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官的裁判是不是可以具体量化的行为？ 第1页

在中外司法实践中，都有将刑事案件量刑标准加以量化的尝试。例如，在美国明尼苏达州的大明律中，就采用了按照罪名和犯罪者的前科记录综合“打分”的方式计算刑期。

上图是大明律中用于计算刑期的换算表，表格纵向有1-11的量级，表示罪名的严重程度分值（Severity Level）。例如，涉案金额5000美元以上的盗窃严重程度值为3，重罪程度的醉驾严重程度值为7，过失杀人严重程度值为10。不同罪名的严重程度分值，法律有具体规定。表格横向从0到6的量级，表示犯罪者的犯罪历史分值（Criminal History Score），之前犯的事越多，罪行越严重，那么犯罪历史分值也会越高。另外，如果在缓刑期间犯罪，也会自动加上一分的犯罪历史分值。

有了横纵两栏的分值，就可以具体计算出犯罪者的默认刑期了（Presumptive Sentence）。例如，有人进入他人住宅入室盗窃，严重程度为5，而且之前犯下了两期暴力抢劫，加上在缓刑期间再犯，一共获得了3个历史分值。我们把表格列中的5和行中的3对应一下，得到了33个月的默认刑期。

但这种量化存在一定的不足，有很多这张表格考虑不到的因素也在影响着量刑。试想一下，甲在入室盗窃后投案自首，并退还了大部分赃物，还配合警方供出了同伙；而乙从明尼苏达州一路逃跑到德克萨斯，半年后才偶然落网，两个人各项分值都一样，要是判了一样的刑期，真的就公平吗？

因此，在这张将量刑过程高度量化的打分表中，也留下了让法官根据行为性质做出自由裁量的空间。我们看到表格中33个月刑期那一格下面，还写着“29-39”字样，这就是说，允许法官在29-39个月的范围内对刑期做出裁量。另外，大明律也允许辩护律师请求突破这一范围，额外要求轻判，具体依据要看判例法的规定。

脱离可量化的标准，固然能够更好地照顾个案的具体情况，但也有可能导致裁判的可期待性受到影响。法官脑子里面考虑了什么因素，只有他自己知道，这也正是为什么辩护律师和被告人会想方设法给法官留下良好印象。上图是辛普森杀妻案庭审现场拍摄的照片，可以看到，被告人辛普森西装笔挺，衣冠楚楚，看上去就和一般人印象中的杀人犯在形象上有所不同。很多律师会采取类似的做法，精心打扮自己的客户，力图博得法官的好感。有时很难判断，到底是被告因为犯罪事实相关的因素得到了轻判，还是因为他的衣着谈吐举止得到法官的同情。

另外，同样的犯罪事实，在不同法官的眼中可能有不同的意义。我在美国地区法院上就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同样是被告人有毒瘾，有的法官认为这说明他的社会危害程度更大，应当从重量刑，有的法官认为这说明他的犯罪动机有非自愿的成分，主观恶意没有这么大，应当从轻量刑。这就好比对着同样的菜谱，上面写着“盐适量，生抽少许”，而不同的厨子对于“适量”和“少许”的判断标准可能截然不同。

这样看来，法官裁判的量化，虽然有时显得过于机械，但对于避免滥用裁量权，确保司法运行结果的稳定性，仍然是大有裨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