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广州没有二、三星,正常么?
平心而论,我不知道怎么回答这个问题。
虽然米其林列出过评价标准,但除了米三是“至高无上的荣誉”、“值得专程拜访”以外,米二和米二的边界其实比较模糊。一般而言,我们也只能凭感觉说,某某餐厅应该是米一或米二的。
广州没有米三,毫无问题。我从去年米其林宣布要有广州榜单就说了,广州不应该有米三。
然而,考虑到在上海的情况,我就不好说了。毕竟米其林也是要做生意的,既然唐阁都可以是米三(这基本是公认的笑话了,当然唐阁有水平,不应该米三而已),又考虑到上海的几家米二。我因此放话,广州应该没有米三,但米二可以有。
结果,广州真的没有米二!
真的么?广州真的不配拥有米二么?不考虑价格,广州公认的粤菜首府当是白天鹅宾馆的“玉堂春暖”,然而他们也只有米一?!
说实话,如果没有上海榜单,只看港澳的话,玉堂春暖只有米一我也是不服气的。看最新的港澳榜单(去年发布的2018版),米二里除了香港的新同乐我无法比较,欣图轩我承认玉堂春暖或许逊色一筹,其余餐厅差不多。如果考虑到上海榜单(依然选用去年发布的2018版),我本人完全可以认为玉堂春暖超越了逸龙阁,其余两家也不会差到哪儿去。
说白了,如果只有港澳榜单,参照过来,这份广州榜单我也不太服气了。但有上海为参照,那更是完全不合理。玉堂春暖无论如何,都不会差过上海的三家米二粤菜。
所以,你说这到底是鞭策,还是乱来?在发布前我们就担心,米其林可能运用了大量在港澳地区培养的探员,他们往往只熟悉港式粤菜的一套,担心本土粤菜得不到公允评价,甚至被港式粤菜压一头。现在看来,被压一头不至于,但得不到公允评价,实在是让人震惊。
这几家餐厅,炳胜基本上本地人不怎么去(当然不代表炳胜差,虽然我认为他们雷区很重)。利苑、江、惠食佳,算是实至名归。愉粤轩和丽轩我没吃过,不能乱说,但愉粤轩的风评一般。而玉堂春暖,是毫无疑问、对的、毫无疑问,被低估了!
如果米其林以那么严格要求的标准来评,请问上海的鹅夫人是什么情况,喜粤又是什么情况?鹅夫人这种放到广州根本不会有人去的餐厅,你好意思说,跟广州这几家平起平坐么?跟香港的文华厅、嘉麟楼,澳门的永利轩、紫逸轩平起平坐么?
这样的榜单,真的可以反映广州的真实情况?你要么就按全球统一标准,要么就按“中国大陆统一标准”。现在这样不伦不类,米其林你算是怎么回事?
2、广州的必比登和餐盘奖(推荐)如何?
总体而言,必比登更靠谱。
除了一家天都里,其余都是粤菜。天都里所在的亚洲国际大酒店位于环市东路,淘金与小北之间,对面是广东电视台。这里是许多外国人下榻之地,尤以印度人为甚。天都里的印度菜,的确是有水平,这并非虚言。
其余餐厅,酒店餐厅的“云轩”让我有些不明就里。而打着“创意菜”旗号、位于红砖厂的“榕意”我也并不欣赏。高价粤菜,半岛名轩其实并不符合“必比登”物廉价美的要求。新泰乐两家都普普通通,我觉得上不了必比登,但他们水平的确稳定。
当然,里面也有不少好物。我喜爱的向群、创发、朱仔记等都上榜了。啫八其实不错,惠食佳旗下,算是对粤菜的探索(因此拿了特别奖“活力粤菜奖”)。南园虽然出品尚可,属于能给能不给,但毕竟给了也算留“四大名园”一分面子。剩下的,除了婆婆面都是各类里的佼佼者。尤其是坚记伊面,独步天下,他们因此也获颁特别奖“传承匠心奖”。婆婆面倒是不知为何上榜,同是竹升面,竹园跟永记是一个水平的,永记没上有些可惜(但可能是太难找太麻烦了,情有可原)。婆婆面这个级别的,华叻强、生力强、恩宁刘福记都达到了,没必要只上他们(我其实赞成不要上婆婆面)。
相对而言,推荐餐厅就有些奇怪了。
其实向来推荐餐厅都奇奇怪怪的,有些资本运作,也有些遗珠(譬如,我推崇的香港凤城酒家,就一直只是推荐,他们其实已经接近米二水平,拿米一完全没问题)。我很高兴的是,吴财记和源记都上了,尤其是源记,应该是唯一一家肠粉店。当然,里面雷区也不少,要注意。
值得关注的是,推荐里也有部分西餐。Ebony虽然改版后我并不喜欢,但水平依旧,拿推荐可以理解(其实我觉得他们水平并不差,上海的艾利爵士能拿米一,他们也不见得比艾利爵士差)。倒是荔雅图让我很惊讶,他们的水平完全不应该拿星。别说三人行,就连索菲特酒店的“香榭丽舍扒房”他们都不如。这样拿推荐,不禁让人怀疑万豪在背后有推手。
同时,无论哪份榜单都有遗珠。譬如文记这种餐厅不在推荐,也不在必比登,开玩笑。
总之,推荐部分不足为训,踩雷可能性高于满意的可能性。本份榜单,看米一和必比登就好。
3、榜单影响如何,“食在广州”真的完了么?
榜单毫无疑问出乎绝大多数人的意料,只有粤菜没问题,但只有一星餐厅让人很震惊。
我此前说过,广州的国际化程度很差,在米其林发布的亚洲城市里,广州是最糟糕的一个。因此,没有任何外国菜毫无问题(但上了天都里我真的很高兴,虽然不是每个人都吃得惯)。如果米其林能给广州人带来更开阔的视野,愿意接受更多的国际化餐厅,这是毫无疑问的好事。
然而,我还是要说 —— 这份榜单是不公平的。
无论跟上海比,还是跟港澳比,都不公平。我不知道米其林出于什么考虑给的星星,外部人永远无法探知内幕。但这份榜单如此有失公允,既无法在广州服众,又只会加深隔阂。
说实话,我觉得是双输的局面。
一方面,可能不少人更加不相信米其林。本来对“外国人评中国菜”,有的人就不屑一顾(我倒不这样认为)。但出了这么有失公允的榜单,只会加深他们的偏见,有损米其林的公信力。在发布会前,六月头进入预热阶段。广州的事宜也是交给一家公关公司负责的,跟上海一样(也就是跟港澳榜单不是一家公司)。一开始弄出了“米到羊城”这种荒唐的宣传词出来,“米到羊城”在粤语里谐音是“不要到广州来”,相当糟糕。被人抗议后,还辩解。后来压力太大,才改成了更好的“羊城有米”(粤语里意思是“广州有钱”,意头好了许多)。我想,米其林榜单发布后,或许不少人真的希望米其林以后“米到羊城”了。
另一方面,米其林既要维护他们的公允权威的形象,又要打开大陆市场做生意。但今天的榜单,严重损害了这两者。我不知道米其林是怎么考虑的,我只看到一种深刻的隔阂、鸿沟,还有些许自以为是。
“食在广州”完了没有,这是老生常谈的问题了。越来越不行,在许多浪潮冲击下越来越“药丸”,这个大家都知道。然而,时至今日,在广州依然可以 ——
物廉价美地找到可口食物,无论是粥粉面饭,街边小吃,还是严肃正餐;
广州食客依然非常重视吃,或许他们眼光狭窄,但在关键问题上不容退让,保存了许多本土食肆;
我认为,“食在广州”原本指的是广州有很多好吃的,但现在可以理解为饮食作为生活哲学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广州依然受人重视。实际上整个珠三角,乃至广东,或者岭南,我们都很重视这一点。
有了这一点,就有了长足发展的基础。我其实很希望米其林严厉一点,给大家一个当头棒喝。然而非常非常可惜,因为榜单有失公允,因此这个当头棒喝,变了味道。
最后还是那句话,做好自己,也希望米其林能看到这次的舆情反馈。我很期待,明年的米其林榜单会有什么变化。我依然很欢迎米其林来广州,但不应该抱着这样的态度。
否则,真的是“米到羊城”了。
好久没上你乎了,我来强答一下。其他答主说的东西大家也比较熟悉了。我换个角度来回答这个问题。
问:为什么知乎上许多人认为日语引进大量外来语是负面的,是否和母语是汉语有关系?
答:是。
问:为什么?
答:因为汉语长期是“上位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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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有关双层语言、上位语、下位语
为了说明这个问题,我把维基上diglossia的定义先抄下来。
In linguistics, diglossia (/daɪˈɡlɒsiə/) is a situation in which two dialects or languages are used by a single language community. In addition to the community's everyday or vernacular language variety (labeled "L" or "low" variety), a second, highly codified variety (labeled "H" or "high") is used in certain situations such as literature, formal education, or other specific settings, but not used for ordinary conversation.[1] In most cases, the H variety has no native speakers.
简单地来说,diglossia就是“双层语言”,在一个社区中有用于书面、文学、教育、科技等方面的“上位语”H和用于日常口头交流的“下位语”L。上位语是官方的、用于教育的,因此,上位语总是在通过知识分子和政权机构影响着下位语。单就词汇来说,上位语的词汇总是大量涌入下位语中。
在古代历史上,各个文化圈都有各自的上位语,例如欧洲的拉丁语、希腊语;伊斯兰世界的阿拉伯语、波斯语;佛教文化圈的梵语、巴利语;而在东亚文化圈,上位语则是汉语,或者说是文言文。
上位语有这样一些特点:
1. 上位语长期用于书面、科技、政治、教育等与权力和文化相关的领域,因而上位语带有官方、正式、有文化、先进等色彩。
2. 新的学术成果或者政治行为等等概念往往先用上位语表达,再向下位语传播。
3. 在封闭的文化圈内,新的概念用上位语表达时,往往没有可借鉴的词汇,因而倾向于使用上位语本身造新词。
4. 如有来自其他语言,特别是来自其他文化圈的借词,下位语往往是通过上位语辗转借入。
II. 作为上位语的汉语
好了,我们回来看汉语。虽然汉语在历史上一直有文白脱节的问题,但是汉语作为整体是东亚文化圈的上位语,直到近代,其上位的语的地位依旧有很大惯性。典型的例子包括:日本近代翻译西方的概念时是用汉字造词,这实际上是在用东亚文化圈的上位语(当然汉字已经被日本“内化”)在造新词或古词新用,以对应欧美文化圈的文明成果;越南很多外国的国名是按汉字读的,如俄罗斯叫Nga,是来自Nga La Tư,即俄罗斯,但这个词俄-蒙-满-汉-越一路而来已经面目全非了。
我说这些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汉语汉字词是上位语,通常它是第一手的概念载体,即使是在翻译中,它是第一次译文,所以它在同一时代大批量借入同一种非汉语言词汇的情况很少。当然,汉语依梵语借入的佛教词汇是另一个情况,因为在佛教领域,梵语才是上位语。
这里其实还有一个附加结果。因为汉语有上位语的优势,这使得很多汉语母语者或者东亚文化圈的人士感觉借词,比如日朝越借汉语词,是文明不够发达的表现,而汉语因为是发达文明的载体,因此借词很少。在你乎上,有一次讨论数目字“万”,我说这个词搞不好是突厥语等北方草原语言的借词。我猜到有人会反对,但是没想到反对的意见是:汉文明如此发达,数目词不可能是借词。其实,在这个论调中,直接就把借词和文明程度绑架了。但也正因为这样的想法,很多中国汉语使用者也比较倾向于外来的概念要汉语义译,不要直接借入,特别是借音。
III. 作为下位语的日语
我们再站在日本、日语的角度来看。事实上,明治维新之后,日本已经脱离了中国为中心的朝贡体系,但汉字和汉语作为上位语的历史惯性还存在,所以近代日本翻译作品往往仍用汉字造新词,当然,这和汉字在日本已经内化有关系。不过,由于近来以来日本的发展和中国的贫弱,汉字汉语作为上位语的地位不断衰落,但并没有确立新的上位语。这个时期的日语借词法语、德语、英语各占一席之地。但到了现代,特别二战以后,不仅汉字汉语作为上位语的地位基本消失,而且英语已经成为de facto的上位语。这以后的日语,借词大量的是英语借词,法德等语言已经很少了,即使有,也主要是集中在与国别文化、地域特产等相关的词汇中,新的科技词汇、新概念等,已经普遍是用英语借词。这实际上是上位语变化的原因。
类似的例子,我们可以举一下阿昌语。阿昌语是一种缅彝语,与缅甸语很接近。历史上阿昌族地区大多是傣族土司管辖,上位语是傣语,下位语是阿昌语。阿昌语中很多古典的政治、科技等词汇,都是使用傣语借词。但现在由于汉语的普及和流行,很多地方的阿昌语口语中出现了大量的汉语借词,替代了一些原来的傣语借词,甚至是替代了一些固有词。此外,羌语支大量语言过去奉藏语为上位语,现在也大量转向汉语西南官话作为上位语,也是这种情况。这和日语中大量涌入英语借词有一些类似之处。
IV. 日语中的固有词、汉字词与外来词
学习过日语的同学都知道日语中有固有词、汉字词与外来词。一般来说,汉语母语者会觉得汉字词更清楚明了或者相较于外来词更“日语”。但事实上,虽然日语中汉字词的比例非常高,但是汉字词读音的系统并非与日语十分契合。换句话说,即使是现代日语,汉字词的读音体系和日语固有词的读音体系仍有一定区隔。
随便举几个例子。比如,日语固有词是没有る打头的词语,但汉字词有,如“留守、類似”等。又如,古典日语少有浊音打头的词语,现代日语因历代音变造成一些浊音打头的词汇(如“出す”)也都很少,但汉字词就比比皆是,如:“学生、雑誌、男子、爆弾、疑問、事実、敏感”等等。再有,日语固有词一般没有拗音,今日=きょう,这样的例子也是历史音变的结果,而汉字词的拗音就实在太多了。
这实际上是说,外来词的概念即使翻译为汉字词,单从音系上来讲,未必有我们想象地那样贴合日语。
而更值得注意的是,日语是一种音拍语,词汇是由多个音拍(mora)连缀而成的,比如さかな是三拍,はずかしい是五拍等等。汉字词和外来词如果简单从音拍上来看,并没有像现代汉语的义译音译那么大的差距。我们来看一些例子:
日:(漢)哲学てつがく[4 mora];(外)フィロソフィー [5 mora]
中:(汉)哲学[2音节];(外)菲洛索菲亚[5音节]
日:(漢)物理的ぶつりてき[5 mora];(外)フィジカル [4 mora]
中:(汉)物理[2音节]、物理的[3音节];(外)菲济卡尔[4音节]
日:(漢)百貨店ひゃっかてん[5 mora];(外)デパート [4 mora]
中:(汉)百货店[3音节];(外)迪帕特门特[5音节]
尤其是最后一个例子,日语广泛吸收外来语后,形成一些改造的方法,使其适用于日常口语,也就是和制英语、和制外来语。常见的例子还包括プリクラ、パソコン、ワイシャツ、ベビーカー、ジーパン等等。
以上的例子试图说明,如果单看语音结构,日语使用音译的外来语与使用汉字词并没有太大的优劣差别,至少比现代汉语使用音译和义译的差别小。
V. 日本学者对外来语涌入的看法
大家也都观察到了日本国内对大量涌入外来语的批评。为此,日本还设立了国立国語研究所「外来語」委員会。下面抄两段该委员会的公开文书(没时间可以跳过):
外来語・外国語の問題点
近年,片仮名やローマ字で書かれた目新しい外来語・外国語が,公的な役割を担う官庁の白書や広報紙,また,日々の生活と切り離すことのできない新聞・雑誌・テレビなどで数多く使われていると指摘されています。例えば,高齢者の介護や福祉に関する広報紙の記事は,読み手であるお年寄りに配慮した表現を用いることが,本来何よりも大切にされなければならないはずです。多くの人を対象とする新聞・放送等においても,一般になじみの薄い専門用語を不用意に使わないよう十分に注意する必要があります。ところが,外来語・外国語の使用状況を見ると,読み手の分かりやすさに対する配慮よりも,書き手の使いやすさを優先しているように見受けられることがしばしばあります。
伝え合いとしての言葉を
そもそも,どんな言葉を使うのが適切かということは,話し手・書き手の意図,想定される聞き手・読み手,話題,使われる環境など,その時々の様々な条件によって変わります。同じ内容の話をするにしても,大人に話すときと子どもに話すときとでは,使う単語,声の調子,話す速さ,文の長さなどが変わってきて当然です。また,同じ大人でも,相手がその話題に通じているかどうかによって,言葉選びや言葉遣いにおのずと違いが出てきます。相手や場面に応じて,適切な言葉遣いが変わることにいつも留意することが大切です。このことは,私たちの言葉について国語審議会がかねて提言してきた「平明で,的確で,美しく,豊かであること」を実現する具体的な努力の一つと考えます。
这里面主要说的意思是大量外来词比较难理解,特别是对于老年人来说比较困难。更重要的是影响了全社会的交流。他们因此提出了语言的“简明、准确、优美、丰富”的目标。该委员会还提出了外来语替换的提案(具体可参看http://pj.ninjal.ac.jp/gairaigo/)。
这里面有个问题,为什么用汉字词就更加“简明、准确、优美、丰富”呢?这实际上就是前文几次提到的“内化”。日本作为东亚汉字文化圈的重要成员,在几千年的历史中,汉字已经成为其民族文化不可分割的部分,不论汉字词的音系与固有词有没有区隔,汉字词已然成为其语言的基石之一。汉字和固化的汉字读音已经是日语内在的一部分,即“内化”。从这个角度讲,外来词改汉字词也是用自有文化消化外来文化的方式。
但是针对这点,日本国内也有不同意见。1943年出生的著名日本国宝级日本语专家山口仲美就认为:和制汉语(汉语词)是与中国文化浸淫的时代相称的方法,但现在日本则浸淫在美国文化中,因此也许可以看到用片假名照搬的外来语其含意固着下来。
和製漢語は中国文化が浸透していた時代に合っていた方法なのであって、現在の日本はアメリカ文化が浸透しているのだから、片仮名の外来語のままにしておいて意味の定着を待つべきではないか。
山口仲美的这条看法实际上一定程度上包含前文所说的上位语变换的问题。
以上这些争论说明,即使在日本国内,对外来语的排斥,主要不是语言本身的问题,而更多是民族文化和民族感情的问题。
VI. 汉语古典音译词的内化
另外一个比较次要的方面就是汉语自身的音译词问题。实际上汉语的外来音译词很多,但是由于借入时代久远,当时的音译已经参与到后来的汉语音变历程中,变得很“汉化”了,因而让人不觉得是借词了。特别是有关佛教的词汇。
比如,说到中国传统建筑,很多人都说到“塔”。但是“塔”是明确的梵巴借词(梵stūpa,巴thūpa)。再有,刹那(梵kṣaṇa),这样的词是随佛教传入的概念。甚至很多我们熟悉的地名都是外来语译作汉语的。但是我们为什么不觉得它们“异质”呢?
现代汉语以普通话为音译标准。普通话音系的特点是声母缺少浊音,辅音韵尾仅有-n和-ŋ,因此音译一些外来词的时候,会拆出多个音节来。但古代汉语的音系更丰富一些,声母有清浊,辅音韵尾有-p, -t, -k, -n, -m, -ŋ,一些音译相应使用较少的音节。这点在佛经翻译上就很明显。一些现代翻译的上座部佛经是用普通话作的音译,与古典汉译对比,往往音节偏多,或者用字明显就是现代欧美音译词的感觉,例如:
Mahāmaudgalyāyana (Moggallāna) 古译:摩诃目犍连;白话译:马哈摩嘎喇那
Mahākāśyapa (Mahākassapa) 古译:摩诃迦叶;白话译:马哈咖沙巴
更加重要的是,佛教已经完全中国化了,有关佛教的词汇,不论是义译的世界、轮回,还是音译的刹那、劫(万劫不复)、涅槃,亦或变形了的音译词罗汉、菩萨、修罗,都成为汉语日常使用的一部分,异质感在历史中已经消失。因此,可以说这些佛教相关的词汇在汉语使用中,没有“外来词的感觉”。
如果剔除了佛教相关的音译词,汉语的外来语直接借词就很少了。即便是现代融入的外来词,所占比较也很低。这也是汉语母语者对直接标音的外来词下意识感到排斥的原因之一。
补充两点:
前面有同学提到外来语的涌入在日本日常生活中带来的种种不便。这个问题从语言发展的长期轨迹上来说,并不是什么了不得的大事。汉语词汇大量涌入日语时,文化人和普通民众的仅因汉语词造成的语言断层不可谓不大,在历史发展中也渐渐弥合了。这也是山口仲美上面评论的来源,要知道山口老师可是研究平安时代日语文学的泰斗,同时还研究现代日本青年人的日语。
各个国家和民族的所谓“语言净化”运动,不论打着什么旗号,都带有明显的民族主义色彩。而东亚世界一些语言放弃汉字词而使用欧美语言音译词的行为又可能带有去中国化的色彩。考察类似外来语这样的问题时,这两个方面的色彩都应当予以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