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初乌克兰、阿拉伯之春那些颜色革命的街头参与者现在看到自己的祖国变成这样会后悔吗? 第2页

至少大部分中上层参与者是不会后悔的。

在中国革命的年代，同盟会、国民党、共产党等等各派人士，都没有移民国外，成为外国公民，然后天天在网上炫耀住大豪斯吃牛排、偶尔发表民主言论的选项。虽然他们很多人出身优越，但是既然走上了这条路，要么把大清朝、北洋政府、蒋介石赶下台，要么成为烈士，变节只会社死，大青果药丸以后中国还是没有崛起，那么就继续斗争下去，孙中山有过几次流亡国外的经历，但是他一有机会就要回国搞革命。普通人更不可能出国，只有混不下去才会下南洋做苦工。各路军阀最多也就战败下野去上海天津香港做寓公，大部分军阀都很有那个啥数，1927年以后纷纷归附国民政府，1949年以后纷纷起义。

现在不一样了，在本国搞起一通颜色革命以后，国家经济一落千丈，本币贬值，失业率飙升，普通人不论左派还是右派即使没有土地出让金制度也更加买不起房子。但是街头革命家、NGO领袖们，就可以不用在这个秩序崩溃的国家再待下去，完全可以移民欧盟、英美加澳新等国，拿着没有用完的民主经费，发表几篇慷慨激昂的演说，写几本感人肺腑的回忆录，以“国家良心”“民族良心”自居，可以拿到很多钱，成功实现阶级跨越。普通人到了发达国家，也可以努力奋斗，从最苦最累的工作做起，女性还可以和发达国家男性公民追求一场纯洁的爱情。阿拉伯国家的难民去欧盟还有些门槛，要花不少钱长途跋涉偷渡去欧盟，而乌克兰人去欧盟打工的限制就少很多了。

至于自己国家？和人家还有什么关系？留在原来国内的那些穷光蛋死活又关那些民主活动家什么呢？烂掉就烂掉呗，几百年里也好不起来又怎样？世界上从来就没有法律，规定所有国家都必须变得越来越好。

就在埃及人民欢呼雀跃赶走独裁者获得民主的时候，埃塞俄比亚在尼罗河上游上马了复兴大坝工程，而即使尼罗河断流，移民去了发达国家的民主人士生活也是绝对不受影响的，最多捐一点钱。而尼罗河如果会断流，那也是因为没有彻底的民主化私有化。还留在埃及的都是傻X、卢瑟。

这是一个全球买办阶级的黄金时代，除了鼓吹全盘私有化的传统买办，现在还有全新的左派买办，有良好的道德修养，致力于站在道德高地否定一切，熟读各种后现代主义理论却对普通民众一无所知。虽然人在国外或者准备移民，但是却不分昼夜的关心国内的房价油价等各种民生问题，总而言之，言而总之，只要废掉国内产业，那么大家都可以移民或者进外企拿高薪了。

当然了，在太阳耗尽氢燃料变成红巨星之前，我们谁也不能很绝对地说这些国家就没有希望了。

他们不会后悔的，因为你看到的人并不是全部。

早在乌克兰广场革命时期，当时聚集在乌克兰广场上的人最多几万人，只有这几万人要求亚努科维奇下台，当时他刚刚上台没多久，就在十年前，橙色革命才把他轰下去过一次。

政权频繁在季莫申科这些亲欧派手上来回运转，亚努科维奇就其本身的政见来看，只不过是中间立场，并不是特别亲俄。

仅仅因为拒绝和欧盟签署联系国协定，亚努科维奇遭遇了广场抗议，讽刺的是，亚努科维奇当时别无选择，在经历了数年的经济低迷以后，俄罗斯愿意给与150亿美元的救济贷款和廉价的天然气供应，反之，欧盟对乌克兰的援助不仅吝啬而且附加政治条款，其中包括公然干涉乌克兰内政的条款。

亚努科维奇在拒绝了这些条件后，为了避免事态扩大，解散了“金雕”卫队，并且答应抗议者的要求，结果在视察乌克兰其他地区的时候，被反对派发动了政变，推翻了自己的总统宝座。

之后的事情，大家都清楚了，克里米亚地区说俄语的乌族和俄罗斯族率先发布声明独立脱离乌克兰，之后，乌克兰东部二省和顿巴斯地区都发生了分离主义运动，这些地区有一个特点，他们远离首都，但是有强烈的政治倾向。

广场革命代表了这些人吗？显然没有，广场革命恐怕只代表了首都和附近地区的民意，而这些地方靠近欧洲，当地居民认为加入欧盟可以为自己带来就业。

早在两千年前的罗马时代，当时的政治家就认识到这个问题，随着领土的扩大，原有的公民大会失去了民主的作用，因为公民大会只代表罗马城附近的公民意见，而那些居住在南意大利和南法高卢地区的罗马公民，他们没有表达政治权利的渠道。

如果民主是一人一票，那么所有人都有权利发言，乌克兰其他地区的民意显然“被代表”了。

后悔吗？我想他们不会的，他们会觉得如果不是乌克兰东部地区民众横插一脚，他们就迈入幸福生活了。乌克兰的利益就是他们的利益，而他们的利益是不包括东部民众的利益的，加入欧盟，只会让西部民众收益，但是对于缺乏工业，资源丰富，经济上依赖俄罗斯的东部地区而言就没有那么幸福了。

他们的利益一开始就建立在牺牲东部民众的利益上，如今残酷的内战导致乌克兰经济衰退不说，国家也劈成了两半，还失去了黑海的出海口。

但如果不这么做，东部民众只会更惨。

那些鼓动革命的幕后策划者，他们不会后悔，任何动乱都是他们火中取栗，并且趁机大发国难财的机会，他们害怕的是和平和安定的环境，他们害怕动乱会消失，这样他们将不会再有机会赚取政治资本。

就像叙利亚之春那样，当年那些所谓的自由军，在发现自己不可能立即推翻阿萨德政权后，他们决定绑架，和伊斯兰国合作，甚至很多人自己就加入和伊斯兰国，这些当年抗议的民众，这些自诩“自由的”军队，在叙利亚和土耳其边境地区绑架西方游客和记者，买卖人口和组织偷渡，这个时候自由在哪里呢？

我们当年的红军，即使贫困和陷入绝境，也依然坚持：“不拿群众一针一线。”

而这些叙利亚自由军，直接绑架人口，然后向欧洲国家敲诈赎金。

当年蒋介石派他的儿子去打虎，江浙财团不干了，直接打电话给宋美玲告御状。

这些江浙财团人数虽少，但却是支持蒋介石的钱袋子。

结果蒋介石乖乖的把儿子带了回来。

如果这些人也是民意，那么只能说在有些既得利益者看来，那些暴民，那些流氓无产者，那些既得利益者才是民意，至于绝大多数普通人，是不算“民”，自然也不会代表民意的。

哪些鼓吹X独，鼓吹颜色革命的人，并不是真正为了正义自由献身的人，而是一群为了自己的利益火中取栗的人。

那些真正了不起的人，往往是从小事做起，我们的教员在干革命以前，组织罢工争取工资，给农民和工人办夜校认字。

伟大不是来自政治作秀，而是来自生活中的每个细节，那些叫喊的最凶的，只会把别人的孩子推在前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