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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评价李世民的晚年? 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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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世民的晚年的确不如前期,但不至于昏庸。

说他昏庸的,无非是说他杀了3个人:宰相刘洎,凌烟阁24功臣之一的张亮,以及曾跟随他出生入死的李君羡。

但杀他们都是原因的,相信你要是那时候的李世民,估计比他杀的更多。

至于为什么杀他们,还得从立了李治为太子说起。

在李世民的眼里,李治是很懦弱的一个人。注意,是在李世民眼里。

李治9岁死了妈——长孙皇后,天天哭个不停,悲凉无比。李世民看在眼里疼在心里,从此以后就把李治带到身边抚养。

长孙皇后有三个儿子:大儿子李承乾,二儿子李泰,三儿子李治。

当时李承乾是太子为人还不错,但因为有”脚疾“具体是啥病,咱也不知道,很有可能是糖尿病足,因为他们李唐家有糖尿病史。这病是慢性病,会越来越严重,脚就跟被泼了硫酸一样,会慢慢被腐蚀的连骨头都不剩。

人一得病,心态就会变嘛。所以,李承乾的心态也慢慢的发生了严重的扭曲。

刚好,李世民这时候又特别疼爱李泰,给李泰赏的东西,都超过了东宫。举个例子,给李泰在洛阳安了一个大宅子,大概相当于现在的半个紫禁城。给李泰在长安赏了个芙蓉园,大概相当于现在的三个紫禁城。

李泰看到老爹喜欢自己,大哥又有病,所以就萌生了夺嫡的想法。

李承乾害怕失去太子的位置,就开始密谋造反了。结果造反还没有实施,就泄密了。被李世民给废了。

李世民准备将李泰立为太子,但是,李泰最后一步太作了,表示如果李世民把自己立为太子,他死之前,就把自己唯一的儿子李欣给杀了,传位给三弟李治。

李世民蒙了,因为李世民还很喜欢这个孙子李欣,李欣4岁的时候,李世民就把他接到了宫中亲自抚养,对他疼爱有加。现在李泰说要杀了自己的孙子,李世民有点受不了。就问大臣们的意见。

褚遂良说,李泰就是骗人的,他怎么可能舍得杀自己的儿子,杀他大哥李承乾和三弟李治还差不多。

李世民觉得老褚说的有道理,就只好将李治立为了太子。因为李治懦弱嘛,李治当上皇帝后,就不会杀李承乾和李泰,事实也是如此。

以上这些事的详细经过,可看我们文后的第一个链接,大概1万多字,有点长,这里就不说了,只说后面又发生的事情。

李世民一直认为李治懦弱,所以,他晚年的时候,为了保证李治能顺利接班,就亮起了屠刀。但老实说,除了最后一个李君羡死的特别冤枉以外,其他人死的,也不太冤枉。下面是详细的经过:


李世民刚把李治立为太子,就又后悔了。原因还是这孩子身体素质太差,性格也太懦弱,没有一点像自己的地方。

如果李治他妈不是长孙皇后,李世民都会严重怀疑是不是自己亲生的。

于是,他又想让把三儿子李恪立为太子了。


李恪,出生于619年,虽然他母亲是隋炀帝的女儿,但是人长得帅、脾气硬,能文能武很像李世民。所以,从小就受李世民的喜欢。

李世民偷偷的把这想法告诉了长孙无忌,但是再次遭到了强烈的反对。隋炀帝的外孙当皇帝,脑子被驴蹄了吧,万一以后他给姥爷翻案可咋办,朝堂上还有一大群当初反隋的功臣呢。

经过这么个小波折,李世民是身心疲惫,彻底的安了心。


自此以后,李世民对待李治就跟老来得子的土财主一样,捧在手里怕摔了,含在嘴里怕化了。

看见李治在吃饭,李世民就对李治说:“你要知道农民伯伯的艰辛,懂得爱惜民力,就能经常吃上这口饭了。”

看见李治在他骑马,李世民就对李治说:“你得让马劳逸结合,不能一下子把马骑死,这样你就能经常骑马了。”

看见李治在坐船,李世民就对李治说:“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百姓就是水,君主就是船啊。”

总之,无论看见李治干啥事,李世民就跟中年妇女一样絮絮叨叨个不停。幸好李治性格内向脾气又好,不仅对李世民百依百顺,还格外的懂事。

看见被幽禁的李承乾和李泰很凄惨,李治就主动要求给这两位兄弟送衣服、送外卖,把李世民感动的稀里哗啦的。

看见小儿子这么有胸怀,李世民就把李泰给放了出来,撵到均州(今湖北)吃小龙虾去了,后来又将李泰重新封了王,一直到李治登基3年之后,李泰才因病去世。

第二年,李世民要去亲征高句丽,李治跟当初死了妈一样,又是连续哭了好几天,李世民又好好感动了一把。

李世民到达辽东后,这俩人隔着几千里,天天飞信聊个不停,几天收不到李治的飞信,李世民都着急的直念叨:“快想死稚奴了(稚奴是李治的小名)”。

李世民从辽东回来时,刚刚到达边境,李治就火急火燎的狂奔了几百里要早一天见到爹。

李世民也激动,一听说儿子要来接自己,就气血上涌。46岁的人了,带着3000飞骑就往儿子来的路上赶。

回京的路上,李世民背上长了个大疮,李治就亲自用嘴天天吸。每天也不骑马,也不坐轿,就一直扶着老爹的轿子走了几百里,以方便随时随地照顾老爹。

回到京城之后,李世民还需要休养,李治就连续几个月待在皇宫中,衣不解带天天伺候。

这么孝顺的儿子,谁能不喜欢啊。所以,从此之后,李世民就彻彻底底的黏上了李治,在随后的几年里,无论走到哪他都想把李治带到哪。

一般情况下,皇帝外出旅游,太子需要坐镇京城监国,以防天下有变。但李世民就不同,去灵州溜达时,就非要带着李治,被大臣们好说歹说才算消停了。

不过,这对父子的情是深了,其他几个人就遭了殃了。因为李世民越来越害怕,自己百年以后有人会夺了懦弱的儿子的大权。

所以,为了保证李治能够顺利接班,李世民在最后的几年里,做了一系列的人事变动,并顺便除掉一些人。

李世民先是提拔了一批支持李治的人,例如让长孙无忌当了太子太师、同中书门下三品(相当于宰相)。


又把褚遂良从没事找事的谏议大夫,直接升为了黄门侍郎(门下省老二,相当于副宰相)。

又把李治的妻舅柳奭(shì)升为了兵部侍郎(兵部老二)。

接着,李世民就开始对老臣以及潜在的威胁下手了。

643年,尉迟敬德告老还家,从此不问政务,天天在家修仙,不与任何人交往,658年在家中安然去世,享年74岁。

648年,薛万彻因为骄傲过了头,被免了官,流放到了象州(广西)搞西部大开发。

房玄龄这个谨小慎微,从来不乱发表意见的老臣,虽然很受李世民的信任,但还是享受了一把坐过山车的刺激,一会升一会降,一直到648年去世,死在了李世民的前面。


和房玄龄齐名的杜如晦,早在630年就去世了,不然待遇估计和房玄龄差不多。

只有程咬金为人低调,加上和李世民是儿女亲家,不但没有降职,还在643年,转任左屯卫大将军,驻军宫城的北门。后来在李治接班的过程中,还发挥了重要作用。

(秦叔宝早在638年就去世了,李靖和李绩我们后面讲。不要提薛仁贵和苏定方,他们俩现在的官职,根本不在李世民的考虑范围之内。)

虽然整了这些老臣,但老实说,李世民给他们的处理结果,放在任何一个朝代都得叩谢隆恩了。不过,以下三位大臣的结局,就真的有点惨了。

1、宰相刘洎(jì)之死

刘洎出生于南阳,原来是萧铣的手下,归降大唐之后,因为敢和李世民当面抬杠,深受李世民喜欢和敬重。

经过几年的磨练,刘洎终于成长为了,继魏征这个大杠精之后的小杠精。当年李世民要看起居注时,被禇遂良给怼了回去,刘洎就在旁边为褚遂良呐喊助威。

639年,李世民把他升为了的黄门侍郎(副宰相)。

643年李承乾被废之后,刘洎觉得光抬杠不好玩,可以玩一下杠杆了。于是,他就和另一位宰相岑文本一起,站在了李泰的那一边,结果被长孙无忌给杠飞了。

李治当上太子之后,李世民刚开始并没有因为刘洎和岑文本当年支持李泰而冷落他们,相反还让他们和褚遂良、马周等名臣,轮流和李治谈论政事。

645年,李世民征高句丽时,还把岑文本带到了身边,但岑文本劳累过度死在了半路。刘洎则在后方,和李世民的妻舅高士廉等人,辅佐太子监国。临走之前,李世民像往常外出一样,特意叮嘱他们要好好辅佐太子。

这本来就是一场普通的送别,但是,出事了。

作为皇亲国戚,又在玄武门之变时立下大功的高士廉还没有说话,刘洎竟然抢在了前面来了句:“陛下请放心,大臣们要犯了法,我会立刻诛罚。”

诛罚大臣?李世民很震惊。放在任何一个朝代,诛罚大臣是皇帝才有的权力,你一下臣子怎么敢说出口?

别说是大臣了,就是平民,跟了李世民几十年的房玄龄都轻易不敢这么做啊。李世民去打高句丽之后,有屁民诬告房玄龄谋反,房玄龄连问都不敢问,直接就把这人送到了辽东,听凭李世民处治。

刘洎这么一说,等于是给李世民出了一道难题。如果李世民当众笑一笑,什么也不说。


那么在其他大臣的眼里,那就等于是同意了刘洎“诛罚”大臣的权力。如果李世民当众发怒,还需要他辅佐太子,万一战场上有失,恐怕后方不稳。

所以,李世民尽管很不高兴,最后也没有发作,只是旁敲侧击的提醒了他一下,不要乱说话。但这笔帐,李世民算是记下了。

半年多以后,李世民从辽东回来的路上,背上长了一个大疮,一时之间生命垂危。刘洎进去探望之后,一脸悲痛的对大臣们说了八个字:“疾势如此,圣躬可忧。”

接下来,史书记载出现了分歧。


两唐书说,褚遂良诬告刘洎有异心,自称要当伊尹、霍光辅佐下一任皇帝。但《资治通鉴》却认为,这话不是褚遂良说的,而是另有小人诬告。至于到底是谁说的这话,至今也没有定论。

总之,李世民听了这话之后,就把刘洎给杀了。

因为伊尹、霍光虽然是历史名臣,对各自的王朝也是忠心耿耿,但伊尹流放过自己的君主,霍光废掉过自己的皇帝。而刘洎原来支持的是李泰,你当伊尹、霍光,到底是想干嘛?

很多史料认为,杀刘洎是李世民一时糊涂,听信了谗言。但我们细想一下,就算没有这谗言,刘洎应不应该被杀?

皇帝的身体健康,放在任何时候都是国家机密,尤其是皇帝还在外出的路上。李世民为什么只让刘洎这种宰相级别的人看望自己,那是想保密啊。但是,刘洎竟然对其他大臣泄露了国家机密。

万一李世民崩在了半路,太子又不在京城,李泰或其他在京城的皇子趁机作乱怎么办?

一向聪明的刘洎在李世民征讨高句丽的这段时间里,频频出现问题,如果说没有私心,别说李世民不信,我们也难以相信。

不过,就因为说错了两句话,就杀了当朝宰相,的确有点过分。但为了李治能够顺利接班,身在病痛之中的李世民又能怎么做呢?

是的,我一向英明,一向不愿意滥杀无辜,但此时此刻我已经顾不了那么多了。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罪恶就让我一个人背吧。

2、凌烟阁F24张亮之死

刘洎被杀之后的两个多月,在上一集中举报了侯君集谋反的张亮,也被杀了,原因也是谋反。

张亮谋反史书是这么记载的,张亮原来只是一个穷小子,李密造反时,他就投奔了瓦岗寨。瓦岗寨中有人密谋造反,张亮突然得知,就将这事告诉了李密,从此得到了李密的重用。

李密失败之后,他就跟了李世民,在玄武门之变时立下汗马功劳,荣升凌烟阁F24。


然后,李世民便把他派到了相州(今安阳)历练。张亮到达相州之后,嫉恶如仇、非常能干,赢得了老百姓们的一致好评。后来又转任了洛州都督(今洛阳),打高句丽时又担任了4万水军的总指挥。

但是,张亮的私生活却一塌糊涂。他发达了之后,就当了渣男,把原配老婆给休了,娶了一个姓李的小三。

小李生性放荡,天天和隔壁老王在外面瞎搞,但就张亮却对小李爱的死去活来。为了爱情,他竟然搞起了双飞,把隔壁老王收为了养子,还取名张慎几。

但是这个小李,还是不老实,过了段时间,又喜欢上了跳大神。张亮爱屋及乌,慢慢的也喜欢上了跳大神。有人就趁机拍张亮的马屁,说他长得大福大贵,老婆还能与人共享,证明心胸宽广,以后必能当王。

张亮被忽悠的多了,就真的想谋反了,又连续收养了500义子。

公元646年2月,有人就把张亮要谋反的事给抖了出来。李世民就把张亮给斩了,并没收了全部家产。

从这段史料上看,张亮的确该死。但是,这件事又非常的蹊跷。因为张亮大概率没有收养500义子,双飞勉强可以,但是500飞张亮即便想做,小李也做不到啊。

最主要的是,一年多以后,李世民病好之后,也变相的承认了张亮谋反的证据不足。因为他把提出张亮谋反证据不足的李道裕,提拔为了刑部尚书。

所以,李世民为什么要杀张亮,恐怕还是和李泰有关。张亮和刘洎原来都是李泰一党,李世民病危时,刘洎是宰相,张亮管着东都洛阳,手里还有4万水军,李泰当时又在湖北。

假如李世民真的死在了半路,两个人一内一外,拥立李泰为皇帝,那后果就真的是不堪设想了。

既然已经杀了刘洎,既然一世英明已经有了瑕疵,那就再杀一个吧。还是那句话,为了孩子,作为父亲,他只能赌上一生的荣耀。

3、李君羡之死


如果说刘洎和张亮之死,还算李世民的无奈之举。那么杀死李君羡,就绝对属于李世民为了江山稳固,而做的糊涂事了。


注意,以下所讲的事,都是记载在两唐书和资治通鉴里的,不是作者在瞎扯。

李君羡,洺州武安人(今河北)。刚开始跟着李密混江湖,李密失败后又跟了王世充,后来因为看不惯王世充,就带着手下的一彪人马入股了大唐,成为了李世民的得力助手。

随后,他跟着李世民南征北战立下了赫赫战功,被封为了武连县公。这用生命换来的荣耀,本来是一段屌丝逆袭的励志故事。但是人在家中坐,锅从天上来,一段巧合的谶语,却让李君羡掉了脑袋。

李世民登基十几年之后,江湖上风云骤起,突然出现了一本《秘记》。这本书虽然不是武林秘籍,但比武林秘籍更可怕的是,里面出现了一句谶语:“唐朝三世之后,将有女主武王取代天下。”

于是,李世民找到了半仙李淳风,就是那个中华第一预言奇书《推背图》的作者之一,问他咋回事。

李淳风掐指一算,大喊不妙:“据天象推算,此人已在宫中。从现在开始算起,不过三十年,她就要据有天下,而且还要把唐朝子孙诛杀殆尽。”

李世民大惊失色,要求把宫中可疑的人全部杀光。

李淳风却给阻止了:“天意已定,杀人没用,再过三十年,她的年纪已经大了,心肠也会软一些,即使取代天下,也会手下留情。如果陛下现在把她杀了,上天一定会派一个更年轻的人下来,性情可能更为狠毒。那陛下的子孙也许就被杀光了。”

李世民认为李半仙说的很有道理,就放弃了杀人的念头。

但是,公元648年6月,长安城的上空却出现了异象——金星昼现。还记得这个异象不,当年玄武门之变前就出现过一次。大唐的气象专家算了一卦,结论竟然也是“帝传三世,武代李兴”。

李世民听后很不高兴,刚巧不巧,有一次,李世民和各位武将聚餐,行酒令让每个人讲一下自己的小名,李君羡的小名正好叫“五娘”。

李君羡武安人,小名五娘,武代李兴。几个巧合攒在了一起,李世民自然而然的就起了杀心。

领导一有想法,手下就要创造条件,很快,一个御史就弹劾李君羡,勾结妖人准备谋反。李世民借坡下驴,就把李君羡给斩了,并抄了全家。

这件事很奇怪,你说不可信吧。李淳风、李君羡都真有其人,而且这事还都记在正史中。但你说可信吧,又明显是在胡扯。金星昼现哪里是异象,就是一科学现象,能够准确预测。

“帝传三世,武代李兴”这话吧,有三种可能性。

一种是幸存者偏差,当时应该还有“帝传四世,张代李兴”等各种乱七八糟的谶语,但是就这句话应验了,所以就留传了下来。

另一种,应该是有人在提醒李世民了。老李啊,你家小李和小武,趁你生病的时候给你戴了好几层绿帽子啊,赶紧回去瞧瞧吧。但是,这话没人敢明说啊,说了李世民也不会相信啊!

一向懦弱的儿子,一向孝顺的儿子,竟然在自己生病的时候和小妈私通,打死武媚娘,李世民也不会相信,只会以为,你是在学他当年,准备搞玄武门之变。

最后一种是,武则天上台以后,给自己脸上贴金,证明自己有天命。

所以,这段故事听听就行。李君羡被斩,可能与谶语有关,但不至于这么玄乎其玄。


最主要的原因,还是身体每况愈下的李世民,绝不允许权力交接时出现任何意外,哪怕是一点点意外的火苗,他都要扼杀于萌芽之中。


只有这样,他才能安心的离去。

公元648年,就在杀掉李君羡的时候,李世民也快走到了生命的尽头。


此时的他,已是重病缠身。背上那个疮虽然早就好了,但是已经严重破坏了他的免疫系统,再加上高血压的折磨,这位曾经驰骋杀场,让敌人闻风丧胆的帝王,已经越来越抗不住了。

为了能多活一天,他不得不向秦皇汉武学习,吃起了长生药。


虽然他知道吃这些药不会长生,但这已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了。所有能吃的药都吃了,所有的能看的名医都看了,可是自己的身体却一天比一天的不听使唤,天下之大,竟然没有一款药,一位名医能治愈他的身体。

他才50岁啊,周围那些七八十岁的老人还有好多呢。为什么偏偏就是他,不能多活几年?

虽然当世人会说我糊涂,虽然后世人会骂我晚节不保,但是我只是不想死而已。

648年,王玄策灭了印度之后,从那里带回来了一个方士,自称200岁,有长生之术。李世民抱着最后一点生的希望,四处寻药让他炼丹。


几个月后,仙丹练成。李世民一口气吞下,奇迹没有发生,身体还是那个身体,没有变好也没有变坏。

李世民只好一声叹息,将方士放还印度,看来命已绝矣。


转过年的3月17日,李世民的病情愈加严重,4月1日,他带着李治到秦岭南边微翠宫开始细心疗养。

5月15日,李世民意识到大限将至,便把李治叫到了床前,做了他人生中最后一次人事安排,将李绩贬为了叠州都督(今甘肃),并特意叮嘱李治:

“李绩才智有余,可是你对他没有恩德,恐怕他日后不能服你。我现在将他降职,假如他即刻就走,等我死后,你可重用,任命他为宰相,视为亲信;如果他徘徊观望,就立刻杀了他。”

幸好李绩聪明,看到诏书,家都没回,立刻赴任去了。而另一个名将李靖,则在三天之后病死在了李世民的前面,享年79岁。

能送走的,都已经送走了;该杀的都已经杀了;该流放的都已经流入了;境外的国家也灭的七七八八了。


大唐的江山终于可以顺利的交到儿子的手中了,也是时候走了。

5月26日,奄奄一息的李世民在翠微宫含风殿留下了最后的遗言:“无忌、遂良在,汝勿忧天下!”

说完,李世民安然离世,享年52岁。

中国历史上最辉煌、最灿烂的贞观时代,就这么悄无声息的结束了。


一位数百年不出的天选之子,就这么以一种诡异却又平静的方式走了。

以上内容基本就是李世民晚年的所做所为,你能说他昏庸吗?当然不能。

纵观他的一生,是辉煌的一生,放在任何时代 都值得炫耀的一生。

他虽然杀了兄弟,并且遭到了儿孙的报应,从他之后,大唐皇室有样学样,经常杀的你死我活。

但他也有他的无奈。


他以一人之力,一次又一次的扭转乾坤,灭薛举、薛仁果,平宋金刚、刘武周,擒王世充、窦建德,终于将破碎的中华大地,重新归一。


他立下了史无前例的功劳,却要被他人偷走胜利的果实。放在任何人的身上,都会毫无顾忌的绝地反击。

放眼天下,兄弟反目者,层出不穷。争夺十万、数十万家产者比比皆是,更何况是要争夺自己打下的天下。

他虽然没有料到,在他死后,这个乖儿子李治竟然完全忘掉了“无忌、遂良在,汝勿忧天下!”的遗言,酿成了皇室大乱。

但他已经做到了能做的一切。


为李治留下了丰厚的帝国遗产,内有硕大无比的疆域,外无可与抗衡的强敌。


长孙无忌、褚遂良不愧为千古名臣,李绩更不愧为不世之名将。


李治只要按照他的既定方针走下去,就能延续大唐的辉煌与灿烂,李家王朝的兴旺与发达。

他虽然有时候也好大喜功,但他绝对是一位尽职尽责的好皇帝。

对外他平突厥、收西域、揍印度、灭薛延陀、征吐谷浑、打高句丽,将大唐的武德编入了基因、埋入了骨髓,将大唐帝国的影响力扩散到了全世界的角角落落,以至于数千年后,全世界还将中国人称为唐人。

对内百姓们在他的治理下安居乐业,官员在他的管理下相对清廉。


他一生勇于纳谏,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他一生兢兢业业、发奋图强,堪称劳动模范。


他一生征战四方又不失仁慈,将四海归于一家,让边民尊为天可汗。

他无负于司马光所评:太宗文武之才,高出前古。盖三代以还,中国之盛未之有也。

他虽然走了,但他所创造的史无前例的大唐辉煌,在时隔百年、千年之后,还像一盏不灭的明灯,在激励着中华儿女们奋勇前行。

哪怕再过百年、千年,当我们的儿女们再谈起大唐的时候,他们依然会骄傲的对着世界宣告:


中国从来不求世界第一,只是在恢复祖辈们基业而已。


李承乾、李泰夺嫡的详细过程,可看下面这个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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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周一、三、五定时更新

在未来几年的时间里,笔者将以史实为依据,用类似小说的形式,将24史一点一滴的书写下来。

其它回答与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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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世民是很少见的拥有“红线意识”的皇帝。

因为近期收到一个提问“李世民是什么样的帝王”,我尝试着用一句话来总结,大概最适合的就是这句。或者说,因为这一点,我对李世民的身份认知更多的是政治家而不是皇帝。

李世民的红线有两条,一曰民生,二曰吏治。这决定了他不会变成一个“昏庸”的皇帝。


不过在此之前,我要先讲一个大多数人知道但又不知道的方面——关于贞观时期的军事成就:

虽然“天可汗”的称号早在贞观四年就有了,但是,唐太宗对外拓边的大部分成果,是在贞观后期取得的。

(注:在初唐史界,通常把贞观十七年的“换太子事件”视为贞观政坛与李世民本人身心状态的分水岭,这一点应该没什么争议。所以本篇内容基本取自贞观17年~23年发生的事。)

来看几张疆域图(感谢 @史图馆 制图):

这是贞观四年唐灭东突厥后的唐朝疆域图:

以下是“贞观后期”的唐朝疆域:

【史图馆】中国历代疆域变化新版41 贞观之治

还是那句话:此处不作多余的评论,大家可以静静地自己看几分钟。

大众史学界(科普读物、讲座、大V号、纪录片等)对“唐太宗晚年”的各种形象塑造中,最经常忽略的,就是他日臻成熟的战略家手笔。不夸张地说,如果没有晚年的唐太宗,就没有后世心目中“萧关逢候骑,都护在燕然”的大唐了。

因为历史教学和宣传的原因,大多数人对军事史缺乏了解,尤其是对具体军事行动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展开没有概念。比如秦王李世民在唐朝开国战争中的表现,经常被教科书高度凝练成四个字:战功赫赫,导致一堆人对唐朝的印象是玄武门开国。同样地,唐太宗在贞观后期的扩张战略也经常被高度总结成四个字:好大喜功,然后紧接着就是“昏庸”……

贞观外战之所以呈现这种先慢后快的局面,是因为战争的推进有其自身的规律,其中又可以分为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从内部来讲,经历了贞观初的休养生息、贞观十年整顿府兵制、十三年厘定天下行政区与户口,唐朝逐渐具备了从自卫反击战略转向扩张战略的条件,贞观十四年的灭高昌之战,即可视为太宗打开丝路,经营西域的起点。而从外部来看,一是战机的出现并不单方面以唐朝的意志为转移,二是要考虑地缘的特征,一旦开战总是要达到一个“区域稳定”的效果才能消停,因此会形成某一时期战事特别频繁的现象,而贞观末恰好就是这样一个时期。加之天可汗朝贡体系运行多年,那些归唐蕃将和周边政权中的“亲唐派”对唐朝有了更深的认同感,也为唐朝的对外扩张提供了便利。

具体来说,唐灭薛延陀之战,主要是唐朝抓了个时间窗口,利用真珠毗加可汗夷男去世、少子拔灼袭杀其兄夺位(某人:没错,是我教的,这叫文化输出)内部不稳的机会迅速出击,并在初步击溃薛延陀军之后趁热打铁,“与九姓敕勒共图之”,力求一举解决这个继突厥之后的北境最大边患,使其无力再度统合漠北入侵唐朝,最终实现了灭其国,擒其可汗,并将九姓敕勒纳入朝贡体系之目的。而唐灭龟兹之战,则更多的是地缘上的考虑,将 西域-河西-关中 这一唇齿相依的军事板块全部纳入唐朝统辖,并与天山以北的伊州、庭州连结成一体,形成“进可攻西突厥、退可保河西走廊”的战略纵深,同时向中亚地区扩大唐帝国的影响力。因此贞观十四年灭高昌、十八年破焉耆、二十二年灭龟兹设安西四镇,将国防线一路推至葱岭(今称帕米尔高原),这些都可视为同一序列的战略部署与实施。

(注:太宗灭龟兹、平西域也有时机上的选择,也是趁龟兹国王位交接之际正式发起的,但如上所述此前太宗已在西北战线筹划良久,步步为营,所以仍将地缘视为主要考量。)

啊,突然感觉“花销葱岭雪”是一句浪漫到了极致的诗。

另外,我曾经讲过一个“屈指候驿”的故事:

有人怀疑是不是太宗预先得知了战报故意装B,这个么我倒不这么看:因为这件事发生时,太宗正在集结军队准备亲征高丽,就必须确保其他战线的稳定,打个比方来说,当你特别关心你“主队”出线形势的时候,就会自己动手算分。以古代战争的信息传递手段,“打提前量”是战场指挥官的必备素养,李世民计算郭孝恪的行程,不仅是为了装B,更重要的是验证焉耆之战进展顺利,没有节外生枝。如果和计算的不一样呢?那就必须另做准备了。

关于这一点还有一个例子:就在唐太宗征高丽班师途中,新继位的薛延陀王子拔灼(多弥可汗)以唐军虚国远征,欲引兵南侵。太宗即遣左武候中郎将田仁会与屯驻在夏州(陕西靖边)之北的执失思力合兵击之。执失思力伪退,诱敌深入,及夏州之境,整阵以待之,薛延陀大败,唐军追奔六百馀里,耀威碛北而还。

(然后第二年唐朝就发兵把薛延陀给灭了)

薛延陀:说好的虚国远征呢?怎么还带三路挂机的啊?!

总之,面对一个曾经杀灭了所有对手才抢到了唯一一张乱世生存券的人,可千万别以为人家老了,他脑子里的军事指挥CPU就不转了,如果那样的话——


贞观武功就讲到这里,回到开头所说的,关于李世民的“两条红线”。

首先引述一段李世民于贞观二十二年对各地进京朝集使的讲话:

二十二年二月,朝集使奉辞,引五品以上升殿,宴谓之曰:“调风化俗,莫尚於文;润德光身,孰先於学?是以海蚌不剖,明珠不现;昆竹不断,凤音不彰。故髦俊以博识洽闻立名,国家以任贤使能致治。我每殷勤约束,务在勤学,其所贡举,既得其人。今年贡人不多,升第又少,岂非公等失於劝导所致?”
又曰:“育物济人,必资於食;家给人足,本藉於农。纵使瓦砾尽作隋珠,沙石皆为和璧,珍宝满目,何解饥寒?比年以来,亦大丰稔,才有一两州水旱,即须开仓赈给。良以不劝贮积,朕为公等不取。”
又曰:“我共公等,三年一度相见,今日所见,或非旧人。我见公等,非常慰意,公等见我,想亦欢忻。宜各为我乐饮会讫。”
又曰:“古人赠遗,不贵珍宝,其所重者,相赠以言。公等在州,当抚驭百姓。若能威惠兼举,信义不亏,奉国之情,无忘忠节,唯以公方为意,不以私务为心,虽不求安而安自至,虽不求名而名自显。若所行反道,举指乖方,身名俱丧,危亡斯及。但正涂难践,斜径易登,各宜勉遵善道,勿贻咎累。”——
《册府元龟·帝王部·诫励第二》

(注:关于这一段我专门写过文章,而且好像经常被人拿去回答问题,但这里还是要讲一遍。)

原文有点长,概括一下,太宗主要讲了四点内容:

第一,治国以用人为先,最近地方推举的人才不多,考试及第的又少,你们回去要多劝学;第二,国家的根本在于农民富足,即便只有一两州遭灾,也要及时赈给,有人认为天下太平就可以不重视贮积,朕觉得你们不能这样;第三,我与你们三年一见面(按唐制,朝集使三年一上京),今天来的好多人都不是以前的人了,能见面都是缘分,我们一块来畅饮吧;第四,你们在州里,要不忘忠节信义,一心为公,这样功名自显,如果忘公肥私,就会身败名裂,然而坚持正道很难,走歪却很容易,大家千万要自勉不要自毁。

除去第三条比较感性的发言,其余三件事,一条关于民生,两条关于吏治,非常明显。唐太宗对天下治乱的底层逻辑有着非常清醒的认知,一方面是隋朝“其亡也忽焉”的教训过于深刻,另一方面则是来自他“往因征伐,行天下多矣”的经历。尤其是那句“才有一两州水旱,即须开仓赈给”,赈灾这件事简直就是太宗脑子里的高压线,班主任讲知识点讲成唐僧的那种。

按《唐会要·卷七十七·诸使上》记载,贞观十八年,唐太宗正式将早年的“观风俗使”转化为“巡察使”,并仿汉制拟定了“监察六条”欲巡察四方,最终于贞观二十年发起了正式的全国性地方官员集中考核:

二十年正月。遣大理卿孙伏伽等二十二人。以六条巡察四方。多所贬黜举奏。太宗命褚遂良一其类。具状以闻。及是。亲自临决。牧宰以下。以能官进擢者二十人。罪死者七人。流罪以下及免黜者数百人。——《唐会要·卷七十七》
凡十道巡按,以判官二人为佐,务繁则有支使。其一,察官人善恶;其二,察户口流散,籍帐隐没,赋役不均;其三,察农桑不勤,仓库减耗;其四,察妖猾盗贼,不事生业,为私蠹害;其五,察德行孝悌,茂才异等,藏器晦迹,应时用者;其六,察黠吏豪宗兼并纵暴,贫弱冤苦不能自申者。——《新唐书·志第三十八·百官三》

关于这次巡查,相关的“中央巡视员制度的历史渊源”论文非常多,这里就不再赘述了。唯一的问题在于有人认为像这样的运动式整改过于严苛,容易产生冤案,但考虑到太宗驭下一向宽容,偶尔严一下也实属必要。以古代的政治生态,一旦承平日久冗官问题就会出现,除了朝廷定期集中整治之外,似乎也没有更好的办法。贞观后期的太宗,对吏治的重视程度和制度建设比起早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

此外还有一条经常被提到的记载,就是贞观十八年太宗巡雍州,见授田不足,开始推动狭乡迁宽乡之事宜——这也可以视作贞观后期太宗着重整顿地方治理的一部分。

看完了太宗对待吏治的态度,我们再来看一篇诏书:贞观二十年八月的《平薛延陀幸灵州诏》:

延陀恶积祸盈,今日夷灭。丑徒内溃,凶党外离。契苾送款来降,其馀相率归附。惟仆骨同罗,犹怀假息。冰消雹碎,匪夕伊朝,岂朕威德所怀,故乃苍旻之惠。观贼此势,何能自全?今不乘机,恐贻后悔,故欲暂往灵州,亲自招抚。安边静乱,下固甿基,一轨同文,永宏家业。使万里之外,不有半烽;百郡之中,犹无一戍。永绝镇防之役,岂非黎元乐见?虽复去岁东征,士马劳倦,甫旋京邑,曾未逾年。今秋复行,理多疲顿。但以良药苦口,非病者甘焉,而必饮之,思去膏肓之疾;私种弊力,岂农夫乐焉,而必履之,求其仓库之益。斯皆忍小恶而成大美,就轻害而得殊功。朕积疾累时,今尚虚惙,必欲牵疴就路,以赴天机,百辟士庶,幸勿辞也。辽东从兵,皆不差发,布告天下,悉朕意焉。

如上文所言,唐朝出兵薛延陀,是为了趁薛延陀内乱之机扫除边患,但从这份诏书的措辞中依然可以看出:尽管薛延陀连年入侵实属可恶,尽管战机难得必须抓住,但是在“政治家唐太宗”的内心里,始终有一个声音在提醒着他,像这样连续对外作战,征发士卒,是不对的。所以他用了大量的篇幅试图“说服”大家这次北巡招抚薛延陀余部的必要性,而且最终的命令也是:去年出征过辽东的人,这次就不要去了。

还是那句话:我无意美化封建帝王的“仁德”,但是,在政治意识和体制无法突破君主制王朝的时代,统治者心中有这根弦,总是比没有要好太多了。

说到这就再讲几句:大多数人,尤其是喜欢李世民的人,评价起太宗晚年,总是说“唐太宗晚年比起一般帝王还是不错的,只是不如他自己贞观初做得好”,但我个人认为这种表述并不准确——与其说“贞观末不如贞观初”,倒不如说贞观初本身就是一个特殊的时代,因为从乱世之中接手江山的人,或多或少都是有些“革命英雄主义”情怀的(注:革命、英雄这两个词都是古代就有的,勿杠):为朝廷制定了台阁规模及典章人物的杜如晦,在唐灭东突厥后便累死于任上;跟随李靖袭破颉利牙帐的张公谨,三十多岁便溘然早逝;建议太宗设义仓、罢洛阳宫役、秉公执法的大理寺卿戴胄,死后家里连举办祭祀的正厅都没有;屈突通二子进京应调,只能共乘一马……包括李世民自己,整个贞观前四年一丁点巡幸、兴造、打猎之类的“闲事”都没有做,一心埋头灭东突厥。所以后世几乎全部的儒家士大夫,总是言必提贞观初,但是我们都明白,这种状态是不可持续的。所以我反而欣赏贞观中后期太宗所做的一系列规范性工作,如贞观十三年设常平仓调节物价、贞观十四年在高昌推行籍田手实、贞观十三至十六年修《括地志》厘清行政区与户口、包括上面提到的地方官吏考核,这才是真正的贡献。


接下来讲一下贞观末年最出名的群体事件,即贞观二十二年的“蜀地造船引发叛乱”事件:

链接:唐太宗与隋炀帝几乎做了同样的事情,为什么隋朝会灭亡唐朝会强盛?

引文回答已经讲得很清楚了,这里就简单说一下:贞观二十二年九月,朝廷以剑南道富足,命令蜀人“输庸”(即织造代替货币的丝绢)造船,造成剑南动乱,“州县督迫严急,民至卖田宅、鬻子女不能供,谷价踊贵,剑外骚然”“雅、邛、眉三州獠反”。但是,这一消息很快上报给了太宗,太宗也迅速做出反应,派人调查,使者也及时上报了原因,最终太宗采取了纠正措施:停止了绢役,造船的钱改由朝廷财政给承担了。

贞观后期的太宗,因为家底厚了,不再如履薄冰,开始放手开干,但是一旦碰到他认为的“红线”,依然可以及时改弦更张。

另外,关于太宗晚年对付征高丽的各种记载,出名的是这次造船事件,不出名的是什么呢?

“二十二年六月,令陕州刺史孙伏伽於河南、太子詹事张行成於河北渭州亲见父老,存抚百姓。从军之家,州县为之营农。”——《册府元龟·帝王部·愍征役》

之所以要讲这个造船事件,是因为它正好跟本问题很有关系:唐太宗晚年变得很昏庸这个论调,究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旧唐书》自不必说了,直到《新唐书》修撰的时候,主流看法依然将太宗视为善始善终的典范:唐有天下,传世二十,其可称者三君,玄宗、宪宗皆不克其终,盛哉太宗之烈也!”——并没有说太宗不克终。

而最早(或者说比较早)出现唐太宗晚年昏庸这个论调的,是一首诗:

“文皇仁义播敷天,李氏无伦三百年。末路荒唐如炀帝,蜀江更起度辽船。”

嗯,隋炀帝也造船、打高丽,唐太宗也造船、打高丽,所以他们都一样昏庸。只要打高丽就是绝对错误的,跟战略战术方式方法没有任何关系——还真别说,这种思路倒是跟部分现代人没多大差别(只不过现在某些人变成了“只要打高丽就是绝对正确的”)。

那么这首诗是什么时候写的呢?

南宋。

……


其他的,比如另一个常见的批判太宗晚年的理由“诛杀三大臣”(刘洎、张亮、李君羡),已有高赞回答说得挺清楚了(虽然我不完全同意,但大体看法一致),我就不补充了。

不过关于另一位“重量级”大臣英国公李勣,这里还是要补充几句:

说到“唐太宗临终前对李勣的处理”,最接近原始记载的是《册府元龟•帝王部•权略》,两本《唐书》与此大致相同:

二十三年,太宗寝疾,谓高宗曰:"汝于李勣无恩,我今将责出之。我死后,汝当授以仆射,即荷汝恩,必致其死力。"乃出为叠州都督。高宗即位,其月,召拜洛州刺史,寻加开府仪同三司,令同中书门下,参掌机密。——《旧唐书•李勣传》

从这段记载来看,太宗此举只是希望李治能够在形式上对李勣“施恩”,达成一种“朝野上下都认为李勣是高宗私臣必须尽忠”之目的。而且,从“高宗即位其月,召拜洛州刺史”来看,李勣实际去没去过叠州(今甘肃迭部县)都是个未知数。

然而,到了《资治通鉴》中,这一段被加上了“若不从,则杀之”的桥段:

上谓太子曰:“李世勣才智有馀,然汝与之无恩,恐不能怀服。我今黜之,若其即行,俟我死,汝于后用为仆射,亲任之;若徘徊顾望,当杀之耳。” 世勣受诏,不至家而去。——《资治通鉴•唐纪十五》

当然了,《资治通鉴》这段的这段话也是有“史源”的,就是唐代笔记小说《隋唐嘉话》。

那么这两种记载哪个更加可信呢?个人认为是前者——不是我“迷信正史”或者“洗白”李世民,单纯因为政治不是儿戏。

政治地位越高的人,其一举一动越容易引发蝴蝶效应,所以朝廷高官的陟黜,必须有明确的过程与缘由,至少是台面上说得过去的理由。我们来看一下李勣的履历:李勣自灭东突厥后一直以“并州大都督长史”的身份坐镇北疆,贞观十五年诺真水之役打败薛延陀,入朝为兵部尚书(其实是先授兵部尚书然后临走前揍了一把薛延陀,不过这些都是小细节不影响整体),贞观十七年又转太子(李治)詹事兼左卫率,特进,同中书门下三品,贞观二十二年转太常卿,仍同中书门下三品、太子詹事。

套用流行的话说,贞观后期的李勣,就是一颗“冉冉升起的政界新星”。更不要说贞观十八年、二十一年两次征高丽,贞观二十年北讨薛延陀及铁勒诸部,李勣都是主帅。

然后你这个时候突然毫无预兆地杀人……这得疯成啥样啊???

而且如上所示,太宗对李勣的提拔,大量地发生在“亲征高丽半路患痈差点死掉”以后——出任新东宫僚属、堆军功、同中书门下三品(就是制度史特别喜欢讲的由唐太宗创设的“同平章事”,旨在加强皇帝在宰相任命上的话语权),就差把“顾命大臣”四个字给人刻脑门上了。用管理学的话说,合同履约的风险,从你选定合作对象的那一刻起就发生了,而不是在验货或者催款的时候才发生的。就太宗晚年对李勣的这个架势,完全是认定了你这个人,造了这么多年的势,结果临了来了个“剧本杀”……正常情况下,到了权力交接那一步,新班子的框架已经搭好了,应该是力求稳定,大家按步就班照着走就是了。

至于为什么在李勣的履历和地位变化如此明晰的情况下,依然有那么多人津津乐道“听话就用,不听话就杀”的说法,除了吃瓜群众对政治阴谋论天生的兴趣之外,还有一部分原因在于确实有那么些人对“管理决策”的认知是有偏差的,比如那些在婚礼当天婆家娘家大打出手搞得不欢而散的人。

最后,说到接班人,唐太宗在写给李治的《帝范后序》中有这样一句:

“汝无我之功勤,而承我之富贵”

——你没有我的功绩和勤劳,却继承了我的财富和地位。

前面说什么来着?太宗对权力的“底层逻辑”认识非常透彻,这便是了。


这个回答写了很久,原因么也是如上文所说:对待政治家级别的人物,要求总是要高一些,军事开疆要考虑有没有必要性,行政治理要考虑有没有效果,抓权驭下要讲人文关怀,如此方能更好地认识历史人物对一个时代的意义。毕竟有些人,他就是一个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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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世民死了一千多年了,评价一直都是帝王中的前三甲。明君典范。

到现在,居然有一群铁憨憨跳出来说,李世民晚年昏聩……

就凭你们这些牛鬼蛇神,什么钱都敢挣,你们也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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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世民成天被质疑是胡人血统,以此来证明所有的辉煌都是少民创造的,汉人没有少民输血什么都不是。

现在不用了,先用李世民晚年昏聩探路,再用贞观之治全是造谣捏造,然后结论大唐盛世子虚乌有,是只弱鸡,连藩镇都是胡人控制,是胡人替大唐续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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