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资本争论（“资本”概念争论）是什么？如何理解论战双方的观点？ 第1页

（部分内容引自为什么现代西方经济学抛弃了劳动价值论？ - 知乎 这个回答）

在标准新古典理论中，一个完全竞争市场下的厂商是所有价格的接受者。生产集是凸的（要素边际产量递减），厂商根据要素市场的价格（利率、工资）选择合适技术，决定要素投入组合。再根据产品市场的价格，决定产品产量。所有厂商的要素需求加总，形成要素总需求，与要素总供给共同决定要素价格。完全竞争市场上，要素报酬是由其相对稀缺程度决定的。要素价格=要素边际生产力。给定其他要素不变，资本存量越大，资本边际产出越小；而给定资本报酬，企业生产时会注意要素组合，在低利率下选择资本密集型技术，高利率下选择劳动密集型技术。最后要确保利率=资本边际生产力。

罗宾逊夫人、斯拉法等英国剑桥的经济学家认为，不同质的资本品加总成资本存量的过程是很可疑的。不同的资本品只能按照价格来加总，而资本品价格本身就受到利润率的影响（成本加成定价）。因此，

资本存量 ——> 边际生产力=利率

这个新古典式子变成了

利率——> 资本投入组合选择

另外，从历时因果的角度看，在经济实际中，也应该是资本家的储蓄和经济增长率决定利率，企业再根据给定利率选择资本投入组合。箭头方向的确是应该从利率到资本。

这些经济学家进一步认为，即使考虑这种箭头的因果关系，也不一定存在利率与边际生产力的对应关系。因为有一种叫reswitching的现象。也就是说，一种资本投入组合在高利率和低利率下是成本最低的，而另一种资本投入组合在中等利率下是成本最低的。高资本密度对应低利率的单调技术关系不再成立。由此导致：

a.资本边际生产力不再是决定利率的因素。资本报酬无法用技术产出关系来解释。

b,将整个经济体用总体生产函数描述以研究增长、波动和收入分配的宏观分析方法是有问题的。

这是英国剑桥派对新古典资本理论的攻击的要点。光看这个可能看不出有什么implication. 然而，结合英国剑桥派用来替代新古典理论的斯拉法1960年出版的《用商品生产商品》，可以明白为什么英国剑桥派认为这场争论是具有很强的意识形态意义的。

斯拉法在1960年出版的《用商品生产商品》一书，其简单生产模型有这么几个特性：

1）由于生产的循环性质，所有的中间投入品和资本品同时也是之前生产过程的产出，因此只有劳动是生产过程的基本投入品（即参与所有产品生产过程的投入品）；

2）模型中不存在统一的资本要素，只有不同质的资本品。这些资本品也是一些生产流程的产出品；

3）每一个生产流程的投入品（包括劳动）组成是固定的（里昂惕夫生产函数）。

光从这几个基本假设就可以看出几个重要implication

a. 作为一种加总要素的资本没了，只有单个的资本品，资本加总问题可以回避了；

b. "资本边际产出"这种概念，现在也不成立了。里昂惕夫生产函数是没有良好定义的边际产出的。按照斯拉法的说法：

因为如果在一个生产部门规模上或在“生产要素比例”上没有改变，就既不能有边际产品，也不能有边际成本。在一个体系中，如果生产在这些方面日复一日地继续不变，就不但很难找见一个要素的边际产品（或者换一种说法，一种产品的边际成本）——干脆在那里就找不见。

斯拉法的模型有更重要的含义。Samuelson早先证明一个nonsubstitution theorem(MWG Proposition 5.AA.2)，证明在一个规模报酬不变、无联合产品、单一基本投入品的里昂惕夫经济中，最优生产技术是唯一的，独立于要素（即独一的基本投入品）价格和产品价格。

回想一下，在新古典模型中，消费者的主观偏好形成商品需求，影响商品价格；商品价格又影响要素报酬（比如一种商品是资本密集的，那么对该种商品的需求增加导致此商品涨价，对资本需求增加，资本涨价），然后又导致技术选择的变更（资本涨价导致厂商选用更劳动密集的技术。）

而在斯拉法模型中，由于基本投入品只有劳动, 投入品组成固定。某种产品需求增加，就增加该种产品（以及该产品生产流程中的投入品）的生产，使用的仍然是原来的生产流程和技术。无需选用别的线性生产技术，更改投入组成。

斯拉法继续引入了一种标准商品作为“不变的价值尺度”。他成功证明了一个式子：r= R(1-w)

其中R代表（按照标准商品计量的）纯产品对生产资料的比例，大致相当于不考虑劳动投入的社会总剩余率（净产出/总投入），独立于商品相对价格。w为纯产品中支付工资的份额，r代表利润率（在斯拉法的平均利润率假设下，也是产品的成本加成率。）因此，斯拉法体系的implication明确了：要素报酬(r,w)是外生变量，不受商品相对价格影响。反过来，商品相对价格则必须被利润率r，即成本加成率决定。

斯拉法说了这么一个故事：资本家与工人的阶级斗争决定社会总剩余的分配，而分配结果则决定商品相对价格；这与新古典主张的消费者需求决定要素需求，从而决定要素报酬的模式相反。难怪左派很喜欢这个故事。

新古典是怎么回应的呢？Samuelson 1966年那篇文章只是承认reswitching现象的正确性，并不是“缴械投降”。比如Stiglitz 1974年在JPE发了一篇书评 （The Cambridge-Cambridge Controversy in the Theory of Capital; A View from New Haven: A Review Article)。他的主要观点是：

(1)资本密度影响资本报酬的因果箭头，不受制于历时关系。因为这是一个一般均衡结果；

(2)reswiching作为特例，不会比吉芬商品对新古典框架的冲击更大。此类稳态(steady-state)下的对比悖论无太大意义；

(3)任何微观特性的加总，例如异质性劳动、资本和个人偏好，都需要一定的前提。资本并不特殊。多数情况下加总是一种合适而方便的近似工具。而且新古典要素报酬和收入分配理论并不依赖于加总的生产函数；

(4)英国剑桥经济学家争辩利润率（利息率）的外生性，但脱离庞巴维克以来把利息率作为跨期价格的新古典共识，是无法理解利率本质的。

总之，在防守侧，新古典方的论点一般是：对资本边际生产力-利润率做一般均衡的解释；否认reswitching悖论的普遍性和重要性；以微观生产函数加总解释要素报酬和收入分配等（注意MWG第5章用的生产集和生产函数概念是非加总的。）

反过来，新古典方对英国剑桥方也有攻击，包括完全采用里昂惕夫技术过于严苛，面对需求和技术变更难以解释现实等等。包括Piketty在著名的《21世纪资本论》中也认为，资本论争以来积累的实证数据已可证明新古典方的正确性。

为理解新古典对英国剑桥的反击，以及理解为何主流经济学很少关心这个问题，看一下Samulson 2001年的一篇文章（A Ricardo-Sraffa Paradigm Comparing Gains from Trade in Inputs and Finished Goods）是很有意义的。前面有人说“由于新剑桥学派的人死得都比Samuelson早（此公至2009年方离去，而对手们都在上世纪80年代先走一步），这场论战竟无疾而终”，这个说法是不对的。首先参与论战的英国剑桥派的不少重要人物今日仍健在，例如Ian Steedman, L. Passinetti, G. C. Harcourt. 其次Samuelson不是那种对手死了就不去打搅的人。2001年的这篇论文其实就是资本论争的延续。

Samuelson这篇文章很简单，主要讲了这么一个事实：在当时，全球中间品贸易占了越来越大的份额。斯拉法的著作名为“以商品生产商品”，自然能够解释中间品贸易带来的gains from trade, 但是这种成功本身就表明了斯拉法模型的局限性。

Samuelson以李嘉图给的绝对优势例子作为出发点：葡萄牙生产一单位的葡萄酒和布匹分别需要0.5单位和2单位的劳动力；英国生产一单位的葡萄酒和布匹分别需要2单位和0.5单位的劳动力。两国贸易之后，显然英国专注生产布匹，葡萄牙专注生产葡萄酒是最优的。现在，Samuelson假定葡萄酒和布匹都能作为中间投入品。现在，葡萄酒可以以0.125单位的劳动加0.25单位的布匹生产，布匹可以以0.125的劳动加0.25的葡萄酒生产。所有商品既是中间投入品又是最终产出品。通过简单计算，Samuelson得出：中间品贸易的得益大大超过简单的绝对优势分工。

Samuelson（2001）年计算的不同贸易模式下的生产可能性边界。最远端是中间品贸易下的贸易得益。

Samuelson指出，无论是按照李嘉图(1817)的绝对优势贸易模式，还是斯拉法(1960)的“以商品生产商品”贸易模式，生产可能性集合都是凸的。现在光凭生产技术，不依赖消费者偏好刻画，根本无从确定均衡点在哪一条折线上，也就无从确定商品相对价格。并且，在中间品贸易模式下，由于产出品同时也是资本投入品，其相对价格的不确定（要需求侧同时决定）实际上再次引入了斯拉法试图去除的要素替代和凸生产集。这个结论并不奇怪，因为Samuelson的non-substitution theorem依赖于单一基本投入品的假设，国际贸易实际上引入了两种投入品（两国劳动），加上中间品贸易之后，消费者需求决定商品相对价格、依据要素价格决定要素比例等新古典现象又回来了。考虑到国际贸易中中间品贸易的愈加普遍，斯拉法模型的适用性堪忧。

讲到这里，回顾一下背景可以增强对剑桥资本论争的认识。最近几十年经济学研究的一大趋势就是实证研究份额的大幅上升（American Economic Association）。数据集的可得性增强、实证方法的成熟、对实际问题的关注都导致针对现实中stylized facts改变标准模型的理论研究趋向。国际贸易领域也是剑桥资本论争的分战场。Samuelson贡献甚多的H-O-S理论，是上世纪70年代左右的主导国际贸易理论，这个理论以要素禀赋和要素密度来解释国际贸易模式和贸易所得分配。Steedman以英国剑桥的立场批判H-O-S理论，说既然资本加总有问题，H-O-S理论依赖要素禀赋也是不能成立的。而当时也的确有越来越多H-O-S理论无从解释的贸易现象，例如产业内贸易和发达国家间贸易份额的增加。自从70年代剑桥资本论争逐渐平息之后，马上是一波国际贸易领域的革命：Dixit and Stiglitz（1977）， Krugman(1980）等，用以解释H-O-S理论难以解释的现象。而Samuelson在2001年写这篇关于斯拉法的文章又是一个关键节点。第二年，Eaton and Kortum(2002)发表，再下一年，Melitz(2003)发表。新古典经济学家不仅识别、建模解释以及量化计算了全新的贸易收益模式（规模报酬递增、商品多样化偏好、行业内厂商异质性等），更首次定量化了古老智慧——李嘉图相对优势所带来的贸易收益。到了今年，更有关于中间品贸易和全球价值链的多阶段一般均衡模型问世（On the Geography of Global Value Chains）。Samuelson（2001）用以赞扬和揶揄斯拉法(1960)的中间品贸易得益，也要被新古典经济学家逐渐揭示了。可以说，正是新古典经济学家的不断努力革新，导致今天他们完全可以站在更高的角度，回顾这场“史前”论争。

“剑桥资本争论”(针对“资本”含义的争论）对新古典经济学根本就是致命的，而整个西方主流的经济学都是以新古典经济学为最基础的根基，它已成为资本主义的一种形识形态，我们不能因为新剑桥学派重建的经济学也出错，就能否定那些对新古典的致命悖论，新古典根本就没有解决，而某些人（比如 @荣健欣 ）的回答根本就是避重就轻，回避悖论，把问题转移到新剑桥学派重建经济学的错误上，好像新剑桥学派错了，新古典就正确一样。同时继续回避新古典的悖论，把其争论的话题转移到枝叶上的假设条件是否满足成立上，由此不停的循环论证，而根本不管主干的逻辑是否正确。

　　首先按新古典其资本定义，资本量的测量意味着加总完全不同的实物，比如坦克和苹果，这两者加总一起，到底是代表苹果还是，代表坦克，从新古典内在的逻辑出发，其加总含义上的意义就无法解释。其次，即便抛开加总含义上的悖论，都还有悖论。正如罗宾逊夫人指出的，依照新古典的资本含义，资本由一组形状不同、功能各异的实物组成，由于缺乏一个共同单位而使生产函数中的资本无法进行实物衡量，只能通过其价值量（或是表现出的货币量）进行加总。另一方面，根据新古典边际生产力分配论，利息率（或利润率）由资本的边际产品决定；为获得资本的边际生产率需要预知资本数量，而实物资本的货币值在新古典理论中则被认为等同于预期收益现值的总和，即：由此，要想求出资本的货币价值须先假定利息率为已知。这就出现了循环推论，即已知r求k、再通过k求r的循环，从而表明单一数量测量的新古典资本概念在逻辑上不成立。实际上，生产函数的目的主要在于表明利息率（或工资率）如何由技术条件和要素比例来决定；如果其中的资本概念难以加总和计量，那么作为新古典根基的生产函数也就失去了意义。新古典是通过生产函数作为成本函数，构建供求曲线。然而新古典的主干逻辑出问题，是否完全竞争，这样的假设条件已经是枝叶上的问题，如果资本的量纲不是生产函数中机器的量纲，无论是否完全技术竞争，都没有意义。完全竞争的市场，逻辑上也会不优化配置资源。

　　不仅如此，新古典几乎所有基础定律在非单一产品模型都不能成立。如新古典其它的一个命题，一种要素价格的改变（比如说降低）会导致生产中使用更多这种要素。因为边际报酬递减定律在其他要素使用量不变情况下，更多使用这种要素会导致边际产品降低。然而，斯拉法指出，资本量依赖于利润率。这仅仅是颠倒了新古典在利润率和资本量之间的因果关系。在新古典生产函数理论，使用资本量的增加应该导致利润率的降低（边际报酬递减），这表面上好像能解释现实，但是在非单一产品模型中技术关系的体系并不能推出这样的结论。如利润率的一个改变会改变资本量的测量，且以高度非线性方式：利润率的一个增加或许使上车增加的价值超过激光，从而导致一个更高的利润率。这种分析进一步意味着一种要素的密集使用（不光资本，还可以是别的要素），或许会导致这种要素的高价格而不是你价格。

（对于现实中的资本家而言，花多少钱用多少钱代表的交换比例才是他们的实际成本，而这种实际成本依据对总量资本来判断是对对自身交换有利，能否获取利润，正如美国资本在国内有先进的机器不用，而跑到越南等国使用廉价值的劳动力成本更低，从技术关系的角度，显然使用先进机器的消耗的生产要素更低，但那些根本就不是资本的成本标准。）

　新剑桥学派的斯拉法从含义解释上可以通过另外一种手段来测量和解释资本资本加总的含义（部分源于马克思经济学，但是忽视了马克思分析商品生产中劳动的二重性），即：把所有机器都还原为以技术关系上时间计算的劳动（根本忽视了马克思分析商品生产中劳动的二重性）。一台制造于2010年的机器可以被认为是2005年用劳动和商品生产出来的，其价值等于年的投入再乘以利润率；2005年的商品投入可以被认为是1995年的劳动投入加上商品投入再乘以利润率；如此而后推，直到非劳动投入被还原为一个可以忽略不计（但非0）的量。

　　但是，从逻辑上根本就不存在斯拉法那种技术关系上的不断回推，因为当生产什么都发生变化，从物质生产的角度，就能找到另一种生产还原这种资本品（或者产品）生产的技术方式，而使而使其逻辑不一致。正如技术生产率提高，资本品技术关系上的成本会下降，但是历史上资本对资本品的支付是已经发生的，在这里以物质数量为基础的物质测量会与现实资本主义的货币经济的矛盾暴露出来，这样资本还原成这种技术关系上的劳动是非常荒唐的。再者战争，战后用直接抢劫、赔尝的机器重建，以前的技术关系与现实的成本核算根本就一刀两断。并且利润率改变引起收入分配变化，收入分配变化，又会引起生产什么物质都会发生变化，因而把资本从时间上还原成实体劳动（具体劳动或者说技术系上的劳动）根本就是荒唐的，而且实体劳动与新古典定义资本品一样是存在异质性的。

　　这也是为什么罗宾逊夫人、萨缪尔森、斯拉法、森岛通夫等把马克思的价值概念说成是多余的，因为他们都把其价值概念，当成了相应的劳动时间决定商品的均衡价格下的实物向量。事实上实物（使用价值）被马克思分析商品交换剥离掉，而直接论述人支配人劳动的权力关系，这样马克思得到了“价值是凝结在商品中的无差别的人类劳动（或价值是异化的人类劳动）。”这个价值概念，它代表的含义马克思用了“权力”来表达，因为支配他人的劳动时间这就代表了权力。从而技术关系与总量价值、总量利润无关，总量价值也与具体的实物无关。

　　但是经济学家误读了马克思的价值概念，根本理解不了经济学研究的是财富增长、资源配置，而马克思经济学研究的确是人支配人劳动的权力关系，新剑桥和新古典的经济学家把通通都把马克思的价值概念与物质数量联系在一起，甚至包括所谓的马克思经济学家斯威奇等都是这样的观点。因而把马克思的观点，看成是部分成正确。（如1973年，森岛通夫在《马克思的经济学》一书中认为，马克思的生产价格概念只有在产业是“线性相关”的情况下才是有效的；在实际工资水平和剥削率都存在的条件下，马克思的价值体系和（生产）价格体系并非互不相容。“如果加以修正和附加某些限制条件的话，马克思的很多命题是正确的，不过这些条件是相当严格的，因而人们会认为马克思在解决‘转形’问题上是不成功的……但是马克思的‘转形’问题并不是想要确立价值和价格之间的比例，相反，他是想证明个别的剥削与个别的利润不成比例。）

　　在这里我特别提到一下西方的马克思新正统经济学派，他们虽然不道知马克思的价值即某种劳动本身的概念，但是通过跨期分析，得到和马克思几乎所有结论一致的逻辑，同样也分析出商品拜物教的观点（他们称之为物质主义）。因为在跨期分析中，由于利润率引起的收入分配变化，连生产什么实物都会发生改变，而同期主义者从而“物质主义”的角度得出价值概念是多余的。在马克思新正统学派的（Temporal Single System Interpretation，TSSI），认为物质主义者（经济学家），从物质数量计量价值法的角度，把价值体系和生产价格体系看作是同时决定的，造成了这两个体系之间的分离，把“转形”问题转变为一个“虚假问题”，物质主义者，根本理解不了支配他人劳动时间即代表权力的含义。TSSI认为，“转形”是在时间顺序中发生的。在这一过程中，先要有一个由经济的技术条件决定的价值体系，以此为源头推导出价格体系，而后两个体系之间出现“跨期”联系。从总体上看，“跨期一元体系”与传统的“转形”问题的区别在于：在传统的“转形”问题中，价格与价值是两个各自独立的“二元体系”；且当期的价值“转形”与下期的“转形”基本上没有任何联系，是一种“单期的体系”。在TSSI中，价值体系与价格体系在时间维度中得到统一，每一期通过“转形”后得到的价格被看做是其后一期还未“转形”的价值，因而将原有的独立的、分裂的单期“二元体系”，综合为跨期的“一元体系”。之所以称之为“跨期”，是因为使用了非供求均衡的和统一利润率均衡趋势动态的方法，强调建立在历期成本基础之上的价值和价格的相继决定，与建立在当期价值和价格基础上的同时计算相对应；之所以称之为“一元体系”，是因为价值和价格被决定时存在着相互依赖的关系。物质主义认为，“物质数量”或者更精确地说技术和工人的实际工资，是价值、剩余价值、生产价格、平均利润以及利润率的唯一的直接决定因素。这里的技术指的是物质投入和物质产出之间的关系，实际工资指的是用物质度量的工资。当给定数量的投入与以前相比有了更大的产出时，技术进步就发生了。如果一个工人与以前相比能够消费更多的商品和服务，其实际工资就在上升，无论这种情况是发生在其货币工资增加还是商品和服务变得更加便宜条件下，都是如此。在克莱曼看来，所有的同期主义解释和理论都隶属于物质主义，揭示物质主义的理论失误是“非常重要的”。他认为，对“转形”问题论争中存在价值和生产价格之间“内部不一致”的观点几乎毫无例外都可以归结到这一点上，“同期主义和价值规律根本无法兼容，当把马克思的理论构建为一种以物质数量为基础的同期主义理论时，毫无疑问马克思的价值理论就变得存在内部的不一致了。如果表明马克思自己事实上是一个物质主义者（马克思所称的商品拜物教）、同期主义者，或者他犯下的错误必须通过同期主义的方法来修正，那么他的价值理论注定会存在内部不一致。TSSI认为，自从博特凯维兹以来，整个“转形”问题论争完全被物质主义的错误解释所支配。新正统马克思主义宣称，马克思的表述无论是价值理论还是对资本主义积累和危机的分析，是完全正确的；马克思并没有犯什么错误，他留给我们的体系在所有要素上都是完整的，马克思远远超越他的时代，但却在倒霉的20世纪被完全误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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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里 @荣健欣 以新剑桥学派的错误，来回避开新古典理论错误的。在和人的争论中，他经常攻击别人实证主义，在这里他确是引用大来的实证，来回避新古典这种技术关系体系的逻辑错误。而不敢逻辑上把新剑桥学派的错误推论出来，因为那样也同样会威胁到新古典。

（如荣健欣引前面引用的：“反过来，新古典方对英国剑桥方也有攻击，包括完全采用里昂惕夫技术过于严苛，面对需求和技术变更难以解释现实等等。包括Piketty在著名的《21世纪资本论》中也认为，资本论争以来积累的实证数据已可证明新古典方的正确性。”“Samuelson这篇文章很简单，主要讲了这么一个事实：在当时，全球中间品贸易占了越来越大的份额。斯拉法的著作名为“以商品生产商品”，自然能够解释中间品贸易带来的gains from trade, 但是这种成功本身就表明了斯拉法模型的局限性。

Samuelson以李嘉图给的绝对优势例子作为出发点：葡萄牙生产一单位的葡萄酒和布匹分别需要0.5单位和2单位的劳动力；英国生产一单位的葡萄酒和布匹分别需要2单位和0.5单位的劳动力。两国贸易之后，显然英国专注生产布匹，葡萄牙专注生产葡萄酒是最优的。现在，Samuelson假定葡萄酒和布匹都能作为中间投入品。现在，葡萄酒可以以0.125单位的劳动加0.25单位的布匹生产，布匹可以以0.125的劳动加0.25的葡萄酒生产。所有商品既是中间投入品又是最终产出品。通过简单计算，Samuelson得出：中间品贸易的得益大大超过简单的绝对优势分工。”）

不能因为别人错了，就能证明你也对。他经常攻击别人实证主义，事实上我们来审示新古典，比如边际报酬递减定律，按边际报酬递减定律含义：在其他要素使用量不变情况下，更多使用这种要素会导致边际产品降低。这种技术关系的逻辑这看似能解释现实当中资本投入增加，而导致的利润率下降，但是在非单一产品模型中，根本就推导不出这个结论。依照新古典生产理论，使用资本量的增加应该导致利润率的降低（边际报酬递减）。利润率的一个改变会改变资本量，且以高度非线性方式：利润率的一个增加或许使上车增加的价值超过激光，从而导致一个更高的利润率。这种分析进一步意味着一种要素的密集使用（不光资本，还可以是别的要素），或许会导致这种要素的高价格而不是你价格。（因而枝叶上争论假设条件是否满足有必要么？逻辑就错了，争论假设条件是否满足有意义么？）

　　另外萨缪尔森虽然通过跨期分析攻击了斯拉法模型的错误，但也不能证明新古典正确，并且萨缪尔森本人就非常隐晦且极不情愿的也诚人新古典的理论也是错的。在这里我上一段话我已经说明。

　　利润是资本生产的目的，从这个逻辑上说，利润对于技术关系（人与物关系）而言是外生变量，不同行业的资本必须保持不低于一般利润率的利润，否则资本就要出局破产。斯拉法的错误，就在于没有彻底的放弃新古典的生产函数和技术关系分析的逻辑。

因为一旦把以物质数量测量的资本形成引入一 般均衡体系，就会出现了内在的不一致性,从而在异质资本品的假设下,一般均衡体系只存在“差别利润率”。斯拉法，虽然假设了一个标准商品体系中,以使不同的资本品部门却拥有“统一利润率”，但是当利润率发生变化，生产什么都会发生改变（根本就不存在斯拉法那种技术关系上的不断回推，因为当生产什么都发生变化，从物质生产的角度，就能找到另一种资本品生产的技术关系或者说技术方法）。斯拉法从物质主义、同期主义的分析发生内在的逻辑不一致，因为收入改变生产什么都会发生改变。除非抛弃物质数量主义的分析，从人支配人劳动时间的权力关系上剥离掉实物，这样才能得到稳定的总量关系。但斯拉法等理解不了马克思价值向生产价格转型的含义，也就不可能理解资本的实质含义是“支配他人劳动的手段”（从马克思经济学出发，资本是价值量的概念，而价值是异化的人类劳动本身。支配他人的劳动就代表了权力），从物质数量的角度来测量资本，这就导致他自身的逻辑也出现和新古典一样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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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我补充说一点，抄书唬人没有意义，我们需要真正理解其逻辑，虽然本人很多时候因为人懒也抄书或者复制自己以前的原话，但是我引的的资料，我都是把其逻辑弄通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