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古代「河套地区」很容易丢失？ 第1页

先针对下面另一个回答说一句，能不能发展农业真不能只看400mm等降水量线....有个常见的说法是明长城与400mm降水量线重合，这个并不准确。宣大地区，一般略低于400mm；兰州、银川（古称宁夏）只有二百多；黄河以西，降水一路暴跌，至嘉峪关仅剩约80mm。如果只按照降水原则，那明朝应该尽弃恒山以北、吕梁以西的山西，以及西海固以北以西尽数裁了，把当地人撵到三江平原开发北大荒去。

然后说到河套，我曾经多次提过河套问题，但一向是秉持着宜粗不宜细的原则，有意的将问题模糊化，因为这个事说起来麻烦的很。河套地区战略上的重要性——或者说至少是各种大棋文中所谓的战略重要性——与其那一点稀缺可怜的现存资料，形成了鲜明对比。整个中国古代史中从未有系统性的归纳河套地区历史经济民族气候物产的专著，而河套古今环境的巨大变化与东亚地缘格局的变动，又已经让问题愈发复杂。随便举个例子来说，“明朝为何放弃河套”是一个在知乎等平台上饱受讨论的话题，很多人会以“明初放弃东胜卫”“俺答在丰州用汉人耕田而有板升社会”等等作为材料讨论，但却往往忽略了一个问题——板升也好、东胜也好，都根本不在明人观念下的河套之内！如明宪宗实录描绘河套为“河套在陕西黄河之南，自宁夏至山西偏头关凡二千里”，到了清朝顾炎武也是“河套东至山西偏头关地界，西至宁夏镇地界，东西二千余里；南自边墙，北至黄河”，明清所说的河套，往往仅指被黄河从北、东、西三面包围的鄂尔多斯高原，以及沼泽遍布、地湿苦寒的后套平原（后论），跟今人观念下河套特指黄河以北适合农耕的冲积平原如包头、呼和浩特等地完全是两个概念。不明白这一点，就往往陷入盲人摸象之中。同样应指出的是，尽管人们喜欢从先秦时就使用河套的说法，但该词直到明朝才出现，且早期河套的南界并不确定，只是到明中后期延绥、宁夏的长城基本竣工，过去朦胧的边区转为一道实体性的“边界线”，才真正有了“南接边墙”的表述。河套当然是没能被明朝控制的，因为该词本来就是用来特指没有被明朝控制的边远地区。

这种边界的不确定性毫无疑问给人带来了许多困惑，以至于你会在中国互联网上看到大量询问河套究竟指哪里的疑问，而回答也是五花八门，千奇百怪。更不要说，有相当一部分论述会有意利用这种模糊性——你以为他说了一堆塞上江南惟富一套云云是在说河北河套平原，其实他说的是大同朔州延安固原庆阳。

就我个人而言，我还是比较喜欢《河套史》中给出的范围，即北至狼山-大青山，西至贺兰山与乌兰布和，东至蛮汗山与黄河，南边到横山山地，乃至于无定河流域上的米脂、绥德。这样更能展现出一个完整的地区风貌。而我接下来的叙述也仍旧会泛泛而谈，毕竟这里头不确定问题实在太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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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回答评论区有人表示“狭义上的河套平原只指题主圈住的区域”，这一点有其道理，问题是题主圈起来的部分，是后套平原（广义）、乌兰布和沙漠以及库布齐沙漠.....

不过我相信，打开地图让人第一眼就感觉有很大农耕价值的，定然是黄河西北角那处角落。毕竟看起来南北两条宽阔河道，中间河流纵横，北边有狼山庇护，东边还有一个大湖，简直是一处天选之地。然而遗憾的是，直到清朝以前，这块被称为“后套平原”的河套“三套”之一却一直是极度不适合农耕的地区。

其中关节，在于黄河改道。今天我们把后套与前套一起，称为“黄河以北的冲积平原”，原因在于南段是黄河主流，后套指的就是黄河北岸到北方支流乌加河之间的冲积平原；可是古代却恰恰相反，“北河（今乌加河）”才是黄河主流，“南河”反而是支流。这也就是我上面说的明朝以河南为河套，但明朝河套却包括今天河北后套平原的原因了。

今天的后套，被大河包住宛如岛屿，地肥水美，是最狭义语境下的河套。然而，在清朝以前，后套却是黄河河段摇摆不定，沙洲遍布，充满沼泽的苦瘠之地。后套的降水量不足200mm，引水灌溉又极为困难，故而在生产力落后的古代即使开发也只能在黄河沿岸地区，而广大腹地就只能束手。赵国北上开边，未能将势力扩张至后套；秦朝大举北征扩张至“河南地（秦昭襄王长城以北，至黄河北流之间，不含前套）”，这是中原王朝第一次占领后套，但未加经营秦便土崩瓦解，士卒全部南逃，于是便重为匈奴人草场。西汉自武帝之后锐意开边，再次夺取河南地并设朔方郡以守。然而我们不难发现：今天的后套，完全不是朔方郡的开发重心；黄河以西，如今已经变成乌兰布和沙漠一带的地方，才是朔方郡主要的农耕区。朔方郡有10个县，而在今后套之内居然只有临河县这一个县，这已经很说明问题了。

朔方郡的建置，主要源于今天乌兰布和沙漠以北曾有一个叫做“屠申泽”的大湖，由于自然气候变迁在隋唐以前便已消失。除此以外，西部的屠申泽面对的狼山山口“鸡鹿塞”，后套以北的狼山山口“高阙”，是阴山防线的重要关口，也是匈奴南下的主要通道。后来唐朝在乌加河北岸的西受降城，也是把守高阙山口的北通回鹘道。

阴山山脉，西起甘肃山丹，东至河北崇礼。其中内蒙古的狼山至大青山段，南北两坡差别很大，南坡陡峭，对山下沿河平原地带形成居高立下之势，成为河北平原天然屏障；而阴山中的切割沟谷，便是北出阴山进入平缓草原的交通要道，穿行其中便能进入平缓的北麓山地，进抵大漠乃至漠北。因此，阴山往往会成为南北的天然分界线。

后套这种农业不兴、地瘠苦寒的风貌延续了几千年。北魏时后套一带第一次出现引黄河水灌溉的记录，却仅限于最西南一角；隋朝在此有五原郡，是安置启民可汗放羊放马的地方；唐在此设丰州都督府，只有蕃户而无郡县；哪怕是安史之乱后河曲再度掀起屯田高峰，丰州也是一片“迫塞苦寒，土地卤瘠，俗贫难处”景象，仅能勉力灌溉数百顷土地，与1万多平方千米的后套平原比近乎可忽略不计。也远不如黄河以北的三受降城。

唐末以后直到清朝，后套再也不见有何农耕记载；西夏、元朝在后套留下的主要痕迹，就是让人用各种语言学地理学考古学争论“黑山军司”“兀剌海城”到底在哪里；西夏史籍不厌其烦的描述其在兴灵的灌溉河渠，却对后套只字不提，大概后套在夏国几乎纯为牧场。

所以你们明白我为什么反对五军之战了吧...

到了被饱受批评放弃河套的明朝，后套同样是一片迷雾，只知明初大约有活跃于此的“塔滩蒙古”（塔滩究竟指哪里，也是一桩公案），后来大约为鄂尔多斯万户的草场。

这种情况在清朝得到了改观。清初由于乌兰布和沙漠东扩，狼山洪积物南扩，北河河床逐渐抬高，至雍乾之际黄河主流由北河变为南河；道光年间，北河竟被泥沙淤塞断流。后套逐渐具有了灌溉条件。尽管如此，后套平原的开发仍然面临重重困难，直到清末，“河套王”王同春大力开发沟渠，才真正成为乐土。

至于东边的那个大湖乌梁素海，那是上世纪三十年代械斗中掘开河堤洪水直接淹了村，此后后套灌区多次退水增多出来的，这时候王同春都死了好几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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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义上的后套平原分为三块，即被河流包成一圈的“后套平原”（也是最狭义的河套），乌拉山以南、乌梁素海以东、黄河以北、昆都仑河以西的“三湖河平原”，以及乌拉山北到白云查干山南之间盆地中的“明安川平原（汉称“北假中”）。

在广义的后套地区，最能体现出帝国威势力的，无疑是西汉长城。汉长城的修筑可以说远远超过了后世士人的想象力，不但完全实现了依仗阴山为守，甚至还前出至阴山北坡，乃至远远越过阴山直到蒙古国南部的大漠之中，堪称惊人。

当然这种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壮举背后就是竭天下之财赋以供养塞上。河套地区以牧业为主，而西汉时当地汉人人口居然高达百万以上，远远超过了清末走西口以前的任何时代，

哪怕是大力开发河曲的唐朝，当地的人口结构根据艾冲研究也是以游牧胡人为主体：

据研究，唐时“河曲”地域的各族人口呈现交错分布之时空特征。贞观二十年（646)）前，“河曲”人口数量可达180000余人，其中汉族、稽胡族人口约有50000人，分布在“河曲”的边缘地带，突厥族人口游牧于“河曲”东半部的夏、胜两州之间，以及西部与西北部，昭武九姓人口定居在“河曲”中西部的灵、盐、夏之间。此后，由于吐谷浑族、党项羌族、铁勒族人口的迁入，民族构成、居民数量与空间分布发生新的变化。迄天宝元年（742），汉族、粟特与稽胡等族人口达到305137人（粟特人口为34320人)，突厥族人口约有10000人，铁勒族人口大略为35000人，吐谷浑则有70000人上下，党项羌人口则达约330000人。“河曲”地域的人口总数已达750137人。
“河曲”地域的人口总数已达750137人。若减去农业人口约272485人，“河曲” 畜牧业人口数量高达477652人。

西汉时期如此夸张的农耕人口使得朔方刺史地粮食严重不能自给，要大量依靠外地输入。而历经新莽之后，东汉趋于保守，河套人口锐减、州县裁撤，外长城废弃，以南匈奴为藩篱。

再转回到明安川与三湖河的结构。明安川东界的包头昆都仑河，把石门山山脊切开，两岸大山耸立如门，是贯通阴山南北的大道，唐在此立中受降城，屯田41屯，2050顷，驻军6000，马2000。乌拉山北侧的明安川盆地，唐在今盆地西侧的乌梁素海中建有天德军城，把守乌不浪山口等“北戎大路”。

这里要指出的是，位于黄河几字形北岸与黄河几乎平行的山脉“乌拉山”尽管名声远不如乌拉尔山大，但其实具有相当重要的地缘价值。它在几千年间，成为了天然的东西方势力的分割线。这一点可以从一个细节看出：今日所说的阴山主体部分，在秦汉其实被分别称为“阳山”和“阴山”，其中阳山为乌拉后山山系，阴山为大青山-乌拉前山山系。赵国北上拓边夺取前套，向西至西山咀（乌拉山最西侧，濒临黄河的夹角处）而止，未能进一步西进狼山经营后套；秦朝夺河南地，而未能有农耕开发；辽金两朝，与控制后套的西夏对峙，虽然具体界限难以确认，但是必在乌拉山一带；同样的例子还出现在明朝。明朝对河套地区的控制力，主要体现在东胜卫（后论），但是东胜等卫控制的主要是前套平原与鄂尔多斯东北部，而对于乌拉山一线乃至后套明朝没有多少实际经营，主要体现为就是宁夏到东胜之间的一些墩台口岸

者者口，在河套北，北敌入套之冲也。明初，置墩四十于黄河南，列障者者口，以为守御，又有加塔刺、马安赤步等口，俱为守御处云。

洪武间，东胜迤西，路通宁夏，墩台基址尚存。永乐初，残胡远遁，始将守备军马移入延绥，弃河不守。

某种程度上来说这种格局与辽金颇为类似。这种规律甚至一直延伸到中日战争时期，国军与日军在乌梁素海与西山咀一带对峙，日军未能进入后套平原。

这一点也提醒我们，尽管看待河套不妨立足整体，但在实际讨论中最好还是分开来看。即使是同属内蒙古、同为黄河北岸冲积平原的前后套，历史上的联系往往也非常松散。许多针对河套问题的讨论，往往问题就出在这种大而化之、以偏概全，将彼此割裂的各个单元随意的视为一个整体看待的简单处理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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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黄河从北、西、东三面包围的鄂尔多斯高原，可以说是最符合河套本意，也是历史上环境变化最为剧烈的一个板块了。这个我之前的回答中就有所提及：明长城以北的鄂尔多斯高原和以南的陕北黄土高原似乎在地形图上颜色都差不多，但是两者的地貌水文特征其实大相径庭。陕北地区有大量黄河支流，虽然在水土流失后导致陕北变得千沟万壑“天下之民莫穷于延（安）”，但也仍能支撑起一定的农耕经济，且沟壑纵横的地形也能有效阻挡游牧军队的南下；而鄂尔多斯与其相比，平坦倒是平坦了，然而这种平坦的原因，却是其腹地几乎没有什么河流。仅有的一小部分河流，基本为季节性河流，无法支撑农业开发；境内的湖泊，九成为不能用于灌溉的咸水湖。鄂尔多斯的突出特点，便是“干旱少雨”，境内除靠近陕北长城的边缘地区降水量超过400mm可发展农业外，大部分地区降水量不足200mm，个别地区甚至不足50mm，相反蒸发量倒是很惊人，有的地区高达3000mm以上。从土壤条件上看，绝大部分土质为第四纪松散沉积物为主，风力侵蚀严重，极易沙化。以上地形水文特征均决定了横亘在内地与河套平原之间的鄂尔多斯地区极难发展农业，难以为中原农耕王朝实际控制。

更糟的是，从战国到明朝的历代开发，又大大破坏了生态环境本就十分脆弱的鄂尔多斯地区，如史念海所说

西夏模仿唐朝故事，于其境内设立了若干州，可是鄂尔多斯高原竟然无所设立。这已可明显看出，鄂尔多斯高原这时已经没有什么农业了。唐末五代时，河套平原和中原没有什么联系，当地情况邈不可知。当西夏和北宋对峙时，契丹人向西发展，进入了鄂尔多斯高原和河套平原。金和元继之，也统治过这个地方。契丹人在鄂尔多斯高原未闻有什么建树，却在河套平原设立了一个丰州。这个丰州历金及元，......丰州城附近当时可能还有些农业，其他各地大概已都复返于草原了。就是丰州城外些许的农业也难以维持多久。这样的情景历明代至于清代的前期竟再没有多少的变迁。

早期鄂尔多斯水土尚好，战国时这里居住的原住民是所谓“林胡”，即住在森林里的胡人，可见这时鄂尔多斯尚有不少森林；秦汉大力开边，西汉时鄂尔多斯高原的县高达22个；可惜在此以后“由秦及汉，下至隋唐时期，先后皆曾在鄂尔多斯高原设置过县治。县治的设置说明这里成为农业地区。可是愈到后来，设县的数目就愈形减少”，到了唐朝以后直到清末以前高原内部居然就再未设县，可见其内农业活动基本消失。

鄂尔多斯高原东部，地势较高多丘陵，又有多条河流，曾经森林非常繁茂，当地在战国时期被称为“榆中”，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又从渡过黄河南下征服了榆中地区。水土丰茂的榆中令赵武灵王非常兴奋，甚至亲自考察计划穿行榆中一路南下打穿陕北直扑关中。如今，准格尔旗那棵孤零零的“千年油松王”，是曾经茂盛森林的见证者。

鄂尔多斯在中国古代的农业条件，基本就是王小二过年一年不如一年。不过说到明初一直对鄂尔多斯（也就基本上是明朝语境下的河套）漫不经心，乃至于仅有沿黄河南岸的一些墩台而主要由宁夏方面巡防（后论），除了自然条件的恶化，还应该注意到国防格局的变化。

自秦至唐政治中心主要在关中一带，而所面临的外患也主要来源于西北。但是自唐以后，主要的国防压力却由西北转向东北，原本地位稍次的幽燕辽东边地地位骤然提升。契丹出于辽西平地松林，女真出于按出虎水，蒙古也是出于肯特山以东后，又南下席卷辽东燕云而击垮金国。东北一旦出现强敌，幽燕辽东一旦有失会有何等凄惨的结局，只要看看后晋、辽、北宋、金，乃至包括明就一清二楚了。而明代建立后，不管首都是否位于北京，实际上也都继承了这种东北重于西北的观念。

我朝之都燕也，盖与古不同，稍北于周、汉，而大胜于东汉、赵宋矣。

这样的观念，使得洪武年间明朝虽然定都南京，但对东北边疆的重视却仍远高于西北。塞上诸卫中，开平卫位于锡南草原闪电河河谷中，为故元上都；兴和所位于野狐岭北坝上草原中，为故元中都；大宁卫位于努鲁尔虎山与七老图山之间的辽西草原老哈河河谷中，为故辽中京、金北京。这些都是汉唐所基本无有经营的地方，却被朱元璋高度重视，即使后来被朱棣、朱瞻基放弃驻防后也常有明军巡视；反之东胜卫仅控驭前套一隅，对汉唐经营重点鄂尔多斯并不甚在意，正是重东轻西的体现。

只是后来朱棣上位，其人虽然频频北伐展现出强烈的进攻欲望，但是对边防驻守却颇为保守。其在北伐时便考察燕山地形，倾向于弃守大马群山至燕山以北的兴和等平旷地，改为仅守御山脉南侧的古北口等雄关隘口。几十年间明军基本放弃了燕山以北诸据点，最终明虽然继承辽金以来观念而在宣大蓟辽屯集重兵，但是燕山一带格局反而又倒退回了汉唐时代。

汝观地势，远见似高阜，至即又平也。此即阴山脊，故寒。过此又暖。尔等昨日过关，始见山险。若因山为堑，因壑为池，守此，谁能轻度？
——朱棣视察野狐岭以北的兴和时的感慨

关于明初对鄂尔多斯的轻视，常被归因为北方缺人，乃至于同时期蒙古也缺人。其实不光此时，就是之前鄂尔多斯也未必有什么人.......元朝是漠南发展的一个极高峰期，但是元在鄂尔多斯却几无建置，既没有什么州县，也没有像其他地区有诸驸马部落封地等，仅在最南边缘有察汗脑儿站（该站有不少争议），以控驭如此广大的一片地区。对明初来说，鄂尔多斯也就是河套地区上一次有重要地位还是不知多久以前的旧事（宋夏横山之争基本都在陕北，与鄂尔多斯腹地无涉），在明初的征服中也未见当地有过什么激烈抵抗，可预见的未来中完全看不到有任何威胁。仅仅满足于在黄河沿线有一些墩台，自属寻常。

明初的这种处置倒是与初唐颇为类似。唐代河曲的所有州县都位于黄河以南，以北只有驻防军城。在唐初，也是仅在黄河南岸沿线以河为守。将疆域扩张至黄河以北，筑三受降城打造阴山防线，是建国约90年后的事。

鄂尔多斯高原的南缘，是宋夏战争著名的战场横山。广义上的横山，是东起麟州府州，西到六盘山一带的广阔大山，属半农半牧区，也是中国古代的一道天然分界线，党项人就崛起于此。明朝初期，河套无事，陕北俨然内地，故而此时明在陕北并无清晰的势力边界可言。伴随着套虏问题的严峻，明军防线逐渐北上进筑军堡，尤其是重视陕北东北处榆林、府谷、神木三角区地带，并最终以耕种与防守兼顾的前提来构筑边墙，“河套”与陕北的边界由此而确定下来。

以榆林为中心的鄂尔多斯高原南缘，绥德、米脂、榆林、府谷诸地，传统多诸胡部落，民风勇悍尚武。在早期表现为赫连勃勃的胡夏、党项人的西夏割据西北，在研究明朝以前也一般都把这一带视为河套。而明朝这一带又转为“榆林人尚武勇，以斩馘为生计，士敦节义”“地接边荒，人皆尚武，劲悍善战，多将才，有气节”，最终这些陕北小卒村夫，在明末乱世中爆发了惊人的能量。

说到河套，就会让人想起明人屡次图谋的“复套”。早在明正统年间就有建议指出河套也就是鄂尔多斯高原空旷无守是防线中的巨大缺口，应当将防线北伸沿着黄河南岸一路驻防，后来亦多次出现类似提议。坦率的说，大多缺乏可操作性。一些关于土地恶劣的描述令人怀疑有不知兵的文官夸大其词的嫌疑，但是一些主张进取的论调也失之天真。如丘濬以胡夏与西夏“盍思赫连之建国，元昊之列郡，皆在此地，何从得食乎”来反驳河套气候恶劣不适宜农耕的论调——他大概不知道定难军的夏绥银和匈奴统万城几乎都在陕北明长城沿线，今陕西省境内。

总的来说，能搜套、能把蒙古部落撵走，跟能实现军事稳固占领完全是两码事；有在南部边缘零星季节性耕作的记载，跟整个地方适宜农耕、能作郡县更是完全两码事。即使是单纯的沿黄河南岸修筑军城以作防御也必然伴随数十年的反复清剿与移民实边，经历天文数字的开销后仍然吉凶未卜。明代西北贫困财政匮乏、河套愈发恶化的自然环境、明军愈发下降的战力，基本已经决定了复套的不可行。

河套之弃，今多追咎其失策，然亦当时事势不得不弃也。何者？我未有以制其死命，令彼得屯牧其中，纵驱之去，终当复来。

另，清代民人渐渐北上开垦鄂尔多斯，不过基本都集中在长城沿线，毛乌素沙地南缘。这种农垦活动使得后来陕西省界稍稍越过了明长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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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平原，是河套三大平原中的“西套”。一般是指黄河与贺兰山之间，青铜峡以北的银川平原，有时还包括青铜峡以南狭长的卫宁平原。

总的来说，西套与内地的联系在河套诸地中最为紧密，很多时候几乎就被视为陕甘的自然延伸，原因在于其不但水利发达，以农为主，且与内地的交通非常便捷。我之前曾谈过固原镇的交通，宁夏镇与之颇为类似。宁夏城，即今银川市，沿南边清水河河谷，可直接进入六盘山达固原，进而进入内地；沿着苦水河-环河河谷，可直达关中来到西安；由黄河蜿蜒而上，进中卫而入陇西；环瀚海东走，可达延绥。与周边内地便捷的交通使其得以长期稳固。当然凡事总有例外，不信你看大宋...

宁夏面对的外部威胁，一个是黄河以东，鄂尔多斯高原西缘的“瀚海”，平旷难守常被毁墙而入；一个是北侧镇北关处，冬季蒙古渡冰河而来；最重要的是贺兰山上宽阔的山口“赤木口”，常被蒙古大军涌入。

宁夏墩台烽火西接庄浪，往年未尝通一虏骑，今年五月，虏自西海由庄浪循广武营至贺兰山赤木口南宁夏地界，拆墙入境，骑以四万计，飞尘数十里，略无畏忌。

宁夏既对内地有交通之利，又能顺黄河而下顾及河套诸平原（后套磴口至呼和浩特喇嘛湾段，是内蒙古仅有的能通航内河河段），故而对经营河套有重要意义。唐朝的朔方节度使，就以今宁夏平原为核心。

明初也是类似情况。尽管在后来“明朝河套”几乎已经和“东胜卫”完全绑定，但就如前所叙：东胜卫仅能负责前套一带；广大的河套即鄂尔多斯几乎没有什么布置。实际上，当时从宁夏以北，直到东胜卫以西黄河沿线的防务可能也要靠黄河上游的宁夏方面来担负，如《宁夏志》：

东至延安界倒塔儿，南至平凉界白崖子，西出贺兰山接沙漠之地，北亦地连沙漠。东南至庆阳界清平关，西南至凉州界大沙子，东北至东胜，西北至亦集乃。

同时还会有陕北、大同等方面的配合。永乐时，宁夏总兵何福便奏请恢复东胜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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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于要推进到最后一项，也就是“东胜地”“丰州滩”“土默川”指向的前套平原了。

有个问题：如果东胜卫、玉林卫、靖虏卫等仅能控驭前套一带，而并不能掌握鄂尔多斯、后套西套的广大地区，那东胜诸卫的实际定位是什么？

是做山西的外层防线。

山西号称山河表里，但是也有漏洞。晋西南的“河东地区”与黄河以西的关中几乎浑然一体，以至于直到北宋运城盆地还隶属于关西；而对农耕民族来说，真正稳固的防线只到恒山山脉，偏头关-宁武关-雁门关一线，也就是宋辽边界，山西内长城一线。以北的大同盆地，有着防御上的缺口。一个是大同正北，洪涛山与马辅山（汉朝叫白登山）之间较为平坦，可直接沿着御河进入阴南丘陵（鲜卑王庭弹汗山、北元威宁海均在此）；一个是西北管涔山被浑河（兔毛川）直接切开形成“杀虎（胡）口”，此口将大同盆地与前套平原直接相连，成为了蒙古入寇的大道，隆庆和议后蒙汉贸易的口岸。

（杀虎口）为云中第一冲要地，虏自献琛以来，汉夷贸迁，蚁聚城市，一日不下五六百骑。

大同盆地的这种地理特点，使其一方面在历史上常常具有浓厚的内亚文化色彩（北朝平城、辽金西京），另一方面又使得在北方骑兵丧失对内地威胁后，山西商帮将晋语扩散至了前所未有的广大土地上。

前面已有展示，以呼和浩特为中心的前套是一个由黄河、蛮汗山、大青山围出的三角形平原，大青山也就成了传统山西防线的最北方。至于被人津津乐道的东胜卫，也就不是经营河套的重心，而是拱卫大同山西的外层。这在“北虏”“西虏”的区分中就能体现的很清楚。

北虏据东胜而三关困矣，西虏据河套而偏老危矣，泽、潞、太原、忻、代相继而犯，而全省且骚动矣。

前套平原的这种定位，可以从汉朝初年看出。传统的说法，是说秦末大乱，整个河套全部丢失了，其实不是这样，汉朝初年尽管非常被动，但是仍然保有定襄郡、云中郡一带的前套平原。这其中有几个原因：前套早在赵国时便被纳为疆土，赵国、秦朝都在此建筑长城留下了大量防御工事，西汉可以有效的在此抵抗缺乏攻坚能力的匈奴人；此外，前套毗邻山西，虽然联系内地不能像后世宁夏那般容易，但也能走山口进平城、马邑（朔州）等地，还能靠喇嘛湾（古称“君子渡”）的黄河水运与山西取得一定物资支持，故而得以勉强支撑。

至于明朝的丰州滩，也不用再多提了。明朝大致是两头冷，中间热；明初的时候北方残破，至靖难之役后更甚，转运艰难屯垦不利无法自给自足，加上朱棣对整个漠南的内缩当时没有边警的东胜遂被放弃，不过此后明军仍然时常巡视东胜一带；明末俺答汗下了大力气建设丰州滩，凭借游牧汗国的体制优势与军事实力的强大得以获得一段时间的成功，然而很快便无可奈何花落去。严峻的天灾和大量的汉人逃亡导致板升几乎陷入崩溃。而在俺答汗死后，强盛的大明金国极速衰落下去，在大板升之战等内乱中，俺答一生的心血亦渐渐化为乌有。再后来林丹西征、土默特沦为内属旗、乌兰察布建盟、民人偷垦私垦与土默特牧民走向赤贫之类都讲过，不多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