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评价郑成功？ 第1页

关于郑成功，有件很有趣的事情，就是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论台湾或大陆的政权如何变更，对郑成功的评价往往都是积极的。

与郑氏家族直接交手过的康熙皇帝就称郑成功“非乱臣贼子”，而是“南明遗室”，允许郑氏家人把郑成功的灵柩迁回大陆；1874年“牡丹社事件”后，清政府才意识到台湾的重要性，于是正式在台湾设立官庙，祭拜郑成功。

1895年日本人通过《马关条约》得到台湾，由于郑成功出生于日本平户，母亲田川氏又是日本人，郑成功是个不折不扣的中日混血儿，于是日本人对他也极力推崇，并且和日本本土的神道教结合，把纪念郑成功的“延平郡王祠”改成了“开山神社”。

到了1945年，台湾光复，49年国民政府迁台，郑成功以台湾作为“反清复明”基地的做法，又和国民党“反攻大陆”的政策不谋而合，延平郡王祠里又立起了白崇禧亲题的对联和青天白日徽章。

至于大陆方面，郑成功攻取台湾，也和“收复台湾”的政治理想一致。从清国到日治，从国民党到共产党，大家似乎都可以从国姓爷身上，找到自己需要的东西，作为自己的“民族英雄”。

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郑成功的历史定位分歧，绝对可以算得上是“民族主义宏大叙事”的教科书式案例。

由于立场不同，在不同叙述逻辑下，郑成功的某些出身、经历，会被刻意放大或忽略，呈现出光怪陆离的反差效果。

台湾清治时期，大清官方政治正确的叙事可以用郑成功逝世时，康熙帝所赠对联来概括：“四镇多二心，两岛屯师，敢向东南争半壁； 诸王无寸土，一隅抗志，方知海外有孤忠”。尽管各为其主，清廷站在儒家视角，充分肯定了郑成功忠君的立场，颇有惺惺相惜之意。清廷在攻占台湾后，默许了台湾乡民建设“开山王庙”，祭祀郑成功。在同治年间，清廷将“开山王庙”修缮为官祠，专祠郑成功。此时，西方语境下的民族主义并未在国内散布，所以当时郑成功是作为一名儒家语境下，忠君守节的前朝英雄，受到推崇。

台湾日治时期，日本官方政治正确的叙事语境：郑成功的母亲是日本人，且出生于日本，是一名中日混血儿。郑成功击败西方殖民者，夺取了台湾后，多次邀兵日本德川幕府，共同征讨清廷。虽然最终壮志未酬，郑成功无疑是日本锁国时代海外雄飞的日本英雄。江户时期，郑成功就作为一名日本英雄，成为多部日本戏剧的主角，较有名的有近松门左卫门的《国姓爷合战》系列。日本占据台湾后，原有的“开山王庙“按照日式风格重新修缮成”开山神社“，郑成功在神社中作为日本神道教的神祇被供奉。

左翼中华民族主义的叙事语境：郑成功击败西方殖民主义的入侵，成功收复了台湾，维护了国家主权完整，是中国的民族英雄。

右翼中华民族主义的叙事语境：郑成功严辞清廷利诱，坚持华夏衣冠、大明正朔，立足台湾、反攻大陆，所谓汉贼不两立、海外有孤忠。郑成功集排满、守台湾、收复失地于一体，还一度反攻至南京城下，简直就是迁台后的国民政府的象征嘛，他无疑是中国人，尤其是汉族人的民族英雄。台湾光复后，绝大部分日本神道教的神社均被捣毁，唯独”开山神社“被保留，并改建为“延平郡王祠”，祠前还新建了一个带有青天白日的牌坊。

由于缺乏官方对历史人物进行体系化梳理，台湾民族主义对郑成功没有官方的叙事语境，主流思路大体有以下几类：①顺着日方传统视角：郑成功率领了闽南子弟兵，夺取了荷兰殖民者控制的“福尔摩挲岛”，建立了明郑政权，史称“东宁国”，这是汉语族群对台湾的第一次有效控制。跟随郑成功来台的闽南语族群、客家族群是台湾本省人的最早来源，而东宁政权是第一个台湾本土政权。因为尽管以明朝孤臣自居，郑成功对复兴明室并不积极，从未援助过他宣称效忠的南明桂王政权，而专注于维系东宁在台湾的统治。郑成功多次与大陆的清廷交战，积极对日合作，反抗大陆的侵略，是台湾的民族英雄。②顺着右翼中华民族主义的视角：郑成功作为中国内战失利的军阀，夺取了荷兰人控制下的福尔摩沙，在台湾建立了流亡政府。在台期间，残酷对原住民进行武力镇压和同化，是中国人压迫台湾人的又一例证。但在郑成功死后，其创立的政权形成了“东宁国”，立足台湾，积极联合国际友邦抗击大陆的清廷，确实是一个台湾本土政权，值得肯定。

===结论===

上述叙事所引述的历史材料均基本属实，但各个阵营的叙事者各取所需，把郑成功塑造成多种国族构建的民族英雄。这是由于叙事者立场不同，在不同叙述逻辑下，郑成功的某些出身、经历，会被刻意放大或忽略，以使郑成功民族英雄的形象在自身叙事中逻辑自洽。

三百年来，台湾几经易手，唯延平郡王祠香火不绝。

郑成功当然是当之无愧的民族英雄，而且远比教科书里描述的更加有英雄气概。

许多人只知道国姓爷擅长用兵以及收复台湾的事迹，却不知道他同时也是东南亚华人的保护神。

网络上对于郑成功多有苛责之语，然而郑成功的局势实属艰难。

1647年郑成功起兵时不过拥有金门、厦门二岛，其父郑芝龙降清带走了大部分兵力（厦门由其族兄郑彩控制，对郑成功听调不听宣，1650年才被郑成功突袭取得）。1652年郑成功好不容易取得海澄，在陆上建立起一个坚固的据点，1656年又因大将黄梧的叛变而丢失。

缺乏陆上基地，也难以获得装备，郑成功号称有十几万大军，绝大部分不过是水手罢了，陆军数量极为有限。1659年郑成功狂飙猛进，直取南京，不过是趁着清军主力进入云贵追剿李定国，发起的孤注一掷罢了。此前的郑成功之所以不和李定国会师，实在是实力不足。

而南京战役，也因为郑成功实际战兵太少（可能只有两万人左右），缺乏攻坚武器而落败。

如此艰难的处境，绝大部分时间在大陆根本没有稳固的领地，郑成功又是如何豢养自己麾下的十多万人马呢？这不得不提郑成功惊人的商业才能了。

郑成功之父郑芝龙亦商亦盗，后来接受招安成为官商，商业做得更大。郑成功完美遗传了乃父的经商才能，更有着长远的眼光。

郑成功麾下有金木水火土“山五路”，仁义礼智信“海五路”，合计十大商行，活动在从浙江直到北京的整个东部沿海，负责国内贸易，通过地下的商业网络，为郑氏带来巨大的收入，并负责采购各种装备补给物资。直到1656年黄梧叛变，十大商行才遭受重大打击。

海外商贸上，郑氏不但拥有庞大的船队，由于当时前明政府已经覆灭，海关不再运转，郑成功遂规定，郑氏集团之外的船只，都要向郑氏集团缴纳一定的抽税。

然而商人的本性是趋利避害，如南宋重视海贸，但因为海商纷纷逃税，海贸岁入不过二百万贯，后来元朝海贸更加发达，仍然不得不靠印钞票度日。郑成功又是如何成功地将这些抽税收上来的呢？

除了依靠郑氏集团强大的海上武力之外，郑成功真正的秘密武力，在于以德服人。

这绝非一句空话，因为郑成功会保护华人免于遭受西方殖民者的迫害，这干系到海商们的财产和生命。

在明朝后期，西班牙人曾两次在马尼拉屠杀华人，掠夺其财产。当时已经日暮西山的明政府无可奈何，只能强烈谴责了事——值得一提的是，有些说法说大明毫不在乎这些华人甚至表示杀得好，那是和大清的态度搞混了，万历皇帝确然还是严厉谴责了西班牙人的。

而1740年，乾隆皇帝对荷兰殖民者在爪哇、巴达维亚（今雅加达）屠杀近万名华侨的“红溪惨案”表态，则是“天朝弃民，不惜背祖宗庐墓，出洋谋利，朝廷概不闻问”。

但是1653年，郑成功得到向己方缴税的中国商船被荷兰商船抢劫的消息后，马上写信怒斥荷兰巴达维亚总部，以贸易制裁作为威胁，迫使荷兰人全价赔偿损失。

在当时，只要向郑成功缴税购买牌票，就能得到郑氏集团的保护，生命和财产都有保障。这在全不讲理的西方殖民者介入南洋商贸，南洋变得凶险万分之时，无疑是使得商人们趋之若鹜的。

而西班牙人在菲律宾马尼拉一而再再而三的迫害、虐杀华人，更使郑成功义愤填膺，在1654年发下禁令，宣布凡郑氏控制下的商船均不得载货前往马尼拉贸易，违反法令者没收财产甚至处以死刑。经过数年的贸易战，西班牙人终于屈服，从此对华人的迫害大有收敛。

从这些事情上看，郑成功“民族英雄”的称号实在不是吹出来的。不仅仅是收复台湾，从保护海外华人利益就能看出他的英雄本色，可以说，明郑时代是整个殖民时代中南洋华人惟一能得到来自本土的武力保护的光明时期。而晚清的所谓墨西哥撤侨事件，却被证明是编出来的段子。

参考资料：

醉罢君山《海上家国——十七世纪中荷战争全记录》

计六奇《明季北略》

邹漪《明季遗闻》

郑亦邹《郑成功传》

杨英《从征实录》

夏琳《闽海纪要》

《东印度事务报告》

关于开启中国对于台湾的控制，其实在郑成功的父亲郑芝龙时代就开始了，而且是郑芝龙接受大明招安后才进行的，属于明王朝的官方行为。所以郑成功才自称收复台湾，是将台湾当做明王朝赐予其父郑芝龙的封地。

详见劣者另一个回答：为什么台湾直到明朝末年才被大陆开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