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称,场面大是必须的,而且必须要有一个纪念碑性的东西,建筑,雕塑都可以,所有的对称性和视线都为这个东西服务。其实和纳粹审美有共通之处,但还是要好不少,主要是崇高的主体不同,纳粹建筑一般崇拜纳粹党旗,纳粹党的意识形态从根本上就是很邪恶的。苏联么一般是共产主义,朴素的爱国主义或是反法西斯,都是正当的东西。
不过即便是纪念碑性的苏式园林,也有风格之分。
一个是先锋派的,极度理性,强调形式感,几乎就是先锋派的雕塑或画作的感觉,比如这个爱沙尼亚的房子和他的后花园。注意,这个房子的顶给人可以直接倒扣到水池里的感觉,这也是先锋派绘画里常用的对比手法:
还有就是以巨型雕塑为中心的园林,比如这个柏林的二战纪念碑,是苏式的。感谢苏联把德国从纳粹的魔爪解放出来,雕塑是苏联战士抱着一个德国婴儿,套路永不过时:
下面应该是二战胜利纪念日的情况,挤满了各路精苏:
柏林的二战纪念公园说实在的雕塑已经很大了,这个规模的雕塑在德国不多见,但跟这个著名的斯大林格勒《祖国母亲在召唤》比起来还是差点意思:
【苏式园林】什么的,大家的脑洞我挨个儿看了一遍,简直笑趴。笑完想想,这个问题其实已经挺靠近我在学校的研究方向——苏俄现代主义艺术了。
于是我打算这一次上些干货,向大家贡献一些自己关于苏联建筑史和设计史的知识。
直接上专业书那样的内容,肯定晦涩。所以还是与往常一样,讲故事吧。
先直接给大家港啊,我要讲的范例,是伟大的苏联建筑师列昂尼多夫同志设计的·苏联重工业部奥尔忠尼启则疗养院的花园。
但是呢,背景故事绝对是不能少的。你们问苏维埃园林大概是什么样的,怎么变成我们熟知的斯大林主义样子,读完就会知道啦。
故事开始-
整整100年前,地球上出现了一个从来没有过的形式的社会。
一个率先贯彻八小时工作制,赶走了吃人的资本,没有失业和周期性危机,民族平等,性别平等,以解放全人类,团结全人类为己任的国家——不,单纯的“国家”称法已经不适用于她。
她,在那一刻是人类的未来。
至少,在那个年代,无数的人们第一次看到了一个触手可及的未来。
一定一定,不要低估这个国家的出现对那个时代有梦想的人心灵的震撼。
现代真的来了,工业社会的人们,有权力做更狂野的梦。
当苏维埃的红旗飘扬在全俄的大地上,一群年轻有才华的知识分子和艺术家主动帮助初生的苏维埃政权来展示现代科技和现代人民的力量。他们是一群伟大的梦想家,在十月革命之后的时代畅想着砸烂皇冠和资本之后即将出现的新世界,一个工业、科技和人民民主的新世界,向这个自由的未来世界,用最先锋的方式做出自己的探索。
一时间,苏联天空群星灿烂。
这些先锋艺术家们在1922年的十月革命节,调动巴库的工厂汽笛和红海军里海分舰队的所有舰炮,奏起了20分钟的交响乐,艺术家们计算声音传播速度,在房顶上用旗语指挥全城的机械和武器,以国际歌的合唱旋律收尾。
A. Avraamov - Symphony of Industrial Horns (1922),
比较靠谱的复原版本。国际歌这么多版本,这个是唯一一个听到让我哭着跪下的。
(伽罗表示没有过度抒情(抹眼泪),那个短暂热烈的年代,配得上热情洋溢的表达。)
他们改装出几十列宣传列车来到苏联有铁路的所有角落,挂满红旗,车厢画满革命涂鸦和标语,带着马列读物的移动图书馆,在田野上高歌猛进,一路传单飞扬。
来自电影Reds, 讲美国人在十月革命的故事。真火车似乎比这个壮观。
他们用版画和小诗填满莫斯科的空橱窗,
用前卫摄影作品描写对西伯利亚崭新工业城市的建设,
用钢铁和玻璃建筑对拘泥希腊罗马的装逼犯们决裂。
上面就是磁暴步兵的来源。(不滑稽)
《苏联建设》杂志法文版1934年第6期,好不容易搞到的。
摄影:亚历山大 罗钦科。主题是苏联电力系统建设成果。
他们不停地尝试,试着让每一句诗,每一幅海报,每一个镜头,每一个装置艺术都成为未来艺术的种子。而这个全新的艺术,只能属于人民,现代的人民,自由而有梦想的人民。他们的艺术和设计遗产,很多早已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
这些伟大的人物,包括了:
马列维奇,康定斯基,爱森斯坦。 大师们,公众相对比较熟。
利希茨基,罗钦科。 艺术家,摄影师,建筑师。我的不少论文关于他们的作品和生活。两位深不可测的全能宗师。
马雅可夫斯基。 苏维埃Eminem,我的男神(四十万个手动赞永远属于你)。
斯蒂凡诺娃, 时尚先驱,开创性的平面设计大家。
塔特林,梅尔尼可夫,维斯宁兄弟,金茨堡。 建筑泰斗,永远仰望。
......
这个万神殿的清单我可以写一天。每人再配上少许代表作品,可以把大家的流量瞬间吃完。新开一个专栏也没问题。
但是我们今天要简单一点,讲一个天才的灵魂。用他的才华和境遇,来说说什么能代表苏维埃园林。
Иван Ильич Леонидов
伊万·伊里奇·列昂尼多夫同志
列昂尼多夫是上述大师们的小辈。这些宗师们在1920年代开办了与 德国包豪斯 齐名的VKhUTEMAS(莫斯科高等艺术与技术学院)来教育未来的人民艺术家,而列昂尼多夫是这个学院杰出的学生之一。这个来自特维尔的充满梦想的乡下小伙子,以对未来城市和建筑的无限热情快速脱颖而出,让大师们侧目。
1927年,列宁图书馆竞赛方案。 对全体苏联公民敞开的未来之怀抱。
这个是当代的效果图。
1930年,重工业城,钢铁之城玛格尼托哥尔斯克Magnitogorsk规划方案。一个森林中的线性无限扩张的未来之城。
(没错,这个就是贝聿铭卢浮宫金字塔的原型。钢铁之城的玻璃金字塔,1930年)
1934年,苏联重工业人民委员会大楼竞赛方案。红场的科幻之灵魂。被当代建筑师“致敬”到滥。
当代的效果图
这可是20年代末30年代初啊,美国人还沉溺于Roaring Twenties年代的Art Deco浮华,老欧洲对现代建筑的探索才刚起步,中国还在死亡线上挣扎。这些苏维埃玻璃高塔能看出21世纪一切城市的起源。他的设计通过苏联期刊传到了西欧,交叉影响到了柯布西耶,密斯,尼迈耶等后来的大师。
然而呢,以上全都没有建成。
苏联各部委的领导同志们自然有无数的理由啦。耗用资源太多,不利于国家工业化建设,一五计划负担紧任务重,我们要多快好省blahblahblah...(最重要的是省)。
当然最重要的,还是领导不喜欢。
那一代职业革命家们不像职业艺术家们。他们也许惦记着解放生产力,但是没来得及解放想象力。比如斯大林同志吧,品位就停留在沙皇末年的古典主义上面。他钦点出来的宫殿、地铁和花园设计,我其实也不讨厌,其他答主已经有所提及,我就不说了吧。
列昂尼多夫同志在1930年代日渐收紧的大环境下,痛定思痛,决定迎合领导口味一下,于是拿出了这个。
从希腊剧场的原型出发,依山错落。序列里处处体现出他古典主义设计的深厚功底。每一个层次,都能在希腊和意大利找到影子,而它们的组合与比例,又完全基于作者对场地、视线和访客活动的精确考量。
这就是高加索温泉之城Kislovodsk的,苏联重工业部 奥尔忠尼启则疗养院花园,列昂尼多夫唯一建成的个人作品。
(疗养院的建筑部分是另一位巨匠金茨堡同志设计的,这又是另一个带着镣铐跳舞的故事了)
重工业部的同志们很高兴。
对,现在回到题主的问题:真正的苏维埃式园林应该是怎样的?
答案就是,以上就是苏维埃艺术家的佼佼者之一,才华横溢的先锋建筑师,在自己的超前设计屡次不受领导中意后,被迫转向斯大林古典复兴主义的作品。
拿这个作品代表苏维埃园林的政治和设计史背景,应当是很恰当的。
虽然收起了乐观和梦想,代之以无比的拘谨 和故作浮夸的复古,却还保留着梦想的火种和掩饰不住的才华。这似乎就是苏联前几十年文艺风气的缩影。
而看到斯大林风格建筑和设计的同学们啊,我想说,它们的设计师们的能力和潜力,远远,远远,远远不止于斯大林风格。
结局。
1957年,列昂尼多夫老了。
他在金茨堡的工作室,做着一些平淡无奇的房子。
40岁,卫国战争爆发,他上战场当工兵,受了重伤,带回来一身病。
战争结束后他回到设计界,参加基辅和明斯克的重建。
苏联第一颗人造卫星上天,他参与设计了太空探索成果展。
回首作为建筑师的一生,只有一件建成的个人作品。但是他没停止做梦。
联合国总部方案。1940年代。
太阳之城。1950年代。
这个男人啊,仍然眼望着未来。
Иван Ильич Леонидов(1902-1959)
他们这一代人,这群梦想家和探索者,才是苏维埃的灵魂。
下一次去莫斯科,我要去郊外找到列昂尼多夫同志的墓,献上来自年轻中国设计师同志的敬意。
延伸阅读:苏维埃的狂野未来梦想
好久没上你乎了,我来强答一下。其他答主说的东西大家也比较熟悉了。我换个角度来回答这个问题。
问:为什么知乎上许多人认为日语引进大量外来语是负面的,是否和母语是汉语有关系?
答:是。
问:为什么?
答:因为汉语长期是“上位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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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有关双层语言、上位语、下位语
为了说明这个问题,我把维基上diglossia的定义先抄下来。
In linguistics, diglossia (/daɪˈɡlɒsiə/) is a situation in which two dialects or languages are used by a single language community. In addition to the community's everyday or vernacular language variety (labeled "L" or "low" variety), a second, highly codified variety (labeled "H" or "high") is used in certain situations such as literature, formal education, or other specific settings, but not used for ordinary conversation.[1] In most cases, the H variety has no native speakers.
简单地来说,diglossia就是“双层语言”,在一个社区中有用于书面、文学、教育、科技等方面的“上位语”H和用于日常口头交流的“下位语”L。上位语是官方的、用于教育的,因此,上位语总是在通过知识分子和政权机构影响着下位语。单就词汇来说,上位语的词汇总是大量涌入下位语中。
在古代历史上,各个文化圈都有各自的上位语,例如欧洲的拉丁语、希腊语;伊斯兰世界的阿拉伯语、波斯语;佛教文化圈的梵语、巴利语;而在东亚文化圈,上位语则是汉语,或者说是文言文。
上位语有这样一些特点:
1. 上位语长期用于书面、科技、政治、教育等与权力和文化相关的领域,因而上位语带有官方、正式、有文化、先进等色彩。
2. 新的学术成果或者政治行为等等概念往往先用上位语表达,再向下位语传播。
3. 在封闭的文化圈内,新的概念用上位语表达时,往往没有可借鉴的词汇,因而倾向于使用上位语本身造新词。
4. 如有来自其他语言,特别是来自其他文化圈的借词,下位语往往是通过上位语辗转借入。
II. 作为上位语的汉语
好了,我们回来看汉语。虽然汉语在历史上一直有文白脱节的问题,但是汉语作为整体是东亚文化圈的上位语,直到近代,其上位的语的地位依旧有很大惯性。典型的例子包括:日本近代翻译西方的概念时是用汉字造词,这实际上是在用东亚文化圈的上位语(当然汉字已经被日本“内化”)在造新词或古词新用,以对应欧美文化圈的文明成果;越南很多外国的国名是按汉字读的,如俄罗斯叫Nga,是来自Nga La Tư,即俄罗斯,但这个词俄-蒙-满-汉-越一路而来已经面目全非了。
我说这些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汉语汉字词是上位语,通常它是第一手的概念载体,即使是在翻译中,它是第一次译文,所以它在同一时代大批量借入同一种非汉语言词汇的情况很少。当然,汉语依梵语借入的佛教词汇是另一个情况,因为在佛教领域,梵语才是上位语。
这里其实还有一个附加结果。因为汉语有上位语的优势,这使得很多汉语母语者或者东亚文化圈的人士感觉借词,比如日朝越借汉语词,是文明不够发达的表现,而汉语因为是发达文明的载体,因此借词很少。在你乎上,有一次讨论数目字“万”,我说这个词搞不好是突厥语等北方草原语言的借词。我猜到有人会反对,但是没想到反对的意见是:汉文明如此发达,数目词不可能是借词。其实,在这个论调中,直接就把借词和文明程度绑架了。但也正因为这样的想法,很多中国汉语使用者也比较倾向于外来的概念要汉语义译,不要直接借入,特别是借音。
III. 作为下位语的日语
我们再站在日本、日语的角度来看。事实上,明治维新之后,日本已经脱离了中国为中心的朝贡体系,但汉字和汉语作为上位语的历史惯性还存在,所以近代日本翻译作品往往仍用汉字造新词,当然,这和汉字在日本已经内化有关系。不过,由于近来以来日本的发展和中国的贫弱,汉字汉语作为上位语的地位不断衰落,但并没有确立新的上位语。这个时期的日语借词法语、德语、英语各占一席之地。但到了现代,特别二战以后,不仅汉字汉语作为上位语的地位基本消失,而且英语已经成为de facto的上位语。这以后的日语,借词大量的是英语借词,法德等语言已经很少了,即使有,也主要是集中在与国别文化、地域特产等相关的词汇中,新的科技词汇、新概念等,已经普遍是用英语借词。这实际上是上位语变化的原因。
类似的例子,我们可以举一下阿昌语。阿昌语是一种缅彝语,与缅甸语很接近。历史上阿昌族地区大多是傣族土司管辖,上位语是傣语,下位语是阿昌语。阿昌语中很多古典的政治、科技等词汇,都是使用傣语借词。但现在由于汉语的普及和流行,很多地方的阿昌语口语中出现了大量的汉语借词,替代了一些原来的傣语借词,甚至是替代了一些固有词。此外,羌语支大量语言过去奉藏语为上位语,现在也大量转向汉语西南官话作为上位语,也是这种情况。这和日语中大量涌入英语借词有一些类似之处。
IV. 日语中的固有词、汉字词与外来词
学习过日语的同学都知道日语中有固有词、汉字词与外来词。一般来说,汉语母语者会觉得汉字词更清楚明了或者相较于外来词更“日语”。但事实上,虽然日语中汉字词的比例非常高,但是汉字词读音的系统并非与日语十分契合。换句话说,即使是现代日语,汉字词的读音体系和日语固有词的读音体系仍有一定区隔。
随便举几个例子。比如,日语固有词是没有る打头的词语,但汉字词有,如“留守、類似”等。又如,古典日语少有浊音打头的词语,现代日语因历代音变造成一些浊音打头的词汇(如“出す”)也都很少,但汉字词就比比皆是,如:“学生、雑誌、男子、爆弾、疑問、事実、敏感”等等。再有,日语固有词一般没有拗音,今日=きょう,这样的例子也是历史音变的结果,而汉字词的拗音就实在太多了。
这实际上是说,外来词的概念即使翻译为汉字词,单从音系上来讲,未必有我们想象地那样贴合日语。
而更值得注意的是,日语是一种音拍语,词汇是由多个音拍(mora)连缀而成的,比如さかな是三拍,はずかしい是五拍等等。汉字词和外来词如果简单从音拍上来看,并没有像现代汉语的义译音译那么大的差距。我们来看一些例子:
日:(漢)哲学てつがく[4 mora];(外)フィロソフィー [5 mora]
中:(汉)哲学[2音节];(外)菲洛索菲亚[5音节]
日:(漢)物理的ぶつりてき[5 mora];(外)フィジカル [4 mora]
中:(汉)物理[2音节]、物理的[3音节];(外)菲济卡尔[4音节]
日:(漢)百貨店ひゃっかてん[5 mora];(外)デパート [4 mora]
中:(汉)百货店[3音节];(外)迪帕特门特[5音节]
尤其是最后一个例子,日语广泛吸收外来语后,形成一些改造的方法,使其适用于日常口语,也就是和制英语、和制外来语。常见的例子还包括プリクラ、パソコン、ワイシャツ、ベビーカー、ジーパン等等。
以上的例子试图说明,如果单看语音结构,日语使用音译的外来语与使用汉字词并没有太大的优劣差别,至少比现代汉语使用音译和义译的差别小。
V. 日本学者对外来语涌入的看法
大家也都观察到了日本国内对大量涌入外来语的批评。为此,日本还设立了国立国語研究所「外来語」委員会。下面抄两段该委员会的公开文书(没时间可以跳过):
外来語・外国語の問題点
近年,片仮名やローマ字で書かれた目新しい外来語・外国語が,公的な役割を担う官庁の白書や広報紙,また,日々の生活と切り離すことのできない新聞・雑誌・テレビなどで数多く使われていると指摘されています。例えば,高齢者の介護や福祉に関する広報紙の記事は,読み手であるお年寄りに配慮した表現を用いることが,本来何よりも大切にされなければならないはずです。多くの人を対象とする新聞・放送等においても,一般になじみの薄い専門用語を不用意に使わないよう十分に注意する必要があります。ところが,外来語・外国語の使用状況を見ると,読み手の分かりやすさに対する配慮よりも,書き手の使いやすさを優先しているように見受けられることがしばしばあります。
伝え合いとしての言葉を
そもそも,どんな言葉を使うのが適切かということは,話し手・書き手の意図,想定される聞き手・読み手,話題,使われる環境など,その時々の様々な条件によって変わります。同じ内容の話をするにしても,大人に話すときと子どもに話すときとでは,使う単語,声の調子,話す速さ,文の長さなどが変わってきて当然です。また,同じ大人でも,相手がその話題に通じているかどうかによって,言葉選びや言葉遣いにおのずと違いが出てきます。相手や場面に応じて,適切な言葉遣いが変わることにいつも留意することが大切です。このことは,私たちの言葉について国語審議会がかねて提言してきた「平明で,的確で,美しく,豊かであること」を実現する具体的な努力の一つと考えます。
这里面主要说的意思是大量外来词比较难理解,特别是对于老年人来说比较困难。更重要的是影响了全社会的交流。他们因此提出了语言的“简明、准确、优美、丰富”的目标。该委员会还提出了外来语替换的提案(具体可参看http://pj.ninjal.ac.jp/gairaigo/)。
这里面有个问题,为什么用汉字词就更加“简明、准确、优美、丰富”呢?这实际上就是前文几次提到的“内化”。日本作为东亚汉字文化圈的重要成员,在几千年的历史中,汉字已经成为其民族文化不可分割的部分,不论汉字词的音系与固有词有没有区隔,汉字词已然成为其语言的基石之一。汉字和固化的汉字读音已经是日语内在的一部分,即“内化”。从这个角度讲,外来词改汉字词也是用自有文化消化外来文化的方式。
但是针对这点,日本国内也有不同意见。1943年出生的著名日本国宝级日本语专家山口仲美就认为:和制汉语(汉语词)是与中国文化浸淫的时代相称的方法,但现在日本则浸淫在美国文化中,因此也许可以看到用片假名照搬的外来语其含意固着下来。
和製漢語は中国文化が浸透していた時代に合っていた方法なのであって、現在の日本はアメリカ文化が浸透しているのだから、片仮名の外来語のままにしておいて意味の定着を待つべきではないか。
山口仲美的这条看法实际上一定程度上包含前文所说的上位语变换的问题。
以上这些争论说明,即使在日本国内,对外来语的排斥,主要不是语言本身的问题,而更多是民族文化和民族感情的问题。
VI. 汉语古典音译词的内化
另外一个比较次要的方面就是汉语自身的音译词问题。实际上汉语的外来音译词很多,但是由于借入时代久远,当时的音译已经参与到后来的汉语音变历程中,变得很“汉化”了,因而让人不觉得是借词了。特别是有关佛教的词汇。
比如,说到中国传统建筑,很多人都说到“塔”。但是“塔”是明确的梵巴借词(梵stūpa,巴thūpa)。再有,刹那(梵kṣaṇa),这样的词是随佛教传入的概念。甚至很多我们熟悉的地名都是外来语译作汉语的。但是我们为什么不觉得它们“异质”呢?
现代汉语以普通话为音译标准。普通话音系的特点是声母缺少浊音,辅音韵尾仅有-n和-ŋ,因此音译一些外来词的时候,会拆出多个音节来。但古代汉语的音系更丰富一些,声母有清浊,辅音韵尾有-p, -t, -k, -n, -m, -ŋ,一些音译相应使用较少的音节。这点在佛经翻译上就很明显。一些现代翻译的上座部佛经是用普通话作的音译,与古典汉译对比,往往音节偏多,或者用字明显就是现代欧美音译词的感觉,例如:
Mahāmaudgalyāyana (Moggallāna) 古译:摩诃目犍连;白话译:马哈摩嘎喇那
Mahākāśyapa (Mahākassapa) 古译:摩诃迦叶;白话译:马哈咖沙巴
更加重要的是,佛教已经完全中国化了,有关佛教的词汇,不论是义译的世界、轮回,还是音译的刹那、劫(万劫不复)、涅槃,亦或变形了的音译词罗汉、菩萨、修罗,都成为汉语日常使用的一部分,异质感在历史中已经消失。因此,可以说这些佛教相关的词汇在汉语使用中,没有“外来词的感觉”。
如果剔除了佛教相关的音译词,汉语的外来语直接借词就很少了。即便是现代融入的外来词,所占比较也很低。这也是汉语母语者对直接标音的外来词下意识感到排斥的原因之一。
补充两点:
前面有同学提到外来语的涌入在日本日常生活中带来的种种不便。这个问题从语言发展的长期轨迹上来说,并不是什么了不得的大事。汉语词汇大量涌入日语时,文化人和普通民众的仅因汉语词造成的语言断层不可谓不大,在历史发展中也渐渐弥合了。这也是山口仲美上面评论的来源,要知道山口老师可是研究平安时代日语文学的泰斗,同时还研究现代日本青年人的日语。
各个国家和民族的所谓“语言净化”运动,不论打着什么旗号,都带有明显的民族主义色彩。而东亚世界一些语言放弃汉字词而使用欧美语言音译词的行为又可能带有去中国化的色彩。考察类似外来语这样的问题时,这两个方面的色彩都应当予以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