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中国是统一的，而面积差不多的欧洲是分裂的？ 第1页

没有那么复杂。就一句话：中国古代资源高度集中。

所以什么南北朝时代、什么五代十国时期都好，在南宋江南真正得到大开发之前，谁拥有了中原，谁就能横行全中国，就能欺压其他什么南朝、什么小国，不服来打。

得中原就等于得到全中国80%以上的人力、物力资源了。其他的，给你占据西北一大片沙漠，给你占据华南一大片丘陵，给你占据华北东北的草原，中原自己不内乱的话，这些边缘地带最多就是自保，想跟中原的人力武力抗衡搞分裂？做梦，巨大的力量优劣对比下，被统一是早晚的事，割据王朝就洗干净脖子等死的命。

事实上，中原才多大？河南、山东、河北、陕西、山西这些，每个省也都才10几万平方公里，你能控制个三四十万平方公里，在古代就足够压服全中国了。

而欧洲资源过于分散，法国、西班牙都是50多万平方公里，给你控制一个法国，你就想压服全欧洲？做梦，拿破仑都做不到。西、法、英、德、波、俄、义，谁都无法单独凭一地之力，就压服全欧洲，那又怎么可能由他们来完成欧洲统一。

当然，反过来就是中国对边疆地区的物资补给，都是要从中原地带运过去，距离一远就成本高昂，无法靠边缘地区自我补给。而欧洲由于资源分散，大航海动用西欧资源就可以，不用从中、东欧长途运送，而向西伯利亚的陆地扩张动用东欧资源就可以，同样不用从西、中欧长途运送，因此对遥远地方的扩张力反而比中国强。

因为中国迎来了第三个“帝国”，而欧洲在第二个“帝国”之后再没能实现统一。

自秦灭六国开始，中国的第一帝国初具雏形，经过两汉的发展，在东汉末年迎来危机，最终随着五胡乱华一起灭亡。

同一时期，罗马共和国开始崛起，并在之后转变为罗马帝国。帝国自塞维鲁王朝后爆发著名的“三世纪危机”，皇帝人头滚滚，即便奥勒良、戴克里先、君士坦丁、狄奥多西都给出了自己的解决方案，但是在内忧外患下，这个欧洲的“第一帝国”还是在476年随着罗马帝国西部沦陷而结束。

到这里，中国和欧洲都“分裂”了，中国开始了动荡的南北朝，而在欧洲，帝国西部的故地被日耳曼人、斯拉夫人、匈人残部等蛮族中的诸多部族所占据，一个个蛮族政权在帝国的废墟上建立起来。

中国的“第二帝国”起于北周，并随着隋唐两朝得到巩固，五代十国的短暂混乱并没有彻底灭亡它，相反多年的动乱从社会生产的层面解决了“世家大族”这一社会不稳定因素，并为北宋以来中央皇权的加强提供了基础。这个帝国最后终于南宋，为蒙古人所灭。

欧洲的“第二帝国”始于查理·马特。罗马帝国灭亡后，欧洲开始“北移”，它的文明不再局限于地中海沿岸和高卢，过去被视为蛮荒的日耳曼尼亚也被纳入了欧洲文明的范畴。七世纪后期开始，加洛林家族主导的法兰克王国成为了新欧洲的绝对强权，查理·马特在图尔击败穆斯林军队，巩固了欧洲的南方边疆，他的儿子矮子丕平多次出兵意大利，帮助教皇抵抗伦巴第人，并实现了罗马教廷事实上的和东罗马帝国的脱钩，作为回报，加洛林家族得以取代墨洛温家族成为法兰克的国王。丕平的儿子就是著名的查理曼，往西他在比利牛斯山南面设置西班牙边区，和穆斯林大打出手，还收获了半岛上的基督教王国阿斯图里亚斯的效忠；往东他拔除了不听话的巴伐利亚公爵阿吉洛尔芬家族，实控了巴伐利亚；往北他大举进攻萨克森，用武力推行基督教，将日耳曼尼亚纳入法兰克帝国的势力范围；往南他灭亡了伦巴德王国，将北意大利纳入法兰克王国的领土。公元800年，被他搭救的教皇利奥三世加冕他为“罗马人皇帝”，代表教廷承认了他对罗马帝国西部故地的世俗管辖权。

查理曼的帝国涵盖了诸多民族，他们讲着不同的语言，有着不同的生活方式，即便查理大力兴办教育，推广基督教，推行统一的法律，也无法做到在短短几十年里构建一个统一的民族认同，同时，法兰克人落后的分割继承法也推动了帝国的分裂。查理曼的帝国完全是凭借着他个人的能力和威望所维持的，因此他一去世，帝国便陷入了动荡。他的儿子“虔诚者”路易虽然幸运地成为了查理仅存的儿子，继承了皇位和帝国境内所有的王国，但是他个性软弱，且过于迷信，还因为担心自己不久于人世，过早地分封王国给自己的儿子们。因此他尚未去世便多次被自己的儿子们造反和羞辱，而他刚一去世，帝国就又陷入了内战。最终在843年，凡尔登条约瓜分了帝国，路易的长子洛泰尔虽然名义上继承了皇帝的名号，但是帝国实际上已经分裂了。

没有了查理这样的人物，加洛林帝国便再无统一的可能。讲罗曼语的西法兰克人和讲日耳曼语的东法兰克人有着不同的利益，不同的民族认同，因此他们都倾向于效忠一位能代表自己利益的统治者。查理死后多年，他的一位同名后代“胖子”查理幸运地继承了帝国境内的每一个王国，但是他的统一并没有持续多久——东法兰克的贵族很快就推翻了他，因为他们认为查理的侄子，私生子阿努尔夫更能代表东法兰克的利益。

查理死后，阿努尔夫加冕了帝国皇帝，但是西法兰克的贵族推举了巴黎伯爵厄德当他们的国王，而意大利国王则由贝伦加尔担任，他们都不是加洛林家族的人。到这里，局势已经非常明了了，加洛林帝国的分裂无可阻挡，欧洲有西法兰克人、东法兰克人、意大利人等等诸多民族，但却没有一个加洛林人。

而中国的情况则完全不同。五胡乱华给中国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但是当局势趋于稳定，蛮族也转向了农耕生产时，诞生于农耕文明的汉文化便形成了压倒性的优势，而即便历经战乱，北方仍然是中国的经济文化中心，在这里汉族占据人口的多数，汉文化仍然是社会的主流文化，这也为汉文化的推广提供了基础（而罗马帝国在三世纪危机后将经济文化中心转移到了东地中海，日耳曼人进入西欧时，西欧已经十分凋敝了）。胡人开始讲汉语，穿汉服，他们的民族认同开始消解，并融入汉族认同，而这一认同随着隋朝统一中国，也被推向了中国各地。即便后来北宋失去了半壁江山，汉族的民族认同也已经变得无法撼动，这和欧洲从未存在过的加洛林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另一不同则出现在上层建筑上。早在查理·马特执政期间，加洛林采邑制便已在法兰克王国境内推广开。这一制度的本意是加强皇权，集中更多的资源，查理·马特的继任者丕平和查理曼都进一步推广和发展了这一制度。然而查理死后，帝国各方离心离德，加之维京人等外族的不断袭扰，过去加强了皇权的采邑长官此时成了皇权的敌人。衰微的皇权给了他们攫取更多权力的机会，而维京人的袭扰更是大大“帮助”了他们——地方实权人物出于加强防御和守土安民的需要，政治经济军事权力都得到了扩大，而实现割据的一大“法宝”，城堡，也作为防御维京人袭扰的军事设施被大规模建设起来，这些都大大加强了地方的自治程度。到了加洛林王朝晚期，采邑长官从流官转为世袭已在事实上成立，不久后，原加洛林王朝各王国都在法律上确定了这一既定事实，这就是后来我们熟知的诸侯林立的中世纪的开端。

采邑制的经济基础是租佃制经济，这一经济在中国的唐朝发展成型，也正是在这一时期，中国出现了节度使。节度使制度发展到后期，一度也出现了加洛林王朝后期采邑长官各行其是的局面，但是黄巢起义和后来五代十国的多年动乱将支撑这一局面的世家大族在生产层面上打得粉碎，而他们留下的权力真空被数量多影响小的小地主所取代了，这也是为什么赵匡胤能轻易地杯酒释兵权，而科举制度能在宋朝得到大发展。

这一经济基础也让从元朝开始的中国“第三帝国”得以开创行省制，而这一制度将地方与中央前所未有地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就这样，民族认同的建立与强化、世家大族作为一个稳定阶层的消亡、政治制度的有力保障将中国的统一变成了一件后世看来理所当然的事情。

而加洛林帝国灭亡后的欧洲，情况则大为不同。西法兰克，也就是后来的法国，逐渐脱离了查理曼构建的体系，卡佩家族的法王（也就是巴黎伯爵厄德的弟弟罗贝尔的后代，他的孙子雨果·卡佩后来取代加洛林家族世袭法国王位）不再承认任何高于法王的世俗权威；而东法兰克境内，讲德语的民族逐渐融合，产生了“说德语的人”的民族认同和“说德语的人的土地”的领地认同。查理曼去世一百多年后，东法兰克或者说德意志的国王奥托一世被教皇加冕为“罗马人皇帝”，但是这一“罗马帝国”再未将西法兰克和西班牙边区纳入其统治范围，其在意大利的统治也并不十分稳固，它本质上是德意志民族这一新兴民族的帝国。

在德法两大西欧主要强权诞生的基础上，欧洲“小统一，大分裂”的格局逐渐形成，未被统一的欧洲各民族在各自的领地内开始了内部的整合和发展，并愈发与领地外的邻居迥异。当中国进入“第三帝国”时期时，欧洲已经是一副诸国林立的状态，英格兰人、法兰西人、德意志人、卡斯蒂利亚人纷纷登上历史舞台，画下属于他们的一笔。

我是一个来自那不勒斯的意大利人。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

我认为，在公元300～600年左右，欧洲和中国都面临着相似的危机：中央政权力量衰落，周边族群开始大规模冲击，大一统的帝国因此四分五裂。只不过在历史关键的十字路口，罗马帝国因为蛮族日耳曼人的拒绝“罗马化”而彻底瓦解，中华帝国因为各民族的“中国化”而继续存续。

以下是我的分析。

人类文明可以大致分为三类：海洋文明、河流文明、游牧文明。存在决定意识，地理环境决定了不同的生产模式，从而塑造了人类文明的不同形态。海洋文明比较喜欢扩张，崇尚战争；游牧文明发展程度较低，但在冷兵器时代武力值爆表；河流文明则偏向保守稳定。

众所周知，罗马文明发源于台伯河；中华文明发源于长江和黄河。在两大帝国巅峰时期，其实都是“河流文明不脱离海洋文明”。这两大文明都发展出了建立职业文官体系，管理多民族广阔疆域的能力。

在我看来，这两大文明就好比苹果系统和安卓系统，一个生活在电报机时代的人只会觉得这两种智能手机的系统是外星科技。同理，单一民族的日本人、韩国人从没有管理过多民族的广阔疆域。很多日韩对中华文明的理解更多是停留在表明，他们强调的“华夷之辨”本质上更靠近日耳曼史观，即以种族主义来解读历史。而一个像我一样真正的罗马后裔反而更能看得懂中华文明的运作原理。

日耳曼史观因为盎格鲁撒克逊和德国的强势而流传甚广，甚至在今天不少伊朗人也认同“雅利安人说”这种伪科学，觉得自己和德国人是亲戚。

我觉得这种“伪科学”极端恶臭、影响极坏。首先，这套学说站不住脚的理由是：纯种日耳曼人的标准是什么？金发碧眼？可惜，提出这个歪理的希特勒自己还是深褐色头发。

很多中国朋友给我发私信时质疑今天的意大利人不是罗马帝国的传承。其实也是受这种日耳曼种族史观的错误影响而走入了误区。

我认为“罗马化”和“中国化”都是以国家政治管理制度来建构国族认同，而不是从种族标准出发。如果以种族标准出发，只会造成大一统的国土碎片化。大家想一想，不仅强调种族差异会造成分裂，强调族群之间观念不同也会造成分裂，意大利南北有做菜放橄榄油还是放黄油之争，中国南北有甜咸粽子之争。如果按照日耳曼史观，一点点差异就可以分家。

这里举个例子，以那不勒斯为背景的电视剧《我的天才女友》里两个女主角—莉拉和爱莲娜，她俩一看就是不同的种族，但按照现在意大利主流的国族建构认同，她俩都是意大利人。

（莉拉和爱莲娜）

其实“意大利”一词最早来自于奥斯坎语的Víteliú，即“拥有幼牛之地”的意思。起初“意大利”一词仅仅指意大利南部地区，而后随着时间的推移，其含义逐渐扩大到整个亚平宁半岛。

现在，也只有一部分伦巴第蛮子还坚持着日耳曼史观，老想着脱离南意大利自己过。人的本性真是万年难改，当年伦巴第人面对东罗马皇帝的嘲讽时，顶嘴说我们不稀罕当罗马人。

接下来我来讲讲日耳曼文化如何瓦解统一的罗马帝国。

罗马帝国把莱茵河、多瑙河那一边的日耳曼部落统称为“蛮族”。和中华帝国一样，罗马帝国也沿着这两条河的边境修建了“长城”，与日耳曼部落保持着一种攻守均势的状态。

但这种平衡被蜂拥而来的匈奴人打破。被中华帝国击败的匈奴从东边一路挤压日耳曼部落的地盘。日耳曼人就冲破了“长城”，开抬大规模进入罗马帝国的疆域内。

亚欧大陆那一端的中华帝国自已都不知道给罗马帝国开了一个这么黑色幽默的玩笑。

公元476年，日耳曼蛮族雇佣军的首领奥多亚克废黜了西罗马帝国最后一位皇帝罗慕路斯·奥古斯都，西罗马帝国灭亡。

其实，当时滞留西罗马疆域内的蛮族总人口是在75万到100万之间，远远低于罗马人。按照很多人的认知，罗马人可以同化日耳曼人。

但历史恰恰不是这样发展。

今天欧洲大陆法系有三大渊源：罗马法、日耳曼法和教会法，就是日耳曼人拒绝罗马化的证明。

罗马法虽然内外有别，但至少在形式上维护了罗马公民的内部平等。然而蛮族建立的法兰克王国的习惯法却实行等级制。《萨利克法典》公开宣传法兰克的人命被比被征服的罗马人值钱。杀死一个法兰克人要赔偿200苏，而杀死一个罗马人只要赔偿50～100苏就可以了。这种征服者和被征服者的差异，最终转化成了法兰克人和罗马人之间的种族差别。

罗马法注重证据，是有法理哲学支持的成文法。而日耳曼法采取更简便的裁定法和神意判决，比如水裁法和火裁法。证据不足时就使用“决斗”，不是罗马人战力不强，而是日耳曼人过于好斗。这种以“拳头决定话语权”的做法被日耳曼人标榜为“骑士精神”。

罗马文明的所有律法和官僚制度设计都用拉丁文记载。但蛮族领袖不让族人学习罗马文化，也就无法掌握这一套精密的体系。因为不会书写，就没办法处理复杂的文书，庞大而层级分明的文官系统就不可能建立，精密的罗马法没有完善的文官系统就无法运行，也就丧失了对庞大疆域的管理能力。

蛮族各部落的语言直到八世纪之前都没有形成文字，这也直接造成了“中世纪的黑暗”，对知识的垄断落入了教会的手中。天主教会不仅是精神世界的诠释者，还渗透进了世俗政权的行政管理方面。

注意，这种政教关系是和罗马帝国时代不一样。“罗马教皇”是由罗马皇帝任命，总体上皇权高于教权。但到了法兰克王国时代，天主教会上升到了与王权平起平坐的地位。

斯大林讥讽罗马教廷“教皇有几个师？”但历史上的日耳曼人正是没文化，将思想文化主导权拱手让给了教廷，甚至鼎盛时期，神权可以压制世俗王权。

日耳曼蛮族搞统治，很在意要和被征服的罗马人分开居住，他们一般会在城邦外搞一个城堡，典型的日耳曼“孤岛”式社交距离。罗马帝国的中枢是城市文明，大家今天到罗马去旅游还能看见帝国所留下的排水系统，中华帝国曾经的中枢长安也是一座伟大的城市。但日耳曼蛮族首领是偏好“庄园经济”，即在城堡所在的乡村地区种植粮食、饲养家畜，形成一个自给自足的小经济生态。

所以，大家看日耳曼式的《格林童话》，德意志的土地上到处都是王子、公主、城堡，其实本质就是乡村爱情故事。

（日耳曼式城堡）

他们很在意自己的“纯洁”血统会被罗马人同化，然后尚武精神被罗马文化消磨。这样一来，大家的治理制度就是各管各的，罗马人用罗马法，蛮族用日耳曼习惯法。在国家政力分配上，蛮族人掌控军权，罗马人管民事。但在文化教育上，不允许日耳曼人学习罗马的拉丁语及其文化。

法兰克在统一战争中兼并的其他蛮族王国，并不像罗马那样建设行省，收归中央政府管理；而是封给贵族与教会，维持领主自治。所谓国王，就是最大的封建领主。法兰克几代国王死后都将国土均分。造成了王权碎片化，村长是国王。

在族群认同上，日耳曼蛮族史力图彻底切割本族群与罗马的关系，寻找自己族群遥远的始祖神话，证明自己是罗马文明的“外人”，比如北欧神话。这一套神叨叨的叙事体系又被纳粹德国演绎到极致。

在此之后的欧洲气质就是日耳曼文化占据了上风。就算后世的日耳曼人搞出了一个“神圣罗马帝国”，也只是一个没有罗马精神内核的大型cosplay。

所以，大家看看日耳曼系爱搞的种族隔离、种族屠杀、英国“脱欧”、美国白人小政府自治，以及老爱用自己的种族史观解读中国的XZ、XJ地区,是不是都是熟悉的味道？

与罗马帝国相反，进入中华帝国北方的草原民族人数远多于该地区的原住民。但草原民族的首领却主动选择了“中国化”，比如北魏孝文帝。所以，“中国化”不是种族意义上的“汉化”。草原民族会选择“中国化”是因为中华文明的制度成果有利于管辖超大疆域。草原民族虽然具有武力优势，但如果不选择中华帝国的制度成果，是无法管理广阔的国土。所以中华文明是一个一直在升级迭代的系统，而罗马文明因为管理员乱插bug而掉线，欧洲因此碎片化。

就像英国史家吉本所说的那样，“哥特人和罗马人的团结原可以使意大利的幸福生活世代相传下去，一个由自由的臣民和有知识的士兵组成的新的人民，完全可以在高尚品德方面相互争胜，而逐渐兴起”。

但历史没有如果。

参考书籍：［美］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

［英］爱德华·吉本，《罗马帝国衰亡史》

［法］勒内·格鲁塞，《草原帝国》

（感谢我的中国朋友大头翻译我的口述/Grazie mil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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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从地理上看：

中国中原地区平原广阔，周边地区平原（川、湘、赣、浙、粤等）较小，分散。

只要在中原逐鹿取得胜利，大概率可以挟中原人口、资源，统一全国。

欧洲相反，西部英伦、西班牙；南部意大利、巴尔干；北部斯堪...半岛，东部还有俄罗斯这样的庞然大物。这些地形都有利于割据。

中部平原不够广阔，不够强势。

2、从气候上看：

欧洲天气总体阴冷，南部又干燥，总体不太适合小麦、水稻这样的农耕作物生长，雨热不同期。

总体适合长草，发展畜牧业。

畜牧业能够支持的人口数量远小于农耕。使得欧洲难发动规模宏大、旷日持久的远征作战。规模宏大、旷日持久的战争需要准备大量的剩余粮食。古代欧洲不具备这个条件。由于地中海附近可以用船运，反而大量战争发生在地中海沿岸。

3、从文化上看：

欧洲大搞一神教。一神教内部参差不齐，山头林立，彼此都是子宫传教，容易发生局域化，并造成分裂状态。

显然，如果一个教堂片区归你管，你怎么能容忍自己下面的“羊”归别人跑？但是，各个教堂片区如果相互攻伐太过激烈的话，又违背了“一神”这个大“教德”。

所以说，主观上谁也不服谁，客观上又不好随意发动征服战争，所以只能维持分裂状态。

我们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不论谁认为自己有德，就应该德佑天下。“责任感”。

4、从人类发展的进程来看：

我们在良渚发现的古城就有5000年的历史。足以证明我们古人很早就具备了强大的组织能力与动员能力。

良渚古城并非惟一，在四川三星堆、山东的龙山、东北的红山文化，等等，几乎是遍地开化的。

因此，如果说：我们有世界上最早、规模最大的社会行动，毫不过分。

最早出现统一国家形式的社会组织和动员能力，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而欧洲呢，没有可信的古代历史；一些早期文明痕迹也只出现在地中海沿岸。并没有散布整个欧洲。

也就是说：欧洲仍然处于社会发展的早期或中期阶段，可能已经超越了非洲那种部落争斗阶段，但还没有上升到形成全社会组织和动员能力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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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裂保留了完整的文明，因为没有被野蛮地统一过，各自的文明都可以在奋力的生长奔跑，所以欧洲的文明多样性得以幸运保存，假如欧洲被统一了，那现在哪还有英语，德语，法语，西班牙语，意大利语等等这么多元强势文化体系，它们都会像我们现在一样，只有讲广东话，四川话，客家话，闽南语，江浙话，北京话的人，而无各自独立的文字体系了。所以，如果单纯的从文明多元化角度来看，分裂无疑是比统一更好的一种选择，但从政治角度以及政府管理成本来说，统一无疑更具有竞争力，一个分裂的国家就会有一整套完整的行政架构体系，平白无故的就要多出许多行政管理人员，又无法保持强盛，和平时期倒好，一遇战争就惨了，很快国土就沦陷灭国，因为他们缺乏战略纵深，难以组织起有效的反抗，在这方面，又穷又落后的俄毛子就给欧洲诸国一个最好的教训，平时俄国人都活的比他们窝囊不少，但一打起战来，他们就威风八面，每次都可以先让别人打到莫斯科城外再来开始自己的表演。反观对手方，就很吃亏，无论是法国还是德国，若让对手打到柏林或者巴黎，后面的手续就是签投降书了，这方面咱们中国也是一样的占便宜，老佛爷和蒋介石都曾经被人攻破了首都，但他们两个都没有认输，还可以继续打。

这就是统一的好处，地方大，纵深宽，扛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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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u-kai-46-20 网友的相关建议: 
      

以前我也看过《能夏则大与渐慕华风》《东周战争与儒法国家》若干版本《欧洲史》等

当然我的看法也不全面

个人认为是因为如下因素(手机打字不展开)

首先，中原文明对 十六国北朝的五胡民族(匈奴羯氐鲜卑羌)的影响力比 罗马对日耳曼蛮族的影响力要大。所以五胡没内迁之前上层精英接受的就是中原教育，内迁后五胡自己就逐渐汉化融合进汉族，而日耳曼人的民族传统保留的比五胡多的多。当日耳曼人进入西罗马故地，他们并没有完全罗马化。

其次，东周时代，直到秦灭两周之前，春秋战国也是同一个天子之下不同封国之间的战争，各国都是诸夏的一员，都是炎黄子孙，吴/越/中山/代等国也被纳入华夏体系。并不像欧洲那样，日耳曼人，高卢人，伊比利亚人，罗马人，希腊人各自有各自的文化和民族传统，只是在罗马帝国时代才统一在一起。所以前者同化再统一的成本低得多。

再次，儒家的政治理念天然追求“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而其可以借鉴的成熟政治国家体制也只有汉朝体制，自然而然的就有追求统一的动力。而因为法兰克人受罗马影响没那么大，所以保留了诸子均分产业的传统，所以法兰克人没有统一的执念。所以一度看上去能够统一西欧的法兰克帝国在查理曼死后没多长时间就又一分为三。然后形成了各自的民族国家意识。

最后，唐末安史之乱和黄巢起义后天下分崩离析。一度形成了辽(金)，宋，西夏，大理并立的局面，但他们被蒙元次第消灭，最终实现一统(还是天下观念），而欧洲没有这样一股力量把各国重新统一在一起。后来明朝，清朝继承了元朝的版图，各有所损益，最终奠定了我们今天的版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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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e-yi-95-11 网友的相关建议: 
      

同样是地理决定论者，我却不太认可《枪炮、病菌与钢铁》中的说法。

看看上面这张图。欧洲海岸线是很曲折，但中国南方的地势看上去难道很适合统一？适合耕作的连片平坦平原，哪边比较大一点？

地理上的割裂感，在我看来很可能是一种“事后叙事”。

让我们抛弃所有现实世界线中的历史知识做一个假想。假如我告诉你左边那张地图的大平原上诞生了一个持续千年的统一强大帝国，仅从地图出发，你真的会感到特别意外吗？

现在，让我们回到现实中的世界线来。

事实上罗马解体后，这片红线圈出来靠北的平原因为农耕技术的发展变得适宜耕种了，上面还真就建立起一个疆域统一的大帝国了诶——查理曼帝国呀。

啊。。你问这个大平原上的查理曼帝国后来咋解体的？

答: 分封制。。

得，混入文化制度因素了，这地理决定论味儿不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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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m。所以还是得讲文化决定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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诶，莫急。谁说欧洲中世纪的分封制度就不能用地理因素解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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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站在更大的视角上去考虑地理因素吧

Steppe，大草原，特指欧亚大陆内陆连片的无树木草原地带

中原地区(中国文明的起源地)，以及基辅罗斯(俄罗斯文明的起源地)，是整个欧亚大陆上直接近距离面临大草原上游牧部落军事威胁的唯二大规模农耕文明区

此外，中原农耕文明的统一分裂趋势(红色)和内亚大草原上游牧文明的统一分裂趋势(绿色)互为镜像。这是近期开始受到关注的一种史学叙事——mirror empire。说中原华夏帝国和内亚游牧帝国是一对儿“镜像帝国”，共强共弱，直到近代被满清融合为一。

记住“镜像帝国”这个概念，这个概念是在更大的地理视角下解释东亚稳定持续的大一统秩序的关键。同时也是比照理解欧洲持续分裂秩序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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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地缘战略感兴趣的同学看到下图一定不会觉得陌生。这是地缘战略家麦金德的世界岛陆权模型。中间是欧亚大陆的内陆中心地带，围绕着中心地带则形成一条巨大的“大陆边缘文明之弧”，分布着西欧、中东、印度、东南亚、中国等若干海陆交界处的农耕文明。

图一中欧亚大陆中间东西向的狭长地带，是在地理信息系统里经过精准测定后得到的欧亚大草原的边界范围。这个范围比麦金德圈定的“中心地带”更扁长一些。麦金德理论是在工业化完成后的铁路时代提出的，而图一中的这张图是研究者为了解释“马背时代”的地缘战略问题而制作的。因此，二者圈定的范围会有些不同，但其核心要义却是一致的——陆上交通的核心区会构成陆权的中心地带。

在马背时代，图一中横跨东西的欧亚大草原是陆上交通成本最低的地带。但这片地带却并不适合农耕劳作，而是孕育了以游牧方式生活的马背民族。在铁器进入草原之后、火器步兵战术成熟之前的任何时期，游牧民族的作战力(骑兵作战)和作战意志(物产贫瘠导致的劫掠文化)都对周边的农耕民族构成了巨大的威胁。这种威胁是持久的(农耕文明无法深入草原形成占领从而杜绝草原政权的崛起)、且强力的(所有农耕文明在历史上面对的最大威胁均来自于大草原)。

图一中进一步标定了欧亚大陆其他区域距离大草原地带的直线距离。有趣的是，即便是中国最南端的广州，距离大草原的直线距离，也仅仅比中欧门户的维也纳多一点点。这意味着，西欧平原、英伦三岛、亚平宁和伊比利亚上那一票国家，所面对的游牧民族的军事压力要比中国小许多许多。

这个量化结论与我们通常的认知不太相符。我们似乎总是觉得欧洲人特别惧怕游牧民族，并且东欧是一马平川的平原，特别容易被游牧民族长驱直入。但也许痛苦的只是东欧平原上的斯拉夫人。那些躲在喀尔巴阡山后面的日耳曼和罗曼领主老爷们恐怕只会在听闻大汗的神威后打个哆嗦，然后该干嘛干嘛。。人家的民族危亡感来自《罗兰之歌》和《白骑士》，都是在庞大的异教徒帝国碾压至家门口时产生的，并不来自于对上帝之鞭的恐惧。。何况人家的祖先和阿提拉关系又不差(罗马人？罗马人和我伦巴第人什么关系？)。。

恰恰是中国，承受着蓝星上来自草原游牧民族的最大压力(其实还有毛熊)。同时，我们的历代武人则以“封狼居胥”和“燕然勒石”为最高志向。在东至蓟辽，西抵玉门的绵长战线上，中原王朝和游牧政权拉锯了2000年之久。与此同时，中国的东、西、南三面十分封闭，几乎不面临任何外部压力。这导致中国只面临一个方向上的地缘政治压力，且这个压力是蓝星上最有压迫性的。

相对的，东欧以外的欧洲地区，则面临着另一种战略压力——入侵来自四面八方，但都只是中等强度的压力。举些栗子: 多利安入侵(不确定哪里来的)、腓尼基入侵(南方)、波斯入侵(东方)、阿提拉入侵(东北方)、日耳曼入侵(北方)、诺曼入侵(北方)、保加尔入侵(东北方)、阿拉伯入侵(东南方)、摩尔入侵(西南方)、阿瓦尔入侵(东北方)、马扎尔入侵(东北方)、蒙古入侵(东北方)、突厥入侵(东方)。。。

自从2000年前铁器大规模传入大草原后(游牧民族的作战能力得到强化)，在欧亚大陆的东端，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的冲突演变成了两个镜像帝国之间持久的、泾渭分明的稳定对峙——关内一统于天子、塞外一统于可汗。这种大帝国的对峙恰恰达成了某种均衡态势。两种文明各自实现板块内的大一统，把各自的疆域扩充到极限，以使得对方不会轻易动灭国的念头。

至于欧亚大陆的西端，则需要通过不断割裂自己接纳入侵者，来消化四面八方的低烈度威胁，最终演变出了以部落契约为缘起的系统性分封制度。这种自我分割的模式也使得欧洲达成了某种均衡态势。每一股入侵的小型势力都有机会在农耕区获得永久性的合法地位，从而在整体上避免异族带来的动荡在代际间不断累积。欧洲的蛮族那么多，为什么偏偏是具有“扈从制度”的日耳曼部族窃居了罗马，并建立了持续千年的中世纪封建秩序？高卢人、伊比利亚人、色雷斯人、达西亚人又不是没反叛作乱过，最后都纷纷变成安土固民的罗曼族。为啥偏偏是日耳曼掀完桌子还能蹲下来分锅吃饭呢？因为日耳曼人建立的秩序适于应对欧洲所面临的地缘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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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子: 可汗，来阴山，打一架分了胜负再论兄弟！

某国王: 步行者，宣个誓，塞纳河口公爵就是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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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我并不认为是日耳曼人解体罗马使得帝国缔造的统一秩序陷入分裂。恰恰相反，罗马初期的庞大帝国版图是一种历史的异常，其后期为了应对四面八方的地缘压力，已经被迫内在地产生了封建性的制度因素。日耳曼部落中的军事契约关系正好利用了这种封建因素，在窃居罗马和基督教后，发展出了无论在制度还是意识形态上都超级稳定的欧洲中世纪秩序。这种稳定才意味着常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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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回镜像帝国这个概念。

我很中意这个概念。因为它内含了一种系统性的地缘博弈观念，可以解释大一统现象得以长期维系的原因——镜像帝国是东亚地缘系统的一个稳定解。中国并不是为了对抗北方游牧部落而达成大一统，中国其实是和北方游牧部落共同进化并维持了两个大一统。

这种思考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理解大一统秩序的维系，同时也可以帮助我们理解欧洲以外的文明区为何没能形成稳定的大一统秩序——这些农耕区并不紧邻大草原，无论是北方的游牧部落还是南方的农耕文明都没有机会在其核心经济区的边界上与对方进行持久的地缘对峙。

但它也有一个很大的缺陷——无力解释大一统秩序的起源。

关于大一统的起源，我倾向于追溯至西周的分封拓殖建国，并与同时期的希腊海外殖民扩张对照着加以理解。为什么西周在新殖民地上建立起来的诸侯国可以完整复制王畿的管理制度和生产方式，从而达成大一统？为什么同样是艰苦的拓殖活动，对西周的诸侯来说就是一种功臣贵胄才能享用的奖励，而对希腊的oikistes来说则往往是来自母邦的一种政治放逐呢？

也许，殖民地气候的可预期性和其气候与母邦的一致性是某种关键因素。一致性和可预期性意味着母邦的农业生产管理模式可以无脑复制黏贴过去，从而达成低风险的投资回报(殖民许可可作为奖励手段)，同时促进大一统。相反，则意味着殖民的动机往往是对差异性资源的预期，也意味着投资回报的高风险性(殖民许可其实意味着温和放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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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给出进阶版的地理决定论:

1. 气候的一致性和可预期性决定了西周在封建殖民时期就建立起了大一统的制度基础，使诸侯和天子之间维系了一种正向的认同感；而同时期的希腊文明似乎与之相反。这解释了大一统秩序的起源。

2. 中国只在北方面临着大草原上游牧部落的巨大压力，而西欧则在多个方向上面临着持续的中等强度的地缘压力。这促使东亚地区演化出大一统农业帝国对峙大一统游牧帝国的均衡状态，而西欧地区则演化出可不断接纳一些中等地缘强权加入其中的多元均衡状态。这解释了大一统秩序的持续，和欧洲统一秩序的不可持续。

PS: 地理决定论有其固有的局限性。欢迎批斗，或者提出更合逻辑或更有史料支撑的地理决定论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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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ouisrochar 网友的相关建议: 
      

首先让我们站在一个关键的分歧点去思考：假如项羽灭秦后分封天下的格局维持了下来，中国的历史会如何发展？

地理决定论与历史必然性

很多人看待历史的时候，往往很容易陷入“某某决定论”的简单理解，这种单一归因往往是非常偏颇的。尤其是在探讨中国和欧洲为什么前者倾向于大一统、而后者倾向于分裂割据的问题时，地理决定论是被用得最多的思维工具，其中一个最简单的理解是——中国有着广大的华北平原，既能作为腹地，亦能作为大一统帝国的核心，因而高度稳定；而欧洲的地形则被地中海划分得支离破碎，并且地中海周边缺乏大型平原，因而无法形成统一欧洲或者“古代西方世界”的强力核心。

这种理解乍一看很有道理，但既然是一种单一归因，那么实际上会有很多地方经不起推敲，比如从局部去看待的话，印度北部的印度河-恒河区域也是大型平原，为什么其历史上有过统一帝国的历史也没有中国长？再比如北美密西西比河流域，为什么当地的北美原住民没有发展出与阿兹特克和印加同期的大河文明兼平原帝国？再比如往细了说，巴尔干半岛北部的潘诺尼亚平原也是一个适合建立统一国家的核心平原地带，历史上也的确有过实现了统一的匈牙利王国，那么为什么匈牙利王国没能维持下来，现代还四分五裂，沦为火药桶？反过来说，如果说海洋阻隔、海岸弯折之地就一定会像欧洲那样分裂成多个国家的话，那么印度尼西亚为什么能形成一个国家而没有四分五裂？要说历史的话，印尼古代也同样有过满者伯夷帝国大体统一过现代印尼的疆域，满者伯夷又是怎么做到的呢？当一个简单粗暴的理论遇到太多的反例，这就意味着这个理论本身就立不住。这个问题底下还有一些回答做过探讨，这里就不细说太多了。

当然“地理”是一系列含义丰富的因素，并不仅仅是地形本身。如果地理决定论的第一个版本，即“地形决定论”靠不住的话，那么依然坚持地理决定论的人会提出更高级的理论，结合上气候、水文、植被、生物群、各区域之间的民族互动等等更多的因素，给地理决定论添上无数的补丁，这样一来似乎把单纯的地形决定论更加靠谱，但这样的“高级版”地理决定论如果还是遇到难以解释的反例该怎么办？是继续添加越来越多的补丁吗？

对于人类史而言，“地理”范畴的决定范围到底有多大？如果按照我们一般的理解，像是地理包含的是上面说的地形、气候、水文、植被、生物群等等等等，那么其实还是将很多影响历史的重要因素排除出去了，这里暂且按下不表，后面详谈。至于地理决定论以外的其他决定论，也同样都陷入了单一归因的思维泥潭之中，往往都已经破产了，比如说“种族决定论”、“制度决定论”、“宗教决定论”等等（连“语言决定论”我都是有见过的……），这些都是19至20世纪欧洲人为了解释“欧洲为什么能够统治世界”甚至是“英国为什么能成为世界霸主、日不落帝国”等等而提出来的狭隘的理论，对这一系列的决定论的反驳已有很多，不再赘述。

而我要详谈的一点是，要理解历史与现状，还是得回到历史本身，而不是妄图在历史以外找一个能够彻底决定历史的因素（像地理、种族、制度、宗教等等）。在这里我得先打个预防针，就是关于历史必然性与偶然性的经典话题。之所以人们愿意使用“决定论”去理解事物，其实就是在寻找最方便大脑理解的必然性。但是将必然性套在历史与政治格局变迁上是死板而机械的，人类历史的必然性不在于谁统一、谁分裂、谁强大、谁弱小这些具体史，而在于人类发展出农业、手工业、君主国、宗教、城市、资本主义、大航海、世界市场、思想解放运动、工业革命、帝国主义、世界大战等等作为整体的人类史的历史事件与历史阶段。单一归因的必然性思维是无法解释到底是普鲁士、奥地利还是别的邦国才能够统一德意志（甚至德意志从未统一），也无法解释西班牙、葡萄牙、荷兰、法国、英国都发展出殖民主义与全球贸易的时代里会是谁成为笑到最后的赢家。换句话说，这种思维是没有预测性的，跟地理决定论一样会遇到无数的反例，不得不打无数的补丁。但既然会不断遇到反例、需要不断添加补丁，那么是不是说明这种理论或思维工具从一开始就立不住呢？

我们必须承认的是，具体的国家与民族的格局变迁，是充满偶然性的。这个偶然性并不是说历史就是会随机发展，而是许多影响国家与民族格局的历史事件依赖于当时的时局、已经形成的历史传统、具体的人和具体的决策、战争甚至战役的胜败等等，这些事情，我们不可能站在公元前3500年的节点上就用地理决定论或其他决定论去断言其结果，或者再想像一下，如果我们是公元前400年色雷斯海岸城邦的一位哲学家，并且掌握了地理决定论的相关理论知识，我们能断言这个世界的这个地方，一定会被两千年后名为突厥的野蛮人攻破吗？（如果认为可以断言，或者历史可以预测，那么便更加是一种宿命论的思想了。）

接下来我们回到题目，从历史本身去看待中国和欧洲的统一与“分裂”的历史倾向。

诸国并立的可能

谈到中国历史总是倾向于大一统这一点，我们首先要记住一点是，历史会本身积累其传统或者说“惯性”，在具体的节点往前看，中国的历史统一得久、统一得多，其后人自然也倾向于以再度统一、再度建立大一统王朝作为奋斗的目标，尤其中国人是非常重视遵行祖先理念的；反之，则是接下来我们要做的思维游戏，也就是开头时我提到的问题：假如项羽取得某些意义上的成功，那么就意味着他制定的新分封制也同样取得成功，在那之后的中国历史又会如何发展？

统一，或者说大一统，在项羽那个时候看来是只有穷兵黩武、草菅人命、残害天下的秦国短暂做到过的事。如果放在古代西方世界，那就相当于亚力山大帝国那样，忽然一波爆发，一个马其顿王国就征服了已知的世界，但又忽然炸裂，再度四分五裂。秦国统一天下的过程也恰好就是在短短十来年间的事，甚至也同样维持不了多久就迎来自爆。

而项羽之所以在灭秦之后分封天下，再度建立起足有十八个王国，在当时其实有着坚实的社会与思想基础——在秦灭六国以前，世人早已习惯春秋战国延续了数百年的诸国并立的格局，秦的统一在时人看来是完全反常的历史事件，恢复原来的秩序才是顺应天意人心的做法。历史实践也告诉我们，在反秦战争中，六国的“残余势力”并起，在战争中起到了重大的作用。在当时，唯有一派势力挑战这种已经形成了思维惯性的传统，那就是刘邦集团。刘邦向往的不是春秋战国的“正统”的旧时代，而是像嬴政那样建立自己的统一帝国，因此实际上可以认为他与他的势力在当时是个十足的异类。

一旦中国历史从来没有过刘邦这样的人物，或者刘邦在获封汉王以前的几年里的任何一个节点就死了（比如鸿门宴真的被杀了之类的），那么项羽制定的新格局便不再有挑战者。接下来，为了巩固好不容易通过灭秦而恢复的正统秩序，项羽与诸王国自然会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反思过去发生反常事态的原因，从而发展出新的制度与理论。

比方说，要大体稳定地维持诸国并立的秩序，那么时人会更加推崇西周与春秋时代，而贬斥赤裸裸地就是要兼并土地、灭亡他国的战国时代，而对比西周、春秋与战国这三个时代。前两个时代之所以相对战国更加稳定，乃是因为有能够协调各国利益冲突的人或国存在，在西周，那是周天子，在春秋，则是霸主。项羽自封霸王，并掌控着疆域最大的西楚国，正是能起到类似的作用。

进一步反思的话，我们会认为每个国家自有兴衰，即使是霸主国，其国君也可能在世袭罔替的过程中出现能力与性格完全不同的人，一位雄主的后继者可能是昏君。既然如此，项羽死后乃至于西楚占据霸王之位数代人之后，诸国开始认为霸王之位就不应该永久性地停留在其中一个王国那儿，这便会像春秋那样出现霸主轮流当的现象。但是春秋霸主的流转是通过战争实现的，而不断的战争可能再度导向战国那样的兼并战争乃至于再度出现嬴政那样的疯子野心家，这就意味着诸国需要一个更加和平的选出霸王的制度。为了实现这一点，可能会继续深化发展会盟制度，也可能会给诸王国投票权，在每一任霸王死后选出最能领导诸国并协调外交争端之人担当霸王。

另一方面，在思想界，“轴心时代”发展而来的各思想派别会根据政治现状的发展，开始用思想武器去维护诸国并立的格局以及和平选霸的制度，认为这是遵循古老华夏周礼的正统做法，王与王之间必须互相平等、互相尊重、讲信修德。在制度、思想、“历史传统”的多重压力下，项羽之后建立起来的诸国将越来越难开展对邻国的攻战，唇亡齿寒的道理已经成为诸国的共识，一旦有一国有穷兵黩武的迹象，其他国家自会形成包围网将其攻破并拆个稀碎。

自然一个能独力对抗六国的新的“秦国”可能会出现，但即使他在有先例教训的情况下再度冒天下之大不韪消灭诸国、统一天下，在巨大的思想道德与传统的压力下，他也很难像刘氏汉朝那样真正稳定住大一统帝国，很可能再度在原来各地各国的势力的极度反对之下再度如秦那样炸裂。

对这样的诸国秩序会有贡献的，还包括不断分化的语言文化。嬴政推行的书同文、车同轨等政策会被认为是恶政，各国再度恢复使用自己的语言、文字、度量衡、车轨、货币等等。这种在文化上“恢复传统”的实例其实是存在的，而且正是为人津津乐道的北魏“汉化组”——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在孝文帝之后，北魏至后来的东西魏都或多或少再度“鲜卑化”了。一旦几百年时间过去，各国各地的语言将会彻底分化，无法互通，事实上形成不同的族裔，在这种情况下要是有国家试图兼并邻国，会更容易激起被攻打的王国及其族裔的愤怒，巩固统治的成本将会越来越高。

长期的诸国林立还会带来人们思想上的变化：绝大多数人都不会再认为诸国并立是“分裂”，不会认为统一才是正常的，一国的人看待另一国的人，不会认为是“同胞”，而是看作是他国的人民。这种现象甚至在真正的历史中也确实存在——

在南北朝时代，当南朝已经数次更替，南北并立格局已经稳定了几十年上百年的时候，南北两朝都已经习惯了将对方看作“邻国”而不是“我还未收复的割据势力”，即使南北朝之间发生战争，也更多是在边境上争夺领土，而不是要彻底消灭对方重新统一天下；甚至，南北朝都有过扶持对方宗室中亲近己方的成员担当皇帝的做法而不是直接吃下对方，著名的陈庆之北伐便是其中一例。

甚至在更久以后的北宋，因有过秦汉之后隋唐的再度一统，最初的时候北宋也有意收复燕云、再度统一汉家天下，但随着时间的发展，尤其是澶渊之盟以后，北宋、辽、西夏、大理并立的格局似乎已经稳定下来了，宋辽之间也更多将对方视为邻国（所谓的兄弟之邦）而非割据势力或者谁是谁的臣属。

这些事例足以说明，长期的诸国并立格局会越来越深刻地塑造时人的思想观念，“一统天下”会变得越来越不重要乃至于被遗忘，与本国并存的他国都是邻国，可以有战争，有外交行动，但渐渐地就不会再视为割据势力。回到我们从项羽那时开始的分歧世界，一个因霸王制度、“周礼”思想、文化差异塑造的更稳定的诸国并立格局，也将随着时间的推移更加深刻地影响人们的思想观念。

放到欧洲去，那就相当于西班牙、法国、意大利诸邦、英格兰、荷兰、奥地利互相看待那样，其中欧洲不少国家都曾经被“统一”在罗马帝国或者查理曼帝国的统治之下，甚至语言也本可以统一成“罗曼语”或者“日尔曼语”，认为欧洲人内部实际上还真就“同文同种”，但长期的并立已经让欧洲人完全习惯了那样的格局。

当然，要让中国的土地上出现长期诸国并立的格局并维持相对稳态，即使不是从项羽开始分歧，而是在此前或此后找到别的分歧点，那都是可行的，只要新的分裂局面维持得够长时间，就会像上面举的两个现实历史中的例子那样，人们会自然而然地将分立视为正常的格局，并不断加诸制度、思想、文化、传统观念以稳固现状。

若是到了现代，九州大地上仍然是多国并存的格局的话，这时我们回头去看待中国的地理条件并分析“为什么九州是多国并立的格局而不是被统一在一个大国之下”，我们甚至可能通过“地理决定论”得出一些我们在真实世界里觉得莫名其妙的结论。比方说——

1、广阔而人口丰富的中原（华北平原）其实正好为诸国并立提供了基础，因为这样一来，占据中原的国家即使面积较小也能有较大的人口体量，这便使得这些“小国”互相之间难以吞并。

2、中原（华北平原）的地形太过平坦开放，四面受敌，即使有中原国家吞并邻国、大有统一中原（这里的“中原”指的仅仅是河南一地）之势，也非常容易被周边国家打压而无法崛起。因而中原在更多时候沦为边缘大国角逐的竞技场，根本无法凝聚成建立大一统帝国的核心地带。

3、从地理上看，中原周边的国家，（这里我们口胡一些国家）比如占据关中的雍国、占据河东的晋国、占据幽燕的燕国、占据川巴地区的蜀国、占据湖广的楚国、占据江南的吴国、占据岭南的粤国都占据了各自的地理单元，因而自保有余，互相攻伐则不足。

4、由于在这样的体系下华夏人国家难以互相兼并，一些地理上更边缘的国家更容易通过对外攻伐来扩张实力，比如雍国开西域，蜀国入滇，燕国攻辽，粤国并交州，闽国拓殖台湾等等，从而形成“金角银边草肚皮”的格局，而随着各自在同一时间对外开拓扩充实力，这些国家的体量同时增长，互相之间的攻伐难度也越来越大。

由此可见，地理决定论其实同样是正着说也行、反着说也行，很多理论其实是用于解释已经发生的历史，而不是站在过去的时间点去预测“未来”必然会如何。

————11.22更新————

在继续谈下一个问题以前，这里先就上文内容以及评论谈一谈“道”的问题。首先需要注意的一点是世界上许多区域的历史都是“统一”与“分裂”交替的，也就是那一句名言，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即使是西亚地区，也有过巴比伦、波斯、罗马、阿拉伯、奥斯曼等等统一的时期，当然也同样有过这些帝国盛期之间以及现当代的分裂期。同样的进程我们在印度、巴尔干、西欧等很多地方都可以观察到，所以不能认为中国倾向于统一是中国自身的特殊性，或者说“中国例外论”之类的，“某某例外论”实际上也是一种单一归因，即将历史发展路线归因于这个地区独有的“特殊性”，那这个特殊性到底是什么？一旦展开来讲，我们才有讨论的空间，比如说到底是地理的特殊，还是思想文化的特殊，抑或是历史传统的特殊？这样一来，我们便又回到了开头批驳的“决定论”系列去了。

从现实来看，形塑我们当代人思维的“统一倾向”和“分裂倾向”其实还是来源于现状，比如我们在南斯拉夫还在时候去讨论南斯拉夫，自然也会说本来南斯拉夫人就同文同种，互相之间能直接听懂对方语言，生活之地也山川勾连，现在又有共同的意识形态，这不是必然要统一的吗？但最终的结果我们也看得到。反之，罗曼人与日尔曼人的对立由来已久，有着不同语言文化的民族塞到同一个国家里，那不等着分裂吗？但结果是我们能在欧洲看到比利时和瑞士这样的国家。如果我们生活在一片理论上适合统一却事实上四分五裂的地方，我们自然会创造新的理论去解释为什么这里诸国并立才是天经地义的，就像地理上本该是一个整体的潘诺尼亚平原却成了著名的巴尔干火药桶，但不想再被匈牙利统治的斯洛伐克人和克罗地亚人一定会认为不被匈牙利人统治的诸国分立才是对的、才是好的；如果我们生活在一个多民族共存抑或是地理上跨山跨河却能统一在一起的国家，我们也自然会创造理论去为这个国家之所以能统一而辩护。而决定这一点的是我们所处的现状，即使是在东亚地区也是同样的，就像我上文中提到的，南北朝和宋朝的时候，人们已经习惯了诸国分立、与邻国共存了，会觉得这样没什么有不对。

在这篇答案里，我以项羽为分歧点，而这个分歧点有好也有不好。不好的地方在于，了解当时历史的人也知道项羽其实也同样有志于天下。但如果他真的解决掉刘邦，当时的局势会如何发展是很难判断的，有人会认为他一定会像嬴政一样再度建立大一统帝国，有人会认为他的性格与能力缺陷太过突出，抑或是杀掉刘邦寒了诸国的心，他想要“取而代之”建立类似秦朝的“楚朝”还是会失败。而这个分歧点好的地方在于，它是对战国时统一天下的呼唤的重大挑战，即使战国时期已经有人厌倦了诸国之间的互相攻伐，了解诸国变法富国强兵之后认为必然会有其中一国消灭诸国完成统一，但秦朝暴政却在相反的方向上告诉世人，统一其实根本就不好。无论是六国残余势力抑或是普通百姓，都不愿意再生活在秦朝的统治之下。既然现在有机会重新分封天下，那么自然会在之后的时间里扼杀想要再度建立大一统王朝的野心家（比如可能的项羽），再通过制度、思想、文化等多方面巩固诸国分立的格局。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就能够一劳永逸地避免新的统一大国的建立，毕竟印度、西亚等区域都会一次次地迎来能统一本区域的大国强国，除了上面讲到的西亚，印度也有过孔雀王朝、笈多王朝、戒日王朝、德里苏丹国、莫卧儿帝国之类的。在我们假设的分歧世界里，中国依然还是会在随后的两千年历史中，有国家之间的互相兼并，有某一时间段内一个国家迅速崛起建立帝国，当然也同样会有这个帝国衰落之后天下再度分裂。至于会让这个世界的“现代华夏人”或“现代九州人”觉得东亚就是适合统一还是就是适合诸国分立，就取决于我上方所说的，由“现状”所决定。

接下来要讨论的，则是引入游牧民族的要素。我们知道欧亚大陆内部广阔的大草原孕育了无数的游牧民族，并对包括东亚、印度、中东、东欧等大量地区的历史产生重大影响，对于中国而言，游牧民族直接威胁着漫长的北部边疆，除了来自正北方蒙古高原的大族联盟，东北方的渔猎民族，西北方的羌氐人，也都同样不容忽视。

如果中国历史在分歧以后的整个时间段内大部分时间都处于诸国分立的状态，比如面对游牧边疆的是辽国、燕国、晋国、雍国（或者新的秦国）、凉国等等王国，那么是不是意味着一旦北方大漠形成一个强大的游牧帝国，华夏国家将会不堪一击，被游牧帝国征服从而建立一个统一大国？

既然我们要讨论的是异次元的事情，那么这个问题是很难实证的，我们只能通过现实历史中的一些规律去模拟，而我们主要使用的规律，是 @书树 这个回答里讲到的镜像帝国理论：

用最简单的方式去理解这个理论，意思就是在中国范围内，北方游牧地区建立强盛帝国基本与农耕地区建立强盛帝国的时期是一致的，农耕强则游牧强，比如强大的汉朝面对着强大的匈奴，强大的唐朝面对着强大的突厥；反之亦然，农耕弱时，游牧亦不强。那么在一个中国历史以诸国分立为主流的世界线里，游牧地区大概率也难以形成一个强盛的大型政权。

如果单靠这个理论的结论去推测的话，恐难服众，那么当中的逻辑到底在哪里？我认为关键在于游牧民族从南方农耕民族获取物资的渠道是否通畅的问题。如果北方边境上有多个农耕政权并存，那么游牧民族就可以分别跟这些政权打交道，其中最关键的则是通商，游牧民族提供牛羊、马匹、毛皮、铁器，而农耕王国则提供大量的粮食，布匹，陶瓷，茶与其他手工产品，这样互通有无的方式，能够确保游牧民族有足够的抗风险能力，不至于天时一变，牛羊成群死亡，整个民族彻底活不下去。而之所以一个统一的农耕王朝会催生统一而强盛的游牧民族帝国，原因在于：一是统一帝国便于封关，二是统一帝国所需求的产品可以从帝国内部或帝国的别的边疆获取，这样便会使农耕帝国与游牧民族的交易量减少，游牧民族会越来越容易有过不下去的危机，因而必须结成强大的军事联盟，南下打草谷劫掠农耕帝国的物资，这便是游牧帝国的由来。

但北方边境有多个国家的情况下，这些王国与九州别的地方经商相对就没那么便利了，还不如就近与游牧民族互通有无；并且即使其中一个王国封关禁商，其他的王国保持开放的话，游牧民族依然可以前往通商贸易。这样一来，游牧民族就没有必要形成强大的军事联盟才能自保。当然这不意味着南下劫掠乃至于征服的行为就会减少，但是很可能会呈现现实历史中类似欧洲的现象——更有可能是具体的单个王国吸收游牧民族，让游牧民族征服者担当统治者，而不至于每一次都是一整片地区都被游牧国家彻底征服。在现实当中，类似的现象可以在东晋十六国与南宋时可以看到，游牧民族完成征服之后甚至没有彻底统一北方（更不用提统一整个中国），甚至北方本身就会分立数个国家。

因此，在一个诸国分立为历史主流的世界线里，因镜像帝国理论，首先是游牧民族建立的大型游牧帝国就会更少，其次是即使南下掠夺或征服，也很难实现对整个中国甚至只是北方的统一。而随着经济重心的不断南移，游牧民族分批南侵，人口会在两千年的跨度内逐步充实地理上更加易守难攻的南方地区，使得蜀国、楚国、吴国、闽国、粤国等王国的独立地位更加坚实，即使是现实历史里，五代十国时期的南方诸国也都在北方彻底统一以前维持了半个多世纪。北方经过一次次的洗牌与民族融合，可能会在长期的历史里呈现多种可能的格局，这里就不作展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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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于有空继续更新了……

欧洲“统一”的可能

接下来，我们来讲讲欧洲的情况。若是以地理决定论的框架去考察欧洲的话，欧洲并非没有在地形上适合建立幅员辽阔的统一帝国的核心地带，单从地形角度去考察，大概是三大块连片平原：高卢平原、波德平原、东欧平原，其中高卢平原和东欧平原在某些历史时期里确实实现了统一，前者是我们要重点阐述的对象，因而放到后面再谈，而后者在沙俄与苏联时期被统一在单个政权之下，大概可以作为“平原利于统一”的这个初级版地理决定论的有利论据之一。当然，如果我们反着去说，那自然可以进一步提出疑问，比如说为什么东欧平原统一得那么晚？比如说为什么后来还是四分五裂了呢？我们如果代入到“皇俄”或者“苏粉”的立场中去，自然会对沙俄及其后的苏联解体痛心不已，但如果我们代入到乌克兰人，尤其是西乌克兰人，恐怕就会找民族啊、语言啊、宗教啊、历史传统啊之类因素来为“东欧平原就不应该统一”这一论题来辩护，甚至正着说也行、反着说也行的地理决定论也可以被用上。至于波德平原，其历史呈现出一种不同于其东西两面的特点，比如欧洲历史爱好者津津乐道的神圣罗马帝国就以极为破碎而闻名，因而我们还是要单独拿出来谈谈。

实际上这三大块平原是连片平原，也即是说它们互相之间没有非常明确的地理间隔（主要指的是山脉），实际上甚至可以统称为“欧洲平原”，从坎塔布连海一直延伸到乌拉尔山，从南特一直延伸到彼尔姆，按照地理决定论，理论上应该是适合统一的，并且历史上确实有人如此认为，并且付诸实践，当然结果嘛，一个被送到大西洋小岛上养老了，一个在“我奋斗后”反而让国家版图又缩小了。经过这样一番分析，实际上我们也能知道初级版的地理决定论也就是地形决定论（平原利于统一）是相当不靠谱的。

若是更高级点，依然单从地理的角度去看但加上更多的地理元素来分析，实际上欧洲平原也有不利于统一的地理因素，那就是河流的流向。众所周知，从古到今，水运的效率一直都高于陆运，因而所谓的平原统一大国一般都有一两条大河贯穿其核心区，而这个统一大国则利用这一点，征服了整个流域。但是在欧洲，河流多而短，并且都呈现出一种大体平行的从南向北纵向流动的趋势，这些河流是：卢瓦尔河、塞纳河、莱茵河、易北河、奥得河、维斯瓦河。若是再加上从北向南流的河流，则还有罗讷河、多瑙河、第聂伯河、顿河、伏尔加河以及欧洲的界河乌拉尔河。在现实当中，我们可以观察到欧洲国家再大，通常都只能控制两到三条大体是同一流向的平行河流，比如说法国控制的卢瓦尔河与塞纳河，德国控制的易北河、（曾经）奥得河，波兰控制的维斯瓦河，俄罗斯控制的顿河、伏尔加河、（曾经）第聂伯河。至于莱茵河，在欧洲历史上有重要的分界意义，是我们接下来要考察的重点。

从河流的视角去看，欧洲国家的版图大小似乎真的被“决定”了，至少我们可以认为欧洲的这一大片连片平原不可能只由一个国家来统一，最大程度上适合统一的范围则是在三块平原各自的内部，实际上这三片平原也确实在历史上各自有过统一政权，其中按最大版图来看，大体如下：

高卢平原——查理曼帝国、拿破仑帝国

波德平原——纳粹德国

东欧平原——沙皇俄国、苏联

—— 时隔一个多月继续更新（…） ——

若是再加上“欧洲平原”以外的一些比较鲜明的地理单元，我们还可以认为，大不列颠群岛、伊比利亚半岛、亚平宁半岛、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以及上方被我鞭尸好几次的潘诺尼亚平原，都应该能实现各自的统一。这才是按照地理决定论理应统一的范围，而不是很多人以为的那样要整个欧洲统一起来才叫统一，这样就相当于认为中国得把朝鲜半岛和越南都囊括进来才叫统一。在界定了“应当统一”的范围以后，我们才好去展开讨论，去理解为什么现实历史当中这些地理单元没有实现各自的统一反而四分五裂。

在学习历史的过程中，确定年代是非常重要的，而我们去考察这些地理单元各自首次统一的时间，会发现不少端倪：若是除去罗马帝国，法国平原或者更中立地称呼，高卢平原，的首次自行统一，是在法兰克王国（至查理曼帝国）时期，大约在8世纪；潘诺尼亚平原则是在中世纪中后期由匈牙利王国统一，大约在12世纪；东欧平原是在瓜分波兰以后的沙俄时期，即19世纪；最晚的是统一波德平原的纳粹德国，已经到了20世纪了。而波德平原难以统一，这是因为德意志政权与波兰政权长期分立导致的，若是抛开波兰，单看德意志的话，可以认为东法兰克王国至神圣罗马帝国算是实现了统一，那么我们便能以9或10世纪作为其首次统一的年代。

梳理一遍这些欧洲平原各自首次统一的年代后，我们会得出一个相当废话的结论：它们的统一时间很晚。相比之下，古典时代几个大帝国，波斯帝国（阿契美尼德王朝）在公元前5世纪达到巅峰，马其顿帝国是在公元前4世纪，罗马帝国是在2世纪。甚至再往后还有公元7世纪的阿拉伯帝国都比法兰克王国要更早实现“大一统”。

之所以欧洲各大平原统一时间偏晚，原因其实很简单——它们进入文明的年代较晚，因而开发得也晚，这一点对于斯拉夫人所在东欧平原来说是最鲜明的，基辅罗斯建立于882年，匈牙利王国建立于1000年，波兰王国建立于1025年，莫斯科大公国建立于1283年。在建立国家以前，东欧可谓蛮荒，虽然当时当地的生产力未必低下，但依然只是部落或部落联盟的政治形态，信仰着原始多神信仰，定居农业尚不兴旺。文明的传播是一个过程，在欧洲遵循着希腊→罗马→高卢→日尔曼尼亚→北欧与东欧的路线，因此东欧是最晚建立王国的地区便合情合理。我们自然不能期望一个刚刚进入文明未久的地区马上就实现对其所在的地理单元的大一统，就像从夏商到秦汉，也得先经历一两千年的时间。

在西面，在更早的时代里，即西罗马帝国尚在之时，日尔曼尼亚也同样处于部落联盟林立的状态。5世纪西罗马崩溃以后，日尔曼人纷纷以部落为形式大幅外迁，实现征服以后各自建国，像汪达尔王国、伦巴第王国、西哥特王国还有我们的重点法兰克王国等等，这些都是日尔曼征服者进入原西罗马的领土征服当地人而建立的（被统治者基本不是日尔曼人，因而这些王国很快罗曼化了），其中最有出息的当属法兰克王国，它是确确实实地实现了高卢平原的基本统一，其领土并不仅仅是现代法国的疆域范围，甚至还包括整个莱茵河流域以及低地（现代的荷比卢地区），因而认为法兰克帝国实现了其地理单元内的统一是毋庸置疑的，因此不能认为欧洲从来都是四分五裂从不统一。

按照我们的预期，接下来要发生的事情，理应是法兰克王国为了巩固征服成果与国家统一而不断努力，编户齐民，指派文官，建立从国王到地方到领民的金字塔政治结构，确立单一的继承制度；经济上建立统一的道路与运河系统，发行由王室管控的货币；再辅以文化上的统一来巩固大一统，比如宫廷、将领、官员一律使用（通俗）拉丁语，推广基督教，甚至可以在罗马教会衰微之时将教会请来巴黎或亚琛，抑或是设立新的教会。这些举措当中的不少都是有罗马帝国乃至于东罗马帝国的答案可以抄的。若有旧日的合伙人不服王室的这套集权组合拳，那么，要么阴谋杀害，要么六师移之，使文、武、百姓皆要仰国王的鼻息。这样一两百年下来，法兰克的这片疆土便能稳固得不能再稳固了，卢瓦尔河、塞纳河、莱茵河各流域的人逐渐形成对法兰克王国的统一认同，即使作乱，也将会以重新统一这一片疆土为目标，最终分分合合，延至今日。

但是现实历史却完全走岔了：查理曼在世时，就规定在他死后，帝国将按照日尔曼传统由他的儿子们均分继承。不过法兰克帝国并不是没有挽救的机会——由于查理曼三个儿子中的两个先后去世，唯一的儿子虔诚者路易直接继承了皇位与整个帝国，为了巩固权力与帝国的统一，虔诚者路易推行过一部分集权举措，流放政敌，镇压叛乱，但他又在其后与自己的三个儿子产生矛盾，引发内战，此后经历非常混乱的继承计划的变更，甚至虔诚者路易本人被儿子们废黜了一段时间。虔诚者路易的长子洛泰尔在路易驾崩后也有意控制整个统一的帝国，但他被两位弟弟丕平以及日尔曼人路易击败，最终三人于843年签订《凡尔登条约》，正式三分法兰克帝国。

这段历史中所谓的日尔曼传统的继承制度，正是欧洲历史倾向于诸国分立的万恶之源。类似于在中国历史当中宗法制度既决定皇室的继承制度，也决定了大多数家族的继承制度以及皇室与臣属的关系那样，欧洲那一套极为复杂的分封制度，也正是由部落联盟时代遗留下来的日尔曼传统所决定的。由此可见，即使统治着一片从地理决定论的角度来看非常适合统一的高卢平原，法兰克还是因日尔曼人那套强势的部落遗风而走向分裂。虽然称不上是什么偶然性，但很显然，在此时此地，决定历史走向的并不是地理因素。

再往后的故事，不少人都是知道的。中法兰克王国继续分裂成好几块，而东法兰克王国成为了后来的神圣罗马帝国，这个既不、也不、更非的所谓“帝国”是历史爱好者津津乐道的碎一地帝国，表面上是一个庞大的“统一”国家，早期也确实曾有过皇帝掌握帝国权力的时候，实际上其内部却是山头林立，这显然也是日尔曼尼亚的部落遗风在产生重大的影响，以至于神圣罗马帝国内部产生了极其复杂、斑驳的政治格局，到了最后17世纪爆发三十年战争以后，更是彻底宣判了神罗只是个没用的虚壳子。掌握皇位的奥地利宁愿向帝国以外的巴尔干地区发展，为哈布斯堡家族牟取私利。

至于西法兰克-法兰西王国则在其后的历史进程中不断加强集权，维护了法兰西国家的统一，很长时间里都是欧陆最强大的存在。只是实现地理单元完全统一的企图——拿破仑帝国——最终还是失败了。

除了高卢平原与半个波德平原，我们还可以观察在欧洲的另外两个案例。其中一个是我不断鞭尸的匈牙利，它对潘诺尼亚的统一直到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入侵以后才宣告瓦解，而之所以面对奥斯曼的入侵不堪一击，原因也同样在于匈牙利王国集权举措失败，贵族群体宁愿选择外国人当国王，也不愿意强势的胡尼奥迪（匈雅提）家族继续担当国王，而这是具有偶然性的：15世纪下叶将匈牙利带向强盛的马加什曾经成功地实现了一定程度的集权，但他因为婚姻生活的原因没有正统子嗣，驾崩时仅留下一名年轻的私生子，这样的非正统子嗣显然无法敌过强势的贵族群体，这使得马加什的奋斗最终付诸东流。

另一个案例是许多人都曾问过的问题——为什么西班牙没有把葡萄牙给统一了？实际上西班牙曾有过两次吞并葡萄牙的时候，后面的一次是在1580年至1640年西班牙的日不落帝国最为强盛之时，当时称为伊比利亚联盟（英文为Union of Iberia），最终因西班牙深陷三十年战争与八十年战争（尼德兰独立战争），国内治理问题一团糟，引起普遍不满，加泰罗尼亚和葡萄牙纷纷举起义旗，孱弱的国王无法镇压葡萄牙的叛乱，葡萄牙便重新取得独立。

单从地理的角度去看，西班牙的核心地区卡斯蒂利亚与葡萄牙之间没有明确的地理间隔，而境内的河流大多向西流去，在葡萄牙入海，两者统一才是更符合地理决定论的。如果西班牙能够更合理地规划自身的发展，不将自己所获得的无数资源浪费在欧陆争霸上，更多关注自己的国内问题，改革财政，实施集权，那么像英国最终吞并苏格兰那样和平地正式统一葡萄牙并不成问题。

与西班牙联合统治葡萄牙类似，英格兰也是在17世纪初联合统治了苏格兰，甚至非常巧妙的是，17世纪中叶的英国内战当中苏格兰爆发叛乱，正如差不多同期的葡萄牙独立战争，而克伦威尔成功地镇压了苏格兰人和爱尔兰人，最终1707年，英国通过团结法案正式将英、苏合并为大不列颠联合王国。西班牙与英国在这两件相似的事情上迎来不同的结果，此消彼长，也使得两国的历史走向在后来完全不同了。

以上那么多的案例与分析告诉我们，若单纯以地理去分析的话，欧洲绝非没有在合适的地理单元内建立统一国家的潜质，但众多的真实案例告诉我们，地理远非能决定历史的因素，就像法兰克帝国的分裂原因不在于地理，而在于遗留下来的日尔曼部落传统；匈牙利没能守住潘诺尼亚的统一，西班牙没能正式吞并葡萄牙，直接原因也都是在于内政与军事上的失败，而不是地理决定了它们就是无法维护自身的统一。

回过头来，我们再看看中国的历史是如何实现统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