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马戛尔尼向乾隆叩头，中英有可能增加往来吗？鸦片战争还会发生吗？ 第1页

别想太多，根据部分英国学者，比如沈爱娣老师的研究，马嘎尔尼是叩头过的，而且是双膝。

主要观点是马嘎尔尼的日记是他自己删改过的。使团其他人的日记和通信都指向“已叩头”和马嘎尔尼删改使团日记这一事实。

从这个结论，叩头也没啥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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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充一下，我个人也倾向于存在双膝下跪这个结论。原因很简单，不下跪是不可见到皇帝的。既然马嘎尔尼声称见到皇帝，那就一定要下跪的。大清自有国体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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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充一点，不扣头是不可能的。就为了不扣头原则。直到1907年清末新政前期，还没有一个国家和我们建立大使级外交（即互派全权外交大使），就因为大使享有直接觐见所在国最高领导人、宴请所在国最高领导人的权力。而大清在新政以前，是没有内阁政府的（军机处不算），所以最高领导人只能是皇帝。大清的皇帝不能随便见人~

据研究，袁世凯下台的原因之一，就是因为袁世凯在未告知载沣和其他军机大臣的情况下，指示赴美特使唐绍仪，试图和美国建立大使级外交，以促成中美联盟来对抗日本。历史研究上有已刊论文做参考。

1644年以来，欧洲并非只有英国公使来过大清，早在康熙、雍正时期俄罗斯、葡萄牙公使就都觐见过大清帝君了，至于三跪九叩嘛，也是清廷的一惯要求。

作为清廷御用翻译的意大利传教士马国贤（Matteo Ripa）记载了伊斯梅洛夫伯爵受彼得大帝差遣，觐见康熙皇帝的情景。1720年11月，俄国公使一行90人抵达北京，他们第一时间要求递交国书达成俄中协议，大清则要求俄国公使抓紧时间练习跪拜礼。

当公使被要求向皇帝谢恩，也就是习惯上的跪拜时，他拒绝了。公使声明说，他代表自己的皇帝，与中国皇帝在级别上是平等的，他只能按照俄罗斯的习惯来完成觐见。（清廷接待使团的）班子成员们不能得到更多的让步，不得已认可了他的做法。
这时候，皇上让我们告诉公使：鉴于他在递交沙皇国书之前拒绝面见皇帝，陛下既不会接受信件，也不会接受沙皇的礼物，他最好还是回俄罗斯去。对此，伊斯梅洛夫回答说：在执行完沙皇所交付的使命之前，他不能接受任何个人荣誉。当被问到递交国书的时候，他会不会履行跪拜之礼的问题，公使回答说不会，宣称他会按照欧洲使节参见亲王们的敬拜礼节行事。
于是皇上让他的一个太监总管和侍从，还有礼部尚书、五个欧洲翻译去告诉公使，不管沙皇如何，他必须履行跪拜。按照中国的不可改变的礼仪制度，参见使节必须要跪拜。

康熙对俄国公使坚持不跪拜，而且要亲手递交国书的大逆行径十分不悦，亲自下手谕质疑伊斯梅洛夫伯爵的身份：

此人毕竟不是俄皇，仅仅是其特使，甚而俄皇陛下亦未授其全部信任，虽然他夸称不止为公使，还任为首相。他或是个商贾，只是假扮公使而已，不如去忙他的生意。他既已为俄皇所派，充任为使节，则不应如此无理，亦不应固持己见亲手呈递书信，应守中国不可变易之礼仪，恰如熟识朋友往来之故。

僵持之后清国理藩院给了俄国公使一个台阶，说你先给我们跪拜，以后我们的使臣去俄国拜见沙皇时执行你们的脱帽礼还不行嘛！

当然清国公使什么时候才会去圣彼得堡呢？那就是猴年马月的事了。

为了表明己方诚意，清方接待人员甚至当场效仿俄国人脱帽致意。俄国公使犹豫再三勉强接受了清方的建议。之所以犹豫再三是因为彼得大帝事先明确指示伊斯梅洛夫不许跪拜磕头……伊斯梅洛夫伯爵把心一横抗旨不尊，“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了。

当然，勉强执行跪拜礼的俄国伯爵在心中是极为不满的，但面对完成沙皇重任的诱惑，他也只好打掉牙往肚里咽。

我们补充说，将来皇帝派使节觐见沙皇时，一定答应给沙皇行脱帽致敬礼，尽管在中国除了有罪的囚犯露出头颅外，没有人会脱帽，此外还会行使所有其他莫斯科习惯的礼仪。我们说完这些话后不久，中方的主要官员马上在公使面前脱下了他的帽子。公使这次满意了，答应按照中国规矩，行使跪拜之礼；还答应让皇帝坐在皇位上，在他的注视下，把书信放在书案上，以便让一个朝官随后把书信递绘陛下。该官员进一步说，公使获得皇帝特许，可以用他进入北京城的同样方式，集体进入紫禁城大门，也就是说佩着出鞘的剑，乐队伴奏和其他仪仗。此后，伊斯梅洛夫伯爵竭力要证明他的行为的正当性，还取出沙皇授意给他的指示原文，除了很多其他指示之外，他被命令说不履行跪拜礼，并坚持要亲手把国书交到皇帝的手上。
随后，伊斯梅洛夫伯爵就进入大殿，他马上在案桌前跪下了，把沙皇的国书用双手递上。当初对伊斯梅洛夫伯爵显示过宽厚仁慈的皇帝，现在想到正好可以羞辱他一下，就让他在这个特殊的姿势上停留了一段时间。骄傲的俄罗斯人对此待遇感到屈辱，他用把头撇向一边，加上一些嘴部动作的方式，发出了明确的愤怒讯号，这些动作在这样的场合之下是不合适的。陛下严肃地要求公使本人可以把信拿给他，伊斯梅洛夫伯爵跪下照办了，他亲手接过了国书。
公使后面站着他的主要随从，再后面是他的仆人和士兵们。
当所有出席人员排列整齐，各就各位后，司礼大人发出一个特别的讯号，他们全体跪下，隔了几分钟后，他们的头部三次触地。做完这些，全体起立，然后又跪下，再叩拜三次。以这种方式，他们跪了三次，叩了九个头。做了所谓“三跪九叩”之札。

这次俄国使团也给康熙皇帝送上了钻石怀表、水晶时钟、几箱子数学仪器、半球仪、水平仪、显微镜、望远镜等等科学仪器。这些也是当时欧洲比较先进的科技产品。不过清帝对此没什么触动，因为富有四海的他早已拥有一大堆钟表了。

我奉命给公使和他的一些随员们展示一下陛下的钟表收藏。一踏进房间，伊斯梅洛夫伯爵大吃一惊，这么多数量和品种的钟表展示在他的面前，他开始怀疑这些东西都是赝品。我请他亲手拿几件看看，他照办后，吃惊地发现它们全是极品。当我告诉他，现在看到的所有钟表都是准备拿来送礼的，陛下拥有的钟表数量远不止这些时，他更是惊讶不已。——《清廷十三年 马国贤在华回忆录》

时光荏苒，73年后的1793年，由马戛尔尼公使率领的英国舰队抵达清国。

为了能让清国开放口岸，达成经贸协议，最好再像葡萄牙人一样获得一块专属的贸易殖民地。英国人带来了更多划时代的科技成果，包括：

大型地球仪、赫歇尔反射式望远镜、太阳系行星演示仪、气压计、水文、地理、气象、气温、风向、风力仪器仪表及金属支架和百叶箱木构架，沙发转椅，体育锻炼器械、机织布料、带有减震装置的马车、用特种钢制作的刀剑，还有步枪、榴弹炮、开花弹药等，甚至还有热气球，以及一艘英国最新式战列舰“君王号”的模型。

可以说马戛尔尼公使自信满满，觉得自己作为英王代表花大价钱搜罗礼物，已经凑齐了当时不列颠，乃至全欧洲最新的科技产品，只要把这些宝贝一亮出来，肯定会博得清国帝君的欢心。

可面对这些高科技器物，乾隆皇帝的反应是什么呢？

又阅译出单内所载物件，俱不免张大其词，此盖由夷性见小，自为独得之秘，以夸炫其制造之精奇。现己令选做钟处好手匠役前来，俟该国匠役安装时随同学习，即可谙悉。……尔国所贡之物，天朝原亦有之。如此明白谕知，庶该使臣等不敢居奇自炫，是亦驾驭远人之道。——谕军机大臣等

乾隆皇帝对高科技测量设备、武器不屑一顾。就是对钟表感点兴趣，责令清国工匠试着复制一下就完了。至于怎么“驾驭远人”让英国人自惭形秽，彰显天朝威仪呢？

乾隆皇帝照例邀请英国使臣去参观热河行宫的宝物库，宝物库里来自欧洲的天球仪、七政仪（太阳系行星轨道模拟仪）、音乐仪器、钟表等应有尽有，甚至连反射式望远镜都有一架，这是法国传教士20年前送给乾隆皇帝的。

有藏欧洲之玩物及音乐、唱歌之器者；余如地球仪、太阳系统仪、时钟、音乐自动机以及一切欧洲所有之高等美术品，罔不俱备。
于是，吾乃大骇，以为吾所携礼物若与此宫中原有之物相较，必如孺子之见猛夫，战栗而自匿自首也。然而华官复言：此处收藏之物若与寝宫中所藏妇女用品较，或与圆明园中专藏欧洲物品之宫殿较，犹相差万万。吾直不知中国帝王之富力何以雄厚至此也。——《乾隆英使觐见记》马戛尔尼

英国使团瞬间就被震了，回国后马戛尔尼以长诗《失乐园》中的一句给这段访问做了总结“在你的照耀下，群星都瑟缩着，黯然失色”！

是啊，乾隆帝君“之富力何以雄厚至此也”？

73年前，“圣祖”康熙用展览宝贝这招震慑俄国人。73年后“十全老人”乾隆继续试图用这招震慑英国人，四分之三个世纪过去了，一切都没有变，在大清帝国，时间仿佛停滞了一般。

对于这些欧洲科技产品清帝不是没见识过，而是“熟视无睹”，在康乾眼中这些望远镜、轨道仪，也不过是一些新奇的玩具而已。对于一个根本不认为高级科技有什么用的王朝，又谈什么开放、学习呢？

对根本没兴趣学习欧洲科学，不觉得海外贸易有什么用的大清帝君来说，对方是俄国人、英国人还是葡萄牙人，是鞠躬、半跪还是全跪，又有什么区别呢？

无知不是生存的障碍,傲慢才是。

时间过去了70年，清国还是那个清国，欧洲却不是那个欧洲了。

1793年的英国殖民者已经驱逐了法国在南亚的势力，在距离不列颠万里之遥的印度驻军十几万。

英国人还刚刚打赢了第三次迈索尔战争，狂削了一顿印度人，占领了小半个南亚。

一个前所未见的世界霸主正在孕育成型。

又过了70年，距离俄国使团觐见康熙之后14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了。

140年的时间啊，将近一个半世纪了，大清国有变化吗？

没有！

天朝不需要变化！

1860年秋，面对打上门来的侵略者，清国谈判代表还在通州纠结跪拜礼问题，本来清国连战连败，已经意识到自己实力不济，同意接受联军条件立即投降。但咸丰皇帝听说“英法坚持不跪拜，还要亲手递交国书”后勃然大怒指示僧格林沁停止和谈，立即逮捕英法谈判代表。僧格林沁按计划执行，停止和谈，攻击英法联军。

后面的事情就简单多了，面对联军的阿姆斯特朗炮和近代骑兵， 3、4万清军被打的全线崩溃，大清帝君咸丰出逃热河。

英法联军随即攻占圆明园，在这里联军士兵惊讶的看到了马戛尔尼使团送出的榴弹炮和弹药。它们被清国人称为“西瓜炮”，和英国弹簧马车一起，被妥善的保存在圆明园清漪园中：

10月7日下午，蒙托邦将军又去圆明园宫殿附近的各寺院巡视，那里离法军营地不远。回来的路上，他发现在一处库房里放着一些马车和成套的镀金镀银马具，一眼就能看出都是些欧洲货。那是英王乔治三世（维多利亚女王的祖父）赠给乾隆皇帝的礼物，即1793年，由马戛尔尼勋爵送来的。那些东西都原封未动，好像从来没有使用过。还发现两门榴弹炮以及全套配置（马拉牵引车、炮架、炮弹），上边刻着的日期是1792年，地名是伍尔维奇既著名的英国皇家军事学院所在地。另外，还有些马戛尔尼赠送的礼品。那两门榴弹炮和在大沽要塞发现的大炮后来都被送回伍尔维奇皇家弹药库。关于这一发现，没有一个英国历史回忆录作者不言及的，在此就不多说了。——《1860圆明园大劫难》（法）贝尔纳·布里赛

这些愚蠢的中国人居然眼皮子底下放着这么绝妙的武器，而没有设法尝试复制一些，该怎么理解？现代文明显然在中国没有找到任何出路，也没有任何办法可以阻止这个庞大的帝国逐渐地、缓慢地、也是必然地衰退和没落。在今天这个时代，难道不是停滞不前就相当于后退没落吗？或许中华帝国沉睡了3000年，要想让这个庞然大物苏醒，需要给它重重一击！——《军旅回忆 1860年征战中国之秘密家信集》（法）吕西

最后：

1793年的英国使团也没有强硬到不知变通，死怼清廷的程度，而是选择单膝跪地、俯首九次，在遵从清廷“规矩”的同时，尽最大可能给英国保留一点面子而已。不过，乾隆大帝并不愿意给他们面子。

当我们听说皇帝将到来时，就离开帐篷，站在御道旁。皇帝乘坐十六人抬的轿，当他经过时，我们均跪一膝并俯首向地。……随着一声令下，我们屈一膝并俯首向地，我们与其他官员重复行了这样的礼九次，所不同的是，他们均双膝跪地且俯首触地——马戛尔尼使团成员 小亚当斯

马嘎尔尼的要求其实就是南京条约的要求。

我说两点基本没人知道的原因。一是当时清朝和英国的世仇法国关系比较好，所以不太愿意和英国搞在一起。二是马戛尔尼访华的时候正好是法王路易十六被处死的时后，乾隆估计受到法国大革命的刺激正打算进一步闭关锁国。以下文章转自人大清史研究所李景屏教授（1945-2010）的“乾隆与路易十六之死”

虽然中法两国相隔一万六千多里，但乾隆与路易十六却是神交已久，来华的法国神父早已在他们之间建立起沟通的桥梁。而法国大革命的爆发、法国国王路易十六被愤怒的民众处死，都在乾隆的心中掀起无限波澜。在某种程度上，路易十六的死亡也间接的促使了乾隆实施高压政策……

凡尔赛——北京轴心的建立

　　中法两国高层的交往始于康熙二十年(1681年)。与康熙同时期的君主——波旁王朝的路易十四，与康熙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他们都是冲龄即位，都凭借雄才大略建立了中央集权的统治，并把自己的国家推向了鼎盛、使之成为区域性的强国——一个是欧洲大陆科技文化的中心，一个则称雄亚洲。

17世纪80年代，法国科学院为了绘制航海图而进行地理考察，陆续向大西洋、地中海等地的港口派出科考人员，那时的英国、丹麦以及非洲、美洲等地都有法国科学院的人在那里进行实地勘测。唯独对派人到中国进行考察一事，令法国科学院的人感到棘手，他们对这个国家实在是知之甚少。鉴于自耶稣会(大主教的一个修会)传教士利玛窦在一个世纪前(明万历十年，1582)来华传教以来，耶稣会士不仅在中国的土地上立足，而且其中的一些人还直接为中国政府、中国皇帝服务，同官方一直有密切的联系，路易十四决定从法国的耶稣会士中物色来中国的人选，法国科学院的地理考察，便同耶稣会传教士联系起来。

路易十四派往中国的第一个科学传教团山洪若翰、白晋、张诚、刘应、柏应理、李明等神父组成，这些得到“国工数学家称号”的传教士于1685年3月(康熙一十四年)从布雷斯特乘船出发，将到北京“组成一个‘中国科学院’，即巴黎科学院的分院”（[法]伯德莱《清宫洋幽家》，山东画报出版社，2002,189页)。

从1688年(康熙一十七年)法国科学传教团抵达北京到1789年(乾隆五十四年)法国大革命爆发前的一百多年，法国政府持续向中国派遣山耶稣会士组成的“科学传教团”，继洪若翰、白晋、张诚之后，巴多明、杜德美、沙如玉、汤尚贤、德玛诺、冯秉正、宋君荣、工致诚、蒋友仁、钱德明等纷沓而至。在康熙中期以前，来华传教士中以葡萄牙籍人数居多，葡萄牙政府是环球航海的支持者，最先控制了从欧洲到亚洲的新航线，而且该国又深受耶稣会的影响，葡籍传教士自然多。然而到路易十四派遣法国科学传教团以后，这一情况开始改变，在来华的传教士中法国人的数量急剧增加，以至后来居上，名列前茅。据费赖之《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中记载，在一个多世纪的时间里，来华的法籍神父为86人，葡萄牙籍的为79人。

法国科学传教团的到来，使得两个风马牛不相及的国家开始有了相互交往，也使得中国统治者对遥远的法国、对法兰西民族开始有所了解，法国也成为欧洲唯一一个同中国高层建立固定联系的国家，用路易十四的话来说就是:建立了凡尔赛—北京轴心。

在法国科学传教团抵达北京后的第五年(1693)，康熙派科学传教团成员白晋为特使出使法国。白晋给路易十四带去康熙的礼物，这些礼物中包括一些中国的经典和科学著作(共49卷)。到康熙二十八年(1699)白晋从法国返回中国时，又把“法国国王以装订华丽之版画集

一册”带回，“转赠中国皇帝”。

1765年(乾隆二十年)，路易十四的继承人路易十五向中国派出两位特使。有趣的是，这两位特使不仅都是皈依了天主教的中国人—— 一个叫高类思、一个叫杨德望，而且他们都在法国学习、工作了十几年。路易十五及其政府选派两名中国人作为特使，同康熙当年选派白晋为特使或许有相同的考虑。路易十五特使的到来，则使得凡尔赛——北京轴心进一步巩固。

乾隆不仅与法国神父保持密切的交往，而且也非常重视同法国的关系。钱德明在给友人的信中，对中国“重视法国，将法国远远置于其他欧洲国家之上”感到欣慰，他曾这样描绘乾隆皇帝的库房“用来装饰皇帝房间的机器、工具、珠宝或其他珍贵的东西，要么是法国的军械，要么是出自某些法国工匠之手”，就连皇帝阅兵时士兵佩刀的刀身也是“法国制造”。

而珐琅彩瓷器在乾隆时期的大量烧造，也从一个侧而反映出中法之间来往的频繁。珐琅彩在中国也称为“洋彩”，法国人称之为“玫瑰色族”，主要用于玻璃器皿.的装饰。这一装饰色彩虽然是由荷兰医生安德烈·卡修斯(Andras Cassius)在1680年试制成功，但却由法国人传到中国，因而中国人称之为珐琅，就是franc（中文的意思是“法国的”)的对音。由景德镇官窑烧出来的素胎瓷器运到北京的内务府造办处后，再由供奉内廷的神父指导绘制珐琅彩，以珐琅彩来装饰瓷器，珐琅彩瓷在乾隆时期风靡一时。

对法国产生浓厚兴趣的乾隆，决定效法祖父康熙派遣外交使团到法国去会见路易十六，亦可视为对路易十五遣使的回访，外交使团的重要成员之一就是法国神父钱德明。与此同时，法国王室也开始做相应的准备，以便使得中法之间的高层交往得以继续。然而1789年(乾隆五十四年)爆发的法国大革命，则使得乾隆派使团去法国的计划付诸东流，留下的不仅是遗憾，还有心灵深处的起伏跌宕。

路易十六之死

路易十四在1715年(康熙五十四年)去世，他给继承人留下一个繁荣昌盛的法国，这样一个王朝缘何在七十四年后就分崩瓦解、灰飞烟灭?从强盛到衰亡为何竟如白驹过隙?这一切使得乾隆陷入难以解脱的惶惑之中。

平心而论，生性懦弱的路易十六算不上暴君、昏君，但这位自幼生活在宫廷里的国王对民间疾苦绝对是茫然不知。1788年法国遭受天灾，农业歉收，百姓最基本的食品面包短缺。路易十六所提出的解决办法竟然是：“让他们吃蛋糕吧!”(〔美〕迈克尔·法夸尔《疯子、傻子、色情狂》第60章《从人堂到地狱》，中信出版社，2003,303页)。正是1788年天灾所造成的面包短缺，导致社会矛盾激化，对1789年的大革命起了催化剂的作用，起义的民众是高喊着“面包”冲入凡尔赛宫的。

对路易十六来说，更致命的弱点是他根本不具备见微知著的洞察力以及把问题消饵在萌芽状态的能力。在1789年7月14日这一天的日记里，路易十六只写了两个字“无事”。事实上，巴黎的市民在这一天正在进攻巴士底狱，向专制王权宣战。直到第二天在听完大臣关于攻陷巴士底狱的汇报后，缺乏应变能力的路易十六才喃喃问道，“怎么造反了?”这本来是路易十六在事变前就该考虑的问题，然而直到事变己经发生——他本人很快就要从天堂跌入地狱、从“国王”变成“国亡”时，依旧是一头雾水。

1793年1月21日，路易十六被处死，直到该年10月6日这一消急才传到中国。在乾隆看来，死于造反民众之手是路易十六最大的悲剧，前明的崇祯皇帝要比死于断头台的路易十六幸运得多。断头台被安置在巴黎的革命广场，囚禁在马车里的亡国之君被押往行刑地，马路两旁是愤怒的围观群众；断头台四周更是挤满了兴奋不已的看客，他们都是来观看前国王掉脑袋的。路易十六被捆在断头台上，伴随着砍刀的落下，路易十六身首异处，紧接着行刑者把掉下的脑袋举起给围观者展示，随之而响起的是一片欢呼……九个月后这一幕又落到路易十六的妻子奥地利公主玛丽的身上……按照乾隆的思维模式，巴黎所发生的就是犯上作乱、以臣弑君。对乾隆来说，路易十六之死远比崇祯之死所引起的震撼要强烈得多，崇祯毕竟是一百五十年前的古人，但路易十六却是与自己同时代的君主。

路易十六身死国亡的悲剧，给乾隆留下的最大启迪就是:加强对民众的控制，把任何隐患消灭在萌芽状态。乾隆对境内各类秘密组织所采取的取缔与镇压的政策固然有其内在原因，但法国大革命的刺激也是个不能忽略的因素，尤以乾隆五十九年(1794)对白莲教的大搜捕突出。

然而正是由于对白莲教的大搜捕，导致官逼民反。地方官把通缉漏网的教首刘之协作为敲诈勒索的机会，草菅人命，株连无辜，诚如嘉庆在御制《邪教说》中所分析的：

故查拿之始，原因谋逆之一二人，如刘松、宋之清、刘之协首犯耳。刘松、宋之清皆己伏法，并未株连。而刘之协自扶沟脱逃，所缉者仍此一犯，而地方官有奉行不善者，有苛求图利者，胥吏衙书，四出滋扰，闾阎无赖，借事吹救，将正犯反置于不问，妄拿无辜，名曰欲办白莲教……

而刘之协在逃跑后，“以查禁甚严，遂与张汉潮、姚之富、齐帼谟、齐王氏(即王聪儿)等同谋为逆”，定于辰年辰月辰日(嘉庆元年二月初十)在四川、湖广等地同时发动起义。由于湖广教徒走漏风声，宜都派兵捉拿准备起义的张正谟、聂杰人，张、聂率众拒捕，提前发动起义，一场持续九年波及数省的起义就此揭开了序幕，“俱树‘天王刘之协’旗”。也正是同白莲教的战事，加速了清朝衰落的进程。

太平洋不再太平

到了18世纪末，无论从中国社会自身的发展进程，还是立足纵横交错、起伏跌宕的国际近代化浪潮，乾隆及其所统治的帝国都处于一个重要的拐点：

从纵向看，处于中卜}封建社会最后一个盛世的康乾盛世，在经过一百多年的承平之后，不可避免地陷入“由盛而衰”的发展周期，而且这一次的“由盛而衰”己经不单是传统意义上的王朝兴衰，而是体制上的衰落；封建体制己经走到了尽头，此后的中国不可能在“文景”之后产生“贞观”、“永乐”之后出现“康乾”，在前朝的废墟上再也不能滋育出这种含义的“盛世”了，康乾盛世己经成为绝唱。而从横向来看，欧美等国己经把世界卷入近代化的浪潮，蓬勃发展的工业革命、远洋轮船的问世都使得当时的清帝国很难再凭借浩瀚的太平洋把欧美国家的影响、干预挡在界外。而欧美国家的影响与干预，也在客观上加速了清

王朝“由盛而衰”的进程，发展到极致的古老的封建体制在同新兴的资本主义体制的较量中，仅一个回合就败下阵来。

英国马戛尔尼使团的来华，就充分显示出:太平洋从此不再太平。由于工业革命的率先兴起，英国成为当时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社会生产力的迅猛发展，使得英国对于抢夺原料产地和商品市场愈发兴趣盎然，孜孜以求，在控制印度以后，就把幅员还要辽阔、人口还要众多的清帝国，作为下一个掠夺目标。

马戛尔尼的单腿跪己经让乾隆感受到来自大洋彼岸的挑战，然而对于来者不善的英国使团来说，不遵守天朝法度仅仅是开始，当他们到北京后立即提出早已备好的几点要求:(1)允许英商在宁波、舟山、天津贸易。(2)允许英商在北京设立货栈，储存货物。(3)把舟山附近的一个小岛借给英商使用，英国商船可在该岛停泊船只，在那里居住，存放货物。(4)在广州附近给英国同样的权利。(5)取消澳门与广州之间的转口税率。在澳门的英国货物运往广州，请予免税或减税。(6)中国海关公布税则，以便英商按规定纳税(《乾隆朝上谕档》第17辑，542-545页)。上述各款，除最后一项涉及近代通商的准则，其徐各条无论是增加通商口岸，还是减免税、划地给英商居住存货，都是对中国主权的粗暴践踏。至于清王朝的进出口税本来就定得很低，例如茶叶的关税每担为1.279两，实际征收6两，相当于广州价格的1/5至1/4；而在英国，茶叶的进口税相当售价的96%，约为广州发价的两倍。更何况清政府从来都把通商视为羁縻外藩的手段，对于不肯行三跪九叩礼的英国，无论如何也不会“将尔国上税之例独为减少”。

清政府在接待英国使团的过程中，以天朝老大自居，视通商为通贡，固然不可取，但中国并未危及英国的主权，而英国却是以建立近代商务关系为掩盖进行扩张，企图把中国变为英国的商品市场和原料产地。对于英国的扩张要求，乾隆断然降谕：“皆不可行!”并明确表示：“天朝尺土，俱归版籍，疆址森然，即岛屿沙洲，亦必划界分疆，各有专属”，“此事尤不便准行”。

在英国使团的礼品中有一个装有110门大炮的英国军舰模型，乾隆己从中感受到那咄咄逼人的势头，为此他曾密谕军机大臣：“英吉利在西洋诸国中，最为强悍”，“不可不防”，并传谕沿海督抚加强防务，以防英国舰艇突袭。伴随着马戛尔尼一行的离去，加强海防就成为了一纸空文。一支支海盗船出没在闽、浙、粤洋而，数千里的海域，竟然有海无防!

乾隆在世时期，是一个群星璀璨、伟人辈出的时代，罗伯斯庇尔、富兰克林、杰弗逊、华盛顿、拿破仑等人的出现都令整个世界为之一震，从西欧到北美掀起社会变革的狂飚，一个崭新的政治制度与经济模式展现在世人的面前……

在乾隆去世的那一年11月，经历大革命阵痛的法国资产阶级选择了拿破仑。拿破仑通过发动雾月政变组成了执政府，自任第一执政，对内坚决镇压反革命复辟势力，对外与“反法同盟”多次鏖兵，以排山倒海之势扫荡着欧洲的封建势力，不仅巩固了大革命的成果，而且把大革命的影响扩大到欧洲。虽然拿破仑在上台后五年就废除了共和，当上皇帝，建立了法兰西第一帝国，然而其政权实质依旧是大资产阶级专政。尽管兵败滑铁卢的拿破仑在1815年被迫退位，此后的法国也经历了波旁王朝复辟及七月王朝的统治，但无论哪种政治势力把持政权，都不可能把法国再拉回到大革命之前。

乾隆去世后仅四十一年，以英国为首的西方列强咄咄逼来，发动了第一次鸦片战争，用武力打开中国的大门，更在1842年迫使清政府签订了“中英南京条约”。法国的七月王朝也趁火打劫，在1844年胁迫清朝政府签订了“中法黄埔条约”，到1856年——也就是乾隆去世五十七年，建立法兰西第一帝国的拿破仑的侄子路易·波拿巴(拿破仑第二)便伙同英国发动了第一次鸦片战争，而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的强盗行径，则使得天朝大国的假象再也不可能维持下去了。

波旁王朝与清王朝的不同走向，赫然写进了历史——路易十六的波旁王朝虽然被推翻，但荡涤封建制度的法兰西却因之崛起；乾隆的大清王朝虽然名义上依旧存在，却陷入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苦难深渊。

原文链接：乾隆与路易十六之死 - 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

这里面的很多回答令人汗颜。

到现在还拿着马戛尔尼的那本破书，翻来倒去的念。

排列出一大堆明明是甲午战争后期的照片，说清朝乾隆年间就是如此。

乾隆时期有照片吗？

马戛尔尼的那些所谓的中国见闻，是因为当时他就已经意识到，中英贸易问题很难用谈判的方式解决，在时机成熟时，只有动用武力。

政治人物带有明确的政治使命出访外国，他所谓的调查报告就是有着明显的倾向性和目的性。比如说CNN的记者到中国的城市作报道，你猜它会不会把中国夸成一朵花？说中国民主、自由、富强，人民安居乐业，城市建设日新月异？

然后，你把CNN的报道再读一遍，对大家说：看这就是真相。

英国是美国的老师，美国现在搞的这一套，就是当年英国玩过的。当然也不是玩剩下的，美国也有创新。

从明朝开始，中国的对外贸易出现了一个重大危机，就是货币危机。

中国历史上就是银本位的货币金融体系。

白银就是中国的货币。

而西班牙、葡萄牙带着弘扬天主教的名义横渡大西洋找到了美洲，得到了一项最重要的物资--白银。

所谓的细丝雪花银，就产自秘鲁。

白银在欧洲的价值不算高，但是在中国就值钱了。

这些殖民者根本不用带什么货物，只要带着一船一船的白银来到中国，就可以买走大量的硬货，丝绸、茶叶、瓷器、香料等等。

最初这些白银到来，确实缓解了中国的货币危机，随着大量 的白银出现，促进了中国的商业流通，带来了繁荣。

但是，很快明朝政府就发现了大问题，这些白银就像是水一样涌入，大量增加的白银导致了明朝中后期的通货膨胀十分严重，而且，这种货币供应量政府无法控制，大量的白银流入了私人手里，政府掌握不到目前市场上到底有多少白银。市场上的货币供应量处于失控状态。这是将铸币权拱手相让。

一个国家的货币供应量掌握外国商人的手里，而与之交易并不是以国营单位为主体，而是国内的商人，这些商人通过对外贸易，控制了国内货币发行。这些商人的票号、货号就成了国内的主体银行，国家的金融命脉就掌握在了他们的手里。形成政府没钱，私银泛滥的局面。

这是明朝政府绝对不能容忍的，严厉禁止海上贸易，陆地贸易也仅限于几个政府指定开放的关隘。

随后就导致了倭寇问题，明朝的商业税、关税的大量损失等等。

从明初到明末，这个问题始终困扰着明朝政府，而南美的白银仍然通过各种渠道不断地涌进中国。明朝政府的权力因为过于分散，明朝的各种势力根本无视禁令，甚至出现了毛文龙这样的海岛总督，明着搞走私贸易。私银作为主要货币供应的致命缺陷，就是银锭掺假成了普遍性行为，这就进一步加剧了明朝末年的通货膨胀率居高不下。

同样的问题，清朝政府亦无法避免，只能采取和明朝政府一样的政策，继续执行禁海令。由于清政府的中央集权制度比明朝搞得好，将对外贸易权牢牢控制在政府手里，外商只能和清政府交易，白银只能进入官方渠道，使得清初一直到乾隆时期的经济发展较为平稳。所谓的康乾盛世，和这一政策有着密切干系。

而英国通过第一次工业革命的成功，打败所有海上的挑战者，成为当时全球海洋霸主，几乎垄断了大部分的海上贸易，所有的海上通道都在英国的控制之下。英国需要和世界上所有的国家进行自由贸易，而当时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中国，成为了英国必须要解决贸易问题的国家。

马戛尔尼的要求很明确，就是希望清政府开放口岸，以便于英国商队可以自由地和中国的商人自由贸易，清政府不得干涉。

明朝的教训，清朝是十分清楚的。英国政府摆明了就是要输出货币，拿走中国的商品。而清政府银本位的货币政策，又几乎是难以被改变的。自由贸易则意味着清政府就必须面临着货币失控的风险，而当时的中国依然是一个农业国家，没有那么多的商品供应，货币增量则意味着通货膨胀。而假币问题，政府更没有办法控制。

这和今天美国通过控制海洋，美元挂钩石油，通过发行美元直接交易世界商品的政策几乎一样。或者说美国学习和借鉴了英国的经验。

美洲无论是谁控制了白银开采，都必须要进行海洋运输，而海洋的各个通道控制在英国海军的手里，这些白银的贸易就掌握在了英国的手里，英国就可以利用白银直接购买清朝的商品，而白银是清政府的官方货币。白银作为金融工具，英国就可以通过交易白银控制中国的金融市场，掠夺中国的商品，而且成本低廉有效。

清政府为了维持国内金融市场稳定，就必然会坚决反对。

马戛尔尼的计划，在清政府看来是要动摇清政府的国本，是绝不能答应的。任何谈判无效。如果说只要马戛尔尼叩头，乾隆就一口答应，我想马戛尔尼绝对会毫不犹豫，这是涉及到大英帝国的切身利益，就此可以打开世界上最富裕的市场，而且可以通过金融控制这个国家。磕个头算什么？

后来就证明了乾隆的判断是正确的的，英国没能输出白银，但是利用鸦片贸易，源源不断地带走了中国商品。鸦片是毒品，中国得到了一种完全有害的东西，而中国生产的农产品和工业品却大量流失。

鸦片战争后，英国的大规模工业化生产的工业品和白银就大量进入中国，导致了大量的中国手工业者失业，而地主因为有了更多的白银，进一步扩大了土地兼并的规模，流民成千上万的增加，太平天国运动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

回过头来看，当时英国的策略实际上要诱使中国开放金融市场，让殖民地的白银随意进出中国，要清政府放弃对外贸易控制权。

当时 清政府不一定能够认识到工业化的英国生产的工业品倾销有多么可怕，但是对于金融市场的认识还是清楚的。

这是任何一个主权国家都不可能答应，要办成这件事，就只有通过战争来解决了。

这也算是一种认识帝国主义的一个方法，金融武器并不比热战武器差多少。

评论区对于中国历史上是银本位这句话不认可。觉得中国历史上是铜本位。

这就是对于历史的认识问题上面出现了差错。

这个历史应该追溯到什么时候？

这个起点在哪里？

本问题讲的是清朝乾隆年间。

那么从明朝开始使用的银本位是不是历史上以银本位为主？

明朝相对于清朝来说，是前朝。

时间跨度有几百年的时间，这怎么不是历史上呢？

明清两朝都是以银本位为主，这是事实。

中国历史上还使用过贝币。

铜钱为什么不再是主要货币单位？

因为经济发展了，大量使用铜钱交易降低了货币流通效率，而提高铜钱的币值又不现实。

中国虽然铜矿并不多，用于生产加工制成品有缺口，但是用于生产货币那还是足够的。

古代货币的主要问题就是防伪技术无法解决，只有使用贵金属防伪比较合适。

而黄金太过于稀缺，不能承担起大规模交易的需要。

白银可以解决部分货币需求，同时有一定防伪的作用。

看待历史问题最关键的点在于从什么时候起。这很重要。

特别是对于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国家，谈论一个历史问题的时候，肯定要强调起点在哪里。

不能什么事情都要从5000年前说起。

所谓追溯既往，第一句话就是盘古开天辟地，或者三皇五帝。那是不行的。

对于清朝来说，修《明史》就是认为明朝既是历史。

对新中国来讲，民国以及清朝就是历史。

我们的历史书上就经常有这么一句话：中国历史上曾经是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饱受外国列强欺凌。

但是，中国在唐朝的时候，那就是万邦来朝，盛世中华。

怎么看这个问题？

就是起点在哪里。怎么断代怎么分。

《通志·总序》：“自班固以断代为史，无复相因之义。虽有仲尼之贤，亦莫知其损益。”

我认为礼仪问题恰恰是马戛尔尼一行几乎一无所获（相较于他提出的要求）的核心原因。但同时我们也需要往深挖掘，比如“叩头”“跪拜”的含义，而不是简单地把礼仪仅仅认为是“面子”，从而产生“礼仪无关紧要”的认知。

在下面，我将尝试简单地阐述以下几点。

1.礼对于清帝国的意义以及宾礼所代表的内容。

2.“叩头”是否核心所在？英使始终未能理解礼仪的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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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至少从先秦时代开始，“礼”就是中国社会政治、文化的重要内容。经孔子及后世儒家提倡，“礼”成为儒家文化的主要内容之一。

及至清朝，“礼”一直说中国历代王朝治国的指导思想。

礼者，天下之大本，而王道之大原也。—《请酌定家礼颁行疏》甘汝来，《皇朝经世文编》卷五十 P72
经世安民，莫大于礼。—《请修礼书疏》陈紫芝，《皇朝经世文编》卷五十四 P51
舍礼无所谓政事。—《笔记一则》曾国藩，《皇朝经世续编》卷五十 P42

以《周礼》为基础，构建一套包罗万象的社会秩序。

礼具有教化、防范两个主要功能。而罗友枝在她的著作《清代宫廷社会史》中这么评价。

而五礼（吉礼、佳礼、宾礼、军礼、凶礼）中的宾礼，自然参与了支配性秩序的创建。

我们可以从《大清通礼》中来了解宾礼的作用的一二。

但这里篇幅问题不描述。大意就是“皇上德泽远播引来外藩对清帝国的仰慕和朝贡”

藩王真诚地愿意转化，以进贡、归顺诚恳、忠诚等形式来表现他的诚意。

总而言之，这是一个扩张性的秩序，是一个把藩王的权力包容进皇帝权力的过程。同时在礼仪过程中，始终保持着的是上下级之间的对话，也就必然是不平等的。

但是在礼仪过程中也是包容的，允许差异的。但是核心在于藩王的“向化之诚”

同时对于英国而言，礼仪也同样具有象征意义，也同样重要。因为礼仪“构建支配性秩序”，实施本身也会产生权力关系。

马戛尔尼的“主权平等观”也同样是扩张性的帝国主义的欧洲秩序，其与清帝国的“差序包容观”的碰撞是导致此次礼仪冲突以及使团无功而返的主要原因。

2.“叩头”只是礼的一部分表现。礼的过程是为了验证藩王的向化之诚。

早在英使上岸前，弘历就给梁肯堂他们发了廷寄

行叩见之礼，该督等固不必辞，倘伊等不行此礼，亦只可顺其国俗，不必勉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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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天津的宴会（参加的还有缅甸、安南等各国的使节）后，梁肯堂给弘历的报告声称英使行的是脱帽点头的礼仪。

弘历批评了梁肯堂轻慢贡使的行为（指之前梁不肯前去拜见贡使），同时对于英使的礼仪说了这些。

行叩见之礼，亦无足为荣，不行叩见礼亦何所损？

甚至批评梁

计较至此更成笑话！

当然这里是针对英使对梁肯堂而不是皇帝觐见礼仪的。但是我们依然可以看出，清廷的礼仪并不拘泥于形式而重在怀柔的精神。两次对梁肯堂的指示都是要让梁表现“怀柔”“体贴”。

而后弘历要求梁在不经意间告知英使礼仪问题。

无意闲谈时婉辞告知

在无意间告知，所以三跪九叩之礼，并不是强制的命令，而是可以商量的。

然后到北京前，徽瑞给的报告描述说马他们正在练习跪拜礼，礼仪问题已经解决了。

然而实际上并没有。徽瑞他们上报的许多内容都是编造的，直到使团抵达北京之后一段时间，弘历才知道使团没有接受多少礼仪。

礼仪危机的出现，需要重新进行决策，是挽救使团的礼仪，还是拒绝使团觐见呢？（这个问题含义是，是中国官员的错误举动导致礼仪危机，还是英国人本身就没有向化的诚意？）

而弘历选择了谴责徽瑞等官员，认为他们没能完成任务。

首先谴责了徽瑞不让船只回航，致使英国水手水土不服引发病症。

然后谴责了沿途的地方官员过于优待英国使节导致英国人娇纵。（但是仍然认为英国人本心是好的）

清已经意识到礼仪过程有偏离正规的危险，所以在后来才对原本不重视的跪拜礼加以重视。

而且清也做出了极大的让步，很多人只关注到了跪拜，但却没关注到其他的让步

大清通礼规定觐见时任何外国使节都不能靠近御座，更不用说单膝下跪亲自把东西给皇上

此外，弘历还亲自给英国使者赐酒。

这些让步都表示了清认为礼仪过程中是自己出了错误而对英使更加亲切。

此外，弘历在使团觐见时写的诗《红毛英吉利王差使马戛尔尼前来贡事，诗以志事》中有一句

视如常却心嘉笃，不贵异听物诩精。

都体现了直到觐见时，清帝国从皇上到军机大臣都认为英使是诚心的，对其仍然有好感。

但是之后的事情

这些使清国不得不重新估计英使的来意。

军机大臣只得出一个结论:他对礼仪依然无知—《怀柔远人》P184

此外还认为英使贪得无厌，不具有诚心。

认为马虚伪，而且也了解到英国的强大武力

而这里朝廷对马嘎尔尼的请求的反应略显极端，因而值得评述。

首先，马嘎尔尼拒绝就浙江贸易和安排传教士这两件事提供请求书，再加上有关麦金托什的请求，这些行为不仅仅是过分的，而且如果加以纵容，就会损害借礼仪活动建立相对权力中心这一过程。

看来马嘎尔尼是想从皇帝那里得到官方声明，以作为一种契约使浙江的对英贸易“合法化”，并为以后的类似要求提供先例。即使朝廷并未从这个角度去理解马嘎尔尼请求的意义，它也意识到批准这样的请求与清建立各领土之间的关系的方式是背道而驰的。在沿中线而行的过程中，恰如其分地引导交流、人和事是一种复杂的安排。这种安排构织起权力及权威的关系，它既能对进行中的礼仪进行评估，也能使礼仪的参与者在各种活动中各尽其责,各负其责。而马嘎尔尼的拒绝参与可被视为破坏了止在实践中发挥作用的那种准则，另一方而，朝廷现在所面临的问题，同它在处理徵瑞在马嘎尔尼练斗磕头一事上的撒谎时所而临的问题是一样的，也许英国贡使的确不懂礼仪中的恰当关系，但现在的问题是:有过分之举的，并不止一个人

所以看到这里各位也应该明白了，即使马戛尔尼叩头（PS:实际上有大量文献指出马他们有叩头），他们也不懂礼仪的含义。

有人说是因为这个条约是“不割地的南京条约”，其实不然，讲条件时坐地起价是经常的事情，具体内容都可以慢慢谈。但是这次事件中清却十分不愿意搭理英使(后面更是赶着他们走)，这就说明原因在别处。

所以不懂礼仪的含义自然无法和清国进行有效的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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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看中国人写的历史，没有营养。鸦片战争英国人出动了3000人，其中2000人为作战人员，就这2000人还以中印雇佣军为主。与此同时的英布战争英国人出动了40万人，克里米亚战争英国人出动了20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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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现在还以为马戛尔尼下跪是选项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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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ao-jin-xin-3 网友的相关建议: 
      

其实我有个很邪恶的想法。

老年人敢于闹事、犯罪，更多是有恃无恐，因为国家有政策老人犯罪从轻一类的。

同时罚老人的款他们也很可能不交。

但是大部分老人的收入来源是什么？养老保险啊，治病考什么？医保啊。

罚款不交，停养老金，停医保啊。

老人犯罪处罚从轻是可以啊，折现啊。

有老人犯罪，从轻处罚，但一年刑期按照一万人民币标准来抵。

什么时候交清罚金什么时候恢复社保医保。

违法行为不够入刑的也没问题啊，一样罚款。每次500、1000块的，不交清罚款就不发养老金、停医保。

不配合警察执法？无所谓啊，警察不需要他们配合，直接通知社保中心就行。他们下个月发现养老金被停了的时候会主动来找警察结案的。

让你拿钱出来难，毕竟不能去抄家；不给你打钱还难吗？老人胆子再大难道还敢去抢银行吗？

去闹社保中心？可以啊，数罪并罚，叠加罚款呗，有什么难的。

什么时候交清什么时候恢复。

要相信这帮大爷大妈的信息扩散能力，只要圈子里有一个人被停了半年一年的养老金，整个圈子很快就知道了，很快也就没人敢闹了。

这就叫攻其所必救，他们在乎什么就拿什么开刀。

一般这种坏老人都挺在乎钱的吧？

解决了坏老人问题，还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社保短缺。

一举两得。

ps:不用你们告诉我可行不可行，执行有多大困难。就是个突然冒出来的没仔细论证的想法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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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uan-shi-lang 网友的相关建议: 
      

我觉得因此去学一门学问显然是不需要的，攻壳提出的东西更多的是一个思考的话题，而不是一种思想哲学体系。一遍看不懂也正常，因为这个动画在各个方面制作优秀，第一遍往往会更注意在动作场面或者剧情等其他方面的东西。很多事情来不及思考就到下一个剧情点了。所以弄懂攻壳中想说的思想，TV动画2周目以上是必须的。

你提到哲学和社会学2个方面，那我也谈谈这2个方面我的看法吧，当然攻壳不只是谈了这2个方面。

其实攻壳抛出的哲学思考话题很简单，就是当处于一个网络极度发达，信息技术极度发达的科技水平下。当记忆可以复制，转移，消除，修改的情况下。传统的区别人类个体的方式就开始产生矛盾。或者说人类在抛弃宗教影响下，还缺乏一种真实区分人类思想个体的标准。这个问题在现实中还不会产生问题，但在攻壳那种信息科技水平下就会产生问题。攻壳中，区分人类思想个体是GHOST，放到现实中意思是鬼，幽灵，灵魂。但是这些词在现实中都是或多或少含有宗教含义的，科学定义下是没有这些东西的。大部分字幕组都采取不翻译这个词，直接放出英文，我觉得是正确的。因为用现实中的定义直译，太容易联系到宗教意味。而这个词实际想表达的是科学定义下的灵魂，删去宗教定义的灵魂，或者另一个比较接近的词是意识。攻壳就是想谈谈这个GHOST是什么。

我之所以说这个涉及到一些哲学意味的话题并不难，因为现实中每个人肯定都想过。科学上解释大脑的运作，是一个极度复杂的神经网络系统利用生物神经信号来获得记忆，并且利用记忆进行各种复杂的基于神经网络的思考活动。但对比电脑，发现有一个东西是缺失的，我们用电脑，电脑主机CPU对应大脑的运算功能，主板对应各种神经型号的传递，内存和硬盘对应储存记忆的皮层，那么使用电脑的USER是对应什么，没有USER电脑根本不知道该做什么。那么对应到大脑，是谁在作为USER指挥大脑去做事情。一般现实中会想到意识这个词，但是意识是什么科学上现在说不清楚。所以当人脑对应电脑时，就很容易发现这个问题，而攻壳的世界观下，恰恰是一个人脑电子化的世界，所以这个世界下，这个问题就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

其实攻壳也无法给GHOST定义，只能说是用很多事例来说明必须有这玩意的存在。比如说少佐和笑脸男共享了记忆，但他们并没有变成一个人。

最近上课，老师谈脑机接口，也扯过这些东西，所以谈的比较多，其实上面废话较多，精简下来估计也就几句话。所以另一方面，社会学的方面就不多谈了，直接精简吧。

社会学方面就是赛博朋克作品普遍要谈的东西，就是高度发达的信息技术背景下的反乌托邦。这种作品包括攻壳，一般都会描述政府，大公司大资本家，会利用发达的信息技术来加强强权，而主角队，无论是革命者，犯罪者，还是什么其他种类的挑战者，也往往是利用发达的信息技术科技来反抗这种强权压迫。攻壳的主线，TV1中做微型机械的医疗公司（名字忘了），警察局都是强权的这一方。九课和笑脸男是对他们的挑战者。而TV2中久世英雄是挑战一方，但他们太激进了，实际用的压迫手段让观众更觉得他是强权一方。所以社会方面，谈的阶级统治和我们现实的社会没有本质区别，只不过随着人类普遍认知的提高，上层阶级要维持统治，会倾向于尽量的让下层民众感觉不到自己在被压迫被统治，就是反乌托邦作品中的要反的这种表面理想的社会。而赛博朋克作品作为一类的反乌托邦作品，特别的是，其中信息科学技术的发达导致信息可以操控，甚至记忆可以操控，使得思想的操控和反操控成为一个焦点。攻壳也是表现这方面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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