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契约理论对于国企改革有哪些借鉴意义？ 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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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哈特和马斯金俩人的观点矛盾也没有题主引用的文章描述的那么大，就跟目前行为经济学的指导思想“理性化非理性”一样，哈特的意思其实是“契约化非契约”。

举个生活中的例子来说明完全契约理论和不完全契约理论的区别吧，其实这种划分很多时候挺无谓的，学的时候都是放在一块学，很多研究人员也是两种都做，解模型的方法也差不多，为什么要划个道道呢？

话说，A是个程序员，B是一家游戏公司，B雇了A进行软件开发工作。合同上规定了五险一金，规定了每个月基本工资和绩效工资，规定了法定工作时间不超过三十五个小时，还规定了加班的加班费。

开始的几个月都很正常，游戏正常上线。上线之后，程序员的工作稍微轻松了一些，压力都到了服务器运营维护这方面。老板这时候发现流量不够，希望A能够在上班时间当托，和里面的真的玩家多互动，以提高玩家的支付欲望。现在问题来了，当托打游戏的时间算不算正常上班？是不是应该按照正常的工资发放？

这就是不完全合同，因为当初签订的劳动合同只规定了程序员的开发工作和相应的加班费，没有规定如果当游戏托的话，这个工作量怎么算。这就是不完全契约造成的问题。 如果老板强势，那么老板B可能会要求A免费当托。

表面上看老板占了便宜，但是别忘了A是当事人，A可以偷懒，那么A会怎么做呢？A会故意的拖慢自己的工作效率，把自己的上班时间占的满满的，让老板根本无法要求他去当免费的托，而老板也知道A这么做，也会借故找借口克扣A的工资，从而导致A进一步磨洋工……

这就是因为不完全契约所导致的效率损失，因为合同没有规定A完成了任务之后的上班时间是不是可以归老板任意支配。

对马斯金来说，解决方案就是在事前改合同，机制设计虽然不要求人们知道具体的信息，知道具体的行为，但是经常需要机制的设计者知道所有可能的信息集合，和所有可能的行为的集合。这个在现实中经常做不到。所以看委托代理模型的时候，我不知道其他人怎么想，我是经常能爆出“他们怎么可能想的这么复杂”这种想法。

所以马斯金的合同里面需要包罗万象，考虑到所有可能在游戏开发中出现的情形和所有A的行为，并规定在所有这些情形下如何处理劳资关系。而对哈特来说，写这样的合同本身就是极端困难的，甚至于不可能的，因为这样的合同其实要求自己在一开始就预料到所有的可能性。既然这种合同不现实，那么不如简单的规定一下程序员工作时间的所有权，是归老板所有，还是归程序员自己所有。在这个例子下面，因为程序员拥有更多的信息（项目进度，工作难度），把富余时间交给程序员可以创造出更多的激励，故而是效率的改进。而哈特的这种方法是在有限理性和有限信息约束条件下的最优，自然要比马斯金的那种面面俱到的合同（如果能无成本的做到的话）在效率上差一点。

所以哈特的方法其实就是在马斯金的方法上加了一个不确定性的限制——有些信息你不但不知道，并且你还不知道你不知道，哈特的工作就是针对如何用契约尽可能的改进这种存在“不知道自己不知道的信息”的契约的效率。解决方法就是一揽子计划，把所有“不知道自己不知道的信息”所带来的风险和收益明确的划分所有权，具体这个所有权交给谁，交给谁多少，要看契约双方的议价能力，双方的信息对称度等等。

完全契约理论和不完全契约理论都是契约理论，只是后者把非契约的东西想了个办法契约化了。

契约理论和国企改革的关系，要按照哈特的路走，其实就是十几年前张五常说的，明晰产权。比如说，在完成了国家规定的任务之后，对于企业操作过程中产生的一些其他的利益怎么分配？在改革开放之前，这个问题没有答案，所以搭便车现象司空见惯，后来也尝试过承包制，但是这些方法都被证明有各种各样的问题，

这一切问题的根源，就是国有企业产权的问题不好解决。所谓国有，在具体的管理形式上必然表现为某些具体的人管理，也就是产权和管理者是天然分离的。而因为产权自然的赋予了剩余索取权，而剩余索取权按照优化设计应该给予信息的优势方——也就是管理层。那如果管理层收购的话，又会有人质疑国有资产的流失。这个困境，哈特只是给出一个大方向，也没有给出具体的答案，依然有待于有志之士进行理论和实践上的突破，可能是下一个诺奖^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