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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斯曼帝国的第一场资产阶级革命为何发生在希腊?而不发生在其他地区? 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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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谊社背后的赞助人,是跨越奥斯曼境内外,从西欧到俄罗斯的希腊海商。希腊船东和水手也的确在希腊独立战争中高度活跃。这些希腊侨商从奥斯曼建国以来,在海运界累积了巨大资本。如果按照阶级斗争史观,那希腊海运界确实是奥斯曼境内最“资产阶级"的力量。

首先说一下十六世纪以来希腊人控制的海运业。我们知道自第四次十字军东征后,希腊人航运势力随着拜占庭的出卖贸易权而逐渐萎靡。但伴随着奥斯曼的崛起,希腊船队又重新复兴。在君士坦丁堡陷落之前,希腊人已经广泛为奥斯曼跨越爱琴海提供服务。

君士坦丁堡陷落之后,希腊人在东地中海海运业的势力进一步扩大。1477年,一个希腊人商团以45万杜卡特的高价(相当于威尼斯在整个巴尔干和爱琴海的两倍岁入有余),击败了穆斯林竞争对手,获得了君士坦丁堡、加拉塔、加利波里以及其他一些爱琴海港口的代理权。随着奥斯曼继续攻占罗德岛、希俄斯、塞浦路斯和克里特岛。威尼斯和热那亚在东地中海的势力被进一步清出,拉丁人的份额逐渐被希腊人承接。奥斯曼垄断黑海贸易后,奥斯曼境内的希腊人也占据了黑海航运的主导地位。

虽然奥斯曼在维也纳城下惨败后进入收缩期,但希腊人在地中海的力量并没有随之缩小。大土耳其战争后,土耳其将摩里亚割让给威尼斯共和国。威尼斯在摩里亚的统治既不长久也不得人心,但威尼斯移民造成了摩里亚社会阶层流动性的极大提高,奥斯曼对威尼斯的贸易封锁也促进了当地农业人口的出清。许多希腊农民或跑到奥斯曼,或转投水手和私掠。同时,威尼斯也不得不依赖当地希腊人豪族进行管理,乃至Apostolos Vakalopoulos有个论断,基督教土豪(kodjabashi/ proestoi)的源头诞生在威尼斯属摩里亚。

《帕萨罗维茨条约》后,奥斯曼重新获得摩里亚,但《帕萨罗维茨条约》同时让奥地利取得在奥斯曼境内的贸易特权。威尼斯治下以科孚为基地的希腊船队,和奥斯曼治下以迈索隆吉翁为中心的希腊船队,逐渐在亚德里亚海形成了一个共同市场和特殊商业纽带,并伴随着奥地利的扩张而繁荣。以的里雅斯特和威尼斯为中心形成了希腊人社区,并逐步扩张热那亚、那不勒斯和里窝那等意大利城市。

在黑海方面,随着奥斯曼在第五次俄土战争的惨败和《库楚克开纳吉和约》的签订。奥斯曼境内的基督徒船只(绝大多数为希腊人控制)有权通过悬挂俄国船旗避免奥斯曼的监管。希腊人势力在奥斯曼的黑海贸易反而进一步扩大。虽然这个特权在十几年后就随着第六次俄土战争的爆发而被取消,此时希腊船东此时已经熟练地利用悬挂第三国船旗(奥地利、撒丁、医院骑士团等)来规避监管。而在西地中海贸易中,希腊船只大多数仍悬挂奥斯曼船旗,在热那亚和里窝那达到80%以上,悬挂俄国船旗的希腊船只不超过10%。

即便从现在的眼光看来,希腊人在当时建立跨国海运模式也是非常资本主义的。英国在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期间占领了西班牙的梅诺卡岛,招募了一批希腊移民,一开始主要是进行对法国的私掠活动。但在英国人批准当地希腊人在船只上同时悬挂英国船旗和梅诺卡岛旗(马翁港旗)后,各国希腊人商人利用这个方便旗制度建立起一个商业模式:里窝纳的希腊人在托斯卡纳融资造船或购船,英属梅卡诺岛的希腊人负责提供英国的方便旗,奥斯曼的希腊人负责东地中海货物,贸易网络是从马赛进口纺织品,卖到奥斯曼和北非换取谷物,再出口到西班牙。梅诺卡岛迅速成为西地中海的一个贸易中转地。

随着奥斯曼将黎凡特贸易特许给了法国和英国的贸易公司,外国人逐渐取得奥斯曼对外贸易的主导地位。到了1784年,奥斯曼所有对外贸易中,36%为法国承运,24%为奥地利承运,18%为荷兰承运,12%为威尼斯承运。而在这些奥斯曼国内和国际海运中,希腊人船队同时发挥着重要作用。比如当时奥斯曼最大的出口港为士麦那,因为士麦那贸易不受许给法国的特权限制,荷兰人和希腊人从士麦那出口农产品,运到阿姆斯特丹,再进口低地的纺织品和殖民地香料,据统计希俄斯岛民大概控制了一半以上的荷兰-近东的贸易。

直到塞利姆三世,希腊人和奥斯曼依然合作愉快。高门和苏丹会直接投资和赞助希腊舰队。希腊人也利用航运业累积的资本,向犹太人和亚美尼亚人传统优势的银行业发起有效挑战,并利用经济势力实现了法纳尔人在18世纪的政治崛起。

在拿破仑入侵埃及后,法国在黎凡特的贸易特权也被取消并被希腊人承接。希腊人也利用拿破仑战争中奥斯曼作为中立国的优势,以及兴旺的黑海粮食贸易进一步累积资本。直到希腊独立之前,从埃及到黑海,希腊人大概控制了70%的亚历山大海运贸易和60%的敖德萨海运贸易。

随着希腊航运资本的进一步积累,1792年,第一家希腊的海上保险公司在的里雅斯特创立,希腊侨商之后又在敖德萨建立了保险公司。希腊资本的力量无论在奥斯曼国内还是国外都进一步扩大。


航运业作为资本密集型产业,有着非常大的融资需求。19世纪初希腊人首先是借助家族纽带成立合伙企业,随后股份制被引入,同时小额投资多艘船舶进行风险分散的做法开始普遍。1818年,伊德拉岛颁布《伊德拉海商法》,涵盖了股权转让、保险、商事仲裁等各方面民商事法律范围。

希腊人开始建造更大型的船舶,包括200-350吨的双桅船。但奥斯曼政府出于对于希腊人造反的担心,禁止希腊人继续建造大型船舶,接下来的故事就可以用特别传统的生产关系阻碍生产力发展来解释了。

整个希腊独立战争中,各路革命者的诉求和观念确实非常糅杂,甚至连统一的民族认识都还未形成。但其中希腊商人的舰队在希腊独立战争中发挥着决定性的作用,如果没有希腊商人的舰队,希腊革命在第一年就会完蛋。直至1825年前,希腊人依然可以依靠船舶质量和海员素质压过奥斯曼和仆从国的海军。然而随着资金枯竭,希腊人可以运转的船舶数量急剧下跌,已经无法和介入的埃及舰队抗衡,直到列强亲自下场干涉。


最后我们说下希腊船东的结局:希腊船东在赞助希腊革命的过程中损失惨重,船舶十不存一。航运业在希腊独立十年之后才从崩溃中缓慢复苏,并极大地支持着希腊王国的财政。1847年,希腊航运业收入的占比达到巅峰,占到希腊王国70%的GDP(40%GNP)。1850年时,按净吨计算,希腊恢复到欧洲第九大海运国,接近瑞典和西班牙。

但1873年后,希腊本土的航运业和造船业受到蒸汽轮技术的剧烈冲击,费率和航运业就业率暴跌。最终仍然是海外希腊人资本带动了希腊航运业转型,黑海岸(俄国和保加利亚)的希腊人资本率先投入引入蒸汽船。至19世纪末,对蒸汽船新技术的投资中的65%来自于海外希腊人投资。19世纪下半叶,大概仍有50%-70%的希腊船队是海外希腊人社区(君士坦丁堡、士麦那、西欧)投资的。自20世纪初,海外希腊航运资本才逐渐撤出君士坦丁堡和士麦那,流向希腊本土。

时至今日,希腊是全球第一航运大国,占世界总运力的20%左右,约占欧盟国家运力的50%。只是400年前希腊人的融资和造船中心,从佛罗伦萨和君士坦丁堡,转移到纽约和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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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必须理清一个概念:1821年爆发的希腊独立战争,究竟是不是一次资产阶级革命?答主认为不显著。按照一般定义,资产阶级革命指由资产阶级领导的,对象为国内封建社会制度的革命;而希腊革命后,英、法、俄取代了奥斯曼帝国成为希腊政治舞台上新的超级玩家,坐在王位上的则是一位巴伐利亚王子;革命后的希腊虽然在人口构成上发生很大变化,但基本的社会阶级结构并未改变。由后者,及1832年《君士坦丁堡条约》中对希腊政治秩序所做的安排可以看出,希腊革命中的资产阶级属性不具有很强的代表性。

希腊革命亦不能被称为一次民族革命;这从革命一方参战人员的民族构成即可见一斑——其中即包括了土生土长血统纯正的希腊人,也不乏各种来路的「罗曼利亚人」(Rumelian)。所谓「罗曼利亚人」,指的是出身奥斯曼帝国下辖罗曼利亚省(Eyalet of Rumelia)之人;该省治地包含了希腊北部、色雷斯、马其顿及巴尔干中南部许多地区,可想而知该省民族构成相当复杂。

(图片来源:维基用户Underlying Ik,资料来自Encyclopedia of the Ottoman Empire,原图戳此

1821年革命爆发后,大量「外乡人」(ἐξωτικός,原本表示外国人,后来逐渐演变为指代一切来自希腊以外地区的人)踊跃加入革命军阵营,共同团结在基督教(严格来说是希腊正教)的大旗下与奥斯曼政府作战。这其中有几位是颇值得一提的,比如直至今日还被许多希腊人奉为民族英雄的马尔科斯·波扎利斯(Μάρκος Μπότσαρης, Markos Botsaris),实际上出身伊庇鲁斯一个叫阿尔文(Αρβανίτες, Arvanites;也被称为Σουλιώτες / Souliotes,以骁勇善战闻名的民族-宗教团体)的部族,是典型的「外乡人」。波扎利斯以在战场上勇武无畏的作风而出名,他最终战死在卡尔派尼西(Καρπενήσι)亦是因为率先锋部队深入敌阵(差不多是以一敌十的军力对比),寡不敌众而亡。尽管今天阿尔文人与希腊人之间已经不存在什么分别,但在希腊革命爆发的时代这二族却是有着明确民族认同界限的不同人群。

另一位在希腊独立战争中至关重要的「外乡人」则是约翰尼斯·克勒提斯(Ιωάννης Κωλέττης, Ioannis Kolettis)。克勒提斯是出身于伊庇鲁斯的阿罗蒙人(Aromanians,属于弗拉赫人Vlachs的一支,19世纪时希腊人以弗拉赫指代阿罗蒙人),与阿尔文人类似,今天的阿罗蒙民族认同已经变得模糊不清,许多场合下往往以语言而非种族来定义阿罗蒙人,但回到19世纪上半叶,阿罗蒙人与希腊人是地地道道的两个民族。克勒提斯在战场上表现一般,在1824年内战中也屡次做出错误决定,但在政治舞台上却是大放异彩,他在1834年和1844年两度出任希腊总理,对早年间希腊政治的影响极其深远。他提出的「伟大理想」(Μεγάλη Ιδέα)概念,极大推动了希腊民族主义在19世纪下半叶的发展,也为此后奥斯曼帝国一系列针对希腊人的政策埋下伏笔——一个非希腊人为什么对希腊民族主义如此情有独钟?回到19世纪上半叶的时代背景里,共同的宗教信仰是最合理的答案。

亮明答主的观点:希腊革命,本质上是一次组织混乱,过程复杂,但结局意外成功的宗教革命。生活在18世纪的希腊作家、思想家与革命先驱里加斯·费拉奥斯(Ρήγας Φεραίος, Rigas Feraios)在其1797年出版作品《论对罗曼利亚,小亚细亚,迈索吉安群岛与弗拉赫地区居民的新型政治治理》(本人渣翻= = 原标题Νέα Πολιτική Διοίκησις των κατοίκων της Ρούμελης, της Μικράς ασίας, των Μεσογείων νήσων και της Βλαχομπογδανίας,后两个地名均不认识)中就曾提出,包括弗拉赫人与阿文人在内的各个信仰基督教的民族,都将与希腊人在宗教的大旗下结合为一个共同体。由此亦可见希腊革命中的宗教成分远远高过其民族成分,希腊民族主义的真正抬头还得归功于此前提到的克勒提斯等一批希腊建国后的政治家的长期努力宣传与呼吁。

以上论述了这么多,还未正面回答题主的问题,接下来我简单总结一下我的理解。希腊地区最先燃气革命之火,主要有以下几点原因:

一、本土文化较完整的留存,以及随之留存的强烈本土认同。奥斯曼统治时期,希腊以及前拜占庭帝国治下的许多地区依旧长期以希腊语为日常用语,而奥斯曼当局对于希腊地区的强势文化虽然谈不上欣赏与纵容,但也的确没有多加遏制,基本实行了语言与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即使随着大量穆斯林人口的涌入,希腊本土的文化认同也并未就此被冲淡,以希腊正教和希腊语言为纽带,形成了强大的本土凝聚力——只不过此时用「民族主义」来统括还为时过早。

二、奥斯曼中央政府对巴尔干地区的统治不利。19世纪奥斯曼帝国军事实力日渐衰微,对巴尔干许多偏远山区的控制逐渐瓦解,这直接导致山贼(κλέφτης, Klepht)四起。这些罗宾汉式的山贼专门与官府为仇作对而在民间享有不错的声誉;奥斯曼政府为了应对这一情况而征召被称为Αρματολοί / Armatoloi(不会翻译¬_¬)的民兵部队,给予这些人很大的自由裁量权,专门负责剿灭山贼。久而久之,山贼不仅没有被彻底剿灭,反而逐渐与这一批民兵将领相融合,形成了巴尔干地区新的本土精英统治阶层,而君士坦丁堡的苏丹对此也只得默认。这些新近崛起的本地军阀的效忠未必指向奥斯曼政府,而往往是指向与他们利益直接关联的本土最具权势的群体;在和平年代,这样的局势尚可维持,但一旦战争爆发,巴尔干的许多军阀会在维护自身利益的逻辑下很自然地倒向革命军一方——事实上这也正是1821年后屡次出现的情况。

三、启蒙思想在希腊的率先生根发芽。在奥斯曼统治的各个地区里,希腊是最早接受西欧启蒙思想浸染的地区,其背后的原因比较复杂和多样化;答主认为其中最主要的一点原因是希腊发达的商业文明铸成了一个作为社会中坚力量存在的商人阶级,这批商人逐渐成为了希腊与西欧(当时主要贸易对象为意大利)文化交往的中介,他们不仅将财富投入远洋贸易,更大力推动希腊地区的教育基础建设,兴修大学经院并将子女送往西欧接受教育,启蒙思想也正是在这个阶段传入希腊。而希腊本土化的启蒙运动,其最大一点特色即使强调本土文化的复兴与对希腊人身份认同的重新评估,这与第一点里提到的本土凝聚力几乎无缝对接,进一步强化了希腊人与奥斯曼帝国间久已有之的隔阂。

更多相关内容可参见我去年的一篇文章:文化博览——浅谈奥斯曼治下希腊民族认同


希望以上内容对你有所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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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oncatcher 的回答,应该是反映了希腊基层群众的心态:自己是作为罗马人/正教徒,去反抗穆斯林异教徒,而不是作为希腊人去反抗土耳其人。但是,对于希腊最初的“民族发明家”来说并非如此。他们对正教的态度,是矛盾甚至是反对的。


最早一批“希腊民族发明家”,受到启蒙思想和法国大革命的影响,有很强的“反教会,支持共和制”的倾向。因此,他们把古典时代的城邦民主视为希腊文明的黄金时代,认为基督教,拜占庭是保守落后的象征,或者说,希腊城邦对应“诸夏”,罗马/拜占庭是“大一统暴政支那”,雅典斯巴达“武德充沛”,罗马/拜占庭“费拉不堪”,急需民族发明家的拯救。教会是奥斯曼的走狗,是民族发明与现代化的障碍。早期希腊民族发明家 阿达曼提奥斯·科拉伊斯(Adamantios Korais) 如是说:

主教们把基督教当成暴政的工具,教堂鸣钟,就像使唤奴隶的魔铃。奴隶不得不和主教一起祈祷,主教们觉得那祈祷就像魔铃一样,能治愈负罪者的良心。


同时,普世牧首和教会上层中的很大一部分也反对革命,普世牧首 额我略五世(Grigorios V)甚至开除了所有起义者的教籍。相反,基层神职人员积极用宗教热情动员群众,当然,是用罗马人的名号。所以,希腊独立战争,在当时群众的认知中,是“罗马复国战争”。

然而希腊独立战争的胜利,并未改变群众和精英在认识上的分裂,“古典吹”上层和“教会粉”群众,以及《伦敦条约》送来的德意志王室之间,在意识形态上的共识并不多。精英们把首都移到早已衰落成一个小镇的雅典,还建立了雅典大学,竖起雅典娜的神像,把古典时代的希腊语作为新国家的官方语言,这些行为在普通信众眼中都是难以理解的,甚至可以说是亵渎。


同时,来自外国学者的“挑战”也促成了希腊精英对自身民族性的再思考。有一个“19世纪的何新”Jakob Philipp Fallmerayer,提出了这么个观点

希腊种族已经彻底灭绝了,他们的形体美,智慧,内在和谐,简朴,艺术,体育,城镇,村庄,还有宏伟的圆柱和神庙,全消失了。甚至他们的姓名,也消失于历史长河中,今日的希腊基督徒的血管里,没有一滴古典希腊的血。

他认为斯拉夫人彻底取代了希腊本土的古典希腊人,认为古典时代和拜占庭时代是断裂的,古典希腊和现代希腊国家没有任何关系,现代希腊人是拜占庭时代遗留下来的斯拉夫人。这当然引起了希腊精英的愤怒,新希腊的官员,听到“拜占庭”这个词就会暴跳如雷,就像现代中国人听到“支那”这个词一样。这个荒谬现象说明初代的希腊民族主义理论有很大问题,如果像启蒙思想家一样认为古典希腊和中世纪希腊之间是断裂的两个时代的话,那么这位“何新”的观点就很难反驳:既然古典希腊和基督教拜占庭是两个文明,古典希腊文明是如何在湮灭两千年后,成为现代希腊的呢?


这就需要一套全新的话术来改良希腊民族主义理论了,Spyridon Zambelios是第一个试图改进理论的知识分子,他认为希腊文明有三个元素:古典希腊元素,基督教元素和罗马元素,三者缺一不可,是一个”牢不可破的联盟“。他的这套理论被Konstantinos Paparrigopoulos 发扬光大,最终形成了第二代希腊民族主义理论:

古典希腊国家,也就是那些城邦,他们要是不消失的话,希腊就永远无法成为一个统一的政治体。他们消亡后,这些城邦的遗存接纳了亚历山大大帝,基督教,君士坦丁大帝的改造,根据形势的需求和新的历史使命不断转型,拯救过去的自己,并持续在世界历史中扮演重要角色。希腊的三次连续的重生,是希腊文明相对于其他文明的一个特色。


希腊与基督教的融合,就像古典希腊和马其顿的融合一样,基督教拥护最高贵的信仰和文明准则,至今还在开化人类文明,安抚人类的生活。基督教的教化,通过希腊文明和语言传播开来。


没有基督教,希腊文明无法活过动荡的晚期古典时代;没有希腊文明滋养基督教,基督教也只能是巴勒斯坦的一个地方宗教,无法成为真正的普世宗教。

至此,希腊精英才真正找出了一套调和三个时代(古典希腊,东罗马,现代希腊)历史关系的民族主义理论,精英与群众的认识,在这种调和论下达成统一。

总结一下,最早的希腊民族主义运动发源于海外希腊人,他们受到启蒙思想的影响,试图恢复希腊古典时代的荣光。也正因为受到启蒙思想的影响,他们对东正教的态度绝对谈不上正面。用史圈话术讲,他们是一群“古典吹”。但是在“革命实践”中,他们很快意识到,不靠信仰差异,根本就无法动员基层群众,因为对群众们来说,希腊是个遥远的概念,他们眼中的帕特农神庙,就和埃及农民眼中的金字塔一样,和自己的族群没多少关系:他们自认为是罗马人,而不是希腊人,希腊人指的是多神教徒。(关于罗马这个概念和基督教的绑定,我想知乎上的拜史爱好者已经做过足够的科普了,这里就不再多讲),参见

在现代希腊民族认同的形成过程中,启蒙思想与基督教思想的论争贯穿整个19世纪上半叶。最终,二者在一个新的理论下合二为一,即一种“通三统”的民族主义思想:从古典希腊,到东罗马,再到现代希腊,这三个时代的希腊文明与民族是连续的,而非断裂的。希腊传统和基督教没有根本冲突,希腊的前一千年(古典时代)和后一千年(东帝国)互不否定,基督教与希腊文明互不否定。没有基督教,希腊文明无法活过动荡的晚期古典时代;没有希腊文明滋养基督教,基督教也只能是巴勒斯坦的一个地方宗教,无法成为真正的普世宗教。


18.8.19 补充

【最后的罗马人】罗马认同一直活到了20世纪。生于利姆诺斯(Lemnos)岛的拜占庭学家Peter Charanis,是这么回忆他在1912年第一次看见希腊士兵的情景的。当时他们一群孩子到广场上围观登陆的希腊士兵。士兵问,你们在看啥啊?孩子们回答:“在看希腊人。”士兵奇怪:“难道你们不是希腊人吗?”孩子们答道:“我们是罗马人。”

另外,不是说从君士坦丁大帝到启蒙运动的这段时期里就不存在希腊认同。事实上,从科穆宁时代开始,希腊认同就已经在上层知识分子中小范围传播,到了第四次十字军的时代,希腊知识分子面对法兰克人入侵,又出现了一波自我认同的混乱,更多知识分子以希腊人自居。这些论述被现代希腊的官方民族主义史学利用,来论证东罗马的希腊性,即「拜占庭只是自称罗马,本质上是中世纪希腊国家」(吐槽:一股本质主义的恶臭),详细可以看下面这条想法

关于希腊建国后的教会问题,可以参见这个回答

参考资料:Instilling Religion in Greek and Turkish Nationalism: A "Sacred Synthesis"

更详细的,然而我没看过的书

Byzantium and Modern Greek Identity

Greek Identity before the Ottoma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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