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来觉得高赞说得没错,《制造汉武帝》核心是论证资治通鉴里的汉武晚年形象被司马光有意扭曲了。可辛德勇自己出来大骂这是污蔑他啊!
我在《製造漢武帝》中寫這段話所要表明的意思是:(1)由於漢武帝雄才大略,在西漢諸帝中最受後世矚目,所以司馬光在記述漢武帝一生的行事時,不能不格外用心。(2)如果單純審看《史記》和《漢書》所載述的漢武帝形象,在很多宋朝文士和官員看來,是猶如秦始皇一樣的暴君。這些宋朝的文士和官員如此,那麼,司馬光呢?我通過舉述司馬光在陳請廢除王安石新法時的奏疏,來說明司馬光的態度也同這些文士和官員一樣。(3)若是漢武帝能夠像《漢武故事》所講述的那樣幡然悔悟,亦即市村瓚次郎先生和田餘慶先生所認爲的那樣改尚功爲守文,那將會十分符合司馬光以《資治通鑑》來勸諫宋朝君王的目的。
上面這三層意思,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那有一絲一毫司馬光“爲了反對王安石變法”而刻意“塑造了虛假的武帝晚年政治形象”的意思?在闡述上列第(2)層意思的時候,雖然提到了“司馬光在陳請廢除王安石新法時,亦曾舉述漢昭帝即位後較諸武帝改弦更張的舉措”云云的話,但這衹是用於說明司馬光對待漢武帝暴虐子民行爲的態度,而這同司馬光“爲了反對王安石變法”而刻意“塑造了虛假的武帝晚年政治形象”是完全不同的兩碼事兒。請大家注意,“去始皇亦一閒耳”句之後那個分號,很醒目地把這層意思體現得相當明顯。須知不管是司馬光,還是王安石,他們的治國理念以及二人之間在這方面的對立,都不是從王安石具體推行新法也就是所謂“變法”那一刻纔驟然產生的,而是在此之前很長一段時間內就已經形成,至王安石“變法”之後也一直維持,所以我纔會舉述王安石“變法”之後的史事來說明司馬光的政治態度,這同所謂司馬光“爲了反對王安石變法”而刻意“塑造了虛假的武帝晚年政治形象”是風馬牛不相干的兩碼子事兒!
根据辛德勇本人暴怒的声明,大概可以理解,他坚决反对别人说他认为“司马光在编写《资治通鉴》,出于政治动机有意塑造了虚假的汉武晚年政治形象”,由此推导,他大约是宣布,自己主张的是“司马光眼中的汉武晚年政治形象,本来就是资治通鉴里描写的那样”。
似乎辛德勇是认为,司马光对汉武晚年政治形象的认识本来就是错的(因为轮台诏就以为汉武晚年悔过了),而不是其实知道汉武晚年并没有真想改变大政,但为了自身政治需要在资治通鉴里捏造了一个汉武晚年政治形象。
这本书出过一段时间了,读过也有一段时间了,但是在这条问题下没有看到想看到的东西,觉得还是少了点什么,所以还是想来回答一下。
高赞回答对本书核心内容概括不错,理解也很到位。这个回答里有的就不赘述了,补充一点自己的思考。
首先,就这本书而言,它的方法论意义在一定程度上更大。了解这一点,就要先了解作者辛德勇先生的学术背景。作者在书中提到,他跟随黄永年先生学习史料学的事。书中的一个核心观点就是司马光《资治通鉴》中的西汉部分,在史料学意义上并不大,因为司马光当时能看到的汉代书籍,我们现在基本也都能看到。所以,我们在论述时,优选《史记》《汉书》这样的史料,《资治通鉴》要往后放。而田余庆先生的《论轮台诏》偏偏主要是基于《资治通鉴》写成,偏偏这篇文章又是入中国古代史专业必读之作,而且其结论也已经写入很多历史教科书中,这也是为什么,会在相当大范围内引起众多争议,甚至名声传到圈外。这本书很好地用史料学的方法,反思了一个看似已经成为定论的问题。
其次,本书论据有相当说服力,论证过程也比较精彩。概言之,是说《通鉴》中引用的《汉武故事》并不可靠,司马光用这段史料有私心,意图借此讽喻宋神宗和王安石变法。继续推论,借余嘉锡先生将王俭视为《汉武故事》作者的定论,挖掘王俭写戾太子故事的原因。但这样,《汉武故事》是否可靠就成为本文能否成立的一个关键之处,所以,文中用大量篇幅去论证和《汉武故事》作为史料的谬妄。可一本古书可不可靠实际上是很复杂的,其成书可能几易人手,因此也确实有学者就这一点提出疑问。这是本书一个需要注意的地方。
最后,尽管《汉武故事》史料问题存疑,但司马光写《通鉴》可能会有一些自己的目的是不言自明的。《资治通鉴》书名本身就说明了这一点,其著书之目的并非是单纯地为了成一家之言,而是在相当程度上寄寓了自己的政治理想的。从这个角度说,这本小书还是很有意义的。而说作者本人对汉武帝的看法有从普通百姓理解的一面,倒也不必。毕竟汉武帝后期的穷兵黩武和劳民伤财早已是共识,不必刻意强调。
此书一大好处就是,不论什么样的读者,读过此书应该都会基于自己的知识对那段历史有新的认识,这也是《制造汉武帝》这本小书成功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