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九一八事变 张学良不抵抗 几十万东北军依然跟随张呢？ 第1页

因为不跟随张学良的东北军已经投日了。

某种意义上9·18事变对于张学良来说不算是坏事，因为9·18之前东北军内部矛盾是很大的，甚至可以说郭松龄反奉事件中就已经暴露出东北军高层与张作霖、张学良父子的离心离德。

就连张作相都派人与郭松龄联系，希望郭能“确保张作相督吉”。

9·18事变后大批原本只和张家父子保持盟友关系的老奉军纷纷投敌，对于张学良来说反而起到了净化奉军的作用。

在9·18事变一年后，至少有8万旧奉军加入伪满洲国军队。

只要提起918，不少人都认为就是某一个晚上，几百个日本人突然袭击正在睡大觉的30万东北军，然后张学良这个废物下令说我们要打不还手骂不还口，于是这30万东北军就像沉默的羔羊一样，任凭日本鬼子宰割，没死掉的就当了汉奸，拱手把东北的黑土地送给日本人。

基本上有这种看法的人，都是文盲。

其实918并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而是日本关东军在中国的几股政治势力配合之下，对东北和炮党政府进行的军事打击。

首先，我们先看看918之前中国的局势：

炮党分裂成两个部分，蒋介石的势力在江浙、两湖、安徽；实力派军头李宗仁、陈济棠则割据两广；

半个江西在红军手里；

云南是龙云的天下；

四川、贵州大小军阀林立，处于省内联邦状态。

再看看北方，东北四省（辽、吉、黑、热河）是张学良的基本盘；

1930年的中原大战后，西北王冯玉祥和山西王阎锡山被蒋介石、张学良联手击败，冯、阎二人的手下继承了他们的地盘，

冯玉祥系的韩复榘（12军、6军共7万人）占据了山东；

阎锡山系的傅作义（35军共5万人）驻军在绥远；

陕西地头蛇杨虎城（17路军共7万人）抢到了陕西，杨虎城给冯玉祥打过两年工，在中原大战前脱离冯玉祥、投靠老蒋，不过在冯玉祥失势后，他吸收了不少冯玉祥的军队；

山西是阎锡山系商震（32军5万人）的部队，冯玉祥系宋哲元（29军4万人）的人马开始也在山西，后来转移到察哈尔；

河北则一分为三，分别是张学良的部下于学忠（东北边防第1军5万人）、王树常（东北边防第2军5万人）以及冯玉祥系的石友三（13路军7万人）；

（关于华北各地的军队编制，我之前写的不严谨，感谢 @教子有方张献忠 的指正）

只有河南在蒋介石的嫡系刘峙的手里。

张学良的东北军自从中原大战后就没回东北，作为老蒋的盟友，他和刘峙驻守在河北和河南，堵住这帮冯、阎系的草头王们，作用类似于维和部队。而且最苦逼的是，傅作义、宋哲元、石友三这帮人的军费还得由张学良出。尤其是石友三，简直如吸血鬼一般，不光要钱，还要地盘，小张说现在华北还哪有地方给你？要不你去黑龙江，那边地方大，你愿意咋折腾就咋折腾。石友三没说话，回头就联系上了南方的两广势力和日本人，举兵造反、突袭河北的东北军。小张的兵力本来与石友三算是势均力敌，但他怕宋哲元、傅作义这帮人也跟着叛乱，就从东北又抽调了近8万人入关，这样留在东北的兵力为：

辽宁的正规军有3个步兵旅和一个骑兵旅，分别是王以哲的7旅（沈阳）、张廷枢的12旅（锦州）和常经武的20旅（郑家屯），以及张树森的骑兵第3旅（通辽），其中只有王以哲是张学良的嫡系，张廷枢是奉军元老、吉林省主席张作相的儿子，而常经武和张树森是奉军士官派的人。张作霖统一东北后，奉军分裂成以参谋长杨宇霆为首的士官派（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和以张学良的军校老师郭松龄为首的保定派（毕业于保定军校），彼此之间势同水火，张学良上位后又杀了杨宇霆，导致士官派的军官们（以及他们的军队）对张学良基本上是听调不听宣；另外奉天还有两支杂牌军，分别为于芷山的省防第1旅和张海鹏的省防第2旅，驻扎在奉天和吉林边界，这两个人是张作霖时代的老臣，都是土匪出身，根本不买张学良的帐，在东北属于割据半独立状态。

吉林的正规军只有4个步兵旅和1个骑兵旅，分别是赵芷香的21旅（宁安）、李桂林的23旅（吉林）、张作舟的25旅（宽城子，现在的长春）、吉兴的27旅（延吉），常尧臣的骑兵第4旅（农安）；还有一个682团是独立卫队团（吉林），团长是张作相的外甥冯占海。吉林的部队从张作霖时代就仅仅是在名义上服从奉军，张学良是使唤不动的。

吉林和黑龙江的边界为哈尔滨特别行政区，有4个步兵旅，分别是苏德臣的22旅（双城）、李杜的24旅（依兰）、邢占清的26旅（哈尔滨）、丁超的28旅（哈尔滨）。对于这4个旅，张学良也没什么影响力。

黑龙江的正规军都被省主席万福麟带进关内帮张学良镇压石友三兵变了，只剩下5支省防部队，包括2个骑兵旅和3个步兵旅，这几支杂牌军都是从土匪招安过来的，后来领兵抗日、又短期投降日本人的省防步兵第3旅旅长马占山就是土匪出身。

东北易帜后，张学良取消东北军的师一级单位，最高编制为旅，有的旅下辖2个团，有的旅下辖3个团，而且团下面的营数量也不一样，因此每个旅之间的兵力差距也很大。像王以哲的第7旅就是精锐旅，差不多有8千人，已经接近于师了，但非嫡系的旅就是正常旅，只有4千人。因此算下来，918之前奉天的正规军大概是2万人左右，2支杂牌军近1万人；吉林的正规军也是是2万人；哈尔滨特区的正规军不到2万人；黑龙江的5支杂牌军加在一起2万人。

再加上山林警卫队和屯垦团，也就是说，918之前东北的武装力量，差不多是10万人。所谓30万东北军，是把关内张学良手下的18万人一起算进去的。

我再捋一下918的时间线：

1931年3月，老蒋出兵围剿江西苏区；

1931年5月，炮党内反蒋各派系在广州另立政权；

1931年6月，石友三在日本关东军和广州炮党的支持下，联系宋哲元、韩复榘、傅作义、徐永昌（阎锡山系）密谋攻打张学良；

1931年7月，石友三的13路军突然袭击河北的王树常的东北边防第2军，张学良从东北抽调主力部队、加上原先驻扎在河北的东北军共18万人击败了石友三；

1931年8月，石友三的叛乱虽然被镇压下去，但北方的局势仍一触即发：傅作义和徐永昌驱逐了比较听炮党话的商震，同时土肥原贤二用日军飞机送阎锡山回山西。老蒋担心阎锡山重召旧部，也会起兵作乱，就让张学良把这18万人的东北军留在关内；

1931年9月1日，广东政权的两大台柱陈济棠、李宗仁突然率军攻打湖南衡阳，这个时间点非常奇怪，因为两广的军队没有与石友三同时出兵，反而选择在石友三被击败、阎锡山回山西东山再起之时；

另外，从1931年6月开始，长江流域遭遇暴雨洪水，受灾最严重的是湖北，据武汉警备司令部公布的报告，受灾区域54县，灾民1400万，其中死亡20余万，受灾耕地800万亩，流失房屋700万栋，湖北省主席何成浚请求湖南军阀何键开放米禁救援湖北灾民，但被何键拒绝；炮党政府下发的17万救灾款杯水车薪，又追加了30万元，还是不够，于是开放社会募捐，最后筹集到250万元银元和7万两白银，其中最大的一笔个人捐款，可能大家都想不到，是日本天皇裕仁捐的10万日元。

就在老蒋和张学良手忙脚乱地按下葫芦起了瓢的时候，关东军突袭沈阳的北大营。

考虑到918之前这半年各地的叛乱如打地鼠般此起彼伏，老蒋和张学良被南北夹击，把主力部队都抽调去华北和华中平叛，日军趁东北兵力空虚搞918，每一步都精确得如事先计算好的一样。那么，石友三、阎锡山、陈济棠、李宗仁这些人又扮演了怎样的角色？

918当天上午东北军总参谋长荣臻在沈阳城内给老爸做寿，大摆寿宴，驻守北大营的第7旅旅长王以哲进城拜寿，晚上就留在自己家，没回军营。结果晚上10点半日军发动攻击后，第7旅的士兵们不知如何是好，只能由旅参谋长赵镇藩打电话向荣臻请示。问题是荣臻这个河北人是空降领导，平常就指挥不动这帮骄兵悍将，这个时候更不敢自己下决定，就打电话给北京的张学良。张学良当时因为患重感冒，天天住在协和医院里，918当晚他正在外面看戏，得到通知后马上回到协和医院，光在电话里听荣臻跟他说日本的铁道守备队炸了南满铁路，然后栽赃中国军队并攻击北大营，他也没想到会很严重，以为是日军的挑衅，就告诉荣臻一定要冷静，不能给日本人出兵的借口。

张学良之所以会给荣臻下这个命令，是因为几个月之前，在吉林东北军连续与日军发生两次冲突，一次是万宝山事件，一次是中村事件，因此张学良判断这次的炸柳条湖铁路的性质也与前两次一样，是日军恶意挑衅。

万宝山在吉林的长春附近，当地有朝鲜移民。这些移民同本地人因为争夺土地和水源，平时就关系紧张，最终大打出手，朝鲜移民吃了大亏（国际报道说有200人被打死，当然中方的说法就是不听不听王八念经，我们中国人都是专门被欺负的小白兔，哪能动手打别人呢？外国的报道都是fake news，抹黑中国）；为了避免冲突升级（人家日本关东军正撸起袖子等机会呢），日本政府出面找吉林省主席张作相交涉，结果就在谈判的时候，又发生了中村事件。

中村震太郎是日本陆军参谋本部情报课的大尉，他跑到吉林和内蒙边界的兴安岭地区测绘地图，被吉林的东北军屯垦团抓住。屯垦团先斩后奏，经过简单的审讯之后，在没请示上级的情况下，直接把中村震太郎给枪毙了，然后才一层层报告到张学良这里。张学良也不想把事情闹大，就让手下掩盖消息。但没想到的是，一名屯垦团的军官在处理中村的尸体时，拿走了中村随身携带的一些财物，日本人正四处寻找中村，在长春看到这名军官手里有日军配发的手表，抓住一问，就全知道了。日本参谋本部派代表森赳和驻沈阳总领事林久治郎一起找辽宁省主席臧式毅抗议说这是东北军谋财害命，要求严惩；张学良一边敷衍日本人说会秉公执法，一边把下令枪毙中村的屯垦团团长关玉衡藏起来，这事还没处理完，就发生了918。其实9月18日上午荣臻还在家里与前来给自己父亲拜寿的林久治郎谈判，林久治郎说：日本军人横暴，不服从外交官指示，行动自由，这是我们陆军省的断然办法，到现在这个紧要关头，别的谈不到了。荣臻则回答：我们的军人也是横暴...我们也没办法。

其实万宝山事件也好，中村事件也好，并不是918的导火索，早在1929年石原莞尔担任关东军作战参谋主任之后，就制定了入侵东北的计划。1931年7月张学良调东北军主力部队入关平叛，8月份关东军总司令就换成石原莞尔和板垣征四郎的后台的本庄繁；9月1日阎锡山在北洋军阀们的老朋友土肥原贤二的帮助下从大连乘关东军的飞机回山西，一周后本庄繁就开始在辽宁、吉林巡视各地的驻军（包括关东军第2师团、宪兵队、独立守备队，这些都是正规军）；9月15日视察军队结束，本庄繁又在沈阳附近的辽阳连续主持了三次军事演习：

15日晚上是第2师团第3旅团29联队、独立守备队和宪兵队的联合夜战演习；

16日上午为第29联队的炮战演习；

17日则是第2师团15旅团紧急出动演习。

9月18日下午，本庄繁对第2师团发表了战前动员。

除了军事演习，关东军还从日本国内运来两门240mm口径的45式榴弹炮。他们先把大炮拆解，用火车从东京运到神户；再由神户用轮船运到旅顺，最后用火车运到沈阳的南满火车站大和旅馆旁边的忠魂碑组装起来，把这里设为炮兵阵地。现在有些网络段子说日军的大炮是日俄战争时缴获俄军的战利品，已经报废多年了，918之前几个低级军官搞不到重型武器、就从仓库里把这两门退役的大炮偷偷摸摸拿出来废物利用；其实这些都是胡说八道：45式的意思是明治45年（1912年）设计、研发出来的，在日俄战争中投入使用，到了昭和时代也一直在服役，因为炮身太大太重（炮身加上炮管全长近4米，总重33吨，一发炮弹就重200公斤），机动性差，所以才会拆卸运输。而且45式榴弹炮威力巨大，最大射程10公里，不仅在918，后面的侵华战争和太平洋战争中，日军也用这种重炮同炮军、美军作战。

918晚上10点半，北大营的第7旅士兵们正睡着觉，突然一声巨响，大家都被惊醒，后来他们才知道是附近的柳条湖铁路被炸了；紧接着炮弹横飞，四处爆炸，很多营房被炸塌。炮击过后，日军利用坦克掩护发动进攻，东北军猛然被突然被攻击，在日军的机关枪扫射下，只得像无头苍蝇一样四散逃命。应该说，面对突袭，北大营第7旅的管理混乱、毫无戒备、疏于训练这些致命缺点，直接领导王以哲和他的上司张学良的确要负治军不严的责任。

对于现在网络上盛传的“武器入库、不许抵抗”，为了客观，我引用几个当事人回忆录来讲一下：

918当天，张作相的副官长李济川也在沈阳，他是代表张作相同日本总领事林久治郎交涉中村事件的，他回忆道：

10点25分，忽听一声炮响。我赶紧去边防公署。到大东门时，城门已闭，这时已响了第四炮。我赶到办公厅给荣参谋长打电话，荣随即到公署。不久，北大营步兵第7旅来电话告急说：“西门外有日军行动。”电话是荣接的，他问：“你们旅长呢？”回答不在营。五分钟后，王旅长到，他对荣说：“战事已经发动，怎么办呢？”荣说：“往北平给副司令打电话，请示一下。”于是，荣亲自给张学良打电话。接电话的是张的侍卫副官长谭海。他说：“副司令陪美国驻华武官到前门开明剧院看戏去了。”荣问：“对东北局势，副司令有什么指示？”谭在电话中说：“副司令指示，要慎重从事，遵照中央的命令，坚决不要抵抗！”这时北大营第7旅又来电话告急，说：“日军由柳条湖出发，已突破西卡门。”荣臻告诉他们：“无论如何，就是日军进入营内，也不准抵抗，武器都要收入库内。”对方问：“日军要命怎么办？”荣说：“军人以服从为天职，要命就给他。”
这时，臧式毅来电话，让我们到他公馆去。秘电处处长张志忻来了，拿着南京军委会十万火急电报，原文是：“顷准日本公使馆照会，内开：陆军省奏明天皇，准予关东军在南满附属地内自动演习。届时望吾军固守防地，切勿妄动，以免误会，切切此令。军事委员会筱。”大家看完电报，心情稳定了，认为没事了。臧式毅说：“快到拂晓了，他们的‘演习’也要结束了。”语未毕，北大营第7旅来电话，请旅长速即回去。我问什么事，回话说：“日军满院都是，已砸开枪库，打死中校军械官。”王以哲闻讯后，对荣臻、臧式毅说：“在这样严重的情况下，是否将在外军命有所不受？难道我们就不能还手吗？”荣说：“鼎芳，你回去吧，随时来电话，有事听命令。”王遂出门，但他的汽车已被日军掠去，中途受阻折回。

当时任第7旅参谋长的赵振藩就是在日军进攻北大营后打电话给荣臻的那个军官，他是这样说的：

...我得报后，向三经路王以哲家打电话。王说，他去找荣参谋长研究。当时因王以哲旅长不在军中，我除一面立即下令全军进入预定阵地外，一面用电话直接向东北边防军参谋长荣臻报告。他命令我说：“不准抵抗，不准动，把枪放到库房里，挺着死，大家成仁，为国牺牲。”我说：“把枪放到库房里，恐怕不容易办到吧！”过了不久，我又借汇报情况为由，打电话给荣臻，希望他改变指示。我说：“这个指示已经同各团长说过了，他们都认为不能下达，而且事实上也做不到，官兵现在都在火线上，如何能去收枪呢？”荣臻仍然坚持说：“这是命令，如不照办，出了问题，由你负责！”我觉得荣臻难以理喻，就挂上电话，命令各单位仍按原定计划准备迎击敌军。
到了11点钟左右，北大营四面枪炮声更密，有如稀粥开锅一样。这时荣臻又来电话问情况，我向荣臻报告说，敌人已从西、南、北三面接近营垣，情况紧急，把枪放进库内办不到，并向他建议是否可将驻洮南的常旅（常经武的第20旅）调来。他仍说不准抵抗，并且说，调常旅已经来不及了，指示我们必要时可以向东移动移动。我鉴于情况非常危急，就决定利用敌军迟滞前进的间隙，从南、北两面出击，以掩护非战部队由东面按照原定计划向东山嘴子撤退，集结待命。

再看看基层军官的记录。当时任第7旅620团第3营第9连连长的姜明文说：

...中校团附朱芝荣说：“旅长来电话啦，叫队伍不要动，把枪交回库房里，士兵回宿舍睡觉。日本人如果进营来，由官长出来交涉；要什么给什么，不要打。”我们四个人（姜明文和其他3个连长）听到这几句话，都愤怒地说：“要命也给吗？”朱芝荣说：“这是旅长的命令嘛。”当时我向本连士兵说：“都把子弹袋扎好（每个士兵有两条子弹袋，二百发子弹），手榴弹带好，枪不准离手，在床上休息，听到我的哨音马上出来集合。”
当时第7旅全部出东向西，按第619、第620、第621团的顺序排列驻扎的。西边的土围子距“南满铁路”约一华里，日本兵在爆炸铁路后，紧跟着一阵密集枪声，不久即冲入北大营土围子，进入第621团各连兵舍。士兵在睡梦中惊醒，来不及穿衣服，更没有领取枪弹的时间。枪弹平时都放在枪库里，连部住的那幢房子有枪库、服装库、杂械库、办公室、连长室。日本兵冲入兵舍，见人即用刺刀扎，士兵赤手空拳，纷纷向东逃跑；有的只穿衬衣，有的打赤脚，甚至有赤背的，仓皇狼狈，不堪言状。我们把这些士兵收容起来，让他们穿上衣服，有富余的枪也发给他们，没有枪就发给他们手榴弹（按规定每连有“七九”捷克式步枪120支、捷克式轻机枪12挺，因兵额不足，或差勤、病假等所以有富余枪）。
在11点多钟时，团长王铁汉骑马由家里绕道来到团部，接着到各营走了一遭，立即和旅长王以哲通电话。他向大家说：“旅长来电话啦，说‘副司令长官（张学良）已接到南京蒋总司令（蒋介石）的电话，叫我们不要抵抗；必要时可以退出去，留待政府向日本交涉。’”12点以后，大操场上忽然枪声大作，前进号、冲锋号吹个不停，一直持续到十九日凌晨四点多钟...随后各连长率领本连士兵冲上北面的土围子，刚登上壕顶，外面又枪声大作，日本兵已经把我们包围了。我们立即以炽烈的火力还击，将对方的火力压制下去，遂即越壕逃出，一时官兵各不相顾。

最后再引用张学良的机要秘书洪钫的回忆，看一下在918前后张学良的反应：

9月12日，张学良曾接国民党政府外交部电，大意谓：据驻日中国大使馆电告，近日日本政府决定对满蒙的最后方针，认为中村震太郎的失踪，系被中国虐杀，已密令驻屯南满沿线日军，相机为紧急有效的处置。张学良乃急令驻沈阳的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公署参谋长荣臻答复驻沈阳的日本总领事林久治郎说，关于中村事件，经过我方第四次的调查，已将兴安区屯垦军第三团团长关瑞玑（关玉衡）扣押，即为负责处理。意谓中村事件如能协商解决，或不致发生严重事端。不料日本军阀，竟不待交涉的解决，突于9月18日的夜间，悍然发动进攻。
9月18日的夜间，张学良偕其夫人于凤至和赵媞（赵四）小姐正在前门外中和剧院看梅兰芳表演京剧宇宙锋，忽据其随从副官报告，沈阳有长途电话前来，甚为紧急。张学良立即返回协和医院，接通荣臻的电话。据荣报告：“驻沈阳南满站的日本联队，突于本晚10时许，袭击我北大营，诬称我方炸毁其柳条湖铁路路轨，现已向省城进攻。我方已遵照蒋主席‘铣电’的指示，不予抵抗。”（蒋介石于8月16日，曾有一“铣电”致张学良谓：“无论日本军队此后如何在东北寻衅，我方应予不抵抗，力避冲突。吾兄万勿逞一时之愤，置国家民族于不顾。”张学良曾将这个“铣电”转知东北各军事负责官长一体遵守。）张学良令其将续得情况随时报告，但此后沈阳电话即呼叫不通。
19日午夜1时许，接到荣臻十万火急的电报，内容与其电话报告相同。及至秘书处将这个电报送至协和医院，张学良正在召集戢翼翘、于学忠、万福麟、鲍文樾等重要将领开会。张学良首先说明：“日人图谋东北，由来已久，这次挑衅的举动，来势很大，可能要兴起大的战争。我们军人的天职，守土有责，本应和他们一拼，不过日军不仅一个联队，它全国的兵力可以源源而来，绝非我一人及我东北一隅之力所能应付。现在我们既已听命于中央，所有军事、外交均系全国整个的问题，我们只应速报中央，听候指示。我们是主张抗战的，但须全国抗战；如能全国抗战，东北军在最前线作战，是义不容辞的。这次日本军队寻衅，又在柳条湖制造炸坏路轨事件，诬称系我方的军队所为，我们避免冲突，不予抵抗，如此正可证明我军对他们的进攻，都未予以还击，更无由我方炸坏柳条湖路轨之理。总期这次的事件，勿使事态扩大，以免兵连祸结，波及全国。”当时各将领亦以张学良的主张为然，连夜即照荣臻所报告的内容电报南京中央政府。

从以上的回忆文字可以推断：

在918当晚日军发动进攻后，张学良的确在电话里给荣臻下达了不抵抗的指示，然后荣臻按照张学良的指示、打电话命令北大营的第7旅不得还击；

晚上10点半到11点之间，营房在北大营两边的619团、621团两支部队一开始听从指示没有反抗日军，以为把营房让给日军就没事了，结果遭到日军的枪击和刀刺，本来就没有武器（本来就被锁在团部的枪械库里，枪械官又被日军打死了），再加上团长也不在（619团团长张士贤、621团团长何立中在918当晚一直没回北大营），因此慌乱中纷纷逃跑；

11点到12点，营房在中间的620团看到跑过来的621团，明白不抵抗也会被日军杀，而且在这个关键时刻团长王铁汉从沈阳城内赶回来了，于是马上取出武器还击，但由于日军的火力猛烈（步炮协同作战），伤亡情况比较严重的619团和621团在参谋长赵振藩的率领下撤退，620团负责掩护；

12点到1点，620团也开始撤退，这个时候日军应该是切断了沈阳的电话通讯，荣臻无法通过打电话联系张学良，因此发了电报。

特别要说明的是，无论是李济川还是洪钫，都在回忆录里刻意回避了是不是张学良亲自向荣臻下令不抵抗这个细节，而是把当时提出不抵抗的人写成对张学良忠心耿耿的谭海、以及后来当了汉奸的荣臻；不过从第二天一早张学良对于学忠、万福麟的讲话内容来看，如果不存在张学良替部下背黑锅的可能性的话，很明显这就是张学良本人下的命令。

第29联队攻击北大营的同时，独立守备队第2大队也袭击了沈阳市内的省政府、警察局、兵工厂、东塔机场等重要设施。沈阳警务处长黄显升带着警察在市区内抵抗了一段时间，但从武器到人数都干不过对面的日本正规军，只得撤退；兵工厂的守军遭到攻击后一哄而散，而东塔机场里停有42架飞机，在日军攻击时，东北航空处参谋长陈海华打算把飞机都赶紧飞到锦州，飞走一架算一架，结果枪林弹雨中他派出的人到处找不到飞行员，这42架飞机全都落入日军的手里。

天亮后，第2师团的主力第15旅团开进沈阳，他们并没有阻拦沈阳的百姓和官吏们逃出城，在城郊的皇姑屯车站（张作霖就是在这里被炸死的）挤满了人，往北走（吉林、黑龙江）的票已经没有了，只卖去锦州、北平的车票，荣臻、王以哲等东北军军官换上平民的服装也逃出沈阳，在沈阳城郊的灰山村会合了撤退到这里的第7旅。其实关东军里有不少日军军官都认识荣臻、王以哲这帮人，但他们并没有进行抓捕，而是全都放走了。但臧式毅没有马上撤离，他还想同本庄繁交涉，本庄根本不见他，说日军已经完全占领了沈阳，没有同东北官吏接谈的必要。到了20日，臧世毅想走也走不成了，他被日军控制住，在熙洽的劝说下叛变投敌，当了汉奸。

在这里讲一下关东军的部队编制，大家就能明白在918时入侵东北的日军到底有多少人：

1931年，关东军从第16师团轮换为第2师团，第16师团为京都师团，第2师团为仙台师团，而且是日本传统的6大王牌师团之一，日本参谋本部在918之前特地调派同在日本东北地区、还参加过日俄战争的仙台师团到中国，目的不言而喻；

第2师团下辖2个步兵旅团（第3旅团、第15旅团）、1个骑兵联队、1个炮兵联队以及1个工兵大队，直接战斗人员在2万人以上；

第3旅团驻地是吉林宽城子，下面有第4联队和第29联队，每个联队有4000人，第29联队在9月15日被调到了辽宁参加军演，之后就没有回吉林，而是在9月18日当晚直接进攻沈阳北大营；

第15旅团驻地是奉天辽阳，下面是第16联队和第30联队，第30联队在旅顺驻守，9月19日上午8点第16联队在第2师团师团长多门二郎中将和第15旅团旅团长天野六郎少将的率领下攻入沈阳，并以关东军总司令本庄繁名义发布安民告示；

另外，同样参加军演和实际作战的独立守备队也是属于关东军的正规部队（独立守备队总司令森连为少将军衔，918后升级为中将，等同于师团长），下辖6个步兵大队，每个大队是1000人、共6000千人，总部和第1大队驻在吉林公主岭，918当晚进攻沈阳的是第2大队。

因此，在918当晚到第二天上午沈阳城失陷，日军共投入了第29联队4000人、第16联队4000人、独立守备队第2大队1000人，一共是9000人；在攻打北大营时伤亡人数为24人，这个伤亡是东北军第7旅620团下面的两个营在撤退时开枪还击造成的。

王以哲的第7旅有3个团，分别是619团、620团和621团，每个团下辖3个营，每个营有4个连，再加上兵工厂和东塔机场的守军，918当晚沈阳城内的东北军为8000人。9月19日第7旅撤出沈阳城后统计伤亡人数335人，失踪483人，主要伤亡出在619团，他们是第一批被日军攻击的；621团跑得很快，伤亡人数不多，而与日军交战、并且在撤退时断后的620团竟然没有一人伤亡。

王以哲和第7旅先是就近到了省防第1旅于芷山的驻地山城镇，但于芷山不让第7旅进城，说你们赶紧走、千万别把日军引到我这里来。参谋长赵振藩对王以哲说山城镇离沈阳近，干脆我们抢下来得了。以此为据点反击日军还来得及；但王以哲说现在我们枪械给养都没有，拿什么抢？不能在这里久留（以防于芷山发现第7旅没有武器之后趁机打他们）。就这样在王以哲的率领下，第7旅撤到锦州。

918之后，日本驻朝鲜军总司令林铣十郎以及日本参谋本部也不断地向东北增兵，具体为：

9月19日，朝鲜在没有参谋本部的命令的情况下，自行向东北增援混成第39旅团，下辖2个步兵联队，1个炮兵联队，1个工兵大队，1个骑兵中队；

11月16日，日本本土增援混成第4旅团，下辖4个步兵大队，1个炮兵大队，1个骑兵大队；

12月17日，日本本土增援混成第8旅团，下辖4个步兵大队，1个炮兵中队，1个骑兵中队，1个工兵小队；

12月27日，日本本土增援混成第38旅团，下辖2个步兵联队，1个炮兵联队，1个骑兵联队，1个工兵大队。

4个混成旅团共26000人，加上第二师团和独立守备队，入侵东北的日军已超过5万人。

日军之所以源源不断地增兵，是因为在东北遭到了抵抗。

除了在沈阳被打散的第7旅、通辽的20旅也退到锦州，与原先驻守在这里的12旅汇合，虽然军心已经涣散，但还是苦苦支撑。1931年12月，日军第2师团和第39混成旅团进攻锦州，并用飞机轰炸城内守军，7旅、12旅和20旅实在抵挡不住，1932年1月在荣臻、王以哲的率领下撤入关内。

在9月19日凌晨5点，关东军第2师团第3旅团第4联队突袭了东北军在吉林宽城子（现在的长春）的南大营。这里驻守的是东北军第25旅下面的步兵第671团和独立炮兵第10团，他们比沈阳的第7旅镇定、勇敢得多，遭到攻击后，马上就向日军还击，一直打到上午10点，最后战死250人，被迫撤退，但日军也被打死了40多人；在南大营陷落之前，宽城子北大营已经被日军独立守备队第1大队占领。而占领沈阳的第29联队则利用南满铁路北上、与宽城子的第4联队汇合后进攻吉林省的省会吉林市。

吉林省本来是张作相的地盘，但918之前正好他的老爸去世，张作相就回锦州老家操办葬礼，因此由他的参谋长熙洽主政。熙洽是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的，辛亥革命后奉天都督张锡銮指派他去当张作霖的军务处长，但张作霖不信任熙洽，把他调到东北讲武堂当教务长；熙洽毫无怨言，把军校打理得井井有条，校长张作相对熙洽印象很好，就把他带到吉林。熙洽跟杨宇霆是老铁，当年在日本留学时同吃同住，后来张学良杀了杨宇霆，几件事下来，熙洽一直对张家父子心怀不满，当日军攻陷宽城子、兵临吉林城下，他根本没有抵抗，干脆利落地开城投降日军；在他的带领下，吉林的全部守军除了冯占海的682团外，也成了伪军。

哈尔滨特区的最高长官是另一个奉军元老张景惠。小张上位后，把张作相、张景惠、汤玉麟这帮老爸的结拜兄弟们打发去吉林、哈尔滨和热河当土皇帝，搞搞夕阳红。但在918之后最靠不住的，也正是这帮叔叔大爷们：张作相没有指挥东北军对日军抗战的能力，奉天、哈尔滨特区、黑龙江三地都是各自为战；汤玉麟在热河则按兵不动，坐视奉天、吉林和黑龙江相继被日军占领（当然汤玉麟手下只有2个旅，想打也打不了，而且基本上就是土匪兵，主业是挖坟掘墓盗皇陵）；而张景惠在日军打到哈尔滨后，投降了日本人。

除了熙洽、臧世毅、张景惠，918后当了汉奸的东北军将领还有张海鹏、于琛澂。

张海鹏原先是张作霖的结拜兄弟冯德麟的手下，货真价实的土匪出身，外号叫张大麻子，他在奉军中资格非常老，但由于平时与日本人走得太近，手下的部队军纪也非常差，所以张氏父子都不信任他，20年来张海鹏一直只是个杂牌军的旅长。皇姑屯事件后，由于黑龙江督军吴俊升同张作霖一起被炸死，张海鹏找张学良毛遂自荐，但张学良拒绝了他，提拔吴俊升的部下万福麟继任，张大麻子从此恨透了张学良。于琛澂则是吉林的地头蛇，外号叫于大头，他原先是张作霖的竞争对手孟恩远的手下大将，老张驱逐了孟恩远、一统东北之后，被编入了吴俊升的队伍。张学良在东北易帜后搞裁军，由于于大头的部队军纪太差，就被一剪梅了，同张大麻子一样，于大头对张学良也是怀恨在心。日本人一来，张大麻子和于大头这两个家伙就自告奋勇、率领伪军去打拒不投降的东北军。

张海鹏的伪军和黑龙江的日军独立守备队进攻的目标是黑龙江的省会齐齐哈尔。前面说过黑龙江督军万福麟带着主力部队跟着张学良入关了，剩下的是省防部队和山林警卫队这种非正规军，武器装备和兵员素质都很差，而且各个省防部队都互不从属，当然也根本不把黑龙江省代理主席、万福麟的儿子万国宾放在眼里，于是张学良隔空指派黑龙江省防第3旅旅长马占山主持黑龙江的军务。

应该说张学良看人很准，马占山带领黑龙江境内他所能集结到的1万多兵力守在齐齐哈尔，竟然把张大麻子的伪军和日军独立守备队打得落花流水，鬼子实在丢不起这人，多门二郎连忙增援，先后把第29联队、第4联队和骑兵第2联队也投入进去。也就是说马占山的1万多人的杂牌军对抗的是：关东军第2师团的整编第3旅团和骑兵第2联队共1万人、关东军独立守备队1千人、张海鹏的伪军4千人，到最后马占山的部队弹尽粮绝，只得撤出齐齐哈尔，退守中东路北段。但日军也遭受到了918之后最大的打击：伤亡2千人，其中战死近700人。

齐齐哈尔失守后，于大头率领5个旅的伪军进攻哈尔滨。退守在这里的22旅、24旅、26旅、28旅和682团击退了伪军，但随后关东军陆续投入第2师团第3旅团第4联队、第15旅团第16联队、炮兵第8联队和混成第4旅团，还有4个飞行中队狂轰滥炸，吉林守军伤亡惨重，22旅旅长苏德臣带着一半的人马临阵脱逃，剩下的另一半由接任旅长的赵翼率领继续抵抗；雪上加霜的是，在熙洽的拉拢下，28旅旅长丁超也叛变了。丁超也是士官派的，他和杨宇霆、熙洽都是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同年级同学（熙洽、杨宇霆是骑兵科，丁超是步兵科），而入侵东北的日本第2师团的师团长多门二郎，恰恰就是他们留学时的军校教官。腹背受敌的22旅残部、24旅、26旅和682团寡不敌众，只得边打边撤，疏散到苏联境内。

1932年1月锦州、哈尔滨都失守后，土肥原贤二出马，劝说马占山放弃抵抗，整个东北只剩下你们一支孤军了；马占山也觉得先活下来再说，便投降了日军。不过他这个汉奸只当了两个月，很快他就带着本应该上缴日军的黑龙江税款、坐火车跑到苏联去了。要说日本人对付熙洽这种受过正规军事教育的中国军官一向得心应手，要是碰到张作霖、马占山这种胡子出身、不按照套路出牌的社会大哥，那真是一点办法都没有。

在锦州、哈尔滨和齐齐哈尔的东北军抗战的时候，关内的张学良也很急，毕竟自家的大部分产业都在东北，他也想打回去，但最要命的是：华北也有日本驻军。现在只要他一转身调动军队，难保韩复榘、石友三、阎锡山这帮人趁机与日军里应外合、前后夹击自己，到时候就是连身家性命都保不住的惨败；而老蒋的军队被困在江西和湖南，也帮不了他。我前面写了一大段918之前的北方各省军阀割据的局面，就是想说明张学良在918之后所面临着他的敌人可能不止是日本关东军这个困境，这也是他一定要拉上老蒋一起面对918的原因：我当初是因为帮你才被人偷袭老家的，现在你也得替我把这个场子找回来。话又说回来，不管是老蒋、还是张学良在应对方案上非常消极，他们不敢把关内的东北军全部拉出关外、与日军全面开战，毕竟一是真打不过，二是各路诸侯都等着在日本人后面打落水狗，所以只能把希望放在国际介入上面，就像当年三国干涉还辽一样。

我们再看一下洪钫的记录：

19日晨，张学良又召集顾维钧、汤尔和、章士钊、汪荣宝、罗文干、王荫泰、王树翰、刘哲、莫德惠等人举行会议（张学良在沈阳时设有东北外交委员会，以上顾维钧等人，均系该委员会的委员），咨询对于东北外交问题的意见。当时发言较多的，为顾维钧、汤尔和二人。顾维钧主张，东北外交须先请由国联迫使日本撤兵，再谈其他问题，国联绝不愿日本的势力坐大，有碍机会均等的原则；国联如对东北问题无法解决，将来世界各国将如何对待《国联盟约》、《凯洛格非战公约》和《华盛顿九国公约》？因此无论如何，国联绝不能坐视这些条约成为废纸。汤尔和说（汤系新由日本返回沈阳，于9月11日由沈来平的），根据他在日本的观察，日本内阁现正抑制日本军部势力，不愿使东北的事态扩大。汤又说，币原外相曾经亲自和他谈过，日本如吞并满蒙，实不啻吞了一颗炸弹，我们如用国联的力量来抑制日本，正可使日本内阁便于对付军部。
23日，张学良复派万福麟、鲍文樾飞南京见蒋介石，蒋嘱万、鲍二人说：“你们回去告诉汉卿，现在他一切要听我的决定，万不可自作主张，千万要忍辱负重，顾及全局。”万、鲍二人回平将此意转达后，张学良又召集戢翼翘、于学忠、王树常、王树翰等研商大计。于学忠曾经建议：“日本军人现仍继续侵占东北各地，横行不已，我们虽避免全面的冲突，但也应集中几个旅的兵力，牺牲他三团人，给敌人以打击，以挫其侵略气焰，并取谅于国人。”于学忠还建议，吉、黑两省的军事负责长官，都应各返防地掌握部队。张学良当时说，“这些主张都甚好，我现正命荣翕生（荣臻）新编一军，可即令他担任这项任务。”翌日晚，张学良单独邀于学忠谈话，推托说：“因为荣翕生已率领部队撤下，你的意见已经赶不及照办。我已数次劝告吉、黑两省的军事负责长官返回原防，看他们的举动，均有不愿即行回去的意思，只好候候再说。”
张学良向主张立即与敌人作战的中下级官佐们分别讲话说：“我爱中国，我更爱东北，因为我的祖宗庐墓均在东北，如由余手失去东北，余心永远不安。但余实不愿以他人的生命财产，作余个人的牺牲，且不愿以多年相随、屡共患难的部属的生命，博余一人民族英雄的头衔。日本这次来犯，其势甚大，我们必须以全国之力赴之，始能与之周旋。如我不服从中央命令，只逞一时之愤，因东北问题而祸及全国，余之罪过，当更为严重。诸君爱国的热忱，可暂蓄以待时，将来必有大可发挥的一日。”在这时，张学良对于东北的问题，国难家仇，痛苦极深。

只能说，当时不论是蒋介石、张学良，还是顾维钧、汤尔和，都把希望寄托于国际干涉和日本政府能够控制住军队，但是他们还是低估了日本军人们的野心和狂妄，局势的发展完全超出了蒋介石和张学良的预想：几乎在东北的锦州、哈尔滨和齐齐哈尔被日本关东军攻陷的同时，日本的海军陆战队又进攻了上海，驻守江浙的19路军（以陈铭枢的粤军为班底）同日军展开激战，这场仗一直打到3月，最后老蒋下令不要打了，跟日本人停火议和，因为就在中国军队在上海死磕日本海军的时候，关东军已经在东北建立了满洲国。

我们再看一下918之后的时间线：

9月18日晚上10点，关东军第29联队突袭沈阳北大营；

9月19日上午8点，关东军第2师团15旅团攻进沈阳；

9月20日，熙洽在吉林开城投降；

10月，辽宁的东北军在锦州抗战；

11月，黑龙江的东北军在齐齐哈尔抗战；

12月，吉林的东北军在双城、哈尔滨抗战；

1932年1月，锦州、齐齐哈尔、哈尔滨失守；残存的辽宁东北军退守关内、吉林东北军进入苏联境内，黑龙江东北军留下来打游击；

1932年1月28日，日本海军陆战队炮轰上海闸北；

1932年3月1日，伪满洲国建立。

日本人根本没有给张学良、蒋介石喘息的机会。

张学良在关内按兵不动，宋哲元、傅作义、韩复榘这帮人都很着急，他们巴不得张学良和东北军早点从华北滚蛋，被大日本皇军一巴掌拍成凉皮。很多文盲都能念几句的那首“赵四风流朱五狂、翩翩胡蝶最当行，温柔乡是英雄冢、哪管东师入沈阳“，就是这个时候恰到好处地传唱开的。赵四（赵绮霞）的确是张学良的贴身女秘书，但朱五（朱湄筠）跟张学良真是一点关系也没有，而且她的妹妹朱六（朱洛筠）还是张学良的亲弟弟张学铭的老婆；至于胡蝶就更扯淡了，当时胡蝶刚拍完电影，正在天津做宣传，她从来就没见过张学良，莫名其妙地就被编排进去了，以至于胡蝶恼羞成怒，不仅登报发表声明辟谣，还要找律师控告马君武毁人名誉。

另外，我告诉大家一个细节：写这首诗的马君武是广西人，918的时候在广西给李宗仁打工。马老师到底是文化人，接到李宗仁的订单，一拍脑袋就给远在北平的张学良创作出一个媲美日本动作大片的4P剧情，活到今天绝对是知乎上的关学大V。

东北军的节节败退，张学良非常清楚自己手下的军队在战斗力上，与日军有着巨大的差距；而且他也发现，随着日军在东北的占领越来越牢固，他对那些东北军的军头们的控制力也越来越弱，当汉奸的，还有张学良的表弟张学成。张作霖当年被清政府招安之后负责剿匪，他对工作非常认真，辽宁和内蒙的土匪被打得一路逃窜，老张派自己的二哥张作孚追击，有一伙土匪设下埋伏，乱枪打死了张作孚（后来这帮土匪被张作霖的手下阚朝玺招降后一个不留、全部杀掉了，因此阚朝玺得到一个外号叫阚屠夫）。张作霖觉得很对不起二哥，就把张作孚的儿子张学成带在身边亲自抚养。张学成长大后去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留学，成为一个亲日派，在918之后率领自己的军队投降了关东军。张学成的投日影响很坏，张学良对熙洽、张景惠、臧式毅这些墙头草无可奈何，却不能容忍自己家里的人也当汉奸，便下令让黄显声率领抗日义勇军把张学成打死了。

另外，张学良在北平组建了救国会隔空领导东北的抗战，把大量的现金、被服、军火、电台等物资源源不断地运到东北。但由于东北军内部派系林立，彼此之间平时就矛盾重重，导致在抗日时各支部队非常不团结，马占山在齐齐哈尔率领黑龙江的省防部队打江桥抗战，哈尔滨的邢占清、李杜、冯占海等人为保存实力，按兵不动，结果等日军过来打他们的时候，马占山当然也坐视不救。汉奸于芷山的部下唐聚五被张学良任命为辽东义勇军的司令，结果别说辽南、辽西的义勇军了，连他自己负责的辽东地区都没有几个人买他的帐：唐聚五才是一个省防部队里的团长，大家凭什么得听你的指挥？结果被日军分别击破，辽东义勇军死伤惨重，唐聚五跑到北平找张学良告状，当着张学良的面大骂其他的义勇军将领们。如果说仅仅是仅仅是各自为战倒也罢了，东北失陷之后，各路抗日义勇军在打日军的同时竟然也自相残杀，土匪出身的刘万奎（外号叫刘快腿）率领自己的部队去抢正规军的枪，还打死了李杜的部下马宪章；另一个土匪出身的李海清（外号李忠义）甚至攻击其他的义勇军部队抢地盘，而且军纪级差，他的部队对平民抢劫强奸、无恶不作，比起日军，老百姓更恨这种打着抗日旗号的土匪义勇军。

在这种状态下，张学良已无力再组织有效的军事手段去对抗日本。

很多跟张学良打过交道的人都说，汉卿非常聪明，却也非常容易冲动。但在918这件事上，张学良的每一步都走得万分小心，因为他知道，不管哪一步走错，对自己、对手下的军队、对东北的人民都将是万劫不复。事实上汪精卫曾经带着蒋介石的一封信去北平找他，跟他说：你要是不打，南京政府受不了，你打一下子。张学良说：我不想拿我部下的生命来换你的政治生命，这不是我张学良。

因为这句话，人们都认为张学良为了保存自己的实力，不敢跟日本人打，所以他在思想观念上，终究是个旧军阀。你可以说这是私心作祟，张学良失去了地盘，因此不想再失去军队；但是在另一个角度，你也可以理解成，张学良是代替这20万东北军担负着不抵抗的骂名。

同样，张学良丢掉了东北，而盟友蒋介石的不作为（也是因为无能为力，所以才给张学良画饼，结果这个饼都没画完），也让张学良对蒋介石产生了强烈的不信任和不满，最终走到了西安事变这一步。

我的其他一些关于民国的文字：

张学良四部曲之一：郭松龄、杨宇霆和中东路

张学良四部曲之三：西安事变

张学良四部曲大结局：囚禁岁月

918的镜像版：77事变

这个问题其实不是问题，几十万东北军跟随小六子。一方面是东北军对小六子的认同度本身就很高，另一方面是没有别的路走。

先说第一方面，东北军的思想还是封建色彩浓厚的军阀意识，小六子的爹对于其嫡系部队掌握力还比较强，加之小六子又是他重点培养的后继人，在军队中的威望较高。所以按照地方军阀的这种思想特征，大部分人是真正认同小六子地位的。当然，不是小六子的嫡系的部队，对小六子的认同度就可疑了。东北军旁系的熙洽当了汉奸，万福麟也在西安事变后公开与小六子划清界限。另外，也不是每个军阀都能这样操作的，比如刘湘，他的根基远不如小六子爹那样厚实，而他的儿子在军队中威望也很低，所以刘夫人让儿子继位的想法就没实现。

不过以刘湘正统继承人自居的潘文华，最后还是成功把一个师的部队继承给儿子了，这说明旧军队的领头人只要有条件，是不难让继承人获得属下的认同的。

当初郭松龄反奉的时候，奉军就流行一个口号：吃张家饭不打张家人，这就是这种思想很直观的反映，后来这个桥段还被拍进电视剧《少帅》了

第二方面：东北军如果不跟随小六子，跟谁比较好？看起来 蒋公还比较可以。但 蒋公对杂牌苛待的名声并不是抗战后才传出来的。当年同盟会的元老熊克武带了一支部队（建国川军）到广东支援革命， 蒋公为了吞并这支部队，于1925年悍然以莫须有的罪名将熊克武扣押在虎门炮台。导致熊克武将其视为一生之敌，后来积极策动川军反蒋。中原大战后，孙连仲投靠了 蒋公，结果被 蒋公当做炮灰赶到江西，结果孙部官兵愤然于宁都起义，后被改编为红五军团，孙连仲差点成了光杆司令，后来吞并了吉鸿昌留下的的三十军才得以翻身。更有甚者，黔军将领，老同盟会员王天培慕义参与北伐，结果竟被 蒋公扣上罪名冤杀。这些事情对于东北军将领来说犹在眼前，小六子虽然丢了东北，但还有部队，有部队架子就还没倒。在小六子还没走到绝路的时候，有哪个不长眼的会背上骂名去投靠在地方军阀中名声很臭的 蒋公？ 蒋公以外的军阀，当然更等而下之了。

当然有的同志可能会说韩复榘等人不是也叛冯投蒋了吗？这倒是两回事，韩复榘是因为对冯玉祥不满而自有叛意。而且最关键的是他投蒋之后，从冯玉祥手中抢到了山东这块地盘作为封赏。而中原大战后关内的地盘已经被瓜分完，再有人想投靠 蒋公来获得地盘已经没门了，只能仿效孙殿英那样被充军青海了，那么问题来了，东北军里面有谁愿意去青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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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赞答案 @lightyears 的回答虽然写的还行，但也存在不少问题：首先原答主先说明了他讲的时间段是918之前，然后就讲了几支部队的情况

就这短短的一段话，到处是错误：

一、首先，韩复榘在中原大战后就有三个军？事实是抗战之前韩复榘只有12军和6军，原答主大笔一挥，抗战后才编成的55、56军提前多年登场了。

而且韩复榘当时就算占据山东了？也不是，当时 蒋公还在韩复榘背后安排了一颗钉子：胶东的刘珍年，随时威胁韩复榘的后路，直到九一八之后的1932年刘珍年才被韩复榘解决。这也是后来韩复榘多次欲反蒋的原因

二、傅作义在绥远时番号是16路军？

傅作义的16路军番号使用时间相当短，中原大战的时候就被取消了，16路军的番号被 蒋公转给了张宗昌余部的徐源泉。中原大战结束后晋绥军得到了四个军的番号，傅作义部的番号是35军，他去绥远时用的正是35军的番号。至于傅作义后来发展出一支强大的军系又是另外一回事了

三、杨虎城在中原大战后还是冯玉祥系？

杨虎城部虽然也称“西北军”，但他的西北军是“小西北军”，和冯玉祥有区别，也可以称“陕军”。杨虎城可以算国民三军系统，并不是冯玉祥的嫡系，和同样短暂隶属于冯玉祥麾下的宁夏马家军倒有几分类似。当然中原大战前由于杨虎城部曾短暂归属过冯玉祥，那时候说他是“冯玉祥系”勉强还算可以。问题是1929年他就离开冯玉祥投蒋了，后来中原大战他更是抢占了冯玉祥当时的后路陕西，导致西北军无家可归全军解体。中原大战后还说杨虎城是冯玉祥系，估计是想气死老冯。

四、商震和宋哲元平分了山西？

前面说过晋绥军在中原大战后分成了四个军（还有护路军这种非正式编制），除了傅作义离开山西外其余全挤在山西。商震虽然名义上是小六子选定的，阎老西离晋后山西的话事人，但一举一动都受阎老西嫡系的掣肘，最后干脆以出省讨伐少林寺终结者为理由走人了。至于宋哲元更不用说了，在山西时完全寄人篱下，后来被调到北平的时候简直是欣喜若狂。而且人家对小六子那真叫一生粉：

由于二十九军的编军，是在张学良手中办理的，所以宋哲元对张学良甚表恭顺。宋在冀察一段时期里，对于张学良留下来的东北军的军政人员，尽量予以维持。从前何应钦北平军分会的办事人员，都是张学良的旧底子，宋哲元组织冀察政委会和冀察绥署，接收了军分会，把东北军的军政人员全部容纳下来。当时东北军的刘哲（后来曾任国民党监察院副院长）在冀察政委会任常委，帮着宋办事，富占魁（现任吉林省政协副主席）任冀察绥靖主任公署参谋长，而莫德惠则经常往来于西安、北平之间。宋哲元和张学良之间的关系，保持得很好。张学良在西安发动双十二事变时，宋接张通电，感到惊异，复电中有“国事由国人解决”及“请保障委座（指蒋介石而言）、安全”之语。宋不赞成张学良如此做，但没有显明地反对他。（戈定远《二十九军和冀察政权》）

要是像这位答主说的那样，商震和宋哲元都能一北一南平分山西了，那他们为啥还这么窝囊，巴不得想离开山西？

五、东北军在中原大战后就有51军和67军的编制？

东北军的全称是“东北边防军”，顾名思义，这是一支比较独立的军系，很长时间内都不用国民革命军的统一军师番号。东北军在关外时，连师的番号都没有，当然更不可能有51军的番号。入关的时候，小六子把先期入关的部队分成两个军，于学忠是第一军，王树常是第二军，因此可以称呼于学忠部为东北边防军第1军而不是51军，王树常部同理。总之，在九一八之前，东北军根本没有51军和67军这样的编制，这两个编制是1933年2月以后才改编的

这么一小段话，“时间线”相当混乱，涉及的部队的情况和原答案划定的时间段很多对不上。虽说原答主写到在这个程度已经很辛苦了，但知乎好歹也算个传播知识的地方。我个人建议：既然要讲民国史，对自己涉及的内容还是不能任意发挥，没有把握的地方少讲点为妙，要讲也还是引用可靠的资料更妥帖。不然行家看了倒可以付之一笑，对于普通人来说那就是误人子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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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原答主整理的时间线，确实有几分道理，但问题是时间线的起始点精确地卡在了九一八前后，局势表现为 蒋公到处打地鼠。不明就里的人看上去还真以为不是 蒋公而是世界的错，而只要把时间线继续前推，就可以看出 蒋公玩了很多sao操作。首先是在外交方面，1929年的中东路事件，明明小六子有望以外交方式和平解决， 蒋公非要逼小六子打仗，打下来的结果，日本人看到：

不打这一仗日本人还真未必知道东北军如此拉垮，也可以说是 蒋公帮日本人定下了侵略的决心。而且当时苏联是唯一有可能帮助中国在918抵抗日本的国家（英美：啥？东北？我们都闹经济危机呢，哪有空管东北？你说东北产大豆？让日本人把东北让出来国际共管，我们还是可以管一管的），当时日军畏惧苏联和中国联手，迟迟不敢越过中东路去打哈尔滨：

结果由于 蒋公逼小六子和苏联打仗，慈父表示：我还是先看看算了：

后来何柱国表示：“中东事件不仅损兵折将,产生的影响也很坏,既结仇于苏俄,又更加引起日本人的轻视,认为东北军不堪一击。”（《张学良与东北军》）孙科也表示：“我们回溯此段不幸历史,觉得假使当时中苏关系不恶化……两国能维持友好的革命外交关系,以苏联为与国,也许敌人对我不敢发动侵略”（《孙科与抗战初期的中苏关系》）既然两个大佬都是这个看法。那怎样评价 蒋公的这种外交操作也就不用多谈了。

另一方面， 蒋公打地鼠也是他自找的。本来东北易帜后国内各派的势力已经趋于平衡了， 蒋公偏要用编遣的办法来激怒其他派系，导致开战。当然你说 蒋公有本事，能就此统一各派系也就算了，问题是他自己没这个本事，结果内战打了十年。

最后姜克夫先生给了 蒋公这个评价，我觉得完全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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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在张作霖遇刺之后，张学良一直和蒋介石打得火热。已经进行列宁党改造的国民党，把党部开进了所有东北军的重要城市，东北军内部也被渗透的妥妥的。

蒋介石是一个坚定的民族主义者，认为国土和主权都要不折手段的搞回来，1928年6月南京政府外交部长王正廷发动了一场以修订不平等条约为中心的“革命外交”，将列强在华特权分为五类，革命外交将分为五期进行，包括恢复关税自主权、取消治外法权、收回租界、收回租借地，以及收回铁路利权、内河航行权、沿海贸易权等。

而张学良坚定的拥护这位大哥的主张。1928年7月1日，张学良向国民政府发出《绝不妨碍统一电》，1928年12月29日，宣称接受国民政府管辖，即日改悬国旗，东北易帜（从民初的五色旗换成了南京的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张学良随即被南京政府任命为东北边防司令长官、全国陆海空军副司令，年仅28岁。这时候的国民党实际已经控制了东北军的方方面面。

接下来就是很多人不太知道的中东路事件。

哥俩一合计，决定收回中东路的路权，由张学良出面与苏联人交涉，但苏联人觉得，我们有合约的好伐。说收回就收回，你不要开玩笑的啦好伐。

苏联这时候正在闹饥荒，不光乌克兰饿死了几百万，俄罗斯本土也没好多少，本着趁你病要你命的宗旨，哥俩决定先碰瓷儿。

张学良先是愤怒声讨红白两大帝国主义（苏、日）对中国东北进行的疯狂渗透，导致北患无休无止。张学良决心夺回失去的主权，并切断苏联对中国共产党的支持。

张学良的东北当局先是单方面收回中东路路区的警务、市政、税务、教育、地亩等主权，苏联方面并没采取强硬的报复措施。

然后，1928年12月24日，张学良指示东省特别区行政长官张景惠强行收回了中东铁路电报局与哈尔滨市自动电话局。苏联驻沈阳总领事库兹涅佐夫提出抗议，要求偿付安置费100多万元，但没有做出更激烈的反应。

1929年3月1日，张学良再就中东铁路权益问题向苏联方面提出交涉，苏方再度退让，将该铁路原由俄国人担任的商务、机务、车务、总务、会计、进款等6处正处长的职位，让予中国人担任。但要求中国方面承认中东路苏联工会。

再然后

1929年4月，张学良召集张作相、张景惠、吕荣寰（中东路督办）、刘哲（中东路理事）等讨论中东铁路的问题。张学良故此认为苏联态度软弱，不久即收回中东铁路哈尔滨气象观测站，驱逐教育厅苏联科长菲利博维赤出境，苏联亦予为默认。

1929年5月，东北政务委员会通过了吕荣寰、张国忱分别提出的强制收回中东路的议案，决定由吕荣寰、张景惠负责执行。

1929年5月27日，东省特别区警察总管理处处长米春霖接到密报，指称“苏联将在哈尔滨领事馆召开远东党员大会”。张学良密电东省特别区长官张景惠，由米春霖率领军警以“俄人宣传赤化，显违奉俄协定”为由，突袭搜查苏联驻哈尔滨总领事馆，逮捕了39人，同时搜出并扣押了大批文件。被捕人员中，除有苏联驻沈阳总领事库兹涅佐夫外，多数是中东路沿线各站、三十六棚地区各苏联工厂职工联合会、苏联商船局，远东煤油局、远东国家贸易局等经理或委员。5月29日，张景惠又下令封闭哈尔滨、齐齐哈尔、海拉尔等地苏联领事馆。5月31日，苏联政府向南京政府提出抗议，要求释放其在哈尔滨领事馆被捕人员。

6月4日，南京政府外交部长王正廷致电张学良，称外交委员会对苏有可能“群议绝交”，询问东北方面有无抵抗的实力。6月5日，苏联当局要求释放其在哈尔滨领事馆被捕人员，表示愿意以缩小中东铁路局长权限作为交换条件。6月6日，张学良密电张景惠、吕荣寰：

“张长官、吕督办鉴：汉密。上月两公临行曾议定对东路施行步骤，进行如何，未敢催促。苏领馆事发生后，则我原定办法，自宜同时进行。良意对内两公须将意见交换，谋定后，不分彼此，照一定方针去做，且需极端机密，非重要僚属，不使参预。对外则东路仍本协定精神，要求履行，继续以前经过程序，向俄方催促，若再用延宕办法，则我方须利用此时机出以严厉之手段，解散职工会，封闭苏俄所设商号，其余检查电信，限制居民，驱逐不良分子，皆将次第施行，务达我方所希望而后已。望努力为之，有何困难，良当力肩之。取舍及因应方法，即由两公斟酌缓急，权宜行之。张学良。”

这时候，苏联人才动起来。6月13日苏联增兵海兰泡，黑省当局亦调兵赴瑷珲增防。6月17日苏联增兵满洲里附近，万福麟派第三旅增防呼伦贝尔。

后面的细节就不多说了，苏军在国民党原总顾问布柳赫尔同志的指挥下，对东北军一顿胖揍，东北军损伤惨重。主要还不是人员物资的损伤，士气和心态一下子就崩了。毛子原来这么猛。

中东路事件对张学良的冲击也是巨大的。1905年日俄战争证明日本军力尚在俄国之上。东北军面对苏联红军一败涂地，毫无反抗能力；面对盘踞已久的关东军应该更甚。中东路事件后，张学良面对两年后“九一八事变”的日本关东军，张学良担心东北军孤军作战，做出“无谓的牺牲”，因而提出了“全国抗战论”。1931年9月18日深夜，张学良在他治疗重症伤寒病所住的北平协和医院召集在北平市的东北军高级将领开会，会上张学良说:日人图谋东北由来已久，这次挑衅的举动，来势很大，可能再兴起大的战争。我们军人的天职，守土有责，本应和他们一拼，不过日军不仅一个联队，他全国的兵力可以源源而来，绝非我一个人及东北一隅之力所能应付。现在我们既已听命于中央，所以军事、外交均系全国整个的问题，我们只应速报中央，听候指示。我们是主张抗战的，但须全国抗战;如能全国抗战，东北军在最前线作战，是义不容辞的。这次日本军队寻衅，又在柳河沟（准确地名是柳条湖）制造炸毁路轨事件，诬称系我方的军队所为，我们避免冲突，不予抵抗，如此正可证明我军对他们的进攻，都未予以还击，更无由我方炸坏柳河沟路轨之理。总期这次的事件，勿使事态圹大，以免兵连祸结，波及全国。

实际上，蒋介石给他的建议也是以全国抗战大局为重，这时候还不宜与日方全面冲突，应该保持暂时退让的策略。当然，谁挑事儿比较多，由于政治正确，我也不能说的太细。

张学良在接见北平市各界人民抗日救国会代表时说：“我姓张的如有卖国的事情，请你们将我打死，我都无怨。大家爱国，要从整个去做，总要使之平均发展。欲抵抗日本，必须中国统一”。张学良对形势判断的依据是：中东路事件中，苏联是被动的，准备不充分，而东北军是做了充分准备的，东北军尚且失败；“九一八”事变按国民政府的说法日本是蓄谋已久的，早已作好充分准备，东北军孤军奋战，又谈何能取胜？1904年的日俄战争，俄国战败。日苏相比，日军当时战力强于苏联远东部队，那么，东北军与苏军作战都打不过，更何况要面对比苏联态度和战意更加强硬的日本人了。

东北军的将领们看主帅意志这么坚决，其实他们也不见得就都想打，于是也就听了张帅的主张。

但我认为，此后东北军并不存在几十万都跟随张学良的事实。张学良1933年就下野了一段时间，欧洲旅游去了。东北军则是一种一盘散沙的状态，既不是中央军编制，又不是有地盘的地方军阀，日子大抵上过的都不太如意，寄人篱下。很多人也只是名义上奉张学良是主帅。

不然后来张学良被关起来他们怎么不联合起来政变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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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因为亲兄弟也要明算账不是。即使一个人，他有很多领地，也没办法把它们合并，何况不同领地的继承顺位也是不同的。欧洲这些王室疯狂乱伦，也没统一欧洲。不过查理五世的领地加起来是相当庞大。算血统，欧洲那些王室都是世代联姻的亲戚。

查理五世（1500年2月24日-1558年9月21日），即位前通称奥地利的查理，神圣罗马帝国皇帝（1519年-1556年在位），西西里国王（称卡洛一世，1516年-1556年），那不勒斯国王（称卡洛四世，1516年-1556年），低地国家至高无上的君主。 他在欧洲人心目中是“哈布斯堡王朝争霸时代”的主角，也开启西班牙日不落帝国的时代。

查理五世是哈布斯堡王朝广泛的皇室联姻的最终产物。他是出身于哈布斯堡家族的西班牙国王腓力一世与卡斯蒂利亚的胡安娜（疯女）之子，阿拉贡的斐迪南二世与卡斯蒂利亚的伊莎贝拉一世的外孙，神圣罗马帝国皇帝马克西米连一世和勃艮第女公爵玛丽的孙子。

查理于1506年（他的父亲死于那一年）继承了低地国家和弗朗什孔泰。当他强悍的外祖父斐迪南二世在1516年去世后，他成为一片巨大领地的拥有者，这片领地包括他母亲的卡斯蒂利亚和斐迪南二世统治的阿拉贡、纳瓦拉、格拉纳达、那不勒斯、西西里、撒丁, 以及整个西属美洲（在他统治时期，西班牙在美洲的殖民地由于征服墨西哥和秘鲁又扩大了好几倍）。

在祖父马克西米连一世去世后，查理又得以继承哈布斯堡家族在奥地利的产业。通过向选帝侯行贿等手段，他在1519年战胜法国国王弗朗索瓦一世当选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

1555年在击溃新教力量的最后努力失败后，查理五世就开始脱离政治生活。他把自己的个人帝国——西班牙和低地国家传给了儿子腓力二世；把神圣罗马帝国传给了弟弟斐迪南一世（1555年10月25日放弃尼德兰王位给腓力；1556年1月16日放弃西班牙王位给腓力；1556年9月12日放弃皇帝帝位给斐迪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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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理五世的家庭

妻子：葡萄牙公主伊莎贝拉，1526年结婚

子女：

腓力二世（菲利普二世），他的王位继承人，享年71岁。

玛丽亚(1528-1603)，嫁马克西米连二世，享年74岁。

胡安娜(1535-1573)，嫁葡萄牙太子若昂，终年38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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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西米利安二世(1527年7月31日-1576年10月12日)是哈布斯堡王朝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1564年至1576年在位)。1548年至1550年马克西米利安摄政西班牙，1562年被选为波希米亚国王(1564年-1576年在位)和罗马人民的国王(1562年至1576年在位)，1563年又被选为匈牙利国王(1564年至1576年在位)，1564年加冕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他也曾试图成为波兰国王，但没有成功。

马克西米利安1527年出生在维也纳，父亲斐迪南一世是神圣罗马帝国皇帝(1556年至1564年在位)，母亲安娜是波希米亚和匈牙利国王弗拉迪斯拉夫四世的女儿。1548年马克西米利安同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五世(1530年至1556年在位)的女儿玛丽亚结婚，查理五世同时也是马克西米利安父亲斐迪南一世的哥哥，即马克西米利安的伯父。（堂兄妹乱伦）

腓力二世。西班牙国王 (1556年-1598年在位)和葡萄牙国王(称腓力一世1580年-1598年在位) 。查理五世儿子。1570年马克西米利安将女儿安娜嫁给了腓力二世，成为他的第四个妻子。安娜是腓力二世妹妹玛利亚的女儿，生下腓力三世。（甥舅乱伦）

腓力四世，娶奥地利的玛丽亚·安娜（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斐迪南三世之女，母亲玛丽亚·安娜是腓力四世的亲妹妹）。（甥舅乱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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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邀，

基本上所有高复杂性的问题，比如说天气预报、地球洋流、股票预测、大型生态系统演化、癌症、狂犬病等等。

具体一点的，湍流、堆积固体颗粒的流动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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