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革命军的真实战斗力到底如何？ 第1页

大部分回答并没有客观地描述事实，而是站在辉格史观的角度上，将解放战争乃至中国革命作不全面的抗日神剧化描述。

关于这个问题，可以看看黄克诚1946年5月31日拍发给中央军委的电报，此时关外已经全面开打，离全面内战的爆发则还有27天。本段描述的是派往关外的远征军系统的美械顽军，是当时国民党军队里战斗力最强的一支，作为对照的应是抗战期间第三战区顾祝同的顽军。本段对强弱顽军之间的区别，有很清晰的对照，对了解国民党军队真实的战斗力很有帮助。

顽美式部队比之过去一般顽军有下列进步：
（一）军官士兵待遇提高，一般吃穿均较优良，军官克扣军饷贪污已减。
（二）官兵关系有进步，高级军官宣布不准打骂，下级军官打骂亦减少。
（三）官兵关系有进步，驻军民时对居民纪律颇好，政治部到达地方召集居民开会宣传麻醉民众，一切给养由后方运送，故扰民较少，雇民夫一般给钱，但强拉打骂者仍有。
（四）战术上比过去灵活，迂回用的多，战术改变很快，开始与我作战时，驻村落经我一度夜袭，即改露营，开始营连冲锋，经一度打击改用疏散队形，第一梯队被击溃后，后列梯队即连续冲锋，因我守备部队受炮火杀伤，人员减少，连续冲锋即抵不住。
（五）指挥统一，协同动作，比过去好。
（六）守备沉着，围援做工事，完成工事很快，达到即做工事，故（我）占领之突破很困难，对我作战信心颇高，不像过去有很大的畏惧心理。
（七）火器比日本军队强盛，炮兵技术很好。
（八）督战严厉，后退者常被督战队枪决。

另《东北三年解放战争军事资料》中也对同时期的远征军作类似描述：

进入东北之敌军为蒋系统精锐，大都美械装备，经过美国训练，参加印缅作战，炮火和自动武器多！战斗力强，老兵很多，都有三、五年的军龄，其中甚至有个别排长仍当战斗兵者，较顽强，甚至一个（连）打到七八个人还不缴枪，带着远征军、常胜军的骄傲态度，尤其是新一军新六军特别骄傲，战斗力也确实较顽强。

再讲一下我个人的看法（限于解放战争）。

1.国民党军队的战力参差不齐，以远征军系统（N1A、N6A、5A、8A等）、土木系（18A）、桂系（7A、48A）、74系（74A、100A）、黄百韬25A、陈明仁71A、刘玉章52A及傅系军队（35A）最为能打。广东部队、四川部队（20A）也有能战者。这些军/整编师的战斗力，基层部队的战术水平和士官兵的素质在大部分时间（东北以陈诚整军为界，华东以豫东战役为界）都强于华野、东野的主力纵队。当然各部的战术风格也有很大不同：远征军骄纵，土木系顽强，七四系敢打，黄百韬、陈明仁勇猛，桂系、傅作义狡黠，马步芳凶恶，阎锡山古怪。

2.国民党军队最擅长的战法是曾国藩式的结硬寨、打呆仗，在据守城镇村落、修筑工事，有充足补给、火力优势容易发挥的情况下，具有极强的坚韧性。如果有决心坚定的指挥官坐阵，有得力的基层军官带队，有战斗力强的老兵做骨干，那么即便是临时补入部队的保安队、机关和后勤人员都能爆发出强大的战斗力。较强的部队，还敢于发起战术级的反冲击来巩固阵地。三战四平、临南战役、藤县战斗、碾庄和双堆集……无数战例都说明了这一点。

经常在解放战争剧本中扮演顽军的战争艺术玩家们，最热衷的打法就是以一个整编师展开阵地修好工事吸引共军主力，然后在防御中消耗共军，策应主力（通常为2-3个整编师）夹击或干脆在共军消耗地差不多的时候坚决反击。廖耀湘式的逐次抵抗（滚筒战）-反击战也为玩家们熟练地运用着。

3.国民党军队在运动中、在野战中的战斗力比较差。一是因为国民党军在全面进攻、重点进攻期间深入解放区作战，情报和后勤完全掌握在我军一边。另一方面是国民党军火力（相对地）差，展开范围（相对）小，指挥和通讯能力（相对）差，各部之间不能有效协同，之间有很大空隙。如此就给了解放军很大的战术空间，去退却、渗透和迂回。这就是形成了第2点战术的原因——想要和共军作主力决战，那只有等共军自己找上门来。74师和11师在孟良崮和南麻都是这样的打算（虽然命运各不相同）。破除第2点战术的方法也很简单，那就是使国民党军自己动起来，离开阵地。比如解放军玩家在攻不动时及时主动地撤围，那么没有经验的国民党军指挥官就会立即离开阵地撤退，此时解放军抓住机会，冲上去对着国民党军的行军队列一顿打，自可以收获很好的效果。

4.国民党军队的技术军兵种能力很强。精锐嫡系部队和国防部直属炮兵经过美国训练，熟练度很好；远征军系统的战车兵在鲁南战役被俘后宣称：“我们在印缅作战三年，一直是向前冲，从未向后退过”；“全营只死了7个弟兄”“冲垮了日军有名的18师团，美国人都对我们很看得起！”；国民党空军在亚洲更是除远东美苏空军和海军航空兵外最强大的航空力量，其中以上百架运输机组成的空运部队，在解放战争中的表现最为耀眼。临南战役中，国民党空军为胡11师空投大量两弹，使被围的胡琏不成为第二个张灵甫；淮海战役第一阶段，徐州机场一日80架次起降为黄百韬空投弹药，一名空军中校冒着炮火身背电台跳伞进入被围阵地组织空投；陈官庄空投，天气好且降落伞足够时，日空投量达300吨。

5.后勤保障方面，国民党军队最先于1946年在南京成立了联合勤务总司令部，将一切补给、修理、补充、编练和医院等一切后方事务都统筹于联总和各级联勤管理之下。而中国人民解放军联勤支援部队成立于2016年9月。人们提起淮海战役的后勤，都知道60万小推车，殊不知国民党军队在陈官庄的空投补给也可以载入中国乃至世界战争的后勤史册——空军、民航、陈纳德航空队全部投入空投；徐州剿总第一补给区万余人投入后勤运补工作；南京上海市各大大小小作坊为杜聿明集团制作食物。

总之，我个人对无限矮化国民党军队、把解放战争神剧化的说法非常反感。有的人仿佛看到了三大战役之后就秋风扫落叶就觉得国民党反动派不堪一击。然而恰恰相反，在20世纪卷入争腥风血雨中的各反动派里，国民党反动派的战斗力显然仅次于美帝国主义、希特勒和日本军部。这个反动派有阶级立场坚决的首领，有特别能战斗的部队，有负责任、有能力的干部和官兵，背靠帝国主义的支援和苏联的默许，占有者世界第三大国五分之四的资源。即便后来被赶到了台湾，也能在冷战的远东局势中为霸一方。

正因如此，解放战争，尤其关内战场，才打得艰苦卓绝。在1946.6-1947.7，以放弃大量解放区换取歼灭大量国民党军的战法，其代价是惨重的——经营多年的解放区不断被蚕食，群众惨遭屠戮，支撑战争的后勤资源和兵员日渐减少，部队决心动摇（华中山东合兵时“反攻反攻反到山东”、粉碎重点进攻时“反攻反攻丢了山东”）。两步险棋挺进大别山、七月分兵，以半个野战军换取解放区的休养生息，也得坚持到1948年中才完全发挥作用。而国民党，则以能战部队的持续损耗和国统区经济的持续崩溃维持着这场战争稳中向好的局势。战争进行到1948年上半年，国共双方一个失去了数百个能战的旅，一个丢失了山东全境在内的大部解放区，俨然两个生死竞赛的选手，拼命咬紧牙关坚持到对手先达到顶点然后崩溃。一旦一方达到顶点，那么他之前所积聚的优势将荡然无存。随着1948年2月东北民主联军冬季攻势的结束，随着1948年6月区寿年兵团的覆没，共产党人坚持到了胜利的转折点。毛主席说，解放战争像爬山，过了山顶就轻松了。于是，最艰难的时刻结束了。

中国革命的完全胜利是一个奇迹。她是由一群传奇般的伟大人物和英雄的人民一道，用鲜血书写的。自1927年起，无数的干部战士群众和英雄人物为了胜利付出了巨大的牺牲，才埋葬了那个旧世界。结果在胜利70年后人们的口中，似乎这个胜利是来得如此容易。让我们始终牢记，淮海战役第一阶段华野伤亡了4.6万战士，2.2万于碾庄攻坚战，2.4万于徐东阻击战——这场战役的胜利并不轻松。而为换取这场战争的胜利，人民付出了巨大的牺牲，直到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庄严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今天成立了！”之际，四野部队还在中南和白崇禧戮战。在新中国成立的光荣时刻，许多从险恶的抗战和东北的红天血地中坚持下来的干部战士们在红土地就此长眠。因此每当我看到今人排山倒海的调侃和无处不在的共军有高达的烂梗，都会感到无奈和难过。

本文以一首诗结尾：

我失骄杨君失柳，杨柳轻扬直上重霄九。问讯吴刚何所有，吴刚捧出桂花酒。
寂寞嫦娥舒广袖，万里长空且为忠魂舞。忽报人间曾伏虎，泪飞顿作倾盆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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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伐战争时期的国民党军队是一支革命军队。

所以叫“国民革命军”

这支军队里基本上所有军人都明白自己加入这只军队的目的：为了让四万万人民活在一个现代化国家里，不用受到独裁者的压迫。

抗日战争时期的国民党军队是一支国防军队

他还是叫国民革命军，但他的使命是击败日寇，光复国土，保卫中国人不受日寇侵害。

这支军队面临着：高层不想打仗，后勤被贪官腐败，自己瞧不起人民，主动和人民割裂，被自己的特务监视等诸多不利因素。熬到了战局转机，熬到了胜利日。

那解放战争时期的国民党军队是什么军队呢？

委员长给了他们使命：戡乱救国。

可他们遭遇到的是什么呢？大清洗，后勤腐败，老婆给高官嫖只为了生活：

从1946年到1947年，我党边打边撤，中原战区的同志们突围出来，东北民主联军被从大城市赶跑继续打游击，西北中枢更是被胡宗南步步紧逼。而在国府南京城，老兵老将们纷纷遭到清洗，嘴上戡乱救国，身体力行的开展独裁统治，这样的领袖领导国民革命军，自然是一支失去信念的军队。

等到了最后一招：金圆券币值改革，把国民党统治区内老百姓所有的真金白银收缴上来，发下去无法保证货币价值的一堆烂纸。自然也绝了国民党军官希望靠打仗捞钱的最后一个念头。

失去了所有信念的士兵，还有什么战斗力可言？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长春举部投降的国民革命军60军，在改组为解放军第五十军后，在抗美援朝战场上，进行大小战役95次，打出了亮眼的突袭战，防御战和歼灭战，甚至第一个挺进汉城，打下南韩首都。

1951年元旦凌晨2时，第50军149师在高浪浦里以东强势突破南朝鲜军第1师防线。第二日中午，攻击进至栗谷里、文平里、黄发里地区。
当夜，美军第25师对他们发起反击性进攻。
第50军最擅长的正是“宁死不退”的防御，结果一次次打败美25师的强大进攻。美军久攻不下，打了一夜，自行而退。第50军乘胜追击。
3日拂晓，第149师一部进到高阳，切断了英军第20旅的后路，激战终日，446团全歼英军皇家奥斯特来复枪团1个营及其第八期骑兵坦克直属中队，毙敌300余人，俘虏敌340余人，缴获坦克3l辆，装甲车和汽车24辆，创造了以劣势歼敌重型坦克部队的光辉战例。
1月3日晚，第50军向汉城疾进，4日晚，曾泽生又指挥442团最先攻进汉城，成为第一个攻进汉城的部队。
1月11日，彭德怀、洪学智、韩先楚等志愿军总部首长联名致电各军，并上报中央军委，表扬了第50军。

此时的前国民革命军60军，如今的人民解放军50军，他们的使命是什么？

是保卫朝鲜人民不受帝国主义的侵略，保卫东北人民不受美国人的飞机轰炸，保卫给全国生产布料生产钢铁的东北工业中心的国防安全。

这里的军队没有什么长官的小三，没有什么谁来分多少钱，没有鸦片没有赌博。士兵的家人们种地分粮食，还能拿到几尺布给丫头做一身新衣服。没有地主催着他们交粮食，没有哪个地方政府敢把他们老婆叫到美国人舞会上给美国人嫖，没有哪个警察局敢看到他们的女儿被美国大兵强奸而一声不吭。

他们和家里人真实的活着，为了更好的活着为了信念而战斗 。

他们的战斗力是无可比拟的强大。

原来比较流行的说法是：“抗战的时侯，k党军在前方打仗，tg在后方发展，国民党的精兵强将都打光了，所以到后来就打不过tg了。”

这个观点虽然有一定市场，但是却是站不脚的。只要动脑子想一想，就会发现问题。

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洗礼；苏军、美军都从乌合之众成了精兵强将。为什么只有k党军从精兵强将成了乌合之众？

日寇占领下的沦陷区，中tg军队在敌人的后方发展，那是在四面是敌人的环境下与虎谋皮，绝大多数tg军队是在无地休整，无后勤保障、无兵源提供的情况下，在日寇的占领区内和日本侵略者反复争夺生存空间，只有消灭了日本鬼子的占领军，才能建立根据地，得到立足之所，还要随时应付日寇的反攻，一旦作战失败则无处可逃，无路可退。从战略上来说，开辟敌后战场就是向日寇进攻，压缩日寇占领区，其凶险远超正面战场。这说明，侧面战场对士兵的磨练不比正面现场差！

战争是一种机遇，不论国共两党都在与日寇作战中消耗，同时也都在与日寇作战中发展。在抗战开始时，tg军队合八路军、新四军、东北抗日联军及各地游击队的实力，绝对不差于任何k党军队！！！

许多果粉说，战争初期的十多万德式装备的国民政府部队被消耗了。可是战争结束时国民党却拥有了39个美式装备的整编师。小则2万余人，大则如74师3万3千余众。

战争中，国民党名将张自忠、赵登禹、饶国华、王甲本、唐淮源、武士敏、佟麟阁、冯安邦、钟毅……等180多位副旅职以上将领牺牲在卫国的战场上，损失惨重是不假。可是，由于军事教育系统的完善，就在战争中，杜聿明、孙立人、陈明仁、丘清泉……等新的一代成长起来了，他们受过全方位的军事教育，在和日寇的作战中积累了丰富的作战经验，正是军中的少壮派。他们在兵团作战的中战术运用可以说是青出于蓝，达到了最先进的水平，杜聿明、孙立人、陈明仁等都曾以劣势兵力击败过林彪这样的tg高级指挥员。

同样，经过了八年的抗日战争，李宗仁、卫立煌、薛岳、陈诚、白崇禧……等老一代国民政府军事家们指挥大兵团、大集团作战的能力更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

那美式装备师为精华，又接受128万日式装备，长足训练，配备有坦克、装甲部队和空军，又经过抗战锻炼的有当时的立体作战能力的430万国民党正规武装也是一支放之于世界也难逢对手的大军，这些都是在抗战中发展起来的。

也就是说经历了二战的洗礼，国民党军更称得上是精兵强将。

当然这还没有包括被国民政府军重新收入麾下的，在抗战中专门帮助日本鬼子与tg军队作战，积累了大量剿共经验的曲线救国的伪军。

我们再看tg方面：

抗战胜利之日，与日寇周旋十四年的东北日联军四万军队仅余不足千人，师级以上干部生还者屈指可数。赵尚志、杨靖宇、王德泰、陈翰章等数以百计的tg东北悍将倒在白山黑水之中。

关内tg军队，在抗战中同样损失了许多经历了土地革命战争洗礼的精兵强将，仅平型关一战就有上千名经历了长征的红军精华倒在与日寇的血战之中，进军山东的途中，三百多老红军和日寇一战而牺牲，罗荣恒将军抱头痛哭。这损失的难道不是tg军队的精兵强将吗？左权、朱程、常德善、易良品、桂干生、罗忠毅、田守尧、廖海涛、洪麟阁等一大批中 共高级将领阵亡在抗日前线，同样数以百计，这些高级将领的牺牲，给短少培训教育来源的中 共军队造成子大量的人材短缺。

从战争年代经验来看，抗战结束时，哪怕tg军队中能力最强的朱德、彭德怀、刘伯承等军事家，在同时指挥五十万兵力以上大兵团作战上都是空白。

抗战结束之时虽然共军也得到了长足发展，但正规武装不过百余万，全装备军队仅66万（以缴获日式装备为主）。按照军队人员比例，tg军队损失的精兵强将远大于国民政府军，而发展的实力却比国民政府军差的太远。

这个帐常凯申大元帅算的比我们清楚的多，在抗战中真正保存了实力的是国民党军。他们的实力不但没有削弱，而是长足的发展了。因此在内战之初国民政府就宣称：3至5个月内解决tg。多么的自信。相反，内战爆发后，tg称：至少要五年才能打败国民党反动派。自信心相差的多么悬殊？

常凯申在十月间南京军事会议上宣布五个月之内打垮共军。既然五个月内可以打垮共军，又何必要和谈呢？——李敖、汪荣祖：《蒋介石评传》下册第九章第一节

而相比之下，tg则是：

原来预计，从一九四六年七月起，大约需要五年左右时间，便可能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反动政府。现在看来，只需从现时（1948年11月）起，再有一年左右的时间，就可能将国民党反动政府从根本上打倒了。——毛 泽 东：《中国军事形势的重大变化》
1937年春，中国的常规军总数达1，700，000人——［美］布赖恩。克罗泽：《蒋介石传》第十五章“日本全面侵华”

注：陈诚的《八年抗战的经过》称“战事初起之时”，“我国之总兵力”为170余万（第三页，此书的PDF格式封面中没有写出版社，所以不知哪里出版），何应钦的《八年抗战之经过》（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七十九辑，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印行）称77事变时中国“陆军现役兵”共170余万（第三页）。

在抗战开始时，中国的三军已经达到二百万，到抗战胜利时，竟然膨胀到六百万，兵员人数实在是过于偏高，因此造成军队质量的大幅下降、财力的严重消耗，以及征兵过多的民怨——郑浪平：《不朽的光荣》第14章蒋开始大打内战之时，其陆、海、空军总兵力高达四百三十余万人。数量上固远远超过共军，装备之精良更非共军可望项背。——李敖、汪荣祖：《蒋介石评传》下册第九章第一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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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百二十万在华日军的武器装备大都缴给了国民党的中央军。——李敖、汪荣祖：《蒋介石评传》下册第九章第二节

只有少数日军和伪军向共X产X党投降，而大多数则向政府军缴了械。

——［美］布赖恩。克罗泽：《蒋介石传》第十九章“马歇尔使命的失败”

据上述何应钦：《八年抗战之经过》（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七十九辑，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印行，二一三、二一四页）记载：日本投降，国民党共接受武器装备有步骑枪685897支，手枪60377支，轻重机枪29822挺，主要火炮12446门，步枪机枪子弹180994000余发，手枪子弹2035000余发，各种炮弹共2070000余颗，炸弹6000吨，战车（坦克？）383辆，装甲车151辆，卡车特种车15785辆，各种飞机1068架（其中可用者291架，待修626架，不堪用151架），飞机用油1万余吨，舰艇船舶1400艘，共54600余吨，其中军舰19艘（90至1100吨，仅三艘可出海），驱逐舰（驱潜艇）7艘（每艘约百吨，6艘可用），鱼雷快艇6艘（15至25吨各三艘，均可用），小型潜艇3艘（50吨内两艘可用），小炮艇200艘（每艘8至25吨，大部不堪用），马匹74159匹。

当世界范围的军事冲突结束时，美国正在中国履行它在战争期间已经着手进行的军事训练和装备计划。该计划规定要组织一支拥有三十九个师的中国陆军以及一支“规模为八又三分之一大队的空军”，这些部队将接受美国式的军事训练，配备美国的机械、武器和弹药，①并根据租借法为该计划提供资金。……

1945年9月14日，杜鲁门总统对中国行政院长宋子文说，美国打算帮助中国“建设一支适当规模的武装力量，以维护其国内的和平与安全，并对包括满洲和福摩萨在内的中国收复区采取充分的控制”。②他说，他打算把建立三十九个陆军师和相应规模的空军部队的计划进行到底，并给中国海军配备一些小型舰只。——［英］阿诺德。汤因比：《第二次世界大战史大全》之《1942——1946年的远东》第二编第一章第八节根据对39个步兵师和空军的供应计划而答应向国民政府提供的武器装备，在日本投降时的交付量大约只有一半。其余的部分是在后来交付的，其时这些武器要用来对付的敌人已经很明显了。——《剑桥中华民国史》下册第十三章第一节

总结：不论怎么看，明面势力上看，k党都有充足的理由可以藐视tg。可精兵强将再多也不是那个男人的对手！！

他！就是常凯申！

其实常凯申才是我党最大的盟友！

是我党历史上最伟大的后勤部长。

是军事史上的微操之神！可以扭转乾坤。

哪怕电话线被k军故意切断，依然逃脱不了微操之神的掌控！

他！真是个可怕的男人！！！！

哈哈哈，已经有人怂到关闭我的回复来自我安慰了

@罗有锣 @第六代 @正义骑士团 脸呢？还把评论都删了，哈哈哈哈哈

一般认为国军战斗力弱，事实是国军战斗力真的很弱。

这个问题会有争议，无非是有的同志用几个王牌部队的表现来代表国军整体水平。然而国军经常性地保持80至100个以上的军级单位，从这么庞大的军队里面特意挑出几个（至多不过十余个）战斗力强表现较好的王牌军，以此来代表国军“真实的战斗力”，这究竟有多大的说服力，恐怕不必多说。

有的同志认为解放战争打得艰苦卓绝，解放军面对国民党军能轻易取胜的说法是“抗日神剧”，其实解放军还真有很多看上去像神剧的战例：1948年7月日，中原野战军12旅以伤亡二十六人的代价，在谷城南山地歼灭国民党军163旅大部，俘敌副旅长以下一千八百人。（刘伯承《襄樊战役总结》）。1947年1月的鲁南战役中，解放军攻克齐村，歼灭国民党军113旅2500人，“缴榴弹炮二门，山炮、战防炮各四门，迫击炮八门，轻重机枪约二百挺。我伤亡仅百人。”（粟裕《利用战斗空隙进行休整》）。1947年4月，东北民主联军在柳河县红石镇伏击国民党军，更是仅以九人牺牲的代价，全歼汤恩伯的起家部队，美式装备的十三军八十九师一个整师，共计七千八百人，取得震动全国的“柳南大捷”。

另外在东北民主联军的秋季攻势中也有一些类似的交换比大的战例

当然，这些都是比较极端的战例。有的同志就要说了，这些例子并不能否认国民党军的王牌部队战斗力强。他们没有弄懂国民党军王牌部队战斗力强≠国民党军战斗力强。从整体上着眼，大部分国民党军的战斗力确实弱，

那为什么国民党军会出现这种弱旅多而劲旅少的状况？这就与国民党军的本质相关，国民党军更像是护院家丁的加强版，而不像一支现代意义上的军队。如果难以理解的话，不妨把国军理解成日本古代的幕府：第一级是将军，对应 蒋公。第二级是大名。对应国军集团军级军级和部分师级将领，又分为亲藩（中央军嫡系）、谱代（中央军旁系）和外样（杂牌军）。第三级是家臣团。对应国军师级至排级各层军官。第四级是普通武士，对应国军中的老兵。第五级是足轻，对应国军的壮丁。这样一来，是不是思路就清楚多了？

国军的这种落后形态，造成的后果是：一、每个将领都倾向于扩大自己的实力，这就使军队规模居高不下，而且大部分军队素质低下。二、由于部队实力关系到将领的利益，所以每支军队都倾向于争夺更多的资源，这就使本来就很少的资源被进一步分割，大量资源被浪费在养军而不是提高部队素质上面。三、由于山头林立和资源分割使用，所以国军无法整体规划和提高所有部队的战斗力，只能听任每个将领各自培育自己的部队，而每个将领能掌握的资源也只能允许他们培育出少数精锐。这样一来，国军精锐少而弱旅多的结果就注定了。

其实国军的这种情况，与大明末年的情况也很相像，大明的将领也倾向于培养自己的亲随家丁，而把普通士兵当做弃物，可谓太阳之下无新事。

一万额兵，止有六千，以四千为交际、自给、养家丁之用。沿袭既久，惟仗家丁以护遁、冒功， 而视彼六千为弃物。弃物多而家丁少，终不能以御敌。”可见，家丁制度是明朝后期军政败坏情况下出现的一种畸形产物，它标志着官军逐 渐由维护整个地主阶级统治的力量，蜕变成为将领们谋取个人私利的工具 。正是由于存在着这种不成文的家丁制度，我们在论述明末官军时，既要看到它在总体上十分虚弱，又要看到那些军阀们在个别场合， 还是可以拿出一批亡命之徒来孤注一掷。——顾城《明末农民战争史》

所以结论就是，国军之中确实有战斗力强的部队，然而这些战斗较强的部队是与大量战斗力很弱的部队同时存在的。由于政治形态的落后和统治能力的低下，国军无法建设一支战斗力比较均衡的军队，而只能拥有少数极难补充的精锐部队，这是国军在军事上的根本性弱点。

历史上的解放军正是利用了国民党军弱旅多而劲旅少的特点，以运动战的战法先打弱敌，各个击破，牢牢掌握了战争主动权。（十大军事原则第一条：先打分散和孤立之敌，后打集中和强大之敌）随着战争的进行，国民党的弱旅被成批消灭，解放军得以用敌人的人力物力壮大自己，而国民党军的精锐王牌难以得到其他部队的掩护和协同，又在战争中被不断削弱，最终也难逃覆灭命运。对国民党军的这种窘态，刘伯承总结得很好：

国土之大而与民为敌之独夫蒋介石，仅仅以未被击破的几支军队凑成几个重点，间隙地何其宽，弱点何其多，人民解放军何其自由机动。（《重校《合同战术》译文上部的前言》）

国军遇到没有战略眼光只是以攻城略地为要义的招核军阀时，还能做到败而不亡，勉强支撑。然而遇到洞察其要害。将消灭其有生力量作为第一要务的解放军时，这个弱点便足以致其死命。

以下简述国军战斗力低下的原因和具体表现。

一、器不如人

国民党军的武器以外购为主，国内兵工厂只能生产少量轻迫击炮、步机枪和子弹。这样的结果就是国民党军拥有少量的先进武器，但为数少，大量部队依旧使用落后的装备。在战争中，武器装备不能自给对国军来说是极大的命门。号称王牌的整编74师在战役的两天后就弹药不济了，究其原因，主要是国民党军后勤太差：

“以国民党军的美械装备部队来说，其整编74师师有辎重团，汽车大队，兽力营，旅有辎重营，团有辎重连，但其辎重团却挂羊头卖狗肉，是个步兵团（这在国民党军中是普遍现象）。兽力营有六七百匹马，专载师部的物品，汽车大队则装载炮兵弹药，旅团两级的辎重部队也无装载弹药的设备，只是在火线上输送弹药，轻武器的弹药只能由士兵自已携带，加上美械装备的射速快，火力强，弹药消耗大，整编74师仅用了两天就打完了所带的弹药。而整编74师的后勤能力是国民党军内最强的，其他的部队只能靠骡马，人拉肩扛与拉夫来解决，这就使国民党军认为美械装备的弹药供应无法保证。”（《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军的武器装备及其来源》）

陈毅经分析也认为，国内战场由于武器弹药不能自给，美械发挥的余地其实并不很大：

“美械使火力增强，但火器复杂，干部无法掌握，不能灵活机动，消耗弹药甚多，缺少运输工具，供给不上。野战能力很弱。美械化害多利少，最多不过利害相等。”陈毅：《一年自卫战争总结》

当然，武器落后和不能自给主要是整个国民政府的问题，并不能全怪在军队的头上。如果说国军只是装备短缺自给能力差，那还不怎么样。最要命的是缺乏武器装备的国军还存在大量的非正常损失武器的现象，这就主要是军队的问题了。

首先是倒卖武器，国军士兵广泛存在将枪支转卖给民间的做法，陈诚在列举滇南远征军军纪败坏问题时，曾将盗卖军械作为一条单独的问题提出：

“(滇南)若干部队对于走私、运烟、聚赌、盗卖军械等败坏纪律行为,亦较其他驻地之部队为多”。（《战时国民党军队参与走私的状况》）

历史学家黄仁宇当年正好在滇南当军官，他的回忆可以作为佐证：

“步枪尤其重要，山头上的土匪开出每支枪七千元的条件，而且保障携枪逃亡者的安全。我们的兵士每月薪饷十二元，身为上尉的我，月薪也不过四十元。土匪甚至还出价买机关枪和军官的手枪。有一次，团里有一名勤务兵企图带着两把手枪潜逃，但在逃到山头之前被逮捕了。他在军团前被判死刑，而且当场执行。我们的团长用朱砂笔划掉写在纸上的姓名，随手把笔往肩后一抛。逃犯被带往山丘的另外一边，我们静默等着，忽闻一声枪响，响彻空中与群山之间，结束这个鲁莽逃兵的一生。这次事件后，有些连晚上把步枪锁起来，军官睡觉时把手枪放在枕头下。”（《黄河青山》）

还有一点重要的是在战场上遗弃武器，国军对赖以杀敌的武器并不重视，一旦逃命，便将其视作累赘，常常沿途遗弃。国民党军自己也注意到了这方面的问题，总结道：“每次战役之后，其因伤亡过重遗弃械弹无限，或离队拐逃，或受伤官兵随带械弹住院” 对应办法是“责成各部队组织战场清理队，专一清理收拾遗留之械弹 ”（《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武器装备建设之考察》）

陈诚在淞沪会战后曾亲眼看见国军沿途丢弃武器：

“大军转移的时候，沿途遗弃的粮秣、弹药、武器、汽油等，随处可见”（《八年抗战经过概要》）

豫中会战失败后，据13军89师266团团长方耀回忆：

“突围部队经过汤军经过的地段，到处是汤军抛弃的步枪、轻重机枪、弹药、骡马、装具、车辆、通讯器材、迫击炮、还有大炮，次日老百姓清扫战场”（《参加中原会战的第十三军》）

这个回忆资料可以得到国军内部报告的证实，极为可信：

“据军令部下属军风纪第二巡查团的报告，“（一）此次豫战，我军士气沮丧，纪律废弛，惰将骄兵，闻敌即逃。指挥官毫无部署，械弹沿途抛弃，触目皆是，团长以上，均应撤办。”（《第一战区此次作战有关军风纪文电摘要》）

在国军抛弃械弹仓皇逃命的同时，别人却在积极收集这些武器壮大自己：“八路军鲁东游击队第八支队在国民党寿光县政府及其武装溃退时，将其遗弃在弥河以西的武器大部分收集起来，仅用半月时间，也增加到近千支枪。”（《中共山东抗日武装的武器来源》）。豫湘桂战役中，当地的进步人士贺澍三“将地方遗留的国民党军枪炮弹药搜集起来,充实了部队”（贺澍三《豫西宜、洛、陕、渑四县联防抗日的回忆》）。从而使局面向进一步不利于国军的方向发展。

总的来说，由于主客观条件的限制，国军武器并不先进，数量和保障方面更成问题，这就严重制约了国军战斗力的发挥。况且国军本来就苦于武器弹药不足，大量的非正常损失更加剧了国军作战的困难。然而国军的对手在武器方面的问题很多时候比他们还严重。而且国军一直能从国际方面得到武器方面的补益。因此国军战斗力低下，主要还是另外两方面的问题。

二、气不如人

除了武器装备的因素以外，国军的士气低落也是由来已久的痼疾。士气不振源于国军存在的一系列问题，如生活苦、无政治目标、官兵对立等。而且国军士气低落又常与军纪败坏紧密相连，引发出更多的问题。下面先分析国军士气低落的原因和表现：

第一、普通兵员系强征而来

兵员是一支军队存在的必要条件，兵员的数量和质量，直接决定军队的战斗能力。但是，“国民党拥有广大的人力资源，但是在它的错误的兵役政策下，人力补充却极端困难。”因此国军只能靠强制手段来征兵。

当时的征兵手段，按条文上规定是在抽签服役人选，所以成年男子理论上是靠运气决定是否当兵的，这种做法是一种比较公平的征兵办法。现在的有些文章也借此怀疑抓壮丁的真实性，然而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由于地方机构的舞弊和低能，实际上根本不能公平地按抽签的方式征兵，富贵人家绝少中签，即便中签也可以用钱或其他方法摆脱服役。所以最后当兵的往往是贫困农民：

“各地举办抽签大会，由适龄壮丁本人直接到会抽签，而中签者却都是贫苦大众，没有一个地主豪绅子弟，有人暗中操纵其事，十分显然。群众愤恨不平，中签者多数外逃。一至召集之期，无人应召。”（《抗战时期国统区“抓壮丁”现象剖析》）

兵役既然不公平，老百姓自然不愿意当兵，纷纷躲避。于是征兵改用间接抽签，对中签者保密，在时机合适的时候采取突然袭击方式将其抓走：

征兵采取“间接抽签”办法，抽签时由壮丁所属保甲长代为抽签，中签者姓名保密，一俟召集前夕，保甲长带人潜赴中签壮丁的家里，将中签壮丁突击抓捕入营。四川曾规定全省统一行动，均采取这种方式征兵，（《同上》）

在押运壮丁的途中，有缺额时甚至会在路上抓人顶替：

“各县申送壮丁,如系临时拉来之丁,在途间逃亡时,则沿途拉人补充。”（《同上》）

在有的时候甚至会包围集市，挨个抓赶场的农民当壮丁

荣县‘第一区汪家乡于六月十九日办理兵役人员趁赶场之际，将场头场尾关闭，强拉壮丁，初拉得百余人，结果十八人送县，其余或因关说，或因行贿释放’。”（《同上》）

这些做法搞得人心惶惶，成年男子纷纷躲避，民间一般只能看到老弱妇孺：

“每逢集期，乡民赶场非老弱即妇女，以致商业萧条，物价高涨，乡村壮丁男子，白日藏匿山中，晚间始秘密回家，耕作仅由妇女代替，田土多已荒芜”（《同上》）

为了躲避兵役，很多人甚至会选择自残：

“在当时，劳动人家的青年子弟，一旦被捉去当壮丁，便意味着走向死亡！那些穷苦人家子弟，除了逃亡他乡之外，竟不惜自残肢体——有人用毒草或硝酸水把右眼熏瞎（不能射击瞄准），有人用刀斧把右手食指砍断（不能扣枪机）……”（鹿钟麟《国民党兵役部的设置和“役政”》）

被抓了壮丁后，悲惨命运还远没结束，地方上还必须将壮丁押运到部队上。途中为了防止逃亡，还常用绳索捆绑，形如囚犯，惨毒备至：

“依借口防止逃亡，苛刻虐待，防制如盗贼，役使如牛马，道途惨黩，志士寒心”《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征兵过程中农民的抵制心态》

由于路途遥远，供给不足，壮丁便大批死亡：

“沿途所见落伍壮丁，骨瘦如柴，或卧病道旁奄奄一息；或状若行尸，踯躅山道；或倒毙路旁，任犬大嚼。”（童玉汝《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征兵黑幕》）

蒋公自己也不得不承认：

“据报各部队将新兵接收后，仍有用绳捆作一串武装编押，情同囚犯，民众触目伤心，积年累月之兵役宣传，被若辈一绳一棒扫荡无遗。抗战及征募之前途，切受重大之打击，实堪痛恨！兹特重申前令，嗣后如再有上项情事发生，一经查实，该接收部队长官及接兵人员，均予依法严办，决不姑宽。”（杨津涛 谌旭彬《抗战期间，多少壮丁未入军队死在了半路？》）

然而 蒋公这些话并没有改变国军抓壮丁的传统，败退台湾后，国军恶习不改，比较著名的事件有1949年7月13日，澎湖的国军强征流亡山东学生入伍当兵，并刺伤反抗学生。山东学生的校长张敏之与军方冲突，被扣上匪谍罪名枪杀，是为被披露后震动台湾的“澎湖七一三事件”。

1950年，国军在从福建省东山岛败退之时，又在当地强拉壮丁，把一个村子变成了“寡妇村”，后来绿营政治人物谢长廷访问大陆时便特意去参观了寡妇村纪念馆，以此来打国民党的脸

谢长廷访寡妇村：这样历史不要再发生

既然大多数国军士兵都不是自愿参军的，又安望其斗志高昂？抓壮丁不但影响了兵员素质和士气，又恶化了军民关系，从全局来看，可谓得不偿失之举。

第二、不能保证士兵的生活需要

由于国军的后勤保障极为糟糕，导致大多数士兵生活很苦，首先就体现在伙食上：

三餐改为两餐，三菜一汤并为一钵大锅菜，最后只是一钵不见油花的菜叶盐水汤。1944年，一位美国专家曾为国军各部队的1200名士兵进行体格检查，结果发现57%的受检者营养不良。长期的营养不良，加上卫生、医疗设施的缺乏，使得士兵极易罹患眼睛干燥症、砂眼、各种皮肤病、贫血症和寄生虫感染。（张瑞德《山河动》）

伙食太差，导致大部分士兵身体素质极差，有的部队一个连只有两个人视力正常：

1940年12月，监察院监察委员、战区军风纪巡察团成员何基鸿巡视驻河南渑池县军政部第十八补充兵训练处某连后，在对上级报告中实录了一个衣食不周、医药无继、官长凌辱虐待的悲惨世界：
“全连只有七十余人。此七十余人中，经委员逐一视察，其不害目疾者，仅二人。余均染目疾，且多已失明，或将失明。行动须由伙伴扶携之。询以每日几餐?答，两餐。问，食何物?答，食小米干饭。问，还食他物否?答，一月来曾食面条两次。问，能否食饱?答，均能食饱。言时态度极不自然，以官长在旁，有苦不敢言耶?
委员于厨房寻得残余之小米，尚未煮至半熟，粗粒难下咽。每一兵每日食此种饭二次，每次且限定两碗，故营养不足，为该处士兵致疾之最大原因。残废死亡率，自亦很大。（《试论抗战时期国民党军队的兵员征补》）

除了吃不饱饭以外，没有合适的衣装和被服也是大问题：

本师各部队士兵棉被军毯极感缺乏 ，平均五人一条 ，尚感不足 ，因以无法御寒 ，间有士兵向民间借棉被 ，甚而影响军民情感不良事实发生 。（《略论抗战中国民党军队与民众的关系》）

国民党军士兵的悲惨生活，曾使当时的兵役部部长鹿钟麟曾感慨：“士兵生活太苦，是大家都视入营当兵为进监牢，甚至简直就等于判死刑。”（《抗战期间，多少壮丁未入军队死在了半路》）

当时的部分将领试图向 蒋公反映这个问题。1943年5月7日， 蒋公对熊式辉言：“今日军心疲靡为可虑。”熊答曰：“军心、民气、官常三者俱属重要问题。关于军心，经济关系最大，此日军风纪之败坏，类皆由于官兵生活之受压迫，食不能饱。”（参见《海桑集—熊式辉回忆录》）

这次谈话 蒋公在当时敷衍了过去，但实际上他后来也承认国军士兵生活得很惨：

我们的军队，除内容空虚，名实不副之外，还有一个最大的缺点，就是待遇太低，生活太苦。现在一般下级官兵的生活，真是到了水准线以下，大多数的士兵吃不饱穿不暖，以致面黄肌瘦。（《整军的目的与高级将领的责任》）

但实际上很多士兵的身体状况已经不能用“面黄肌瘦”来描述了，当年美国人了解到的情况是：

疾病和营养不良严重地削弱了中国军队的战斗力。在1945年西南地区的作战中，美国观察家们发现第13军甚至在一短距离的徒步行军中“便有大批人掉队，许多人由于极度饥饿处于垂死状态”。另一位美国军官包瑞德上校（David.D.Barrett）报告说，他看到国民党军队的士兵们“走了不到一英里便倒下死去”。一些病弱者会暂时用担架抬着。但是，另一位美国人的报告说“经常可以看到担架上的人被弃于路边，不是死了就是将要死去”。有着高度信誉的《大公报》的一个记者指出：“部队所经之处，可以在路边看到一个又一个死去的士兵。（《毁灭的种子》）

当然，比起伤兵来，一般挨饿的士兵又要幸运一些。李宗仁对伤兵的状况描述道：

“粮饷待遇既微，致士兵恒苦营养不良，骨瘦如柴。医生、药品均极缺乏，受伤患病官兵境遇之惨，有不忍言者。”（《八年抗战敌我优劣之检讨》）

李宗仁“不忍言”的状况，被外国人记录下来了：

甚至一份军医杂志在1938年也谴责说，伤兵们常常自己挣扎到铁路上的兵站去，那里没有治疗和医药，他们的伤口很快爬满了蛆子。俄国顾问卡尔亚金发现，由于没有包扎所或食物供应站，伤兵们“因饥饿和伤就死在路边”。（《毁灭的种子》）

据《毁灭的种子》记录，魏德迈给 蒋公的报告甚至把部队医院与德国灭绝人性的集中营相比。另一方面，由于伤兵得不到关怀和帮助，他们在地方上往往滋事，成为令地方长官头痛的问题。当年张治中在长沙就遇到了这种事：

所有长沙各商号、各旅馆几乎完全被伤兵占住了，很少幸免的也谨慎地收起了招牌。街头巷尾，伤兵三五成群，以铁棒作为威吓的武器，从早到晚，在那里横冲直撞。伤兵滋事的案件，日有数十起。就是省政府门口，也常常拥集了新到的伤兵，示威咆哮。长沙确实成了一个‘伤兵世界’。另一方面，伤兵从车站下来的没有适当的收容，重伤的没有人来照顾，伤愈的也没有严格的管理，医疗缺乏，食住不安，甚至饥寒交迫，到处遭受一种冷遇，一种仇视。在这种情况之下，他们在精神和物质两方面，都感到不能忍受的痛苦，有时就被迫采取一种报复的态度了。（《张治中回忆录》）

士兵生活的痛苦，一方面加剧了他们对军队的不满，缺乏斗志，另一方面士兵身体素质之差也严重削弱了军队战斗力。伤兵受伤后无法得到有效医治和救助，更是足以挫伤军心士气。

第三、政工形同虚设

在北伐时，国军中本来有专事政工的党代表，但 蒋公随后取消了党代表制度，而以地位远不如部队长官的各级政治部代之。与之相对应，国军部队长官普遍蔑视政治工作。白崇禧甚至对陈公博说：“我看今后政治部少做民众运动的工作罢。无论民众怎样凶，有一连机关枪便什么都完了。”

在人民军队里，政工的责任非常重大，一是要在军队里宣传党的政治主张，提升战士的政治素质和战斗意志。二是要对部队的不良情况进行监督和纠正，防止变质。三是要协调部队与地方的关系，增进军民团结。而国军的政工人员由于人微言轻，只能在军队里面充当花瓶，顶多发挥一些宣传作用：

“很多的军官同志，对政工根本不信任，甚至发生了一种恐怖的观念，认为政工同志是他们的监视员，或者是与他们争权夺利者，有的也根本否认政治工作的效用。他们单纯的认为政工人员的任务是唱歌子，写标语。同时还有些假进步的军官，要求上峰给他们配备政工，但事实上，他们把伟大的政治工作，当成了他们的点缀门面的形式，把政工人员当成了他们的摇旗呐喊的喽啰。”（王奇生《战时国民党军队的政工与党务》）

一方面，国军政工受到部队长官的猜忌与防范，难以大施拳脚真正发挥作用。另一方面军队政工自成系统，政工人员与部队长官没有隶属关系。而且政工人员往往充当特务监视部队长官。

据一位少将级的资深政工干部忆述，为了同化或吃掉“杂牌”部队，政工人员除了进行一般的宣传教育工作外，主要是调查掌握部队的实力消长，侦察部队长官对蒋介石和国民党中央的真实态度，以及了解部队内部相互之间的联系和矛盾。（《同上》）

所以如果政工人员存心要与部队长官对立甚至敲诈勒索的话，长官对他们却也无计可施。

“某部队的政工人员，多数藉口接济未到，向所在部队长官借钱。又因工作技术拙劣，早被该部官兵疑为中央派遣的侦探，既然开口借钱，在对方便认为含有敲竹杠的意味，不敢不如数供应，一次两次，引起部队长官的无限厌恶与憎恨。而且政工人员借钱到手，随意挥霍，甚者挟妓冶游，酒食征逐。这类行为都足以引起所在部队官兵之卑视。”（《同上》）

所以国军的政工徒有虚名，反而会增加军队的内耗。张发奎对此评价道：

他们的工作并不认真，给人留下傲慢自大的印象。共产党的政工人员在亲近民众方面成效卓著 ，国民党的政训处人员只是监督部队长对蒋先生的忠诚程度（《张发奎评价民国政要》）

在内战开始后，国军完全取消政工人员，改设新闻局，功能仅限于宣传，国军政工情况更趋恶化。直到内战后期 蒋公认识到政治工作的重要性重组政工部门，为时已晚。具体可参看李翔著《最后的挽歌——国民党军队覆灭之际的政治工作》

国军内政工的失败，对国军战斗力影响很大：本来国军士兵士气就很低落，政工的无能更加剧了这种趋势，同时政工人员无法监督部队长官更引发一系列军队管理问题。

曾在政治部工作过的陈诚对国军政工的失败有清醒的认识：

国民革命军东征、北伐，得部队政工之力不少。嗣后政工之于部队，尚能发挥作用者，百不一见，大都形同虚设、有名无实。遂使军中士气消沉，影响战力良非浅。（《陈诚回忆录》）

蒋公也对此不加否认：

自从党代表制度取消，政治部改成部队长的幕僚机关以后，军队的监察即无从实施，同时因为政工人事的不健全，故政训工作亦完全失败（《国军失败的原因及雪耻复国的急务》）

第四、将领的腐化堕落

由于政治工作的缺失，国军长官普遍腐化，首先表现在“吃空额”上面，也就是军队缺员后不加实际补充，而是要求得到满员时的粮饷。

陈诚曾对 蒋公介绍过远征军内部的吃空额和走私情况

“部队纪律废弛，战力消失。细加分析，则苟且偷安，走私牟利。士气消沉，缺额日多。以及高级者生活之奢靡，下级生活之压迫，无不相因而至，有加无已。甚者，乃至视缺额走私，为维持部队之正道，以金钱力量，为各立门户之基础。相习成风，恬不为怪。”（《蒋介石、陈诚为远征军事的一段纠葛》）

后来陈诚在接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后又指出：“部队普遍吃空：部队兵员缺额极多，以战前而论，洛阳市上之食粮，半数以上为由部队售出者。即此可见一斑。”

缺额情况严重影响了国军的战斗力，丁治磐即认为：“中国军之不堪一战，即以编制上兵员过少之故。”何成濬亦断言“抗战失败的大原因即在此”。缺额固然使部队战斗力减退，而统兵官往往并不急于补充兵员。对统兵官来说，缺额的好处是可以“吃空额”。徐永昌概括性地指出国军将领“吃空额”的情形：兵额永远七、八成以下，粮饷、服装永远要十成。（《国军高层内部的自我审视与剖析》）

除了吃空额外，部队长官还钻空子经商致富：

上下经营商业：长官部在洛阳开设面粉厂，并利用陇海路营运煤斤图利。汤副长官为自筹经费自谋供应计，在界首成立物资调节处（后改民生公司），变相征收税款；在漯河开设中华烟厂；在界首开设三一酒精厂；在嵩县开设造纸厂；在镇平开设三一纺织厂；在鲁山开设煤厂，其经营范围之大，可以想见。本意未始不善，但结果则完全成了假公济私的组织。长官部既然如此，部队纷纷效尤，遂一发不可收拾。各级干部差不多都成了官商不分的人物。一个个腰缠累累，穷奢极欲，而士兵之苦自苦，于是官兵生活不能打成一片。要这样官兵组织成的部队发扬斗志，又如何可能？（《豫中会战与第一战区》）

长官可以经商，一般的军官也不甘人后：

原来入缅部队一到腊戍，许多部队长及军需人员 就以大量的外币（当时入缅军都是发的缅币卢比）购买布匹．化妆品，高级食品(如饼干、 咖啡、牛奶、白兰地酒等)， 一车一车地装到昆明出售，获利十倍到二十倍。（宋希濂《远征军在滇西的整训和反攻》）

戴笠也曾密报远征军怒江前线走私情况：

又查怒江前线各驻军官兵，现多勾结商人，走私运货。目前敌人缺乏食盐，商人将食盐由下关、保山等地运至前线后，则勾结当地驻军官兵，送过怒江，换得棉纱布疋而回，交易地点有五、六处之多，但敌人狡猾异常，月前曾有我方军官五、六人因贩卖食盐，私渡怒江，被敌发觉虏去。（《戴笠秘电:云南前线部队半数兵力造假》）

书呆子黄维与唐纵交谈时，一面承认国军内部普遍腐化，另一方面又认为大环境如此：

“今日如规规矩矩拿薪水，便要饿饭，而且不能做事，势必失败不可，反之，混水摸鱼，贪污舞弊，自己肥了，大家也好占些油水，倒是人人说声够交情，有了问题大家包涵。这是做好不好，做坏倒好，正义扫地，是非颠倒。言之不胜慨然。部队如此，机关何尝不是如此。”（《全国抗战时期国民党统治衰退的若干面向研究》）

军令部部长徐永昌感叹：“今日军队团长以上，大多数投机，猎官、发财、享受、腐化，无怪团长以下不努力，训练士兵作战，安得有成绩，此诚严重问题”。（《同上》）

蒋公对此自然也还是心知肚明，但却无可奈何：

现在反动派到处宣传，说我们士兵是世界上最优秀的士兵，下级军官也很健全，惟有我们一般高级将领人人都是腐败堕落，而且阶级愈高，精神愈萎靡，行动愈腐化，狂嫖滥赌，走私经商，吃部下的空额.不仅反动派如此说法，就是一般外国朋友也是如此看法.这不能怪人家轻视我们，而必须反省我们本身有没有这种缺点.我可以说，我们高级将领虽不是人人如此，至少大部分已经腐败堕落了!（《整军的目的与高级将领的责任》）

第五、官兵之间对立

国军士兵生活很苦，官长却腐化，致使官兵矛盾极为尖锐。国军军官的对策是重视忠诚度和军事技术相对较高的老兵。

抗战时期国军的老兵，曾经过一番挑选，久经战役，尽忠职守，即便被火力占优势的敌人击溃。数日之后，这些老兵仍能前往指定地点集合，各归建制，严整如初，对整体战力毫无损伤。所以各部队对老兵十分重视，有位炮兵排长称赞老兵是“国之瑰宝”，另一位步兵排长认为“作起战来，只有这样的兵员才能算数。”但是抗战时期艰难困苦，1941年少尉月薪42元，下士20元，还要扣除副食费。街上吃碗面还需要3块钱。部队为了留住这些人才，防止他们开小差投奔其他部队，即使是连长也要对他们客气几分，军校出身的年轻排长有时候陪他们吃狗肉，说粗话。有些部队对他们甚至早晚不集合讲话，也不出操。（张瑞德《山河动》）

而占国军兵员大多数的新兵和壮丁，则是军官防范的对象，老兵往往承担起监视新兵的任务

规定：新兵逃亡抓回者，即行枪决，还规定新兵不得随便乱跑，不准请假，发动老兵对新兵严加看管。（《一份特殊的调研报告：陈毅下令调研张灵甫整编74师失败原因》）

军官除了拉拢老兵以外，对普通士兵采取高压手段，造成恐怖气氛，以达到控制部队的目的。壮丁刚进入部队时，就会挨上一通杀威棒：

“壮丁一经患病非特医药治疗，长官漠不关心，而犹责亦照常上操课。偶因病而无力操作者，动辄以木棍或扁担，加以痛击，每一责罚，必致壮丁血肉横飞，非死即废。甚至有因细故而遭枪杀者， 亦有于行进间因病不能速行而遭毒打成废或抛入江河岩谷者，极尽人间惨毒。”（《抗战八年多少壮丁死在半路?》）

军官在新兵进入部队后，就注意在平时以严苛手段逼迫士兵无条件服从：

四川省梓潼县忠贞街某部队“以半生硬米饭为餐，士兵限五分钟食毕，逾时即撤去，严喝水，犯者以扁担敲死。”，“故百人之中有九十均现菜色，临风欲坠。尤可怪者，市民目睹心伤，悯其饥饿，予以一盂饭、一干饼，官佐则禁止收受。犯者罚跪街心，笞腿骨，其余民众，林立睹之，罔不潸然泪下，起同类相怜之感。（《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征兵过程中农民的抵制心态》）

后来在改造起义部队时，解放军干部往往会发现旧军队里军阀作风严重，士兵普遍受过虐待：

他们的各级军官军阀作风严重，经我们调查，打骂士兵、丢弃伤病员、枪毙逃兵、强迫士兵赌博以“赢”他们微薄的饷银等现象相当普遍，官兵关系十分紧张。（高平《改造国民党起义部队的回忆》）

台湾作家王鼎钧也证实国军内部对新兵不断打骂：

原来新兵训练就是挨打，操课教材无非是打人的借口。起床号已响，你的动作慢了，要打；起床号未响，你的动作快了，要打。熄灯号未响，抢先上床，要打；熄灯号已响，还没有上床，也要打。他们打起人来真狠，真下毒手。夜间紧急集合是一个完善的样本。紧急集合的号声，把大家从梦中惊醒，穿衣服的时限是五分钟，动作慢一拍的要挨打，罪名是‘老百姓’。有人匆忙中把裤子穿反了，并不惊怕，好像挺有幽默感，该打，罪名是‘老油条’。有人担心自己来不及，穿着衣服睡觉，该打，罪名是‘神经病’。老百姓，老油条，神经病，班长每天动手动脚，念念有词。尤其是‘老百姓’，这一条是每个新兵的原罪。班长打一下，骂一声活老百姓，打一下，骂一声死老百姓，好像和老百姓有深仇大恨……（《“老百姓”曾是国民党军队的骂人话》）

外国人也见证过国军残虐士兵的情况：

中国军官们对待士兵好象对待畜牲。在官长的奇癖怪想之下，士兵可以被拷打，被杀掉，责罚的方法中包括割掉耳朵和鞭笞。训练班里的美军人员抱着嫌恶之感，常可看到士兵被罚以赤裸的膝盖，跪在石子很多的操场上，两手反绑着，晒在炙人的太阳下，直至昏倒为止。（白修德《中国的惊雷》）

最后转引高戈里先生对国军一个部队内部士兵受压迫情况的统计，让大家对国军内部阶级压迫的普遍性有直观的认识：

据统计，第144师2451名士兵在旧军队期间，有345人被吊打过，289人被捆打过，1238人被棒打过，13人被刺刀打过，677人被枪托打过，1362人被打过耳光，945人被皮带打过，991人被拳打脚踢过，53人曾被打得昏死过去，20人被打得吐了血，22人被打残废，1298人被罚过跪，535人被罚过冻，128人被罚过晒，1302人被罚过挨饿，一人被罚过喝尿，一人被罚过吃地痰，被枪毙未死的有33人，被活埋未死的有24人……（《起义“国军”将士是如何实现心灵裂变的》）

第六、军纪普遍败坏

国军士兵生活不好，遭到部队长官压迫，又不能得到政工人员的正确引导，以至于军纪败坏，军民关系恶劣。美国著名政治传记作家布赖恩·克罗泽描述道：

由于受上司的欺压，国民党的军队便反过来欺压他们所遇到的村民。即使把其他一千种原因都撇在一边，光这一点就能解释为什么共产党的军队能最后取胜。他们让农民觉得解放军需要他们，并给了他们一个奋斗的目标。

国军军纪不良的具体记录有：

“军纪不良，民众逃亡。查此次各部向九江附近集中时，因运输困难，战时增设部队又骤难足额，沿途鸣枪拉夫，搜寻给养，不肖者且强奸掳掠，军行所至，村社为墟。职由阳新徒步经瑞昌到九江时满目荒凉，殆绝人迹。民众既失同情之心，军队自无敌忾之志。如此而欲其奋勇杀敌，自不可能。”——第二兵团司令张发奎报告书
“纪律废弛，战志不旺。整个战场，我军多为退却作战，军行所至，予取予求，民不堪扰，而部队之逃散，尤甚惊人。如99军以4团兵力，仅在湖滨行持久抵抗数日，转至宁乡以东，残余兵力不及一团，沿途散兵骚扰，迄今尤未解决。”——《湖南会战战斗要报》
“二十九军在襄阳、南漳到处抢粮，殴打区乡保长，并夺取省府所征实物，人民除纷纷逃避外，自尽及饿死者，襄阳一地已查明五十四人。六十七军亦到该处夺取实物，地方秩序紊乱，荆门已缴军粮五千五百余大包，蓄藏悉尽，人民以麦苗树皮充饥。三十八师仍日挨乡搜刮，均、郧两县应缴军粮，早已超过定额，驻军复催逼不已，民食一升一合，俱被夺取。”——《何成竣将军战时日记》，转引自李重和《抗战时期国民党军队的风纪问题》
十三军在襄城嵩县，大肆劫掠，并强奸河南大学女生数人，至卢氏，将农民银行基金现洋及大车，全部解去。十二军在南召鲁山附近，劫掠衣物，并以刺刀刺伤人民，私卖枪支，临行时，并将枪支抢回。——《第一战区此次作战有关军风纪文电摘要》

国军甚至还出国祸害当地的华侨

62军调离后，由赵公武率52军接防，官兵素质，军风纪律大不如前，敲诈勒索，调戏妇女，盗卖军器物资，贪污索贿，贩卖鸦片，酗酒闹事，甚至掳人勒赎……暴行累累，使华侨社会鸡犬不宁，怨声载道。《国民党军队入越受降时的海防市见闻》

国军军纪败坏问题就连王牌军七十四师也不能免俗：

“因部队主官轻视政治工作，该师老的政工人员颇感苦闷。加之为了完成军事任务，稳定士兵情绪，不得不在纪律上更加放纵，对拆毁民房、砍树、抢粮等听之任之。”《一份特殊的调研报告：陈毅下令调研张灵甫整编74师失败原因》

蒋公同样知道军纪败坏的问题，还为此骂过顾祝同

“第三战区之军，风纪可谓扫地殆尽，兄其知之乎？中初以为战败溃乱一时之现状，故未加深究，不料至今闽浙各地之国军仍到处扰乱抢劫，其所有行动之恶劣，诚出乎梦想所不及者。此兄平时治军，不认真不严肃，而乃有此不可收拾之一日”——《蒋中正电责顾祝同治军不严以致第三战区军纪败坏应严加整顿》

苏北韩德勤在被新四军击溃后，所部在当地大肆劫掠，形同土匪。导致老百姓把新四军称为救命军，日夜盼望新四军到来。 蒋公对此感到非常丢脸，又畏惧新四军进一步壮大，于是专门呵斥韩德勤道：

苏北各部队自被击溃后，官兵全无斗志，军风纪荡然，且溃兵为匪，民不聊生。苏北民众反誉匪军为救民军，冀早日到达，而苏民困，诚吾人之奇耻大辱’等语。务望严整所部，努力争取民众同情，毋使匪伪有所借口为要。——《国民党的敌后抗战为何不成功》

1949年， 蒋公进一步承认国军军纪败坏不能得到人民支持是普遍问题：

我们革命军，原是以爱国救民为目的，而事实的表现，不仅不能爱民，而且处处是扰民。我们军队每进到一个村庄，这个村庄中较好的房屋就一定被我们军队占领，而最好的房间，一定是我们最高的主官住，借了人民的东西不归还，损坏了人民的器具不赔偿。这样，当然使人民对我们发生反感，而不愿帮助我们。”——《军事改革之基本精神与要点》

凡此种种情况,看上去似乎和“战斗力”无关，事实上，这些情况必然会反映到国军的士气和作战状态上来，对国军危害不浅：

一、作战意志薄弱

国军士兵既然受迫害，又没有思想引导，生活困苦，自然在平时就会选择逃亡，虽有严刑酷法不能禁止，以至于部队军官必须严防死守：

据丁治磐描述：“下级军官及班长常扃门伺守，俨然阍者以防逃，又常使士兵相叠而卧，以使一人之起可警其余，虽在暑日亦如此者，其防逃之苦，可谓尽矣，然仍不能免于逃。”——《国军高层内部的自我审视与剖析》

到了作战的时候，士兵斗志不坚定往往会影响战斗：

军队一般精神不甚巩固，士气衰落，加之转战千里，疲劳过度，致不能发挥战力——《桂柳会战之经验及教训》

高级军官平时养尊处优，一到战时往往有避战之心，抗战初期，黄埔系将领刘峙不断丧师失地，使河北大片地区沦陷，为此遭到了弹劾：

如琉璃河之溃，兵非不多，器非不利，徒以主将刘峙哐怯畏死，未经激战遽下令总退却，一溃遂至石家庄，致使全冀皆失，而冀晋两省交受祸，今又退至彰德计矣。夫由琉璃河至石家庄，计里四百余，由石家庄至彰德里亦四百余，是旬日之间败退几达千里，自古及今，丧师失地未有如是之速者矣！

抗战结束后， 蒋公想趁热打铁进攻解放区。其爱将张治中劝谏道：

“以今日之国军士气与态势而论，亦不能继续作战。各将领在钧座之前，或不敢显然作厌战之表示……然以职所接触之若干将领中，其不愿战争之心理，甚为普遍。且今日多数之国军，实亦不能作战。（《军队素质、战略计划与解放战争的进程》）

张治中已经把话挑明了，国军士气低落，“实亦不能作战”。然而 蒋公却偏要通过实践来检验国军有没有士气，检验的结果，莱芜战役最后阶段，国民党军面对解放军围攻的表现是：

我炮兵一炮打到敌人司令部的骡马队，骡马又跳又叫，全盘混乱，士兵都叫喊：“缴枪，缴枪，老子一辈子没有打过这样的仗！”就投降了，战斗总共不过三小时。（陈毅《华东一年来自卫战争的初步总结》）

而且国军是越战士气越低：

我们这二十一天的战果，大略相当于去年下半年五个月内的总和，我军之愈战愈强，敌人之愈战愈弱，实己昭然若揭，不须再加任何说明。可以注意的是，蒋军上下士气之消沉，现已更为明显，因此更容易被消灭。不仅下级军官和士兵自动缴械者日益普遍，甚至七十师的正副师长，五十五师的副师长，乃至陈诚亲信六十六师师长宋瑞珂等高级将领，都不待我军查问，就自动说出他们的真实职务。这几个人都是刚刚从南京受了训来的，可见蒋介石的叫嚣和哀鸣，已经日益没有效力了。（刘伯承《鲁西南大捷的重要意义》）

王牌部队在补给能跟上且有一定解围希望时，斗志尚可，但真正陷入绝境时也就那样了：

57旅旅直士兵崔传典说“我们队伍全给你们炮弹打乱了，东边炮来向西溜，西边炮来向东溜。张跛子（指张灵甫）也跑来跑去，不当家了（指无法指挥的意思）。当兵的两天两夜没捞到一点水喝，身子没劲，把枪往身旁一摔，大都躺下来说：‘他妈的，缴枪就缴枪，投降就投降，老子不打了。’”（《孟良崮战役资料选编》）

高级将领抛下部队逃跑的现象更加普遍

“每一次撤退，高级将领总是先部下而退，置部下的生死存亡于不顾”。
“在还没有和敌人接触的时候，他心中早就有了一个腹案，就是怎样脱离战场，从那一条路逃到那一个偏僻安全的地点，苟全性命。”（杨天石《蒋介石在日记中如何反省自己的缺点？》）

闹到最后，徐永昌也看明白国军药丸了：

军队纪律坏、士气坏，且谓士气之坏，中央系是由于贪污，非中央系是由于不公。末谓恐难持一年。（《军队素质、战略计划与解放战争的进程》）

二、官兵纷纷转投解放军

在抗日战争中，国军士兵即便对部队不满，也通常选择逃亡而不是投敌，因此士气不旺虽然对战局有影响，但也不严重。但后来对阵解放军时，解放军往往会争取国军士兵倒戈加入解放军（解放战士），于是局面便不可收拾了：

粟裕回忆说:“敌人的士兵在他们那儿士气十分低落，可是一到我们这边，马上可以打仗。我们实行即俘即教即战的政策，非常成功。淮海战役开始，华野为36.9万人，战役过程中伤亡10.5万人，这中间除整补了几个地方团外，补进的主要是解放战士。”（《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改造俘虏的历史经验》）

后来有的部队中解放战士人数的比例竟能达到百分之八十：

周恩来1949年在北平向民主人士和大学教授作报告说：“我们的战士有很大部分是俘虏过来的，称为解放战士，有的部队解放战士竟占百分之八十，少的也占百分之五十至六十，平均约占百分之六十五至七十。”（《军队素质、战略计划与解放战争的进程》）

解放军在对解放战士做思想教育时，最大的法宝就是让他们回忆在国民党军里面受到的压迫与欺凌，也就是著名的“诉苦运动”，现在可以从诉苦运动的典型于德水诉苦的情况了解当时的大致情形：

于德水说：“我是河南人，家五口，租地四十亩，种三年，第四年父病，欠租还不起，父亲将我送铁厂拉风箱，每天半斤铁做工钱，年底算帐给铁不给钱，说了许多好话，当时铁价每斤三毛钱，折作每斤二毛钱，将钱买一点肉与油，腊月二十八日回家过年，当日我就被拉壮丁当了兵。正月初三日父亲去看我，因衣服破烂不准进去。过了三天碰上我出来解手才将我父亲接进去。父亲拿出自带的糠窝窝来啃，我看了非常伤心，马上跑到司务长处说明父亲来看我，请求给他一点饭吃。司务长态度很不好，说：各有各的饭钱，要吃饭拿钱来，我说家很穷没有钱，司务长说谁要你穷的，以后讲了许多好话才给了一碗饭。父亲吃完这碗饭放碗不放筷子，我知道父亲没有吃饱，又去找司务长哀求了半碗饭，父亲见只有半碗饭，知道没有了，吃完后只得将筷子放下。”诉到这里，于德水放声大哭，同时引起李福林同志哭，以致全场都哭起来了！（彭德怀《一九四七年冬季整军摘要》）

诉苦运动中，通过各种事例，战士们感同身受，对国民党军的仇恨非常大：

“八师的各级干部参加听炮兵营长诉苦时，给下面印象很大，启发了一个战士对旧社会不满而诉苦，他气愤填膺感动的气死了。死而复活，现成傻子。”《辽东三纵队的诉苦教育情况专题综合报告》

经过诉苦运动教育的解放战士往往思想进步，斗志坚定：

晋冀鲁豫解放军6纵战士王克勤是1945年10月邯郸战役被俘参加解放军的，最初只是一个技术出众但情绪低落的机枪手，1946年的营诉苦大会上他的感情受到很大激荡，在第二天的诉苦中他边哭边说：“现在我才真正明白，当八路军是为我们穷人干，当国民党军是为老财干。我一定要在八路军里好好干下去，牺牲了也是光荣的。”激发了热情的王克勤很快成为一个全军闻名的战斗英雄，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先后荣立九次战功。被提拔为机枪班长后，王克勤忘我投入，很快把主要由新兵组成的机枪班带成了尖子班，又被评为带兵模范。晋冀鲁豫全军展开了“王克勤运动”，二野政治部宣传部长陈斐琴认为王克勤运动“创造了新老战士团结的经验，创造了旧军队出身战士的技术和作战经验和翻身农民出身战士的政治觉悟相结合、以及人民军队优良传统相结合的经验”，“克服了解放战士不好带，新兵不能打的观念”，对二野的建设有重大贡献。王克勤1947年7月牺牲于定陶战役后，刘伯承亲自撰文悼念，并以他的名字命名了所在英雄单位，王克勤享有的这种荣誉在整个二野是“唯一无二的”。（《诉苦会是共产党的制胜法宝》）

解放战士通过亲身经历对比解放军和国民党军，对解放军的认同感也很高：

“解放军里有干头，埋没不了功劳，不像国民党的军队，卖命是当兵的，有了功是当官的，死了也不知道是为谁死的。”
“立上一个功，送到家里去，也就和老秀才中了举一样，也是个功名。”——（《解放战争时期我军俘虏改造的历史经验》）

三、得不到民众的配合

国军既然是军纪不好，与民众关系紧张，所以民众一听到军队来了，也不会去触霉头，而是会逃避一空，军队无法得到民众的支持，军令部在检讨桂柳会战时指出:

“政治不能适应军事要求， 军队不能得民众协助。此次作战， 各级政府多行迁移， 一般民众率多避难，致军队运输方面发生诸多困难。”（《抗战时期国民党军队的政工与党务》）

国军将领杨伯涛也追忆国民党军在淮海战役时，群众纷纷逃避的景象：

第十二兵团11月由确山出发，经过豫皖边界时，老百姓逃避一空，几乎连个带路的向导都找不着。新蔡、临县一带，一年前第十八军曾在这里大抓壮丁补充兵额。这样老百姓见了国民党军队，自然像洪水猛兽一样逃避了。蒙城、永城一线，第十八军也光顾过，真有“车行所至，鸡犬为空”模样。（双石《淮海战役大复盘》）

蒋公在南岳会议上也指出：“军行所至，民众逃避，乃我军之耻辱！”

如果民众只是被动逃跑，那还罢了，问题是被压迫的民众有时候会与军队发生冲突，其中以豫湘桂战役中的河南战场最为典型：

漫山遍野尽是国民党的溃退军，到处抢劫。被激怒的豫西老百姓，为了保全性命，不得已起而攻打国民党军。这样一来，国民党军不敢进村庄，钻空子逃窜。群众高呼缴枪，国民党军成营成团都乖乖地缴了枪。（《豫西宜、洛、陕、渑四县联防抗日的回忆》）

后来国军在检讨作战时也予以承认：

民众到处截击军队 ,无论枪支弹药在所必取 ,虽高射炮、无线电台等亦均予截留 ,甚至围击我部队、枪杀我官兵亦时有所闻 。尤以军队到处 ,保甲长逃避一空 ,同时并将仓库存粮抢走 ,形成空室清野 ,使我官兵有数日不得一餐者。（《第一战区中原会战之检讨》）

除了战场上的冲突外，抗日战争中的后几年，国民党军的后方也不断发生民变：1942年贵州发生“黔东事变”；1943年甘肃发生“甘南事变”；1943年四川宜宾大刀会起事；1944年湖北发生“天河口民变” ；1944年浙江平阳大刀会起事。可见即使在后方，军民关系依旧非常恶劣。

到了解放战争时，国民党军与民众关系更趋恶化，解放区民众多仇视国军，为解放军传递情报，以至于杨伯涛回忆国军必须把老百姓监视起来：

国民党军队每到一处，对老百姓是不信任的，有时还要加以监视。特别是进入解放区，有了风吹草动，就要把老百姓集中一处监视起来，唯恐他们与解放军里应外合，我军在荷泽、巨野作战也有这样办的。（《伟大胜利永载史册 崇高精神昭示后人――纪念淮海战役70周年》）

蒋公也专门指示国军应该与民众隔绝开来：

国军进入匪区，必须与当地民众隔离，以便封锁消息；指挥部尤不可有任何标识，供人辨认，最好能布置两处以上之假司令部，以炫惑匪军之耳目。（《仁和墟与孟良崮两次战役之讲评及其教训》）

一个国家的正规军竟然必须与本国民众隔离才能保密，实在不知道这样的军队怎样才能打胜仗。

三、技不如人

第一、士兵技能不足

国军有一套在在地方国民兵团内完成壮丁初步军事训练的方法，然而实际上，地方军事机构能完成征兵任务就不错了，哪能训练壮丁？所以在后方对壮丁的训练实际形同虚设。

白崇禧曾说过：国民兵的壮丁训练，在抗战时，普遍施行的省份很少……总之，壮丁训练的效果在 抗战期间很差。（《不教而战:抗战时期国民党军士兵的教育与训练》）

蒋公对后方的军事训练也不满意：

“过去和现在我们派往前方补充的官兵，大多不能发挥战斗力量！他们虽然在后方受了两三个月的训练， 但一上前线，直如未曾受训的新兵，一千人当中，没有六百人可以作战，不仅技术不熟， 动作差失，而且缺乏精神，根本不够作一个革命军！足见过去训练敷衍，没有达到预期的效”（同上）

部队内的军事训练状况也不乐观，黄仁宇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认为被拉来的壮丁很难训练：

不仅体格羼弱，而且状似白痴，不堪教练。师部的办法，即是抽调各营连可堪训练的士兵，组织突击队，集中训练，其他的则归各部队看管，也谈不上训练，只希望来日作战时在山上表现人多。（《地北天南叙古今》）

因此国军士兵的战斗素养普遍较低，一直到抗战快结束的湘西会战，还有望天放枪的现象：

距敌甚远，士兵即开始射击，藉壮胆量;下级亦不能适应射击时机，盲目乱放，徒耗弹药。 （《陆军第十八军湘西会战战斗详报》）

当然，与新兵的情况不同，国军中的老兵久经战阵，有雇佣兵的性质，其战斗素养一般较新兵为高。而国军也不是完全放弃训练工作，各个派系对其基干部队重点培养，尤其是后来有美军协助训练，还是练出了一批战斗力较高的王牌部队，但问题的关键是，这些王牌部队的养成极耗时间与资源，以国军的能力，在消耗量大的情况下很难即时补充合格的兵员，实际上只相当于“一次性”的精锐部队。

而国军的王牌部队也不能稳赢解放军。在解放战争中，步兵有五项关键的单兵战术，即射击、投弹、刺杀、爆破与土工。国军即便是战斗力较高的部队，士兵也只是在射击单项技术上优于解放军，其他四项技术尤其是投弹和刺杀远不及解放军。对此解放军的将领都有深刻认识：

敌人最害怕和最钦佩的是我们的刺刀、手榴弹，认为我们的冲锋动作与白刃扑搏是他们最感受头痛而无法抵挡的，因此我们要更加发扬这方面的长处。（林彪《关于集中绝对优势兵力歼敌一个团的战术指示》）
蒋军的刺刀很少，每连只有二三十把，加以夜战，使得蒋军非常害怕。我们俘得蒋军五军官兵说：‘我们就是怕你们的刺刀、手榴弹。’74师的俘虏也讲，他们唯一服气的就是我们的近战肉搏。（陈毅《华东一年来自卫战争的初步总结》）
敌人炮兵强，火力强，我们是步兵强，善于准确投掷手榴弹，敢于和敌人白刃格斗。（刘伯承《在濮县白衣阁团以上干部会上关于军事问题的报告》）

所以解放军非常注重扬长避短，采取野战、近战，发挥自己白刃战的优势，限制国军在射击技术上的优势。

蒋军火力颇强，但由于我军夜间作战及突然迫近进行白刃格斗，战斗全凭刺刀肉搏，蒋军的重兵器几置于无用之地。（刘伯承《鄄城大捷后的战争形势》）

在发挥白刃战优势的同时，解放军也注意提高战士的射击技术，培养“朱德射手”、“特等射手”，经过练兵后的解放军素质提升迅猛，即便是国军王牌军，在解放战争后期也弗如解放军远甚。

例如在内战的东北战场上，国军先后把战斗力较高的新1军、新6军、52军和青年207师投入战斗，给东北解放军造成巨大的压力。然而解放军却也敏锐地意识到这些“精锐”的战斗力并不能持久：

而自去年三月迄今不过一年时间内，除被消灭的保安部队及在热河消灭的蒋军不计在内，单在东北境内蒋军整团整营被歼者计有七个多师兵力之多，这就是说蒋介石在东北战场上的美械部队消耗了三分之一以上了。虽然他可以按伪满国民兵册抓兵，但必遭人民反对，而且抓来的壮丁没有训练，加上厌战反战情绪，其战斗力必然降低。（人民日报《东北美械部队三分之一被歼》）

后来廖耀湘与魏德迈的谈话证实了解放军的这个判断，廖耀湘的新6军主要部署在南满，与部署在北满，每次东北解放军的攻势面前都首当其冲，因而损失惨重的新1军相比，新6军的战斗力保持得相对较好。然而新6军在1947年的状况是：

1947年魏德迈来华，魏在廖耀湘等人的陪同下参观鞍山钢铁厂，行车途中问道，昔日的精锐军团新六军曾经参加过印缅作战的老兵还有多少、枪械补充情况、车辆数目和车况、服装和主副食医药以及部队士气等情况，廖耀湘回答，新六军在东北参加了不少战役，消耗极大，且得不到休整补充，由印缅回国的老兵老班长老下级军官因伤亡、迁调、退伍、逃亡等原因，分散在每个步兵连里平均不过十个人左右。部队兵员缺额多，每连不过一百人上下，自动武器大都消磨太厉害，冲锋枪有好多已不能连发，重炮山炮损失了八门，且炮弹紧缺，很多车辆只能以“车吃车”的方式维持运力，吃的副食很差，官兵素质和士气战志都下降很大。总之，新六军目前的战力不及当初对日作战的三分之一。（《抗日名将廖耀湘》）

新1军和新6军战斗力的下滑突出表现在辽沈战役的黑山阻击战中，此战两个王牌军轮番上阵，以绝对的火力优势发动强攻，硬是无法突破东野10纵临时构筑的阵地，反而损失惨重。随后的辽西追歼战中，两个王牌军更是几乎没掀起什么浪花就全军覆没了。

淮海战役中，国军曾经的王牌第5军与东北两个王牌军比也好不了多少，粟裕回忆说：

“第5军战斗力比74师稍差，与18军不相上下，各有所长。邱清泉好打滑头仗，跟友邻关系不好。这次解决他没有遇到多大的困难。”（《《粟裕谈淮海战役》》）

一句“没有遇到多大的困难”，半是自豪，半是嘲讽。

第二、将领能力不高

如果说，国军士兵的技能不高会影响战斗效率的话，那么将领的能力不高就是致命的了，即便是有战斗力的部队，也会被错误的指挥葬送掉。《亮剑》借常乃超之口说：国军的命令是由天才制定的，却由蠢材来执行。实际上真正坑爹的往往是这帮“天才”。

第一方面，情报工作做得极差

国军的情报工作做得非常糟糕，苏联顾问福尔根在1940年7月10日呈报蒋介石关于宜昌失陷的报告，总结经验教训，第一条便是：

情况判断不正确，误信敌不占宜昌之说，佥以为敌不至拿宜昌，即拿宜昌，亦不久守。此种偏见，无形使前方各级将领，尤其军委会之心理，遭受很大影响，形成消极及动作异常迟缓等现象。（《抗日战争正面战场》）

国军情报槽糕首先是因为前线部队谍报工作形同虚设，豫湘桂战役开始的时候，第一战区的部分谍报人员：

“大多借工作掩护经商肥私，对敌情变化毫无确实侦察，致敌发动攻势之前，尚不能确定敌之攻势时间及行动”（《国民政府军在豫中会战前期的情报判断》）

另一方面是各部队经常浮夸战绩谎报军情，导致指挥部不能真实判断敌情，例如在内战初期的山东战场，空军司令周至柔报告解放军“因空军轰炸伤亡七八千人，毁汽车千余辆，陈毅主力被迫向泗水方向退却。”当时全国解放军加起来恐怕也没有一千辆汽车给国军空军炸，周至柔牛皮未免吹的太过。 蒋公对此心知肚明，告诉部属不能相信空军的情报：

过去我们的作战计划往往凭借空军的侦察报告而下判断来决定的，但照这次莱芜战役的经验，空军的侦察并不能作为唯一可靠的根据，以后还是要你们靠陆军本身在前方实地的侦察来决定，前方将领在必要时，就可以依照你们自己所得的实际情况，决定计划，独断专行，向敌人进攻。（《示形与决胜——国共全面内战初期的山东战场》）

战役层面国军糊涂也就算了，甚至连林彪率80万大军入关如此重大的战略行动，蒋介石、傅作义均为林部休整假象所迷，判定林部至少需3个月至半年，才能入关作战，直到兵临城下，才知上当。国军所谓的“天才”制定的命令，就是在在这种对敌情完全无知的情况下制定出来的。

另一方面，国军保密工作也做得很差。一方面国军内部没有科学的干部制度，导致很多谍报人员得以打入国军内部，另一方面国军的密码几乎就是对敌人敞开的，豫中会战爆发前：

日军对国军行动的判断相当准确，主要原因是成功破译了汤恩伯部的无线电密码。在4月上旬，日军藉此侦知国军的部署以及国军对日军行动的看法。此外，在序幕战之初的18日、19日，日军先遣队约300人潜入国军郑州防区，窃听到国军有线电话的内容，并得知其行动未被侦知。（《国民政府军在豫中会战前期的情报判断》）

解放战争中，解放军对国军亦有专门的破译密码工作，如东北解放军“二局”，其情报被称作“密息”，辽沈战役开始前：

林彪亲临二局侦察台视察，并指示要采取措施保证二局的安全。在这里，二局全体人员连续奋战了27个日日夜夜，获取了大量情报。身为东野副参谋长兼二局局长的曹祥仁，一直和二局一起住在瓜贾寺。他时而到侦收台前了解敌军情况，根据敌情变化及时调整力量，时而到破译、情报办公室和破译人员一同攻关，或者和通报人员共同研究敌情。每当获得重要情报，便立即向林、罗、刘首长报告。可以说，东野二局对敌情变化洞若观火。正如林彪所言：“有了密息(二局)情报，打胜仗可以说有绝对把握。”（《林彪战东北：与其说等我下令 不如说等二局下令》）

而国军毫无保密意识，很多时候根本就不用密语：

无线电及有线电遥控通信，一般高级将领，多未使用密语，致为匪截获，用以制我。（双石《淮海战役大复盘》）

所以国军在情报上一直处于单向透明的状态，徐永昌称国民党军的行动为：“通信不能密，截电不能译，敌测国军如指掌，国军对敌在敷衍”（汪朝光《国民党在内战中军事失败的原因》）可谓确评。

第二方面，内讧扯皮制约发挥

前文已经说过，国军内部实际是类似于封建诸侯割据的体系，这种情况的后果就是国军连贯彻一个指令都很困难。国军苏联顾问福尔根在总结宜昌失守的教训时，颇有点恼火地写道：“第九战区司令长官公然不执行军委会命令。”（《抗日战争正面战场》）被斯大林同志调教过的苏军将领根本想不到竟然会有军人敢于不执行命令，所以使用了“公然”二字以表示震惊，然而这就是国军的正常操作：

熊式辉回忆，1943年7月的一次军事会报，议及军需，军政部部长何应钦向蒋报告本年节省军费3亿元。蒋诘问：全年200亿军费省出3亿，尚何足道?可见军需处长并未认真整理。何氏辩曰：军需处长岂能为力，整理之责，全在军师长，现在状况，军政部长令，且不为军师长所重视，有许多事改革不动。熊氏闻之，深有同感：“盖军中纪律如此，令不能行，禁不能止，要非一朝一夕所养成。军师长自视为天之骄子，有恃无恐，当然难于层层节制，责任犹在上层，若不速加整饬，势必日趋腐败。”（《国军高层内部的自我审视与剖析》）

国军内部除去地方实力派以外，连嫡系也分为陈诚系、何应钦系、汤恩伯系和胡宗南系，以至于山头林立，陈诚系就是陈诚自己有意培植发展出来的;

吾国官场向有“班底”积习。如果说蒋介石是以黄埔学生作为班底，陈诚则是以十一师和十八军作为根基向外输送干部，所扩大的部队也就逐渐成为陈诚的嫡系部队。凡是想投效陈诚的军人，每多设法进入十八军，而十八军则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进来者需降一级任用，出去后则需升一级任用。因此十八军可视为“陈诚的黄埔军校”，奠定了陈诚集团在国军中的地位.（张瑞德《山河动》）

各个派系有了自己的实力以后，便不易被节制了：

今日各战区司令长官，其骄横有过于明末四镇之黄得功、高杰、刘良佐、刘泽清等，在其范围之官吏，倘与无私人关系，不陷之于罪戾，即排挤而去之，比比皆是，岂独一军法执行监耶!（《国军高层内部的自我审视与剖析 》）

一方面，各派系以实力自重，导致军令无法贯彻执行，军纪不能监督。另一方面， 蒋公无法消灭派系，只能尽量扩大自己派系的力量，而排挤其他派系，造成杂牌军普遍不满，以至于各派系根本不能完全协调地作战。例如巨金鱼战役，晋冀鲁豫解放军就先打 蒋公的嫡系方先觉：

金乡、鱼台之蒋军嫡系方先觉部，他一被打，呼喊求救声特急而有效，因而整八十八师之主力，甚至从台湾新到徐州之没有作战经验的整七十师一四○旅及张岚峰、刘汝珍等部也赶来增援，但都先后被我各个歼灭。（刘伯承《巨金鱼战役的经过和经验》）

为了救 蒋公的嫡系，其他派系均被解放军围点打援遭到损失。但随后华东解放军攻打泰安时，由于据守泰安的整编72师是川军杂牌，所以尽管师长杨文瑔拼命求救，但附近的蒋军均坐视不救，致使泰安守军全军覆没，差别待遇如此明显，适足以使各杂牌将领寒心。于是后来的杂牌将领就开始秘密搞小动作避战保存实力了，如：

淮海战役开始前夕，刘汝明派他弟弟刘汝珍秘密到徐州，和第三绥靖区司令官冯治安互订攻守同盟，相约消极避战，防止蒋介石驱使他们打头阵，作内战的牺牲品。谁知“二刘”这一绝密行动，很快被军统特务侦悉，密报蒋介石。蒋立即下令将刘汝明所部调离徐州主战场，到津浦路南段的临淮关、明光一带集结待命。蒋介石还密令邱清泉收买刘汝明所指挥的一八一师师长米文和，以“吸引”刘伯承邓小平指挥的中原野战军为幌子，将该师留在商邱，划归邱清泉指挥。（《周镐在解放战争中的策反活动》）

中央军派系的军官更是歧视杂牌军，公然喊出“不受杂牌军指挥”的口号：

黄百韬兵团被歼后，南线告急。蒋介石用人之际，也顾不了那么多，就下令让刘汝明率第八兵团部进驻蚌埠。第八兵团司令部驻在市内，李延年的第六兵团驻在蚌埠外围，有监视的作用；而且蒋介石不把蚌埠市区的警备任务交给刘汝明，而交给了李延年。尽管刘汝明一再要求接防蚌埠市区的警备，蒋介石和刘峙始终未予答应。李延年的人还狂叫：“中央军绝不受杂牌军指挥。”（《同上》）

蒋公既然如此歧视杂牌军，杂牌军也自然鲜有甘愿效忠者，解放战争中杂牌军纷纷起义，先是被压迫得最深的西北军系（含杨虎城陕军系）东北军系和滇系部队起义，后来各地方派系均有起义或投诚者，最后连 蒋公的嫡系部队起义者也屡见不鲜了。其中影响较大的有长春围困战中滇军60军起义、济南战役中吴化文96军起义，淮海战役中何基沣和张克侠起义，均是在关键时刻给国军以致命

而除去杂牌和嫡系的矛盾之外， 蒋公的嫡系之间也有争权夺利的内讧传统，谁也不愿为别人火中取栗，最明显的例子就张灵甫因为黄百韬和李天霞救援迟缓而全军覆没。此役后，肝火旺盛的 蒋公怒斥各派系将领不能团结，协同作战成效很糟：

“然究其最大缺点，厥为各级指挥官每存苟且自保之妄念，既乏敌忾同仇之认识，更无协同一致之精神，坐是为敌所制，以至各个击破者，实为我军各将领取辱召祸最大之原因。”（《全面内战初期国民党军事失利原因之辨析》）

后来周至柔感叹国军的派系斗争影响战局甚大：

过去我们都只知道军队的战斗力量是由训练而来的，不知道战斗力的高低和人事制度的良窳有很大的关系，结果处处是怨言，处处使人不满；你不佩服我，我不佩服你；你排挤我，我排挤你。人的力量互相抵消，而不能相辅相成，在战场上就不能互相合作，互相支援，这样的军队，自然只有失败一途了。 （张瑞德《山河动》）

道理是真的深刻的道理，可惜国军这个毛病是娘胎里带来的，已经改不了了。

第三方面，业务能力有待提高

蒋公对国军将领的能力多不能满意，曾明说：“我们作总司令的，只比得上人家一个团长，我们的军长，师长只当的人家一个营长和连长。”（《国军高层内部的自我审视与剖析》）

后来国军自己也承认将领怠惰不肯学习，导致能力不强：

反视我军干部，下级者，专事其承迎上级之意，不知何谓自动自觉；上级者，则养尊处优，讲求享受，对于军事科学既不悉心研究，治军教战之天职，更早置诸脑后，一至大敌来临，则举止失措，顾此失彼，如此而司三军之命，此其所以致败也。（《全面内战初期国民党军事失利原因之辨析》）

所谓“上级者，则养尊处优，讲求享受，对于军事科学既不悉心研究”的现象，有一个典型人物，那就是张灵甫，根据董其武将军的回忆，张灵甫曾在陆大受训，他的表现是：

在陆大受训，将领班的将领按规定每人可以带一个参谋，但是我们班里的张灵甫，却带了两个参谋去上学。他每天只上一节课，其余的课让参谋替他去上。他花了七百万元在重庆近郊买了一处洋楼，每天在那里养尊处优，吃喝嫖赌。一个星期天，他请我去他那里。我到了一看，富丽堂皇、光彩耀目，简直象一座王宫。（《《戎马春秋》》）

后来孟良崮战役时， 蒋公在总结教训时就吐槽张灵甫没有高深的战术修养，不知道是不是他联想到了当年张灵甫不认真听讲的往事：

当时全师有六团兵力，如果师旅团长平时有高深的战术修养，能够选择适当的地形，配置兵力，构成周密的火网，则不论敌人兵力如何雄厚，决不能在一天之内解决我们。但当时该师不守山口只守山头，而山头又是石山，又没有饮水，因此敌人的炮火威力倍增，而我军的伤亡更大！（《仁和墟与孟良崮两次战役之讲评及其教训》）

总的来说，国军将领的战术能力有三种表现：

一、运动战（野战）表现最差，因为部队长官对部队掌控力弱，如果遭到解放军突然袭击的话，往往会陷入混乱，被解放军迅速分割包围，导致大败。如鲁南战役时，国军快速纵队拥有大量坦克，火力较强。解放军选择在其逃路上预设伏击，选在雨天发动攻击，国军坦克没有做好事前的侦察，仓皇逃跑，结果中伏，在野外陷入烂泥地中动弹不得，被解放军步兵轻易制服。被俘的坦克兵并不检讨自己战术失误，反而一直强调自己在印缅战场的光辉往事。陈毅为此赋诗道：“快速纵队走如飞,印缅归来自鼓吹,鲁南泥泞行不得,坦克都成废铁堆。”彭德怀在西北战场也充分利用地形设置伏击阵地，结果以429人伤亡的代价全歼行军状态中的国军第135旅4700人。西北野战军武器最差人数最少（仅2万人），尚且能打出如此战绩，可见国军野战能力之弱。

二、进攻战的表现尚可。究其原因，其一是国军在组织进攻战时有一定的准备时间，对部队的行动有一定的掌握。其二是国军发动进攻时往往是其火力和兵力有一定优势的时机，所以本来就对防守者占优势。其三是进攻战时对方要保守固定的要点和阵地，这就限制了对方的机动性，对不擅长运动战的国军将领来说可以避免自己的弱点暴露。

即便如此，在抗战时期，国军的进攻战依旧打的一塌糊涂：

中国军官们有时候战斗得很英勇，令人吃惊地轻视和抛弃人的生命。蒋介石有意识地在他的军官中灌输一种无私的牺牲精神。一位亲眼观察1944年4月云南西部怒江战役的美国人描述了这一结果： 在以一个班接一个班的对敌军碉堡的自杀性冲锋中……浪费了好几天时间而损失惨重。明显地缺乏利用武器和支援火力与利用掩护等方面的配合。……绝大部分伤亡产生于企图冲过或更确切地说是爬过机关枪火力网的封锁地带。作为一种纯粹是勇敢的显示来说，进攻是壮烈动人的，但却是极为浪费的。一些排长被打死在距敌人枪眼的一两米距离内，一些优秀的连长、营长在亲自带队作战中死去或受伤。一次全面的协同进攻可能会由于十足的精神和数量的优势取得突破，但是参战或支援部队会呆呆地看着某一班或一排在单独推进中被扫倒，然后他们在自己的战线上再作努力。（《毁灭的种子》）

在解放战争时期的一些进攻战中（最典型如塔山阻击战），国军依旧采取这种波浪式的集团冲锋战法，结果是怒送人头。当然，国军的王牌部队的进攻战已经有了较高的战术素养，如徐东阻击战后华野10纵总结第5军的进攻

“敌进行攻击时善于集中其炮火与兵力，多采取宽大正面的而有重点的攻击。在主攻方向集中炮火轰击一点，集中坦克与步兵攻击一点。突破一点巩固一点，再行伸展。在攻击队形上采取前接头的三角队形，并有纵深的配备。在战术上善于寻我侧背或接合部，实行迂回攻击。如正面攻击不利时即就地停止，进行近迫作业，判知我翼侧薄弱时，即以一部实行大胆的翼侧攻击。待翼侧成功后，正面即行攻击。”（《淮海战役:国共内战最大规模装甲突击作战》）

然而即便是表现较好的进攻作战，国军依旧是亏本生意：由于进攻战伤亡大，所以不大可能希望士气低落的新兵能勇猛无畏地打前阵。国军的做法通常是由意志坚定的老兵和基层军官组成敢死队，作为前锋进行突破，引导后续部队进攻（最典型如塔山）。然而前文已经说过，老兵对国军来说极为宝贵，关系到一支部队的战斗力。所以一次苦战下来，损失老兵较多的国军进攻部队往往伤筋动骨，实力大降。其次国军的进攻战依旧有一定缺点：一是部队之间配合不好，如塔山阻击战中独立95师伤亡惨重，而原定的主力54却由于军长阙汉骞有意保存实力，只派一个师进攻，迟迟打不开局面。二是部分部队长官未能有效观察和利用地形，如整编74师一攻涟水时，没有注意控制城外的制高点妙通塔，结果解放军观察发现情况后迅速抢占妙通塔，设置了机枪阵地，后来的战斗中以火力封锁整74师后续部队，给予其重大杀伤，成为张灵甫一攻涟水失败的重要因素。三是国军始终没有重视白刃战能力的提高，而攻击部队攻入对方阵地后，失去火力掩护，白刃战机会大增，对国军来说正是暴露其弱点。很多战例中，攻入解放军阵地的国军正是被对方以白刃战击退。

三、防御战表现最好，原因一是防御战中国军的准备最为充分，且可以纵深防御，设置督战队，不存在对部队失去掌握的现象。二是可以通过利用地形和设置防御工事，限制对方的火力和冲锋。三是在防御战中不难判断敌人的运动方向，且在战斗后有一定反应时间，可以有针对性地加强阵地，以静制动。四是防御战中为了保命，一般士兵的战斗意志也往往较高。因此国军打得比较好的战例，防御战占了大多数。国军也逐步摸索出了一套内部阵地抵住攻击，外围部队支援掩护的作战模式。名字取的很中二的“天炉战法”、“中心开花”其实都是这一套。

虽然国军的防御战战术适合自身特点成效较大，但天底下从来没有“一招鲜吃遍天”的好事。解放军在战争中掌握了许多克制国军防御战的方法。最重要的一项战术就是“围点打援”。这几乎就是对国军防御战术量身定做的。要防守阵地，仅靠防御部队是极难做到的，必须要靠外围部队的支援。而解放军预先就准备了打援部队，国军援军在运动中就会被解放军伏击，陷入其极力想避免的野战，自身难保。而国军援军不来，那被围部队一般就死定了。在解放战争后期，解放军已经把这项战术运用得炉火纯青，时而打援，时而攻坚，国军完全无法判断解放军真实意图，步步受困。其次是“长途奔袭”，解放军在条件不成熟时会避免进攻坚固工事和强大之敌，发挥自己机动能力强和情报准确的优势，突然袭击国军防御薄弱之处。例如鲁南战役中，解放军集中兵力隐蔽行动，突然攻击峄县附近的整26师，而整26师毫无准备，师长马励武还到县城过元旦去了，结果全师被迅速歼灭。第三是“近迫作业”，解放军发挥土工技术的优势，在战争中摸索了挖掘交通壕向国军阵地迫近的战法，解放军战士挖掘交通壕时可以躲在壕内避开国军火力的杀伤，而且可以步步逼近敌人阵地，观察国军防御薄弱处进行总攻准备。待双方距离缩短到一定程度时，解放军战士从壕内一跃而起，迅速突入敌军前沿阵地，以爆破技术破其坚固火力点，以近战打掉其士气。此战法以围歼黄维兵团的双堆集之战最为典型：“守卫各村庄的国民党军，眼见无数长龙向自己进迫，急得象热锅上的蚂蚁，枪射炮轰不遗余力，快速纵队的20余辆战车也更番出动，企图阻止长龙的逼近，但都是枉费心机。即使白天能阻止长龙的伸展，到夜晚长龙仍然前进。有时白天看长龙尚远，一夜之间已迫进眼前。长龙抵近哪个村庄，哪个村庄很快就被震山撼岳的炮火和势如潮涌的步兵所淹没。守军一筹莫展，只好困守在村庄里，坐看长龙不可阻挡地节节逼近，面面相觑，听天由命。”（《双龙伏恶虎——黄维兵团覆灭记》）

与解放军攻坚战术的日益精进相比，国军防御战术始终没有大的长进，无非是强调空军的作用而已，到最后已经没有任何守得住阵地的部队了。而且在战术上对防御的依赖，又使国军将领的战法日趋保守消极，在战略上造成了被动挨打的态势，从而将主动权拱手让给了解放军。

第三 蒋公操作很迷

前面说了士兵和将领的问题，那么作为国军最高统帅的 蒋公又表现得如何呢？实际上 蒋公在战略上的错误和对作战的干预，正是压垮国军的最后一根稻草：

一、战略眼光很差

蒋公对解放军即为蔑视，认为解放军是“流寇”。原因在于 蒋公非常看重城市和战略要地的作用，认为只要掌握了大城市和战略要地，就能“以点带线”，控制交通线，分割包围解放军：

“现代作战最紧要的莫过于交通，而要控制交通就先要能控制都市，因为都市不仅是经济政治文化的中心，一切人才物资集中之所，而且在地理形势上，他一定是水陆交通的要点。我们占领重要都市之后，四面延伸，就可以控制所有的交通线，交通线如果在我们控制之下，则匪军即使有广大的正面，也要为我所分割，所截断，使其军队运动的范围缩小，联络断绝，后勤补给都要感到困难，终至处处陷于被动挨打的地位”（《国民党内战军事失利原因之辨析》）

这个时候距离对手提出“农村包围城市”已经过去快二十年了，但 蒋公显然对这种说法不屑一顾，以他的判断，没有城市的军队就只是“流寇”：

没有大城市作为根据地的匪军，就永远只能流窜，永远只能算是流寇，不能使别人相信他的力量（《同上》）

所以在解放军“让开大路，占领两厢”，到农村去扎根的时候， 蒋公把解放军手里掌握的一些城市看作眼中钉和作战主要目标，一切战斗战役均以攻占解放军手里的城市为目的。而解放军不争一城一地之得失，连延安都可以放弃，一切战斗以消灭敌人有生力量为目标：

今后一个时期内的任务，是再歼灭敌军约二十五个旅。这个任务完成了，即可能停止蒋军的进攻，并可能部分地收复失地。可以预计，在歼灭第二个二十五个旅这一任务完成的时候，我军必能夺取战略上的主动，由防御转入进攻。那时的任务，是歼灭敌军第三个二十五个旅。果能如此，就可以收复大部至全部失地，并可以扩大解放区。那时国共军力对比，必起重大变化。欲达此目的，必须在今后三个月内外，继续过去三个月歼敌二十五个旅的伟大成绩，再歼敌二十五个旅左右。这是改变敌我形势的关键。（《七月二十日中央对时局的指示》）

解放军的作战目标，并不是要夺回或攻占哪处城市，而是要消灭国军的部队，逐步缩小两军在数量和质量上的差距。双方对国内形势和作战目的的认识可谓截然相反。

事实证明，由于解放军在农村扎下了根，国军攻占城市并不能“以点带线以线带面”地掌握附近的乡村，反而陷入了被解放军分割在城市的窘境。为了切实控制占领的城市， 蒋公又不得不把宝贵的机动兵力分散开来，从而造成了大量据点的守军分散孤立，易被各个击破的窘境。在第一年的战争中， 蒋公得到了一批城市，然而却被歼灭大量部队，兵力不敷使用，质量更趋下降，不得不转为守势。由此可以看出， 蒋公并不善于向对手学习，对手已经把自己的作战风格在十多年前就说得清清楚楚了：

谁人不知，两个拳师放对，聪明的拳师往往退让一步，而蠢人则其势汹汹，辟头就使出全副本领，结果却往往被退让者打倒。《水浒传》上的洪教头，在柴进家中要打林冲，连唤几个‘来’、‘来’、‘来’，结果是退让的林冲看出洪教头的破绽，一脚踢翻了洪教头。

蒋公不学习的结果，就是自己变成了洪教头。其实当年上海出版的英文《密勒氏评论报》发表的一篇《中国战场现势分析》已经发现大事不妙了：

国军在内战中显出的最大弱点，是高估了城市在中国那样农业国家中的价值。决定性的东北战争以前，国军大体上保存着战斗力的优势。但是他们继续用城市来加重负担，使大部分军力牵制在这些走不通的胜仗里，不能将必需的军队投入主要战场。（金冲及《转折年代》）

作为一支军队的最高统帅， 蒋公的战略意识还不如一个新闻评论员，也是醉了。 蒋公的这个战略失误，直接输掉了战争中的先手，让对手能够迅速缩小两者的力量差距，在战争的第二年就开始准备反攻了。

二、临战干预指挥

蒋公酷爱微操，几乎是尽人皆知的事了。李宗仁就回忆了 蒋公的一项神操作：

长沙三次会战时，薛岳本打得很好，不图在作战正紧张时，蒋先生一个电话把军队调乱，薛岳一时无法补救，被打得踉踉大败，失了长沙。薛伯陵一气，不听统帅部撤往湘西的命令，竟把部队撤到江西去了。后来薛岳几乎为此受处罚呢！有人问薛岳，为何要到江西去。薛说：“跑远一点，他（指委员长）电话便打不通了！”这是抗战期间，高级将领尽人皆知的趣事。（《李宗仁回忆录》）

李宗仁认为这是件“趣事”，恐怕当事人薛岳不会这么认为。

蒋公除了直接调动部队外，还喜欢发手令具体过问部队的作战甚至是勤务。以至于滥发手令：

“从1936年1月起，到1948年4月止，这一段时间里，侍从室积累收藏蒋的‘手令’已达120多公文箱之多。如果把1936年以前的和没有收回来的蒋的‘手令’攒在一起，恐怕还不止这些了。”（《蒋介石在用人与管理上留给后世的教训》

这么多手令往往是直接发决定一个团一个营的部署的，人为造成指挥上的混乱。而且因为 蒋公喜欢“细碎指示”，部队长官干脆来个事事请示，也好失败后说自己是奉命行事。结果国军作战时更没有主动精神，行动也越发迟缓了：

“委员长每好亲拟电，亲笔信，或亲自电话，细碎指示，往往一团一营如何位置等，均为详及。各司令长官或部队长既不敢违背，亦乐于奉行，致责任有所诿谢，结果，所至战事愈不堪问矣。因委员长之要求，即本部指导者，实亦有过于干涉之嫌。” （《湖南会战:战时国军的作战能力》）

蒋公对此辩解说自己不发手令的话，便没有人肯主动做事。意思是他必须事必躬亲才能监督下面的人做事。然而下面的人却认为大家不肯主动做事正是老头子喜欢包办的结果：

午前为章来述其消极意念，略谓委员长感叹无人负责办事，实由委员长自己造成，将领骄不受命，必委员长手令，才有几分几的效率，派出人员必侍从参谋，此全系不运用组织，自毁机构能力。（《国军高层内部的自我审视与剖析》）

如果 蒋公真的是允文允武乃圣乃神，那他干预前线战事还不算太糟，问题是 蒋公自己的指挥能力就很糟糕。最突出的例子就是淮海战役的那通神操作。此前在进攻阶段像个败家子，为了攻占解放军控制的城市不惜丢掉近百万兵力的 蒋公。在听到黄百韬被包围后，马上变成了吝啬得不得了的土财主，立刻从豫南调来黄维解围，结果黄维的机械化部队陷入皖北水网地带，优势大减。解放军趁机诱敌深入，又将黄维包围。 蒋公赌红了眼，干脆把手中唯一的赌本，徐州本来应该撤退的三个兵团全部用来解围黄维兵团，结果三个兵团又被解放军包圆了。后来粟裕讽刺地说：

敌人的失败，证明蒋介石很小气。黄百韬被包围，他舍不得丢下黄百韬，不但派邱清泉、李弥来救，还派黄维来救黄百韬，结果黄百韬未救了，黄维又被包围了；他又救黄维，结果黄维未救了，又丢了杜聿明的三个兵团。（《粟裕评价淮海战役》）

最绝的是杜聿明从徐州跑出来后眼看就要逃出生天了，结果 蒋公突然空投手谕，命令他必须靠近黄维，也就是放弃逃跑的机会去送死：

据空军报告，濉溪口之敌大部向永城流窜，弟部本日仍向永城前进。如此行动。坐视黄维兵团消灭，我们要亡国灭种。望弟迅速令各兵团停止向永城前进，转向濉溪口攻击前进，协同由蚌埠北进李延年兵团南北夹击，以解黄兵团之围。

杜聿明脾气好，忍住了，然后默默地送死去了。人世间最大的绝望莫过于此。

国军本来就有诸多的不利条件，像一个重病患者，经 蒋公这么折腾，也不用治疗了，直接火化了。最后国军只能以一场又一场的惨败与大陆告别了。至于 蒋公作为政治人物应该在政治上为国军的失败承担什么责任，那已经不在本文的探讨范围内了。

1、当年被解放军打得丢盔弃甲，侥幸跑到缅甸的8军、26军（在国民党军中也就是二流部队）残部，把缅军打得哭爹喊娘，老缅最终没办法，跑到联合国哭诉。最终台湾在外交压力下撤走了大部分残军（本来残军在缅甸打下的地盘已经比台湾还大，李弥都吹嘘可以在东南亚建国了）。

2、62年对印自卫反击战时，战前预判印军第四师（参加过二战，打败过德意日）的战斗力相当于国民党军五大主力，战后总结是相当于国民党军二流部队。

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115师，师长为蒋公黄埔学生，在1937年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

国军的特点是战斗力极不稳定，下限为负，比如说阵前投敌，背后捅刀，大师微操这些负战斗力行为。要说战斗力平均值（虽然这个平均值波动极大），相对其装备而言其实还算可以。

比如说某参加过解放战争和对印作战的老干部，其对印军的回忆是印军枪法其实挺不错，但只要压制住了其射击，问题就不大。对国军的回忆则是敢死队的反冲击很凶猛，经常需要拼刺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