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主的问题,其实讨论意义并不算大,因为以目前的趋势看,无论《三体》还是《鹿鼎记》,在千百年后成为“世界名著”的概率都不大;如果真成了,只能说明彼时人们对文学作品的评价标准与如今相比已经天翻地覆,那就不是我辈所能妄言的了。
但若是如有些答主所说,这两部作品不能放在一起讨论和比较,那也着实有点耍无赖的意思。即便它们题材相异,但终归同属于所谓通俗文学这个大类;再者说,即便此前提不成立,我们也可以就金庸之于武侠小说与刘慈欣之于科幻小说的各自地位这个角度来探讨。
言归正传,题主的两个问题,第一个几有公论:金庸的文学造诣无疑是高于刘慈欣的。就作家本人而言,金庸仕宦门第,有旧学渊源,日后也走的文人路子,而刘慈欣工程师出身,没有经过系统的文学教育与训练,自不必说。再看两人的作品,也能看出写作上的差距:刘工的文笔一直是遭到诟病的。
刘慈欣的作品在文学层面有些问题,这一点普通读者也能感觉到;只不过大部分读者对“写作技巧”这个概念不甚明了,不知道问题究竟出在哪里,于是以一句笼统的“文笔不好”带过,这是不准确的。刘慈欣的写作技巧全方位都有弊病,但在“文笔”——也就是细节层面的叙述和描写上,反而是做得比较好的。《乡村教师》的开篇,《三体1》中叶文洁在红岸基地撤销后一节,《三体3》中程心在澳大利亚一节,都流畅自然,很有几分诗意。尤其是《乡村教师》开篇的“意境营造”,单拿出来看是不逊于一些专写乡土题材的传统作家的。
所谓写作技巧,是一个很综合的概念,大到整体结构的谋篇布局,小到具体的描写即前文所说的“文笔”,中间再如人物刻画、故事节奏的推进等等,这都是有技巧可循的。而刘慈欣对这些技巧掌握得不好,于是就造成了现在的局面:有好故事,但讲得不好——这也是当今大多数通俗文学作者的通病,刘慈欣在其中已是佼佼者,但此问题依然突出。这里举一正一反两个例子:斯蒂芬·金和钱莉芳。前者很多小说的核心情节并不复杂,但老金通过对许多不直接相干的情节进行细致描写来烘托气氛,辅以疾徐有致的节奏推进,于是能抓住读者;后者两本小说《天意》和《天命》脑洞极为精彩,但核心情节不是在人物的行为中逐渐展开,而是通过大段大段的对话直接说出,读者读来便宛如直接读大纲,显得乏味。
刘慈欣另一个被诟病的问题是人物刻画的生硬与脸谱化。作者本人说是因为自己更关注宇宙中永恒的事物,而不在意人物,这种说法未免太圆滑。他可能确实在有意识淡化人物描写的作用,但他也确实没有写好人物的能力。作为对比,托尔金《胡林的儿女》同样不作细节描写,却能在保持宏大史诗感的同时,展现出人物的鲜明性格。相较而言,刘慈欣小说里的人物完全是工具人。这个问题对于刘慈欣的小说,显得尤为致命,因为他写的不是我们传统认知中的太空歌剧、赛博朋克、机器人、后末日这样的科幻形式,他最好的那些作品几乎全是先给定一个科幻背景,然后拟想此背景下人类社会可能的演变趋势,大到《三体3》中全宇宙的社会文明图景,小到《带上她的眼睛》中的领航员个体。他的思考内容不是纯粹的逻辑推理,不能真正用数学语言来呈现,终归要借助人类社会这个介质进行表达,在这样的写作模式下,他善于思考但不善于观察的缺点就会暴露得特别明显。
至于金庸,我们不谈思想、观念等问题,只谈文学性,金庸的写作技巧显然高出刘慈欣一大截。论叙事,早期《书剑恩仇录》、《射雕英雄传》还有旧式说书痕迹,但后期作品非常从容自然。同样是转换叙事视角,《笑傲江湖》由林平之视角为令狐冲的出场做足铺垫,有大家风范,而《三体》中叙事视角的反复横跳已经很散乱了,还要生硬穿插文件和画外音等作者驾驭不了的伪“元小说”模式,最后让全书的叙事结构都显得没有章法。论写人,金庸小说中的人物绝大多数人物不说有血有肉,至少性格鲜明,远不是刘慈欣小说中的工具人能比的。
其实别的不说,历来对金庸的批评,都是说他的故事不好,鲜有说他故事讲得不好的。金庸的读者,应该也都有过废寝忘食、手不释卷的经历吧。
回到第二个问题,前文已经说过了,两者成为“世界名著”的概率都不大,硬要说的话,愚以为《三体》的可能性稍大一点,但这已经不是由作者本人或作品本身的文学水平所决定的了。
很多人认为,“通俗文学难登大雅之堂”的说法源于偏见,词和小说在古代不被视作经典,现在不也成了经典吗?不是的,文学审美的演变怎么可能仅仅是由雅到俗这么简单呢?古之俗文学能不能成为今之雅文学,关键是看此文学形式本身,有没有足够大的艺术容量。词和小说之所以在后世成为经典的文学形式,是因为其本身的艺术容量够大,可以承载足够丰富的艺术内容,不被时人所识的艺术价值到了后世能被充分挖掘。但倘若一种文学形式,本身能容纳的艺术内容就不多,那当然很难在未来成为经典,这也就是今天很多通俗文学形式的尴尬之处。
一般来说,“XX之后再无XX”是个不懂装懂的跟风之语,但此语对于金庸之于武侠小说倒很恰当,不过不只是说金庸武侠成就太高后人难以企及,更是强调武侠小说本身的天花板。武侠小说的核心是什么?一曰“武”,一曰“侠”,而这两层,刚好代表了武侠小说在体量和内涵上的天然隐患。
武即武技,武技说穿了无非拳打、脚踢,受限于冷兵器的时代特征与人类的生理基础,容纳新元素的空间有限。金庸以传统文化入武,发扬了“内力”设定,但后世作者却没有太多开拓空间。凤歌尚能在金庸尚未引用的领域可挖掘,而在他之后的作者,与其费尽心思从俩人挑剩下的残羹冷炙中淘宝,不如投身于题材近似但创作更加自由的玄幻、仙侠。
侠即以武犯禁,指武侠小说将暴力性强制性手段作为情节的推动力,这就消解了戏剧的内在矛盾。武技不同于别的技艺,它本身就是一种解决问题的手段,是一项工具,但是武侠小说赋予了这项工具巨大的权力,于是其中人物的行为逻辑也必须相应发生改变。而为了使这种变化不至于与现实常识产生偏差,作者就必须用一个个巧合和误会来淡化影响。王朔批评金庸小说,两三句话能说清的事,非要一言不合就开打,这当然有失偏颇。但武侠小说中诸如坠下山崖发现秘籍啦这样的巧合性桥段之所以层出不穷,也确实是因为只有通过巧合与误会这样机械降神的形式,才能保证整个武侠故事的逻辑通畅,这也就难免要削弱故事内在的必然性戏剧冲突。
罗伯特·索耶有篇科幻小说《射线枪的故事》,讲一个少年捡到了一把射线枪,因此认为电影中的外星人、异形、超级特工都有可能存在,并开始锻炼身体、学习侦查技能,希望在未来当上电影里的英雄,并因此远离朋友和恋人,但多年之后没有任何事情发生,于是恍然大悟,扔掉射线枪重新过上正常人的生活。这个故事的核心要素就在于,只有射线枪这样一种现实中不存在的武器,才能赋予故事可能性:既然有了射线枪,为什么不可能有外星人呢?如果换成手枪、冲锋枪或者RPG,少年的观念乃至今后的人生都不会因此改变。武侠小说中的武技,就是故事中的射线枪,它必须是一种地位超然、不能替换成其他事物的东西,才能保证故事的逻辑顺畅。而这也同样决定了,武侠小说所反映的内容只能在极其特定的虚假场景中实现,因而不具备普遍的人文意义——按说,武侠小说可比卡夫卡、马尔克斯们的小说“真实”多了。
金庸本人其实对这一点也有认识,所以他后期小说开始强调“无侠”、“反侠”的概念,但他没有彻底意识到武侠小说的荒谬之处不在“武侠”观念本身,而在武侠背景下的戏剧逻辑,因而他只不过是在具体情节上反对“武侠”这个本身就不存在的观念,而在具体行文上,依然以武侠为线索,用不必然的误会和巧合来推进,因此,也就没有达到“革武侠小说的命”的程度——《堂吉诃德》的伟大之处,可远不仅仅是讽刺了个骑士小说那么简单。
所以说,武侠小说本身就在体量和内涵两方面有着缺陷,要从当今的俗文学摇身一变成为未来的雅文学,难度还是不小的。其实以体量计,武侠小说应该拿来类比的不是词和小说,而是比如明清神魔小说。金庸固然是武侠小说的大家,但武侠小说本身局限性就大,而金庸也没能超越其形式的局限性,因而不过是某个冷门题材下的佼佼者罢了,可以类比《封神演义》——若不是出了部伟大的《西游记》,可能“神魔小说”在文学史上已经彻底籍籍无名了。
至于《三体》,前文说过刘慈欣的写作缺陷,具体来讲,就是作者无法驾驭宏大题材。尽管刘慈欣多次强调俄国文学对自己的影响,但就写作来看,他驾驭宏大题材的能力有限。
刘慈欣所擅长的写作模式,是通过细致描绘单个人物的经历,从而以小见大地侧面展现整个宏大背景。客观地讲,虽然他观察能力存在不足,但描写单个人物的故事,还是可以胜任的——所以他有那么多写得很好的中短篇小说,所以他《三体1》写得很好。但到了后两部的规模和尺度,他组织材料的能力就捉襟见肘了。这么宏大的内容当然不可能通过单个人物来展现,但他又确实不擅长别的写法,于是他选择了折中的方式——用写单个人物的写法写多个人,再把他们的故事合到一起,还容纳不下的内容就靠字幕和旁白来补足——所以后两部的叙事才会显得那么凌乱。平心而论,以《三体》的规模和尺度,写成现在的样子已经很不容易了,但是如果换成一些更有经验的严肃文学作家,也确实可以处理得更加流畅。
因此,即便抛开思想性不谈,《三体》在文学层面的弊病也是很明显的——这甚至不是文学审美观念的问题。不过,为什么说《三体》比《鹿鼎记》更有可能成为“名著”呢?同样也是由其文学形式本身决定的。
武侠小说的“旧”背景导致它吸收新元素的能力有限,因而昙花一现后注定走向没落;而科幻小说究其本质,就有与时俱进的一面,再看其发展史,从30年代的太空歌剧,到冷战期间的后末日与新浪潮,再到80年代的赛博朋克,它始终能吸收新元素以保持生命力。所以,比起武侠小说,它有更多的可能性和更大的艺术容量,我们无法直接断言它的发展前景。科幻小说在未来出现更多有影响力的佳作,进而导致这种文学形式被视作雅文学的概率,至少就目前看来是高于武侠小说的。况且,以《三体》的影响力和(相对)新颖的形式,有可能会给处于瓶颈的严肃文学作家们一个全新的叙事思路,老舍不也写过《猫城记》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