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怎么会被邀请到这种问题……
鲁迅尊敬孙文(以及孙文所象征的革命),钦佩孙文。这一点从前面那三篇文章(指《战士和苍蝇》《中山先生逝世后一周年》《黄花节的杂感》——引注)可以明确看出。而且,他也明确地回答出他为什么尊敬孙文,他钦佩孙文什么。他在孙文身上看到了真的“革命者”。何谓真的革命者呢?临终前高喊着“革命尚未成功”的这个人便是。革命尚未成功。革命不是革命,第二、第三革命也不是革命。为什么?因为“革命无止境”。真的革命是“永远革命”。只有自觉到“永远革命”的人才是真的革命者。相反,高呼“革命成功了”的革命者却都不是真的。他们就像落在战士尸体上的苍蝇。苍蝇们是该唾弃的。
——竹内好《鲁迅·政治与文学》
将鲁迅的支点断定为对革命的期待,或许不免被指责为简单化。而且也许看上去是过于政治化的鲁迅的理解。但是,这种指责的一半以上,应归咎于日本对于“革命”一词的理解。如前所述,对鲁迅而言,中国人首先就是在他周围的周家的性格缺陷者、鸦片中毒者、将财色之欲隐藏在道貌岸然的外表之下的卑劣的礼教主义者及以冷酷的优越感对待少年鲁迅的庶民们。而中国社会,就是由这些人组成的阴湿的人际关系。于是,所谓“革命”,不论依靠具有“超人”般力量的“精神界战士”,抑或章炳麟那样的“菩萨式革命家”,总之都应从根本上颠覆这一人际关系,使人面目全新。我们经常说,鲁迅认为光是政治革命救不了中国,需要精神的、或者说是人的革命。但是更准确地说,鲁迅从未在政治革命以外思考人的革命,对他而言,政治革命从一开始就与人的革命作为一体而存在。他说“兴满灭汉”之时,不但意味着要将满人的政府变为汉人的政府,而意味着要将甘愿忍受满人统治的汉民族变为奋起反抗的人种。即便是将革命作为精神的问题、人的问题来把握,也并非在“政治革命”之外单独考虑“人的革命”和“精神革命”。换言之,鲁迅作为一位个体在面对整个革命时的方式是精神式的、文学样的,这在性质上异于部分地只将革命中的文学、精神领域当作问题的做法。
一个特征是,如此渴望革命的鲁迅在文章中,对于革命后的政治制度和社会制度没有一句展望。这也许表示他作为政治家是不够格的。然而总之,对于鲁迅来说,所谓革命就是那样的存在,在那儿他押赌了自己的青春。当他意识到辛亥革命失败之时,是作为他自己至那时为止的青春历程(革命征程)的一举失败来体验的,其理由即在于此。
——丸山昇《鲁迅——他的文学与革命·辛亥革命与其挫折》
武田泰淳氏指出,鲁迅是一个“看穿了世事的人”,当被虚假的进步和虚假的革命包围的时候,有良心的人应该怎样活下去呢”?鲁迅提出了这样的问题。把辛亥革命作为鲁迅的原点,这 是一个极富启发性的意见。但是,鲁迅曾这样说过,要想诞生天才,就需要能够培养天才的民众的土壤(《在天才出现之前》,1924年)。同样,只有把革命作为自己的追求,并把坚持不懈的精神作 为土壤,才能产生真正的革命家。武田氏说鲁迅是一个“看穿了世事的人”,就是说尽管经历无数虚假的欺骗和无数次的失败,却依然仍能够一如既往地追求革命,能够开拓出一条把虚假的革命重新锻造成真正的革命之路。人应该怎样活着?怎样开拓前进之路?可以说,是鲁迅教会了我们这些。
——丸山昇《鲁迅——他的文学与革命·革命和文学者》
鲁迅对中国思想革命运动的集中关注,是与他失望于旧民主主义政治革命息息相关的。辛亥革命的失败,使他对单纯的政治革命运动感到失望。他愈来愈觉得离开社会思想变革的政权更替,难以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的命运。“此后最要紧的是改革国民性,否则,无论是专制,是共和,是什么什么,招牌虽换,货色照旧,全不行的。”鲁迅从来不是无涉于政治的“纯艺术家”,他自始至终以饱满的政治热情从事文学创作。但应当说,在鲁迅写作《呐喊》和《彷徨》的整个期间,他的几乎全部的政治热情是倾注在中国思想革命的理论和实践 之中的。所以,他的《呐喊》和《彷徨》,并不是直接从中国政治革命的角度,不是自接从夺取 和巩固政权的政治实践的角度,而是从中国思想革命的角度来反映现实、描绘生活的。中国思想革命的问题及其特性,在《呐喊》和《彷徨》中得到了较之中国政治革命远为充分和精确的表现。它们的题材在外部表现上远不能说是广阔的,但其内部的幅度却异常巨大——巨大的典型力量和整体性的凝练,而这首先根源于鲁迅对中国思想革命问题的集中关注。中国社会现实的一切,其中包括像《阿Q正传》中的辛亥革命、《风波》中的张勋复辟等政治变动,都被他放在中国思想革命的天平上讲行称量。简言之,《呐喊》和《彷徨》首先是中国 当时思想革命的一面镜子,中国的政治革命是在思想革命的反光镜中被折射出来的。
——王富仁《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镜子——论《呐喊》《彷徨》的思想意义》
来来来,请题主告诉我,以上三位学者“真的读过鲁迅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