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自己都吃不起饭活不起了，国家领导人几十年都不曾重视他，士不遇，为什么依然那么忧国忧民？ 第1页

最近刚完陈弱水的《唐代文士与中国思想的转型》，其中有一章《思想史中的杜甫》或可从思想史的角度提供参考，简单来说，作者认为杜甫的思想和心态是唐宋间中国思想转型的一个开端。

《唐代文士与中国思想的转型》是在“唐宋变革论”的脉络里谈中古思想史领域的变革。此书认为，从魏晋南北朝至中唐，中国知识阶层的思想传统有一个特性（作者谓之”中古心灵的特性”），这个特性在本书中被反复提及、论述并强调，并被作者命名为“二元世界观”。以下选取作者对此“二元世界观”概念一段集中的描述：

从两晋南北朝到唐代中叶，中国知识阶层的思想有一个相当明显的基调。这个基调发轫于魏晋之际，东晋（317-420）之后明确成型，一直要到八、九世纪之交，才受到以韩愈为首的少数文人的直接挑战，但终李唐一代，还是最普遍的心态。这个心态，就结构而言，可名之为“二元世界观”，着眼于实质内容，或可简称作“外儒內佛”与“外儒內道”。根据这个观点，儒、释、道三教在性质上可分成两类。儒家自成一类，功能是在为人类生活的外在行为与群体秩序提供规范。更具体地说，在当时的看法里，儒家主要指有关家庭生活与社会政治的一套价值体系。另一方面，佛教和道家（包括道教与老庄道家）则为安顿个人身心、探索宇宙终极问题的资源。根据中古一般的观念，这两组价值体系（儒为一组，道、佛为一组）并非对立的敌体，两者的关系是相辅相成的。在理想上，一个士人应以儒道立身、齐家、处世。在个人和宗教生活上，他或可倾向道教、玄学，或可倾向佛教，或可佛道兼修。

而在八世纪晚期到九世纪初，安史之乱前后兴起的儒家复兴“触动了中古心灵的基本结构与价值方向，造成中国思想的深层异位”，人们熟悉的古文运动就是这种思想变革的先导。士人不满于中古二元世界观所规定的儒家角色，他们对儒道的性质作出新的界定，开始以佛教、道教为对手，这个斗争的过程也是三教融合、新形态儒学发展的过程。这项发展不但提升了儒家复兴的动能，还对中古思想的基本格局造成严重挑战，从而开启唐宋之际的思想巨变”。

《思想史中的杜甫》就是在这个思想转型的脉络下对杜甫进行个案分析。用作者的话说，杜甫虽然不是思想家，但是从他的诗作所流露的意识，我们可以看见时代典型思想的倒影，也能察觉出新生的因子。这个新生的因子，就是儒家打破所谓“外儒內佛”或“外儒內道”的二元世界观，向外继续发挥处理社会人伦关系的作业，向内则取代佛道，真正成为士人安身立命、生命终极意义所在。

从小学到高中一直学杜甫的诗，从三吏三别的无声控诉到《闻官军收河南河北》的涕泪满衣裳，从《春望》中花溅泪鸟惊心的杜甫，到《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中自己的屋被吹翻却想着“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杜甫，诗圣杜甫每每是个时刻忧国忧民的苦士形象，这与浪漫主义与自我主义的诗仙李白有很大不同——这大概是很多人从小就有的印象式体悟，很多人也会觉得奇怪。作者在文中的解答并不能使我完全信服，但作为一种解释框架却是有启发意义的。儒家已成为杜甫的信仰，于是那个在自己儿子死亡的时刻，还忧念一般人民的苦难的杜甫，那个在送别诗中避开私情只谈公事以至“你要把公事办好，才能让我对你的思念得到安慰”的怪诞的、特异的杜甫就可以得到解释了：杜甫的儒者意识“具有强烈的生命存在意义”，是如宗教情感式的、“海洋般”的感觉——这种非典型的士人心灵，“在他自己的时代，他的思想其实属于较新的形态，属于一个重大思潮变化的开端部分”，虽然这种心绪在儒释道思想盛行的唐代前半叶，在士人整体“入仕言儒、在野归佛、道”的中古二元世界观中是罕见的。

总结来说，儒家思想自魏晋以来的正统地位受到严重冲击，整个中古时期，儒释道在涤荡中碰撞融合，儒家在这个过程中完成了自我更新，在宋元之际又占据主流而且位子更加牢固。从这个角度讲，把“儒家”说成“儒教”，当作一种宗教，也是有道理的，在唐宋以后的传统中国，儒家是一种信仰。今人不理解杜甫，也是不理解那份儒家的信仰的缘故，毕竟，传统已离我们太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