，结果被太甲潜逃回来暗杀了。

还有就是，《史记》说周朝“国人暴动”之后，是由周定公和召穆公共同执掌。

但是《竹书纪年》的记载则是：共伯和一个人代行了天子的权力。

后来历史学家们经过考证，发现事实就是《竹书纪年》记载的那样，共伯和一个人代行了天子的权力。

除了这些，《竹书纪年》在一些细节上也比很多史书考究，比如以前有人研究史料的时候，发现经常会莫名其妙的出现一个“梁国”，搞得大家一头雾水，但是这一点在《竹书纪年》中就有合理的解释，里面说，在战国时期，魏国的别称就是梁国，《孟子·梁惠王》其实写的就是魏惠王，这样整个历史就完整的串起来了。

看到这里，肯定有人会产生疑问：既然《竹书纪年》这么“靠谱”，为什么官方不认可它呢？

首先，我要说明一点，官方也没有彻底地否认《竹书纪年》，目前史学界也有很多人把它当作参考书籍，只是出于一些考虑，没有把它列为正史。

至于原因，我挨个为你分析下：

第一、中国正统流传的史书都是儒家流传，像西晋这样夺权篡位的行为，最不受他们待见。

第二、现在流传的《竹书纪年》已经不是最初的样子了，从西晋古墓出土的第一手资料，由于战乱和一些特殊原因，散落民间，流失了大量的资料。而特殊原因，比如说宋代理学大儒朱熹看到《竹书纪年》之后，觉得是对儒家圣王的侮辱，破口大骂，将其归为邪说，导致古本被遗弃，现在我们看到的版本，是经过南宋、元朝、明清和当朝数次收集考证重新编辑之后的版本，所以在真实可信度上，不如最初的古本。

第三、《竹书纪年》的编写时间和出土时间，让人不免产生怀疑。为什么这样说呢？首先，《竹书纪年》是什么时候编写的？平王东迁之后，三国分晋，在儒家看来，这是一个礼崩乐坏的时代，魏国得国不正，为了给自己找到政权的合法性，故意抹黑上古圣王，让篡权夺位变成一种十分正常的事情。

再者，《竹书纪年》是什么时候挖掘出来的？目前公认的时间是公元279-281年，这个时间有什么特殊之处呢？

公元279-280年，晋武帝司马炎发兵灭吴，结束三国时代，统一天下。

天下虽然统一了，但是司马家得国不正，一直被人诟病，所以有史学家猜测，《竹书纪年》的出现，有可能是为司马家政治服务的，既然上古圣王都是杀人夺权，我的老祖宗司马懿、司马昭的做法你们又有什么好埋怨的呢？

关于这些猜疑，我说一下我自己的个人看法：

我们了解历史的真相，按照可信度排序，可以分为三个层次。

可信度最高的是“史实”，比如，2008年北京举办了奥运会，这是可以得到无数亲历者佐证的事实。

可信度第二高的是“史料”，比如，一千年后，后人在北京挖出了鸟巢和奥运村的遗址，无数证据表明：2008年，北京举办了一场奥运会。

可信度第三高的是“史书”，比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当代史》记载：公元2008年，北京举办了第29届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

也就是，越不容易被人为篡改的东西，可信度越高。

那么我们回过头来看《竹书纪年》的真实性问题。

首先，我们肯定找不到夏商周那段历史的亲历者，所以了解不到“史实”。

然后，《史记》和《竹书纪年》都是人为记载的，也就意味着二者都有造假的可能性，所以我们不能用一部史书否定另一部史书。

所以，想要知道历史的真相，就必须从“史料”来入手了。

既然中国的历史记载从秦始皇焚书之后是一个明显的分水岭，那么，有没有可能有一些关于上古时代的重要文物跟随秦始皇深埋地底？有没有可能有一些从未露面的史书被完整保存？

这些问题的答案，必须要等到秦始皇陵地宫开启的那一天。

我相信，那一天，一定会是万众瞩目震惊整个世界的一天。

原文首发于我的公众号“枫冷慕诗”。

这是原文链接，大家喜欢可以关注下。

记载上古历史的奇书《竹书纪年》，到底有多颠覆认知？

人类语言无法有效描述的玩意用不着刻意篡改，你能篡改“仅用自然语言描述的代数几何”吗？你不能，你甚至不知道这玩意是啥……

就是让你把自己一生的经历记下来，你自己能不能保证没有错误?做某事的时间，地点，起因，经过，结果，心里状态。都能记住吗？

或者同学们各自写自己在学校的见闻，我们通过分析见闻能得出怎样的结论呢？

我们可以大概了解学校，校长，部分老师，部分同学以及发生的一些大事。

我曾经听说有女生卖，我把这事记了下来。你们研究我的记录，看到了这一则，认为这件事是真的存在还是假的？

我隔壁宿舍的人说丢了一千块钱，但有人说是他自己买了一双新鞋太贵不敢说是自己花的，就撒谎说是被偷了。

我和舍友下棋被逮，本来我不想下的，但他非要下，结果被逮了。我发牢骚责怪他，他说我没担当。谁对谁错?

我成绩不错，喜欢给人讲题。我以为他们会感激我，但有一次无意听到俩个被我讲过题的人说我太骄傲了，看不起人。

历史是人和事的集合，对人对事都有不一样的角度，不一样的结论。

就拿最后一个例子讲。“我”给人讲题，但那人背后骂我；“我”给人讲题时太骄傲，引发别人不满；“我”讲题的语气里充满了傲慢，以至于人们都骂我。

哪个适合当历史记录的文字呢？

我语气肯定不好，你咋这么笨呢?这也不会，那也不会？他听的也确实不舒服。谁对?谁错？我觉得委屈，他也觉得委屈。我以为我在帮助他，他觉得我在侮辱他。我觉得你有求于我就该低三下四，他觉得你成绩好也不能目中无人言语辱骂。

好了，这个事件百分百是真实的历史。又如何呢？

离我们越近的历史，即使被改动，真相还是很容易被发现。随着时间向前推移，可靠的佐证材料越来越稀少，真正的历史也就逐渐变得“不可考”了。当然“不可考”并不是“不可信”，只是是否“可信”其实已经转移到了一个偏主观的范畴。

就我在研究1937年华北抗战的过程中体会到的，抗战史中“篡改”这词可能有点过，但确实出现了过份夸大、过份贬低这类现象。很多时候由于缺乏佐证资料，而不得不使用文史资料中的个人回忆，导致错误大量出现。

无数的战斗被埋没，而个别的战斗被拔高而成为代表记录下来，久而久之，大量的战斗被遗忘，如果不去深挖资料，也就很难了解，有些甚至变得闻所未闻。

例如～

忻口下王庄战斗，一次打废了日军一个大队；

阳高保卫战，600中国军队硬扛日军3个大队，虽败犹荣；

中国空军突袭平型关口日本炮兵阵地，炸毙日军数十人；

第14集团军主动进攻前插至门头沟以西与第5、第6师团各一部鏖战近一个月；

沧州大血战，庞炳勋部与东北军49军密切配合，重创第10师团，毙敌数百；

……

还有涿保会战，此战刘峙部惨败，从永定河防线被日军击退至保定以南，刘也因此获得了“长腿将军”的蔑称。然而涿保日军投入的兵力实在惊人：

第14师团，第20师团，第6师团半部，战车第1、第2大队，野战重炮兵联队3-4个，还有独立迫击炮、独立攻城重炮、独立机枪大队，独立战车中队数个，更有航空兵团的支持。

涿保日军投入总兵力8.8万人，甚至超过同期淞沪战场的日本陆军人数；而刘峙手下仅有约10个步兵师，算上零零碎碎的各种部队总数不过12-15万人，国内优质作战资源被优先配置给上海战场。涿保正面防守宽度太大，除河流外无险可守，而那可忽略不计的人数优势显然不足以补偿日军的火力和兵种优势。纵使中国军队利用三条河流防线对日军造成一定的杀伤，但双方力量差距过于明显，全军败退只是时间问题。

涿保会战，中方战败不假，但以当时日军在华北方面投入的力量来看，任何将军出马都无法获得更好的结果。抛开双方实力对比而一味的贬低讽刺挖苦败者，这就是最廉价的“篡改”历史的行为。更何况，即使按照日方的统计，日军死伤4000-5000人，中方伤亡1.7-1.8万，战损比也不过1:3～1:4，中方的成绩远优于华北战场的平均表现。

那么我也来“篡改”一下历史～

9.14-9.24，刘峙部依托永定河，拒马河，大册河防线，以贫弱之部在平原地带力阻9万日军的攻势。在给予日军造成一定杀伤的同时，秉持“不以一城一地得失为重”的方针，攻守灵活，保存了大量有生力量，为后续的持久抗战奠定了基础。

当然，这段是个玩笑。

也许此文也是个玩笑。

完。

附涿保会战日军动用兵力：

师团直属步兵大队32个，炮兵大队12个，骑兵联队3个，工兵联队3个

战车第一大队

战车第二大队

独立轻战车第六中队

独立机枪第四大队

独立机枪第九大队

野战重炮兵第三联队

野战重炮兵第五联队

野战重炮兵第六联队

中国驻屯军炮兵联队（山炮大队欠）

独立攻城重炮兵第一大队

独立攻城重炮兵第二大队

独立攻城重炮兵第一中队

迫击炮第三大队

迫击炮第五大队

第三师团第一野战高射炮队

第三师团第二野战高射炮队

第三师团第三野战高射炮队

近卫师团第三野战高射炮队

近卫师团第四野战高射炮队

独立工兵第四联队

第二师团第一架桥材料中队

第二师团第二架桥材料中队

第十四师团架桥材料中队

第十六师团第二渡河材料中队

航空兵团

第一军炮兵情报班

第一军通信队

铁道兵联队、自动车部队、陆上输卒队、装甲列车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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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de-bao-99-69 网友的相关建议: 
      

不用说多少年前的历史，就说网络时代的彭宇案，李天一，马加爵案。有多少人被误导了，在资讯如此发达的今天，真相尚且很难呈现在大众眼前，何况是以前记录手段落后，随意编写的时代。

什么是历史，比如今天皇上打了太子一耳光，这记录下来叫历史，为什么打，都是记录者和后人的猜测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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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heng-zhuang-gong-68 网友的相关建议: 
      

确实很容易，易如翻煎饼。

先说在民间，篡历史的每时每刻都在发生。一个碰瓷的，讹了司机几千块钱，靠的就是篡历史，他说的历史和真实历史不一样。还有诬陷栽赃，也是篡历史。打官司的双方必然有篡历史的。

民间有大量篡历史的，而同样都是人，上面不比民间高尚，篡历史同样大量。

红军在井冈山、瑞金等地闹割命时，官方称他们为土匪、赤匪，说他们打家劫舍，杀人放火，共铲共七，天天喊着剿匪。各地老百姓听到的消息都是江西那边闹匪患了，都巴望国家赶紧把匪除掉。

如果红军失败了呢？

肯定我们今天看到的历史书就是另一个版本了。

再说个宋朝路线豆争的事。

宋神宗时王安石主政变法，好多保守派反对变法，阻挠破坏新法，例如司马光、苏轼。王安石就把他们都打为奸党，贬的贬，罢的罢。

宋哲宗元佑年间，司马光主政，又把王安石一派打为奸党，贬的贬，罢的罢。

宋徽宗时，蔡京主政，刻了“元佑党籍碑”，把司马光、文彦博、黄庭坚、苏辙、苏轼等309个反对王安石新法的人刻了上去，说他们都是奸党。

到后来蔡京被撤职死了之后，司马光一派又抬头了，把蔡京一派打为奸贼。

历史就像翻煎饼一样。

不过从此以后进入宋金战争时期，主要精力在打仗，蔡京一派就没有人为他们翻煎饼了，他们奸贼的名号也就遗臭万年了，司马光一派就永远伟光正了。

可是，真实的蔡京并不坏。

对内，他一生都在克服保守派重重阻力，励精图治，打击豪强，充实国库，扶贫救弱。蔡京很崇拜王安石。蔡京年轻做县尉时，看到家乡水患严重，老百姓困苦不堪，就上书朝廷请求兴修水利，筹钱70万贯，修了木兰陂水利工程，至今还在利国利民。这主要是王安石新法和蔡京的功劳。但是他的这一功劳硬被后人给抹去了，甚至还是保守派官员到皇帝那里告蔡京修木兰陂水利是为了迎合古谶，想谋权篡位。这些保守派什么事都能干出来，可是现在都还夸他们好。蔡京执政后，在全国办官学，办养老院，让穷人的孩子免费上学，让贫困老人进养老院颐养天年，给穷人免费医疗，还专门划拨土地给买不起坟墓的穷人安葬。还废科举，兴新学，办了书学、画学、算学等专业学校，实行小学、州学、太学三级考试升学制度，学生考试的路费也由国库负担。我想，如果中国从那时起一直实行专业学校的话，说不定牛顿、莱布尼兹就生在中国了。蔡京废除旧盐钞，使用新盐钞，让富商巨贾辛苦盘剥的财富一夜化为乌有，使财富得到少许平均，而保守派官员则指责他坑害“良民百姓”。我想这也应该是蔡京被骂为奸贼的一个原因。至于蔡京生活奢侈，通过走后门拉关系上位，也很可能是敌对派的诬陷栽赃。

对外强硬主战，联金灭辽，收复燕云十六州。

而司马光呢，也不是像某些人的宣传给我们造成的那个伟光正的形象，也不是与“华盛顿的斧头”类似的“司马光砸缸”的故事里说的那样聪明。他一上台就立即发布神宗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脚议，彻底否定王安石的新法。当然，我在此不说他这么做是错误的，不然又陷入了毫无结果的争论中了。但是他割地给西夏求和，真就无法洗了。

如果西夏有什么杂志的话，肯定要把司马光请到封面上。

自己都满眼的迷津，不知道他专门写给帝王指点迷津的《资治通鉴》能有几分价值。

现在都骂秦桧是汉奸，可是在秦桧身上我们看到的是伟大的司马光影子。咦——

保守派把金国入侵和农民起意的原因都归于蔡京、童贯，这也是他们被骂为奸贼的一个重要原因。其实把这些原因都栽到蔡京、童贯身上是不对的，保守派也难辞其咎。保守派对新派的阻挠破坏，连修水利他们都要挑刺找茬，老百姓吃不饱闹事，造成北宋灭亡，能说没有他们的原因？而且保守派认为割地赔款，当缩头乌龟就能永保太平根本就是错误的。再说，即使北宋灭亡的原因全怪蔡京、童贯，也不能说他们是奸贼，至多只能说他们的策略不当。童贯这个人，伐青海，攻西夏，平方腊，联金灭辽，收复燕云十六州，都立下赫赫战功，凭哪一点能说他是奸贼？

但是保守派仅因为政见不合，就能骂他们是奸贼，一切的锅都甩给他们，还反说他们走王安石路线是守旧派，把自己洗得像白莲花一样，还用官编的民谣污蔑他们——打了桶(童贯)，泼了菜(蔡京），便是人间好世界——以显示连老百姓都厌恶他们。人都喜欢拿民意说事，没有什么能比让老百姓都恨还坏的了。

宋史为了蔡京，还专门首创了奸臣传，把他列为六贼之首，宋史对他的评价是: 京天资凶谲，舞智御人，竭四海九州之力以自奉。

今天，蔡京、童贯在大众眼里是奸贼的形象，与史书有关系，也与水浒传的广泛传播有更大关系。而水浒传的作者，不能不说受到了北宋保守派史书的洗礼。

还能再翻一次煎饼不？

难啊！改历史，易，也不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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