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中有哪些细思恐极的细节？ 第2页

多年前看的一个纪实性质的新闻节目，故事发生在山东西部。
一户农家，只有儿子和老母亲相依为命。
那一天儿子下地干农活，如果没有发生后来的事情，这一天将是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一天。
那时候生活很苦，可老母亲不知道怎样省出了一些肉，她要在中午做一顿有肉的好饭，犒劳整天就知道干活的儿子。家里亏欠儿子太多了，孩子他爹早早地弃世了，全靠着儿子能干，这个家才没有完全烂包。
老母亲还想了其他一些事情吧，比如给儿子娶个媳妇儿？或许她不敢这样想，毕竟家里连温饱都是在勉强维持。但谁不盼着有个好呢？如果没有盼头了，这生活该怎么过下去。
所有的一切都在门打开后戛然而止了。
一个日本“太君”带着一些鬼子兵在汉奸的带领下进了这个村子，然后随机进了这个院子。
老母亲做好了饭，正在等儿子回家。
出于最朴素的中国礼仪，老太太问日本人，你们吃了吗？有肉，一起吃。
太君给出的回应是一个耳光，出于中国目前一些人为日本大人的理解，这可能是太君没有听懂老太太晦涩难懂的山东土腔吧。
老太太本能地哭起来，这时候儿子回家了。
血气方刚的男青年，虽然没上一天学，不认识几个字，但他也知道自己母亲被欺负了要帮母亲讨回公道。
他向汉奸问为什么打人，朴实的庄稼人以为都是中国人，哪能不帮中国人说话呢？
回应他的是刺刀。
被刺了一下的青年只流了一点血，没有受重伤，仰慕日本大人的中国人（或许可以仍用中国人称呼他们吧）肯定会把这理解为出于以大东亚共荣为目的的日本太君的仁慈。但后面的事情证明了，日本太君只是想玩一个游戏。他们捅了青年一下，让他没有进一步反抗的能力，然后当着他的面刺死了他的母亲，然后当着他的面割下了他母亲的两个乳 房。
青年极力想要起来反抗，但他又被刺了几刺刀，然后日本人割下了他的生殖器。
在他没死透的时候，把他的生殖器，放进了他母亲尸体的阴道中。
电视节目中采访的老人说，当时听院子里发出了不像是人能发出的声音。持续了很长时间。
被采访的老人还说，村子里被杀绝了十七家。
这些枉死的人，哪个不是老实的庄户人？他们中有等儿子回家的老母亲，有刚学会走路的小孩子，有憧憬着未来生活的新婚夫妇，无一例外的，他们都是中国最最普通的底层农民。
大学时，教我们政治的张侠老师对课堂上一些崇拜本拉登的男生说，如果本拉登真刀真枪地杀死了几万最精锐的美国大兵，那说明他确实有过人之处，但如果它只会杀死平民来制造恐慌，那它以及和它相同性质的都是畜生。
我学的是日语专业，对日本可能有不少了解，但越是了解的多，我越无法劝说自己去原谅。我奶奶在的时候，常给我讲住在马石店的大姨姥躲鬼子的事情，要把家里翻乱，越乱越好，这样能让鬼子以为已经被翻了一遍，就不会再翻了，年轻女孩、妇女要把头发剪短，脸上抹上粪便和草灰，这样可能会逃避鬼子的强奸。
我为我上面说的一切负责，这个电视节目是山东电视台播放的，时间约为十五年前。

“生的荒唐、死的窝囊 ” —— 记75年前叙利亚那场未竟的军事冒险

近日以来，俄罗斯空军在叙利亚动作频频使得叙利亚局势再次成为国际主流视野的焦点。特别是在巴黎恐怖系列袭击事件发生后，法国加大了对ISIS组织的空袭力度；紧接着继一个月以来的笔墨官司后，土耳其与俄罗斯空军间围绕叙利亚行动引发的系列摩擦终于升级成了交火事件，一时间大有风雨欲来中东战事全面升级之势头。固然当前网友们口中的“俄国大军登陆特拉布宗、”“普大帝身着紫袍重返君士坦丁堡”类似言论更多是看热闹不嫌事大的夸张式调侃搞笑，然而事实上这已经不是叙利亚第一次因法国在内的西方势力干涉而成为世界性的战争危机中心了：早在75年之前，英法两国围绕叙利亚为中心展开的一次未竟的军事冒险，险些掀起比今日更大、甚至于改变整个旧大陆世界格局与命运的波澜。

1.

时间倒回76年前，1939年4月16日，时任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马克西姆·李维诺夫在会谈中向英国驻苏大使西兹提出了一个正式建议，主张英法苏三国结成联合阵线，对中欧和东欧受德国侵略威胁的国家（波兰、罗马尼亚、芬兰、爱沙尼亚、拉脱维亚）提出安全保证。然则这一提议遭到了来自几乎所有被提议保护国家的强烈反对：地缘政治而论，对这些小国来说，苏联迫切寻求在中欧和东欧充当缓冲的“友好”国家的强烈意愿，和纳粹德国试图在同一地区实现控制从而达到“民族复兴”目标一样危险。

苏联人对陷入僵局的谈判已经失去了耐心，1939年5月3日，还没有等到英国人回复，帮助苏联加入国际联盟、对提高苏联国际威信做出了巨大贡献的李维诺夫便突然被总理莫洛托夫所取代，并遭到了软禁。这一突如其来的职务变动实质上宣告长期以来苏联为应对纳粹德国一系列侵略活动而试图联合其他欧洲国家的集体安全政策最终失败。5月2日还与李维诺夫有过接触的英国人措手不及，直到5月8日才匆忙提交了一份新提议——然则为时已晚：5月14日，莫洛托夫在给英国驻苏大使西兹的备忘录中，以安全保证的适用范围不够大、援助规模和形式的不具体为由予以回绝。

著名的反共斗士、英国首相丘吉尔在他的回忆录中这么描述李维诺夫被解职：“这位被德国视为眼中钉的卓越的犹太人，一时像一件破旧工具似的被丢在一边了；不让他为自己申辩，被毫不留情地撵出世界舞台，过幽居的生活，靠微薄的薪给度日，还受到警方的监视。”然而站在苏联立场上，当苏联在捷克危机时期不惜进行了局部动员来震慑德国，而最终连慕尼黑会议的出席都没能获邀，那么英法等国关于加入集体防卫的谈判诚意便很值得商榷了——事实上即便是反共斗士丘吉尔本人也不得不同时承认：“俄国政府所提出的建议，是想成立反侵略的英法俄‘三国同盟’ ……联盟的目的，只是为了抵抗将来发生的侵略行为和保护被侵略的国家。……我看不出苏联建议有什么不好。这个简单的建议有什么不好的呢？有人说：‘你能信任苏联政府吗？’我想他们在莫斯科也会说：‘我们能信任张伯伦吗？’”

李维诺夫因其亲美英法等西方国家的关系，于1941至1943年短暂出任苏联驻美国大使，这位曾致力于推动美国承认苏联的外交家在此期间内又推动了租借法案适用于苏联。

不管怎样，伴随着莫洛托夫-里宾特洛普协定及其一系列新的经贸协定的签署，东西两线同时夹击纳粹德国的计划已经化为泡影。摆在英法两国面前的一个更迫切的问题：如何避免纳粹德国从物产丰富的苏联获得其所稀缺的战略物资来支援其对英法战事——考虑到本位面在截止苏德战争爆发前的18个月内，德国从苏联获得了包括200万吨石油产品、14万吨锰、2.6万吨铬在内的巨额战略物资，这个担忧绝对不是多余的。

2.

1939年10月欧战爆发伊始，面对苏联向纳粹德国输血成为既定事实，英国参谋长委员会（英国并没有总参谋部传统）早早展开了对“英国对苏联宣战的利弊”问题的研究：时任国防协调大臣，查特菲尔德勋爵向参谋长委员会提交了名为《关于苏联石油开采区易受攻击》的报告。该报告明确指出，有鉴于苏联当时三个最主要的石油重镇：巴库（毗邻里海）、迈科普（毗邻黑海）、格罗兹尼（毗邻通向里海的捷列克河）由于储量丰富、油压偏高，均是采用粗放的喷射方式来开采，因此更容易遭受轰炸破坏，从而达到“使俄国及任何一个希望从它那里获得石油的俄国盟国失去石油、” “这个潜在敌人的全部机器因汽化器缺乏燃料而无法开动”的战略目标。

曾经的高加索四大石油重镇，巴库与巴统已经成了外国，格罗兹尼被民族主义者变成了国中之国，令人唏嘘。

突击高加索的方案得到了法国方面的大力配合。1939年8月欧战爆发前夕，法军近东地区司令部组建，出任总司令的是一位叙利亚人民的“老朋友”：曾于1923到1924年间短暂出任黎凡特（Levant一词源自法语“东方”，指代近东地中海区的国家地区，此处特指一战后被法国监管的叙利亚和黎巴嫩）地区高级专员（实质上的殖民地总督，“太上皇”）的马克西姆·魏刚。

在这里不得不稍微提及一下叙利亚当时的政治局面。根据1920年8月10日在法国签订的赛弗勒合约，叙利亚和黎巴嫩被划归法国的委托统治之下。随着战争阴影的逼近，1938年12月，法国政府决定不履行1936年人民阵线政府与叙利亚和黎巴嫩政府草签的关于给予半独立地位的条约，引发了当地民族主义者的强烈反弹。而1939年法国方面为促成英法土三方互相防卫同盟条约的签署，默认了哈塔伊省公投加入土耳其（没看错，正是今下俄罗斯战机被土耳其击坠事件的事发地），更是导致了叙利亚政府的集体辞职。态度强硬的时任高级专员加布里埃尔·皮奥于是在7月7日宣布暂时废止叙利亚宪法，一并被撤销的还有叙利亚外交部和国防部，其事务由法国方面直接接管；而此时以法军近东地区总司令身份重返叙利亚的魏刚正好填补了这一权力空白。 根据英法两国达成的协议，新官上任的魏刚同英军中东总司令韦维尔、英国地中海海军司令坎宁安将互相配合进行这场高加索大冒险的准备工作，“打断俄国的脊梁骨（时任法国陆军总司令甘末林语）”。

这并不是魏刚第一次参与针对苏联的军事行动。早在 1920 年 7 月，魏刚就作为法国军事代表团的一员来到波兰支援对苏战争，出任波兰军总参谋长、塔德乌什·罗兹瓦多夫斯基的高级顾问。然而由于魏刚和他的小伙伴们未能带来波兰人所急需的援军，使得魏刚等人在波兰的地位十分尴尬：他提出的军事建议几乎都被惨遭无视，不少波兰军官甚至在魏刚在场的场合只用其听不懂的波兰语交流。 8 月 25 日，华沙战役结束不久，只在波兰停留了一个月的魏刚带着一枚安慰奖式的波兰二等勇气十字勋章（ Virtuti Militari ）黯然登上了回国的火车。讽刺的是，回到巴黎的魏刚被不明真相的法国群众当成“那个拯救波兰乃至欧洲的英雄”热烈欢迎，当时还是法国总理的亚历山大·米勒兰还为此亲自授予其法国荣誉军团勋章大十字勋位（ Grand Cross of the Legion of Honour ）。

反复推敲后，两个性质相似的计划：英国的“MA—6计划”和法国的“RIP计划”在1940年春终告出炉。而无论是哪一个，英法方面对这次空袭行动均抱持有我们现代历史爱好者立场上所难以想象的乐观态度：对苏联油田和高加索各城市实施空袭只需包括有5个美制格伦·马丁式轰炸机机群和4个英国布莱汉姆式轰炸机群、约90至100架不等的规模， 从不同高度进行昼夜轰炸；信心满满的盟军参谋大胆预测，这样规模的空中突击足够“在一天半内摧毁巴统，在十二天内摧毁格罗兹尼，在十五天内摧毁巴库，”从而“决定整个战争的命运。”

（所以说参谋大爷们不要再学地球另一面的同行们立奇怪的 flag 了……）

不同于英法远征军协同芬兰军切断摩尔曼斯克至列宁格勒交通线的计划姗姗来迟，最终沦为了激励曼纳海姆继续对苏作战的空头支票，各种意义上更为大胆的高加索方向突击计划已经不仅仅是停留在官僚们的笔头下：1940年3月20日在叙利亚的阿勒颇召开了驻黎凡特法军和英军指挥部代表的会议，会议中表示，“空袭计划内涉及的二十个一级机场的建筑工程将于1940年6月前准备就绪”。一个月后的4月17日，魏刚向甘末林的报告中也传达了“空中突击的准备工作将于6月底至7月初完成”的信息。

图一所示的是一架隶属法国空军的美制格伦·马丁 167 “马里兰”型轰炸机及其机组在 1940 年的叙利亚，图二则是编队飞行训练中的某宝同款（雾）。这款飞机在战初的英法空军中都有大量装备，他们是计划中对苏空袭中的主要力量，而事实上几个月后他们将随法国一并退出战争；更讽刺的是再过一年，他们将代表维西法国而战，抵抗来自一年前的盟友、中东英军司令部总司令韦维尔对叙利亚与黎巴嫩的进攻。

与此同时，盟军的陆军力量针对高加索地区的攻势也在紧锣密鼓筹备当中：1940年3月15日，甘末林的《关于作战问题》报告中提到，英国可能会主动提出使用伊朗领土进行对苏联的陆上攻势。同时法国在黎凡特集结的越来越多的兵力使土耳其军队有可能加入在南高加索地区的活动：此时仅魏刚麾下集结的法国陆军部队已经达到了8万人，其中驻扎在贝鲁特的三个师及其司令部已经被编组成了一个“黎凡特快速军队集群”在待命。值得一提的是，其中包括一只出身特殊的部队：由从南欧取道土耳其、一路撤到叙利亚的前波兰军队人员组成的喀尔巴阡步兵旅，约有4千余人。

一系列战备工作是如此频繁，以至于在大清洗中损失惨重的苏联情报系统也嗅到了危机。1940年5月16日，时任乌克兰内务人民委员部（即大名鼎鼎的NKVD）边防军司令员奥索金和乌克兰内务人民委员部边防军政委克柳耶夫在给乌克兰内务人民委员部的特别报告中汇报了英法在土耳其的一系列物资调运活动：

1940年9月，一位不速之客在苏联内务人民委员会的接应下经非法途径从土耳其潜逃了出来。这位生活在土耳其的格鲁吉亚裔侨民其真实身份是一位代号为“奥梅里”的间谍。因其与一位档案中被代称为“59号”的格鲁吉亚孟什维克党高层交往甚密，被NKVD发展成线人并成功叛逃。这位间谍为苏联方面带来了大量有关泛高加索地区各民族在海外流亡的民族主义者群体的相关情报，其中包括“59号”于1939年9月前往叙利亚与魏刚见面，并在其引荐下辗转至伊斯坦布尔为法国驻土耳其武官盖尔戈将军担任高加索事务顾问的一系列经过。在盖尔戈的帮助下，“59号”同包括土耳其参谋总长费夫齐·恰克马克元帅、奥斯曼帝国末代三巨头之首恩维尔（这位著名的泛突厥主义者堪称如今东突势力的祖师爷）的侄子努里、及其女婿奥尔倍将军等在内的土耳其军方背景浓厚的实权人物建立了联系。法国方面竭力撮合格鲁吉亚民族主义者与土耳其人合作，强调双方正同苏联进行的共同斗争以及在高加索地区建立缓冲国带来的潜在共同利益。也正是在同上述相关人士的交往中，“59号”亦获悉了盟国方面准备轰炸巴库等高加索重镇的计划，并被“奥梅里”获悉。

然则就在突击行动已箭在弦上，欧战局势发生巨变。随着国内战局灾难性的恶化，1940年5月17日，魏刚被急急忙忙召回国内接替被解职的甘末林，一片混乱中行动计划被搁置。6月17日，贝当在广播中要求停战；6月25日，新任法国国防部长的魏刚致电法国各殖民地司令官命令履行停战条件，叙利亚的法军陷入分裂：6月28日，接替魏刚成为法军近东地区总司令的米泰尔奥赛将军最终屈服于命令，封锁了法属黎凡特地区国家与英属巴勒斯坦的边境；而另一方面他的参谋长、未来的自由法国将领德·拉米纳上校带着包括波兰喀尔巴阡步兵旅在内的一小部分军队在留下了坦克等重装备后穿越边境与英军会合。就这样，雄心勃勃的高加索军事冒险在一地鸡毛中胎死腹中。

发生叙利亚的黑色幽默并未画上句号。近一年后的1941年5月，为支援发生在伊拉克的武装政变，在叙利亚的轴心国“停战委员会”征用了自休战以来一直被封存的法军武器、弹药并将它们运往伊拉克，用以对抗英军；曾是英法大力争取对象的土耳其，在轴心国的政治压力下也选择对其开放自己境内的铁路系统，好让从阿勒颇出发的军火列车可以直接驶抵伊拉克的摩苏尔；至于那些原本被修建用于对苏轰炸的空军基地也被开放给德国空军来支援伊拉克方向。

忍无可忍的英国人终于下定决心对一年前还在同一战壕内的法国近东军动手。5月14日，皇家空军开始轰炸叙利亚境内德国人正在使用的机场；6月8日，盟军部队开入叙利亚境内，与一年前的法国盟友交火。7月14日，在美国领事的调节下，盟军与维西当局达成了停火协定。根据协定，与这次战役相关的维西当局及其军队被自由法国方面给予慷慨大赦， 不愿加入自由法国的法国战俘可以在被解除武装后遣送回法国本土。生的荒唐、死的窝囊的法国近东军就这样迎来了自己的最期。

1941 年 7 月，叙利亚的阿勒颇，自由法国空军的人员正在机场检查一架被维西法国遗弃的“马里兰”型轰炸机。

3.

当我们回过头来审视这场未竟的军事冒险，能感到的只有庆幸。正如盟军参谋所预测的那样，高加索突袭行动若按照原计划得以实施，各种意义上的确能 “决定整个战争的命运”——虽然是负面意义上的。既然互相在奥地利与埃塞俄比亚问题上相互作梗下绊多年的德意两国可以为了更远大的战略利益暂时搁置双方在巴尔干、阿尔卑斯山口的地缘政治矛盾结成同盟，进一步深化的苏德同盟完全是有例可援的成熟操作——此时盟军对苏联的主动攻击毫无疑问会替双方打消最后的顾忌。一旦苏德两大巨人的“邪恶轴心”得以成型，几乎意味着旧大陆主要发达工业区、产粮区及工业人口的联合，其所带来的破坏力毋庸置疑将是空前的；至于地球另一边在苏联援助下苦苦支撑的中国人民，其命运会被苏德“邪恶轴心”的战车车轮、及其可能为远东地缘政治关系带来的一系列潜在连锁反应带向何方，只能说细思恐极。

1939 年 9 月 22 日，布列斯特 - 利托夫斯克城，为庆祝该城按协定移交苏联军队，“展示苏德双方在波兰战役结下的战斗友谊”，苏德双方举行了联合阅兵式。图一从左至右分别是冯·维克托林、海因茨·古德里安、谢苗·克里沃舍因。虽然在本位面中，后两位坦克战天才最终兵戎相见，克里沃舍因更是一路打满全场，参加了柏林战役；谁又能断定，在另一个苏德“邪恶轴心”的位面里，这位讲得一口流利法语与古德里安谈笑风生、比旁人高到不知道哪里去了的犹太裔指挥官，会不会有机会继续友好合作呢？苏联坦克与德国大兵并肩开上街头的一幕幕，会不会在开罗、德黑兰、德里、乃至伦敦出现呢？

以史为鉴，不仅仅是需要人类牢记战争伤痛，缅怀牺牲先烈，更重要的是察古知今，在历史与现实的比照中总结经验教训，防止历史悲剧重演。遗憾的是，包括英法在内的西方诸国似乎早已忘记了自己75年前同在叙利亚自作聪明反被“聪明”所误，甚至险些给旧大陆人民带来灾难的那出黑色喜剧，仍醉心于在中东搞驱虎吞狼之计，自以为能坐收渔利……

却不知他们这次还能笑到几时？

战后的世界迎来了生育的狂潮——身在德国的美国人中曾流行过这样一句话，“欧战胜利日（V-E）先来，性病（V-D）紧随其后”，从胜利日直到1945年底，西线美军中性病发病率激增了235%，造成的结果是，每年每千名士兵中有250人罹患性病。在日本关西有13000名混血儿降生，巴黎1945年因性病住院的女性人数要比1939年高出五倍，1946年荷兰的合法新生儿数量达到了该国有史以来的最高峰，这还没有算上数千名私生子。甚至就连九死一生瘦骨嶙峋的犹太幸存者都在抓紧生孩子——年龄在18～45岁的犹太妇女中有三分之一在收容所里生了孩子。当历经艰险的人们终于回家之后，他们开启了世界范围内的婴儿潮，仅仅美国在几年内就有七千万婴儿出生。

在大多数劫后余生者终于回家的同时，许多人不得不被迫离开自己的故乡。四百万东欧日耳曼人被驱逐出自己的家乡、毒打、强奸甚至杀害，无论他们是否支持纳粹。主导者自然是杀红了眼的苏联人（“士兵，你现在到德国了，狠狠报复那群希特勒的狗崽子们！”）。苏联人在中东欧地区的暴行能够理解，人们通常都只记住了苏军的糟糕军纪和“人海”而忘记了苏联巨大的牺牲和连年苦战，苏联红军在莫斯科死了六十万人，在斯大林格勒死了八十万人，甚至在柏林都死伤了三十万人，但并没有好莱坞来为他们树碑立传——横渡第聂伯河的伤亡人数是诺曼底登陆的一百倍，知名度恐怕要比诺曼底小一千倍。然而最热衷于迫害“德国鬼子”的人却不是有着切肤之痛的苏联军人，反而是些通常在战时没什么英勇之举的人士：许多德国平民被捷克人塞进足球场用机枪扫射，更多的人被波兰人送进了奥斯威辛——对，就是那个著名的死亡营，“没有德国人能够从那儿活着出来”，一位亲历者说，在集中营中一位18岁的波兰民兵下令处死了6000人。迁徙中幸存下来的东欧日耳曼人一般都认为，他们宁愿被苏军“护送”（往往伴随着强暴和劫掠），也不愿意陷入一群波兰或捷克人中。

比东欧日耳曼人更加悲惨的是犹太人，他们好不容易返回家乡，却发现自己的一切财产都已经被掠夺殆尽，并且还时刻遭受死亡威胁。1945年夏至1946年，有1000多名犹太人在波兰遇害——就好像纳粹在那里杀害的三百万还不够似的，当时一份波兰周刊《复兴报》在1945年9月说：“我们知道，在这个国家，一个全新的社会阶层——新生的波兰资产阶级——业已形成，不夸张地说，其往往占据了被害犹太人的位置。而且大概因为手上能闻到一股血腥味，这个阶层的仇犹情绪比以往更为强烈。”无论如何，在世纪初时还占波兰总人口十分之一的犹太人多半都已永远消失在了世上，此后这个国家的历史中再也听不到意第绪语的声音了。

就算在西欧，劫后余生的犹太人也没能要回他们被夺走的房子，他们沉痛地发现，自己不仅无法期待任何旧日的邻居能够理解自己的痛苦，而且经过了若干年德国占领军大棒式的宣传后，反犹主义事实上不降反增了，一位荷兰读者曾经向报纸寄去过这样的信件——“毫无疑问，犹太人正是由于遭受德国迫害，博得了荷兰人民的巨大同情。现在犹太人有必要见好就收，别太过分；他们应该时时刻刻牢记感恩的义务…他们真的不是唯一吃过苦的人。”事实上，整个欧洲直到60年代才真正意识到犹太人曾经经历了什么。

在这样的情况下，一个从奥斯威辛这样的地方幸存的德国、荷兰或波兰的犹太人，怎么可能回归过去的生活呢？已经不可能了，他们转向了犹太复国主义，“今天，我们是巴勒斯坦的决定性力量…我们有自己的商店，自己的工厂，自己的文化，自己的步枪…德国人休想在犹太教堂里屠杀我们，因为每个犹太男孩和女孩都能射杀任何德国兵。”他们的领袖如是说，于是他们带着仅存的希望去了巴勒斯坦，在那里他们将会造出自己的步枪，那些步枪注定了会射杀许多人。

在伟大的战争背景之下，同犹太人一样被遗忘的还有很多人——印尼和马来亚的华人、混血儿和日本平民被当地人成百上千的屠杀，尸体吊在竹竿上或塞满了水井；在疆场为“自由和永恒的法国”抛头颅洒热血的阿尔及利亚人想要得到更多的自治权，却被法国主子轰炸了几个礼拜，据说死者高达三万人；同样的惨剧还发生在越南，以为自己将获独立的本地人遭到了法国军警的逮捕和酷刑，于是数以万计的越南人来到了河内，倾听胡志明发表的独立宣言。

还有些人的“被忽视”对他们来说是一种不折不扣的幸运。石井四郎是一名军医，全日本帝国最早号召开打细菌战的人，他一手在哈尔滨创办了731部队以及活体实验基地，管来自中国、俄国和美国的试验品叫“猴子”或“圆木”，将大量装满老鼠和跳骚的炸弹投入中国城市。他成功地在苏联红军到来前逃离并且毁掉了所有的设施，并且在受到美国人审讯的时候说服他们，在华取得的人体试验数据“对美军有巨大价值”，因为美军相信苏联在这方面走到了他们前面。1959年石井四郎中将安详地逝世于东京，督办葬礼的是他在731部队的副官，北野政次，此人当时是日本第一家商业血库“绿十字株式会社”的老板。

最邪恶的人轻易地逃脱了惩罚，没那么邪恶的人却被当作典型送上了绞架。人称“马来之虎”的山下奉文将军因纵容马尼拉大屠杀而被审判。尽管他的命令是让所有日军撤离，但充分发扬下克上传统的中级军官和海军拒绝接受命令，反而在灌饱清酒后大肆屠杀了10万菲律宾人，彻底烧掉了这座城市。山下声称自己问心无愧，但接受绞刑的判决，因为那么多子弟兵客死他乡后他已无颜回到祖国——“我过去所认识的世界如今成了一片屈辱之地，此时我若不死，则更待何时？”他临死前说。

为什么要在东京审判之前就匆匆判处山下死刑？美国远东军司令，西南太平洋战区盟军司令，五星上将麦克阿瑟的解释是，山下令军人这个职业蒙羞了——然而实际上更有可能是因为马尼拉曾是麦克阿瑟本人最喜爱的城市，他需要找到人来为屠杀和1942年被本间雅晴逐出菲律宾的事实负责，山下奉文正是不二之选。另一位在菲律宾击败迈克阿瑟的将军，本间雅晴，也遭遇了相似的报复。本间被指控为臭名昭著的“巴丹死亡行军”负责而枪决，尽管事实上下达命令的根本不是他。而另一些没有如此触怒麦司令的人，比如使用过化学武器，执行过三光政策的冈村宁次，就可以再活二十年，于病床上安度晚年，更不要说无数带着南京和马尼拉居民血债安然回国继续生活的中下级军官了。（事实上，真正下达了巴丹死亡行军命令的军官反而顺利逃脱了审判，就是@吴天微答案中提到的那位

对于全世界来说这场战争都是一场梦魇，然而梦魇的持续时间各不相同。美国仅仅进行了三年多的海外作战，苏联和德国付出的则是大半个国家付之一炬的代价。法国因为过早退出战争而受损甚微，而隔壁的荷兰却在战争的最后一年经历了史无前例的大饥荒。意大利南部早就得到了解放，北部却同盟军与游击队作战到战争结束。而对于中国和日本来说，“战争时期”已经持续了快十年，很多孩子生下来甚至都没见过什么是“和平”，就连他们的平均身高比起上一个和平中成长的世代都降低了六厘米（日本对十二岁城市儿童的调查）。

当然，这一切无论如何总算是在同一时间结束了——但战争真的结束了吗？对于有些被遗忘的人来说未必如此。数十万德国和日本军人滞留在西伯利亚和东南亚的集中营做着苦力（往往是在拆除自己军队建造的工事设施），有些直到十年后才回到祖国，他们发现自己在曾经视自己为英雄的民众眼中早已变成了无能的战败者和邪恶的屠夫，曾经坚信的事物早已破灭，妻子说不定嫁给了当年的好友，满身伤痕的自己在破败的经济形势下竟然找不到糊口的工作，曾经许诺给老兵的退伍金更是不见踪影。自己已经再也无法容身于世界上了。这样的情况下，许多老兵自杀、沦为瘾君子和犯罪者、留下难以治愈的后遗症或者穿着仅有的一身破军装沿街乞讨，似乎都是可以理解（如果不是司空见惯的话）的事情了。

第二次世界大战曾经如此深刻地影响世界局势，以至于其中每个细思恐极的小细节都对日后的世界有着很大的意义。对于1945年终于迎来胜利的人们来说，他们看到了数十年的苦难之后初现的新世界的曙光，然而这其中仍然不可避免地有着许多被忽视的黑暗，正如历史上的所有其他时期一样，这点是七十年过后的我们，也应当铭记在心的。

以上二战末期以及战后的事实出自于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的《零年：1945》、三联的《拥抱战败》《镜子》等书——这些书中可以说充满了各种各样令人细思恐极的事实，带来暴风骤雨般的阅读感受，上面仅仅是简单列举一二而已。

当然，书中在黑暗之外，同样也有充满希望的描写，然而作者们力图向我们展现的事实却是——无论战败还是战胜，国家、社会、群众乃至人性的本质不会改变。

最后就让我们以其中一位作者的原话作结吧——“当然，这样的世界不会长久，没有什么是永恒的。但这不是我们不向1945年的男男女女，向他们的苦难、憧憬和抱负致敬的理由，纵然许多期待将化为灰烬，一如世间万物。”

有人提到了日军在东南亚虐待战俘甚至吃人肉的事例，我做个补充，其实日军在东南亚战场的种种丧心病狂的作为丝毫不逊于侵华战争的那些。

在马来亚和新加坡战役中扮演重要角色（先任参谋）的日本陆军参谋军官辻政信（

），先是参与了新加坡大屠杀（

）(

)，随后在本间雅晴麾下的第十四军参与了巴丹战役，并直接发出了“巴丹死亡行军”的命令，这是一场大规模的虐杀战俘的惨剧，据一些记载称辻政信曾经下令让士兵食用被处死战俘的肉。

参考：

中文维基：

英文维基：

比较系统的介绍此人经历的文章：

当然，日军在二战中犯下的战争罪行罄竹难书，如松井石根，谷寿夫等战犯也为大家所熟知，所以辻政信的这些作为虽然残酷而邪恶，但还远远不能称之为“细思恐极”，我要介绍的重点是这位“豺狼参谋”在战后的结局，这才是“细思恐极”的地方。

盟军在东南亚转入全面反攻后，时任驻缅33军作战参谋的辻政信大佐也从密支那仓皇败退，1945年停战前此人还滞留在东南亚，“6月，被任命为驻泰国曼谷的第39军作战主任参谋。7月15日，被任命为新组建的

高级参谋，参谋长是他在关东军的上司花谷正中将。”

终战后，他明白自己一但落入英美盟军手中，难逃被审判甚至绞死的下场，于是他隐姓埋名化装成和尚逃离了曼谷。

一般逻辑，战败的军人潜逃第一目标肯定是回家，但此时日本仍然处在美国海空力量的全面封锁中，要回去谈何容易？辻政信究竟是如何安全脱离战区并活到战后的呢？

“日军投降后，辻政信为了躲避英军的搜捕，由

机关安排，辗转经河内、重庆于1946年7月1日到南京，被安排在国防部第二厅“第三研究室”办公。”

是的，同为二战被侵略国的中华民国的情治机关和国防机关，掩护并收留了一名罪行累累的日本军官，甚至为他提供了一份工作（同时受聘的还有级别高的多的

大将），直到后来的内战中这个政权左支右绌，才将这些“顾问”遣送回国。

二战中厮杀得你死我活的两个国家、两支军队的军人，却在战后“化敌为友”，甚至不惜违反战争清算的国际共识，这才是令人“细思恐极”的地方。

当然，时任中国军政部门负责人的领袖人物并非人像孩童，做的决策都是有目的、有理由的，庇护、容留日本战犯为其效力，显然是为了利用他们的能力帮助自己；也许，战争中敌对政权的矛盾，要让位于一些更重要的东西。但这种违反人类良知和国际共识的做法，也给作出这种决定的政权本身造成了政治上的失分，并更加清晰地反应出了它的性质。

后续剧情是这样的：

“辻政信于1948年5月26日回到日本以后，四处躲藏，直到1950年1月1日占领军总部宣布战犯搜索结束以后，辻政信才敢公开露面。”

随后他摇身一变成了议员，还多次出国访问，最后一次出现是在老挝，然后神秘消失在越老边境。。。’

“1952年他成为议员，曾经会见过周恩来和尼赫鲁。1961年他向参议院申请了40天休假，据称是去北越并于4月4日出发，但是过了5个月还是没有消息。据调查他在4月21日于老挝和原日军军官的会谈就是最后一次出现，之后就化装成僧侣向贾尔平原出发了。关于他的结局的推测五花八门：包括有在越南参加反共军，被老挝游击队巴特寮处决，被CIA暗杀和在古巴当卡斯特罗的顾问等。”

最恐怖的是二战距离一战也就不足20年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