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那个时代的很多人一样,胡适也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人物。盖棺易,论定难。
胡适的悲剧其实在于后世要扯他当虎皮的不肖子孙太多。而国人的历史知识又向来贫瘠,只能在高中历史课本的水平上互打嘴炮。很多时候,反对者恰恰被带偏了节奏,砸了自己队友的脚。
下面简单从爱国者的角度,谈一个也许久被遗忘的胡适之。
1931年1月5日,胡适与陈衡哲(莎菲)、赵元任等人同车南下,当天的日记说:
“与莎菲谈。她说Love是人生唯一的事,我说Love只是人生的一件事,只是人生许多活动的一种而已。她说:‘这是因为你是男子。’”
“其实,今日许多少年人都误在轻信Love是人生唯一的事。”
胡适的这个态度,在中日关系问题上表现的最为明显。
1915年胡适就意识到“中国之大患在日本”,更痛感:
“吾国学子往往藐视日本,不屑深求其国之文明,尤不屑讲求沟通两国诚意之道。”
他甚至一度产生过“不可不深知日本之文明、风俗、国力、人心”,“吾不可不知日本之文字语言,不可不至彼居留二三年,以能以日本文著书演讲为期”的想法。
但是,当胡适通过一个中国赴日留学生购买相关研究书籍时,却被告知:
“日本文化一无足道:以综而言,则天皇至尊;以分而言,则男盗女娼。此二语自谓得日人真相。盖阅历之言。”
胡适当然不会满意这个回复。通过长期关注,胡适逐渐意识到,日本的强大在于尚武:
“西洋民族所到的地方,个个国家都认识他们的武力的优越,然而那无数国家之中,只有一个日本学会了西洋的武化,其余的国家——从红海到太平洋——没有一个学会了这个最令人欣羡而又最不易学的方面。然而学不会西洋的武化的国家,也决没有工夫来好好的学习西洋的文化,因为他们没有自卫力,所以时时在救亡图存的危机中,文化的努力是不容易生效力的。”
日本作为岛国,其武化又是以海上力量之武化为基础——
“日本霸力全赖海军支持。”
如果不能发动一场摧毁其海军的战争,即便陆上一时战胜,终究不能根本解决日本问题。但中国并无此种能力,所以要立足外交,使得中国问题与太平洋问题乃至欧洲问题作一连带解决,把日本拖入一场太平洋大战,方能根本解决问题。
所以,事情不怕闹大,关键是怎么闹。以及真闹成功了之后,如何当一个有声有色的大国。
胡适说中国没有强大海军不是国耻,没有强大陆军也不是国耻,国民教育搞不好才是真正国耻。这一段绝非否定国防,而是有着更高的国防认识。
基于这个认识,胡适身边逐渐形成了一个深度对日研究的小圈子。
九一八事变后,蒋廷黻倡议,胡适负责,创立了著名的《独立评论》,成为当年最理性、最专业的战略性国难对策研究平台。
1936年,胡适因参加太平洋学术会议,途经日本,“车站上看不见一个日本人迎接他”,原因就在于日本当局已经将胡适确定为“排日的煽动家”、“学生抗日运动的指导者”。(室伏高信,《胡适再见记》)
同年底,《独立评论》因日本施压而暂时停刊。胡适老婆最高兴,因为丈夫不用再熬夜了。
七七事变爆发之初,胡适曾希望利用日本内部的犹豫,实现和解,再积蓄几年国力,等待国际形势的进一步澄清。但随着和平的破灭,胡适转而成为坚定的主战派。
1938年9月17日,胡适出任驻美大使,他的核心思维就是:苦撑待变、和比战难:
“所谓变者,包括国际形势一切动态,而私心所期望,尤在于太平洋海战,与日本海军之毁灭。此意似近于梦想,然史实所昭著,以和比战更难百倍。太平洋和平会议未必比太平洋海战更易实现。”(1940年10月20日)
所以他才在1938年11月通过翁文灏进言蒋介石:
“六年之中,时时可和,但事至今日已不能和。六年中,主战是误国,不肯负责主和是误国,但今日屈服更是误国。”
结果电报写好,大使馆居然无人敢发。生怕胡大使惹毛蒋委员长。但最终还是发了,因为胡适说,就当是我个人发给翁文灏的私电。
而当时美国以做最后参战大国为己任,始终对中日战争保持距离。据陈光甫回忆:
“美外部之远东司长项白克,此君老气横秋,以一动不如一静为妙策,彼对适之讲话有如老师教训学生,可见做大使之痛苦矣。”
而胡适能处之淡然。最能说明这个时候胡适心情的,莫过于同年10月31日,他赠陈光甫的一首小诗:
“偶有几茎白发,心情微近中年。做了过河卒子,只能拼命向前。”
胡适高明的地方就在于,公开宣称自己来美,一不搞宣传,二不搞武器,三不是来要钱。
但实际上呢?
实际上三件事全干了,而且干的不错。
那为什么又说不干呢?
谁都知道,在美国宣传是个贬义词。武器和钱,那能是你想要就要的?
如果利害一致,美国自动给你。
如果利害相反,你以为口舌就能搞来武器和钱?
那就图样图森破了。
关键在于因势利导,做自己该做的事情。而且要有尊严,不要让别人瞧小。
事实上,胡适比谁搞的宣传都多。如果说胡适的对美外交有什么问题,就是在宣传上花的精力过多。
但也是没办法的事情。胡适深知美国国情,美国的那帮政客非口舌所能动,但民情舆论可以介入。这就是院外集团逻辑。当这个造势与美国政府的战略需求扣合时,会自动获取大利。但如果只搞上层路线,没有民意基础,就很难实现利益最大化。看看日俄战争时,金子坚太郎是怎么在美国搞游说外交的,就知道胡适干的是什么事情了。(日俄战争那一段可以参看我在早期鼎力推鉴的节目)
这就叫讲好中国故事。
事实上,胡适在37年以特使身份来美时已经做了火爆的演讲。以至于美方广播电台要求他修改内容。对此:
“我大生气,告诉电台中人,宁可取消广播,不愿修改。后来他们倒更客气了。”
出任大使后,胡适更是花了大功夫搞公共外交,四处进行大众演说。
1939年7月,罗斯福宣布美国将于6个月后废止1911年签署的《日美商务条约》。根据当时的民意调查显示,支持率高达百分之八十一。同时又调查,六个月后美国应否禁售军火原料给日本,百分之八十二的美国国民选择不卖。
当年日本办的英文报纸Japan Times就痛骂胡适挑拨离间,以大使身份作煽动性英文演讲,意在制造美日战争。今天,太平洋问题大咖、日本洗地党领袖入江昭还说胡适挑动美日开战。
如果没戳到痛处,日本人会这样说吗?
不仅日本人,美国史学大咖Charles A.Beard也认为,日美开战,胡适推波助澜,起了很大作用。
但是,就在罗斯福宣布废止《日美商务条约》一个月后的1939年8月,希特勒与斯大林突然戏剧性签订了《德苏互不侵犯条约》。
此举引发全球战略关系的大颠覆。横跨欧亚大陆的德苏日大联盟呼之欲出。
日本一夜之间成了苏美争相拉拢的重要砝码。这是胡适最心焦如焚的一个时期。
罗斯福为了稳住日本,阻止出现德苏日大联盟,一度准备牺牲中国,逼中国承认东北是日本势力范围,从而在所谓共管名目下,对日本放水。实则是后来雅尔塔协议的预演。只不过后来是牺牲中国拉苏联打日本,这次是牺牲中国拉日本不要与德苏结盟。
但话说的很漂亮:美国调停中日战争,帮中国恢复到七七之前的状态。
对此,胡适当然不能接受,更怕国内的主和派们死灰复燃。
为此,他一连四十天,想方设法拖着不见罗斯福。不惜将国内望之如甘霖的借款谈判也推迟两周。更以一己之力,压住情报不发国内,以免动摇抗战大局:
“此种地方只可由几个人负责任。我不避这种责任。”
到了1940年7月,日本自作聪明,打出了“亚洲人的亚洲”这个宣传口号。对此,胡适立即意识到是中国的机遇。因为只要中国站在美国一边,日本的宣传就会不攻自破。战争的性质就不会让人误解为亚洲人与非亚洲人的战争。日本喊的越响,中国对美国的政治意义就越大。
两个月后的9月27日,日本与德、意签署同盟条约。
胡适在10月20日致电政府:
“今日大势,自属分明。德国攻英,已告失败。德意已与暴日结为同盟。英美密切合作,已无可疑。罗斯福总统连任,亦似无可疑。当此时机,我国对于国际分野,似应有个比较明显的表示,例如德意既与暴日结盟,既承认其东亚新秩序,则皆是我仇敌。我国似应召回驻德意之使节,使国人与世人知我重气节、有决心,似是精神动员之最有效方法。”
之所以有这个电报,是因为之前中国为规避国际法,迟迟没有对日宣战,更与德意保持暧昧关系。以形成外交平衡。胡适看来,现在已经不合时宜,中国只有加速促成两大阵营壁垒之分明,才能占据更好的外交位置。
虽然胡适的建议未能得到采纳,但此后事态的发展,却一步步实现了胡适的梦想。
1941年12月8日,日本偷袭珍珠港。
第二天,中国政府对德意日宣战。
一场毁灭日本海军的大决战就此拉开帷幕。
面对珍珠港的滚滚浓烟,哈尔西说了一句话:
老子早晚让日语只能在地狱里听到。
后来虽然事情没干这么绝,但哈尔西1945年对记者们又说了一句话:
日本联合舰队司令仍能看到他的大船,但需先换一身潜水服。
而此时的中国,已在苦撑待变中成为联合国五常之一。
补注:1942年9月胡适卸任大使职务后,之所以没有回国,是因为国民党高层不希望他回国,特地通过外交界元老郭泰祺传话,指出胡适此时名望太盛,怕其回国为反对势力利用,不利于领袖地位。正所谓:“目前情况下,兄果返国,公私两面或均感觉困难,于公于私,恐无何裨益。”
而胡适则充分利用了这一段时间,一方面做学术研究,一方面在美国讲学演说,不仅收获大量荣誉博士头衔,更重要的是极大拓展了中国的国际影响力。今天我们天天说要增加软实力,要给外国人讲好中国故事。胡适当年做的不正是一样的事情吗?不正是为了让中国在战后能够做一个名副其实的大国吗?非要胡适拒收美国高校荣衔,回国抗战,吃糠咽菜,才算是对国家有贡献?这样想的人,要么脑袋有问题,要么心灵有问题。
至于胡适外交搞的好不好,中国故事讲的好不好,自有后人评说。但至少,胡适已经尽了自己的努力。这与今天那些喜欢扯胡适当虎皮的精致利己主义者们,人为对立大国崛起与小民幸福的带路党们,恰恰是壤霄之别。
所以,要多看历史,再谈立场。否则,立场先行,恰恰让别有用心的人带乱节奏。
历史当然要复盘、要批判,但那是为了未来做得更好。一味情绪化地冷嘲热讽,只能散播负能量。历史要做减法,更要做加法。只减不加,自残手足,正能量的中国故事只能越来越少。那就亲者痛、仇者快了。
固然,胡适生于积贫积弱之近代,对传统文化未免多所批判。今天人看了不爽,却忘了当年鲁迅也说过要把线装书扔进茅坑,钱玄同也主张过废除汉字。这是时代使然,今人自然可以恢复文化自信,想望汉唐。但也不应忘记前人筚路蓝缕的探索之功。更不应忘记,当年对中国文化最有同情理解、温情敬意的钱穆先生,无高等学历,无海外背景,不过一区区基层小学教员,代表作《先秦诸子系年》主要就是批胡适和顾颉刚。但胡适作为北大文学院院长却能以一句“人才难得”力排众议,将钱先生招入北大。仅此一点,已令今日无数学阀学霸学官难忘项背。事实昭然,与诸君共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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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鼎杰,喜欢做白日梦的历史拓荒者。著有《二战大牌局:七强国的战略博弈》、《复盘甲午:重走近代中日对抗十五局》、《当天朝遭遇帝国:大战略视野下的鸦片战争》、《李鸿章时代》。策划:《地缘战略经典译丛》、《二战东线文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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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答主提到,常凯申把胡适派到美国当大使以期帮助抗日,没想到胡适每天只是巡回演讲,顺便搞了几十个博士头衔。
其实胡适也是为了国家好,因为根据他自己的理论,战争的根本原因是仇恨,他到处演讲就是为了激起美国人对日本人的仇恨。只要他们恨日本人,那就会帮中国抗日。同理,他始终坚持认为,日军侵华的原因是中日两国之间有仇恨,所以我们要尽量用和平外交的方式化解仇恨,而不是武装斗争。而对GCD,则应该赶尽杀绝,因为他们是“一群残破无力的土匪”。
从九一八到西安事变,蒋介石不抵抗的行为,被他称为“五年的忍辱不战,所求的是一个统一的国家,整齐的步伐,充实的力量”;而那些坚持抗日的爱国青年,则被胡适称为“知识幼稚的青年”“情绪太兴奋,忍耐心太薄弱,不明了事实……总疑心政府的领袖有对不住国家的地方”。(胡适:《张学良的叛国》)
想要理解胡适这些想法,就必须从他的人生经历中寻求答案。我曾经在公众号发过一篇文章,现在放到这里:
胡适这样回忆童年:
我小时身体弱,不能跟着野蛮的孩子们一块儿玩。我母亲也不准我和他们乱跑乱跳。小时不曾养成活泼游戏的习惯,无论在甚么地方,我总是文诌诌地……大人们鼓励我装先生样子,我也没有嬉戏的能力和习惯,又因为我确是喜欢看书,故我一生可算是不曾享过儿童游戏的生活。每年秋天,我的庶祖母同我到田里去「监割」,(顶好的田,水旱无忧,收成最好,佃户每约田主来监割,打下谷子,两家平分。)我总是坐在小树下看小说……我在这九年(一八九五── 一九零四)之中,只学得了读书写字两件事。
我在这九年之中,只学得了读书写字两件事。很正常的童年生活吧?和我们差不多。
但是请大家注意,这是1895-1904,不是1995-2004.
胡适作为19世纪的90后,在中华民族最危险的时候,他的童年和我们这批20世纪的90后的竟然没什么不同。所以童年的胡适对于中国民间的疾苦、中华民族的苦难,并没什么感受。
之后不久,胡适就去了上海读中国公学,同学们大都是原留日学生,他们因为抗议日本帝国主义而临时回国。在上海除了读书,胡同学也学会了喝酒打牌逛窑子,简直比现在的大学生还放飞自我。
胡适的“打牌日记”想必大家都很熟悉,其实他日记(以及文集)中“逛窑子”的部分也有很多。都说“黄赌毒不分家”,胡适同学开始是被一个叫何德梅的同学叫着打麻将,慢慢就发展到叫鸡:
从打牌到喝酒,从喝酒又到叫局,从叫局到吃花酒,不到两个月,我都学会了
刚开始胡同学还不太好意思,还有过悔恨。可是身体毕竟是诚实的,一次一次地,他愈发轻车熟路,甚至带着其他萌新去嫖。比如云中鹤,不对,徐志摩就给陆小曼解释,我又犯了每个男人都会犯的错误,但这不是我想嫖,而是胡适之等人硬拉我去嫖的啊。
……晚上,某某等在春华楼为胡适之饯行。请了三四个姑娘来,饭后被拉到胡同。对不住,好太太!我本想不去,但某某说有他不妨事。某某病后性欲大强,他在老相好鹣鹣处又和一个红弟老七发生了关系。昨晚见了,肉感颇富……
(这段 @豆子 的答案介绍得非常清楚,见豆子:关于徐志摩胡适郁达夫cdx等人嫖娼的事情是否属实?胡适为人师表,该如何评价?)
不仅仅吃喝嫖赌,胡适同学还酒后滋事殴打巡警,最终被关进局子。潇洒之极啊。
再过了几年,胡适就考取了公费留学,去美国读书了。
客观地说,胡适在美国读书比较刻苦,不像在上海那么浪荡。他成绩很好,在日记里常常对此颇为自得。
另一方面,庚子赔款给留学生们的钱很多,这让胡适在美国读过了非常滋润的几年。在国内念书时,他还常常拖欠房租借钱赊账,到了美国完全成了大爷,那钱是花也花不完,衣食住行都要高标准。
读了大概7年,胡适就回北大当了教授,然后是文科学长。
抗日战争爆发以后,胡适成为驻美国大使,中国人民最苦难的时刻,他又回到了美国。当然,安排他当驻美大使也是为了抗日,只不过客观上,中国人民最苦难的时刻,他确实在美国生活。
作为大使的胡适,想到的办法是用演讲的方式激起美国人对日本的仇恨,以此帮助中国。于是他在美国举办了巡回演讲,成为明星。
1942年,太平洋战争爆发,胡适觉得自己的演讲奏效了,于是辞去美国大使的职位。
如果说这几年他待在美国是为了通过外交抗日,那42年之后的事情就没法解释了。
因为胡适并没有回国。
抗日战争可还没结束啊,日本人还在中国的土地上扫荡三光烧杀抢掠,胡适则继续留在美国,全美讲学,顺便搜罗了26所大学的博士学位。
美国当时也在打仗,所以物资也很紧缺,搞计划供应。但胡适已经是学术明星,日子过得相当滋润。赵元任的老婆曾经记录,1944年胡适在纽约讲学,离他家不远,
“因此几乎每天都要到赵家至少吃一餐饭。胡适有个嗜好,喜欢吃大块的肉,可计划供应的牛肉根本不够他吃。杨步伟只好买马肉,每天做红烧马肉给胡适吃,还把多买的马肉做成肉松,让胡适带回去下酒,只是没告诉胡适这些菜都是马肉做的,胡适吃后直呼好吃。后来赵元任夫妇请胡适到哈佛大学教职员俱乐部餐厅去吃“马扒”,胡适吃后说,别的都好,只是马肉有点酸。杨步伟这才告诉他,这几个星期他吃的红烧肉都是马肉做的。胡适摇摇头,才回过味来,连说中国的烹调真好,杨步伟的烹饪更好。”
同样是1942,河南爆发大饥荒,受灾人数超过1000万。
同样是1942,日军加强“扫荡”,在整个华北实行“三光”。无数中国男人战死沙场,老弱妇孺被机枪处决甚至活埋。
也同样是1942,著名民国大师,26所大学的名誉博士胡适先生,却远在太平洋另一端。他到处走穴讲座,担任美国学术界多重顾问,同时大碗喝酒大块吃肉,渡过了人生中最辉煌的时期。这日子过的,比现在的访问学者们还惬意。
那或许,胡适博士身在美国心在汉、身不能至心忧祖国,这也说不定吧?
可是,从胡适的日记来看,42年之后,几乎没有任何一天的记录与中国的政治形势、军事情况、人民生活相关。都是自己的学术感想,饭局走穴,甚至看戏看电影的记录等等。
唯一一条本岛主(公众号:通吃岛)看到的,与中国形势相关的记录,是胡适在1943年给麻省理工和哈佛的中国学生们讲话。内容竟然是,告诫这些关心国内建设的青年们:
“要有自己的象牙塔……做学问不光是为了救国,学问是要给我们一生一点无上的愉快享受。”
这些话,2013年说,可以理解。但是在1943年,国家将亡民族将亡的时刻,胡博士对200多名专程听他讲话的海外学子们说的主题竟然是这个。
真-民国大师。
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一年后,胡适回国,任北大校长。
上面的截图是1943年1月3日的胡适日记,记录了他被聘为美国学术界的研究员和顾问。辞去大使后的几年,胡适每天基本上就是读书治学、各种饭局、学术走穴、看戏看电影等等,几乎没有看到任何与中国时局相关的记录。
一个人,童年只专注于两件事,读书、写字,闲暇时间看小说。大了一点就去上海念大学,并且过着吃喝嫖赌的丰富大学生活。然后去美国留学,拿着丰厚奖学金一直读到博士,回国任教、当系主任、院长,再然后转入仕途,做外交大使。之后又转回学术界,在美国当访问学者,每天研究研究学问,讲讲课,和朋友聊聊天,吃吃喝喝。
这种生活,是当今大城市中产以上家庭的80后90后们才可能拥有的。可胡适博士提前100年就享受了。
有句鸡汤是这么讲的:
所有幸福都要付出相应的代价;如果没有,那一定是有人替你承受了这些代价。
100年前,中华民族最危险的时刻,有那么一群人主动放弃了唾手可得的优渥生活,与四万万同胞一起承受这深重的苦难,并且致力于将他们唤醒、组织起来,为民族和人类的未来而斗争。
还有的人,却提前一百年过上了现代化生活,整日读书写字吃喝玩乐,快活似神仙。
100年后,知识分子们觉得第二种人与他们经历相似,极有共鸣,称之为“厚德君子”“温柔敦厚”“抱热忱以鼓舞人,怀谦虚以礼下人,存慈爱以体恤人”。(这都是改开后胡适学生对他的宣传,颇受一帮知识分子追捧)
而真正替后人承受代价的第一种人,反而被批判“没人性”。
所以,怎么评价胡适?学了西学的典型旧式知识分子,所谓知识越多越反动形容的就是这种人。
可另一个尴尬之处来了,胡博士的知识水平也并不突出。这点,很多学术论文都有论述。简单说就是,知识水平很一般,但方向把得奇准,且擅长借助政治力量影响学术。这。。。也算是优点吧。
原文链接
陈独秀、李大钊、鲁迅、胡适、润之相约一起去会议室开会。
走到门口,见垃圾遍地,蚊蝇乱舞,一片狼藉。众人脸色凝重。
陈独秀振臂一呼,在墙上张贴数十张标语,旨在唤醒民众讲究卫生正扫除污浊的意识。
李大钊啥都没说,撸起袖子开始干,众生和后勤人员也纷纷加入其中。
鲁迅默默抽了根烟,陷入了沉思。几天后震惊文坛的《呐喊》出炉。给彷徨中的国人一记当头棒喝。
胡适看了这黯然,心如死灰。再看看两位前辈,笑着提议令找一处风景如画之地坐而论道。
毛润之驻足良久,思绪再三,走进会议室大楼,拂过蛛网败叶,穿过断壁颓垣,踩过烂泥浊水。他看到这被狂风吹着的摇摇欲坠的大楼,他终于明白,它已经烂到地基。于是,随之轰隆一声,大楼在烟雾中倒下摔得粉碎。
多年以后,一栋崭新的明媚的大楼拔地而起,与它一同站起来的,还有几亿中华儿女。
看看历史人物对胡适的评价先:
“蒋反动派最多算半个卖国贼,但胡则是彻头彻尾的。” -----教员
“胡适直到生命的了结”,始终是“死心塌地为帝国主义服务的” ------《总理选集》下册第358页
“徒有个人而无国家,只有私情而无道义。”、“最无品格之文化买办、乃危害国家、危害民族文化之蟊贼!其人格等若野犬之狂吠。” ------《凯申日记》1960年10月13日篇
以上教员、总理、队长三人识人用人各有所长,但是对胡适的评价却是不约而同的,那还有什么好说的。
看私德,来个年表:
评价一个公共历史人物从三个维度来评论他吧。
1.立德。蒋对他的评价非常到位,引用一下,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的代表。性格善良,脾气温和,学贯古今中西,身跨政学两界。这人确实是一个道德君子,没得话说。
2.立功,胡适终究是一个文人,立功不是他强项。担任比较有影响力的公职,一个是北大校长,一个是驻美大使。成绩都平平,没什么出彩的地方。担任驻美大使期间,经常正事不办,忙于演讲,个人倒是出尽风头,尸位素餐。
3.立言。这方面胡适的学术功底就很稀松了。看上去比较博,其实是浅碟子。他写的说儒,大概是科普读物这种水平。他写的白话诗尝试集更是惨不忍睹,丫就没有文学天赋。和打油诗一个水平。有一首兰花草倒是耳熟能详:
我从山中来,带着兰花草。种在小园中,希望花开早。
一日看三回,看得花时过。兰花却依然,苞也无一个。
转眼秋天到,移兰入暖房。朝朝频顾惜,夜夜不相忘。
期待春花开,能将夙愿偿。满庭花簇簇,添得许多香。
嗯,朗朗上口,就是打油诗嘛。
胡适当时学成回国时,其实并没有拿到博士学位,他的博士论文没过关。只是因为当时中国受过西方科班教育的这种博士实在太少了,而且蔡孑民急着开风气,引进新思想,才会让胡适这种水博士一回国就做了教授。心痛我们的学术大家钱宾四,只比胡适小了4岁,学术之路走得颇为坎坷。1949大逃亡时,傅斯年都看不上他,都不带他一起跑,自个跌跌撞撞跑到香港。
当然,真金子是经得起时间的洗礼,今天我们研究中国历史时,宾四先生的历代中国政治的得与失,国史大纲等等,都是必读书。胡适的,没有。
出卖灵魂的秘诀 鲁迅
几年前,胡适博士曾经玩过一套“五鬼闹中华”的把戏,那是说:这世界上并无所谓帝国主义之类在侵略中国,倒是中国自己该着“贫穷”,“愚昧”...等五个鬼,闹得大家不安宁。现在,胡适博士又发见了第六个鬼,叫做仇恨。这个鬼不但闹中华,而且祸延友邦,闹到东京去了。因此,胡适博士对症发药,预备向“日本朋友”上条陈。
据博士说:“日本军阀在中国暴行所造成之仇恨,到今日已颇难消除”,“而日本决不能用暴力征服中国”(见报载胡适之的最近谈话,下同)。这是值得忧虑的:难道真的没有方法征服中国么?不,法子是有的。“九世之仇,百年之友,均在觉悟不觉悟之关系头上,”——“日本只有一个方法可以征服中国,即悬崖勒马,彻底停止侵略中国,反过来征服中国民族的心。”
这据说是“征服中国的唯一方法”。不错,古代的儒教军师,总说"以德服人者王,其心诚服也”。胡适博士不愧为日本帝国主义的军师。但是,从中国小百姓方面说来,这却是出卖灵魂的唯一秘诀。中国小百姓实在“愚昧”",原不懂得自己的“民族性”,所以他们一向会仇恨,如果日本陛下大发慈悲,居然采用胡博士的条陈,那么,所谓“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的中国固有文化,就可以恢复:一一因为日本不用暴力而用软功的王道,中国民族就不至于再生仇恨,因为没有仇恨,自然更不抵抗,因为更不抵抗,自然就更和平,更忠孝...中国的肉体固然买到了,中国的灵魂也被征服了。可惜的是这“唯一方法”的实行, 完全要靠日本陛下的觉悟。如果不觉悟,那又怎么办?胡博士回答道:“到无可奈何之时,真的接受一种耻辱的城下之盟”好了。那真是无可奈何的呵一一因为那时候"仇恨鬼'是不肯走的,这始终是中国民族性的污点,即为日本计,也非万全之道。
因此,胡博士准备出席太平洋会议,去"忠告”一次他的日本朋友:征服中国并不是没有法子的,请接受我们出卖的灵魂罢,何况这并不难,所谓"彻底停止侵略" , 原只要执行”公平的”李顿报告——仇恨自然就消除了!
三月二十二日。
注: “五鬼闹中华”胡适在《新月》月刊第二卷第十期(一九三0年四月)发表《我们走那条路》一文为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和国民党反动统治作辩护,认为危害中国的是“五个大仇敌:第一大敌是贫穷。第二大敌是疾病。第三大敌是愚味。第四大敌是贪污。第五大敌是扰乱。这五大仇敌之中,资本主义不在内...封建势力也不在内,因为封建制度早已在二千年前崩坏了。帝国主义也不在内,因为帝国主义不能侵害那五鬼不人之国。
关于胡适在民族大义方面的所作所为,这里有一个非常好的回答,
https://www. zhihu.com/question/4661 10039/answer/1973608415
这个回答给出了高质量的史料,无可辩驳地揭露了胡适民族大义的缺失。如果要谈论这方面的内容,可以去这个回答下面。因为这不是我的专业,也受限于时间和精力(查史料非常耗时耗精力),这些史料我从未查过。因为我对文学方面比较感兴趣,知道的内容也稍微多一些,又因为这个问题的提问者在问题描述中说了,“本想从文学上请大家评价的”,所以这里只谈学术。查史料的前提也是你对这个领域有足够的了解,否则就是抓瞎。但是如果不查史料或者仅仅就是看了一些二手的史料就妄下断语,那就是在跟风。知乎上的跟风狗够多了,立场决定一切的喷子也够多了,希望无论观点如何,发言前先确保自己不是在人云亦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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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乎上有人散布谣言说胡适没有从杜威(胡适在哥伦比亚求学时的博士生导师)那里取得博士学位,然后就有一群跟风的人云亦云,不知道这个谣言的出处是哪里。为此,我特意查了胡适在哥伦比亚大学获得博士学位的资料。我已经将我找到的资料发在评论区了,但是这个谣言确实流传甚广,我在其他回答里也看到了这个谣言,所以我觉得有必要在这里特意澄清一下。
我在Google搜索了一下Hu Shih doctoral thesis, 找到了两个权威网页。第一个是Hu Shih, 这是哥伦比亚大学官网下的一个网页,应该是该校250周年校庆的时候的一个网页。官网上明确写出了胡适的学位是PhD 1917, 也就是胡适在1917年获得了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的学位。除此之外他在哥伦比亚大学还有两个荣誉学位,分别是Medal 1929 (hon.), LLD 1939 (hon.). 文中有这样一句:Hu came to Columbia in 1914 after graduating from Cornell. He studied under John Dewey, the pragmatic philosopher who propounded learning through experimentation and practice. Hu earned a doctorate in philosophy in 1917, and remained close to his mentor over the years; when Dewey visited China in April 1919 for a two-year lecture tour of 11 provinces, Hu served as his principal translator. 这里明确说出了胡适在1917年获得哲学博士学位,导师是杜威。我又在香港大学的官网下面找到了这个网页,HU Shih - Biography - The Honorary Graduates - HKU Honorary Graduates. 里面有这样一句话 In 1917 he was awarded the Doctorate of Philosophy by Columbia University, the title of his thesis being "The development of the logical method in China". 这里不但说明了胡适的博士学位是1917年哥伦比亚大学授予的,还给出了他博士毕业论文的题目是 The development of the logical method in China(实际的标题应该是 The development of the logical method in ancient China). 我又在Google上查了这篇文章,在Amazon上找到这篇文章的单行本,网址在这里Shih, hu: Amazon.com: Books. 可以看这本书的预览,书的扉页如下图所示:
在美国读过博士的都应该知道,这个格式就是美国大学博士论文的格式。书里面有胡适写的A Note,里面胡适也说了,这是他为完成博士学位所写的。不知道那些说胡适没有从杜威那里获得博士学位的人的消息来源是哪里?据说是一部电视剧?以下正文。
实在是看不下去这些几乎千篇一律的回答了。现在知乎最不缺的就是不读原始资料的跟风狗和文盲键盘侠。这种没有任何干货的人,也不知道哪里来的底气去诋毁胡适的学术水平。我再强调一遍,学术水平。1948年中央研究院第一次选举产生院士,这里是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名单[1][2]:
数理组院士28人:
姜立夫(1890.7.4-1978.2.3),数学家。
许宝騄(1910.9.1-1970.12.18),数学家。
陈省身(1911.10.28-2004.12.3),数学家。
华罗庚(1910.11.12-1985.6.12.),数学家。
苏步青(1902.9.23-2003.3.17),数学家。
吴大猷(1907.9.29-2000.3.4)物理学家。
吴有训(1897.4.26-1977.11.30),物理学家。
李书华(1889.2.10-1979.7.5),物理学家。
叶企孙(1898.7.16-1977.1.13),物理学家。
赵忠尧(1902.6.27-1998.5.28),核物理学家。
严济慈(1901.1.23-1996.11.2),物理学家。
饶毓泰(1891.12.1-1968.10.16),物理学家。
吴宪(1893.11.24-1959.8.8),生物化学家,营养学家。
吴学周(1902.9.20-1983.10.31),物理化学家。
庄长恭(1894.12.25-1962.2.15),有机化学家。
曾昭抡(1899.5.25-1967.12.8),化学家。
朱家骅(1893.5.30-1963.1.3),地质学家。
李四光(1889.10.26-1971.4.29),地质学家。
翁文灏( 1889.7.26-1971.1.27),地质学家。
黄汲清(1904.3.30-1995.3.22),地质学家。
杨钟健(1897.6.1-1979.1.15),古生物学家、地层学家,地质学家。
谢家荣(1903.9.7-1966.8.14),地质学家、矿床学家。
竺可桢(1890.3.7-1974.2.7),地理学家和气象学家。
周仁(1892.8.5-1973.12.3),冶金学家和陶瓷学家。
侯德榜(1890.8.9-1974.8.26),化学家。
茅以升(1896.1.9-1989.11.12),土木工程学家、桥梁专家。
凌鸿勋(1894.4.15-1981.8.15),土木、铁路工程专家。
萨本栋(1902.7.24-1949.1.31),物理学家、电机工程专家。
生物组院士25人:
王家楫(1898.5.5-1976.12.19),动物学家。
伍献文(1900.3.15-1985.4.3),动物学家,鱼类学家,线虫学家。
贝时璋(1903.10.10-2009.10.29),实验生物学家,细胞生物学家。
秉志(1886.4.9-1965.2.21),动物学家。
陈桢(1894.3.12-1957.11.15),动物学家,遗传学家。
童第周(1902.5.28-1979.3.30),实验胚胎学家。
胡先骕(1894.5.24-1968.7.16),植物学家。
殷宏章(1908.10.1-1992.11.30),植物生理学家。
张景钺(1895.10.29-1975.4.24),植物形态学家。
钱崇澍(1883.11.11-1965.12.28),植物学家。
戴芳澜(1893.5.4 -1973.1.3),真菌学家和植物病理学家。
罗宗洛(1898.8.2-1978.10.26),植物生理学家。
李宗恩 [4-5] (1894.9.10-1962),热带病学医学家。
袁贻瑾(1899.10.30-2003.3.22),医学家。
张孝骞(1897.12.28-1987.8.8),内科专家、医学家。
陈克恢(1898.2.26-1988.12.12),药理学家。
吴定良(1893.1.5-1969.3.24),人类学家。
汪敬熙(1893.7.7-1968.6.30),现代生理心理学家。
林可胜(1897.10.15-1969.7.8),生理学家。
汤佩松(1903.11.12-2001.9.6),植物生理学家,生物化学家。
冯德培(1907.2.20-1995.4.10),生理学家、神经生物学家。
蔡翘(1897.10.11-1990.7.29),生理学家,医学教育家。
李先闻(1902.10.10-1976.7.4),细胞遗传学家,作物育种学家。
俞大绂(1901.2.19-1993.5.15),植物病理学家,农业微生物学家。
邓叔群(1902.12.12 -1970.5.1),真菌学家,植物病理学家,森林学家。
人文组院士28人:
吴敬恒(1865.3.25-1953.10.30),政治学家、教育家。
金岳霖(1895.7.14-1984.10.19),哲学家,逻辑学家。
汤用彤(1893.8.4-1964.5.1),哲学史家、佛教史家。
冯友兰(1895.12.4-1990.11.26),哲学家。
余嘉锡(1884.2.9-1955.1.23),语言学家,目录学家,古文献学家。
胡适(1891.12.17-1962.2.24),历史家、文学家、哲学家。
张元济(1867.10.25-1959.8.14),出版家。
杨树达(1885.6.1-1956.2.14),中国语言文字学家。
柳诒徵(1880.2.5-1956.2.3),历史学家、古典文学家、图书馆学家。
陈垣(1880.11.12-1971.6.21),中国历史学家﹑宗教史学家。
陈寅恪(1890.7.3-1969.10.7),历史学家、古典文学研究家、语言学家。
傅斯年(1896.3.26-1950.12.20),历史学家,古典文学研究专家。
顾颉刚(1893.5.8-1980.12.25),历史学家,民俗学家。
李方桂(1902.8.20-1987.8.21),语言学家。
赵元任(1892.11.3-1982.2.25),语言学家。
李济(1896.7.12-1979.8.1),人类学家、考古学家。
梁思永(1904.11.13-1954.4.2),人类学家、考古学家。
郭沫若(1892.11.16-1978.6.12),文学家、考古学家、历史学家。
董作宾(1895.3.20-1963.11.23),甲骨学家、古史学家。
梁思成(1901.4.20-1972.1.9),建筑学家。
王世杰(1891.3.10-1981.4.21),法学家。
王宠惠(1881.10.10-1958.3.15),政治学家,法学家。
周鲠生(1889.3.6-1971.4.20),法学家。
钱端升(1900.2.25-1990.1.21),政治学家,法学家。
萧公权(1897.11.29-1981.11.4),政治学家。
马寅初(1882.6.24-1982.5.10),经济学家、教育学家、人口学家。
陈达(1892.4.4-1975.1.16),社会学家、人口学家。
陶孟和(1887.11.5-1960.4.17),社会学家。
你们看看多少中国学术界的巨人出现在这个名单中,其中数理组有陈省身,华罗庚,苏步青,许宝騄(概率论专家),吴大猷(物理学家,杨振宁和李政道的老师),吴有训,叶企孙,严济慈,饶毓泰,李四光,竺可桢,侯德榜,茅以升,生物组有童第周,人文组有金岳霖,冯友兰,胡适,陈寅恪,傅斯年,顾颉刚,赵元任,郭沫若,梁思成,马寅初。他们中很多人都出现在我们的中小学课本中,他们的学术成果出现在我们的大学教材和研究生教材中(例如陈省身的示性类理论),我们的很多大学教材甚至都是他们或者他们的学生编著的(陈省身的《微分几何》,华罗庚的《数论导引》《高等数学引论》,吴大猷的《量子力学》,吴大猷的学生李政道的《统计力学》《粒子物理和场论》,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不一而足)。根据评论区@钱刀居士的叙述,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与冯友兰的两卷本《中国哲学史》一样,也是中国哲学专业的必读书目,所以我说胡适取得了有目共睹的学术成就,难道有问题吗?可是这个问题下一说到胡适的学术水平,就说他的《蝴蝶》。估计这些键盘侠也是跟风的时候才第一次知道胡适的这首诗。这首诗作于1916年(时年胡适25岁,他1917年发表《文学改良刍议》的时候也就26岁,1919年正式出版《中国哲学史大纲》的时候也就28岁,1921年发表《红楼梦考证》从而开创新红学的时候也就30岁。同样的年龄,键盘侠们还在跟风。扪心自问,不惭愧吗?),后来被收入他1920年出版的《尝试集》[3],全文如下:
蝴蝶
两个黄蝴蝶,双双飞上天;
不知为什么,一个忽飞还。
剩下那一个,孤单怪可怜;
也无心上天,天上太孤单。
可以看出来,这首诗的确没什么了不起的。它跟现代诗中的名篇,例如闻一多的《死水》,戴望舒的《雨巷》《烦忧》,卞之琳的《断章》《尺八》相比,确实相差甚远。但是要知道这是1916年的现代诗,作为对比,我们可以看看同时代的鲁迅先生在1918年写的一首现代诗《梦》,全文如下:
梦
很多的梦,趁黄昏起哄。
前梦才挤却大前梦时,后梦又赶走了前梦。
去的前梦黑如墨,在的后梦墨一般黑;
去的在的仿佛都说,“看我真好颜色。”
颜色许好,暗里不知;
而且不知道,说话的是谁?
暗里不知,身热头痛。
你来你来!明白的梦。
如果按照知乎上跟风键盘侠的标准,如果不是因为这首诗是鲁迅写的,恐怕照样会被批评得一文不值。
这本来就是现代诗刚刚肇始的时候写的,而且胡适也将他的诗集命名为《尝试集》,这就是在尝试。胡适的序里面这样写[3]:
现在新诗的讨论时期,渐渐的过去了。——现在还有人引了阿狄生,强生,格雷,辜勒律已的话来攻击新诗的运动,但这种“诗云子曰”的逻辑,便是反对论破产的铁证,——新诗的作者也渐渐的加多了。
有几位少年诗人的创作,大胆的解放,充满着新鲜的意味,使我一头高兴,一头又很惭愧。我现在回头看我这五年来的诗,很像一个缠过脚后来放大了的妇人回头看他一年一年的放脚鞋样,虽然一年放大一年,年年的鞋样上总还带着缠脚时代的血腥气。
现在键盘侠们非要说《蝴蝶》写得多不像样子,以此证明胡适的写诗水平有多差劲,这不是很可笑?而且你们能不能读一读《尝试集》[3]中的其他的诗,例如这首:
希望
我从山中来,带得兰花草。
种在小园中,希望花开好。
一日望三回,望到花时过。
急坏看花人,苞也无一个。
眼见秋天到,移花供在家。
明年春风回,祝汝满盆花!
很明显,校园歌曲《兰花草》就是从这首诗脱胎而来的。这里有详细的介绍:胡适与《兰花草》-光明日报-光明网 。这首《希望》写于1921年,后来被收入1922年第四版的《尝试集》,可是这首诗已经比《蝴蝶》好了很多,为啥就知道盯着《蝴蝶》呢?同样是出自《尝试集》[3],接下来这首写于1920年的《梦与诗》可以说是一首非常好的现代诗了,全文如下:
梦与诗
都是平常经验
都是平常影象
偶然涌到梦中来
变幻出多少新奇花样
都是平常情感
都是平常言语
偶然碰着个诗人
变幻出多少新奇诗句
醉过才知酒浓
爱过才知情重 ——
你不能做我的诗
正如我不能做你的梦
这首诗里面已经出现了名句了“醉过才知酒浓爱过才知情重 ——你不能做我的诗正如我不能做你的梦”。我认为这四句比起卞之琳的《断章》也毫不逊色。而且你总不能指望一首诗里面全是名句吧?就连李太白的《将进酒》里面都有“烹羊宰牛且为乐”这样的句子,然后你就拿着这句话说李白写诗的水平就这样,这不是在搞笑吗?
而且胡适是学者,不是作家,更不是诗人。胡适的《红楼梦考证》应该是一个代表作,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的第二十四篇里面对胡适的工作有这样的评价[4]:
俞樾(《小浮梅闲话》)亦谓其“中举人止十五岁,于书中所述颇合”。然其他事迹,乃皆不符;胡适作《红楼梦考证》〔8〕(《文存》三),已历正其失。最有力者,一为姜宸英有《祭纳兰成德文》,相契之深,非妙玉于宝玉可比;一为成德死时年三十一,时明珠方贵盛也。
......
三,康熙朝政治状态说 此说即发端于徐时栋,而大备于蔡元培之《石头记索隐》〔13〕。开卷即云,“《石头记》者,清康熙朝政治小说也。作者持民族主义甚挚,书中本事,在吊明之亡,揭清之失,而尤于汉族名士仕清者寓痛惜之意。
……”于是比拟引申,以求其合,以“红”为影“朱”字;以“石头”为指金陵;以“贾”为斥伪朝;以“金陵十二钗”为拟清初江南之名士:如林黛玉影朱彝尊,王熙凤影余国柱,史湘云影陈维嵩,宝钗妙玉则从徐说,旁征博引,用力甚勤。然胡适既考得作者生平,而此说遂不立,最有力者即曹雪芹为汉军,而《石头记》实其自叙也。
......
迨胡适作考证,乃较然彰明,知曹雪芹实生于荣华,终于苓落,半生经历,绝似“石头”,著书西郊,未就而没
雪芹名霑,字芹溪,一字芹圃,正白旗汉军。祖寅〔15〕,字子清,号楝亭,康熙中为江宁织造。清世祖南巡时,五次以织造署为行宫,后四次皆寅在任。然颇嗜风雅,尝刻古书十余种,为时所称;亦能文,所著有《楝亭诗钞》五卷《词钞》一卷(《四库书目》),传奇二种(《在园杂志》)。寅子頫,即雪芹父,亦为江宁织造,故雪芹生于南京。时盖康熙末。雍正六年,頫卸任,雪芹亦归北京,时约十岁。然不知何因,是后曹氏似遭巨变,家顿落,雪芹至中年,乃至贫居西郊,啜 粥,但犹傲兀,时复纵酒赋诗,而作《石头记》盖亦此际。乾隆二十七年,子殇,雪芹伤感成疾,至除夕,卒,年四十余(一七一九?——一七六三)。其《石头记》尚未就,今所传者止八十回(详见《胡适文选》)。
我们今天视为常识的知识,例如《红楼梦》作者是曹雪芹,《红楼梦》是作者在自叙家事而不是在影射明清政治,曹雪芹没有将《红楼梦》写完就去世了等等,这些都是胡适考证的结果。胡适的结果一出来,之前所有的索隐派的考证都成了废纸,包括蔡元培的。鲁迅除了在《中国小说史略》的第二十四篇引用胡适对《红楼梦》的考证之外,他还分别在该书的第十五篇引用了胡适对《水浒传》的考证,第十七篇引用了胡适对《西游记》的考证,第二十五篇引用了胡适对《镜花缘》和《泣红亭》的考证。这些学术成果还不够有说服力,还不够让键盘侠们闭嘴吗?
再强调一遍,胡适本身不是作家,是学者。这里有胡适的文集https://zh.m.wikisource.org/wiki/Author:%E8%83%A1%E9%81%A9 . 这个集子也未必完备,但是也可以看出来,胡适的工作重点不是写白话诗,也不是写《差不多先生传》这种白话文,而是做研究,学术研究。例如这一篇 《墨家哲学》[5]。我可以放几段在这里,让键盘侠们看看学术文章到底长啥样。
墨子名翟姓墨氏(近人江瑔作《读子卮言》辨墨子不姓墨。其实这事不成问题,无庸深辨)。有人说他是宋人,有人说他是鲁人。今依孙诒让说,定他为鲁国人。
欲知一家学说传授沿革的次序,不可不先考定这一家学说产生和发达的时代。如今讲墨子的学说,当先知墨子生于何时。这个问题,古今人多未能确定。有人说墨子“并孔子时”,(《史记·孟荀列传》)有人说他是“六国时人,至周末犹存”,(毕沅《墨子序》)这两说相差二百多年,若不详细考定,易于使人误会。毕沅的话已被孙诒让驳倒了(《墨子间诂·非攻中》),不用再辨。孙诒让又说:
窃以今五十三篇之书推校之,墨子前及与公输般鲁阳文子相问答,而后及见齐太公和(见《鲁问》篇,田和为诸侯,在周安王十六年)与齐康公兴乐(见《非乐》上。康公卒于安王二十年),与楚吴起之死(见《亲士》篇。在安王二十一年)。上距孔子之卒(敬王四十一年)几及百年。则墨子之后孔子益信。审核前后,约略计之,墨子当与子思同时,而生年尚在其后(子思生于鲁哀公二年,周敬王二十七年也)。盖生于周定王之初年,而卒于安王之季,盖八九十岁。(《墨子年表序》)
我以为孙诒让所考不如汪中考的精确。汪中说:
墨子实与楚惠王同时,《耕柱》篇、《鲁问》篇、《贵义》篇、……其年于孔子差后,或犹及见孔子矣。……《非攻中》篇言知伯以好战亡。事在“春秋”后二十七年。又言蔡亡,则为楚惠王四十二年。墨子并当时,及见其事。《非攻下》篇言“今天下好战之国,齐晋楚越”又言“唐叔、吕尚邦齐晋今与楚越四分天下。”《节葬下》篇言“诸侯力征,南有楚越之王,北有齐晋之君。”明在句践称霸之后(《鲁问》篇越王请裂故吴地方五百里以封墨子亦一证),秦献公未得志之前,全晋之时,三家未分,齐未为陈氏也。
《檀弓》下,“季康子之母死,公输般请以机封”。此事不得其年。季康子之卒在哀公二十七年。楚惠王以哀公七年即位。般固逮事惠王。《公输》篇,“楚人与越人舟战于江。公输子自鲁南游楚作钩强以备越”。亦吴亡后楚与越为邻国事。惠王在位五十七年,本书既载其以老辞墨子,则墨子亦寿考人欤?(《墨子序》)
......
《墨子》书今本,有五十三篇,依我看来,可分作五组:
第一组 自《亲士》到《三辩》,凡七篇、皆后人假造的(黄震、宋濂所见别本,此七篇题曰经)。前三篇全无墨家口气。后四篇乃根据墨家的余论所作的。
第二组 《尚贤》三篇、《尚同》三篇、《兼爱》三篇、《非攻》三篇、《节用》两篇、《节葬》一篇、《天志》三篇、《明鬼》一篇、《非乐》一篇、《非命》三篇、《非儒》一篇、凡二十四篇。大抵皆墨者演墨子的学说所作的。其中也有许多后人加入的材料。《非乐》、《非儒》两篇更可疑。
第三组 《经上、下》、《经说上、下》、《大取》、《小取》六篇。不是墨子的书,也不是墨者记墨子学说的书。我以为这六篇就是《庄子·天下》篇所说的“别墨”做的。这六篇中的学问,决不是墨子时代所能发生的。况且其中所说和惠施、公孙龙的话最为接近。惠施、公孙龙的学说差不多全在这六篇里面。所以我以为这六篇是惠施、公孙龙时代的“别墨”做的。我从来讲墨学,把这六篇提出,等到后来讲“别墨”的时候才讲他们。
第四组 《耕柱》、《贵义》、《公孟》、《鲁问》、《公输》这五篇,乃是墨家后人把墨子一生的言行辑聚来做的,就同儒家的《论语》一般。其中有许多材料比第二组还更为重要。
第五组 自《备城门》以下到《杂守》,凡十一篇。所记都是墨家守城备敌的方法。于哲学没什么关系。
研究墨学的可先读第二组和第四组。后读第三组。其余二组,可以不必细读。
儒墨两家根本上不同之处,在于两家哲学方法的不同,在于两家的“逻辑”不同。《墨子·耕柱》篇有一条最形容得出这种不同之处。
叶公子高问政于仲尼,曰:“善为政者若之何?”仲尼对曰:“善为政者,远者近之,而旧者新之。”(《论语》作“近者悦,远者来。”)
子墨子闻之曰:“叶公子高未得其问也。仲尼亦未得其所以对也。叶公子高岂不知善为政者之远者近之而旧者新之哉?问所以为之若之何也……”
这就是儒墨的大区别。孔子所说是一种理想的目的。墨子所要的是一个“所以为之若之何”的进行方法。孔子说的是一个“什么”,墨子说的是一个“怎样”。这是一个大分别。
还有这篇《红楼梦》考证 [6]。我同样可以摘抄几段:
《红楼梦》的考证是不容易做的,一来因为材料太少。二来因为向来研究这部书的人都走错了道路。他们怎样走错了道路呢?他们不去搜求那些可以考定《红楼梦》的著者、时代、版本等等的材料,却去收罗许多不相干的零碎史事来附会《红楼梦》里的情节。他们并不曾做《红楼梦》的考证,其实只做了许多《红楼梦》的附会!这种附会的“红学”又可分作几派:
第一派说《红楼梦》“全为清世祖与董鄂妃而作,兼及当时的诸名王奇女。”他们说董鄂妃即是秦淮名妓董小宛,本是当时名士冒辟疆的妾,后来被清兵夺去,送到北京,得了清世祖的宠爱,封为贵妃。后来董妃夭死,清世祖哀痛的很,遂跑到五台山去做和尚去了。依这一派的话,冒辟疆与他的朋友们说的董小宛之死,都是假的;清史上说的清世祖在位十八年而死,也是假的。这一派说《红楼梦》里的贾宝玉即是清世祖,林黛玉即是董妃。“世祖临宇十八年,宝玉便十九岁出家;世祖自肇祖以来为第七代,宝玉便言:‘一子成佛,七祖升天’,又恰中第七名举人;世祖谥‘章’,宝玉便谥‘文妙’,文章两字可暗射。”“小宛名白,故黛玉名黛,粉白黛绿之意也。小宛是苏州人,黛玉也是苏州人;小宛在如皋,黛玉亦在扬州。小宛来自盐官,黛玉来自巡盐御史之署。小宛入宫,年已二十有七;黛玉入京,年只十三余,恰得小宛之半。……小宛游金山时,人以为江妃踏波而上,故黛玉号‘潇湘妃子’,实从‘江妃’二字得来。”(以上引的话均见王梦阮先生的《〈红楼梦〉索隐》的《提要》)
......
以上关于曹寅的事实,总结起来,可以得几个结论:
(1)曹寅是八旗的世家,几代都在江南做官,他的父亲曹玺做了二十一年的江宁织造;曹寅自己做了四年的苏州织造,做了二十一年的江宁织造,同时又兼做了四次的两淮巡盐御史。他死后,他的儿子曹颙接着做了三年的江宁织造,他的儿子曹 接下去做了十三的江宁织造。他家祖孙三代四个人总共做了五十八年的江宁织造。这个织造真成了他家的“世职”了。
(2)当康熙帝南巡时,他家曾办过四次以上的接驾的差。
(3)曹寅会写字,会做诗词,有诗词集行世;他在扬州曾管领《全唐诗》的刻印,扬州的诗局归他管理甚久;他自己又刻有二十几种精刻的书。(除上举各书外,尚有《周易本义》、《施愚山集》等;朱彝尊的《曝书亭集》也是曹寅捐资倡刻的,刻未完而死。)他家中藏书极多,精本有三千二百八十七种之多(见他的《楝亭书目》,京师图书馆有抄本),可见他的家庭富有文学美术的环境。
(4)他生于顺治十五年,死于康熙五十一年。(1658—1712)。
以上是曹寅的略传与他的家世。曹寅究竟是曹雪芹的什么人呢?袁枚在《随园诗话》里说曹雪芹是曹寅的儿子。这一百多年以来,大家多相信这话,连我在这篇《考证》的初稿里也信了这话。现在我们知道曹雪芹不是曹寅的儿子,乃是他的孙子。最初改正这个大错的是杨钟羲先生。杨先生编有《八旗文经》六十卷,又著有《雪桥诗话》三编,是一个最熟悉八旗文献掌故的人。他在《雪桥诗话》续集卷六,页二三,说:
敬亭(清宗室敦诚字敬亭)……尝为《琵琶亭传奇》一折,曹雪芹(霑)题句有云:"白傅诗灵应喜甚,定教蛮素鬼排场。"雪芹为楝亭通政孙,平生为诗,大概如此,竟坎坷以终。敬亭挽雪芹诗有“牛鬼遗文悲李贺,鹿车荷锸葬刘伶”之句。
这一条使我们知道三个要点:
(一)曹雪芹名霑。
(二)曹雪芹不是曹寅的儿子,是他的孙子(《中国人名大辞典》页九九〇作“名霑,寅子”,似是根据《雪桥诗话》而误改其一部分。)
(三)清宗室敦诚的诗文集内必有关于曹雪芹的材料。
敦诚字敬亭,别号松堂,英王之裔。他的轶事也散见《雪桥诗话》初、二集中。他有《四松堂集》诗二卷,文二卷,《鹪鹩轩笔麈》一卷。他的哥哥名敦敏,字子明,有《懋斋诗抄》。我从此便到处访求这两个人的集子,不料到如今还不曾寻到手。我今年夏间到上海。写信去问杨钟羲先生,他回信说,曾有《四松堂集》,但辛亥乱后遗失了。我虽然很失望,但杨先生既然根据《四松堂集》说曹雪芹是曹寅之孙,这话自然万无可疑。因为敦诚兄弟都是雪芹的好朋友,他们的证见自然是可信的。
这些才是胡适的本职工作,而不是写你们谁都能读得懂的《蝴蝶》。你以为胡适是流行歌手啊?
胡适有很多纯学术的书籍和论文,而你们却拿了他的几篇白话文和一首《蝴蝶》说事。他不是鲁迅那样的作家,而是如同钱钟书和季羡林那样的学者。评价钱钟书你不去看他的《管锥编》却去看他的《围城》《写在人生边上》,评价季羡林你不去看他的印度学研究论文却去看他写的关于养兔子的散文,评价杨振宁你们不去读他的 Conservation of Isotopic Spin and Isotopic Gauge Invariance, Phys. Rev. 96, 191 而去关注他的婚姻,你们不觉得这纯粹就是管窥蠡测吗?就算是看胡适写的白话诗和白话文,他也有《文学改良刍议》这种文章,而你们却非要去看《差不多先生传》,难道就因为这篇文章又短又容易读懂吗?是不是你们也就能读懂这种文章?按照这样的逻辑,我也可以放两篇鲁迅先生的文章[7]:
立论
我梦见自己正在小学校的讲堂上预备作文,向老师请教立论的方法。
“难!”老师从眼镜圈外斜射出眼光来,看着我,说。“我告诉你一件事——
“一家人家生了一个男孩,合家高兴透顶了。满月的时候,抱出来给客人看,——大概自然是想得一点好兆头。
“一个说:‘这孩子将来要发财的。’他于是得到一番感谢。
“一个说:‘这孩子将来要做官的。’他于是收回几句恭维。
“一个说:‘这孩子将来是要死的。’他于是得到一顿大家合力的痛打。
“说要死的必然,说富贵的许谎。但说谎的得好报,说必然的遭打。你……”
“我愿意既不谎人,也不遭打。那么,老师,我得怎么说呢?”
“那么,你得说:‘啊呀!这孩子呵!您瞧!多么……。阿唷!哈哈!Hehe!he,hehehehe!’”
我的失恋
——拟古的新打油诗
我的所爱在山腰;
想去寻她山太高,
低头无法泪沾袍。
爱人赠我百蝶巾;
回她什么:猫头鹰。
从此翻脸不理我,
不知何故兮使我心惊。
我的所爱在闹市;
想去寻她人拥挤,
仰头无法泪沾耳。
爱人赠我双燕图;
回她什么:冰糖壶庐。
从此翻脸不理我,
不知何故兮使我胡涂。
我的所爱在河滨;
想去寻她河水深,
歪头无法泪沾襟。
爱人赠我金表索;
回她什么:发汗药。
从此翻脸不理我,
不知何故兮使我神经衰弱。
我的所爱在豪家;
想去寻她兮没有汽车,
摇头无法泪如麻。
爱人赠我玫瑰花;
回她什么:赤练蛇。
从此翻脸不理我,
不知何故兮——由她去罢。
然后按照键盘侠的逻辑,这就是鲁迅的实际文学水平,而全然不提先生的十六卷《鲁迅全集》,这样公平吗?拾人牙慧鹦鹉学舌的键盘侠可以休矣。
我想起来一个回答
说以前大家都喜欢诸葛亮,现在都喜欢贾诩
喜欢曾国藩
因为随着时间的变化,简单说,随着中国国力的增强
以前那种谋国的思想就开始变成了谋身的思想了
这很正常
讲真,国家弱的时候,为国为民奋不顾身的多,国家强大了,谋求自己幸福的多,这很正常。但是
胡适那时候是什么时候?
前几天一个你穿越回去干什么的
大部分回答也都是出国,有钱就给红军一点,等到改开之后回来接收国企,坐享中国发展红利
我一个回复里边有人评论就是,这就是聪明人应该选择的道路,出国,然后给予有限的支持
那么问题来了,聪明人都这么想的话,会成功吗?
暗杀的是陶成章是秋瑾是徐锡麟是红军是八路军,不是革命不成功我不回国或者一直在苏联呆着的废物····
当然这些聪明人一回来就暗杀了陶成章,把国内的人通过肃反杀了个干净
轻松夺权都当了大官···
慕容武鸟写过一本书,叫重生美国当大师
里边这一段我经常引用,因为写的太贴切了!
在袁燕倏常去的咖啡馆里随便对付了一顿午餐之后,他搜索了一下记忆,决定去曼哈顿南段的唐人街逛逛,因为那里有着号称最像中国的唐人街。就算听广东话和潮州话那也总比听英语来的亲切不是……
等袁燕倏到了唐人街,就发现一件事情,那就是对他这样的江南人士来说,广东话和潮州话真还没有英语来得亲切。而且……、
这就是最像中国的唐人街?!这街上的人真的就是自己的同胞?!
袁大师刚转进唐人街就听身边传来了一声“吼……呸”,他还没有反应过来,一口黄中戴绿绿中带点蓝的浓痰就正正地吐在了自己擦得锃亮的皮鞋上。
“F……”
他硬生生地把一句脏话给咽了下去,抬头……没看见人,再低头一看,一个矮小猥琐的中国男子也正看着他。这个中年男子本来脸上还带着抱歉夹杂着讨好的神情,可是他一见到袁燕倏那张黄色的脸庞,那股子卑微的气息顿时消失不见,而是挺起了有点鸡胸的胸膛,刻意地露出了脖子上不知是龙还是泥鳅的刺青。他嘴里“哼”了一下,说了一句“衰仔”,施施然地背着手就此扬长而去。
我们的袁大师记忆里面不算,生平真的第一次碰到这种情况。他只好捡起一张废报纸,强忍着恶心把痰迹擦去,想找个垃圾筐扔纸……环顾四周之后,他就把纸头扔在了地上。
这里也够脏了,不差这一张废纸。
街上不但脏,而且乱;不但乱,而且吵;不但吵,而且……这里的人们总少了一点东西。
这些中国式样的牌坊下面的洗衣店、杂货铺、饭店、赌档、烟馆、女支院……之中出入的绝大部分都是和他一样的黄色面孔,而这些和他一样拥有华夏血统的中国人却让袁燕倏感到陌生,陌生到有了一种发自内心的恐惧。
他站在那里看了一会,二话没说,扭头就走。
我们的袁大师忽然有点理解了那些“高等华人”,也许他们和自己一样在见识了先进文明的西(wei)方(lai)之后,再回到落后蛮荒的东方,那种落差大到他们自己都无法面对更无法接受。于是他们不自觉地把洋人当作了文化意义上的同胞,而把民族上的同胞当做了还没有开化的土著。
也许只有爱那块土地爱得深沉,只有把自己的根深深扎到人民之间,只有具有砸烂整个旧世界勇气和决心的真正爱国者才能挖掘出中国人所拥有的伟大力量。
也许我这样的小布尔乔亚,我这样的键政局成员,我这样的精致利己主义者最好的选择就是当当所谓的“大师”……
综上,胡适就是聪明人,就是小布尔乔亚,就是一个精致利已主义者
胖虎在揍野比康夫的时候,中立其实就是在帮胖虎
其实胡适或者小布尔乔亚,扮演的就是这个所谓的中立的角色
灾荒得久了,大学早已解散,连幼稚园也没有地方开,所以百姓们都有些混混沌沌。只在文化山上,还聚集着许多学者,他们的食粮,是都从奇肱国用飞车运来的,因此不怕缺乏,因此也能够研究学问。然而他们里面,大抵是反对 禹的,或者简直不相信世界上真有这个禹。
每月一次,照例的半空中要簌簌的发响,愈响愈厉害,飞车看得清楚了,车上插一张旗,画着一个黄圆圈在发毫光。离地五尺,就挂下几只篮子来,别人可不知道里面装的是什么,只听得上下在讲话:
“古貌林!”
“古鲁几哩……”
“O.K!”
飞车向奇肱国疾飞而去,天空中不再留下微声,学者们也静悄悄,这是大家在吃饭。独有山周围的水波,撞着石头,不住的澎湃的在发响。午觉醒来,精神百倍,于是学说也就压倒了涛声了。
“禹来治水,一定不成功,如果他是鲧的儿子的话,”一个拿拄杖的学者说。“我曾经搜集了许多王公大臣和豪富人家的家谱,很下过一番研究工夫,得到一个结论:阔人的子孙都是阔人,坏人的子孙都是坏人——这就叫作‘遗传’。所以,鲧不成功,他的儿子禹一定也不会成功,因为愚人是生不出聪明人来的!”
“O.K!”一个不拿拄杖的学者说。
“不过您要想想咱们的太上皇,”别一个不拿拄杖的学者道。
“他先前虽然有些‘顽’,现在可是改好了。倘是愚人,就永远不会改好……”
“O.K!”
“这这些些都是费话,”又一个学者吃吃的说,立刻把鼻尖胀得通红。“你们是受了谣言的骗的。其实并没有所谓禹,‘禹’是一条虫,虫虫会治水的吗?我看鲧也没有的,‘鲧’是一条鱼,鱼鱼会治水水水的吗?”他说到这里,把两脚一蹬,显得非常用劲。
“不过鲧却的确是有的,七年以前,我还亲眼看见他到昆仑山脚下去赏梅花的。”
“那么,他的名字弄错了,他大概不叫‘鲧’,他的名字应该叫‘人’!至于禹,那可一定是一条虫,我有许多证据,可以证明他的乌有,叫大家来公评……”
于是他勇猛的站了起来,摸出削刀,刮去了五株大松树皮,用吃剩的面包末屑和水研成浆,调了炭粉,在树身上用很小的蝌蚪文写上抹杀阿禹的考据,足足化掉了三九廿七天工夫。但是凡有要看的人,得拿出十片嫩榆叶,如果住在木排上,就改给一贝壳鲜水苔。
横竖到处都是水,猎也不能打,地也不能种,只要还活着,所有的是闲工夫,来看的人倒也很不少。松树下挨挤了三天,到处都发出叹息的声音,有的是佩服,有的是皮劳。但到第四天的正午,一个乡下人终于说话了,这时那学者正在吃炒面。
“人里面,是有叫作阿禹的,”乡下人说。“况且‘禹’也不是虫,这是我们乡下人的简笔字,老爷们都写作‘禺’,是大猴子……”
“人有叫作大大猴子的吗?……”学者跳起来了,连忙咽下没有嚼烂的一口面,鼻子红到发紫,吆喝道。
“有的呀,连叫阿狗阿猫的也有。”
“鸟头先生,您不要和他去辩论了,”拿拄杖的学者放下面包,拦在中间,说。“乡下人都是愚人。拿你的家谱来,”他又转向乡下人,大声道,“我一定会发见你的上代都是愚人……”
“我就从来没有过家谱……”
“呸,使我的研究不能精密,就是你们这些东西可恶!”
“不过这这也用不着家谱,我的学说是不会错的。”鸟头先生更加愤愤的说。“先前,许多学者都写信来赞成我的学说,那些信我都带在这里……”
“不不,那可应该查家谱……”
“但是我竟没有家谱,”那“愚人”说。“现在又是这么的人荒马乱,交通不方便,要等您的朋友们来信赞成,当作证据,真也比螺蛳壳里做道场还难。证据就在眼前:您叫鸟头先生,莫非真的是一个鸟儿的头,并不是人吗?”
“哼!”鸟头先生气忿到连耳轮都发紫了。“你竟这样的侮辱我!说我不是人!我要和你到皋陶大人那里去法律解决!如果我真的不是人,我情愿大辟——就是杀头呀,你懂了没有?要不然,你是应该反坐的。你等着罢,不要动,等我吃完了炒面。”
……
“灾情倒并不算重,粮食也还可敷衍,”一位学者们的代表,苗民言语学专家说。“面包是每月会从半空中掉下来的;鱼也不缺,虽然未免有些泥土气,可是很肥,大人。至于那些下民,他们有的是榆叶和海苔,他们‘饱食终日,无所用心’, ——就是并不劳心,原只要吃这些就够。我们也尝过了,味道倒并不坏,特别得很……”
“况且,”别一位研究《神农本草》的学者抢着说,“榆叶里面是含有
维他命W的;海苔里有碘质,可医瘰疬病,两样都极合于卫生。”
“O.K!”又一个学者说。大员们瞪了他一眼。
“饮料呢,”那《神农本草》学者接下去道,“他们要多少有多少,一万代也喝不完。可惜含一点黄土,饮用之前,应该蒸馏一下的。敝人指导过许多次了,然而他们冥顽不灵,绝对的不肯照办,于是弄出数不清的病人来……”
“就是洪水,也还不是他们弄出来的吗?”一位五绺长须,身穿酱色长袍的绅士又抢着说。“水还没来的时候,他们懒着不肯填,洪水来了的时候,他们又懒着不肯戽……”
“是之谓失其性灵,”坐在后一排,八字胡子的伏羲朝小品文学家笑道。“吾尝登帕米尔之原,天风浩然,梅花开矣,白云飞矣,金价涨矣,耗子眠矣,见一少年,口衔雪茄,面有蚩尤氏之雾……哈哈哈!没有法子……”
“O.K!”
……
鲁迅:我不是针对谁 我是说在座的各位都是……
能让k党和tg站在同一立场的评价的人不算多
汪精卫和胡适算是其中之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