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元朝统治时间远短于清朝？ 第1页

你别说，元朝有可能就是在古代中国尝试真不用”儒家大师“的结果（尤其对比同样有民族压迫但是重用了儒家的大清），有人提到包税制，其实，历史上明确采用过包税制的国家有埃及托勒密王朝、罗马帝国、阿拉伯帝国、英国、法国、西班牙、荷兰、普鲁士、瑞典、俄国、马木鲁克王朝、奥斯曼、莫卧儿帝国，也就是说中国反而是异类。

包税制的优缺点，很多人也都讨论过，优点是真的收得上来钱，缺点其一是增加叛乱风险（至少欧洲人自己就是这么认为的），其二钱都给承包商（当中也包括一些士人大地主）收了，全国那么多儒生士子还能干什么？

但是中国大体来说有两个特殊性：

其一，包税制与季风气候下的农业容易大灾这一点叠在一起，叛乱风险可能是高上加高。元统元年（1333年）京畿大雨，饥民达四十余万。二年江浙被灾，饥民多至五十九万，至元（后）三年（1337年），江浙又灾，饥民四十余万。至正四年（1344年）黄河连决三次，饥民遍野。在天灾人祸的迫害下，农民成群地离开土地，武装起义相继而起。

这些年份，元朝可以说是运气好，才没有马上就爆发大规模的反元起义。但元末农民大起义的直接诱因，还仅仅是集中了大批民工修黄河，然后就”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了，这在历代王朝史上，算是大起义诱因最不严重的一次了，可想而知要是碰上汉末明末那种极端气候，元朝会是什么样子。

其二，中国人口多+城池多，这么多人口、城池自汉以来实行了1000年的体系，岂是那么容易就能颠覆的，早在三国时代，像徐晃这样的武将都知道，打天下要多招抚士心，华北70个郡，那么多个城要一个城一个城硬打，打到何年何月才能完，如果得到儒生士人支持，就事半功倍。

然后把这个理论套用到朱元璋北伐，就可以发现几乎是完美契合。”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其实说白了就是稳固政权，争取儒家士人支持。

为了争取人心，朱元璋首先废除了强征军粮，转而推行屯田法，大力开展军队屯田，任命元帅康茂才为都水营用使，负责兴修水利，又分派诸将在各地开垦种田。朱元璋还不断网罗人才，在应天还专门修建了礼贤馆来接待。这些人在朱元璋统一全国的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朱元璋十分尊重儒士，他曾在至正十八年（1358年）召见儒生唐仲实，询问汉高帝、汉光武皇帝、唐太宗、宋太祖平定天下之道，这也表明朱元璋决心要开创一个新的皇朝。（这些资料网上都有）

有人说农民军起义了，镇压就行，其实元军虽然远不如开国时，这一点并不能说做得很差，起码北方红巾军的确给元朝镇压了。红巾军虽然大大消耗了元朝的军事实力，但真正打垮元朝的就是朱元璋稳固政权之后的北伐。

1367年十月，朱元璋任命徐达为征虏大将军，北伐中原，并且发布《谕中原檄》感召北方民众（中原士人，士人才识字）起来反元。洪武元年（1368年）七月，各路大军沿运河直达天津，二十七日进占通州。八月，明军进逼北京。

也就是说，一共10个月就打到北京城下了，当年成吉思汗打华北可是打了几十年都没打下来。这个过程中发生了啥，记载不是很详细，不过除了山西之外，明军有没有什么地方围攻了很久才打下来，似乎是没有（如有请补充）。所以过程总结成四个字应该未必十分错，唯望风而降而已。例如仅仅只用4个月就打下了整个山东，俘获士卒3.2万余人、马1.6万余匹、粮59.7万余石、盐5.37万余引、布绢8.07万余匹。

我甚至认为《三国演义》里曹操北伐袁氏那段，有可能不是根据历史上的曹操写的，而是根据朱元璋写的，演义里曹军北伐犹如演习一般势如破竹，所到之处张榜安民秩序井然，根本不像历史（打了8年），倒更像是朱元璋北伐的情况。

因为元朝那些老大一直没有搞清楚一个问题，自己究竟是中原的皇帝呢还是草原的大汗。

这种身份认同的割裂感其实是困扰所有游牧渔猎民族的最大难题。凡是解决了这一难题的，则其在中原的统治或能长久，或能统一中原；如果解决不好，那身死国灭是最基本的，而民族也就此消失在民族融合的大潮中。

先后入主中原的游牧渔猎民族包括鲜卑（慕容鲜卑的诸燕、拓跋氏的北魏等）、辽、金、蒙古和后金（满清）等，都是如此。

拓跋氏在解决了慕容氏以后，就把重心转向了中原，这种选择本来很正常，无所谓对错。但在漠北没有安定的情况下，柔然的纠缠使得北魏最终功亏一篑，虽然孕育了隋唐，却没有成为第一个一统华夏的夷狄政权。

比如，道武帝拓跋圭算得上是一代枭雄，但始终无法灭亡姚兴的后秦的关键原因就是柔然的纠缠：

天兴五年，（丘豆伐可汗）社仑闻太祖征姚兴，遂犯塞，入参合陂，南至豺山及善无北泽。时遣常山王遵以万骑追之，不及。
天赐中，社仑从弟悦代、大那等谋杀社仑而立大那，发觉，大那等来奔。以大那为冠军将军、西平侯，悦代为越骑校尉、易阳子。
三年夏，社仑寇边，永兴元年冬，又犯塞。二年，太宗讨之，社仑遁走，道死。

其后，辽金同样如此。东西突厥被唐击灭以后，后突厥虽一度复国，但最终还是被击得四分五裂。其后回鹘、室韦、黠吉斯、吐蕃等都虽兴盛一时，但都无法再现匈奴、突厥的辉煌。

也就是说，大概从后突厥再次覆灭之后，传统意义上的漠北、漠西就一直没有真正统一过，一直到成吉思汗的出现。草原分裂的历史长达400年之久（745后突厥灭亡～1162成吉思汗出生）。这大概是草原最大的空仓期了。

铁木真的横空出世解决了草原四分五裂的难题。而数百年的分裂使得成吉思汗极度重视草原诸部的一统和团结，通过吸收汉地军制和组织制度，使得一盘散沙的草原诸部重新统一。但这种统一的基础非常脆弱，因为草原的生活形态决定了它只能采取聚居+部落的组织形式，虽然黄金家族试图使用万户、怯薛等建立统一指挥统一行动的蒙古，但这种小聚居+大分散的天然的生活形态，决定了失去政治强人之后，蒙古的分裂就是必然的。

而忽必烈自身的上位本来就不容易，和亲弟弟阿里布哥进行了一番你死我活的汗位之争以后，好不容易取得了草原共主的地位。但这并不是一场简单的兄弟之争，实际上是两种生活形态之争。

忽必烈依靠汉地的资源优势击败了代表草原生活的阿里不哥，但为了维持草原诸部的支持，他不得不从汉化的进程中大幅度后退。

最早的忽必烈对汉地文化是非常羡慕的：

帝在潜邸，思大有为于天下，延藩府旧臣及四方文学之士，问以治道。

但作为蒙古族出身的帝王，严酷的现实使得忽必烈不得不考虑从汉化的步伐中后退：

时先朝诸臣阿蓝答儿、浑都海、脱火思、脱里赤等谋立阿里不哥。阿里不哥者，睿宗第七子，帝之弟也。于是阿蓝答儿发兵于漠北诸部，脱里赤括兵于漠南诸州，而阿蓝答儿乘传调兵，去开平仅百余里。

蒙古本部大臣基本上都是支持阿里不哥的。

也因此，元的汉化进程一直非常缓慢，汉地的治理制度一直不完善，后世诟病的“包税制”贯穿始终，而汉地儒生期盼的科举制度一直到1313年元仁宗时期才恢复举办，后又因为蒙古贵族的反对而多次停办。道理很简单，给予汉地儒生科举入仕的机会其实就是剥夺蒙古贵族依靠军功和出身垄断权力的机会。作为一个少数派政权，他必须维持他们的基本盘，所以蒙古皇帝一直在汉地皇帝和草原大汗间摇摆。

而且元朝与北魏不同的是，他入主中原的时候，基本盘没有丢失；而元朝皇帝的退让，使得他保持了很多的草原作风，甚至在皇宫内还保持着草原的大帐；这些都让他有回退草原的本钱。北魏在中原争霸的时候，草原的基本盘却被柔然窃取，这使得北魏不得不全盘汉化。这才是孝文帝迁都洛阳全盘汉化的根本原因。

正因为有路可退，所以元的汉化也就不积极。而草原的治理制度使得他们一直无法获得中原士子和老百姓的真正支持，这才使得不到百年元就不得不退出中原。

但清不一样。清与辽金的区别在于，他通过满蒙联姻以及扑灭准噶尔、霍集占等的叛乱，稳定了漠北，没有辽金一样的后顾之忧；同时，他也汲取了蒙古因为首鼠两端而很快退出中原的弊端，明确了自己的身份地位，那就是“皇帝而兼草原大汗”，而不是相反。但同时通过保持八旗的独立性，护住了自己的基本盘。也就是说，清其实是非常善于学习的，他很好的将中原王朝的治理体系和他的八旗制度融合在了一起，从努尔哈赤的八旗制度，到皇太极引入明的六部，到康雍乾的上书房、军机处等的制度，清一直在进化；直到清末，又明智的采取了放权督抚，洋务运动、君主立宪、放开办报、议会制度、新军等都相继引入，实际上，清的统治者还是很识时务的。

如果不是摄政王载沣等八旗子弟见识太浅，也许清也不会在1911年崩溃。

但不断的进化，善于学习，制度的不断调整，而不是像元一样死守草原祖制，是清的统治比元长得多的关键原因。

两晋南北朝三百余年的乱世，孕育出了唐这个中国历史上最强大的帝国；

草原从后突厥灭亡后四百年的部落纷争，铁木真和他的蒙古帝国横空出世。这是冷兵器时代军事帝国的巅峰。

这两者如此相似，其中又有什么逻辑呢？

因为西洋人来了之后，早先从关外来的旗人集团，宣布他们代表整个中国，可以抵御西洋人。如果你不爱清帝国，旗人集团就说你是汉奸。很多汉族人还真就把旗人集团和中国划等号了。谢绝联想，只谈历史。

蒙古死得快的原因：

1. 对待被统治阶级涸泽而渔， 狂虐人数最多的汉人和南人（南宋统治区汉人），经济迅速走向崩溃，国家已经无力发动暴力机器， 当一个国家遍地无产者时，想不死是不可能了。 蒙古是怎么在短短100年时间把自己的经济玩完蛋的，推荐阅读陈雨露的《金钱统治》

2. 统治阶级内部内斗太厉害， 权利交接制度非常不科学，大量精锐武装在内讧中烟消云散。与汉族的嫡长子继承制不同，蒙古的习俗是年纪大的孩子带着点本钱离家创业，父母的家底留给小儿子（这种制度还真是非常适合游牧）。 大汗的亲卫部队可以获得远高于其他部队的权利和待遇，因此每次内讧死的最多的都是争皇位双方的亲卫部队，也是精锐中的精锐。

蒙古的速死给清朝留下了宝贵的经验教训， 清朝比较好的解决了民族矛盾， 权利传承制度，接班人培养等问题， 并把历朝历代困扰皇权的藩镇割据， 外戚专权， 太监弄权都解决了，让秦皇汉武开创的帝国模式走向了最成熟的高峰。 但作为少数民族政权，满汉矛盾一直是贯穿清朝始终的问题，直到清末汉人反抗势力借着国际形势和列强实力，终于完成了颠覆满族人统治的目标，但付出的代价也极为高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