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谢 @司马懿 老师的邀请。这个问题已经有多位饱学之士做出了优秀回答,我在此只是大致分享下我的看法。不足之处请轻拍,也欢迎讨论。
先说我个人的观点:在某些方面,两个历史事件有相似点。但是,两个历史事件更多的是不同。
我先概括一下司马老师所特指的比较对象,满洲(清朝)入主中原,这个历史事件的大致特点。
然后,我再把罗马人征服东地中海希腊世界,这个历史事件的特点与以上三点作比较。
1. 罗马人征服希腊地区只能勉强被认为是落后文明征服临近先进文明。罗马只有在文化上面明显落后于希腊世界,很多罗马人也是各种仰慕希腊文化,去希腊地区游学。但罗马生产力上可不比希腊人落后,至少是相近,大家的经济发展和生产模式都差不多。在政治制度上,罗马人可是丝毫不落后,其共和制兼具希腊世界的民主,寡头和君主制度。在政治组织形式上,罗马人可比东地中海的希腊人先进多了,罗马人发展起牢不可破的“罗马联盟”,将亚平宁半岛上各个民族都统一在了一起,形成合力。反观那些希腊人,彼此内斗,分裂成各个势力,包括希腊本土的各个城邦,几个亚历山大继承者王国等等。他们可从来就没有团结在一起过。
2. 罗马人征服希腊世界后,双方文化确实也在之后几个世纪中相互融合。融合过程比较和平,主要是希腊人接受罗马人的生活方式,比如洗澡,看角斗士表演等等。而罗马人则不断吸收融合希腊人的宗教和艺术人文。罗马人的宗教就是希腊人奥林匹斯诸神的翻版。政治上,罗马人并没有刻意想同化希腊人。说到底,罗马人面对希腊文化,心理还是很虚的,觉得希腊人仍旧是老师。顶多,就是在帝国时期,罗马人要求希腊人将皇帝崇拜加入信仰体系,拉丁语作为希腊世界的行政官方语言(其实也就只是在最上层通用)。但希腊语仍旧是希腊世界最主流的通用语言。
3. 罗马征服希腊世界后,民族等级制度在罗马帝国前期中存在。在被征服的希腊世界,地位和权力最高的当然是罗马公民,其次是希腊人,最后是这些希腊地区原有的土著(埃及人,波斯人等等)。不过,罗马公民是个法律概念,不是一个严格的种族概念。这其实和清朝的旗人制度类似。罗马公民在希腊世界大多是高级行政官员,罗马军团士兵和商人。不过,希腊人与土著都有渠道可以成为罗马公民。除了最高行政官员和罗马军团士兵必须是罗马公民外,其他公职仍旧是希腊人充当,各个自治城邦的内政,罗马人也不干预。此外,罗马人并不刻意实行民族压迫政策,比如剃发易服啦,圈地或者是把自己管辖范围内的希腊人无缘无故掠夺为奴隶。这点和清初的民族压迫政策形成鲜明对比。对于普通罗马公民在希腊世界,也就只是在司法裁决上有治外法权(罗马公民有权不接受当地法律制裁,可以申请以罗马法处理,甚至可以直接上诉皇帝),但他不能为所欲为而不受制裁。理论上,如果罗马公民在埃及故意杀了个埃及人,他当然不可能逍遥法外,也会受到相应罗马法的制裁,因故意杀人而被刑罚。
到公元212年,卡拉卡拉皇帝颁布敕令扩大罗马公民权范围,所有境内自由民都是罗马人。民族等级制度其实在希腊世界就已经消失了,大家都是罗马公民了。
总结下,两个历史事件有些许相似,但不同更多。罗马人除了文化上落后与希腊,其他可不必希腊世界落后。而满清在征服大明朝的时候,那可是全方位落后于大明。无论是清朝,还是征服希腊世界后的早期罗马帝国,征服民族和被征服民族都有着文化融合,但又彼此保持文化独立性。罗马人与希腊人文化融合过程相较于满人和汉人之间的文化融合过程更为和平。另外,民族等级制度都存在,但罗马帝国中后期后,民族等级制度消失,而清朝一直保留到灭亡。最后,清朝初年有严厉的民族压迫政策,而罗马人并不干这种事情。
这两段历史的差异多到不知道怎么比较,以下内容不保证正确性。
在希波战争/伯罗奔尼撒战争的年代,在部分希腊人的观念里,自己是文明人,其他都是没文化的野蛮人;雅典和希腊是世界文明的中心,其他地方是不值一提的蛮荒之地。当然这一点并不能过度概括,比如修昔底德认为伯罗奔尼撒战争以外的历史没什么值得记载的,但希罗多德对埃及和波斯的历史还是很上心的。在这种心态的影响下,马其顿对希腊各城邦的征服被一些人描述为半野蛮人对文明人、边陲对中心的征服。这种史观也许看上去和有些人对明末历史的描述有些相似。
但是亚历山大征服之后,希腊人就逐渐意识到世界的极度广大。当时已知的世界从西班牙一直到中亚,语言文化制度风俗千变万化,远超出希腊世界的范围。就算把托勒密帝国、塞琉古帝国勉强算成希腊人(且不考虑希腊人和马其顿人的差异,以及托勒密、塞琉古王朝和马其顿的差异),希腊人也不构成世界政治和商贸的全部主导政治力量。硬要和中国历史勉强做比较,还不如说成是宋-辽-西夏的关系。虽然宋保持一定的文化自豪感,但承认辽和西夏是和自己平起平坐的独立主体,而不是什么番邦蛮夷。当然这也是中国历史上极少数存在类似西方的“国际关系问题”的时期,而拿其他历史时期去和西方做对比就差的更远了。
谢邀,虽然亚历山大在罗马征服不久前建立了大帝国,但所谓古希腊从来不是一个国家,亚历山大之后仍然处于各城邦割据混战的局面。并且,自从第一次喀罗尼亚战役以来,希腊各邦就被马其顿霸权所支配,亚历山大死后,经过一番龙争虎斗,最强继业者安提柯的后代取得了马其顿王位,控制局势,重新压制了希腊各邦,希腊本土虽然相继成立了亚该亚联盟和埃托利亚联盟,也基本上没有改变这个局面。
在这个情况下,罗马进入希腊的策略倒是真挺像演义里曹丞相的奉大义以令诸侯,这个大义就是不猴急着以征服者身份一个个打,而是把自己放到希腊人的立场上,利用希腊各邦渴望摆脱马其顿控制的心理,打出驱逐马其顿解放希腊的口号。只要控制住了在希腊取得霸权的大势力,自然也就控制了全希腊。
早在第二次布匿战争期间,汉尼拔与马其顿结盟欲共击罗马,罗马就马上跟埃托利亚联盟、帕加马结盟,结果马其顿军在希腊被拖住整盘没起到大作用,不仅创造了地缘外交的经典,而且也和希腊本土城邦拉好了关系。
随后,罗马就开始联合大多数希腊城邦打马其顿,并在狗头山决定性的打垮了马其顿。战后,罗马主将弗拉米尼乌斯利用科林斯的赛会之机向全希腊宣布:罗马已经打败了马其顿,希腊从此免于外国驻军之苦,不用再付贡税,终于可以自由按自己风俗法律生活了。结果希腊民众激动得热泪盈眶,高声欢呼,把花冠戴在弗拉米尼乌斯头上,给他设立铜像,甚至有人请求传令官把这话多说几遍(《罗马史》)。弗拉米尼乌斯之后又帮助亚该亚联盟打垮早已式微的斯巴达后,假意收兵回罗马,所以他的宣传还真起到了极好的欺骗性,直到普鲁塔克的名人传,还把他的传列为“中兴复国者”,把后事归结为后来的罗马人不行(当然可能也是出于政治正确不能不这么写)。
再然后,罗马又很好的利用了安条克三世急于在有生之年入主希腊完成继业的心理,和全希腊对塞琉古之强的畏惧。在叙利亚战争中,马其顿和亚该亚联盟都被说动站在罗马一边,只有埃托利亚联盟与塞琉古帝国结盟,安条克战败之后,站错了边的埃托利亚联盟下场可想而知,被果断勒令解散。
等到马其顿已经被罗马打得差不多了,亚该亚联盟这个光杆司令才想起应该抵抗罗马,于是在公元前146这个罗马的丰收年,罗马终于兴大兵来打亚该亚,科林斯顽强抵抗,结果城陷后被夷为平地,其余城邦基本不战而降。于是全希腊沦为罗马行省。
总得来说,希腊对罗马的抵抗没有那么强烈,政治和外交因素甚至要大于军事因素,也是希腊本土都是城邦小国的情况所决定的。大多数希腊城邦也不傻,马其顿才3万方阵,尚且能压制全希腊,更别说动不动几万几万的冒出来的罗马军团了,直到本都王师杀来,才又纷纷揭竿而起。马其顿则是军事上的胜利抵不上外交和战略上的失败,赢着赢着,就输了,所以我很喜欢把塞琉古比袁绍,安提柯王朝比袁术。
阿庇安看得出对此颇为痛心疾首,整个《罗马史》上半部,前面大篇幅是伊比利亚人如何不屈不挠宁死不屈,把罗马打得焦头烂额靠人海战术才取胜,中间长篇大论迦太基人如何可歌可泣地把一座孤城守了3年,后面浓墨重彩写米六如何为情怀出征以一省伐天下,被打得就剩博斯普鲁斯了还要跟罗马干到底,显然都跟希腊人被弗拉米尼乌斯忽悠时的可笑可悲形成了鲜明对比。
至于明清,倒不能说完全没有相似处,比如清朝也提出了吊民伐罪(一个很有名的材料不知道是不是完全真的,请各位指正,那就是清朝一直看演义学曹魏),但执行得还是不如罗马那么有效(以至于政治手腕解决了大部分的军事攻伐),如果后金与农民军联合灭了大明,占据中原再逐一迫使农民军投降,那就比较像罗马进希腊了。当然罗马这种打法肯定比较慢,整个过程用时50多年,这也是我说的罗马耗时300年才与本都、托勒密三分地中海的一个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