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会。
因为张作霖会在最后关头答应日本的一切条件,日本人自然不会再搞什么九一八事变。
九一八事变本身就已经证明张学良比他爹张作霖爱国。
事实上,日本关东军在1928年4月就准备发动类似九一八事变。
计划张作霖返回沈阳时,用武力将张作霖以及奉军缴械。
1928年4月18日下午4点,关东军司令部给下属第14师团和由朝鲜军紧急抽调来的第40混成旅团发出了准备出动的命令;
19日,给第14师团下达了“20日在丰田集结后继续向锦州进发”的命令,给第40混成旅团的命令是“21日在奉天集结”。
请注意,此时的张作霖的安国军政府仍未下达总撤退的命令,也就是说,奉军仍旧在华北抵抗北伐军攻势的时刻,日军已经调集关东军主力和朝鲜的驻军,大举杀向了锦州、沈阳,准备军事行动。
最重要的是,这个出兵规模,和“九一八事变”一模一样。
但是和九一八事变不同,这一次关东军是上报了东京文官政府,希望得到正式授权。
那么是谁阻止了关东军行动呢?
当时日本首相田中义一。
原因是张作霖虽然百般抗拒,但是当面临“国家与个人利益”终极选择时,张作霖最终选择了个人利益,签署了《满蒙新五路条约》。
《满蒙新五路条约》有多重要?
重要到日本关东军炸死张作霖,严重损害了日本的利益。
如果日本关东军不炸死张作霖,让张作霖顺利返回沈阳,那么张作霖面对国民党军的军事压力情况下,他只能选择和日本人合作。
所以我们才看到当时任日本首相田中义一得知张作霖被炸死的消息后大发雷霆:
我们的事业到此就算结束了。
“满铁”社长山本条太郎则愤怒的表示“这下子我到满洲来直至今所谋划的以及今后准备要做的事情就全成泡影了。”
张作霖的日本顾问町野武马(后担任日本众议院议员)在谈张作霖之死时,更是直白的表示:
满蒙五铁路将于七月正式发表公告,这件事为陆军探知,他们认为如果这件事成功了,就不仅是五条铁路问题,每条铁路都附有租借地,所以满洲就等于是日本的了,日本在满洲的地位已彻底解决。那样一来,军人们就再也没有建立功勋的机会。
正因为关东军炸死张作霖对于日本文官政府看来是“画蛇添足”,所以我们看到皇姑屯事件的始作俑者河本大作本人并没有像后来的石原莞尔一样“升官发财”,反而被彻底赶出了军队系统。
而张作霖死后,日本更是开出了相当好的条件拉拢张学良,如果张学良能答应,也就没有所谓的九一八事变了。
张学良继承了张作霖的政治职务后,日本方面最关心的就是张学良是否可以继续履行“满蒙新五路”的合同。
为此,日驻奉天总领事林久治郎特向张学良提出质询。张学良则以“皇姑屯的炸弹已将专列里所有文件全部毁灭,一切都已无根据”为由,表示“实行困难”。
不过日本人并不死心,反而在“九一八事变”前不停的试探张学良。
日本驻沈阳总领事林久治郎对张学良转达了日本首相田中义一的意见,表示假若张学良不倾向南方,而在东三省境内维持中立的话,日本愿支持张的现在地位并考虑协助抵抗南方军事上的进攻。
1928年8月4日,日本前驻华公使林权助作为日相田中义一的特使,专程赴沈阳参加张作霖的葬礼。林权助向张学良表示,如果“张学良能以保境安民为务,则日本可助其裁军或整理财政及一切之必需 。“
但是日本这些优厚条件全部张学良拒绝了,他依然坚定不移选择“东北易帜”。
不仅如此,张学良在东北易帜后还采取了一系列限制日本的措施,1929年4月,辽宁省政府发出训令:《禁止土地、房屋出卖给日本人》;1930年9月2日,辽宁省政府又下达密令:《禁止盗卖国家土地》,规定无论私有、官有、公有土地,卖与或租与外国人者,均以盗卖国土论处,处以死刑、无期徒刑或课以罚金 。
据日本学者水野明统计,张学良在主政东北时期,为了维护国权,对抗日本,所发布的法令、训令、密令多达231项,其中包括商租,土地买卖,对韩国、朝鲜人的限制,对满铁、日本军警、日本产业、日本人旅行等诸方面的限制等内容 。
1930年7月,辽宁省政府发出训令:《禁止中日合办各项事业》。同时,东北当局还颁布了废止日本抚顺煤输出税协定,否认日本开采抚顺油页岩的权力,增收日本投资的振兴公司铁捐,没收日本非法经营的大岭滑石矿区等一系列限制日本经济侵略的政策 。
这一切都和张作霖时代迥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