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抄老档在乾隆时期广为流传??
。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依据《满文老档》原本重抄,分老满文本和新满文本两部重抄本,乾隆四十四年自北京移至盛京崇谟阁
1918~1929年金梁招聘人员翻译沈阳崇谟阁所藏副本,并将其部分内容辑成上下两编发表,题名《满洲老档秘录》,亦称《满洲秘录》;1933~1935年将其部分内容在《故宫周刊》上连载,名为《汉译满洲老档拾零》。1964年台湾学者广禄用汉字译出天命纪元前九年至天命五年档,题名《清太祖朝老满文原档》。1978年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与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合作以乾隆朝重抄档为蓝本全部译成汉文,1990年3 月由中华书局出版发行,题名《满文老档》。
随便百度一下,都知道广为流传要到1990年中华书局发型了。而就是汉译本也是1918年开始翻译。哪来的乾隆时期广为流传??
这么说的人不就像暗示,反间计是满清杜撰在乾隆时期传播吗?但您能不能百度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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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其元《庸闲斋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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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至南都建立,北来人传太宗之密谋,乃知中反间计,于是始有襄愍之谥。
应该说是从南明时期就有了。
“满文老档”就不是给一般人看的。
也是不外传的。
好问题。
清(后金)方史料里现在能看到的最早记载是出自《旧满洲档》,但这部分文字是后添加上去的,字迹和排版都和原文不同,到乾隆时间重抄老档才广为流传(曹天元capo语)。
现在只能指望着第一历史档案馆能够放出天聪三年的内国史院档来做比对,才能搞清楚“反间计”这段到底是内国史院时期就添加的还是入关后修实录添加的了。
《满文老档》:
“二十九日,遣杨太监往见崇祯帝。杨太监以高鸿中、鲍承先之言,详告明崇祯帝。遂执袁都堂,磔之。”
“先是。获明太监二人。令副将高鸿中。参将鲍承先。宁完我。巴克什违海监守之。至是还兵。高鸿中。鲍承先。遵上所授密计。坐近二太监。故作耳语云。今日撤兵。乃上计也。顷见上单骑向敌。敌有二人来见上。语良久乃去。意袁巡抚有密约。此事可立就矣。时杨太监者。佯卧窃听。悉记其言。○庚戌。纵杨太监归。后闻杨太监。将高鸿中。鲍承先之言。详奏明主。明主遂执袁崇焕入城。磔之。锦州总兵祖大寿大惊。率所部奔锦州。掠夺民物。毁山海关而出。”(《清实录》第二册,《太宗文皇帝实录》卷五81~82页)
能看出来实录这段就是把老档的部分填充了情节。
清方还有一个出处是范文程的墓志铭,但说的相当含糊,再考虑到范文程是康熙八年才死,甚至有受到黄宗羲的《大学士机山钱公神道碑铭》影响可能。
“天聪三年冬,(范文程)从跸入蓟门,克遵化,将偏师谕降潘家口、马栏峪、大安口凡五城,皆下之。是时,明宁远总制某将重兵居前,公进秘谋,纵反间,总制获罪去。我师之在大安口者,敌兵围之,公以火器进攻,敌败,围乃解。太宗自将临永平,留公守遵化,攻者甚锐,我前锋势稍困,公突围力战,拔之而归。上嘉其功,授三等阿达哈哈番,信任益笃。”(《内祕书院大学士范文肃公墓志铭》)
然后则是《明史》的记载:“会我大清设间,谓崇焕密有成约,令所获宦官知之,阴纵使去。其人奔告于帝,帝信之不疑。”
最终则是乾隆看着《明史》给袁来个盖棺论定:“袁崇焕督师蓟辽,虽与我朝为难,但尚能忠于所事,彼时主暗政昏,不能罄其忱悃,以致身罹重辟,深可悯恻。”
明方这边“反间计”的源头之一的《明季北略》《东彝大略》的记载是出自周延儒:
“崇焕固以灭虏自任,一旦纵虏至此,惟死战庶足赎也。赖上英明,终不敢以款上奏,第力请率兵入城休养。
上不许,已深疑崇焕矣。都中人又喧言崇焕导虏入犯,上益切齿。
先是,虏出猎,掳我多人,中有二珰,上命侦崇焕者,亦被掳。虏视罪;乃与虏相值,辄避去。及入对,先以危言耸侍臣,冀朝臣惧而从款议之,知为珰也,乃设一计,佯为袁遗书约犯边,答曰:“知道了,多谢袁爷。”又佯惊曰:“乃为珰闻,缚珰亟斩之。”又故遣一奴私放珰归。
珰归,上其事,批云:此用武穆反间之计。上再召崇焕入,即下诏狱。此言周延儒亲语余者,延儒久与虏比,虏每输情,故知其言不诬。又余乡一缙绅从虏归,言前辽事甚悉,以语卧子,卧子奋臂而殴其绅者,即此时之事也。时既下崇焕狱,即擢满桂为武经略,以祖大寿、黑云龙辈俱为统帅。”
这段记载有如下几个问题,一是反间计这段记载和《明季北略》对袁记载的基调不符,且反间计部分有后续修改被插入的感觉。我们可以看一下《幸存录》里这段的记载:
“崇焕固以灭虏自任,一旦纵虏至此,惟死战庶足赎罪;乃与虏相值,辄避去。及入对,先以危言耸侍臣,冀朝臣惧而从款议也。赖上英明,终不敢以款上奏,第力请率兵入城休养。
上不许,已深疑崇焕矣。
都中人又喧言崇焕导虏入犯,上益切齿。再召崇焕入,即下诏狱,而擢满桂为武经略,以祖大寿、黑云龙辈为统帅。”
《明季北略》和《幸存录》都有版本争议,其记载的源流也显得很难考证。
二是文中周延儒的来源不对劲儿,周己巳之变时期就在朝中,若真有反间计事,更该从宫中太监处获悉,但按记载却是从后金方面得知的。所谓“久与虏比,虏每输情,故知其言不诬。”的可信度也实在算不上靠谱。
假如采信这个记载,从“久与虏比”来推断,其人听闻此事当在周延儒督师纵敌被罢免之后,赐死之前,即崇祯十五年到十六年间。
至于明方另一个源头黄宗羲的《大学士机山钱公神道碑铭》时间上比较好确定,应为1645,福王登基的次年。但其记载就语多荒谬了:
“先是,崇焕守宁远,大兵屡攻不得志,太祖患之。范相国文程时为章京,谓太祖曰:昔汉王用陈平之计,间楚君臣,使项羽卒疑范增而去楚;今独不可踵其故智乎?太祖善之。使人掠得小奄数人,置之帐后,佯欲杀之。范相乃曰:袁督师既许献城,则此辈皆吾臣子,不必杀也。阴纵之去。奄人得是语密闻於上。上颔之,而举朝不知也。崇焕战东便门,颇得利,然兵已疲甚,约束诸将不妄战,且请入城少憩。上大疑焉,复召对。缒城以入,下之诏狱。”
明方这边的问题是黄宗羲一脉和清方合作掌握了修史的权力,其辈门户之见深重,对明末人物任意褒贬。详考明方主流对袁的评价,基本都认为袁误国之罪无所逃,争议点在够不够得上谋反大逆。东林黄道周极力为钱龙锡辩解,但对袁的评价是“督臣受劍制閫外,忘親忘君,僨事誤國,雖磔裂莫贖”,程本直肯和袁同死,也承认“崇焕而死於失机也,宜也”。谈迁大量采信周文郁的记载,《国榷》里周文郁曰都不少,也看过《清太宗实录》里的反间计记载,但评袁就是“误国如此,督师之肉,其足食乎?”至于张岱、朱舜水、计六奇等人什么“唐突秦桧”、“贼臣”“卖国”、“崇焕捏十二罪,矫制杀文龙,与秦桧以十二金牌矫诏杀武穆,古今一辙”就更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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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说句,陈其元都是道光时期的人了,隔了200年,他的记载源流不清的话可信度是不够的,他可能看到的邝露诗集已经是历经多次禁毁修改的了。王荣湟考证说邝露诗中南明给袁平反是在永历二三年间(1648-1649),但没法解释《永历实录》里为啥不记,也没法解释什么样的北来朝士能看到顺治九年(1652)才开始修的《清太宗实录》或者看懂满文的《老档》,并以之说服永历君臣。真看到过《清太宗实录》的谈迁对袁啥态度前面有提,不再重复。
《清太宗实录》:
“先是。获明太监二人。令副将高鸿中。参将鲍承先。宁完我。巴克什违海监守之。至是还兵。高鸿中。鲍承先。遵上所授密计。坐近二太监。故作耳语云。今日撤兵。乃上计也。顷见上单骑向敌。敌有二人来见上。语良久乃去。意袁巡抚有密约。此事可立就矣。时杨太监者。佯卧窃听。悉记其言。庚戌。纵杨太监归。后闻杨太监。将高鸿中。鲍承先之言。详奏明主。明主遂执袁崇焕入城。磔之。”
《满文老档》:
“二十九日,遣杨太监往见崇祯帝。杨太监以高鸿中、鲍承先之言,详告明崇祯帝。遂执袁都堂,磔之。”
也就是说根据清朝早期的资料,至少清朝官方对此事早有定论,就是:袁崇焕是被中了反间计的崇祯皇帝冤杀了。
所以别管后来多少人怎么分析崇祯是不是中了反间计,是不是因为中了反间计才杀袁崇焕,这些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
明朝之后是清朝,而清朝官方态度很稳定,一直都说袁崇焕的死因就是崇祯中了反间计。
现在你可以通过分析认定崇祯没有中反间计,袁崇焕死因另有其由,但是你不能否定或推翻清朝的时候官方本来就是这个宣传口径。
《明史》:会我大清设间,谓崇焕密有成约,令所获宦官知之,阴纵使去。其人奔告于帝,帝信之不疑。十二月朔再召对,遂缚下诏狱。
顺便一提,《明史》大多是东林党余孽降清后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