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军对河南的进攻在华北抗战失败后就开始了。从北面,1937年10月中旬,华北日军沿平汉铁路往南进军,豫北告急。11月5日,豫北重镇彰德(今安阳市)陷落,之后,河南逐步沦陷。1938年2月6日,日军分两部进犯豫北。一部沿大名公路进犯濮阳,先后占领清丰、濮阳、长垣、封丘等县,往新乡以南进攻;另一部日军从彰德出发,沿平汉铁路往南侵犯,2月11日至3月中旬,先后占领汤阴、淇县、汲县、辉县、新乡,与前路日军会合。两路日军会合后向西进犯,焦作、济源沦陷后,黄河以北全部沦陷。1938年4月,日军任命肖瑞臣继续担任隶于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的河南省之省长,对沦陷区进行殖民统治。
从东面,1938年5月13日,来自徐州方向的日军占领了豫东永城县,接着,28日又占领了商丘。从6月1日开始,日军先后占领杞县、通许、尉氏、太康,国民党军队撤退到豫西山区。6月6日,日军占领河南省省会开封后,一路向西,侵入中牟,直逼郑州。6月9日,国民政府扒开花园口黄河大堤组织日军前进的步伐。
从南面,1938年10月12日,来自皖西方向的日军攻克固始、光山、罗山、商城等县城后,完全控制了整个信阳,将豫东与皖西连成一片,并与其他日军形成合围武汉之势。
到1938年10月25日武汉失守时止,河南省的豫北、豫东、豫南共50余县沦陷。河南省111县,半壁沦入敌手。而国民党一、五战区主力退据黄河以南、新黄河以东半壁江山,控制了另外半个河南的约60个县与敌对峙达6年之久。
六年后,不甘心坐视太平洋战阵失败的日军为了打通大陆交通线,发动了新的攻势,就是著名的1944年豫湘桂会战。其中在河南,1944年4月18日,日军向河南正面战场发起进攻,在华北日军方面军总司令冈村宁次指挥下,河南战役全面爆发。
4月23日,日军占领郑州、新郑、广武、尉氏、洧川、鄢陵、密县等县后,沿平汉铁路南犯,并于24日占领长葛。5月1日许昌陷落,之后日军分兵两路进行侵略。一部分日军沿平汉铁路继续南下,攻占铁路沿线城市,临颍、郾城、漯河、遂平、西平先后失陷。
5月9日,南下日军与信阳北上的日军在确山会合,控制了河南境内的平汉铁路,也使平汉铁路全线打通,为豫湘桂战役提供了极为重要的交通运输保障。同时,另一部日军主力第三十七、二十六师团及坦克第三师团,从许昌向西迂回,先后攻占禹县、郏县、襄城、临汝、登封、宝丰、鲁山等县,并于5月7日攻占洛阳南郊龙门高地。
5月12日,由山西渡过黄河的日军第六十九师团攻陷渑池、新安,直逼洛阳城西。
5月9日,自郑州沿陇海铁路西犯的日军“菊兵团”攻占巩县,11日占领偃师,迫近洛阳城东。至此,日军完成了对洛阳城的东南西三面包围。5月25日,洛阳城沦陷。6月11日,日军占领三门峡境内的灵宝、阌乡,后因兵力不足,日军主动放弃攻势,于6月中旬退回山西。至此,河南战役结束,国民党军队全面溃败。至此河南基本沦丧,中原大地惨遭日本侵略者蹂躏。在这一战役中,国民政府损失兵力20多万,豫中、豫西44座县城和4万多平方公里国土沦为敌占区。
在就要失败的前夜,1945年3月22日,日军开始进袭南阳。4月1日,南阳失守。
在整个抗日战争期间,河南省111个县中有109个县曾遭到日军铁蹄的蹂躏,仅有新蔡、沈丘2个县没有沦陷过。1937年10月21日,沦陷的豫北临漳县(今属河北省)是河南省第一个沦陷县城;1945年2月,南阳的淅川县是最后沦落的县城。
日寇的侵略带来了一系列连锁反应。1938年6月9日,为了阻挡势如破竹的日军,国民政府在郑州花园口决开黄河堤坝,阻挡日军西进,决堤后形成了黄泛区。由于豫东地区离黄河决堤口门最近,地势较低,从而成为黄泛区的中心地带,遭受洪水冲击最大的44个县中,河南省就占了20个县。黄河水夹带着大量的泥沙,洪浪所至,地貌面目全非,地面增高,农民无法在其土地上生存,只好四处逃离。
事实上,即使黄河决口执行者拟定有迁移安置计划,泛滥黄河所致的人口死亡也不可避免,更何况当时以军事保密为先,更是导致大量人员伤亡。正逢伏讯期的泛滥黄河,势如脱缰野马、高屋建瓴般倾灌下游区域,由不得人们采取有效措施,死伤严重。泛水倾泻时,“有夜间来水,人在睡梦中淹死的;有搬运屋内东西房塌砸死的;有慌忙外逃被急流卷去的;有凫水力竭葬身鱼腹的;有木筏撞散落水溺死的;还有围困水中饿死的;身陷淤泥丧生的。”各种死状惨不忍睹。
由河南泛区中的17县村落掩没统计数来看,陈留、中牟、洧川、尉氏、通许、杞县、睢县、柘城、鹿邑、沈丘、项城、淮阳、太康、扶沟、西华、商水、鄢陵各县决口前共计村庄13739个,存7598个,淹没村庄6141个,淹没比率平均达44.7%;其中扶沟情况最为严重,原有村庄987个,淹没竟达896个,淹没率为90.8%,其次是洧川的淹没率76.1%,淹没村庄最多的是太康,有1177个被冲毁、淹没率62.9%,在17县中淹没率高居第4位;17县中大于或等于平均淹没率的有11个县,占总县数64.7%,从统计学角度来讲,河南泛区农村整体性直接受损比率是非常高的。
河南受灾地区共逃离117万2639人,死亡32万5589人,民户财产损失19328万5620元(抗战前国币),各业财产损失24946.6万元,农业减收价值22452.7万元。
抗战后国民政府中央研究院韩启桐、南钟万,利用当时的资料,对西华、鄢陵、扶沟、淮阳、太康、睢县、杞县、尉氏、广武、郑县、柘城、项城、商水、开封、鹿邑、通许、中牟、洧川、沈丘、陈留等20个县因决堤形成的人口逃离和死亡情况进行了综合评价和计算。1936年内政部编印的《户口统计》显示,上述20县人口总数为6 789 098人,决堤后逃离人口为1 172 639人,占人口总数的17.3%;因决堤死亡的人数为325 589人,占人口总数的4.8%。黄泛区中又以西华县和扶沟县人口逃离数最高,分别占到了当地人口数的67.7%和55.1%
黄水退去后,陆续几年间形成了“自西北至东南,长度约达400公里,宽度自30至80公里不等”的黄泛区。黄泛区水退后,在平原上沉积大量的泥沙往往是豫东肥沃良田变沙漠的首要杀手,原本的中原粮仓逐渐变为旱、漠、沙、碱的常灾区。沙化的土地,土壤保水性差,自然降低肥效,虽说可以勉强耕种,但农产收成之低,几与昔日不可同日而语;盐碱化的土地确是根本不能耕作,作物水分的倒毛细现象,使得种子自身水分还要排往外界,更无需从外界吸水,庄稼失去水分只能枯死。“黄河决口全部流水均经豫东、院北夺淮入江,积年以来淮身逐渐游塞,沃野千里多为水渍区,所有黄河故道之豫鲁等地,因骤失水量调和,枯燥如同于砂积地带。”土壤的盐碱化、沙化严重影响了河南当地农业经济的发展。
同时黄河决堤导致泛区防洪排法及灌概系统的破坏,使各水系接纳山地雨水的功效丧失,形成了大雨大灾、小雨小灾、无雨早灾的恶劣自然景象;且黄河泥沙游积造成水道搁浅,又使得航运业下滑导致工商业发达的城镇从此萧条:泛水过后泥沙充斥土地,使得泛区土壤逐渐沙化、盐碱化,影响农业生产;低窪地带长期存水又为产苹丛生形成輕灾,由此可知黄河决口导致生态环境恶化,恶化环境又引发自然灾害频仍,从而推理出黄河决口引发当地社会经济衰退,而生态环境恶化更为黄泛损害最恶劣的后果。这恶劣的后果一直持续影响到今天。
花园口黄祸之后灾祸接踵而来,抗战期间河南境内灾害频发,“旱灾、蝗灾、匪灾及黄河泛滥等灾相继而至”,1941~1943年的灾荒是河南近百年历史上最惨烈的灾害,电影《1942》反应的正是这次巨灾。
灾荒在1941年就初显端倪,水、旱、风、雹、虫等各种灾害汹涌而来,全省92个县市遭灾,农作物严重歉收,但由于往年人民尚有储藏,还不至于酿成大灾。从1942年起开始呈现出大荒之象,自春至秋干旱无雨,又有其它灾害交相侵袭,加上去年刚遭大灾,人民储粮告罄,因而引起特大饥荒,全省嗷嗷待哺的饥民达1000万人之多。到1943年灾情达到极致,豫西、豫北发生特大蝗灾,春夏之际豫东又两度被水,全省饥民增至3000万,两年中饿死者有200 多万人。至1944年,灾情有所缓解,但局部地区仍较严重。春夏之交,河南有 42 个县被蝗,此时疫疠肆虐,如同雪上加霜,河南人民因此陷入了地狱般的绝境。
这次大灾引起的人口迁移规模之大是惊人的。据1942年6月份调查,汜水县人口为95371人,其中1942年春外出逃荒要饭者29648人,饿死、病死、食品中毒死去者共3346人,全县共剩下62277人。仅1942年,河南“饿死300万人,流亡他省300万人”。1944年豫湘桂战役爆发后,战役所及地区的人民又掀起了新一轮的逃亡活动。
据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1月河南省善后救济分署的调查:“豫籍难民流亡省外者有五百余万人,流浪省内无家可归者有八百余万人,合计待救难民一千三百余万人。”
八年抗战,河南难民及流离人民总数居全国之首,人数达1453万3200人。
打仗就要兵,无论武器装备还是兵员素质都远远逊色于日军的状况下,数量优势成为中国军队唯一的优势。
抗战初期,国民政府在各征兵省份实行征募并行以募兵为主的征兵政策。为了使沦陷区的壮丁免被敌用,国民政府虽明知募兵有损征兵制的推行,但为了充裕战时兵源,国民政府还是采取征募并行政策,只是将原来的以征为辅改为以征为主兼及招募。
征兵过程的第一阶段是抗战初期,“各地民众抗战情绪高涨,自动服役者较多。及至第二阶段自动服役者少,遂进入直接征兵” ,也就是通过抽签服役时期。所谓的“抽壮丁”(“抽丁”),就是通过抽签的方法决定壮丁服兵役的先后。“年度征兵,先由保甲户籍干事造具花名册,按三丁抽一,五丁抽二的原则抽签,中签者即为应征对象。兄弟多的先服役。但因政治腐败,徇私舞弊现象严重,地方官绅富豪的子弟,实际上免征。而贫困农民子弟被迫多次应征服役,不从者,就以绳索捆绑捕捉强征,人们称为“拉壮丁”。
据统计八年全国实征壮丁1392万人。巨大的征兵数量、战场兵员的伤亡,致使国民政府只求壮丁的征调,只求每年各省县按征召分配名额交足即可,至于征召的方式,政府不大追究过问,这样就使得壮丁抽调过程中出现了抓壮丁的现象。
而兵役部下达给各省的征兵指标悬殊尤甚,并没有按照人口调查中的壮丁额核拨。以1943年为例,河南的征丁数竟然占到了全体男子的2.25%,当时正是1941-1943年大灾引发的大饥荒中,当年饿死人口三百万,国统区实际只有六十余县,仍然实征壮丁20万人。八年抗战,战前人口3500万的河南实征丁数达到189万8356,高达全国第二位。而第一位的是处于大后方人口5000万的四川,征丁257万8810人。
如果我们考虑到沦陷区占河南近一半的实际情况,河南用一半多的面积和人口就供给了全国第二多的壮丁,其平均出丁比率也已经远超过了四川。其贡献和所付出的代价也都是惊人的。
而河南贡献的不只是壮丁。在连续大灾之下,河南还供给了国民政府征收的大量粮食。据档案记载。1941年河南大灾初起,河南本年完成田赋实征158万2875石,在全国仅仅位列四川、湖南、江西之后为第四。在旱灾最甚的1942年,虽然蒋介石减免了灾区的部分军粮征收额,但河南还是完成了征收田赋245万石,负担不减反增。到1943年,仍在大旱中挣扎的河南民众上缴了田赋302万2513石,全国范围内次于四川、湖南、江西、陕西列第五位。
从1937年10月到1945年8月,抗日战火遍及河南109个县。八年抗战,河南共出壮丁189.8万人,为抗战服役400万人,战死及伤残者30万人,流离失所者20万人,全省总人口由战前的3500万锐减至3000万。
抗战期间,河南省先后损失粮食866万余石,毁房屋120万间,损失牲畜21.5万头,损失物品、农具7800万件,衣物2900万件。河南人民为抗战付出了巨大代价,为抗日战争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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