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评价孙可望？ 第1页

早就想写一下孙可望了，之前看到 @墨舞 和 @赤坂凌太郎 在

这个问题下的回答，感觉写得很好了，只是这个问题是基于孙可望作为南明将领的军事角度进行回答，没有涉及到孙可望后半生中最出彩、最值得研究的民政治理方面，所以本文主要论述一下孙可望是如何治理云贵，是如何在百姓负担不算过重、云南经济不至于破产甚至还能快速发展的基础上，以“不足江南一大县”的云贵养兵二十万，还能够出现“物阜民丰”的状况。

一、明末云南的土地状况

虽然沐氏一族在明末有较好的表现，但不得不说，单纯从明末云南土地分配的角度来看，沐氏已经成为了阻碍云南经济发展的最大反动因素。

明末云南农业除一般民田外，另有土司庄田、寺院庄田、屯庄和勋庄四种土地类型。

这其中土司庄田基本还是领主农奴制甚至于奴隶制的形态，而占有云南农业最大头的屯庄和勋庄则主要受到沐氏一族的支配。

这其中以勋庄最盛，沐氏庄田在明末已经达到一百零一万三千亩之多，占有当时云南总耕地面积的三分之一以上。

而且沐氏是“开门节度，闭门天子”的土皇帝，威势较之明末其他省份占据大量庄田的亲王更盛，不仅“钦赐者仍从免科”，而且“宽投献者姑不例遣”。明朝官方承认沐氏对“钦赐”和“投献”的土地拥有额外权力，只需交纳一点象征性的田赋，自然为沐氏的土地兼并大开方便之门。

到了明末时期，云南社会经济危机已经成为积重难返的形势。经济大幅度退步乃至于崩溃，在金银矿丰富且在明代得到大量开发的云南却退化到了使用“贝币”的地步，甚至于连“改土归流”都无法继续推行，为了维持统治，不得不复辟土官、“改流为土”。

到大西军入滇以前，沐氏和土司推行的领主农奴制已经完全成为了历史的反动因素，在沐氏统治下的云南社会矛盾高度激化——摧毁领主农奴制、重新分配土地，成为了历史交给孙可望的任务。

二、大西军入滇推行营庄制改革

顺治四年，大西军在张献忠牺牲后重整旗鼓，于三月间攻入云南，四月占领昆明，九月间统一云南，势如破竹。

大西军入滇的背景是云南社会矛盾高度激化，“人民延颈望其来”、“沐氏勋庄之人趋附入山”。原来被逼入深山“多年自成种类”的起义者纷纷出山，扬眉吐气地“沿途赶集”；有名的“鲁魁山寇”也自发为大西军维持地方治安，“为各村保固无他”。

云南当时面临的深刻社会危机与经济的总破产，使得孙可望下定决心在打击、削弱农奴主的基础上，实现生产关系的调整：这就是大西军的营庄制改革。

顺治四年五月，孙可望结束“搜海”之役后，“将云南府属军民田地分为营庄，各设管庄一人”，这是营庄制的开始。

所谓“营庄”只是当时的俗称，正式称呼是“皇庄”，其出产则为“皇粮”。营庄原来多是云南农奴主和地主的私有土地，其中最大一部分就是原来的“沐氏勋庄”。如前所述，明末云南土地集中程度惊人，沐氏勋庄占云南土地三分之一以上、屯田占43%，余下又为土司和寺院占有，因此孙可望将大量私有土地没收为营庄，“民以无田为庆”，因而获得了云南百姓的支持。

顺治四年秋，孙可望“括近省田地之利，俱以官四民六分收”，开始正式推行营庄制。具体办法是由公家委任的“管庄”人员，替代地主的经营权，直接管理土地，直接从佃农的手上征收比例为50%的粮食。再由管庄人员从征收的粮食中，取出10%分配给地主。

也即使说营庄制分离了土地的所有权、经营权和使用权，采用了和后期太平天国类似的“着佃交粮”的办法，避免了地主对佃农的超经济剥削，也消灭了一层中间商，降低了佃农负担，同时提高了公家收入。

营庄制承认“田主”、“东家”有权分享土地收益，但是“田主”只能通过农民军之手间接获得土地收益，不能直接向佃农收租，而且在“田亩分庄委官管理”下更无法直接过问土地经营。同时，“田主十与一”实际上把地租率降低到了赋税率的水平。

这种把“大租小赋、赋从租出、佃户交租、业户完粮”改造为“大赋小租、租从赋出、着佃交粮”的制度，实际上造成了土地所有权的多元化与“田底”私有、“田面”公有的状况。它一方面是对地主土地私有制的承认，另一方面也是对地主权利的强制干预、限制与部分剥夺。

营庄制的推行加速破坏了云南原有的领主农奴制，使得云南的土地分配制度，迅速赶上甚至超越了江南等一般农业经济发达地区的佃制情况，为之后云南社会经济的迅猛恢复和空前大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当然，营庄制存在很强的战时经济色彩，随着大西军在军事上的节节顺利，孙可望又对其进行了许多改动。而孙可望倒台后，李定国则通过“清田驰禁“完全废除了营庄制。）

三、孙可望的水利建设与云南耕地面积的扩大

随着云南领主农奴制的崩溃，云南农业中被束缚的潜力开始爆发出来。孙可望在占领昆明后便发布了“招抚百姓回家务业，不足者借给牛种”的招民复业令。

为了尽快恢复云南的农业生产，孙可望不仅贷给牛、种，还在外省抗清前线和战区组织了向云南腹地的移民。而云南地形复杂，气候不佳，山地常旱，湖滨易涝，农业条件比较恶劣，但大西军不畏艰难，“道劳不肩舆，炎暑不张盖，而尽力乎沟皿”，全力兴建水利设施，以求通过人力改变云南先天性的不良农业条件。

由于孙可望主持兴建的水利设施极多，这里只简单提几处对云南经济产生深远影响的大规模水利工程：

1、昆阳境内的海口是滇池水系通往螳螂川的唯一宣泄水道，疏浚海口是发展滇池盆地农业生产的关键性水利工程。但到明末，由于朝廷日益腐朽，自万历三年以后，海口再未疏浚过，以致于“滇水泛滥，军民甚病”。孙可望于顺治六年，“浚海口，省耕省敛，凡有利于民者无不备举”，滇池地区因而连年丰收。

2、澄江是滇中重要的鱼米之乡，顺治七年前后，大西军修建了可以“灌溉澄郡田畴千万亩计”的西宕泉水利工程，它包括疏浚罗藏溪、修复灌溉渠道与堤防，并新建东西二坝。这项工程是在“戎马倥惚”、“寇将有事于西畴”的情况下完成的，在孙可望领导下，大西军客服了困难的外部军事环境，完成了这项造福子孙的事业。

3、大西军还在滇西的剑川州进行了剑海治理工程，陕北弓匠出身的行营工部尚书王应龙亲抓此事，完成了这项规模浩大的工程。

当时抗清战争正激烈进行，云南一隅之地，“耕田凿井之民日苛戈于黔粤楚蜀之界”，在维持进攻的同时，还要兴修如此之多的大规模水利工程，困难可想而知。在这里除了群众的热情外，农民军积极参与建设也起了很大作用，如《重修法明寺碑记》提到了“不妨农务，借力新兵”，可知很多建设应当是由部队完成的。

此外，由于事涉“违碍”，清代文献对“流寇”在云南的建设总是力图回避和抹杀。清修云南方志对于此类工程或不予记载，或至简单说是在“顺治年间”修成，更有甚者还有恬不知耻，将大西军的治绩写成是清军入滇后的成绩。

好在一些碑记和清人遗忘篡改的史料，为我们留下相当多的铁证。但也应该想到，由于清代的篡改，大西军在云南水利工程方面的成就只能被低估，而不会被高估，尚不被我们挖掘出来的还不知道有多少。

经过大西军的水利建设努力以后，云南的农业生产不仅出现了奇迹般的迅猛恢复，而且在万历全盛时期的水平上，还出现了空前的大发展。

以耕地面积而言，下图为明清间八十多年各省田地面积的变化情况：

可以看到从万历年间到顺治年间，大部分省区和全国的耕地面积都有所减少，其中四川、湖广、河南、广西作为主要战区，耕地面积更是锐减。少数省份虽然有所增加，但幅度很小。

只有孙可望治理的云南、贵州两地，耕地面积大幅增加，贵州暴增一倍，云南则暴增近二倍。即便扣除统计口径不同造成的差别，和对隐户的清理，在删除没收勋庄、土司庄田造成的耕地面积增长后，纯粹靠孙可望治理而造成的耕地增长也达到了40%之多。

此后由于清军和吴三桂的反动统治，直到雍正年间，云南耕地面积才恢复到了孙可望时期的水平。也可见仅从治理水平来看，清廷官僚和吴三桂的水平，都远远不能和孙可望同日而比。

四、孙可望的云南之治

清军入滇之初，是“以尽天下之正赋而奉一隅之云南”，以天下的赋税收入维持吴三桂在云南的军队还很困难，可是孙可望却只依靠云南本土，不仅维持了规模浩大到二十万之多的军队，而且没有使得云南出现社会经济凋敝破产的情况，反而在同期有余力进行大规模水利建设，促成了云南经济的超高速发展。

明末的云南，在大西军入滇以前，和全国其他地方一样，兵灾、灾荒和饥荒一齐降临，连绵不绝。崇祯四五年起，云南各地纷纷“告饥”，粮食价格暴增。沙定洲之乱爆发后，人民流亡，饿殍遍地，社会经济完全崩溃。

孙可望治理云南之初，面临的是“民掘草木以食”、“饥馑病疫，死者八九”、“天灾流行，十死五六，病者枕藉相望，棺木殆尽，死者尽以席裹，埋之荒郊为厚幸”的烂摊子。

但是在孙可望接手以后，当年生产就迅速恢复，获得丰收，还有余力“贼见是岁秋成有望，开仓赈济寒生，每人谷一斗”。

只用了一年时间，孙可望通过实行营庄制，并在社会上推行崇俭抑奢的“农民诸禁”，很快就使云南经济从总破产恢复到了“物阜民丰”的地步，“一年土产财赋，足供养兵之需”。

之后在连续两年丰收的基础上，顺治六年孙可望就解除了“农民诸禁”，并在元宵节时大放花灯，景象甚至超越了明代全盛之时。同时也是在这年，孙可望开始进行屯制改革，调整了营庄制中过于理想主义的一些规定，并调整了工商业政策和吏治，从而又迎来了一个丰年。

这样，大西军政权就进入了它的全盛期。云南军民“挥汗如雨，民富庶兵精强”，耕者有其田、战者有其食，使云南成为了当时全国经济状况最好的地方之一。

甚至于孙可望在云南的成功治理，还对清廷统治下的地区和人民造成了巨大影响和吸引力。顺治十年清军偏沅巡抚的幕僚丁大任在湖南就听说“滇中人民乐业，云南百姓恬熙，若不知有交兵者”。连远离云南且富甲天下的江南也流传“滇南，天下饶乐土也，其人隔绝山海，今犹袭冠带以居”。

直到清军入滇前夕，云南还是“粮草山积”、“钱粮有余”，但清军入滇打断了云南经济的高速发展，清军的残暴和吴三桂的倒行逆施，使得云南农业生产受到严重破坏。顺之十三年还“莫道治成无可象，农歌到处点民情”的云南，就变成了“百姓逃窜，谷穗遗弃于田地，稻粮飘散于风雨，所以丰稔之年转而为饥馑之岁”。

清军云贵总督赵廷臣也不得不承认：“臣问田之荒芜始于何时？百姓备道顺治十六年春夏。”可见清初云南经济的毁灭性倒退，完全是由于清军的破坏。

下图为云南米价的变化：

可以看到大西军入滇前夕，云南米价已经涨到了每石十几两到三十两的水平。然后大西军入滇一年以后，云南米价就恢复到了三两到八两左右，到后来孙可望大治云南的时候，甚至到了米价一石七钱而已。

相反清军入滇只用了两年时间，就把米价从大西军政权覆灭前的十二两上涨到了一百两一石的地步。

五、总结

孙可望的私德很成问题，他在并无能力使得南明其他派系臣服的情况下，盲目追逐南明的最高权力，造成了自己在岔路口时诸军不援的惨败，更使得他最后走上了出卖民族、出卖人民的汉奸道路。

但孙可望对于云南的治理，为云南的社会经济发展打了一剂强心针，使得云南完全脱离了领主农奴制的残余。

以治理水平而论，孙可望对于农民起义军土地制度的设想和探索、对于云南农业经济的调整和经营，乃至于对工商业的经营、对吏治的刷新，都足以使得孙可望跻身十七世纪全球范围内最优秀的行政专家之一。

=========================

继续挂一下广告，宇文君写的穿越明末闯军李来亨的扑街小说《明末不求生》，虽然首订仅仅66，还是万望诸公支持一下！

都帮忙点一下推荐收藏吧！乞讨中ing

---

  tian-xia-long-feng 网友的相关建议: 
      

聪明人靠统计数字和洞察来得出结论。

平庸的人仅依靠统计数字来获取信息。

笨蛋成天看个案小作文来悲鸣或自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