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是勃列日涅夫，如何在冷战中取得胜利？ 第1页

苏联冷战失败的关键就在于缺乏信仰，他舍不得！

为了赢得全球共产主义的胜利，我们必须不惜付出任何代价。

苏联总人口2亿左右，这从人口数量是不可能赢得冷战的，因为他无法建立完整全面的工业化体系。

这种情况下，要想赢得冷战。

唯一的方法就是，苏联认中国为社会主义老大哥，然后把苏联当时所以掌握的社会主义先进技术全部往中国输送。

以中国十多亿人口的体量，我们可以建成全世界最全面的工业化体系，如果苏联无偿帮忙，这就方便多了。

虽然苏联的技术整体不如美国，但是苏联可以和美国掰手腕这么久，说明他的技术也是不差的、还凑合。

美国之后就是他，全球第二没毛病。

苏联倾全国之力，绝对可以帮助中国在这极短时间内成为一个社会主义工业化强国、全球第二大超级大国。

等中国成为工业化超级大国以后，苏联也还是一个中等强国的体量。

这时候苏联只要认中国为老大哥，为中国提供稳定的能源供应，和负责稳定欧洲大区。他就可以稳居社会主义二哥的地位。

工业化的中国，加上苏联，想都不用想冷战百分百胜利。

至少这种情况下，美国绝对不可能瓦解社会主义阵营的。

全世界的社会主义国家、全世界的无产阶级兄弟们，只有有序团结在中华民族的旗帜下，我们才能赢得最终的胜利。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新中国就没有新地球。

事实就是苏联已经解体了，而现在中国就是全球最大、最先进、最强的社会主义国家。

除了我们，解放全球还能指望谁呢？

打个完全不恰当，但是很通俗易懂的比方。如果当年苏联早一点想通，认识到中国才是全球解放的“真龙”，苏联是“假龙”。逼迫中国认苏联作老大哥，等于让真龙拜假龙，最后假龙是会被给克死的啊。

你看看现在俄罗斯什么状态？

现在全球解放的任务，还不是担子全部压在中国身上了！俄罗斯在亲西方失败以后，又不得不和我们联合。

如果你苏联当初早一点想通这个道理，早一点全力的辅佐中国，不就好了吗？

这样苏联也不会解体，全人类解放也会加速。哎，说到底就是勋宗舍不得，小气啊！

勃列日涅夫面临的问题是意识形态的问题，通常点来说就是辩经的问题。

这个问题太棘手了，如果他真的能解决这些问题，那么他就是和列宁一样的历史地位。称他一句革命导师一点都不为过。

比如，苏联是禁止卖淫的。最大的理由是卖淫不属于劳动生产活动。那么问题来说，保姆，餐厅服务员，模特等等这些职业你如何解释？这些职业在苏联是不是应该全部取缔？

政府的公职人员和工厂的高级管理人员属于劳动者吗？

共产党员的唯物主义客观标准是什么？

等等这些问题。

但要是相当一个裱糊匠，那就简单多了。

苏联的体制特别适合的就是上马大项目。上马大项目可以有效缓解当时苏联的国内矛盾。

比如大规模兴建住宅，就兴建那种现在的小区住宅楼。把兴建这种楼作为苏联官员的首要政绩考核目标。并且考核人均住宅面积。到时候苏联的住宅数量肯定是坐火箭一样蹿升。

还有就是互联网，大力支持发展互联网。争取建设出个社会主义阵营的互联网，开始的时候要求不要太高，能发邮件，查文字资料就行。

从现象的角度来说，从巴黎公社、匈牙利社会主义共和国、十月革命以来大多数情况来看，新生的社会主义国家表现出的共同问题，就是难以持久。

他们在创建时期总是能够表现出极强的组织能力和治理能力，但是在经过两代人以后就陷入迷茫状态。很多社会主义国家都是依靠一个非常卓越的政治强人来维持其运转的。一旦这个强人衰老、去世，社会就陷入混乱，政治体制运转就会出现问题。

这个人亡政息的现象非常值得思考。

不过目前来看，没有什么有价值的思考。比如说，很多人错误地将这个现象归结为社会主义本身的弊端，简单概括为所谓的斯大林体制。这种所谓的观点，实际上就是站在敌对立场上竭尽所能地攻击社会主义罢了，压根不值一提。还有一些人尽管不满意这个观点，却也始终不明白为什么两代人以后就会出现丧失理想信念的问题，而是一味强调加强政治理论学习。

其实这是个政权运行问题，属于技术问题，跟理想信念关系不大。

大部分人思考问题的方向一开始就搞错了。

为什么说这是政权运行问题呢？

举个例子，清朝在意识形态上相对明朝先进吗？不先进。为什么可以存续两百多年？

再举个例子，明朝在意识形态上相对元朝先进吗？先进。为什么明朝也可以存续两百多年？

你看，意识形态先进与否在政权存续这个事情上不是硬相关的。

政权存续的关键其实是两点。第一，统治集团的坚定。第二，统治集团对社会的有效控制。

有人总结蒋介石的独裁统治，用“无效独裁”来形容，一针见血地指出了蒋介石集团既残暴又无能的特点。作为封建王朝的清朝在这方面就远远强于蒋介石，可以说蒋介石连清朝绝尘而去留下的马粪都吃不上热的。最经典的例子，就是蒋介石系统在台湾被民进党玩得像蠢驴一样拉磨——咱就不说他们输掉大陆的事情了，有的人会在这个时候突然变成我党的拥趸，说“不是老蒋不努力，实在是共军太狡猾”。台湾这个例子，难道他们还能说“不是老蒋不努力，实在是民进党太狡猾”吗？是个人都比你聪明，你算个什么东西？

蒋介石的问题，就是他尽管代表了剥削阶级，保持了自己的反动性，而且同时他对部下十分猜忌，确保了自己的独裁地位，但是他没有建立起整合整个剥削阶级维持统治的有效机制。

我们看东汉。东汉通过名士制度，确立了联合豪强地主阶级镇压和剥削民众的政治体制。豪右可以通过制造名士的方式进入东汉政权，东汉政权可以通过征辟名士的方式拉拢豪右，双方形成了良好的流动渠道。东汉王朝出让体制内的权力，豪右则出让自己在体制外压制社会的势力，双方一拍即合，形成了连续一两百年的反动统治。

东汉是反动的，但是东汉持续得并不短，关键因素就是东汉形成了朝野反动势力的大联合。

后来东汉灭亡的主要原因，是政权的生存受到了豪强地主阶级的破坏，体系无法维系下去的结果。豪强地主阶级倾向于无限剥削，但是此举必然导致社会公共事业的崩溃。而一个政权必然以社会公共事务管理为主要工作内容。这就导致了“朝野决裂”。东汉王朝发现豪右贪得无厌、过分破坏了政权统治能力，因此不得不采取措施限制豪右，这就是禁止名士们通过拉帮结派操控权力的“党锢”；但是这些豪强地主阶级不能忍受剥削权力的缩小，放弃了对东汉王朝的支持，以退出意识形态领域的形式纵容太平道传教，最终在社会总崩溃的边缘引爆了农民起义。然后豪右借此机会逼宫，迫使东汉王朝放弃“党锢”。换言之，剥削阶级的激烈内讧，造成了黄巾大起义的有利时机。很多人说劳动阶级内斗很激烈，其实剥削阶级内斗远比劳动阶级内斗激烈，只不过大多数人是劳动者阶层，看不到剥削阶级内斗罢了。最终，东汉亡于剥削阶级内战。

而且东汉灭亡时，豪右继续打着东汉的旗号内战，谁都不舍得丢弃这么好的招牌。有些人还特别怀念东汉时代，期望社会能够再次回到东汉。有些人还以为这是好人。蠢得像猪一样。

早期社会主义国家存在的普遍问题，就是他们没有建立起朝野人才交流机制。

没有人才输送渠道，这就导致社会人才无法流入政权，政权也无法通过社会人才掌握社会。

有个很经典的例子。新加坡。

新加坡是个很有意思的国家。很显然，新加坡不是社会主义国家。新加坡曾经加入社民党国际，但是后来被开除了，所以他们也不是社民党国家。按照我国的定义，新加坡显然是资本主义国家。但是新加坡自己则是一心走自己的路。说起来，新加坡更像是“被社民党抛弃的社民党国家”。

新加坡的人才输送渠道就很有意思。新加坡是所谓“高薪养廉”的制度。实际上就是以高薪从社会各行业招徕精英从事行政工作。这个制度从表面上看有很多意义，但是其核心实质，则是“建立了新加坡政府与社会的紧密联系”，促使新加坡政府与社会形成了紧密结合的整体。

这也就是为什么中国建立科举制以后，社会就突然进入到了一个超稳定结构：

大量的财富之家通过培养子弟参加科举，获得了定期、规律性加入政权的机会，从而构成了朝野稳定联合的局面。

我们看宋朝。这是一个非常反动的王朝。对外软弱无能，对内残暴不仁，代表组织水平的战争能力低下到了到连越南的手下败将侬智高都可以横扫广西的程度。可以说办事能力差得令人发指。但是这个王朝站得很稳。为什么呢？首先就是殿试不黜落人才，避免了张元这样的人才外流。其次就是厚待官僚，公使钱多得花都花不完。然后就是帮派林立，并且残酷打击异己势力。越说越有点像国足了。

但是宋朝能够坚持躺尸上百年，明显强于国足。原因就是国足不能建立一个良好的分赃体制，所以大家都很愤怒，始终要求国足改革，导致国足无法顺顺当当的躺尸。

早期社会主义国家普遍就是缺乏了人才输送渠道。

这个人才输送渠道不能像西汉一样局限在官员推荐上。西汉时期充当郎官的条件主要是三个，一个是赀选，也就是交钱。一个是征辟，就是官员推荐。一个是任子，就是子孙接班。这三个渠道有很大的问题。赀选的问题是作为地方豪强，买个官当当也不能在体制内站稳脚跟。花钱多办事少，很难令人满意。征辟说到底就是关系户。任子也是。征辟和任子必然导致官僚体系的内循环。而这个内循环又会压缩赀选官员的生存空间。这样就导致内循环极其严重。于是朝野分离十分严重。

这就导致了一个问题，西汉社会舆论——在地方实力派控制下的舆论——从汉文帝时期就反对西汉的政治纲领，要求西汉改弦易辙。到了后来汉元帝汉成帝时期，甚至公开发展到声称汉朝气数已尽的地步了。最后汉哀帝甚至承认了这个观点，公开举行了“再受命”的仪式（也就是承认汉朝完了，咱再重建一次）。

这种情况在历朝历代都是罕见的。朝野分离的痕迹已经十分明显了。

倘若汉武帝开科举，那就不会有汉朝气数已尽的说法。

汉朝失败就失败在只有军功贵族，而汉朝扩张已经接近极限，无法制造大量的军功贵族，导致军功贵族无法对抗国内的反动派。典型案例就是陈汤。陈汤斩杀匈奴单于，将军功贵族的活干到了极限。然后他主张打击兼并，要求重启徙陵制（强行迁徙天下豪强去给皇帝守陵）。于是他就遭到了儒生集团一次有一次的打击迫害浪潮，最后被流放到西域去了。打个比方，这相当于清政府将台湾抗日领袖简大狮诱捕以后交给日本虐杀。如此凶残的迫害，不是因为陈汤替人写奏章这点破事儿，而是因为陈汤居然要搞土改。

但是这种成熟的科举制要等到宋代才建立起来了。唐代科举制因为不够成熟，世家肆意瓜分科举名额，引起了社会公愤，最后甚至酿成了黄巢屠长安、李振屠世家的惨烈反扑。

早期社会主义国家遇到的一个大问题，就是朝野分离。

这一点上和西方国家相比还是不同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选举制，本质上东汉的名士制度。这个制度的结局就是党锢之祸、黄巾起义、三国乱世。不是说照搬中国历史，而是帮派林立的最终结果必然是群雄逐鹿。何况他们的社会宗教氛围超过了东汉社会，搞个黄巾不成问题。近些年不已经冲过华尔街国会山了吗？早开始了。

这个选举制有个好处，就是至少在社会总崩溃以前，能够实现反动剥削阶级大联合。即便最后崩溃了，以后也有人怀念、甚至认为制度是好的。

早期社会主义国家的选举制不认同这种名士制度，不赞同社会上的豪强势力。这就导致早期社会主义国家的选举制更加受制于政府本身。于是这就必然导致一个内循环的局面，导致朝野分离。结果就是国家是国家、社会是社会。

苏慈宗是从理想主义时代向国家体制转型。这个时期理想主义者作为被出卖的人却维持了国家运转。苏穗宗则试图打破内循环，强行推行轮换制，每次选举都要换掉三分之一的人。这个制度是挺好，但是这个制度仅仅能够打破内循环，但是同时朝野联系也一样无法稳固下来。所以最终结果就是他的基本盘垮了，干不下去。苏勋宗时代看到被官僚集团反对的下场，竭尽全力收买官僚集团，于是形成了一段时期的稳固统治。这个饮鸩止渴的方法让苏联在这段时期称霸一时。但是这种内循环导致社会分配严重不公平，社会严重不满。于是要求改革的呼声日益高涨，最终迎来了安德罗波夫和戈尔巴乔夫的改革。

戈尔巴乔夫的改革说到底就是建立在这样一个认识基础上：

苏联原有体制不能让在野人士掌握权力，所以我们要彻底摧毁苏联体制，彻底摧毁苏联政府的管理权。

这个改革其实成功了。因为戈尔巴乔夫作为苏联领导人确实丧失了一切权力，而且苏联政府也确实丧失了一切权力。

想干的都干到了，最后结局很差劲。说明什么呢？说明观点错了。

戈尔巴乔夫的反思是错误的。他就是走赫鲁晓夫的路子都不至于输这么惨。

所以苏勋宗时代真正应该干的事情很简单：

开科举就得了。

如果苏联开科举，那么直接结果就是苏联的反对派势力急剧衰减。各类唱衰苏联的公知都会销声匿迹。与此同时会出现苏联文学的盛世，各类“苏东坡”一样的词臣会像火山喷发一样喷涌而出，“宋词”之后出个“苏联艺术”碾压世界不成问题。

但是没开。所以苏联反而出现了一大批吃着作协文联的饭却写日记黑苏的人。

苏勋宗如果开科举，苏联延续个一百多年不成问题。而且苏勋宗很有可能会改成苏文宗。

在这样的情况下，一手笔杆子一手枪杆子，苏联打赢冷战简直是一定的。因为美国吃不到苏联解体大礼包，很难撑过现在。

再加上“加盟共和国”的先进制度，各地封疆大吏爽得不行，欧洲国家的领导人会特别希望加入苏联，以便从国家的管家变成国家的主人。就好像当年美国人从英国人在美洲的管家变成美洲的主人一样，这些人第一时间就会抛弃对女王的效忠。所以打出一个倒卷珠帘的大胜都是可能的。

但是苏联没有这样做。

那么这个身首异处的格局也就只能导致身首异处的结局。