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飞宇解读鲁迅《阿Q正传》
2017年6月22日,毕飞宇在张掖河西学院讲座招贴牌前留影
沿着圆圈的内侧,从胜利走向胜利
文|毕飞宇
一、小说的体制常识
我们先来谈一点小说体制的常识。《阿Q正传》是作为连载小说首发的,1921年12月4日至1922年2月12日连载于《晨报》副刊,约3.3万字。
《阿Q正传》第一章“这一章算是序”(1921年12月4日晨报副刊)
依照我们当代小说的体制标准,3万字以下的叫短篇小说,13万字以上的叫长篇小说,3万字到13万字之间的当然是中篇小说。
然而,从文学史的角度来看,这个“当然”却并不当然。——如果我们的手头有一本《阿Q正传》最早的单行本,我们会发现,《阿Q正传》标明的是“长篇小说”。
“长篇小说”这个称呼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们,在鲁迅的时代,中篇小说这个概念尚不存在。事实上,在世界范围内,中篇小说这个说法也几乎不存在。
以英语世界为例,小说,也叫虚构,它是Fiction,往下分,短篇小说叫Short story,长篇小说则叫Novel。Long-short story则是一个很不规范的说法,勉强可以翻译成中篇小说。
事实上,西方的从业人员几乎不怎么使用Long-short story这个概念,喜欢读英语小说的同学可以到图书馆去查一查,你们会发现,许多当代中国的中篇小说翻译成英语之后,封面上标注的都是Novel,其他的语种所使用的,也都是和Novel相对应的那个概念。
中国的当代文学可以自豪一下:让中篇小说合法化、使中篇小说提升到一个新高度的,正是中国的当代文学。中国的当代文学有一个显性标志:期刊的发展特别地迅猛,数量巨大,这里头就包括大型的双月刊。
可以这样说,从20世纪70年代末期算起,没有一个国家的文学期刊在数量上能够比得上中国。那么多的月刊、双月刊,靠什么去填满它们呢?中篇小说就这样应运而生了。中篇小说的发展和壮大,构成了中国当代文学另一个显性的标志。
文学史告诉我们,鲁迅是现代白话小说的奠基人。如果我们往细里说,鲁迅不仅是现代汉语短篇小说的肇始者,也是现代汉语中篇小说的祖师爷。
我们的“中篇小说”就是从《阿Q正传》起步的,是《阿Q正传》为我们提供了“中篇小说”的体制模式,或者说美学范式。毫无疑问,《阿Q正传》拥有史学的和美学的双重地位。
二、小脚和小腿
我首先来谈谈《阿Q正传》的序。这个序很有意思,这个“意思”就在它的隐喻性。
黄永玉先生1952年创作的鲁迅木刻像
要给一个人做传,三大件必须要满足,也就是小说里所说的“某,字某,某地人也”。鲁迅想给阿Q写传,阿Q同样必须满足这三大件。
然而,经过鲁迅先生的一番考证,情况很不妙,阿Q这个人物出现了三个反向的特点:无姓,无名,无籍贯。
大家想过没有,鲁迅为什么要把阿Q写成一个三无产品呢?
去年秋天我讲过大先生的《故乡》,当时我就说过,鲁迅的情怀是巨大的,落实到小说上,那就是贪大,鲁迅是一个贪大的作家。
事实上,就本质而言,鲁迅并不是一个小说家,而是一个思想上的革新者。在鲁迅的眼里,小说算个什么东西呢?我再强调一遍,在鲁迅的时代,小说和小说家都没有取得今天的地位,很不入流。鲁迅先生可是放下了身段才“做起小说”来的,他写小说其实就是“下海”。
是什么逼着大先生放下身段的呢?是启蒙。大先生是一个渴望着面对整个民族呐喊的公共知识分子,这样的知识分子就不能待在象牙塔里,就不能太有“身段”,所以,第一,他“白话”了;第二,他“做起小说”来了。启蒙才是鲁迅的真使命。
《阿Q正传》写于1921年。我们都知道,1921年的中国充满了焦虑。从1840年算起,这焦虑已经持续了80年。
在80年的时段里,关于中国,最重要的一个词就是“侮辱”。那么,中国如何才能御侮呢?许许多多的中国知识分子都在面对这个问题,这是一个具体的问题,更是一个迫切的问题。
可以这样说,一部《阿Q正传》,其实就是一部关于“侮辱”的小说,骨子里也是一部关于“御侮”的小说。附带说一句,有一个问题我们必须考虑进去,还是关于侮辱的,——昨天我还是大爷,一觉醒来我怎么就成了孙子了?这是一个巨大的反差,当时的中国就处在这样的一个反差里头。关于“爷”和“孙子”,我先放在这里,我在后面再说。
极端一点说,一部中国的近代思想史,某种程度上就是方法论的历史——御侮的方法论。
换言之,中国该做些什么?中国能做些什么?不同的人给出了不同的答案和不同的侧重:师夷,体用,洋务,实业,科学,废科举,共和,解放生产力,头绪很多。
在解放生产力这个问题上,康有为和梁启超是了不起的,他们睿智的双眼盯住了一样东西——中国女人的三寸金莲。他们发现,中国女性的“三寸金莲”一旦变成“解放脚”,女性立马就可以变成生产力,换言之,中国的生产力就可以提升一倍,中国的GDP也许就可以提升一倍。——对中国的命运来说,如何御侮,女性的双脚才是真正的“内需”。
可是,1924年,鲁迅却拉出了一个特殊的女人,她叫祥林嫂。关于祥林嫂,鲁迅在《祝福》里是这么说的:她“整天的做”,“简直抵得过一个男子”。
在这两句话的前面鲁迅还有一句话,叫“手脚都壮大”。祥林嫂“手脚都壮大”这句话很醒目,很有意味。
请注意,祥林嫂不是小脚,是大脚。可是,大脚的祥林嫂只有一个结局——冻死骨。这起码说明了一个问题:大脚的奴才和小脚的奴才不可能有任何区别。所以,“小脚”的问题固然重要,“小腿”的问题却更重要。在这个问题上,鲁迅比康、梁前行了一大步。
私底下,我一直把鲁迅的哲学命名为“小腿的哲学”——你到底是跪着的还是站着的。鲁迅的一生其实就是为“小腿”的站立而努力的一生。
那么,鲁迅又是如何去看待御侮的呢?这就有点得罪人了,鲁迅认为,只要“小腿”是跪着的,“洋奴”和“家奴”也没有区别。
这句话狠哪,狠到骨子里去了,他道出了御侮本质——先做“人”,先不做奴才,然后,我们才有资格谈御侮。
所以,关于御侮,鲁迅的态度十分明确,他着眼的不是方法论——不是师夷、体用和洋务,而是世界观——我们要不要做奴才。鲁迅为什么如此在意世界观呢?因为鲁迅有“故乡”,因为鲁迅太熟悉“故乡”的闰土和闰土们了。
闰土和闰土们在精神上有一个特点:他们渴望做“奴才”,在奴性文化的驱动下,他们的内心有一种“奴性的自觉”。这个发现让鲁迅产生了无限的大苍凉。
请注意,鲁迅发表《故乡》是1921年的1月,发表《阿Q正传》是1921年的12月,是同一年的一头一尾。作为一个写作多年的人,我很想说一件事,那就是写作的惯性,这个惯性也就是作品与作品之间的逻辑性。
我常说,小说不是逻辑,但是,小说与小说之间有逻辑。这个特有的逻辑就是作家的价值体系,一个作家最宝贵的东西就在这里。
总体上说,鲁迅写《故乡》的时候对“奴性的自觉”还保留那么一点情面,但是,他觉得不够,太含蓄,太优雅,他意犹未尽,他想撕破脸皮、酣畅淋漓地来个“大的”。我估计鲁迅写《阿Q正传》的时候铆足了劲。
我这样说是有依据的,在鲁迅的小说写作史上,《阿Q正传》的篇幅最长、场面最大、人物众多,最关键的是,气足,手稳,那是一个小说家的巅峰状态。面对“大多数”,甚至是“全部”,鲁迅鼓足了决绝的勇气,迸发了全部的才华,他骁勇无比。
不做奴才的鲁迅很“大”、很“彪悍”;他以“大”对大,以“彪悍”对麻木,内心无比地恢宏。对奴才,他“一个也不宽恕”。作为读者,我想说,写《阿Q正传》的时候,鲁迅的心是覆盖的和碾压的,气吞万里如虎。
我敢武断地说,鲁迅压根就没想给“阿Q”好好地取一个“像样的”中文姓名,为此,这个惜墨如金的作家为了“三大件”,不惜写了那么长的一段序。
就小说的结构而言,这个序的长度是不合适的,但是,很必要。只有有了这个序,阿Q的“三无”身份才能够合理。——鲁迅根本就不想让阿Q有“姓”、根本就不想让阿Q有“名”、根本就不想让阿Q有“籍贯”,由是,鲁迅保证了阿Q的抽象性。阿Q是“大多数”,甚至是“全部”,他是无所不在的。鲁迅需要这个。
反过来想一想,如果我们让阿Q叫“赵国富”或者“赵国强”,这有趣吗?很无趣,很无聊。虽说“赵国强”更具象。
抽象不只是哲学的事情,也是小说的事情。抽象即涵盖,抽象性即整体性。
三、伦理和肿瘤
鲁迅一共动用了两个章节来描述阿Q的“行状”,也就是第二章“优胜记略”和第三章“续优胜记略”。
毕飞宇
阿Q的“行状”各异,但是,有一点是相同的:他受尽了侮辱。可是,无论遭到怎样的侮辱,最后的胜利者却永远都是阿Q。所以,阿Q也是御侮的,这就是所谓的“精神胜利法”。所以,阿Q的“行状”其实就是这样的一个等式:
行状=侮辱+御侮
我现在就想对具体的“行状”做一点分析,我们一个一个看过去。
第一,阿Q因为头上的癞疮疤和他人发生了口角,被人打了,——他用“儿子打老子”取得了胜利。
第二,正因为“儿子打老子”,阿Q占了人家的便宜,人家不答应,阿Q又被别人暴搓了一顿,——他用“第一个”敢于自轻自贱的“状元”完胜了对方。
第三,阿Q在赌场上赢了钱,不明就里就遭到了狂殴,钱没了,——阿Q用自残的办法取得了安慰。
补充一句,这三次的对手既是模糊的,也是具体的,他们是身份不明的“闲人”。
到了第三章,也就是“续优胜记略”,鲁迅描写了阿Q另外的三次行状:
第四,阿Q被王胡打了。
第五,阿Q 被假洋鬼子打了。
第六,阿Q被小尼姑骂了。
鲁迅总共描绘了阿Q的六次受辱,也就是六次御侮。现在我有一个问题,鲁迅为什么要把它们分成两章呢?仅仅是为了篇幅上的平衡吗?写成一章可不可以?我的回答是:不可以。这不是一个篇幅上的平衡问题。
我们回过头来,先来看“优胜记略”,鲁迅写了一个人,也就是“闲人”,这些“闲人”在欺负阿Q。我们有理由把这些“闲人”看作黑恶势力。可是,到了“续优胜记略”,人物具体起来了,分别是王胡、假洋鬼子和小尼姑。我们分别看一看阿Q和他们的关系。
阿Q和王胡——
王胡的头上也有癞疮疤,这就和阿Q平起平坐了。但是,很不幸,他的脸上还有一圈络腮胡子。在阿Q看来,王胡比自己还不如。
正因为王胡不如自己,阿Q开口便骂,这一骂,阿Q 和王胡打了起来,最终却没能打赢。——阿Q的这次受辱,是因为他先欺负了比自己弱的人。
阿Q和假洋鬼子——
假洋鬼子是什么人呢?鲁迅说了,“钱太爷的大儿子,他先前跑上城里去进洋学堂,不知怎么又跑到东洋去了”。
这句话很刁钻,它一下子就道明了假洋鬼子的两重身份:1.富二代;2.受到过良好的教育。假洋鬼子是一个有知识的人。作为穷人,阿Q仇视富二代我们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他同时还仇视有知识的人——知识分子,这就匪夷所思了。
阿Q对知识分子的仇恨是从哪里来的呢?鲁迅没有交代,反过来,鲁迅却交代了这种仇视的强度,这就很有意思了。
我们可以把这种“不交代”或“强度”看作知识分子的原罪,阿Q必须仇视他们。阿Q的确被假洋鬼子打了,但是,注意,他侮辱假洋鬼子在先。——阿Q的这次受辱,是因为他天然地站在了知识分子的对立面。
阿Q和小尼姑——
小尼姑当然也有双重的身份:1.女性;2.异己。对待女性,对待异己分子,阿Q就更没有什么可客气的了。
请大家留意一下,只有在欺负妇女和异己分子的时候阿Q 才是真正的胜利者,为什么?他有合伙人,那些曾经欺负过阿Q的“闲人”。那些“闲人”统统站在了阿Q这一边。——阿Q的这次受辱,是因为阿Q对妇女和异己分子的欺压和亵渎。
现在,问题清晰了。鲁迅为什么要把阿Q的六大“行状”分开来写呢?是因为阿Q的六大“行状”、六次受辱、六次胜利所呈现出来的性质是不同的,甚至是相反的:1.他被侮辱;2.他侮辱别人。
这两件事不在同一个叙事平面上,绝对不能把它们放在同一个叙事空间里头。相对于“优胜记略”,“续优胜记略”是小说内部的一个反转,它更是小说的递进,也是小说的深入。
能深入的小说才可以抵达深刻。深刻不是你读了几本康德和海德格尔,更不是你学会了写几句佶屈聱牙的长句子。
深刻是深入的状态,是深入的结果。这里头全是小说家的洞察力和表现力,当然也还有勇气。
附带说一句,好小说从来不“溜冰”,也就是说,好小说从来不会在同一个平面上做“花样表演”。
有过写作经验的人都知道,任何一篇小说,它内部的时空非常有限,它极为宝贵,是小说的命脉。绝不能把小说的叙事时空浪费在信息的重复上。
2017年6月22日,毕飞宇在张掖河西学院贾植芳讲堂解读《阿Q正传》
可以这样说,如果没有“续优胜记略”的那次反转,“优胜记略”充其量也就是一组油腔滑调的“小故事”。相反,由于有了这次反转,阿Q这个人一下子就立体了,我们不仅可以看到他“迎光”的那一面,我们还能看到他“背光”的那一面。最主要的是,我们从阿Q的两面看到了鲁迅的深刻。
话又要说回来,小说家的深刻毕竟不是哲学家的深刻,小说家的深刻更多地体现在小说的写作技术上,就《阿Q正传》而言,人物的出场就是技术,这是很讲究的,写作的人一点都不能乱。
你把“续优胜记略”里的人物安排到“优胜记略”里去,小说马上就出问题,连接不上的。即使在“续优胜记略”这样一个小空间里,王胡——假洋鬼子——尼姑,这三个人物出场的次序也不能颠倒,一颠倒小说立即就会缺氧,小说即刻就会死。
那么,鲁迅深刻在哪里呢?
第一,鲁迅所描绘的阿Q在底层,如何去表现底层?一般的作家是这样做的——声情并茂地、“深刻”地揭示他的被侮辱与被损害,到此为止。大部分小说都是这样。鲁迅却直面人性,他面对了一个比底层更为重要的伦理问题,或者说精神的走向问题:一个人被侮辱、被损害了,他有可能在痛苦中涅槃,走向善良、互助和公正;也有可能正相反,变得更自私、更恶毒、更邪恶,阿Q就是这样。这个伦理问题为什么重要?因为它牵扯到受辱之后精神上的终点,而这个精神上的终点正是御侮的逻辑新起点。
第二,鲁迅告诉我们,阿Q有他与生俱来的天敌:1.比自己弱的人;2.比自己有知识的人;3.妇女或异己分子。请注意这三种人的逻辑关系,我们可以把这三种人的出场理解成鲁迅的精心选择,我们也可以把这三种人的出场理解成鲁迅对阿Q的基本认识,我们甚至可以把它理解成鲁迅对阿Q的基本判断。这个判断让读者恐惧。这三种人何以成为阿Q的天敌?这个问题值得深思。这是一个民族的、史性的问题。
我想说,中国的现代文学整体上是幼稚的,这个幼稚体现在一个文学逻辑上:只要你是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你的所作所为就拥有了天然的正义性和真理性。这是隐藏在中国现代文学内部的巨大肿瘤,非常遗憾,这个巨大的肿瘤到了中国的当代文学依然没有被切除。
很幸运,我们有鲁迅。鲁迅的存在大幅度地提升了中国现代文学的思想高度和美学品质。
四、作风问题和文化批判
刚才说了,“续优胜记略”里的小说人物是按照王胡——假洋鬼子——尼姑这个次序出场的。好吧,阿Q打不过王胡,只能到假洋鬼子那里找平衡,平衡没找到,那就去调戏小尼姑。那我们就来看看,鲁迅在描写小尼姑的同时,如何去兼顾小说的发展的。
《阿Q正传》书影 (1)
在鲁迅的描绘中,小尼姑总共就对阿Q说了两句话,一句是“你怎么动手动脚的”,属于责问,理所当然;另一句则很特别,很劲暴,是小尼姑骂人,“断子绝孙的阿Q”。
如果我们分析一下具体的人物,考虑到小尼姑的性别、年纪、身份、处境,我会说,让小尼姑说一句“阿弥陀佛”更贴切一些,让小尼姑骂一句“臭流氓”也行。如果是我来写,真的有可能这样。
再怎么说,小尼姑是个小姑娘,还是出家人,总是慈悲为怀的。鲁迅让小尼姑说“断子绝孙的阿Q”,就塑造人物而言,这是过分的。这已经不是骂人了,而是恶毒的诅咒,这样恶毒的诅咒和出家人的身份很不相符。
鲁迅为什么让小尼姑那样恶毒呢?
我们先来看一看小说的结尾,从小说的结尾往前面逆推。抛开小说的复杂性,就发展的脉络而言,阿Q是被当作抢劫犯而被处死的,其实是个替罪羊。
为什么阿Q会成为替罪羊呢?因为阿Q有前科,他走过他乡,做过几天的盗贼——阿Q为什么要走他乡、做盗贼呢?因为他在未庄遇到了生计问题,活不下去——他为什么就活不下去了呢?因为他找不到工作。
为什么他就找不到工作呢?因为没有人敢聘用他。为什么没有人敢聘用他呢?因为他的生活作风出了大问题。
为什么他的生活作风出了大问题呢?因为他骚扰过吴妈,他想和吴妈“困觉”。他为什么要和吴妈困觉呢?因为他想有个孩子。他为什么想要一个孩子呢?小尼姑说了,“断子绝孙的阿Q”。
《阿Q正传》书影 (2)
我们不需要再讨论了,答案是现成的。为了小说的发展,小尼姑不能说“臭流氓”,更不能念佛,小尼姑其实只有一句话可以讲,那就是“断子绝孙的阿Q”。
我们常说,小说需要发展,可是,发展是动态,动态就必须解决驱动力的问题,小说一旦失去了驱动力,那就只能抛锚。
相对于阿Q 而言,“断子绝孙”这四个字就是驱动力。小尼姑“断子绝孙”这句话一出口,阿Q这台疯狂的引擎刹那间就会轰然作响,他就得飙,他风雨无阻,谁也刹不住他。
我们都是读者,读小说是顺着看的;可是,如果你想学习写,你就要学会倒着看。你只要倒着看,小说内部的秘密就会大白于天下。倒着看什么?看作品的发展脉络,也就是小说的结构,也就是作家的思路。
天底下没有一样东西没有思路。大自然都有思路,科学家干的就是寻找这个思路。无论是理性的还是非理性的,它总有思路,哪怕你是普罗斯特,哪怕你是博尔赫斯,他也有他的思路。
但思路和思路是有区别的,古典主义小说的思路具有线性,现代主义小说则放弃了线性。区别就在这里。在最高本质上,小说的思路只有一个,呈现人类在不同语境下的可能性和复杂性。
相比较而言,思路的复杂性要高端一些,而思路的可能性则是基础。如果你写的小说在可能性上出了问题,那么,这篇小说就“不成立”。
相比较而言,《阿Q正传》的脉络并不复杂,甚至是简单的,大家都是有能力的读者,都可以把它的脉络捋清楚。但是,《阿Q正传》这部小说却不简单,它复杂在其他的地方。
阿Q和吴妈的关系就很复杂。这个复杂在脉络或字面上是看不出来的。
回到结构,整部《阿Q正传》,鲁迅采取的是圆形结构。阿Q处在圆心,在圆周上,有闲人、赵老太爷、王胡、假洋鬼子、小尼姑、小D、邹七嫂、吴妈等一干人等。我要说,写得特别好的一对关系,是阿Q和吴妈。
在整部小说里,阿Q和吴妈之间只发生了一件事,也就是阿Q想和吴妈“困觉”,说白了,就是阿Q想和吴妈发生性关系。即使是为了生孩子,那也还是性关系。
既然是性关系,我们就必须面对一个生理常识了:一个年轻的、健康的男人,他在什么前提之下渴望和女人发生性关系呢?进一步说,当一个男人已经决定和一个女人发生性关系的时候,他会产生什么样的条件反射呢?
性冲动,这是必然的。这是天下人都知道的一个生理常识。那么,鲁迅又是如何去描写阿Q的性冲动的呢?有趣的事情发生了,作为读者,我们看不到阿Q 先生的冲动,相反,我们看到的是阿Q的礼仪,是阿Q给吴妈行大礼。
我想说,在我读过的所有性描写当中,鲁迅对阿Q的性描写是最为诡异的那一个——只有身体,没有性,或者说,性是缺席的。
如果我们仔细地阅读鲁迅对阿Q的心理描写,我们立即就知道,这里的性不只是缺席,它还是批判的对象。
这一段心理描写极其要紧,在摸了小尼姑的脑袋之后,阿Q的性欲望事实上已经启动了,可是,阿Q的性心理又有哪些具体的内容呢?喜感来了,是“男女之大防”,是“男女授受不亲”,一句话,是特殊的意识形态。这等于说,面对女人,阿Q一脚踩着油门,一脚却踩着刹车。
我们还记得阿Q临死前的一件事吗?对,他不会画押,也就是说,他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这说明了一件事,阿Q是一个文盲。
那么,这个文盲有没有文化呢?有。太有了。阿Q很有文化,什么文化?儒文化,这是显性的。阿Q的心理,尤其是他的性心理,完全是按照儒家的那一套文化规范运行的。
想想看,一个目不识丁的农民,他的性心理却自觉而严格地按照儒家文化的那一套文化机制在运行,这是多么地惊心动魄。——它就发生在阿Q的心里,已然成了阿Q的“自然文化”。这既是一个文盲内心的现实,更是一个民族历史的现实。
我们可以把这一段心理描写理解成鲁迅对本体文化的基本态度。还是把时光倒退到1921年吧,鲁迅对本体文化的基本态度具有强烈的现实性和针对性。
在鲁迅的眼里,阿Q的“自然文化”也就是“本体文化”是畸形的、丑陋的、逆天理和反人类的。阿Q的“恋爱”不涉及情、不涉及爱、不涉及爱的表达、不涉及个性尊严,甚至不涉及性。它涉及的只是礼仪和荒谬,实在是令人无语。
鲁迅是直截了当的——御侮,必须从“新文化”开始,必须从“新人”开始。企图在阿Q这里寻找“方法论”,让阿Q去师夷和体用,统统没用。是的,一个连“困觉”都不会的人,你还能指望他什么?
鲁迅的御侮、鲁迅的启蒙、鲁迅的“白话”、鲁迅的“做起小说来”,都是和文化批判同步的,这也是鲁迅式的批判。这个批判来自小说最基本的技术——白描。具体地说,性描写,更具体地说,下跪。绝了。
附带说一句,在我的记忆里,最好的性描写有两处,排名第二的来自《你好,忧愁》,萨冈,这个17岁的少女,她说,性“像海水的船,简单极了”。排名第一的则是阿Q的这一跪。
五、杀人问题和精神本质
相对于阿Q 被处决这个高潮,小说的中部有一个次高潮,也就是阿Q喝醉了,他在梦里头“造反”了。这是阿Q这一生当中最为酣畅的时刻,也可以说是他人生的巅峰。
《阿Q正传》插画(1)
请注意,这一段并没有发生,是一个梦,是阿Q的意淫。它有点长,但是,大家耐心一点,我必须要给大家读一读:
“这时未庄的一伙鸟男女才好笑呢,跪下叫道:‘阿Q,饶命!’谁听他!第一个该死的是小D和赵太爷,还有秀才,还有假洋鬼子,……留几条吗?王胡本来还可留,但也不要了。……
“东西,……直走进去打开箱子来:元宝,洋钱,洋纱衫,……秀才娘子的一张宁式床先搬到土谷祠,此外便摆了钱家的桌椅,——或者也就用赵家的吧。自己是不动手的了,叫小D来搬,要搬得快,搬得不快打嘴巴。……
“赵司晨的妹子真丑。邹七嫂的女儿过几年再说。假洋鬼子的老婆会和没有辫子的男人睡觉,吓,不是好东西!秀才的老婆是眼胞上有疤的。……吴妈长久不见了,不知道在哪里,——可惜脚太大。”
这段文字激情四溢,在鲁迅的小说里,如此激情的文字并不多见。虽说是意淫,但是,这一段文字极其宝贵,怎么评价都不为过。无论以中国文学的眼光来看,还是以中国历史的眼光来看,这一段文字都具有经典的意义。
从文学上说,它体现了鲁迅惊人的心理刻画能力;从史学上说,它体现了鲁迅惊人的历史概括能力,它涉及了中国农民关于造反的基本认知,也涉及了中国农民有关自我价值的终极憧憬。
《阿Q正传》插画(2)
这一段文字分作了三节,差不多可以看作农民造反的三大目的。我们从后往前说:1.造反就是占领性资源。2.造反就是占领物质资源。这两点可以归结为“想要什么就是什么”。3.造反就是随意杀人。这一点可以归结为“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有关“想要什么就是什么”,这个很好理解,我们不说它。我现在要和大家讨论的是“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也就是杀人。
无论是造反前、造反中和造反后,有时候是需要杀人的,这个很好理解。必须要问的问题是,杀谁?回答则是现成的,杀敌人。
我们来盘点一下吧,来看看阿Q在“梦幻造反”当中都杀了什么人。小D、赵太爷、秀才、假洋鬼子、王胡,差不多是圆周的一半。在这五个人当中,赵太爷、秀才和假洋鬼子是“阶级敌人”,当然要杀。可是,阿Q第一个要杀和最后一个要杀的人,却是小D和王胡——他们都是“自己人”,阿Q为什么要杀他们呢?
说到这里我特别想聊一聊法国大革命。法国大革命有一个特色,革命者自己人杀自己人。可以说,这是自己人杀自己人的典型案例。
众所周知,法国大革命是资产阶级的革命,它的目的是推翻路易皇帝。但是,有意思的是,这场革命的主体却是新兴资产阶级屠杀资产阶级。杀人的动机是什么?是洁癖。常识告诉我们,每一个参与革命的人的态度都是不一样的。
在罗伯斯比尔看来,态度动摇的,要杀;不坚决的,要杀;不是很坚决的,要杀;不是最坚决的,要杀;动机不是最纯洁的,要杀。之后,罗伯斯比尔自己也被杀了。这场革命成了一个永无止境的杀人游戏。
就我的阅读范围来看,对法国大革命总结得最好的那个人是一个小说家,他就是26岁的加缪。
加缪的《局外人》充分地揭示了法国式洁癖的荒谬性,虽然加缪的本意也许并不在这里。——莫尔索杀了人,法庭的庭审根本不关心莫尔索为什么杀人、怎么杀人、证据是什么、证人是谁。法庭一而再、再而三地只是证明了一件事:莫尔索在“精神上”是一个杀人犯。只要证明了莫尔索在“精神上”是一个杀人犯,“道义”就可以处死莫尔索。
莫尔索在临死之前拒绝了神父,正是对这种“道义”的抗议。有学者把这样的“道义”概括为“罗伯斯比尔洁癖”。“罗伯斯比尔洁癖”有力地支撑了存在主义的理论基础:生存即荒谬,荒谬能杀人。
显然,阿Q杀自己人和法国式的洁癖没有任何关系。那么,他为什么要杀小D和王胡呢?鲁迅在小说里头并没有交代。
如果《阿Q正传》是我写的,我想我也不会交代。为什么呢?因为“造反”的历史就是这样,借用《狂人日记》里的一句话说,那是“从来如此”的。
这就是鲁迅的历史观:从来如此。根本就不用交代。鲁迅以他特有的冷静告诉我们,我们要想御侮,靠阿Q的“改朝换代”,一点意义都没有。
那么,透过阿Q的杀人,我们来看看,阿Q的基本诉求或精神本质究竟是什么呢?
在讲座的开头,也就是我讲“三无”的时候,我留下了一个问题,那就是“爷”和“孙子”的问题。这是一个大问题。在阿Q的“前史”里,他本来姓赵,用他自己的话说,他“先前比你们阔多了”,也就是说,他曾经是“爷”。
到了小说的叙事时空,阿Q已经彻底沦为了一个“孙子”。阿Q的精神诉求究竟是什么呢?通过“造反”,重新做回他的“爷”。这是他造反的唯一动机,既不涉及人性尊严,也不涉及社会公正。
表面上看,阿Q最为痛恨的是不公正,可事实上,阿Q最痴迷的也正是不公正。对阿Q来说,天底下唯一的公正是这样的:我是爷,你是孙子;即使我暂时做了孙子,我在精神上也依然是爷,一旦有机会,我一定要做回去。做人上人,这就是阿Q的精神本质。
在《阿Q正传》的开头,我们就看到了“儿子打老子”这句话,我们会发笑。可是,等到阿Q在梦中“造反”的时候,我们回过头来看,“儿子打老子”这句话是多么地不可或缺。如果把“儿子打老子”换成“我操你妈”“你这狗娘养的”,《阿Q正传》依然是《阿Q正传》,但是,小说前后的统一性就没有这么瓷实了。
我们一定要注意好作品内在的统一性。体育运动中有一个专业名词,叫合力。举个例子吧,我多次和专业的女乒乓球运动员打球,老实说,我的肌肉力量比那些女孩子强太多了,可是,奇怪的是,她们拉出来的弧圈却比我的更有力量。
原因只有一个:她们的肌肉动作形成了合力。合力就是力量的统一性。合力或统一性会在作品的内部产生不可思议的共振,在作品的内部形成巨大的势能。
六、禁忌和封闭系统
谈完了阿Q的精神本质之后,我想我们有机会来谈一谈“精神胜利法”了。
1984年,林兴宅先生在《鲁迅研究》上发表了一篇论文——《论阿Q性格系统》,那一年我还是一个大二的学生。就阿Q的性格,林先生创造性地使用了一个关键词:系统。我想延续“系统”这个概念,说一点别的。
《阿Q正传》插画(3)
我们都知道,阿Q这个人有一个最大的性格特征,或者说特异功能,那就是“精神胜利法”。这是鲁迅先生对中国文学所做出的无与伦比的贡献。
老实说,鲁迅的伟大是他完成了“精神胜利法”的命名,“精神胜利法”本身却没有什么可谈的,因为它并不复杂。真正复杂的是,作为作者,鲁迅是如何去“完成”这个性格特征的?他又是如何使这种性格特征得以确立的?
就写作这个角度来说,我以为,这个问题和“精神胜利法”本身同等重要。
我在前面说了,鲁迅写作《阿Q正传》所采用的是一个圆形结构,阿Q处在圆心,其他的人都在圆周上。如果我们仔细阅读这篇小说,我们很快就会发现,阿Q和圆周上的每一个人都是对立的。阿Q鄙视任何人,除了他自己。
大家都知道拉康有一个著名的理论,也就是镜像理论。这个理论阐述的其实是一个认知问题:一个人是如何认知自我的。在拉康看来,人类只有通过他人才能完成自我的认知。
所以,问题的关键就在这里:如何让阿Q失去“镜像”,失去自我认知的参照。
我们不能说鲁迅是在镜像理论的指导下去写作《阿Q正传》的。这个说不通。但是我要说,伟大的作家完全可以通过他的写作直觉去达成某个哲学命题。
鲁迅是这么做的——
第一,先确立阿Q 的禁忌。这是一个关键点。何为禁忌?1.自身的短处或弱点;2.这个短处或弱点一点都容不得他人的指涉;3.但有指涉必遭反弹。鲁迅正是抓住了阿Q热衷于反弹或热衷于抗拒这个点,一步一步地描绘了阿Q不算复杂的人际。可以这样说,鲁迅塑造阿Q性格的过程,就是交代阿Q抗拒外部世界的过程。阿Q没有一个朋友,换句话说,阿Q没有任何对话的对象和可能。
第二,在失去对话的对象和可能这个基础上,阿Q完成了他的自我封闭。整部小说,鲁迅最终完成的其实是一个系统,也就是阿Q自我封闭的系统。这是“精神胜利法”的大前提。没有这个系统,完成“精神胜利法”这个性格特征就不可能做得到。
第三,从自我封闭这个系统出发,阿Q一步一步丧失了他的现实感,也就是说,阿Q一步一步地丧失了他的认知能力,这个认知能力自然包括两大板块:1.主体的认知能力;2.客体的认知能力。
第四,两大板块的彻底丧失,唯一剩下来的是什么呢?是癔态。是我“要什么就是什么”,我“喜欢谁就是谁”。这是疯狂的、变态的、病相的,一点都不涉及理性,一点都不涉及生存的基本秩序,一切都可以脱离实证,一切都不需要现实依据。这个癔态所包含的仅仅是做大爷的心理需求和心理满足。作为一个饱受凌辱的人,什么是阿Q的心理需求?什么最能满足阿Q?当然是胜利。
然而,从逻辑上说,胜利属于判断,是判断就涉及依据,它是实证的结果。阿Q则不需要那些。他的胜利只不过是他的“意愿”,他自己“宣布”一下就可以了。这就是“精神胜利法”。
我要说,封闭系统的确立,表示着“精神胜利法”的最终完成,表示着阿Q这一性格特征的确立。阿Q的一切“行状”,就是沿着封闭系统的内侧,注意,是内侧,是黑咕隆咚的内侧,从胜利走向胜利。
七、黑洞和愚昧
相对于《阿Q正传》这部小说而言,只是在外围完成了一个封闭系统是远远不够的,道理很简单,支撑小说的不是外围的系统,而是系统内部具体的内容。
我要说,鲁迅对封闭系统内部的描绘漂亮极了。在这个封闭系统里,阿Q做了许许多多的事情,鲁迅描绘了阿Q许许多多的行为。可是我想告诉你们,这一切都是一个表象。
《阿Q正传》插画(4)
在《阿Q正传》里,阿Q做过几天盗贼,但那是在副线上,行为也不多,毕竟他是一个小小的配角。到了主线,阿Q都做了些什么呢?不说不知道,一说吓一跳,他几乎就没有什么具体的行为。阿Q只是一个“精神的存在”,他的一切行为都被鲁迅抽空了。
事实上,在主线,阿Q总共做了三件事:1.恋爱;2.造反;3.被审判。那我们就来看一看鲁迅是如何描绘阿Q的这三个具体行为的。
我们先说恋爱。常识告诉我们,恋爱是两个人的事情。但是,在小说里,阿Q的恋爱仅仅是阿Q一个人的恋爱,他和吴妈并没有建构起任何关系。在阿Q对着吴妈跪下去之前,你去问吴妈她和阿Q之间会发生什么,吴妈一定什么都不知道。
照理说,一个男人,他阿Q都要想和吴妈“困觉”了,他和那个女人之间总要发生一点现实关联吧,但是,就是没有。他们之间仅有的那点关系,也就是阿Q对吴妈行了大礼。
如果说,阿Q在小说的主线上还有一点“有效动态”的话,就这个了。——所谓的恋爱,完全是阿Q在封闭系统里的“心理行为”。
再说造反。阿Q到底造反了没有?一丝一毫也没有。除了阿Q在酒后有了一段关于“造反”的梦寐,在现实层面,我们没有看到任何有关阿Q造反的具体内容。
他所拥有的只是念头,也就是去寻找假洋鬼子,但是,正如我前面所说的,阿Q和这个世界并没有建立起对话关系,换句话说,阿Q和假洋鬼子之间就不可能构成对话关系,再换句话说,阿Q 和造反之间也根本不可能有实质性的关联。
《阿Q正传》插画(5)
在第九章,鲁迅对阿Q被捕的描写简直是妙不可言,阿Q为什么会被捕呢?没有人知道。阿Q自己说,“因为我想造反”。请注意,这是阿Q他自己说的。——所谓的造反,仅仅是阿Q在封闭系统里再一次的“心理行为”。
最后我们再来看阿Q的被审判。这一章可以说出神入化。从表面上看,所谓的审判是审判人与阿Q之间的一问一答,可是,只要我们仔细地阅读一下,马上就发现了,所谓的一问一答完全是驴头不对马嘴,阿Q的每一句回答都只是阿Q的一厢情愿,他和审判人之间从来就没有构成真正的有效逻辑,这次对话完全是错位的。
但是,最大的不幸终于出现了,这种错位,或者说驴头不对马嘴,最终对应的却是法律。可以这样说,是阿Q自己把自己给“说”死的,这里头有极为精彩的戏剧冲突。
我想强调一下,如果审判之后相关人员好好地去取证,阿Q绝对死不了。这里头既有鲁迅对法律草菅人命的控诉,也有鲁迅对阿Q“一厢情愿”的讥讽,很复杂的。
这一段文字充满了喜感,却更悲凉。这是审判人与阿Q的对话,也是悲和喜的对话,也是生和死的对话,更是现实世界和封闭系统的对话。所谓的审判,完全是阿Q在这个封闭系统里又一次的“心理行为”。
在整部《阿Q正传》当中,阿Q活灵活现的,到处都是他的行为,都有点闹腾了,可是,都是表象。
如果我们尊重文本,我们就必须承认,阿Q的“有效行为”微乎其微,少得不能再少了。让一个没什么具体行为的人物生动起来、确立起来,这个太难写了。
作为一个小说人物,阿Q的一切都始于心机,一切又都止于心机,他就是一个黑洞,是空的。简言之,他这一辈子其实是白活了,和没有并没有什么两样。
所以啊,阿Q在临死之前是必须要画那个圈的。这是一个深不见底的枯井,更是一个巨大的隐喻。
就这么一个黑洞而言,我想说,《阿Q正传》这部小说的写作难度远远超出了我们的预估。
作为一个写小说的人,我只能叹服,鲁迅写小说的能力无与伦比。别忘了,这一切都是在“写实”的名义之下完成的。
说到这里我想大家已经明白了,鲁迅从来都不是一个现实主义作家,从写小说的第一天起,他就是一个现代主义作家。多种不同的文学史书上都说鲁迅是“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我完全不能同意。
我当然也不指望别人来同意我。有一组概念我们是绝对不能混淆的,鲁迅所拥有的是“写实能力”,鲁迅所拥有的是“现实精神”,鲁迅所拥有的是“现实情怀”,但是,就小说美学的范畴而言,他真的不是“现实主义”作家。
利用最后的时间我再来说一件小事,那就是阿Q的愚蠢。不少学者认为,阿Q是愚蠢的,我一点也不同意。阿Q可不愚蠢。
如果我们仔细研读《阿Q正传》,很快就会发现,阿Q不仅不愚蠢,相反,他偏于精明。为了塑造好阿Q这个人物形象,鲁迅用得最多的手法正是心理描写。
这一点大家一定要多留意。阿Q的心很深,他很能盘算的。祥林嫂是既愚昧也愚蠢,阿Q是只愚昧不愚蠢。愚蠢的人愚昧,精明的人也愚昧,这是鲁迅要告诉我们的——愚昧不除,御侮就不易。
《阿Q正传》很不好讲,老实说,我的能力真的不够,一点感受而已。好在有能力讲这篇小说的老师很多,你们就拿我的演讲当作一点补充吧。
一家之言,谬误之处敬请老师和同学们指正。
本文首发于2017年《文学评论》第4期,微信平台首发于“六根”,在此一并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