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为什么没有通奸罪？ 第1页

有的话，犯罪分子太多，抓不过来啊！

人人都有的罪，就是人人都无罪啦。干脆就没有了。

社会基础单元改变了。

几千年的基础单元都是“家”。但是后来改成了“个人”。到了这个时候，“家”已经不重要了。这几天比尔盖茨离婚，很多人都提到了财产分割机制，普遍认为美国社会的高层人物已经可以用很成熟的方式避税和分割财产了。这实际上就是社会基础单元从家向个人转换的标志。用古人的话讲，就是从“家”发展到“私”。

这种基础单元的转换每次都意味着激烈的社会变革。比如说中国历史上著名的社会改革期，春秋战国。

这个时代之前，是早期的部落、邦国体系。这个体系在周朝以前还是普遍存在的。周朝时期也存续了很久。并且其中出现了贵族家族，以及国人与野人的分别。在这些贵族家族存在的同时，被统治的平民则处于无家的状态。这种“家族”单元在先秦时代是社会构建的一个重要方向。

但是到了春秋战国时期，事情开始发生变化。家族内部矛盾开始上升为社会基础单元方面的主要矛盾。当时有个说法叫“晋无公室”。说的是晋国由于长期内乱，公室自相残杀，大宗小宗相互攻击，最后干脆不养群公子了，甚至晋献公还要亲手杀害自己的几个儿子，这样凶残的事情。晋国国君家族在这样激烈的情况下被迫自然瓦解。于是取而代之的是晋国六卿家族崛起。经过内斗，最后三家胜利，平分了晋国。这就是三家分晋。三家分晋以后，赵魏韩三国都开始重视王室建设。像魏国，魏文侯就邀请子夏来讲学，请了很多贤士教导诸公子。他的继承人魏武侯就受到了精心培养。尽管魏武侯要比魏文侯差得多，但也已经很优秀了。赵国的诸公子一直有很多影响力。平原君就是其中的佼佼者。韩国也有很多出名的公子。像韩非，完全就是顶流人物。魏国的信陵君在当时也是被广泛称颂的豪杰。三晋人才济济，有一部分原因就是三晋厚植王室。这样三晋就等于重新回到了原点。

与此同时，秦国改革的要点则是打破民众的家族单元，建立以夫妻二人为基础的最小家庭单位。

秦制与早期的晋制有相似性，与后来的晋制则是截然不同的，二者存在明显的矛盾。

这种大家族向小家庭的转变在秦朝与西汉时代坚持了一段时间，在西汉后期就重新开启了家族制的转化。最终在东汉、三国、两晋、南北朝时代达到了一个高峰。唐代著名的五姓七望是这种既兼顾家庭、又以家族为核心的经典形态。后来也有一个比较罕见的、顶级形态出现，那就是南宋李庭芝家族十二代不分家的事情。在这样的情况下，后来明清时代，就产生了宗族社会。宗族在明代时期以所谓乡绅的乡村治理形式出现，在清代则以族权压迫的形式出现。二者的主要区别，在思想和经济方面，在于明代氛围更加宽松，清代环境更加窘迫。在历史环境方面，则是明代尚且处于经济自主的经济优势阶段，清代处于被侵略殖民的危亡局面下。所以在一些地方，明代的贞节牌坊数量只是清代的十分之一甚至百分之一，甚至清代还给明代追溯了一些贞节牌坊。

这个时候就出现了一个问题。表面上看，秦汉制度是打击族权、解放个人的，然后作为大集体的国家却变得非常强大。司马迁专门写过一个《酷吏列传》，其中一些官员就在地方上大杀特杀，清除豪强。同时汉朝也将大量的豪强强制迁移到关中，去给皇帝守陵——尽管是给了钱的。从司马迁的在《史记》中表现的思想来看，汉朝这种徙陵制似乎带来了一定的反效果。大量豪强迁徙到京畿，反而对京城政治生态造成了严重渗透，造成司马迁这样的“底层权贵子弟”在思想上向豪强地主靠拢的问题。这个“物极必反”的发展，与唐代城傍制将异族部落迁移到军镇附近监视并调发出征、最后造成异族叛乱变生肘腋的情况很相似。

汉魏制度则是强化族权、削弱国家的，最后无论国家还是个人都很苦恼。东汉名士占据了二十四孝的半壁江山，然而事情办得天怒人怨民不聊生。我们当代社会的流量小生也喜欢炒作人设，前些年很多所谓作家、名人，以及少年天才，很多也是炒作起来的。这通常都意味着严重的社会腐败。

所以事情的本来面目和看起来完全相反。秦汉“灭门的太守”以血淋淋的残暴姿态强行“土改”促进社会繁荣进步，汉魏“仁孝的名士”以衣冠楚楚的风雅姿态杀人盈野导致五胡乱华神州陆沉。奴婢出身的卫青霍去病在酷吏年代指挥倾国之师远征数千里大草原，豪门出身的锦囊妙计曹操、算无遗诸葛亮、谋无再计司马懿，在名士辈出的年代打个内战都嫌跨州连郡太远。有的人看不明白两个时代存在着等级层次的代差，在维度上完全不是一个等级，一心一意想在国民党反动派里寻找闪光点，蠢得不行。

老子所谓天之道损有余以补不足，人之道损不足以奉有余。这里天之道不如说就是集体路线，人之道不如说是个人路线。对于集体来说，公平是维系集体存在、保持集体发展的基本策略；对于个体来说，私利是保持个体存在、促进个体发展的基本策略。对于集体来说，公平才能保证效率；对于个体来说，私利才能保证效率。

二者在表面上是相反的，在实际上是一致的：

对于集体来说，只有对个体利益进行充分尊重但又进行充分限制，才能获得个体的支持；对于个体来说，只有对个体利益做出让步并维持集体的存在，才能从集体获得利益。最终，实现利益获取的最大效率。

所以效率本来是和公平一致的。和公平不一样的是个人主义、私利至上、对集体利益的无限侵夺。所以明面上说的是效率优先，实际上说的是私利优先。

那么在这样的导向下，通奸罪消失就是很正常的事情。

通奸罪实际上维护的是家庭这个小集体的利益，限制的是个体的利益。

个体利益应该是有限度的，否则无法集体无法维系下去。

但是既然要打破集体，那么个体利益就要无限发展，尽可能地触及到最大边界。

这个最大边界，理想状态下都是指能够导致秩序崩坏的最大限度。现实中由于行动-反馈之间是有一定时间差的，这就导致了很不幸的情况：往往发现达到导致社会秩序崩坏的最大限度时，已经超过最大限度很久、需要付出沉重的代价，才仅仅是有可能顶住秩序崩坏的损害。

这就好像以前的广州火车站，刚下车的女乘客甚至会在警察面前被掳走；以前的东莞，逼良为娼甚至发展成为产业。现在经常有很多人利用网络平台发布消息，寻找当年南下打工的亲友。有的人说早年有个姑姑去了南方打工，后来要求寄身份证等证件过去，然后人就找不到了。有的人说自己的父亲去南方办事，然后说要乘火车回来，接着就没了。至于说曾经发生过的像美国现在地铁上的事情，诸如一批小混混调戏妇女然后将打抱不平的小伙打到不能自理并且带下车带走继续殴打、谁也不知道结局的事情就更多了。以至于当年人们特别恐惧车站这种地方。至于公园更曾是犯罪的天堂，和现在对公园的看法完全不同。

然后说这是阵痛。

痛的为什么不是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