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晓寺今年22岁,是一位在美国读书的留学生。
过去的二十多年里,他一直生活得像个“普通男孩”,喜欢户外运动,考到了潜水证,徒步80公里爬上海拔4600米的雪山,最近还在尝试滑雪。他不了解化妆,分不清复杂的粉底和口红色号,也对打扮不太在意,一年四季只穿宽松的运动服。
怎样才算一个男孩,这个问题从未对他产生过困扰。
然而,今年年初,一场突如其来的病痛让他被诊断为“睾丸扭转”,如果不及时治疗,在供血阻断6-12小时后,睾丸可能坏死。最简单直白来说,就是可能失去性功能。
就诊过程持续近一个月,他没有把真实情况告诉任何人,包括家人、女友,和身边最亲近的朋友。网络世界是为数不多的出口,但当他找到处境相似的人时,某种和“男性气质”相关联的焦虑、痛苦和负罪,却近乎将他包裹。
幸运的是,这场疾病只是误诊,最坏的情况没有发生。
但前所未有的恐惧和羞耻,却让他开始反思,到底怎样才算一个男孩?
在虎年的除夕夜,我被诊断为“睾丸扭转”。这意味着我可能失去性功能。虽然我一直不想要孩子,不在意睾丸的实际功能,但它的象征意义还是让我产生了恐惧。
从确诊,到误诊,到危机消除,整个过程中,恐惧、羞耻一直伴随着我。
同时,这样的恐惧是一种无法诉说,无法言明的恐惧。
在这篇文章中,我试图反思父权结构中男性自身的脆弱,尽管这种脆弱同时意味着某种男性权力。
睾丸疼痛一周以后,我决定去看医生。
我一直对自己的男性健康并不关心,一是因为二十多岁,尚还年轻;二是因为自己是一个坚定的丁克,对于繁衍后代毫无兴趣。我甚至经常和自己的女朋友开玩笑,说如果有一天,自己真的弱精或者无精,那真是幸事一件——再也不用担心意外怀孕了。
只是这次,疼痛时间太久,心里终于还是放心不下。
我现在正在美国一所常青藤大学读书,因此我的第一选择当然是学校的校医院——医院里最差的医生也是常青藤大学的医学博士。
去的路上,我跟远在中国的女朋友报备,自己要去趟医院,但我没有告诉她真实原因。
“前一段时间海鲜吃多了,感觉胃不太舒服,去看看。”
“那好,我先睡了,虎年快乐!”
我看了下表,是中国时间的除夕夜。
北京时间1月31日晚上12点,新年的钟声准时敲响。大洋的另一边,中央电视台的主持人们大概正在送来虎年的第一声祝福。
而我踩着新年的钟声走进了男科诊室。
面对着女医生的目光,我不由自主地低下了头。磕磕绊绊地陈述自己的病情以后,女医生说,她需要做一个睾丸外观的初步检查。她给了我一块白布,要我脱了裤子,将白布盖在下体上,她先出去,短暂回避。
我照做。三分钟后,她推门进来,身后还带着另一位女医生。我猜想,也许这是美国为了防止性侵,要求医生检查患者隐私部位时,应当有另一名医生在场。但是,此时此刻,两名女医生的围观,带来的只是双倍的尴尬。
她要我起立,压住腰间的白布。而后,她蹲下身,进行检查。我看不见我的下体,看不见她的目光,唯一的感知来自橡胶手套的触感。旁边,是另一位女医生冷峻的目光。我确信,她可以从白布的侧面看到一切。
只有我,对白布下的情况全然无知。
“提臀”,医生的声音从白布下传出。我知道,这个动作是检查的必要环节,于是照做。也许这两位医生也并不愿意看我的下体,可在这一刻,我确实感觉到自己正在被凝视,以及伴随而来的耻辱。
过了一会,橡胶手套不再触碰,医生的头从下面探出。“I think there is a torsion.” 留下这句话,医生带着助手走出了房间。我按照医生的发音,拼出单词,查询——“睾丸扭转”。这是指是睾丸中的精索扭转缠绕,急性病。如果六小时之内没有及时治疗,会造成睾丸坏死。而此时,我已经疼了整整六天。
虽然平时经常跟女朋友开玩笑,说自己愿意成为一个“无精症”患者,但是当医生再一次进来的时候,我感觉到自己在不由自主地颤抖。医生解释,这只能从外观上判断,虽然高度怀疑,但仍需通过B超确诊。下午,我需要去校外的一家医院做B超,观察内部结构。
医生絮絮叨叨说了很多,而在我听来,则如噩梦絮语,我只能下意识地应和。走出诊室,打开手机,微信里堆满了各种虎年祝福,屏幕弹出一个个扎眼而讽刺的“新年快乐 身体健康”。我热情地回复每一条信息,然而,诊室的走廊如无底的黑洞将我吞噬。回完最后一条“虎年开心”,我把发了新年祝福的人从头到尾划了一遍,想要找到一个可能的倾诉对象——如海啸中的人渴望抓住最后一根救命稻草。
但我还是没在除夕夜拨通女朋友的电话。
下午,我躺在了B超台上,裤子褪下,一位女护士将B超的仪器放在我的身上。我试图低头,什么也看不见,又偏头,想要看到屏幕上的成像,但依然未果。检查室的温度不高,我感到异常燥热。
我轻轻问护士,我是不是得了睾丸扭转。
护士说,是。
我感到天旋地转。
我啜泣:那严重么?
护士说,我还在检查,不要妨碍我检查。
B超的滴滴的机械声成为了背景音,我几乎丧失了所有的知觉,大脑一片空白。恐惧,耻辱,一起涌来。我安慰自己,这没关系,反正你以后也不会要孩子,你终于可以有完全的“安全性行为”了。
可是,另一个声音如此确切地提醒我:从今天开始,我就是一个无精的男人了,我该如何跟我的女朋友解释这件事?我该如何跟我的家人解释这件事?虽然我外表依然如故,可是我即将成为一个“残缺”的,“不完整”的男人了。弗洛伊德那古老的、男人内生的阉割恐惧,被召唤而来。
而且我知道,睾丸扭转的唯一方法,是切开阴囊进行手术。前几日看电影《犬之力》,当本尼迪克特冷酷快速地割开马的阴囊时,我感到战栗。而现在,这样的画面再一次在我的脑海中浮现,想象着那把手术刀如此精确的切开自己的下体,鲜血流出。
“阉割恐惧”从一个想象中的能指,变为某种具体的、真切的恐惧。
我几乎不知道检查什么时候结束。医生离开,我坐在床边,几乎无法站立。医生临走的时候说,男孩子要坚强。
我几乎把这句话当成了一句笑话。也许,我即将不是男孩子,那又谈什么坚强?也许就在今天下午,我的下体即将被锋利的手术刀切开——然后——
医生推门而入。
“检查结果一切正常,你可以走了。”
我被告知,刚刚聊天的时候,医生误会了我的意思。我的睾丸一切正常,至少没有发生扭转。
我从阴暗的医院走出,迎是刺眼的阳光,我仿若从鬼门关走了一遭。
室友开车来接我过除夕。我们一路有说有笑。
他问我为什么来医院,我再次撒了谎,“我前几天脚扭了,来看下。”
当然,疼痛并没有因此而解除。我再一次回到校医院。
这一次,医生怀疑我可能是前列腺炎导致的,检查的方法,则是将手指进入肛门。两名女医生再一次走进了诊室。我身上没有白布,扒着床沿撅着屁股。网上说,很多人检查前列腺的时候会感到舒畅,而于我而言,只有疼痛。
检查结束。医生把手套丢进垃圾箱,告诉我,因为她手指插入的时候我感觉疼痛,因此怀疑我是前列腺炎。我反驳,有可能是第一次进入,所以感觉疼痛。医生说,是的,可能存在这样的情况,因此需要进行专门的某种检查。我继续问,那什么时候可以做这样的检查呢?
“3月31日。”
这一天的日期,是2月1日。
我以为自己听错了,再问,还是一样的答案。我质疑,有朋友做宫颈的日常检查,校医院当天就安排,为什么前列腺要这么久?这不是都是学校的“性健康护理”吗?医生回答,学校只引进了女性的检查,男性的检查只能去校外的医院。3月31日已经是最早的日期。而现在,只能进行经验性用药。换句话说,医生也不能确认是什么疾病,但是先给我开点消炎药,有病没病先吃着。
听说过国外乱用消炎药,可也没听过这样泛滥。
吃药总归强过手术,前列腺炎听起来也好过睾丸扭转。心里踏实一点,拿药回家,才开始搜索前列腺炎到底是个什么样的病,一边搜一边盘算着,怎么跟女朋友解释我这两天的发生的事情。
但噩梦刚刚开始。
我发现,几乎每一个写前列腺炎的帖子都是如此相似。他们都频繁的提到,这是一种难以治愈的疾病。焦虑、痛苦、难过几乎在每一个帖子下面重复了成百上千遍,遗精、早泄、阳痿等症状几乎成为了每一个患者都提到的表征。尽管在官方指南上,前列腺炎的典型症状是尿频、尿急、尿不尽。我同时了解到,因为前列腺炎的反复,频发,大约五分之一的前列腺炎患者患有抑郁症,其中很多是重度。
当然,更多的帖子的主题是谴责。几乎在每一篇帖子下,都有人在反复谴责前列腺炎的患者因为纵欲过度,导致了年纪轻轻就患有了这样的疾病,甚至有人将前列腺炎和性病联系在一起,并进而谴责他们生活不检点,作风不干净。
当看到活该,垃圾,甚至更为不堪的字眼在帖子下频频闪现的时候,我关掉了网页,同时决定,继续跟我的女朋友保密。
我不希望她因此对我有任何的偏见。
我确定,我大概不是纵欲过度,也从来没有去过风化场所,但在看完所有的帖子后,我还是感到了一种深深的恐惧、负罪,并且这样的情绪时刻缠绕着我。我整夜失眠,浑浑噩噩,白天无法做任何事情。我几乎每天都在确认我还具有性能力,但是在确认后,又陷入了更深的恐惧——因为我在纵欲,而这,是网络上流传的,前列腺炎的直接诱因。
我如此深切的认识到自己恐惧的内在性和外在性。我知道,我的恐惧既来自于古老的阉割恐惧,也来自于外在的某种规训——那是因为性能力,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了男性的象征。我从不觉得这是一种值得炫耀的能力,但这确实是我的投射和“性别存在”的证明。
我一次次告诉自己,这是社会的规训,而一个性能力不行的男人,只是生理的问题,而并不是真正的可耻。可是,我终于还是无法突破社会的规训,无法突破众意的偏见,更无法直视众人的目光。我在一个如此传统的环境中成长,“阳痿”的男人除了某种精神上的所指,更多地成为了大众娱乐中嘲讽的对象。而我,正在一步步滑落进这个深渊。
也许还有某种雄性的竞争?也许雄性正是如此渺小和卑微的物种,需要在胯下三寸中证明自己的某种存在,或者,胯下三寸成为了他们的某种气质的投射。我也许可以省察这些,但在那一刻,在理智和恐惧的边缘,我深切的意识到我作为人,作为男人的脆弱和卑小。我一次次滑入无明的深渊,我一次次希望拨通那个呼救的讯息,但却又一次次锁上手机微亮的屏幕。
直到我意识到自己已经浑浑噩噩将近半个月的时候,我终于拨通了学校的匿名心理求助热线。在热线接通的那一刻,我痛哭流涕。在那通电话的结尾,我说,我知道我内心的恐惧是如此荒谬,甚至是某种奢侈,但我依然无法走出这样的恐惧。
电话那一头说,没事,这不是你的错。
我不晓得我有没有被安慰。
那天晚上,是元宵节。室友煮了一碗元宵。有一只元宵破了,黑色的芝麻流了出来。室友开玩笑,说,蛋碎了。我附和着笑了笑,感觉到了疼痛。
再之后,接到了学校电话, 告知医生突然有时间,可以提前进行检查。又是熟悉的流程。脱裤子,撅屁股,检查。医生说,不是前列腺炎,之前的药吃错了。这个病是因为我的膀胱神经过分紧张,所以导致我整个泌尿系统紊乱,睾丸疼痛则是症状之一。
“您确定吗?”从睾丸扭转到前列腺炎,到膀胱紊乱,我已经被误诊三次了。
“我确定。”医生肯定地说。“我是专家”。
我决定再信一回专家。至少这个结论,是我可以接受的结论。
“专家”的医嘱是,不开刀,不吃药,多休息,多睡觉,精神压力别太大。
我说,好的。
三天之后,症状消失了。我犹豫了再三,还是没有跟女朋友说这件事儿。但是我写下了这篇文章。但我不知道,如果我真的患了睾丸扭转或者前列腺炎,我还有没有写这篇文章的勇气。
作者 刘晓寺 | 内容编辑 何晓山 | 编辑 白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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