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在研究民族史时引入基因分析的方法？ 第1页

俺不反对民族史引入基因分析的方法，毕竟是个好参照，可以解释很多问题。

例子1：比如我最喜闻乐见的土耳其人的基因统计数据，基本能界定出来，土耳其人的基因：高频J2、R1B、G、E3B、J1

基本都是安纳托利亚半岛和高加索山区的常见基因，东方来源（突厥高频C3）几乎少得可以忽略不计。

所以土耳其人的基因最接近的是希腊人和亚美尼亚人，和其他突厥语民族是——一百八十杆子都打不到一块。

例子2：维吾尔人的基因，高频R1A、R1B、O3

R1A和R1B能模糊上溯到古代西域曾经建立大量城邦的塞人（如于阗、疏勒）和吐火罗人（如焉耆、龟兹），O3能上溯到古代西域曾经活跃过的古羌人（如若羌）和魏晋时期迁入西域的汉人（高昌国）。由于早在石器时代，新疆墓葬出土就有印欧人种和蒙古人种混杂的情况，所以维吾尔族先祖形成R1A、R1B、O3高频的基础恐怕非常早了。

所以这也说明了一个问题，历史上的民族融合和同化，是很正常的。

然而，基因分析只能作为一种方法，一种参照，无法做民族研究中心的铁律定论。

还是上面两个例子。

例子1：既然土耳其人的基因高频重合希腊人和亚美尼亚人，那么为什么土耳其人是土耳其人，而不是希腊人和亚美尼亚人呢？这可不是一句简单的乱认爹就能解释的，这要考虑土库曼人西迁的大背景，和十字军东征和伊斯兰圣战的另外一个背景。土耳其人就是土耳其人，尽管泛突厥主义只是上个世纪的产物，但土耳其人的先祖是如何从土库曼人西征再到融合当地土著的，这些都不是分子人类学一个学科能解释的。毕竟，民族是文化上的，是政权巩固形成的，和血缘无关。

例子2：曾经有个旧论，说汉族基因为维吾尔族做了很大贡献，就是冲着维吾尔族高频的O3而来的，其实……我们无法测量维吾尔族形成之前古代南疆人的基因，而根据考古的发现，上古时代的新疆墓葬中，印欧人种就已经和蒙古人种混杂了。所以上面我说的塞人（如于阗、疏勒）和吐火罗人（如焉耆、龟兹）只是语言上的分类，其实于阗、疏勒、焉耆、龟兹这些城邦居民的血统构成肯定不是泾渭分明的，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其中古羌人混进去多少呢，谁知道呢？

所以说，说汉族基因为维族贡献很大的话，是错误的。换成汉族和维吾尔族有很大频率的相同基因，这才说得通。

毕竟而言，O3不能代表汉族。

而很多人，尤其是皇汉为什么屡屡在分子人类学上不靠谱的民科行为频出呢？因为他们先设定了一个错误的前提，那就是O3就是汉族基因。说实话，首先汉族还不是O3最高频的民族呢。另外有些现代汉族都很罕见的基因，比如R1A、Q1A1等等，以汉族庞大的体量计算，可能存在于汉族中就有几百万，你要开除他们吗？而且这些在汉族中不多见的基因融入汉族先祖的时候，汉族可能还都没诞生呢。

复旦有个分子人类学研究中心，历史系和这个机构目前联系很紧密，姚大力老师现在也在中心作兼职教授。复旦还有其他的一些老师也在用dna技术进行历史研究，比如年轻一点的姜鹏老师。

DNA技术如何引进民族史研究呢？其实就是某个机构，他们以自己采集的古今DNA样本为起点，参考各类基因库数据，建立起新的分析框架，比如说，兼顾父系Y染色体和母系线粒体的双重数据，不仅在方法上比过去有所推进，而且确定了一些数据标准。他们根据这些数据标准来进行族群分类。例如2010年匈奴史学界进行的一项研究。

这一年美国体质人类学协会的官方刊物《美国体质人类学杂志》第142卷第3期上，发表了以韩国中央大学医学院Kijeong Kim教授领衔共22位作者署名的古人骨基因检测报告，题目是《在蒙古东北两千年前的匈奴贵族墓地发现一个西部欧亚男性》。这一研究是对蒙古肯特省巴彦阿达尔嘎县的Duurlig Nars匈奴墓地所找到的3例人骨进行基因提取和检测分析。韩国国家博物馆与蒙古科学院合作，从2002年开始就在肯特省及相邻数省开展调查，主旨是研究古代游牧文化，

年对Duurlig Nars墓地进行了发掘，在所发掘的三座大中型墓葬中，除了出土汉式青铜帐钩、马车、铜镜、玉器和金银器具以外，在三号墓还出土了3具人头骨，韩国中央大学的分子生物学家们就是对这3具头骨进行了DNA提取和分析。根据这份引起了极大争议的研究报告，3例头骨检测的结果为两男一女。然后根据DNA和染色体检测，得出了其中有一名男性不是东亚人种，而是属于高加索人种，也就是古雅利安人。这个团队认为，匈奴人存在印欧人。

匈奴社会里出现了一个欧洲人，这个检测结果的历史解释必定会引发众说纷纭，不过有意思的是，即使对于这个检测的技术过程，也有专家提出了严厉的指责。现居美国的前苏联生物医学领域的顶级科学家Anatoly A. Klyosov写了一篇毫不客气的批评文章，对Kim团队的基本数据和论证逻辑进行了细致的检验，发现了检测数据和文献依据方面的许多漏斗，比如把R1a1说成是“库尔干文化”人群的基因特征，就是一个常见的错误，因为更多地区更多文化类型的人群都具备这种基因，而且现有数据显示，与其说R1a起源于欧洲，不如说更可能的是起源于东亚。因此，出土于DuurligNars匈奴墓地的这个人，并不能说是“西部欧亚的男性”，而只是一个带有Y染色体R1a1基因类型的男性，他既可能来自欧亚草原的东部地区，也可能来自南西伯利亚，或其他地方。

Klyosov批评说，以R1a1基因类型的存在来支持“库尔干文化扩张与迁徙假说”没有科学依据，不仅跳越了年代学的严格规范，也把文化的传播与血缘的扩散混为一谈。更不要说“古印欧语”只是一个语言学分类，而语言的传播与扩散从来就不会与人口变迁具有同样的速率和模式。描述古基因所代表的人群，在语言学、族群、地域、经济生产方式、文化传统和所谓的人种分类等多种标准间随意使用标签，基本上自动删除了技术论证本来可能存在的学术意义。

现在学者提起这项研究无疑认为其为坏典型。

那么其实这项研究背后的理念是什么呢？是根据基因DNA来进行历史上某个族群的研究分类，那么我们能否达到这样的目的呢？毫无疑问，基本不能，因为【历史上的族群边界是流动的】。（现在这基本是学界共识。安德森“想象共同体”，王明珂《华夏边缘》可进一步参看）

“人以群分”，自古而然。即使是家族这种理论上以血缘关系为纽带构成的人群单元，也与现代生物学意义上的亲缘结构绝不相等。从生物学意义上来说，任何一个个体的父母、父母的父母、父母的父母的父母……一直往上推，数量巨大的男男女女，都是对该个体的DNA做出了同等贡献的祖先。从任何一个个体回溯对其生命构造做出了平等贡献的祖先，由2、4、8、16、32、64……越来越多，到第20代时，就该是1,048,576个人。想想看，理论上我们在唐宋时代的祖先数量，一定比那个时代的人口总数要多得多。当然这种计算忽略了我们任何一代祖先之间必定存在的高度重叠，但个体的生物学意义上的祖先必定是越往上越多的，画成图表就是一个向上无限开放的倒金字塔。可是在绝大多数社会里，以家族为单位的历史叙述，却都是从单一的祖先开始，繁衍越来越多的子孙，画成图表则是一个向下无限开放的正金字塔。

这种矛盾的本质在于，与普遍接受的认识正相反，家族并不是一个纯粹的血缘组织，而是一个文化构造，是社会制度的产物，是社会权力关系的反映。随便翻看一下中国的传统家谱或族谱，祖先中女性的普遍缺席，每一代权势男性的中心地位，以及单一而遥远的男性祖先的攀附，都多少反映了所谓家族的本质属性。且不说任何一个家族的任何一代都可能存在非血缘成员，即使未曾发生血缘错讹，传统家族结构也绝不是以容纳全部血亲为目标的。家族是一种社会制度，只有经过了这个制度过滤、筛选和选择的血亲成员才可能进入家族。可是，利用线粒体DNA和Y染色体来追溯，在任何一代祖先中就只能辨认出两个祖先。理论上，在我们回溯至第20代祖先时，应用线粒体DNA分析可以帮助我们辨认出一位女性祖先，Y染色体可以帮助我们分辨出一位男性祖先。然而，与他们两人同时代，我们共有一百多万个祖先，这上百万人的族群、地区和语言分布，一定是天差地远的，我们怎么能仅凭其中一两个祖先的地区或族群特征，就宣称自己的祖先属于什么人类群体呢？

出现在历史视野里的所谓“民族”（越来越多的学者宁可称之为“族群”），其本质都是一种政治体（polity），而不是文献中所描述的、或它自己所宣称的那样是一种源于共同祖先的社会体。把这种人群凝聚起来作为一种力量呈现于历史场景中的，就是政治关系、政治利益和政治过程。这种人群从头就不会以亲缘关系作为自己的组织纽带，其组织结构的高度流动性注定了成员的多元化，边界模糊正是其活力所在。这样的所谓“民族”，只能以政治和文化来定义，如果试图以生物学定义来描述其足以区别于相邻人群的特性，那注定是水中捞月。那种以基因差异来判定古人“族属”的做法，还有什么科学依据呢？企图以生物学的基因差异为这些复杂的历史构建物划分边界，或者反过来，以某种不可靠的分类标准来推测古代人群的地域分布及其移动，无论如何也是南辕北辙的。

所以溯源分类研究基本上是不可行的（一来由于基因库的多样性问题，你没法确保基因搜集足够。二来就是族群分类是个“想象问题”，族群分类到了极致就是“种族问题”）

那么这套研究最好的方式是什么呢？

罗新老师认为，普林斯顿的Patrick Geary教授运用的方式最好。Patrick教授研究民族迁徙时，讲不同地域的古代族群DNA进行比对，来尝试探求是否B地的族群是原来A地的族群。罗老师认为这样的研究手段是运用DNA技术的较好手段之一。

所以历史学其实是个很开放的学问，从不排斥新技术，但新技术的运用方法是值得仔细推敲的。

参考论文：罗新《双螺旋的低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