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要阐明一个误区,从中世纪到文艺复兴,画风的转变并非是“突变”。
也就是说,不是到了文艺复兴,艺术家们的水平就突然“开挂”。
从中世纪到文艺复兴画风的转变,是一个循序渐进、逐步发展的过程,有很多艺术家,成为了连接这两个时期的桥梁,为中世纪僵硬呆板的画风转变到文艺复兴时期注重写实的画风,贡献良多,其中最重要的一位,就是乔托。
下面,就详细介绍一下,乔托到底在艺术史上怎样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
关于乔托(Giotto di Bondone,1266年-1337年),有两个很出名的故事:
一个故事是说,乔托小时候在乡野间放牧,随手在石头上用树枝画羊。
刚巧当时的绘画大师奇马布埃路过此处,看到乔托的羊简直是活灵活现,便果断收乔托为徒,传以毕生绘画技艺。
乔托还有一个故事,也和乔托的老师奇马布埃有关。
一次,奇马布埃发现自己的画布上爬了一只苍蝇,便挥手驱逐。
但无论怎么驱赶,那只苍蝇就是纹丝不动。
奇马布埃这才发现,原来这只苍蝇是乔托画上去的。
这两个故事都无一例外指向了一个观点:乔托的画很真实。
他的画真的到了以假乱真的地步了吗?以现在人的眼光看来,恐怕未必。
乔托的作品整体还是有些平面化,人物不够立体,建筑物的透视不够精确,物与物之间的比例也有些失调。
但是,评价人物要把人物放到当时的时代背景中去,不能以现代人的眼光去苛求古人。
乔托生活于14世纪,正是中世纪走向文艺复兴的过渡时期。
我们只需大眼一扫当时中世纪绘画与乔托作品,便不难理解乔托绘画所达到的真实性对当时人而言有多么震撼。
当时的文豪薄伽丘盛赞乔托:“在绘画被埋没了许多世纪后又使它得到复苏。”
正因为如此,我们可以说,乔托解开了绘画尘封已久的封印,让艺术又重新回到了古罗马时期准确描绘现实的高妙技巧中来。
那么,乔托是用什么方法实现这种逼真性的呢?
一个核心关键词是,叙事。也就是说,他不再描绘画中有什么,而是转而强调画中发生了什么。
这种正在进行时的现场感,一扫中世纪绘画沉闷僵硬的死气息,而充满了自然鲜活的灵动空气。
乔托极擅抓住事件的高潮与顶点,故事最具戏剧张力的那刻,全部被他定格在人物的举手投足间。
乔托的《犹大之吻》描述了这样一个故事:
耶稣十二门徒之一的犹大背叛了耶稣,并向敌人约定,他亲吻之人,便是需要抓捕的耶稣。
在犹大的指认下,耶稣被敌人抓住,随后便被残忍地钉于十字架而死。这是一个极富戏剧化的故事,背叛与救赎缠绕,死亡与新生共存。
乔托选择的便是这一事件的高潮时刻——犹大吻向耶稣的瞬间。
犹大不安地吻向他的神,不再是仰慕,而是背叛;
耶稣望向犹大,带着洞明一切的冷静,和宽恕罪行的怜悯。
周围形势极其紧张,大批士兵纷涌而至,高举枪戟,叫嚣着要围捕耶稣。
他们表情凶狠,好似野狼正磨牙霍霍,随时都会扑上前去将耶稣生吞活剥。
另一边,耶稣的门徒则奋勇上前,不顾一切要保卫自己的领路人。
敌对双方剑拔弩张,流血已经发生。耶稣门徒之一的圣彼得手持匕首,切掉了大祭司马勒古之仆的耳朵。
即使今日人们细看此画,也会为画面渲染的气氛、塑造的表情、描绘的细节惊叹不已;
更何况在700年前,人们刚刚走出中世纪程式化图像的阴影。
当他们怀着无比虔诚的基督信仰面对此画凝神静观时,必然会为此画浓墨重彩渲染的紧张气氛所打动,并进而感叹画面的真实动人。
事实上,这幅画只是乔托描绘圣经故事众多“连环画”中的一幅。
这幅画作于阿雷纳礼拜堂的墙壁上,这座礼拜堂共存乔托壁画38幅,几乎所有的墙面空间都为画作铺满。
祭坛上方,是圣母玛利亚的故事;
两侧的第二与第三条带状区域则描画耶稣的故事;
底部墙壁则是人类的历史。
在这个不大的教堂里,乔托将自己叙事的本领发挥得登峰造极。
他时而如《犹大之吻》那般,准确抓住事件的高潮;
时而无比生动地描画人物表情,让观者喜人物之喜,悲人物之悲,和画中人发生深切的共鸣。
在《哀悼基督》这幅画里,有谁能看到痛失爱子的玛利亚那悲怆的面容时,依旧无动于衷?
时而则铺排出恢弘壮阔的气势,让人似乎被吸进画里,为虚构的情形所笼罩;
《最后的审判》中,左边罪恶的灵魂哀嚎惨叫着坠入地狱的深渊,
右边得救的选民平静地等待升入天堂;
基督高踞中央,两侧仙班齐列,正对众灵魂做出最后的审判。
不同的群体被有序地组织在同一画面中,观者在教堂昏暗的光线下默对此画,一种强烈的幻觉必会喷薄而出,他们会想到最终审判终有一天也会降临己身,而现今的一言一行,决定了最后时刻何去何从。
如果说,单独的一幅画作便有如此魔力,更遑论阿雷纳礼拜堂满室壁画好比是一幅叙事长卷,让观者可以一幅接着一幅地看下去,细细地品,慢慢地读。
当这些舞台剧似地场景被放置在已初具纵深感的空间中时,乔托所描绘的事件便更加显得像是真实发生过。
比如上图背景的那座白色教堂,虽然样式简朴无华,但人们已经很清晰地感知到,这是一个真实的立体空间,白色教堂有着落地生根一般的重量。
自乔托而始,绘画不再是程式化的技艺,而是创造性的艺术;
不再是千篇一律的复刻,而是观察自然的真实描画;
不再是冷冰冰的宗教符号,而是充满感情张力的真实人物。
这种现实主义的表现,吹响了文艺复兴时代的号角。
乔托死后,其墓碑上刻着如下墓志铭:“那个人就是我,
正是我,绘画艺术才得以再生。
我的手灵巧而坚定,
我的技艺所缺乏的,大自然同样也无;
没有人比我画得更生动逼真。
难道你不仰慕一座美丽而神圣的高塔?
在我的画中,它一样高耸入云、气势宏大。
我是乔托,何须重复这些事?
我的名字本身就是一首颂歌。”口气虽大,但用在一代风气开创者身上,却也是准确之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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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一个技术解答。
推荐看一下 Devid Hockney, Secret Knowledge: Rediscovering the lost techniques of the Old Masters,并且有中译本。这本书是2001年出版的, Hockney 本人算是很重要的当代艺术家,画家。这本书本身也写得非常严谨。如果题主特别有兴趣,建议自己去学习。
下面摘录其中的几条结论:
希望我们永远都有一颗赤子之心。
以女真人和原辽东军为主的重甲步兵(包括各种工程兵,像推盾车的)、重甲骑兵。
以蒙古人为主的冷兵器轻骑兵。
以三顺王(孔、尚、耿)军队、佟氏武装为主的汉军重炮兵。
以原辽东军火器兵为主的火器营。
全员重甲,全员骑马机动。
1、后金军的甲胄、装束、武器,与大明辽东军基本一样,这个之前我科普过,这里不再赘述。
后金、清军在关外推行剃发的主要原因,就是为了战场识别。不然两边打起来,都不知道该砍谁。
2、明军的红衣炮是找葡萄牙人代工的,后金(清)军的红衣炮,才是国产的。后金的铸炮技术,原胜于同时期的明军。
明军的红衣炮,都是从澳门运过来的,后金第一次入关的时候,葡萄牙人将红衣炮运到涿州,发现了后金骑兵,葡萄牙人死活不往前走了。这时,被崇祯打为阉党的冯铨主动出资,招募家丁、乡勇,这才把这些炮运到了北京。
明军装备的红衣炮少得可怜,松锦大战中,十几万明军装备的红衣炮不足二十门,而同时期清军一年就可以造六十门。
下面为松锦大战之后,清军缴获的明军火器。
松山之战,获红夷炮5门,发熕炮2门,大将军炮146门,二将军炮737门,三将军炮1237门,行营炮200门,佛郎机33门;
锦州之战,获红夷炮7门,发熕炮1门,子母炮3门,大将军炮18门,二将军炮147门,三将军炮176门,行营炮33门,佛郎机12门;
塔山之战,获缴获红夷炮1门,发熕炮2门,大小将军炮409门,佛郎机37门;
杏山之战,获红夷炮2门,大将军炮6门,二将军炮122门,行营炮182门,佛郎机65门。
清军共缴获大小火炮3583门,其中红衣炮仅15门,佛郎机也只有百余门,其他大多数火炮都质量低劣,不堪使用。
说说后金将红衣炮国产化的过程。
孔有德投降,他在登州跟着孙元化打过工,孙元化是火炮专家,所以孔有德的几个部下,像王天相与金世祥也学习了不少火炮知识,对原理、架构都很精通,结构制造就没有问题。
然后需要解决的就是制作工艺。当时后金军中有一名汉族工匠刘汉,他精通冶铁技术,以复杂的退火、淬火程序处理火炮的不同部位,造出的铁炮接近钢炮的水准,质量已超越欧洲同时期水平。
崇祯四年,后金成功仿制了明朝的红夷炮,因满人对“夷”犯忌讳,故改称“红衣大炮”,定名“天佑助威大将军”。相较明朝的红夷炮,后金版的炮架先进,高低角可调,转向也方便,并有瞄准装置。
皇太极在八旗军设置新营“重炮军”,满语为乌真超哈,汉旗军都统佟养性任总兵官,曹振彦任教官,开始在战争中大规模使用重炮兵。
3、入关初期的清军,从人员构成上来说,是吴三桂辽东军(4万,打完李自成后约2万)+三顺王辽东军(1万)+佟氏兄弟手下零散投降的辽东军(1万)+祖大寿系辽东军(1万)+建州女真本部(2万)+努尔哈赤、皇太极掳掠的东北索伦诸部壮丁(1万)+漠南蒙古军(3万)。
以上人数为估算值,但误差不会太大,合计约11万人,原辽东军占了约半数,这就是入关前后清军的全部家当。
入关后,姜瓖的宣大军8万、河南地主武装约10万、南明江北四镇23万、左梦庚部(左良玉之子)约8万,先后投降清军。
这才让清军有了绝对的兵力优势。
而后期抵抗清军的,湖南何腾蛟,主力为原李自成大顺军的李过、高一功部;东南郑成功,主力为原海盗集团;西南孙可望、李定国,主力为原张献忠的大西军。
基本就这么个情况。
说明一下。
辽东军所谓的“军事地主制度”,就是明朝的卫所制度,即军籍即户籍,平常当地主,打仗的时候每户抽丁上阵,打仗→抢人、抢地盘→分地、种地。
努尔哈赤把这一套学来,搞出了八旗。
在清军入关前,关外最大的三股地主势力,即为吴襄系(辽西走廊南侧)、毛文龙系(辽宁半岛沿海)和祖大寿系(辽西走廊北侧)。在清军入关时,这三大系都给清军打工了,你说这得分多少地。
有很多朋友会说,人家毛文龙就占着个皮岛,怎么成地主了?
其实呢,在毛文龙死之前,东江所控制的地域甚至要大于明军在关外控制的地盘,请看下图:
图中深红色部分,即为毛文龙屯过田的地方。
所以,满洲不等于女真,八旗更不等于女真,它是一种满、蒙、汉相结合的军事贵族团体。
八旗军的主力,就是辽东军+爱新觉罗宗室+北方来的野人女真、海西女真+漠南蒙古。
上文所谓“祖大寿系”,并不是祖大寿一个人,而是一个利益集团,简单列一下辽东军投降后金军的情况。
李永芳,汉族,投降前为关宁军游击,带500人投降;投降后金后授三等总兵官。
这位仁兄有点意思,明明是一个地道的汉人,投降后却处处满洲化,最典型的就是给他的儿子起名,请看:
三儿子,李·刚阿泰,后官至宣府总兵;四儿子李·哈什库;五儿子李·巴颜,一个汉人,官至正蓝旗二把手,后封一等昭信伯;六儿子李·呼图礼;七儿子李·胡拜;八儿子李·克胜额;九儿子李·克德。
个性不?
孙得功,汉族,投降前为关宁军游击,开广宁城投降;投降后后金封爵封三等梅勒章京。
石廷柱,瓜尔佳氏,汉化满族人,投降前为关宁军广宁卫守备,协助孙得功开广宁城投降;后历任昂邦章京、总兵官、镶红旗汉军固山额真、镇海将军,因战功卓著,死后追封太子太傅。
金砺,汉族,投降前为辽东军武堡都司,协助孙得功开广宁城投降;投降后金后战功卓著,官至川陕总督,加太子太保,授一等阿思哈尼哈番。
孔有德,汉族,投降前为关宁军皮岛总兵毛文龙麾下参将,带3000人投降;投降后初封恭顺王,后改封定南王,顺治九年因被李定国击败,自焚而死。清廷破格予以厚葬,并追谥为武壮。
耿仲明,汉族,投降前为关宁军皮岛总兵毛文龙麾下参将,带3000人投降;投降后初封怀顺王,后改封靖南王。顺治六年,因其私藏逃人,多尔衮追查不休,耿仲明畏罪自缢于进军广东途中的江西吉安。
尚可喜,汉族,投降前为关宁军皮岛总兵毛文龙麾下副将,带军民万余人投降;投降后初封智顺王,后改封平南王。康熙十五年被其子尚之信逼迫而死。
祖大寿,汉族,李成梁管家祖承训之子,李家衰落后辽东最大的地主家族,吴三桂之娘舅。投降前为大明辽东军总兵,先是被围大凌河投降,再是被围锦州投降。投降后授汉军正黄旗总兵,跟随清军入关。
祖大乐,汉族,祖大寿之堂弟,投降前为关宁军副将,松锦之战后投降;投降后无记载。
祖大弼,汉族,祖承训次子,祖大寿之弟,投降前为关宁军副将,松锦之战后投降;顺治时授散秩内大臣,隶属汉军镶黄旗。
祖泽远,汉族,祖大寿从子,投降前为关宁参将,松锦之战后投降;投降后战功卓著,官至湖广四川总督,一个人管半个南方,爵位为得世职一等阿达哈哈番。
祖可法,汉族,祖大寿养子,大凌河之战中作为祖大寿的人质被扣在后金营中,祖大寿降而复叛后归降后金。皇太极对其信任有加,授汉军正黄旗副都统。后跟从睿亲王多尔衮入关,战功卓著,封为左都督,充任镇守湖广的总兵。
祖泽润,汉族,祖大寿从子,投降前为大明锦州副将;投降后战功卓著,为汉军正黄旗固山额真。
吴三凤,汉族,吴三桂长兄,投降前为辽东军参将,大凌河之战后投降;
张存仁,汉族,投降前为辽东军副将,大凌河之战后投降;投降后因其文武兼备,备受多尔衮赏识,先后任兵部尚书、直隶三省总督,爵位为一等精奇尼哈番。
洪承畴,不介绍了;吴三桂,不介绍了。
东北黑龙江流域的索伦诸部,也是八旗军的重要组成部分。
雅克萨原住民,达斡尔族博穆博果尔叛逃,皇太极北伐,一次性抢回来近5000人;
尼布楚原住民,茂明安蒙古人,一千余户南下,加入后金;
索尼的赫舍里氏、沙尔虎达的瓜尔佳氏等等,之前都不是建州女真,都是从北边过来的。
真正的建州女真,能凑出一万壮丁,就顶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