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评价唐玄宗？ 第1页

讣告

深切哀悼：

伟大的中央集权主义者，杰出的政治家、改革家，大唐玄宗孝皇帝李隆基同志，于762年崩于长安甘露殿，享国七十八岁。

李隆基同志的一生，是伟大的一生，也是失败的一生。

李隆基同志诞生于动荡的武周后期，幼年便展现出过人的胆识。他曾当众呵斥武懿宗“吾家朝堂，干汝何事！”而得到祖母则天大圣皇后的喜爱；他信仰坚定，始终不移地捍卫着我唐正朔；他慧眼独具，敏锐地把握住了时代脉搏，参与平定了韦后内乱。先天时期，乾纲未振，太平公主势盛，时称“宰相七人，五出门下”。在紧要关头，李隆基同志果断地扼杀了太平公主阴谋集团的叛乱，开启了开元时代。这是继玄武门政变，武周之变，神龙政变，唐隆政变等后第XX次路线斗争的总胜利，它标志着我唐结束了长达数十年的政治动荡，开启了建设事业的新篇章。

开元初期，正值我唐人心不稳。数十年来遗留下的大量政治案件严重阻碍了各项工作的发展，亟待审理和批复。李隆基同志以极大的政治魄力拨乱反正，平反了一大批冤假错案，许多同志恢复了应有的待遇和荣誉；他对于我唐开国以来的若干历史问题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对有的问题还进行了重新甄别或定性；他通过骊山阅兵，果断地处置了一小撮不与中央路线保持一致的将领，安定了军心、民心。至此，我唐的政治氛围日趋稳定，为接下来工作的顺利开展创造了条件。

李隆基同志最大的政治贡献在于组织建设。他扭转了自武周后期以来的不良政治生态，破除了“斜封官”等流弊；他重建了严格的官吏选拔体制，恢复了正常的组织手续，以法律的形式使人事安排制度化、规范化，如“不经凤阁鸾台，何名为敕！”所斥的政治乱象，都回到了制度的轨道上；特别在顶层设计，李隆基同志优化了“三省制”，他设立了由他主导，包括一位“当然宰相”和一位“特任宰相”的三人决策班子，如姚崇与卢怀慎，宋璟与苏珽等。这种组阁方式极大地提高了当然宰相的权威，使政令旗帜鲜明，又一以贯之。正得益于政府决策层的英明领导，我唐在短短十年间便呈现出蓬勃的治世局面。

李隆基同志在开元年间取得的成绩是有目共睹的。在此三十多年的时间里，他先以素有务实之风的姚崇为相，并以堪称道德模范的宋璟继之。他们改革吏治，重塑中央，打击亲贵，调整地方财务、军务，为“开元盛世”的出现做出了杰出贡献。他继而任用兼有军队履历的张说、财政专家宇文融、进士出身的张九龄等人为相，在基本因袭“姚宋”的治国方略外，体现出他对军队体系，赋税制度，官吏选拔体制、文化建设等多个问题的高度重视。在他的勤奋工作下，我唐国土安定，文化昌明，经济繁荣。万邦来朝，越裳重译！盛唐之风，蔚然大观！

李隆基同志的功绩是肯定的，伟大的。他顺应了中唐以来大的历史潮流，以武周时期各项成绩为基础，站在后门阀政治时代的新起点，拨乱反正，重树秩序，崇尚节俭，锐利改革。玄宗皇帝之于盛唐，亦如乾隆皇帝之于初清。祖辈的从宽，父辈的过严，使他逐渐摸索出一条宽严相济的施政之路，使国家得以在宽和的氛围中快速发展。旧唐书之云“我开元之有天下也，纠之以典刑，明之以礼乐，爱之以慈俭，律之以轨仪。黜前朝徼幸之臣，杜其奸也；焚后庭珍翠之玩，戒其奢也；禁女乐而出宫嫔，明其教也…”高度总结了李隆基同志取得功绩的原因。“于时，垂髫之倪，皆知礼让；戴白之老，不识兵戈”堪称这个伟大时代的温情写照。仅就开元时期而言，李隆基同志无愧为有史以来最英明的国家最高领导人。

不可否认，自开元末期特别是天宝时期以来，由于担任最高领导人过久，李隆基同志渐生怠政之心，竟使李林甫独掌朝政十九年之久。彼时正值盛唐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一系列社会性、制度性问题集中出现。李氏独大，牛仙客、陈希烈之流只会随声附和，无疑令国家错过了改革的最佳时期。我们应承认李林甫杰出的行政能力，与对政局的把控手段，但他目光短浅，党同伐异，不可能给国家带来任何真正意义上的发展。他重用高仙芝等胡将的做法，更为“安史之乱”以致危害甚远的藩镇割据埋下了伏笔。此外，决策班子在对待安禄山的问题上也犯有严重错误，竟令其身兼三镇节度使，这不仅加剧了“内轻外重”的军事格局，更直接诱发了“安史之乱”。“献可替否，靡闻姚、宋之言；妒贤害功，但有甫、忠之奏"。我们认为，李隆基同志，以及李林甫、安禄山、杨国忠等政府高级官吏，对天宝时期国家的动乱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客观而言，天宝年间国家的整体性衰落存在着深远的社会原因。中唐以降，人口激增，阶级日趋固化。加之国家常年征战，“逃户”现象愈演愈烈，这无疑加剧了本就存在的土地兼并，最终导致了“均田制”的瓦解。“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现实地反映了这一时期尖锐的社会矛盾。开元后期，边疆不稳，突厥、土蕃等蛮夷时常犯我边防，而府兵的待遇却远不及前，军队战斗力明显下降，这促使李隆基同志开始关注新设的募兵制度，并着意提高节度使的待遇。此举虽提升了军队的战斗力，从长远看却催生了大批军阀，加速了“府兵制"的崩溃。随着“安史之乱”爆发，国家体系坍塌，”租庸调制“亦无法满足庞大的军费开支，号称“仰给天下”的江南诸地也时常无法按时缴纳赋税。此后，政府虽进行有“两税法”的经济制度改革，然而土地政策的变通则导致土地兼并更加泛滥。内有党争与宦寺，外有藩镇与起义，中晚唐的困局陷入死循环！

必须指出，李隆基同志在长期工作中确实存在着诸多问题。在中央，他破例提拔了一大批在专业领域有特殊才能，但阅历或手续不足的干部来充任宰相职务。他还在事实上削弱了中书、门下拥有的草诏权，并将这项工作渐移于学士院，致使玄宗后期中书、门下二省之正长官亦不为当然宰相。事实上，自玄宗朝始，加“同中书门下三品”衔者入阁者日少，而更以正四品及以下职事官加“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衔者。宰相任免制度的变动、宰相本职品阶的下调与宰相权力的分散虽加强了皇权，但组织手续的松散与变通则意味“三省制”的现有格局被打破。大量官员的非程序化提拔，加速了国家机关的混乱和腐败，以致贻害甚远的党争。在地方上，为了督促专项政务的实施，他经常抛开现有职官体系，另临时选派一些携有特殊任务的同志对诸如军务、盐铁、税收、监察等具体问题进行空降指导，如节度使、转运使、盐铁使、花鸟使等。据不完全统计，玄宗朝先后设立了多达四百个不同名目的使职，他们品阶虽小，权力却大，常干扰地方权力正常运行。“使职派遣制”的盛行严重地打乱了国家职官体系，破坏了政治规矩。从此，人事安排愈发随意。天宝时期国家出现的许多问题，包括“安史之乱”的爆发，与此无不存在着深刻的因果关系。

我们应清醒地意识到，李隆基同志最大的问题在于缺乏对国家发展大局的统筹考量，这在他执政后期表现得尤为明显。他较多关注于具体问题的解决，而非体制改革的根本性思考。在军队体制方面，他放弃对现有府兵体系及其相关制度的改革，而简单地引入大量招募兵；对于决策班子，他囿于“一主一副”的固定搭配，全然不顾天宝时期国家所处复杂多变的新环境、所面对国家体制需与时俱进的新挑战；当触及政府行政体系改革时，他刻意回避优化精简现存职官系统的建设性问题，粗暴地增设大量“使职”以寻求替代。李隆基同志显然没有从制度建设出发，谋划合理且长远的执政方案。由此而言，李隆基同志并非优秀的政治建设者，其执政后期可谓“懒政”的典型注脚。

最后，“安史“叛军攻陷洛阳的呐喊震破了盛唐最后一个梦幻的泡沫。八年动乱，山河震裂，宗庙播迁。我唐从此陷入了万劫不复的境地，中国历史进程也遭受了无法弥补的损失和后退，国民死亡近四分之三，享国四十四年之久的太平天子玄宗皇帝李隆基不得不入蜀避祸。不久，随着新皇在灵武称帝，他黯然退场，永远地告别了中国的政治舞台。李隆基同志曾是一个成功的皇帝，一个伟大的政治家。他年轻时引以为傲的盛唐，他中年后风华绝代的解语花，他曾经都拥有，却又都失去了。他曾经座下无尽繁华的长安城，最终不过化作了甘露殿幽禁的窗花，连守护一辈子的老奴亦被贬往他乡。“如何四纪为天子？不及卢家有莫愁”，这诉说的不正是玄宗皇帝的悲哀吗？

总体而言，李隆基同志的一生，是极其复杂的一生。千年以来，李隆基同志的历史定位仍趋向肯定，并且是极大的肯定。“唐明皇”以“明”而称，就是最好的证明。事实上，李隆基同志曾经的成功，是为中国古代社会的巅峰，无以伦比；他的失败，更意味着中国古代社会衰落的开始，却万劫不复。三分功，七分过？功过相抵？七分功，三分过？恐怕任何一种简单的定性都无法准确地描述李隆基，曾经带给中华民族的辉煌，也无法说清他带给中国人民的苦难。

论曰：
有善始者实繁，能克终者盖寡。先民之言，”靡不有初？”

参考文献

《旧唐书·玄宗本纪》 刘昫

《唐代政治史述论稿》 陈寅恪

《剑桥中国隋唐史》 崔瑞德

《中国历代政治得失》 钱穆

《中国古代官阶制度引论》 阎步克

《两汉魏晋南北朝宰相制度研究》祝总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