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觉得他们的很开多研究很有意思,但配不上获奖。诺奖和国外学术界(迪弗洛是ARE主编)这么看重相关研究,恰恰说明他们根本不懂得发展中国家扶贫的真正困难。
从研究方法上,就像迪顿之前批评的,随机对照组实验方法(RCT)在心理学、教育学等社会科学源源很久,根本就没间断过。这些领域和行为经济学、人力资源(教育)经济学相互渗透,所以对经济学帝国来说RCT根本算不上新方法。
如果把获奖理由限于“用RCT解决贫困问题”,那么核心问题是在扶贫领域,用RCT研究扶贫技巧是最不重要的方向。
真正了解发展中国家贫困的人,会对其中的大量研究嗤之以鼻。如果一个学者对基层干部说“我在坦桑尼亚用10万美元做了一个激励学生入学率的实验,我发现……”。你猜官员会怎么说?他肯定会说“我有10万美元还用得着你”?
就像沈建光批评的那样,这些研究得到的很多扶贫技术技巧,在实践层面是很容易总结的,是“干中学”可以轻松获得的,根本不需要煞费苦心的实验。任何一个国内超级中学,比如衡水一中、毛坦厂中学、郸城一中,他们校长激励老师授课、学生入学的手段,比学者们提出的方法丰富太多。然而是其他学校领导不懂这些激励技巧,需要学者推广么?不是,是其他校长根本得不到类似支持。
这些RCT研究本质上就是给定资源,看哪种扶贫技巧更有效率。可就像前文讽刺的那样,实际中扶贫最关键的是如何提高资源。所以从更广义扶贫的角度,研究宏观制度的发展经济学家更值得获奖。
哪怕是研究扶贫技巧,对发展中国家来说,核心也不是用哪些手段激励被扶贫对象,而是激励扶贫人员减少腐败。
如果一个学者对官员提出根据他研究,提供种子、山羊、小额贷款的扶贫效果如何如何。你猜官员会怎么说?官员会说“怎么保证村支书不贪污”?
从这个角度看,同样利用实验方法,但研究方向是发展中国家驾照考试、桥梁建设等领域腐败的MIT学者Olken,其实比他的同事更值得活动诺奖。
RCT实验在行为经济学、教育经济学等方向是很有价值的,甚至对发达国家研究自身的社区管理(贫困)也很有帮助,但是对发展中国家扶贫问题却是最无力的。因为这类RCT实验都默认扶贫者充满资金和扶贫激励,可对发展中国家来说这些恰恰是最欠缺的。也正因为此,这些研究大多根本没有推广价值,用实际工作的俗话说就是“领导一变就换样了”。
总之,在我看来今年诺奖得主的研究有意思,但研究和应用价值都不够诺奖的份量。
今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给到了MIT的发展经济学家Abhijit Banerjee、Esther Duflo,以及哈佛大学的Michael Kremer。
这三人的主要贡献是,使用随机田野实验的方法评估发展中国家的公共政策,包括如何提升教育、健康水平和农业发展等。多数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问题,正是贫困儿童无法获得高质量的教育和卫生资源。三位诺奖得主的研究,对这些议题有着重大的意义——当我们知道问题出在哪里的时候,该使用怎样的手段去解决它们?
田野实验的方法,一般是随机把人(学生、教师、农民等)分成实验组和对照组,人为地对实验组实施某种政策干预,再和对照组进行比较,看干预是否有效。它的好处就在于可以排除一系列其他干扰因素,把所观测到的影响都归因为政策干预。
在教育方面,Banerjee和Duflo发现出勤监督和支付额外出勤工资可以有效降低印度教师的旷工率;而力图促进社区在教育方面的参与,以及降低学生-教师比例,并不会提升教师的努力和学生的学习成绩。他们也研究了不同教育方式对学生成绩的影响,并发现年轻女教师可以显著提升差生的读算水平,计算机辅助学习可以显著提升学生的数学成绩,而跟踪学生表现则可以让教师更有效地针对差生进行教学。
在一些非洲的实验中,Duflo、Kremer和斯坦福大学的Dupas三人研究了健康和农业等方面的议题。他们发现,教育补贴会减少青春期女孩的辍学、怀孕和结婚的概率,但不会影响得性病的概率,与此同时,政府关于艾滋病的教育课程则会降低后者(有意思的是,男性安全套和HIV测试也不能降低艾滋病患病率)。另外他们也发现,肯尼亚当地农民对化肥的使用较为不足,会等到农作物较为成熟的时候才开始购买化肥,而使用一些小小的价格折扣,就会激励他们在合适的时间购买化肥。
还有一些其他有意思的实验:Banerjee、Duflo等在印度实施了小微贷款的项目,发现小微企业的投资和利润都有所上升,耐用品的消费也有所上升。同时他们还发现,由于项目知情者更愿意把项目相关信息告诉朋友和认识的人,信息传播这一机制也会对贷款项目的效果有着重要形象。在一个跟进实验中,他们发现,通过村落里交友广泛的个体(社区红人)来传播政策项目的信息(如小微贷款、疫苗等),会显著提升政策传播率,从而提升政策效果——比如说,在社区红人传播信息的村落,疫苗接种率就要高出22%。
当然,随机田野实验的方法也有一些弱点,主要在于外在效度:在印度村落被证明有效的政策,可以推广到巴基斯坦,或者乌干达吗?政策干预是否有效,很可能要依赖于一个地方的文化和社会结构,一个政策即便被证明有效,其应用范围也许并没有想象中的广泛。
最后,一点小小的八卦:Banerjee是Duflo在MIT的博士导师,现在两个人是夫妻。
高赞大佬都在说Esther Duflo和Abhijit Banerjee这对学霸眷侣,顺便来聊一下Michael Kremer这位讲课颇为乏味的教授吧
第一次看Michael Kremer的文章应该就是图片里面这篇,影响很广很大,同时争议很大。也通过这篇文章,很多人看到很多在中国理应顺其自然被解决掉的贫困,健康,教育问题, 在非洲国家,尤其是Sub-Saharan国家,现在依旧是非常严重的问题,比如寄生虫病的防治。Deworming这篇文章探究了除虫项目对于社会和教育的影响,以及其深远的外部性影响。当然,最重要的还是这篇文章在方法性上面的创新,我记得当时在讲座上面Prof Bandiera就说Michael Kremer是将RCT带进发展经济学研究的先驱之一,当然,RCT是否科学有效,以及围绕这篇文章后续LSHTM的两位学者对于其中研究数据和结论,以及最终结果的诸多质疑这些都还有待观察。RCT固然存在争议,包括Duflo and Banerjee关于Microfinance的大量研究所呈现的Mixed results,以及国内群众对于Grameen Bank等扶贫措施的嗤之以鼻,也不能否认RCT研究在对于现在微观发展经济学中的一些问题,诸如健康、教育改革(人力资本),私营部门发展策略等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我猜测,诺贝尔奖这次可能更多的是结合了发展经济学这个异端经济学(终于不是自由而无用的分支了),以及RCT方法对于经济学研究的影响综合考虑的吧。
附Kremer教授无聊的讲座以及美颜一张
今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有一些出乎意料,授予了MIT的经济学家Banerjee和Duflo夫妇和哈佛的Kremer,以表彰他们对发展经济学领域,尤其是人类贫困方面研究的卓越贡献。夫妇同时获得诺贝尔奖,在整个诺贝尔奖的历史上也只有四次,而对经济学奖而言,这还是破天荒的头一遭,不可谓不是一桩美事。
并且,和以前德高望重的经济学奖获奖者相比,今年的三位也相对比较年轻,都还处在当打之年。 而今年的诺奖也表明了当代研究的一个越来越明显的趋势,那就是不仅仅看重学术的贡献,而且还看重研究给现实世界带来的影响。
「贫困经济学」这个领域听起来比较陌生,其实相比最近几年的其他诺贝尔奖获得者而言,Banerjee的研究其实和我们的生活更加的息息相关。为什么贫穷如此的难以克服?为什么越穷的人越不愿意投资自己的学习和能力培养,反而更加沉溺于电视、游戏机?Banerjee的工作对于人们理解贫困非常的重要。像很多悖论:为什么贫穷的人反而喜欢买电视,游戏机,而不去投资自己学习?为什么贫困的人反而更容易没有生活规划?
这些在过去经常被认为是个人的品质,或者说的「上进心」的问题,但是一旦把这些归因于道德,那么政府的政策就很容易变成道德说教。而Banerjee的工作则纠正了这些看法,并且解释了其背后的经济学原理。比如说,因为贫穷的人生活往往有更多的烦恼,所以相对而言,比其他人更加需要哪些让人减轻烦恼的工具——像电视、手机、垃圾食品和游戏机。而如果投资到个人的学习上,那么往往这种投资回报的过程需要很长的时间,而穷人因为经济上的原因,其耐心往往是缺乏的,而在这期间的生活也依然会更加的烦恼和乏味。
在健康上其实也是一样的。Banerjee夫妇发现,穷人花费在健康和医疗上面的金钱和时间并不少——甚至等于乃至高于中产阶层——但是效果却并不好。为什么呢?因为穷人往往缺乏必备的医疗和卫生的知识,往往要等到病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采取看医生——他们还更加倾向于那些「下猛药」的医生,因为他们认为这些医生是「好」的。但是事实上「下猛药」往往会带来抗药性和过度治疗。这种重视治疗轻预防的态度,让很多穷人不但经济更加的紧张,身体也受到了摧残。进而影响到了下一代的教育——根据研究,身体状况较差的孩子往往在上学的时间较少,毕业之后的薪水也相对为低,贫穷,就这么「遗传」了下来。
在理财上,Banerjee的研究也揭示了利率倒置的现象。穷人往往需要借小贷、短期贷款,然后付出极高的利息。原因也是因为穷人往往拥有更高的金融风险——他们往往收入不稳定,又无法从银行获得周转的资金,所以更加的依赖于这些高息小额贷款。而这些小额贷款让他们更加无法拥有储蓄来抵抗风险。
如何才能阶层跃迁,从贫困到中产呢?或许个体户创业是一条路。但是对于极端贫困人口而言,要获得创业所需要的本金可谓难于上青天。而一个更实际的选择往往是政府机构的工作。因为相对而言,各国政府的工作机会都非常稳定,这会让穷人有机会进行长期的机会,增加了自己的思维「带宽」,进而实现家庭从贫困到中产的跃迁。
Banerjee的研究对中国也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因为中国也是发展中国家,也有一些人处在贫困和焦虑中。而人们往往会认为,要战胜贫困,必须要剧烈的改革。Banerjee认为这非常困难,也并不需要。在目前制度上进行改良,往往就可以带来很好的效果,并且增加人们对政府的信任,这一点上,他的观点和2017年的诺奖得主塞勒是一样的:小的改动,就能带来大的影响。
政府是作什么的?政府是用来解决市场解决不了的问题的。而穷人的问题,正是因为市场失灵。穷人往往缺乏必要的信息来做出正确的决策,穷人也经常因为生存而背负了太多的责任,而无法做出最优的决策。从这个意义上讲,Banerjee的研究给政府提供了全新的视角来理解贫困,从而对症下药的从政策的角度来减轻贫困,并且最终战胜贫困的机会。
有点失望吧。
不是对这三位经济学家失望,他们真的是发展经济学界的翘楚和领军人物了。
而是对经济学奖有些失望。
搞RCT能得诺奖……只要肯花钱肯花时间,没啥内生性,这玩意儿就算ols都能发文章,还没什么卵用……
没有什么原创性的方法和思想性的贡献,这跟和平奖有什么区别……
经济学界计量和理论的大牛们,又不是都死绝了……
下午刚看到有文章在喷经济学奖越来越乱发,吐槽search model都能拿诺奖。结果今年更打脸,RCT都能得诺奖……
当然,我也只敢在这里胡言乱语发几句牢骚,有人骂我我就匿名……
更新一个张晓波老师的评价,我觉得很中肯。
以及……如果真的不知道Dufluo怎么做到不到五十岁夫妻双双拿诺奖走上人生巅峰的,就别说话了……不是什么光彩的事情……
她和Banerjee那些破事儿……几年前就已经是学术圈的“美谈”了,都八卦到中文论坛了,狗血洒了十八公里。
当然怎么说呢,说起来也很复杂,Dufluo她能力还是很强的吧,但有时候,能力强和走捷径也不矛盾吧。
(更新:某课堂上,国内某知名经济学大佬说,Dufluo的文章都是Banerjee写的。他大概也就那么一开玩笑,但至少说明学界很多人,甚至很多大佬,都是这么想的吧)。
所以讲理论就讲理论,别吹私生活了。
如果他俩能以诺奖学霸夫妇获得美誉,那我觉得你们都欠钱璐璐一个道歉。
答主: @顾致宁
今年颁了一个我还算熟悉的领域和一个我还算熟悉的方法论,可以稍微分享一些不成熟的观点。
Banerjee, Duflo和Kremer的主要贡献是在因果识别中使用随机控制试验 (RCT)。作为一种方法论,RCT在发展经济学这个领域内“扩散”速度极快,以至于最近5,6年以来,RCT已经成为发展经济学里因果识别的金科玉律。用RCT重做已经存在的问题成为了一个重要贡献,值得在论文和研讨会上单独拿出来强调。从这个角度上来说,最初将RCT引入发展经济学的BDK的影响力的确大。
RCT的最大优点是识别干净:如果执行完美,试验组/对照组之间结果的不同必然来源于干预 (treatment) 本身,而不是一些其他的因素。与其他识别方法 (DiD, RD, IV, etc.) 相比,RCT的执行是可知的,从而任何对因果识别可能造成影响的因素也是可知的。 而其他识别方法永远存在对因果识别造成影响的不可知因素。从这个角度上来说,RCT要比其他的识别方法更加稳健。
有人可能会置疑RCT的贡献,认为试验的主要困难在于具体实施,而在理论方面贡献很小。对这个看法,我想简单地说两点。首先,我认为,实证经济学最高的成就应该是理解现象背后的机制。而要理解机制就离不开各种各样的理论和模型。在这个过程中,如何从各种不同的模型之间区分出正确的机制/模型十分重要。RCT能以最清晰的方式建立基本的事实基础 (empirical facts)。而这些新的信息有助于我们区分不同的理论。并且由于RCT识别干净,在构建事实基础时比其他的识别方法更高效。在我看来,贡献较大的 RCT paper 不会止步于只估计 treatment effect,而会基于这些 causally identified moments 去验证,区分不同的理论,甚至指出现有理论的不足。譬如说 Bryan et al (2013) 对孟加拉国农村外出务工人员的研究就指出现有理论无法解释发展中国家农村人如何决定是否外出务工。(我相信了解中国城镇化进程的人都会理解这项研究的重要性)。又比如Emerick et al (2016) 对是抗涝稻和化肥投入之间关系的研究揭示了在不确定环境中保险市场的缺失对穷人的巨大影响。毫无疑问,如果没有RCT提供干净清晰的因果识别,要想得到这些对现象背后的机制的理解会更加困难。
其次,RCT为政策制定和评估提供了科学的方法。我看到在这个问题下面很多回答在强调我国扶贫政策的巨大影响力和近40年来所取得的成功,并以这些成功来否定RCT以及整个发展经济学的意义。我个人认为这一观点值得商榷。首先,RCT作为一种评估方法,与一国政府在扶贫方面的努力和成就并无直接的冲突。否定科学方法在政策制定和评估中的作用并不能证明我国扶贫政策的优越性。一贬一赞毫无根据。其次,我们必须注意到中国扶贫工作的成功是建立在对中国贫困问题的深刻认识之上的。而作为一种科学的评估手段,RCT恰恰能够加深我们对贫困原因的认识。想要强调中国在扶贫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就更应该认识到RCT在政策制定方面的重要意义。与此同时,发展经济学家们并不否定政府在扶贫工作中可以发挥的巨大作用。事实上,Rohini Pande 在今年6月份受到VoxDev的采访时就强调了政府在扶贫工作中的角色。
通常来说,获得经济学方面诺奖的贡献一般都离前沿比较远。但就研究范式而言,单独的RCT很难说是研究的最前沿了。首先,好的RCT研究讲究知微见著:通过一个或几个关键性质的区别来区分不同的机制和理论。然而更多的RCT往往只做到了“知微”,并没有达到“见著”。使得研究的意义仅限于评估项目的(短期)效果而并没有指出出现这一效果的深层原因。其次,从方法论的适用性而言,由于现实条件的限制,RCT往往只适用于研究某一类问题。在整个学科都在追求识别的"纯度"时,不免会扭曲研究人员在选题时的激励。再次,简单的 model-blind RCT 只能用于研究“小”问题:一旦研究样本过“大”,由于一般均衡效应,对照组的结果就会受到试验组的影响。如此一来,简单地比照对照组和试验组结果就无法被解释为 treatment effect。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随机将北大学位证颁发给全国一半人之后观察全国人民的收入情况并不能得到北大学位对个人收入的影响。因为这个原因,Bryan Chowdhury 和 Mobarak 在扩大他们在孟加拉国农村外出务工的试验时就特别强调了可能的一般均衡效应。
1、面对现实。
如果去问广大年轻人,你们对市场经济和私人财产持什么态度?得到的最广大多数回答是:
“为何我们需要对市场经济和私人财产报以尊重?
我凭什么尊重这种狗屁规则?凭什么比我毕业早五年的同事明明没有我优秀,却买到了一座我现在需要三倍价格才能买得起的房子?凭什么那些终日游手好闲、无所事事的深圳农民什么都不做,一天收的房租比我这个勤劳好学的优秀工程师几个月还要多?凭什么那些房东打打麻将,一年房价上涨的好处比我一辈子勤勤恳恳工作还要多?我现在没有钱、没有女朋友、没有时间,很快连青春和希望都没有了,在这种情况下,你还让尊重市场经济和私人产权?凭什么?QNMD,该死的市场经济和私人产权!都去死! ”
一部分年轻人称自由主义为:“自由的压迫员工,自由的炒作房价”
生活看不到真正改变的希望,而且又体会过类似于蛋壳公寓事件的悲哀,当资本套利而走、房东呼喝上前,又有谁还会继续保持对所谓市场经济和私人产权的尊重呢?
经济地位决定意识形态的方向。自由主义思想对市场经济和私人产权的坚持,使得自由派不可能获得大多数新生代年轻人的认可。
新一代的大多数将自由主义思想视为给资本、买办张目的洗脑,对其极力声讨,乃是新生代经济利益决定的,而非一种单纯被迷惑。
——大华人必须面对现实,不能逃避现实!其实因为房产金融化,中国已经走到了革命的边缘。
2、观察细节。
我们观察年轻人的呼声,真的是反企业家吗?可以肯定,并不是。
中国年轻人反的,不是实体制造业的华为、大疆、老干妈……
反的是房产金融的吸血得利者,反的p2p之类虚拟金融的金融诈骗,反的教育资本化……
直接说年轻人反自由市场和企业家,实际是扩大矛盾,这种扩大矛盾正好会被海外反华的国际犹太金融财阀利用。
记住:年轻人反的是:房产金融化的“新城市地主阶级”,虚拟金融的金融诈骗犯,教育资本化的教育资本家,医疗资本化的医疗资本家,娱乐至死的娱乐业过多榨取了社会财富再分配。其中,这些问题中,最大的问题就是:房产金融化的“新城市地主阶级”
有人说,中国房价和国际犹太金融财阀有什么关系?
实际上,关系大了。
这里必须谈一下中国房价高启不降的根本原因,在1997年以前,中国的房子不是这样的。后来的房价虚高,是房产金融化的过程,这个过程又是什么力量,里应外合搞起来的?
1997年后,中国的房产是输入性被香港模式感染,国际犹太金融财阀的马仔李嘉诚作为先锋官,来中国内地传授经验,连公摊面积这种绝户把戏也是李嘉诚带进来的。
关于香港的房产金融化,是导致今天香港被美国严重渗透并整个社会青年废青化的主要物质原因。具体展开请看:
美国犹太金融财阀用房产金融化,成功渗透侵蚀了香港,并把整个香港青年人变成了房产金融财阀的丧尸大军。——美国犹太金融财阀用房产金融化,在中国全面的铺开,也是要全面把中国新一代年轻人变成房产金融化的债务丧尸,使中华民族被彻底绑架在房产债务的火堆上炙烤,使中华民族彻底丧失活力;同时利用房产金融化进行种族绝育,达成让中华民族亡族灭种的目的。
为了实现以上目的,国际犹太金融财阀构建了反中国中央的三角联盟。包括:某些地方政府,银行,地产商。这个三角联盟靠国际犹资的注入作为催化剂。
国际犹资,通过利益诱导和间接投资,把地方政府,银行,地产商,捏合成了一个利益共同体,形成房产金融化问题,是拉高房价最初的本质原因,这种趋势一旦形成,国际犹资就可以躺着赚钱,同时挑拨离间中国地方与中央关系,甚至架空中央。
这个利益共同体,对下可以抬高房价吸血中产工薪,对上可以通过高房价把中央政府的税节流在地方。高房价换一个角度说,是地方政府、银行和地产商在国际犹资的催化下,再跟中央抢税,架空中央的过程。
国际犹太金融财阀的以上行为在把中国的一些地方政府、银行及其地产商,构建成在自己领导下的买办。同时对于因地产金融化产生的个别地方干部、银行干部及地产商,国际犹太金融财阀负责把把他们的黑钱洗到海外银行或者离岸基金中。而这些银行和离岸基金都有犹太金融财阀把持,既可以赚取“洗钱”的手续费,又可以彻底控制买办地方干部、买办银行人员及买办地产商的所有金钱,把这三类买办彻底变成自己的马仔和在中国的代理人,甚至成为国际犹太金融财阀的反华马仔。——这就是卑鄙的外邦魔鬼,用金钱利诱,把人变成吸血吃肉中华民族恶鬼的过程。
中国的人口问题,发展问题,房产金融化是第一大问题,这个问题解决不好,到本世纪中叶,中华民族将功亏一篑,将成为国际犹太金融财阀及其买办马仔的彻底奴隶!
《21世纪“新城市地主阶级”》:
3、细化资产阶级,找到主要矛盾。
(1)区分民族资产阶级和买办资产阶级。前者要支持,比如华为、老干妈、大疆这种。
反对应该是买办资本。
买办资本,就是外国人投资,在中国作为外国资本白手套的资本。尤其是那些国际犹太金融财阀投资而在中国割韭菜的企业,他们是买办资本。比如某些电商企业,打着电商的名义,搞网络放印子钱,搞高利贷,这就是典型犹太财阀代理人的行为;他们甚至要染指中国政府的发钞权;他们垄断本应属于公权力控制的大数据;他们基于互联网搞产业生态链垄断妄图形成李嘉诚一个人统治一个香港的模式。他们为国际犹太金融财阀在中国搞人种替换服务,通过广告和影视投资,在中国媒体娱乐广告业推广华女配白男,华女配黑男的逆华人主义;他们推广反华女权;他们推广华人自恨,贬低污蔑华人男人;他们用媒体制造中国的媚外气氛……
凡是有以上行为的企业,基本可以肯定,这家企业具有买办性。
(2)区分实体产业资本和金融虚拟资本。制造实体商品且能大量解决就业的企业就是实体产业资本,这个不应该反。要反金融虚拟资本,比如p2p,炒房、炒币、炒鞋之类。
之所以产业资本996,并非是因为产业资本本身,根本原因是金融资本赚取了更多的利润并压缩产业资本的生存空间,造成产业资本不得不通过压榨工时求生存。
中国人如果反金融资本,彻底限制金融资本的寄生饕餮,产业资本的利润空间加大,反而工人会提高工资,996现象会减轻。
(3)解决房产金融化、教育资本化和医疗资本化,这三大资本大山。
4、谁是大boss?
打游戏我们都知道,在一关,如果我们不能把该关的大boss打死,非但过不了关,而且小怪是无限刷的。
谁是资本世界的大boss?
人类最大的资本boss是一小撮国际犹太金融财阀,他们制定了全球的资本规则,是造成我们被房产金融化绑架,高房价买不起房的源头。因为房产金融化的规则是他们制定的。也是他们造成教育资本化让我们孩子得不到廉价基本教育的源头。也是他们把中国劳动人民定义成“打工人”奴隶,996给美国制造实体商品,而换取他们发行的绿纸(美元)的。
《“打工人”与美国民主党的野望》:
5、防止被国际犹太金融财阀趁虚而入。
国际犹太金融财阀很清楚中国的形势,因为大部分形势就是他们造成的。了解中国的房产金融化造成阶级矛盾,国际犹太金融财阀就可以打“马恩牌”,利用中国社会阶级矛盾,出钱支持在中国搞国际犹太金融财阀领导的“托派”反政府势力,利用自己当初造成的中国阶级矛盾,推翻中国现政府。推翻了政府,犹太财阀趁机低价收购中国的资产,赚的盆满钵满,同时借机扶植听命于犹太财阀的“托派华奸政府”,彻底奴役中国,亡中国。
犹太财阀还可以出钱在中国培植法西斯势力,用这个势力绑架政府,在国际上与其他不必要的国家进行战争互斗,让中国与犹太财阀事先设计好的假敌人同归于尽,国际犹太金融财阀坐收渔利。
中国如果解决不了自己房产金融化、教育资本化、医疗资本化、虚拟金融吸血及人口绝户问题,几乎必定被国际犹太金融财阀多管齐下,下套整死。在中国扶植左人“托派”推翻政府:内斗;同时扶植法西斯与某几个外国:互斗;最终让中国亡国灭种。
国际犹太金融财阀投资扶植非犹太国家左翼革命和非犹太国家法西斯互斗的具体方法:
(1)对冲政治投资法。
(2)政治哲学做经法。
(3)政治横切术与政治纵切术法。
6、内部问题,中国解决不了房产金融化问题,政府必将失去民心,中美博弈中国会落败,中华民族将沦为国际犹太金融财阀的奴隶,华男沦为国际犹太金融财阀及其买办代理人的“打工人”奴隶,华女将沦为国际犹太金融财阀及其买办代理人的性奴工具。
解决房产金融化的方法:
按照我的继续者人文理论,双职工的中级职称以上劳动力家庭,必须有一套可供生育的房子,用以中华民族的优质人口繁衍。
按照《继续者法则》,民生领域走社会主义,消费领域走资本规则,必须分开。
除商业地产及极个别豪宅外的房产必须纯社会主义道路,政府应该甚至强制赎买“新城市地主阶级”手里的存量房子,分给双职工劳动力阶层家庭,否则,中华民族人口问题无法解决;而且必然被国际犹太金融财阀在中国扶植革命的势力。
《继续者法则》:劳者育者,有其屋。
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输了,亡族灭种,永世为奴!
所以必须看到问题的最高层,最深层,大华人本体性智慧回归,必须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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