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解放战争中蒋介石在重要决策时昏招迭出？ 第1页

在1948年8月3日召开的南京军事会议上，蒋介石质问各个将领：为什么匪军的将领作战这么积极主动，而我们的将领抽一鞭子才能走一步？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以后的各个作战计划，并不是毛泽东亲自布置的，而是刘邓根据形势变化，自己决定的战略，然后打完报告就直接执行了，为什么你们不能也有一点独立自主的能力呢？

千古完人的话发人深思啊，是啊，为什么国军将领都要领袖亲自告诉了以后才会做，领袖不说就不知道做呢？

不久之后，救火队长杜聿明为了配合总统的这番讲话，主动在淮海提了一个作战计划

趁匪华东及中原野战军分离之际, 集中国军主力, 先寻求陈匪一部, 予以击灭后, 再进而击灭其主力, 规复山东 ;同时, 以华中国军主力, 在豫西方面发起攻势, 以牵制华中地区刘匪伯承部, 阻止其向东转用

这时候，粟裕的小淮海战役计划还没有提出来，如果真的按照杜聿明的计划进行，华东野战军的情况还是比较危急的，我们不能说国军一定会胜利什么的，但是最起码不会被动挨打了，这比真正淮海战役大爆发时候可好多了。

杜聿明拿着这个作战计划去南京找千古完人，他不在，去了北平指挥辽沈战役了，杜聿明问参谋总长这计划行不，行的话我直接执行了。顾祝同不敢吱声了，说你还是去一趟北平吧，杜聿明后来说

蒋听了我的报告后, 并未马上决定, 只说 :`待研究以后再说 ' 。十月三日, 蒋再次找我谈话。他说 :`徐州的计划, 可以照你的计划实施, 你回去同顾总长商量着办 。'我说:`我已见过顾总长, 总长说请委员长批准后才可以实施。'蒋当即批了 `此案可行,交顾总长核办 '十个大字 。我当日飞南京, 四日见了顾祝同 。顾见到蒋的批示后有点踌躇不决。”又经再三协商, 才决定 10月 15日照这个计划行动 。到 15日清晨, 蒋介石得知锦州危急的消息,又来电叫杜聿明不要执行这个计划, 并随他到东北去, 指挥锦西 、葫芦岛国民党军东进兵团恢复锦州的行动 。 “徐州国民党军此后二十一天 (至十一月六日 )一直停止在原来状态未动 。”

就这？？

你让人家学共军，搞作战计划，人家搞了你左推右等不批，批完了又不准执行，那你在开会时候还要求个屁

李宗仁后来回忆，一针见血的指出了蒋介石的问题

凡是中央系统的将领都知道蒋先生这项毛病 。他们知道奉行蒋先生的命令, 往往要吃败仗, 但是如不听他的命令, 出了乱子, 便更不得了 。所以大家索性自己不出主意, 让委员长直接指挥, 吃了败仗由最高统帅自己负责, 大家落得没有责任 。将领如果是这样的庸才, 当然不能打胜仗, 而蒋先生偏偏喜欢这样的人。

为什么杜聿明到了南京找顾祝同，顾祝同不敢自己做主，为什么后来蒋介石都批准了，杜聿明重新拿回来问顾祝同，顾祝同还是 “顾见到蒋的批示后有点踌躇不决”，为什么顾祝同这样，因为他知道，蒋介石明面上批了，但是这个计划不是蒋介石亲自制定的，他肯定不会让，不能打自己脸说不准将领制订计划，但是肯定会找机会给你搅和黄。果然最后没有执行，20多天里，国军一动未动，白白丧失大好作战时机。

杜聿明对于蒋介石太了解了，他说

加以蒋介石的个人独裁指挥，不论大小情况的分析，大小部队的调动，都要通过蒋的决定指示。而蒋本人又不能集中精力掌握全盘情况，每日仅凭一次所谓‘官邸会报’来决定指挥部署，或凭他本人‘灵机’一动，乱下手谕。因之一切指示到了前方，不是过时失策，即是主观武断。前方部队长不遵从，即有违命之罪；遵从则自投罗网。蒋介石集团中封建派别关系互相掣肘，任何一个情况出现，都是只顾小集团不顾整体；只想救自己，不顾全局。结果每一战役都是因小失大，决策一再变更。这种矛盾斗争贯穿着国民党军作战全部过程。

表面上看这是一件小事，但其实很多事情都跟这个有关系

我们知道，从管理学上来说，一个组织越依靠某个人，这个组织的架构越脆弱，也最低效。事必躬亲就意味着什么也干不好，因为人的精力是有限的，在这个地方用了全力，在其他地方就只能用半力，甚至完全不用力，领袖应该干他应该干的事情，而不是什么事情都要抓在手里。手下的人要让他们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和积极性，要人尽其用。但是，阅读解放战争相关书籍的时候，每个作者说国民党、蒋介石决策时候特点最多的就是：蒋介石正忙于XX事务，无暇顾及XX事务，可三大战役的打响时间有很大一部分是重合的，辽沈还没有打完；淮海就开始了，淮海还没有打完；平津又开始了，这就让蒋介石疲于应对，两方都想兼顾，最后两方都做不好。

相反我们看李德胜是怎么做的，李德胜每次给将领发电报都是以商量的口气，因为他并不在第一线，所以很多事情他不知道，所以他都会让让各个将领结合实际情况执行。辽沈战役的时候，李德胜非常想打锦州，林彪想打长春，两人经过反复的电报套路，李德胜妥协了，说我们不想强人所难，同意了林彪的意见。但是林彪自己改变意见了，觉得打锦州更为有利，李德胜对此非常高兴，认为林彪自己能够想通是最好的。但是在林彪出发去锦州的路上听说敌人增兵葫芦岛，现在打锦州不仅要对付东北的敌人，还要对付华北的敌人，准备了一桌饭，来了两桌人，这还怎么吃，于是打电报提出要重新回去打长春，收到电报的时候李德胜暴怒了，认为林彪太过于胆小，认为所谓的形势发生变化并没有很大，但是冷静下来以后的李德胜，还是决定以劝说为主，当时的电报是这样的

3日17时的电报说：

一、你们应利用长春之敌尚未出动，沈阳之敌不敢单独援锦的目前紧要时机，集中主力迅速打下锦州，对此计划不应再改。在义县、兴城、绥中之敌已被歼灭的情况下，葫芦岛、锦西地区虽然已增加新五军及九十五师，并准备以四个师打通两锦交通，你们可于攻锦州之同时，部署必要兵力于两锦交通线上，首先歼灭由锦西增援锦州之四个师，然后打下锦州。在五个月前（即四、五月间），长春之敌本来好打，你们不敢打，在两个月前（即七月间），长春之敌同样好打，你们又不敢打。现在攻锦部署业已完毕，锦西、滦县之第八第九两军亦已调走，你们却又因新五军从山海关、九十五师从天津调至葫芦岛一项并不很大的敌情变化，又不敢打锦州，又想回去打长春，我们认为这是很不妥当的。二、你们指挥所现在何处，你们指挥所本应在部队运动之先（即八月初旬）即到锦州地区，早日部署攻锦，现在部队到达为时甚久，你们尚未到达，望你们迅速移至锦州前线，部署攻锦，以期迅速攻克锦州。迁延过久，你们有处于被动地位之危险。

3日19时的电报说：

本日十七时电发出后，我们再考虑你们的攻击方向问题，我们坚持地认为你们完全不应该动摇既定方针，丢了锦州不打，去打长春。除了前电所述之理由外，假定你们改变了方针打下了长春，你们下一步还是要打两锦。那时，第一，两锦敌军不但决不会减少，还可能增加一部，这样，将增加你们打两锦的困难；第二，目前沈阳之敌因为有长春存在，不敢将长春置之不顾而专力援锦，你们可利用长春敌人的存在，在目前十天至二十天时间（这个时间很重要），牵制全部至少一部分沈阳之敌。如你们先打下长春，下一步打两锦时，不但两锦情况变得较现在更难打些，而且沈敌可以倾巢援锦，对于你们攻锦及打援的威胁将较现时为大。因此我们不赞成你们再改计划，而认为你们应集中精力，力争于十天内外攻取锦州，并集中必要力量于攻锦州同时歼灭由锦西来援之敌四至五个师。只要打下锦州，你们就有了战役上的主动权，而打下长春，并不能帮助你们取得主动，反而将增加你们下一步的困难。望你们深刻计算到这一点，并望见复。

盛怒之下的李德胜，仍然是相信前方的将领，相信通过自己的劝说，将领可以想得通，果然，毛主席的电报刚发过去，林彪的电报就过来了，说是要收回上一封电报，继续打锦州，这就是将帅相和，这就是沟通谈判的艺术，毛主席不是不能下死命令，严厉的要求林彪必须要打锦州，以他的身份地位完全没有问题，但是即使是他最为生气的时候，他也是克制自己的情绪，认为前方的事情，前方的人最为清楚，后方的人可以提自己的意见，但是不能取代前方将领行事。这当然也是在革命战争中总结出来的经验，当年，毛泽东在江西打游击，中央苏区的人总是想遥控前线的指挥员，下的命令往往荒唐无比，毛泽东直接指出来：希望以后设在后方中央局不要干涉前方的军事行动，就差把“你们懂个屁啊就指手画脚”写脸上。而对于国民党来说非常悲哀的是，蒋介石基本没有在基层带过兵，到了台湾以后才意识到让将领“按图索骥”式打仗的错误。

由于领导层不负责具体的事务，可以有大量的时间花在整体的战略上，中共中央的反应时间是非常快的，中央军委几个人集体领导，各负责一块，效率非常之高，一个人不在的时候，其他人一起决策得出来的结论水平也非常之高。比如，打完济南战役之后，粟裕给中央军委打了一个电报，提出了小淮海战役的想法

在长江以北决战比在长江以南决战有利得多, 而在长江以北决战, 又以在徐蚌地区最为有利 。因为徐蚌地区不仅地形宽阔, 通道多, 适宜于大兵团运动;而且大部地区是老解放区和半老解放区, 群众条件好 ;背靠山东和冀鲁豫老根据地, 地处华东 、中原接合部, 距华北也不远, 能得到各方面的人力、物力支援。还可以利用蒋桂之间的矛盾, 集中兵力打蒋系的徐州集团 。

这是粟裕1948年9月24日的电报，大家猜猜中央军委是什么时候批示回复的？

是第二天，1948年9月25日，并且在电报里面提出军委对于这个电报的看法

你们第一个作战应以歼灭黄 (百韬 )兵团于新安、运河之线为目标

如果我们拿这个来对比千古完人那个拖了二十多天还流产的计划，是不是感觉一天一地？而且后来战役的发展正是向着军委当时制订的战略目标发展的，虽然略有偏差，但是总体相符，可见军委不用插手具体事务，能够专注于总体大战略上的高效，差距实在太大了。。。

毛泽东还专门给前线发电报让少请示，随时根据实际发生的变化而及时调整

望你们坚决执行。非有特别重大变化，不要改变计划，愈坚决愈能胜利。在此方针下，由你们机断专行，不要事事请示，但将战况及意见每日或每两日或每三日报告一次。

是不是跟蒋介石要求随时随地请示，不然宁可原地等待不要动的反差太大了？

蒋介石不愿意相信将领，也不知道战场局势瞬息万变，总是用脑海里想当然的、早已是明日黄花的局势图去制定计划，不愿意放权，总是一个人决策，领导艺术很差劲，总是以非常别扭的方式让将领执行自己的意志，不尊重人，这样的人岂能不败。

看似是组织架构的问题，其实核心就是人，如果没有好人，再好的架构，再好的制度也没用，菲律宾当年完全照抄美国的制度，菲律宾能成美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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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马卡卡，关注我，带你从不同角度看问题

难道蒋介石在其他时候指挥作战就没有昏招迭出了？

蒋介石的本身军事才能就不行，他能多次战胜其他军阀，一是靠着军阀的互相斗争，二是更重要的一点，他得到了江浙买办财阀的支持，与宋美龄结婚，这样他拥有了江浙买办财阀的支持，背靠着美英势力。所以他能用大量的银弹，去收买其他军阀下属。

但是他碰到他无法用银弹收买的日军、共产党军队，他就斗不过了。面对更强大的日军，他只能节节败退。面对相对弱小的共产党军队，他开始还能依靠花钱建堡垒，步步为营，进行围困战术。

到了解放战争时期，虽然蒋介石的部队实力比当年更强大了，但共产党军队的实力也强大了许多。

抗日战争结束后中国经济衰败，蒋介石集团劫收城市，经济上不行。蒋介石在美国大选期间支持杜威，导致美国对蒋介石的支持有个短期暂停。美国要与苏联在欧洲角力，不可能全力支持蒋介石。共产党军队又争夺到了东北地区。

蒋介石在经济上笼络自己部队的能力都越来越差了，怎么能不完蛋？

1、情报频繁出错。

果党没有情报侦察系统，地面人员侦察无法进行（派出去就开小差了），抓不到俘虏（抓到用处也不大，对方情报控制严），主要靠空中侦察，容易被战术欺骗。

2、作战命令无法有效实限。

阻击不行，就相当于防线不存在。

对方阻击坚强，进攻就无法达成。

一不能守，二不能攻，作战命令形成虚设。

只有转进在行。

3、谍战处于绝对弱势。

高层就有不少卧底。情报在对方而言基本是透明。

4、临阵起义、投诚扰乱了果军的战略、战术。

淮海战役在消灭黄百韬、黄维兵团时都现了战前起义。

5、老蒋指挥过团级的战役，并且败多胜少。

后来基本没有真正指挥大型战役。

对方是从千八百人，几千人，几万人，几十万人，几百万人一路锤炼出来的。

6、任人惟亲，中央军和地方军、杂牌军地位不同，后勤补给、人员补充存在严重问题。

导致各军头都不愿力战、怕损失后担责。

7、最关健的，兵源多为抓壮丁，而且在部队经常受虐待；军头长年吃空饷，实际人员数量与指挥官的帐面数据差别很大。

总之，蒋介石就是个物流经理，打仗只是业余的。

不说政治经济，光说军事决策，蒋有六败：

第一心术不正，总想走旁门左道。

第二能力不足，眼光狭隘，军事才能堪忧。

第三不学无术，缺乏基本的知识储备。

第四刚愎自用，不能接受正确的意见

第五嫉贤妒能，不能用人

第六气量狭隘，不能容人

说白了老蒋就是德不配位，其个人的才具格局都不适合一个需要统一全国的军政领袖的需求，自然昏招连连。

1、心术不正

蒋心术不正是早就有的毛病，从412发动政变靠军权强行上位开始，蒋靠权谋发家，做事一味算小账，依靠权谋和短期谋划，缺乏长远眼光，更不要说下苦功好好经营了。老蒋可以说是随时不忘算计别人，当年追击红军的同时搞掉王家烈，可谓因小失大。王家烈被搞，刘湘、龙云、刘文辉等人集体划水，防蒋甚于防红军。抗战期间老蒋作为抗战领袖，小算盘一样打的梆梆响，和TG搞摩擦就不说了，多少杂牌军前面在战场上流血，后面被老蒋放血，抗日中打掉的地方部队不给补充，粮弹供应一概克扣，损失大了取消番号，损失小了直接缩编裁撤并入中央军，总之哪个卫国尽忠哪个倒霉，哪个保存实力哪个得利。抗战胜利，内战摊牌在即，老蒋不思联合全国地方势力共同对付TG，反手就把龙云搞掉，操作骚的不行，但是有用吗？云南拿到了没有？龙云下去还有卢汉，老蒋操作这么骚，让地方实力派怎么想？TG这边思路是搞统一战线，现在目标是反蒋，那么只要能争取的都是朋友；老蒋完全是反向操作，现在要对付TG，你虽然是我朋友，但你比较弱，先吃了你吧。老蒋这套完全是黑社会的操作套路，以为搞掉对方的带头大哥就搞定了，地方实力派都是政经军的复合体，搞掉几个头面人物其实根本解决不了其生存的土壤，毫无意义。就是老蒋借抗战控制比较严密的四川，地方实力派被压制较深，实际上也只是蛰伏，老蒋一衰落，马上跳出来给老蒋上眼药。

解放战争开始也是如此，一开始老蒋坐视阎锡山在上党被刘邓“掏卵子”，然后又逼着马法武强攻平汉路，直接逼反了高树勋，断送了马法武。“打赢了除共军，打输了除杂牌”，老蒋一通骚操作看起来算计搞了晋军、西北军，但是付出的代价就是各路杂牌军离心离德，国军总体上更为涣散。白崇禧手握重兵打了全场酱油就是典型，更不要说被PLA赢了头阵，不但缴获颇丰，还大大涨了士气，提高了信心，增加了重庆谈判的筹码。

老蒋这种玩法，不要说杂牌军每每保存实力，避战自保，就是所谓的嫡系中央军，战时愿意用命的也不多，更不愿意被孤立，这也是国军机动能力低下的一个原因。

2、能力不足

蒋介石作为乱世中争夺天下的军事领袖，其军事能力是严重不足的。

蒋军事能力不足最典型的表现是缺乏战略眼光（这点和心术不正是挂钩的）。因为蒋喜欢算小账，所以大局往往走眼。中原大战，老蒋用银蛋战术分化瓦解对手，看起来速效。实际上搞倒冯玉祥，华北一样没有在自己手里，不过是分散在韩复榘、石友三等人手里。老蒋只是获得短期效益，长期上等于什么问题都没解决。抗战期间老蒋一味着希望美国多抗日本，自己多要美援，多攒兵将来打内战。而且还不断和美国人扯拐，以国内兵力不足为借口不肯全力配合驻印军的建设，豫湘桂战役又一溃千里，完全体现不出“替美国人分忧”的能力和主动性。阿诺德吐槽老蒋毫无战略眼光，对和美军配合作战缺乏诚意，只想着多要美援，老蒋得罪最大金主的后果不言而喻，美国后来报复起老蒋也不手软，直接在雅尔塔会议上把中国卖了一个干净。解放战争，老蒋丧权辱国换取进军东北的权力，又在争夺东北上三心二意，不肯加大本钱。老蒋这种操作，真正让人是看不懂。如果不打算在东北投入太多，当初就该傲娇到底，不接受雅尔塔协议，把东北丢给毛子，搏一个爱国的名声，专心争夺关内；如果觉得东北最重要，不惜丧权辱国当卖国贼，那么就应当不惜一切加大赌注，把所有能下的筹码都用在东北的争夺上面，哪怕放弃一两个战区（比如说西北战区）也在所不惜。结果是老蒋既当了卖国贼，又没有下够本钱，也没有选择有能力的人选（弃用关麟征而用陈诚），早早在东北失去战略主动性。可谓当了婊子又没收到嫖资，这个不是在卖淫，而是在当圣母，或者说婊子都当不好。反观老蒋的对手，为了东北可谓精锐尽出，不惜一切代价也要把东北收入囊中。

而且老蒋战略操作，投机心理强，总想因人成事，不想自己奋进，918期望国联，抗战和内战期望美国，总之一路鸡贼到底，结果必然是被别人当猴耍（按照美国人的说法就是像被榨干的柠檬一样丢掉）。因为老想因人成事，老蒋在抗战胜利后明明接受大量日械和军工设施，老蒋不加好好利用，反倒完全指望美国支持，把主力嫡系都换成美械，美械笨重不适合中国道路条件（这也算国军机动过度依赖铁路和大路的一个原因吧），更要命的是后来美国人一卡脖子，老蒋主力部队战斗力就大受影响。如果老蒋稍微有点自立更生的决心，也不会被坑的这么狠。相比之下TG对军工企业重视自不必说，就是阎锡山，内战以后对山西军工恢复也比老蒋上心，山西军工产能恢复很快（就是晋造军火质量太差，PLA缴获以后都不爱用）。

战略上瞎操作不说，战役和战术上老蒋又最喜欢微操，全世界敢说亲自微操指挥几百万大军作战的，除了老蒋，也就希特勒了。人家希特勒各种微操还算是有功有过，也不乏神来之笔，老蒋的微操还各种不到家，可以说是票友级键盘军事家。比如说莱芜战役，王耀武发现李仙洲过于突出，让其北撤。老蒋发现后勃然大怒，大骂王耀武，然后强令李仙洲南返，然后又发现局势不对，又命其北撤，李仙洲几万大军几日内南北做折返跑，进退失据，阵型散乱，再加上韩练成摆了一道，几万大军瞬间土崩瓦解（几万头猪的梗就此而来）。莱芜战役最大的功臣可以说就是老蒋，如果没有他的主动配合，李仙洲只怕已经跑掉了。

3、不学无术

老蒋幼时顽劣，不喜读书，后来上了保定的陆军通国速成学堂（不是后来的保定军校），又去日本读了振武学校，在日军实习了一段时间。这个教育履历，在一般人看来还算光鲜，但是作为全国军政领导人是严重不足的。但是学历只是一方面，如果虚心好学，即使学历不高，一样通过自学获得丰富的知识和相应的能力。但是老蒋自己本来就不是读书的料，又对新学极度反感，甚至基本的科学知识都很匮乏（与美方开会时阿诺德提到季风影响驼峰航线的飞行，老蒋一脸懵逼，宋美龄给阿诺德说老蒋不知道什么是季风。当然宋美龄表现也不怎地，老蒋就算真的不懂，把弱点秀给美国人也体现不了她的聪明，只会让美国人更为鄙视中国人），对西方了解仅仅局限于基督教（老蒋基督教方面的神学知识未必多于洪秀全）。老蒋不但不喜新学，对于旧学其实也就是一知半解，只流于皮毛（翻来覆去就是曾文正、王阳明），对于中国丰富的历史文化其实谈不上什么掌握，除了一手字还见得人外，诗文方面可谓简陋至极。从作诗就可以看出蒋旧学功底极差，老蒋诗文不多，肯拿出来秀的更少，比如是“腾腾杀气满全球，力不如人万事休！光我神州完我责，东来志岂在封侯！”，这种打油诗在老蒋来说已经是力作。其他诸如“朝霞映旭日，梵贝伴清风；雪山千古冷，独照峨眉峰”，也是票友级别的水平。从诗词看，老蒋对手的旧学素养远在其上好几个峨眉峰。

知识的匮乏成为老蒋军事能力的重要短板，孟良崮战役，老蒋只凭借地图就让张灵甫上山据守，甚至贪图地利，要求张灵甫放弃山下阵地，全部上山。老蒋这种布局，说明他对行军布阵全无概念，74师全部上山的结果就是3万多人攒集在孟良崮狭小地域，且分别据守在几个孤立的山头之上，队形密集，解放军每一发炮弹都能造成重大杀伤，再加上缺水，机枪没法冷却，士兵口渴难耐，那么精锐的部队，也就是一天就土崩瓦解了，张灵甫也被击毙。如果不是老蒋脑洞大开，思路太广，张灵甫可能还能多抗几日，说不定“万里驰援李天霞”就赶到了（当然最后锅就只有送给李天霞了）。

同样守襄阳的时候老蒋又认为刘邓缺乏重武器，占了高地也没用，所以命令康泽（选康泽这个特务起家，从未有军旅经验的守襄阳也很奇怪）放弃襄阳周围的高地，完全据守城池，结果康泽因为失去周围高地的屏障，困守孤城迅速崩盘。老蒋守襄阳出此昏招说明他对历史上围绕襄阳的历次攻防战役毫无了解，军史知识堪忧，甚至对于军事地形学其实也是一知半解（也就是说读军校都读的很稀松），所以才会想出这种“奇思妙想”。

相比之下蒋的对手虽然学历也不高，更从未接受过正规军事教育，但是一贯敏而好学，手不释卷。就是长征期间，依然设法找《三通》阅读，研究各地兵要地志、风土人情，所以才能无师自通，成为一代军事大家，战略天才。

4、刚愎自用

老蒋虽然能力有限，不学无术，但如果有识人之明，用策之智，亦不会昏招连连。然而老蒋恰恰是最为刚愎自用，对自己“地图军事家”的能力蜜汁自信，每每以为自己绝对正确，不肯听他人谏言。比如说当年杨永泰出上中下三策，以土地革命对土地革命，用“三七五减租”对付“打土豪分田地”为上策；经济封锁为中策；反复围剿为下策。老蒋不能用杨的上策，只能用中下策，最终治标不治本，没有真正解决问题。淞沪会战，老蒋不重视防御侧翼的建议，一味顶着上海，结果被日军从金山登陆从侧翼包抄，导致全线崩溃。辽沈战役，老蒋开始也赞同放弃东北，把人撤回来（这个选择是最明智的）。但是架不住卫立煌等人的忽悠，又改主意再打一阵。但是具体决策上既不同意杜聿明去营口待机撤退的想法，也不同意卫立煌保沈阳的主张，又选择让廖耀湘去打锦州。当时国军野战已经是送菜，廖耀湘自己都没有信心，最后打崩盘也就是必然了。淮海战役，杜聿明已经说的很清楚打就不要走，走就不要打，老蒋也同意。等到杜聿明跑了以后，老蒋又改主意让他去救黄维，杜聿明关了电台，还有飞机空投手令（国民党空军一贯不靠谱，这次却非常靠谱），最后把杜聿明和邱清泉也断送了。

老蒋不但不能采用正确的建议，而且一旦遇到问题，每每推诿责任于他人，毫无担当。莱芜战役明明是自己瞎操作害了李仙洲，老蒋却飞到济南把王耀武骂的狗血喷头。张灵甫明明是死在自己“中心开花”的神机妙算之下，老蒋却要李天霞去背锅。

相比之下，老蒋的对手在战争中却能从善如流，“粟裕（不想）下江南”，“黄克诚（建议）去东北”都是著名的纳谏典故。

5、嫉贤妒能

老蒋不但刚愎自用，不能接受正确意见。而且嫉贤妒能，只用奴才不用人才，老蒋这种行为究其根源，就是因为他自己最喜欢阴人，所以老怕被人阴，用下属提防大于信任，下面人能力太突出了，老蒋反倒怕了。相反下属能力差一点，不管其忠诚是真的假的，就算跳反老蒋也自信能够治得住。所以最后搞下来，老蒋的团队就成了武大郎开店。

老蒋有自己的萧何——杨永泰。杨也算对老蒋忠心耿耿，其能力是一等一的。但是老蒋不能保之用之，甚至有所猜忌（CC敢刺杀杨也是看出蒋对杨的信任有所松动），甚至杨为CC刺杀也不能替其报仇。老蒋也有自己的张良——杨杰，但是不用其谋，反倒起用无能的何应钦为参谋长。其实杨永泰和杨杰，一文一武，算是老蒋手下罕有的具有战略眼光的谋臣，老蒋中原大战取胜二人出力不少。二人的思路其实也很一致，就是走TG的路让TG无路可走。杨永泰主张用土改对付土改，争取农民，压制士绅；杨杰主张外交上联俄，依靠苏联，都是非常符合中国当时形势的需要，但老蒋极为顽固，断然不可能接受二人主张。最后二人都死于非命，杨杰是老蒋所杀，杨永泰为CC所杀，当然杨永泰就是不死在CC手里，按照趋势，只怕最后也是在投共和被老蒋杀之间二选一了。

老蒋手下能打的战将也不少，但是往往得不到重用。王耀武抗战表现出色，内战被“高升”架空，手底下没多少军队，困坐孤城济南无法发挥作用。胡琏抗战、内战都有不错表现，最后兵团司令给了黄维（这里有陈诚的因素，但老蒋对战将缺乏认识才是根源），同样抗战表现出色的李玉堂在内战中也得不到重用，名义上是第10绥靖区司令官，实际上麾下能指挥的只有几个保安团。类似的还有关麟征（关麟征资历老，对老蒋忠诚，也很能打，但是老蒋最后选择了陈诚，弃用了关）、余程万等。更不要说陈明仁这种打了胜仗反倒被整的倒霉蛋。就是“东方隆美尔”孙立人，其实论能力放在PLA那边能当一个兵团司令就不错了，在蒋这边已经算冒尖的人物，但也被“限制使用”，后期甚至弃用。到最后能被老蒋信任，也算能打的就只有杜聿明一个，恨不得一个人掰成几瓣来用。相反陈诚、刘峙等不能打的反倒被一再信任。尤其是刘峙，北伐的时候老蒋刚颁布军令，严格军纪，刘峙就敢带头逃跑，换哪个正常一点的统帅，这颗脑袋也该保不住了，老蒋却对这头“猪将”喜爱有加，不断重用，一直到淮海坑死几十万大军。。

6、气量狭隘

与嫉贤妒能相联系的就是气量狭隘，老蒋格局之小，放在哪个朝代都做不了开国之君。史迪威日记里记载了大量老蒋军事会议的情况，多次提到底下人明明不同意老蒋的瞎指挥，甚至也不乏真知灼见，但是无人敢向老蒋进言，大家要么唯唯诺诺，不敢提出任何异议；要么如泥塑木偶，装傻充愣。无非就是因为老蒋气量极窄，任何对其决策的异议都会引来老蒋的嫉妒和报复，这样逆淘汰的结果就是老蒋身边充斥着各种谄媚之徒，只要能让老蒋高兴，说什么鬼话都可以。相反如果让老蒋生气，哪怕是真理也不能讲。

前面说老蒋因为阴人太多，所以处处防着自己被阴，因此老蒋用人上不光武大郎开店，还喜欢用人疑人。老蒋用人有著名的三缘：“地缘、血缘、学缘”（熊式辉语），浙江、黄埔和亲属，这三层圈子才是老蒋真正信任的。饶是如此，老蒋还是最怕部下“团结”，反倒乐见部下彼此之间互相恶性竞争、互相小报告，下级无视上级权威越级打官司等行为。比如说中统和军统之间的各种明争暗斗，老蒋就乐见其成。哪怕是老蒋崇信之人，太过突出老蒋也是要忌惮的，政学系从得宠到失宠再到烟消云散自不必说，就是老蒋最信任的戴笠，因为权力太大，知道的太多，后期也被老蒋猜忌，即使不死在马汉三手里，势必也难善终。

在老蒋这种领导“艺术”下，国军内部气氛之涣散可想而知。张灵甫在李天霞、黄百韬麾下的时候都视上级如无物，动辄越级报告，甚至构陷自己的上级，老蒋还非常欣赏，搞的李和黄都不敢管张，任由其自行行事。

老蒋几次下野，都要冤杀几个人泄愤。哪怕曾经给老蒋立下汗马功劳的杨杰，老蒋不能用之，又怕其投共，只有杀之。

老蒋不但不能容人，还特别的刻薄寡恩，不恤下属。哪怕对他再忠心不二，只要失去利用价值，立刻弃若敝履。黄百韬出身杂牌，却比大部分嫡系都要忠诚，最后为老蒋尽忠，老蒋20万金圆券就把他老婆打发了。杜聿明是老蒋后期依仗的救火队长，一旦兵败被俘，老蒋对其妻儿就不管不顾，其在美国读书的儿子因为学费中断面临辍学，想不开自杀。张灵甫算是老蒋心腹爱将，死的也堪称“壮烈”，但是老蒋对其19岁的遗孀和未满月的遗腹子不闻不问，在台湾一直生活清苦，还要靠孙立人接济，倒是TG这边周总理还念张灵甫曾经抗日有功，邀请王玉玲回大陆访问，并加以慰问。跟着老蒋这样的领导混，下面人有士气才鬼了。

总之不说政治经济，光从军事角度。老蒋这么多缺点，怎么能胜任一个逐鹿天下的军事领袖的重担？国军论能力，论水平，就是注定要败，也不会败的那么快、那么惨（建国后解放军几次对外作战，都喜欢拿国军做参照，打三哥，发现不如国军二流主力，指挥越南人打法国，发现两边都不如普通国军，国军只是遇到了TG这么妖孽的存在，其实放在世界范围比较，算是能打的）。但是摊上老蒋这样的领袖，就只能“累死千军”了。

我以前就说过，蒋介石对中华民族最大的贡献有两点：

第一，抗战没有投降附逆，算是保住了中央政府的抗日立场。

第二，内战速败，快速结束内战，减少了生灵涂炭，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破坏了美苏联手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如果老蒋本事大一点，打一个隔江对峙，比现在隔着台海对峙就严重的多了，中国的复兴之路也必将更为曲折和困难。

看了看大家的回答，老生常谈的比较多。我来讲一个一直以来为大家所忽略的因素，就是宗教，尤其是痴迷基督教，对 蒋介石心智的影响。这个回答比较长，大家可以慢慢看。

先肿桶 蒋介石幼年丧父，抚养他长大的是母亲王采玉，王采玉信佛，家中佛教氛围浓厚。因此 蒋介石早年受到佛教的影响比较深，甚至还在日记里发出过改革佛教的豪言壮语：“参观新纳受戒式，病其仪法繁酷，慨然有改革佛教之志”（ 蒋介石日记1921、3、17）

可见这时候 凯申公还是一个年轻锐意的人，精神上离五迷三道也还远得很。不过后来由于那个女人的出现，一切都改变了。

1922年， 蒋介石见到了宋美龄。宋美龄的母亲与宋本人都是虔诚的基督徒，而如此虔（xia）诚（ai）的基督徒自然是反对和异教徒通婚的——这一点和另外一个源出沙漠的一神教别无二致。这里先不讨论宗教自由和婚姻自由相互打架时谁更优先的问题，反正现实情况是，如果想通过丈母娘的考核，先肿桶 常凯申非得皈依上帝不可。

结果是， 常公口头向宋母保证了放弃佛教信仰。与宋家强大的背景所能带来的政治利益相比，佛陀还是靠边站的好。

之后的事情自然而然：天启宗教传教与控制教徒的积极性，根本不是本土的佛教道教所能比的——人家可不讲究什么“自在随缘”。今天我们说农村有基督教泛滥的现象，而传教的主力，往往是三五十岁的中年妇女，她们捧着劣质的违法印刷品，扛着大喇叭，到处宣讲“神的爱”。一般而言，碰上这样的宣教先锋，一般人还可以绕路走，不过有这样一个“宣教先锋”式的丈母娘，那可就真是惹不起也躲不起了。从 蒋公口头放弃佛教（1922年）到正式受洗（1930年），中国最富贵的丈母娘对中国最具实权的女婿的福音攻势，就没有停止过。比如：

1929 年12 月， 蒋介石欲灭石友三，哪知石早已知晓，于半夜发动造反，一时间形势危急。宋美龄给母亲打电话，请她为他们祷告。宋母发来电报说：“敌人将会自动退去。”原来宋母祷告后翻开《圣经》，其上正好写道：“仇敌起来攻击你，耶和华必使他们在你面前被杀败。他们从一条路来攻击你，必从七条路逃跑。”事情的结局真的像《圣经》说的那样，石友三没有继续向南京进攻，而是向北撤走了。宋母说这是上帝的恩典，使他们转危为安。（陈蔚《论蒋介石宗教信仰的转变》）

宋母不但向 蒋介石传输了宗教信仰，甚至还传输了这种“翻经问卜”式的迷信，这一点在后文会有提到。

1930年底，宋母病笃，临终还念念不忘督促 蒋介石受洗。一方面出于岳母大人长期的影响，另一方面也出于亲情关系，先肿桶 蒋介石于当年底受洗，正式成为基督徒。

这时候，对于宗教，“病其仪式繁酷”的话， 凯申公是再也不提了。 蒋自受洗之后，对宗教仪轨格外重视，灵修从未间断，每天起床之后要与宋美龄一起祈祷、念赞美诗，念到“耶稣”字眼，还要停下来向东方深鞠一躬！睡前的祷告与每周的礼拜更是从不停止。

如果仅仅是信奉某一宗教，并奉行仪轨的话，这属于宗教信仰自由，谁都无权指责。不过马克思告诉过我们一个铁的真理——有什么样的世界观，就有什么样的方法论。对宗教世界入迷太深，思维与行动必受其影响。到了1936年西安事变的时候，先肿桶的画风已经变成了这个样子，先看看美国记者的报道：

“ 蒋介石在我的引导下，终于滔滔不绝起来，讲述起一段极不寻常的故事。他的话，由蒋夫人替我翻成了英语：
‘......接着，我( 蒋介石)的信心又回来了，开始长时间真心祈祷。我向上帝认罪，坦承自己的缺点，祈祷说，要是上帝真的选择我领导中国走向获救，他就会显灵，将我引往安全之路。我睁开眼时，天色更亮了。不远处，有两只白色的野兔。我知道上帝果真显灵了，那两只兔子，将会把我引往安全之地。我跟着它们，蹒跚地走在山坡上。它们一停，我就平趴在地上休息。最后，它们躲进了一块大石后面。我跟着爬到石头跟前，发现那石头下面正好有足够地方，可以让我藏身。’......
自1936年12月被劫持后， 总司令便深信，他是上帝选定之人，将带领中国走向最终的救赎。至今为止，无数事件表明，他这一崇高信仰，是有充分根据的。”（《美国记者独家报道西安事变： 蒋介石被囚时读<圣经>》）

对于上面这段“上帝显灵、玉兔护驾”的自述，很久以前一般认为是先肿桶深谋远虑，在利用宗教拉近同美国人的关系，博取国际好感。然而随着越来越多资料的发掘，事实逐渐露出水面， 先肿桶是认真的，他练功发自真心(误)！这等五迷三道的话，不但对美国记者讲，而且对宋美龄也讲：

1936 年西安事变， 蒋介石被扣。当他看到宋美龄前来相救时，便说道，“今晨余展圣经，适阅及‘耶和华今将有新作为，将令女子护卫男子’句，今君果有此。” 蒋认为上帝又一次拯救了他。可以说在西安事变过程中， 蒋介石把自己所处的境遇和命运托给了上帝去主宰，并通过上帝保护的经验，对耶稣基督明确产生了信仰。（陈蔚《论蒋介石宗教信仰的转变》）

这是连“翻经问卜”的技能都点开了啊！

没有什么比劫后余生更能刺激教徒的虔诚了。西安事变之后， 蒋的信仰愈演愈烈。 蒋介石皈依后就对当时的各本汉译圣经不满意，还曾委托陈布雷寻找有能之士重新翻译，抗战时期，这个人终于找到了！钢铁为国家之骨骼，石油为国家之血液，电气为国家之神经，骨质疏松、严重贫血、神经衰弱的中华民国，抗战之中未能增产一吨钢铁（战争中钢铁厂还在破产），未能多发一度电，石油工业几近于无，倒是干成了另外一件盛事：资助浙江基督徒吴经熊，完成了新本《圣经》的翻译！不但资助翻译，抗战末期， 蒋介石还亲自修改定稿：

对吴经熊的译本, 蒋介石除从经费上资助以外, 更是付出了巨大的精力和心力。从1944 年春到抗战胜利, 蒋介石以每天一小时的时间和精力,将《圣咏》和《新经》全部译稿阅读、修订。他亲自审稿、质疑辨难、修正润色, 竟达三遍之多。他照例用的是红蓝铅笔, 第一遍他先用蓝铅笔, 遇到满意的句子, 他肯定加圈。遇到有疑问、不满意的字句或有可商榷的地方, 他亦会提出修订意见。 蒋介石的措词用语非常客气, 经常加上“如何”“可否”之类的商榷词语, 往往用橡皮擦了再写, 让吴经熊做最后的决定。第二遍阅读时, 蒋介石便用红铅笔, 如果再有模糊不清的地方, 便用毛笔在页眉上书写。读完一章或两三章, 必写明年、月、日时间, 以及“。中正第＊次读毕” , 或“第＊次读完, 中正” 。这些手稿的原文, 现在均收藏在台北“国史馆” 蒋介石档案中。（赵晓阳《抗日战争时期的 蒋介石与圣经翻译》）

中共在战略反攻， 蒋公在战略改经，每天一小时，伟哉伟哉。

不过上帝对国民政府国运的襄助，也就到此为止了。当上帝影响了战争指挥，国军的命运就到头了， 蒋公毕竟不是五百年前那个法国少女（黑贞最高！）。

随着解放战争的进行， 凯申公翻经问卜时哀叹的次数也多了起来：

1947年底，东北战况危急时， 蒋介石即在日记中写道：“至十时祷告三次，天父许我明年圣诞节可消灭山海关以内各省之共匪，并令我不可放弃永吉、长春各要据点。可知天父之意者皆合实际与必然之理，凡遵照天意者必皆成功也。” 蒋介石在日记中写到“天父”、“上帝”时，常在前面空一格以示尊崇。
1947年12月29日， 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十日来各战区告急，失败电报如雪片飞来，诚令人有应接不遑之感，但此心反无忧惧，夜间安眠胜常。以存亡大事，上帝必有意者，绝非人力所能强制，故自问无愧。”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退缩在台湾的 蒋介石则仍在用《圣经》卜问“中华民国”的存亡问题。
蒋介石在10月10日的日记中写道：“今日国庆双十节，四时起床，盥洗后凝神默祷，卜问中华民国存亡前途……感谢上帝，使我中华民国得由忠贞子民介石之手，能使之转危为安，重生复兴也。”（张建魁 路琰《 蒋介石因何成为基督徒》）

求神问卜终究没有作用，而 蒋日记里“天父许我……并令我……”这等句式，读来令人背后发凉，说明 蒋的心智已经受到严重干扰，或许已经出现了幻觉。如果说 蒋介石在日记里所写的“存亡大事，上帝必有意者，绝非人力所能强制”是真的，那看来上帝是通共无疑了。

胜利转进宝岛之后， 蒋公对上帝的痴狂丝毫不减，不但宗教仪轨更加虔敬，而且在反思败退原因之时提出了全新的观点——他祭拜黄帝陵的行为属于“拜偶像”，触怒了上帝，使他丢失了大陆政权。不过这种反省好像不太彻底，他自己的雕像，很快也在岛上各处树立了起来。大约是上帝对他立偶像的报应吧，半个多世纪之后，这些雕像，在一群更卑劣的人的手底，竟是难免于油漆和钢刀了。

又或许是因为上帝仍在通共？

谁知道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